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殷汝耕勾结日本新罪证

    曾德刚

    殷汝耕，字亦农，生于1889年，浙江平阳人氏。早在七七事变前即与日本勾结，1935年12月在冀东成立伪政府，后又在南京汪伪政权内出任经济委员会特派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殷汝耕因汉奸罪行被押往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死刑，于1947年12月1日执行枪决。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殷汝耕部分中详细记载了与殷案件有关的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殷汝耕自我陈述、各类证言、辩诉状、刑事判决等资料。在检方提交的殷汝耕犯罪证据中，有《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有选自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时编辑的《冀东纪念专刊》上的内容，也有秦德纯、财政部盐政总局致首都高等法院的证词等等，当时没有查找到日本方面的相关证据。

    七七事变后殷汝耕因“通州事件”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羁押期间的9月份，殷汝耕为求得日本主子谅解，表示忠心，写下《时局私言》，分别记述了他对日本的感想、对南京政府的感想、对英美的感想、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感想、将来感想等，共五部分计59页。殷汝耕的这份《时局私言》被加以“极秘”等级，收录在驻屯军宪兵队史料内，日本学者北博昭编辑《支那驻屯军宪兵队关系卢沟桥事件期资料》将其纳入，虽然该资料集早已出版发行，但国内目前与殷汝耕相关著作与论文中未见有学者采用，可视《时局私言》为殷汝耕勾结日本的一项罪证。

    一、殷汝耕充当日军间谍

    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留日期间挥霍无度，受日本人接济，又娶日本女子为妻，故对日本抱有极亲近感，为报答日本人之恩，自愿充当间谍。归国后因追随郭松龄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加之日语娴熟得到蒋介石赏识，担任对日交涉与翻译之责。

    1928年日本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悍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惨遭日军杀戮。时北伐总司令蒋介石视“济南惨案”为羞耻，此后便在日记中每天提示要“雪耻”。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谷底，日本方面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访问中国，拜访蒋介石等要人，就中日关系发展交换看法。床次竹二郎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话即由殷汝耕充当翻译，殷汝耕因此得知床次有意先与中国取得充分谅解，回日本后便倒阁夺得执政权，同中国解决“济南惨案”。对此机密谈话，殷汝耕竟向日本报告，以致当床次向首相田中义一提出要他辞职时，田中即将殷汝耕所作的17个秘密报告拿出，并要挟床次必须拥护政府，否则将秘密报告公之于众。床次见证据在人之手，便不得不对田中内阁投赞成票，由民政党提出的对田中内阁不信任案因此而以六票之差流产，床次竹二郎虽未在日本政界除名，但几乎永远失去组织内阁之资格。[1]

    床次竹二郎之事泄露，床次由梅屋莊吉转告马伯援，马伯援转告后，殷汝耕便失去担任蒋介石翻译的资格。1933年后，中国方面欲缓和华北地区与日关系，派黄郛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想利用殷汝耕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打开对日交涉局面，委派殷汝耕为冀东地区行政专员，结果殷汝耕即利用职权再次施行卖国行径，成立伪政权，为日本侵略中国充当帮凶。

    二、“通州事件”与“时局私言”

    1933年，殷汝耕任河北冀密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年又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借担任两区专员之际，殷汝耕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勾结，1935年11月在所辖区域策划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年12月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割据冀东22县区域，强制600万民众背叛中央，脱离政府，悬挂五色旗，改编成立保安部队，发放伪钞，删改教科书灌输亲日思想，出卖资源矿藏，叛国祸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属保安队因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引发众怒，激于义愤在张庆余、张砚田等人带领下“反正”。7月29日，保安队攻击城外日军，计划与二十九军合兵一处共同抗敌，但此时二十九军军力不能战，已撤出北平，保安队遭日军打击溃败，殷汝耕逃入城内，此次保安队“反正”之事被称为“通州事件”。事件中日本方面32名警备队警察和225名日侨共计257人在战斗中被打死。[2]殷汝耕7月30日下午六时躲进北平六国饭店，次日上午即发表声明，表示“虽然本人事先毫无所闻”，但“负有直接责任”，愿引咎辞职。这一声明并未打消日本对殷的怀疑，8月1日仍旧被带至宪兵队。殷汝耕为求得苟活，拼命向日本主子摇尾乞怜，拟就另一声明以证“清白”，殷汝耕将“反正”污蔑为叛乱，对保安队的“残忍暴虐”痛心不已，决意“首先本人应引咎辞职，以谢天下。”[3]今井武夫劝说殷汝耕发表声明前最好先取得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同意，殷只好作罢，未公开发布声明。在宪兵队关押期间，殷汝耕于9月份写成《时局私言》，帮助日本分析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英美、苏共的态度与状况，为日本对华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三、《时局私言》为日本出谋划策

    《时局私言》由殷汝耕用日语书写，在这份材料中，殷汝耕站在日本立场，以维护日本权益出发，发挥其对中国内部事务熟知的优势，为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处理对华关系提供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材料得到日本方面重视，被标以“极密”，多年以来不为外人所知。

    第一部分对日本的感想，殷汝耕认为日本是东洋第一个先觉先进国，中日两国互相提携亲善虽提倡多年，但仍然未达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当政者鲁莽草率。殷也提出日本方面所犯的错误。他认为日中提携的前提是中国国家改造的完成，日本对中国国民宣传需彻底进行，日本内部对中国政策意见分歧并不统一等等。殷对中日开战深感遗憾，向日本建议施行“正人心”“存绝绪”“明正义”的措施。三项措施即要对中国国民进行“中日亲善”宣传，消灭民族主义和“赤化”思想的传播，悬挂五色旗回复到民初的政治状态，实行亲善行动回击国民党对中国民众开展的日本怀有侵略中国野心的宣传。在三项措施的实施中，殷汝耕又都展开详细分析，提出要日本尊重中国主权、提供顾问、经济提携、在华日本人改变对华态度等具体做法。

    第二部分对南京政府的感想中，殷汝耕将南京政府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与地方军阀逐一介绍，为日本了解中国高层政治斗争与意见分歧提供了参考资料。他对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个性与手段、蒋的军事实力与军费情况、蒋与黄埔系、宋庆龄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反蒋势力、宋子文孔祥熙郭泰祺王正廷英美派等均进行了描述与分析。殷汝耕觉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倾轧不止国民离心，只得高喊抗日高调来维系政权生命，抗日成为国民党执掌政权的秘诀。在殷汝耕眼中，一切因日本对华步步紧逼不断侵略造成的中国民众仇日抗日情绪皆因无知国民被抗战宣传蒙蔽所导致，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抗日则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他建议中日两国协力共同消除“赤化”的危险思想，一同反共反苏，彻底实现谅解。

    第三部分对英美的感想，殷汝耕判断英国属实利主义者，在欧洲需与苏联合作对付德意，在亚洲中国方面还与日本有共同利益。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对亚洲事务不过分热心。日本在中国的产业开发上需要英美资本参与，要向英美展现光明正大的态度，消除英美的误解与嫉妒。

    第四部分对苏联与共产党的感想，殷汝耕把苏联与共产党视为思想上军备上中日间共同的敌人，世界和平真正的威胁。他把苏联与共产党蔑之为中国改造祸乱之源，是最大的麻烦，把中国抗日热潮的兴起归因于苏联的教唆与鼓动。殷汝耕提议要根除苏联与共产党的影响，抵御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需要从八个方面进行加强：孔孟之道的振兴、佛教的隆昌、传统道德的提倡保存、大学教育精神的确立、一般思想中心的确立、宣传舆论机关的统制与强化、“恶”思想彻底地反驳与禁止。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从而根绝“赤化”思想。为实现八项措施，急需进行交通产业开发、经济统制等予以保障。中日两国当局及知识者应坚定决心消灭“赤化”，实现东亚的复兴。

    第五部分对将来的感想是殷汝耕对局势的预测。殷预判南京政府与日本在冲突中虽败但不会转向亲日，南京的军备以日本为目标，中日两国的冲突会扩展到华中、华南，随着战局的扩大日军兵力会逐渐被引入中国内地进行消耗，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将采用宣传手段使之进行干涉，对苏联加强联络以获取援助，甚至挑拨苏日间开战，无论是日军占领地还是非占领地内，南京会通过宣传手段煽动“抗日热”，南京政府的军事财政金融開战后均面临严峻问题，英美会调停中日争端，苏联会进行援助。基于以上判断，殷汝耕又向日本提出具体而细致的对策，建议日本尽快制定积极的占领政策，在占领地区迅即成立“新政府”，立刻开展得力的宣传工作，发布讨伐国共两党的檄文，歼灭南京的残余势力谋划中国全境统一，缔结日满协定等六项内容。

    殷汝耕觉得当下是中国“再造”、深刻影响日本乃至东亚全局、世界大局的机会。在此时局下，日本一定要注意研究制定适当的政策。殷汝耕把中国“再建”、东亚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身上，以他对中国的了解与观察，处心积虑地书写“万言书”，其中某些方面直击中国弱点与要害之处，为日本侵略中国“指点迷津”，完全抛弃国家与民族利益，一心一意为日本效忠。

    日本怀疑“通州事件”系殷汝耕与国民政府中央串通，早有预谋发动“叛乱”，天津驻屯军曾电话命令北平宪兵队将殷处决以解心头之恨，但殷汝耕交友甚广，得到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的营救。1937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日本在天津审讯殷汝耕后以证据不足释放，殷汝耕答应日方所提三个条件后得以保全性命。

    殷汝耕蛰伏至1943年，2月份他受王荫泰之邀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1944年1月，应汪精卫之请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后因在汪伪政府内与陈公博、周佛海权势之争辞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殷汝耕作为自北平被军统逮捕押送南京的十四名汉奸之一，接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1946年10月31日被判处死刑，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执行枪决，结束其叛国投敌的一生。

    殷汝耕及其辩护律师在法庭庭审中一直强调“通州事件”后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未再有与敌勾结事实，被敌逮捕一事反倒成为殷汝耕用以否定汉奸罪指控的证据。《时局私言》的面世，可成为殷汝耕卖国的又一罪证。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南京市档案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162-1163.

    [2]（日）加藤康男.慟哭の通州[M].东京：飞鸟新社，2016：308.

    [3]（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