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新证据——日军侵占下的石景山钢铁厂
武志辉
2017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为铭记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对首钢档案馆馆藏的日伪档案进行深入发掘、研究，新发现一批日本侵略者占领石景山钢铁厂的档案材料和玻璃底片。这些材料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掠夺，穷兵黩武，走向失败的铁证；同时也深刻印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如果没有完成民族解放，就不可能通过工业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外，通过这次对日伪时期档案的梳理，也引发了我们对于首钢百年历史的新思考。
一、石景山钢铁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历史阶段
关于石景山钢铁厂的历史，已经有很多记载的版本。我们根据新的档案证据，并参考以往的版本，深度发掘了档案历史背景和事件，将新中国成立前石景山钢铁厂的历史沿革，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至1918年，北京周边发现铁矿并筹备开采，北洋政府组建官商合营的龙烟铁矿。
1911年，察哈尔龙关县（现河北宣化地区）居民采掘辛窑矿石，制售红色颜料。1914年，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eson）发现这种红色颜料是铁矿石，告知当时的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 son），并组织了实地勘察，确认辛窑一带的矿脉丰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铁价暴涨。1918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了龙关铁矿公司，资本500万银元，官商各半。官股由北洋政府交通部、农商部分别出资122万元和128万元。商股由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筹集。个人出资的有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其中段祺瑞个人投资35万元，拥有商股最大股权。上面提到的这些股东们的来头可不小，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段祺瑞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这些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之所以争相解囊，投资龙关铁矿，正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此处矿脉矿石品位高、储量丰富，可以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中华汇业银行经理为卸任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政府总理段祺瑞等9人占该行中方个人投资的53.95%，但所有业务却归银行专务理事日本人柿内常次郎掌管，因此，从铁矿筹办伊始就陷入了日本的圈套。
不久，安特生发现宣化烟筒山的矿层极佳。从卓宏谋主编的《龙烟铁矿厂之调查》一书的记载中得到佐证：“龙烟铁矿矿层之厚，矿质之佳，亦足为世界太古纪以后水成铁矿中之罕见者，推龙烟为首创，而肾状、鲕状矿并生，亦为其他矿所未有。”北洋政府遂决定龙关铁矿与烟筒山铁矿合并，组建龙烟铁矿公司。所以，历史上是先有龙烟铁矿，后有石景山钢铁厂。由此开始了首钢历史的前世今生。
第二阶段：1919年至1937年6月，石景山炼铁厂组建，工程建设屡受挫折未能投产，期间遭日本贪婪觊觎并图谋控制。
1918年，龙烟铁矿建设完成，日产矿石500吨以上，最高日产700吨，计划运送到汉阳铁厂试炼。1919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任命陆宗舆为龙烟铁矿督办。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铁价日跌，矿山生产缩减，因矿石长途转运汉阳炼铁，运输成本太高，占到总成本的38%，运输计划被迫停止。之后，龙烟铁矿对京津冀周边的地质水文、环境气候、原料交通及生产成本等情况进行评估，最终选择在水源充沛的石景山建设炼铁厂。
人们不禁要问，龙烟铁矿在河北宣化，首钢在北京西郊石景山，两地相隔150多公里，是什么把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呢？由于铁矿石必须经过冶炼，也就是说要经过炼铁工艺，矿石才能变成有用的钢铁产品，因此炼铁工厂的厂址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据时任龙烟铁矿督办陆宗舆所作的“龙烟铁矿公司股东会报告书”记载，之所以选址在石景山是因为“此处地位宽敞，交通亦便，将来铁砂由京绥北来，煤焦由京汉南来，石灰石采之附近将军岭，用水汲之于永定河。炼成之铁，东由京奉运至天津出口，而制出之各种副产物，得售之于京津等处。”此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石景山位于京畿之地，政府极易控制，有利于战时安全。
1920年，龙烟铁矿委托美国设计日产生铁200吨的炼铁高炉，并从美国采购附属设备。1921年，由美国工程师格林（G.G.Green）指挥，开始建设石景山炼铁厂。1922年5月，已完成炼铁厂建设工程的80%，后因第一次直奉戰争爆发，工程被迫停止。
1923年2月23日，《京报》登文披露陆宗舆等在商务部支持下与日本洽商借款，使日本得以控制龙烟铁矿的消息，引起国人公愤。农商部在答复议员质问时，否认龙烟铁矿向日方借款，强调按照铁矿特准法，与外人私定矿务合同，一律无效。同年4月15日，复位总统黎元洪视察石景山炼铁厂，许诺拨款复工，后因其再次下野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化为泡影。
从1924年开始，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炼铁厂工程始终无法推进。1928年7月，国民政府将龙烟铁矿收归国有，交农商部管理。1929年，又划归铁道部，并设置新的龙烟铁矿筹备处。
1936年以前，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炼铁厂200吨高炉炉体艰难耸立多年，从美国运来的高炉送风机等设备静卧库房，无法开炉出铁。1936年10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龙烟铁矿复兴委员会，任命陆宗舆为委员会督办，欲恢复建设石景山炼铁厂，后因有中日合办争议，双方意见悬殊未果。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炼铁厂终被日军攫取。
第三阶段：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占石景山炼铁厂。期间进行修复并扩建产能，为战争需要疯狂掠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日军侵占石景山炼铁厂实行军管理。所谓军管理，就是军队对企业无偿占有和支配，随后把企业移交给日本的有关公司经营。1937年12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事变处理大纲”中关于“华北处理方针”明确指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要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1938年4月，日军委托满铁株式会社在华北的“兴中公司”管理石景山炼铁厂，并将其改名为“石景山制铁所”。兴中公司是遭日军占领后移交的企业大户，接收行业包括工矿、电业、交通运输、棉业等，几乎掌控着华北的经济命脉。在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协助下，兴中公司与其共同出资完成厂内修理恢复工程。同年11月20日，修理工程全部竣工，200吨高炉开炉出铁。日军司令部根本少将率日本军政人员参加了开炉仪式，并专门印发简报称1号高炉出铁是“为圣战目的，日支经济合作的具体体现”。开炉仪式上，日本军政要员致辞，奉献祭品，全体三呼“圣战万岁”，猖狂气氛，甚嚣尘上。
1940年12月，日本军部为扩大生产，对企业进行重组，指令北支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各出资1250万日元，组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负责经营兴中公司转让给北支开发株式会社的“石景山制铁所”，以及占领区的其他行业。北支开发株式会社于1938年11月30日成立，目的是按照“事变处理大纲”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和道路）、通讯、发电、矿冶、盐业及化学工业等。
1941年，侵略者从日本八幡制铁所移建一座索尔维（Solvay）废热式300吨炼焦炉，于1942年3月陆续开工建设。
1942年12月，受日本政府指示，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与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共同出资1亿日元，组建“北支制铁株式会社”，经营管理“石景山制铁矿业所”及200吨高炉和将军岭石灰矿。
1943年2月，石景山制铁矿业所改称“石景山制铁所”，计划年产50万吨生铁。日本当局批准陆续从日本拆迁380吨2号高炉、600吨3号高炉各1座，日铁蓄热式副产2号焦炉1座，以及拆迁上海南市区6400千瓦和3200千瓦发电机组等旧有设备，移建于石景山制铁所。同时，为满足战事对生铁及炼铁焦炭的紧张需求，抢建11座日产20吨生铁的特型小高炉、400座野烧土焦窑、319座蜂巢式焦炉，竭力扩充生产能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军占领期间，因战局不利、财政紧张和运输困难等因素拖延，在修复了原有1号高炉，完成2号高炉、11座20吨小高炉、6400千瓦和3200千瓦两台发电机组和1座360吨焦炉的建设之后，其他计划工程终未完成。
第四阶段：1945年8月至1948年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恢复期间，设备损坏，原料短缺，生产建设举步维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石景山制铁所的生产和工程全部停顿，内外治安极为混乱，厂警自行解散，厂内无力自保，设备器材损坏丢失严重。尽管国民政府令原伪华北靖绥军改称先遣军进驻，但军纪涣散，盗窃肆无忌惮。11月9日，国民党接受大员朱玉伦（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所长）到京，第二天到达石景山制铁所，称“冒险来本厂视察”，惊叹“器材之遗失，难以数计，盗窃益无忌惮矣”。
1946年2月底，接收工作完成。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石景山钢铁厂”，隶属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将日本久保田铁工所归入“石景山钢铁厂”所属制管厂。1946年底，20吨小高炉、制管厂、1号高炉等相继恢复，但因资金匮乏，运输困难，1号高炉直到1948年3月底才点火开炉。1947年1月， 3200千瓦发电机修复，向石景山发电厂送电。
1948年底，石景山钢铁厂被解放军接管时，铁矿石仅存1000吨，煤700吨～800吨，铸铁管销售不畅，积压停产。此时的石景山钢铁厂不仅有铁无钢，全厂生产也陷入停顿困境。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野心
日本对华北资源考察周密，凸显日本侵略的历史文化根源。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对华北的地质、水源、自然灾害、地形地貌，以及民众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调研，图谋掌控华北战略资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纵观日本历史，自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奏请天皇移驾北京，念念不忘“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其侵略思想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众多统治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对外扩张战争观。19世纪，世界列强忙于瓜分中国，给予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机遇，“田中奏折”中提出“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遇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以亚洲第一个工业国的身份，对过去的老师和停滞不前的古老农业国——中国，进行不间断的侵略和欺辱。
日本为了侵华战争需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军事和经济的情报采集。这些考察活动包括“1928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调查报告”“1930年日本北支开发株式会社调查报告”“1932年日本北支开发株式会社调查报告”，以及“日本海外矿务调查报告”等。上述报告对平津、冀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山东、江苏等地蕴藏的矿石种类、储量和成分进行了详细分析。1935年12月，经日本政府与军部批准，日本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颁发《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要》，提出侵略和控制华北经济，保证日本国防和军事扩张的要求。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石景山炼铁厂，为了给所谓“大东亚圣战”提供战略物资，落实《华北产业开发指导纲要》，根据对华北一系列考察报告提供的情况，在修复炼铁厂的同时，进行大规模扩建，提升生产能力。
三、日本侵略者扩建石景山炼铁厂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石景山，委托日本满铁兴中公司对厂内外情况进行调查，搜集各种原材料，组织对1号高炉进行修复，开始有计划地掠夺华北战略资源。
1938年11月，1號高炉恢复生产。1942年12月，北支制铁株式会社接受日军指示，正式接管1号高炉及将军岭石灰矿的生产。
1943年12月17日，2号高炉由日本釜石制铁所移建完工，点火开炉；3号高炉由日本大谷制铁所移建，原计划1944年12月中旬竣工，因盟军海上封锁，日本国内钢材运输困难等原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工程仅完成60%，只是三座热风炉而已。为配合将来的炼铁和炼钢计划而修筑的120万吨第二贮水池，也只完成40%。
计划中的日产450吨生铁的4号高炉，准备用日军占领下的湖北大冶1号高炉和2号高炉拼建。1944年开始拆迁，由于在日军占领大冶前，1号高炉和2号高炉设备的一部分已被国民政府迁至后方重庆，留存设备的拆迁也因战局混乱，运输困难，大部分散落在沿途各地。原定1945年3月完成小高炉增强计划的11座高柏氏热风炉，因材料缺乏，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完成9座。
另外，由于来自龙烟、大冶、金岭镇等处含铁量为50%的铁矿砂占到原矿30%～40%，因粉矿多造成铁产量低。原计划为提高产量建立烧结粉矿工场，解决铁矿供应问题。该计划分两期，采用GreenaWalf式烧结机5台，第一期先安装3台，年产烧结矿15万吨。为了应付急需，又采用制造简单的烧结锅（POT）。计划安装10个烧结锅，每个装入量7吨，产烧结矿4吨，每日可出3锅，10个烧结锅年处理矿粉76660吨。但烧结厂工程因材料缺乏未动工，日本烧结机到战争结束也没运来。
自1942年12月，日本成立北支制铁株式会社，为扩大战争需要，竭力扩建产能，除修复原有1号高炉外，还完成2号高炉以及发电、炼焦等设备，11座特型小高炉大体完工，具备了日产铁800吨的生产能力。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占领者1938年11月修复1号高炉，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从疯狂侵略扩张，到惶惶不可终日，累计产铁26.26万吨，远未实现年产铁50万吨的计划。
四、统治与反抗的矛盾激化使侵略者陷入困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和攫取，以保证日本军事扩张的战略需要。因此，其在石景山炼铁厂的生产和建设，极具殖民地性质，不仅体现在野蛮掠夺和残酷压迫，还有设备和生产工艺的落后。
（一）设备故障频发，产能低下
在日本近8年的长期占领期间，中日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日寇穷兵黩武，财政困难。炼铁厂原有设备老化，配件缺乏；修复和扩建所需设备及材料，多是从日本各地及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拆迁的旧设备，机件腐蚀，损坏不全。修复、移建只能因陋就简，拆东补西。工程投产后设备欠佳，原料低劣，故障频发，无法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原有的1号高炉，设计日出铁量200吨。虽经修复出铁，但炉砖侵蚀严重，送风机锅炉老化，频频漏水，又因送风压力不足等问题，每日出铁仅六七十吨。
2号高炉，从日本釜石制铁所移建，设计日出铁量380吨。炉顶频发故障，煤气经常泄漏起火；炉壁质量不良，常有熔渣溢出；风机事故不断，屡屡停风，每日出铁量竟降为四五十吨。
新建的11座20吨小高炉因热风炉漏风，有的出铁量只有六七吨。
（二）生产操作和施工质量差
日寇占领期间，为满足炼铁焦炭的供应不足，使用落后的土法炼焦工艺，修建野灼（日文）焦窑（即土焦窑）400座。蜂巢式焦炉319座，炼焦作业人工操作，极其原始。中国工人没有安全防护，完全暴露在高温粉尘下作业，劳动强度极大，极大损害工人健康安全。
1号焦炉从日本八幡制铁所移建。工程完成仅作业三年，炉体内外耐火砖、机械和电气设备，多已破旧不堪。原因是日本人为应付战争，急功近利，只求进度，作业草率，施工质量低劣所致。
一些历史影像资料显示，当时施工过程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工地上土方挖掘搬运工具主要是铁锨和土筐，肩挑人扛，运输主要靠马车、骆驼、毛驴等畜力。1939年以后，随着炼铁产能提升及实施扩建计划，大量需求劳动力。日本侵略者对石景山周边劳动力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雇佣中国工人数量一度达两万多人，其中使用战俘九百余名，还有大量童工。在日本人留下的“华人员工年龄别调查”（1940年7月份）情况统计表中，发现使用童工的比例（最小11岁，最大15岁）为工人总数的7%。
（三）中国工人遭受严酷奴役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扩建掠夺中，中国工人被强迫在恶劣条件下劳动。据1940年7月统计的“华人工伤表”记载，当月华人职工278人，华人苦力995人，共1273人，工伤20人（其中死亡一人）。由于急剧扩建，施工材料紧缺，安全措施简陋，一是用麻绳捆绑脚手架，安全性极差；二是高空作业没有安全带和拦网保护。
1943年，在修建2號高炉烟囱时，因工期拖长，脚手架上捆绑的绳子老化松脱，牢度降低，但日本人不许重新绑扎，致使脚手架突然倒塌，造成7人摔死，19人摔伤的惨剧。当时，一名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有时甚至长达18小时。如每月全勤可得48.98元，按当时物价（玉米面每斤0.3元，白面每斤0.6元）可买玉米面163.27斤，白面81.63斤，考虑到赡养家庭人口，收入明显过低。
（四）周边农民被残酷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石景山制铁所扩建征地过程中，对周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据在制铁所工作和被征地的工人回忆，鬼子拆房给的补偿极少，一亩上好的水浇地只给230块钱，一间顶好的房子只给200块钱，当时一块砖8毛钱，这点钱垒不起半扇墙。曾经在山下村当过伪保长的张德清说，在山下村51户村民中，因为失地而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行乞度日的就有6户。
据1938年12月份的《制铁月报》中“苦力使役状况调查”的统计显示，当月使用劳工2.3万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劳工，他们到了工地后就如同进了监狱，在把头的严密控制下完全失去自由，干活累了刚想直直腰，立刻遭到毒打，睡觉时窝棚门口有人看守，出去大小便，也有人跟踪。由于长期沉重的体力劳动折磨，加上吃的是混合面（一种极劣质的面粉，以糠秕、皮壳、豆饼为主要成分，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吃了以后不是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工人们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据老工人冀永祥回忆，在1942年七八月间，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就有40多人先后死亡。冬天，劳工们为躲避严寒常会冒险钻进烟道，据陈宝来等三位老工人回忆，亲眼所见被烟气熏死在高炉烟道里的工友，前后就有30多人。
（五）强化治安，不遗余力推动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其编制的《制铁月报》中，把石景山周边地区划为抗日武装活跃的危险地区，并对这些武装的类别和成分进行了分析。因此，侵略者对安全保卫极其重视，在占领期间对工厂实施“军管理”，并建立了配备轻重机枪的防卫队。1938年4月，日寇建立了“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并强迫周边的36个村参加该会。“爱护会”的主要作用：一是强化治安，二是提供劳动力资源，三是接受殖民统治宣传教育。日本侵略者承诺对这些村庄提供所谓的保护，给村民提供劳动挣钱的渠道，奖励妇女手工劳动，对儿童普及日语的奴化教育，以及提供免费巡回医疗等，强化侵略统治。1939年10月25日，“爱护会”召开各村村长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各村情报报告和警备防卫措施，二是要求庆祝和祭祀活动升日本国旗，三是根据对劳工的需求调整各村承担比例。
（六）抗日斗争如火如荼
石景山制铁所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所以受到日本侵华高官的频繁视察。1942年9月12日和1944年8月17日，日本主要战犯——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陆军上将冈村宁次就曾两次巡视。
日寇的残暴统治，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奋勇反抗。工人们有的消极怠工，有的寻机报复日本监工。而活跃在敌后的抗日组织和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据1938年末刊发的首期《制铁月报》记载：“1938年11月25日上午10点警员阿部、小山和其他3人因制铁工程到军庄石灰山出差，遇到约50名匪贼袭击，情况十分危急；下午4点撤退，平安回所。”
1939年2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司令员萧克，政委陈漫远。1939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王长林、白振东进入石景山制铁所。1940年秋，石景山制铁所所在的宛平县，成立中共党支部91个，党员1624名。根据1938-1945年各期的《制铁月报》记载，威胁日寇占领安全的武装抗日活动就有59次。
五、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从而无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中遭受的苦难说明：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我们仍要通过这些史实向世人揭示：日本否认侵华历史，就是为侵略翻案，就是挑战《开罗宣言》和《波兹坦公告》确立的战后世界秩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和攫取经济利益。
中国人民只有通过不断地促进自身发展，增强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彻底遏制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
作者单位：首钢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