档案新证据——日军侵占下的石景山钢铁厂

    武志辉

    2017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为铭记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对首钢档案馆馆藏的日伪档案进行深入发掘、研究,新发现一批日本侵略者占领石景山钢铁厂的档案材料和玻璃底片。这些材料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掠夺,穷兵黩武,走向失败的铁证;同时也深刻印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如果没有完成民族解放,就不可能通过工业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外,通过这次对日伪时期档案的梳理,也引发了我们对于首钢百年历史的新思考。

    一、石景山钢铁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历史阶段

    关于石景山钢铁厂的历史,已经有很多记载的版本。我们根据新的档案证据,并参考以往的版本,深度发掘了档案历史背景和事件,将新中国成立前石景山钢铁厂的历史沿革,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至1918年,北京周边发现铁矿并筹备开采,北洋政府组建官商合营的龙烟铁矿。

    1911年,察哈尔龙关县(现河北宣化地区)居民采掘辛窑矿石,制售红色颜料。1914年,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eson)发现这种红色颜料是铁矿石,告知当时的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 son),并组织了实地勘察,确认辛窑一带的矿脉丰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铁价暴涨。1918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了龙关铁矿公司,资本500万银元,官商各半。官股由北洋政府交通部、农商部分别出资122万元和128万元。商股由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筹集。个人出资的有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其中段祺瑞个人投资35万元,拥有商股最大股权。上面提到的这些股东们的来头可不小,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段祺瑞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这些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之所以争相解囊,投资龙关铁矿,正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此处矿脉矿石品位高、储量丰富,可以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中华汇业银行经理为卸任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政府总理段祺瑞等9人占该行中方个人投资的53.95%,但所有业务却归银行专务理事日本人柿内常次郎掌管,因此,从铁矿筹办伊始就陷入了日本的圈套。

    不久,安特生发现宣化烟筒山的矿层极佳。从卓宏谋主编的《龙烟铁矿厂之调查》一书的记载中得到佐证:“龙烟铁矿矿层之厚,矿质之佳,亦足为世界太古纪以后水成铁矿中之罕见者,推龙烟为首创,而肾状、鲕状矿并生,亦为其他矿所未有。”北洋政府遂决定龙关铁矿与烟筒山铁矿合并,组建龙烟铁矿公司。所以,历史上是先有龙烟铁矿,后有石景山钢铁厂。由此开始了首钢历史的前世今生。

    第二阶段:1919年至1937年6月,石景山炼铁厂组建,工程建设屡受挫折未能投产,期间遭日本贪婪觊觎并图谋控制。

    1918年,龙烟铁矿建设完成,日产矿石500吨以上,最高日产700吨,计划运送到汉阳铁厂试炼。1919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任命陆宗舆为龙烟铁矿督办。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铁价日跌,矿山生产缩减,因矿石长途转运汉阳炼铁,运输成本太高,占到总成本的38%,运输计划被迫停止。之后,龙烟铁矿对京津冀周边的地质水文、环境气候、原料交通及生产成本等情况进行评估,最终选择在水源充沛的石景山建设炼铁厂。

    人们不禁要问,龙烟铁矿在河北宣化,首钢在北京西郊石景山,两地相隔150多公里,是什么把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呢?由于铁矿石必须经过冶炼,也就是说要经过炼铁工艺,矿石才能变成有用的钢铁产品,因此炼铁工厂的厂址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据时任龙烟铁矿督办陆宗舆所作的“龙烟铁矿公司股东会报告书”记载,之所以选址在石景山是因为“此处地位宽敞,交通亦便,将来铁砂由京绥北来,煤焦由京汉南来,石灰石采之附近将军岭,用水汲之于永定河。炼成之铁,东由京奉运至天津出口,而制出之各种副产物,得售之于京津等处。”此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石景山位于京畿之地,政府极易控制,有利于战时安全。

    1920年,龙烟铁矿委托美国设计日产生铁200吨的炼铁高炉,并从美国采购附属设备。1921年,由美国工程师格林(G.G.Green)指挥,开始建设石景山炼铁厂。1922年5月,已完成炼铁厂建设工程的80%,后因第一次直奉戰争爆发,工程被迫停止。

    1923年2月23日,《京报》登文披露陆宗舆等在商务部支持下与日本洽商借款,使日本得以控制龙烟铁矿的消息,引起国人公愤。农商部在答复议员质问时,否认龙烟铁矿向日方借款,强调按照铁矿特准法,与外人私定矿务合同,一律无效。同年4月15日,复位总统黎元洪视察石景山炼铁厂,许诺拨款复工,后因其再次下野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化为泡影。

    从1924年开始,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炼铁厂工程始终无法推进。1928年7月,国民政府将龙烟铁矿收归国有,交农商部管理。1929年,又划归铁道部,并设置新的龙烟铁矿筹备处。

    1936年以前,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炼铁厂200吨高炉炉体艰难耸立多年,从美国运来的高炉送风机等设备静卧库房,无法开炉出铁。1936年10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龙烟铁矿复兴委员会,任命陆宗舆为委员会督办,欲恢复建设石景山炼铁厂,后因有中日合办争议,双方意见悬殊未果。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炼铁厂终被日军攫取。

    第三阶段: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占石景山炼铁厂。期间进行修复并扩建产能,为战争需要疯狂掠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日军侵占石景山炼铁厂实行军管理。所谓军管理,就是军队对企业无偿占有和支配,随后把企业移交给日本的有关公司经营。1937年12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事变处理大纲”中关于“华北处理方针”明确指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要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1938年4月,日军委托满铁株式会社在华北的“兴中公司”管理石景山炼铁厂,并将其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兴中公司是遭日军占领后移交的企业大户,接收行业包括工矿、电业、交通运输、棉业等,几乎掌控着华北的经济命脉。在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协助下,兴中公司与其共同出资完成厂内修理恢复工程。同年11月20日,修理工程全部竣工,200吨高炉开炉出铁。日军司令部根本少将率日本军政人员参加了开炉仪式,并专门印发简报称1号高炉出铁是“为圣战目的,日支经济合作的具体体现”。开炉仪式上,日本军政要员致辞,奉献祭品,全体三呼“圣战万岁”,猖狂气氛,甚嚣尘上。

    1940年12月,日本军部为扩大生产,对企业进行重组,指令北支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各出资1250万日元,组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负责经营兴中公司转让给北支开发株式会社的“石景山制铁所”,以及占领区的其他行业。北支开发株式会社于1938年11月30日成立,目的是按照“事变处理大纲”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和道路)、通讯、发电、矿冶、盐业及化学工业等。

    1941年,侵略者从日本八幡制铁所移建一座索尔维(Solvay)废热式300吨炼焦炉,于1942年3月陆续开工建设。

    1942年12月,受日本政府指示,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与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共同出资1亿日元,组建“北支制铁株式会社”,经营管理“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及200吨高炉和将军岭石灰矿。

    1943年2月,石景山制铁矿业所改称“石景山制铁所”,计划年产50万吨生铁。日本当局批准陆续从日本拆迁380吨2号高炉、600吨3号高炉各1座,日铁蓄热式副产2号焦炉1座,以及拆迁上海南市区6400千瓦和3200千瓦发电机组等旧有设备,移建于石景山制铁所。同时,为满足战事对生铁及炼铁焦炭的紧张需求,抢建11座日产20吨生铁的特型小高炉、400座野烧土焦窑、319座蜂巢式焦炉,竭力扩充生产能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军占领期间,因战局不利、财政紧张和运输困难等因素拖延,在修复了原有1号高炉,完成2号高炉、11座20吨小高炉、6400千瓦和3200千瓦两台发电机组和1座360吨焦炉的建设之后,其他计划工程终未完成。

    第四阶段:1945年8月至1948年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恢复期间,设备损坏,原料短缺,生产建设举步维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石景山制铁所的生产和工程全部停顿,内外治安极为混乱,厂警自行解散,厂内无力自保,设备器材损坏丢失严重。尽管国民政府令原伪华北靖绥军改称先遣军进驻,但军纪涣散,盗窃肆无忌惮。11月9日,国民党接受大员朱玉伦(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所长)到京,第二天到达石景山制铁所,称“冒险来本厂视察”,惊叹“器材之遗失,难以数计,盗窃益无忌惮矣”。

    1946年2月底,接收工作完成。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石景山钢铁厂”,隶属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将日本久保田铁工所归入“石景山钢铁厂”所属制管厂。1946年底,20吨小高炉、制管厂、1号高炉等相继恢复,但因资金匮乏,运输困难,1号高炉直到1948年3月底才点火开炉。1947年1月, 3200千瓦发电机修复,向石景山发电厂送电。

    1948年底,石景山钢铁厂被解放军接管时,铁矿石仅存1000吨,煤700吨~800吨,铸铁管销售不畅,积压停产。此时的石景山钢铁厂不仅有铁无钢,全厂生产也陷入停顿困境。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野心

    日本对华北资源考察周密,凸显日本侵略的历史文化根源。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对华北的地质、水源、自然灾害、地形地貌,以及民众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调研,图谋掌控华北战略资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纵观日本历史,自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奏请天皇移驾北京,念念不忘“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其侵略思想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众多统治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对外扩张战争观。19世纪,世界列强忙于瓜分中国,给予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机遇,“田中奏折”中提出“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遇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以亚洲第一个工业国的身份,对过去的老师和停滞不前的古老农业国——中国,进行不间断的侵略和欺辱。

    日本为了侵华战争需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军事和经济的情报采集。这些考察活动包括“1928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调查报告”“1930年日本北支开发株式会社调查报告”“1932年日本北支开发株式会社调查报告”,以及“日本海外矿务调查报告”等。上述报告对平津、冀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山东、江苏等地蕴藏的矿石种类、储量和成分进行了详细分析。1935年12月,经日本政府与军部批准,日本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颁发《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要》,提出侵略和控制华北经济,保证日本国防和军事扩张的要求。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石景山炼铁厂,为了给所谓“大东亚圣战”提供战略物资,落实《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要》,根据对华北一系列考察报告提供的情况,在修复炼铁厂的同时,进行大规模扩建,提升生产能力。

    三、日本侵略者扩建石景山炼铁厂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石景山,委托日本满铁兴中公司对厂内外情况进行调查,搜集各种原材料,组织对1号高炉进行修复,开始有计划地掠夺华北战略资源。

    1938年11月,1號高炉恢复生产。1942年12月,北支制铁株式会社接受日军指示,正式接管1号高炉及将军岭石灰矿的生产。

    1943年12月17日,2号高炉由日本釜石制铁所移建完工,点火开炉;3号高炉由日本大谷制铁所移建,原计划1944年12月中旬竣工,因盟军海上封锁,日本国内钢材运输困难等原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工程仅完成60%,只是三座热风炉而已。为配合将来的炼铁和炼钢计划而修筑的120万吨第二贮水池,也只完成40%。

    计划中的日产450吨生铁的4号高炉,准备用日军占领下的湖北大冶1号高炉和2号高炉拼建。1944年开始拆迁,由于在日军占领大冶前,1号高炉和2号高炉设备的一部分已被国民政府迁至后方重庆,留存设备的拆迁也因战局混乱,运输困难,大部分散落在沿途各地。原定1945年3月完成小高炉增强计划的11座高柏氏热风炉,因材料缺乏,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完成9座。

    另外,由于来自龙烟、大冶、金岭镇等处含铁量为50%的铁矿砂占到原矿30%~40%,因粉矿多造成铁产量低。原计划为提高产量建立烧结粉矿工场,解决铁矿供应问题。该计划分两期,采用GreenaWalf式烧结机5台,第一期先安装3台,年产烧结矿15万吨。为了应付急需,又采用制造简单的烧结锅(POT)。计划安装10个烧结锅,每个装入量7吨,产烧结矿4吨,每日可出3锅,10个烧结锅年处理矿粉76660吨。但烧结厂工程因材料缺乏未动工,日本烧结机到战争结束也没运来。

    自1942年12月,日本成立北支制铁株式会社,为扩大战争需要,竭力扩建产能,除修复原有1号高炉外,还完成2号高炉以及发电、炼焦等设备,11座特型小高炉大体完工,具备了日产铁800吨的生产能力。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占领者1938年11月修复1号高炉,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从疯狂侵略扩张,到惶惶不可终日,累计产铁26.26万吨,远未实现年产铁50万吨的计划。

    四、统治与反抗的矛盾激化使侵略者陷入困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和攫取,以保证日本军事扩张的战略需要。因此,其在石景山炼铁厂的生产和建设,极具殖民地性质,不仅体现在野蛮掠夺和残酷压迫,还有设备和生产工艺的落后。

    (一)设备故障频发,产能低下

    在日本近8年的长期占领期间,中日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日寇穷兵黩武,财政困难。炼铁厂原有设备老化,配件缺乏;修复和扩建所需设备及材料,多是从日本各地及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拆迁的旧设备,机件腐蚀,损坏不全。修复、移建只能因陋就简,拆东补西。工程投产后设备欠佳,原料低劣,故障频发,无法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原有的1号高炉,设计日出铁量200吨。虽经修复出铁,但炉砖侵蚀严重,送风机锅炉老化,频频漏水,又因送风压力不足等问题,每日出铁仅六七十吨。

    2号高炉,从日本釜石制铁所移建,设计日出铁量380吨。炉顶频发故障,煤气经常泄漏起火;炉壁质量不良,常有熔渣溢出;风机事故不断,屡屡停风,每日出铁量竟降为四五十吨。

    新建的11座20吨小高炉因热风炉漏风,有的出铁量只有六七吨。

    (二)生产操作和施工质量差

    日寇占领期间,为满足炼铁焦炭的供应不足,使用落后的土法炼焦工艺,修建野灼(日文)焦窑(即土焦窑)400座。蜂巢式焦炉319座,炼焦作业人工操作,极其原始。中国工人没有安全防护,完全暴露在高温粉尘下作业,劳动强度极大,极大损害工人健康安全。

    1号焦炉从日本八幡制铁所移建。工程完成仅作业三年,炉体内外耐火砖、机械和电气设备,多已破旧不堪。原因是日本人为应付战争,急功近利,只求进度,作业草率,施工质量低劣所致。

    一些历史影像资料显示,当时施工过程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工地上土方挖掘搬运工具主要是铁锨和土筐,肩挑人扛,运输主要靠马车、骆驼、毛驴等畜力。1939年以后,随着炼铁产能提升及实施扩建计划,大量需求劳动力。日本侵略者对石景山周边劳动力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雇佣中国工人数量一度达两万多人,其中使用战俘九百余名,还有大量童工。在日本人留下的“华人员工年龄别调查”(1940年7月份)情况统计表中,发现使用童工的比例(最小11岁,最大15岁)为工人总数的7%。

    (三)中国工人遭受严酷奴役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扩建掠夺中,中国工人被强迫在恶劣条件下劳动。据1940年7月统计的“华人工伤表”记载,当月华人职工278人,华人苦力995人,共1273人,工伤20人(其中死亡一人)。由于急剧扩建,施工材料紧缺,安全措施简陋,一是用麻绳捆绑脚手架,安全性极差;二是高空作业没有安全带和拦网保护。

    1943年,在修建2號高炉烟囱时,因工期拖长,脚手架上捆绑的绳子老化松脱,牢度降低,但日本人不许重新绑扎,致使脚手架突然倒塌,造成7人摔死,19人摔伤的惨剧。当时,一名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甚至长达18小时。如每月全勤可得48.98元,按当时物价(玉米面每斤0.3元,白面每斤0.6元)可买玉米面163.27斤,白面81.63斤,考虑到赡养家庭人口,收入明显过低。

    (四)周边农民被残酷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石景山制铁所扩建征地过程中,对周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据在制铁所工作和被征地的工人回忆,鬼子拆房给的补偿极少,一亩上好的水浇地只给230块钱,一间顶好的房子只给200块钱,当时一块砖8毛钱,这点钱垒不起半扇墙。曾经在山下村当过伪保长的张德清说,在山下村51户村民中,因为失地而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行乞度日的就有6户。

    据1938年12月份的《制铁月报》中“苦力使役状况调查”的统计显示,当月使用劳工2.3万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劳工,他们到了工地后就如同进了监狱,在把头的严密控制下完全失去自由,干活累了刚想直直腰,立刻遭到毒打,睡觉时窝棚门口有人看守,出去大小便,也有人跟踪。由于长期沉重的体力劳动折磨,加上吃的是混合面(一种极劣质的面粉,以糠秕、皮壳、豆饼为主要成分,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吃了以后不是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工人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据老工人冀永祥回忆,在1942年七八月间,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就有40多人先后死亡。冬天,劳工们为躲避严寒常会冒险钻进烟道,据陈宝来等三位老工人回忆,亲眼所见被烟气熏死在高炉烟道里的工友,前后就有30多人。

    (五)强化治安,不遗余力推动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其编制的《制铁月报》中,把石景山周边地区划为抗日武装活跃的危险地区,并对这些武装的类别和成分进行了分析。因此,侵略者对安全保卫极其重视,在占领期间对工厂实施“军管理”,并建立了配备轻重机枪的防卫队。1938年4月,日寇建立了“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并强迫周边的36个村参加该会。“爱护会”的主要作用:一是强化治安,二是提供劳动力资源,三是接受殖民统治宣传教育。日本侵略者承诺对这些村庄提供所谓的保护,给村民提供劳动挣钱的渠道,奖励妇女手工劳动,对儿童普及日语的奴化教育,以及提供免费巡回医疗等,强化侵略统治。1939年10月25日,“爱护会”召开各村村长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各村情报报告和警备防卫措施,二是要求庆祝和祭祀活动升日本国旗,三是根据对劳工的需求调整各村承担比例。

    (六)抗日斗争如火如荼

    石景山制铁所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所以受到日本侵华高官的频繁视察。1942年9月12日和1944年8月17日,日本主要战犯——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陆军上将冈村宁次就曾两次巡视。

    日寇的残暴统治,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奋勇反抗。工人们有的消极怠工,有的寻机报复日本监工。而活跃在敌后的抗日组织和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据1938年末刊发的首期《制铁月报》记载:“1938年11月25日上午10点警员阿部、小山和其他3人因制铁工程到军庄石灰山出差,遇到约50名匪贼袭击,情况十分危急;下午4点撤退,平安回所。”

    1939年2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司令员萧克,政委陈漫远。1939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王长林、白振东进入石景山制铁所。1940年秋,石景山制铁所所在的宛平县,成立中共党支部91个,党员1624名。根据1938-1945年各期的《制铁月报》记载,威胁日寇占领安全的武装抗日活动就有59次。

    五、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从而无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遭受的苦难说明: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我们仍要通过这些史实向世人揭示:日本否认侵华历史,就是为侵略翻案,就是挑战《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确立的战后世界秩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和攫取经济利益。

    中国人民只有通过不断地促进自身发展,增强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彻底遏制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

    作者单位:首钢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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