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翻译家身份的阐释与建构
钱钟书的学者和小说家身份被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身份——翻译家，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钱钟书是具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双重支撑的翻译家。他的译论出自其论译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等30余种文献；其翻译实践主要表现为散见于《谈艺录》和《管锥编》中6种外语与汉语之间的征引译释，合计4，000余条、近30万字。“言”为心声、“行”为心表，翻译言论和翻译行为反映其翻译思想。文章从中国传统文章學、对比翻译等角度来探讨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描写并提炼其征引译释中“借译为文”“夹写夹译”的学术写作模式和译释策略，阐释其翻译思想“妥协、竞争、突围”的层次性特征，建构以“失本成译”“文章正轨”和译之“化境”为要素的翻译思想体系和其翻译家的文化身份。
钱钟书； 文化身份； 翻译家； 翻译思想； 译写模式
H059A010411
钱钟书是旧式文人，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站在古今传承、中外“打通”的交汇点上，钱钟书的学问人生①大致经历了从研究到创作、途经翻译、最终回归研究的线性发展过程：从早年时期以《谈艺录》为代表的文艺学研究到以《围城》和《人兽鬼》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从壮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英译到晚年时期《管锥编》的问世和旧文考订，贯彻始终的是其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精神。钱式学术一贯用典繁复、旁征博引，时有佶屈聱牙、晦涩而“费人心力”，《谈艺录》《管锥编》等概莫能外。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②：《钱钟书集》③在出集之前，他“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杨绛：《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钱钟书集〉杨绛代序》），见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1版，第2页。。钱钟书自己也许未必认同，然而正是该集收录的十部代表作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等十种著述。其中，《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是他的读书心得和艺文评点，《围城》《人·兽·鬼》等则是他的小说作品。成就了他作为学者兼作家的文化身份。他的作品，旁人即使已经熟记于心，似乎也不能全懂其意，这不只因为他在某一专门领域内的广博和犀利，更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身份多样性和跨界特征。钱钟书作为学者和小说家被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身份——翻译家，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但凡翻译家身份的建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对翻译的本质问题包括翻译属性、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等具有深刻的认识或独到的见解；其次，具有一定量的翻译实践或翻译作品；第三，具有高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译文具有高度可读性。事实上，钱钟书是具有独到翻译见解和丰富翻译实践双重支撑的翻译家，其译文典丽古雅、文白圆通，严格遵守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规定。若在钱钟书的文化身份上再添加一项翻译家的名号有溢美之嫌钱钟书生前要求在他去世后，只称他为学者和作家。参见《学贯中西，巨著等身》一文，香港《明报》，1998年12月22日。的话，则笔者将在本文的论述中予以澄清。
一时缤纷的“钱学”天空，经过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已经逐步地变得风轻云淡，唯一不变的是钱钟书毕生心力所写下的文学话语和学术文字。从“文化昆仑”作为文化符号，钱钟书被尊为“文化昆仑”，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最高智识（刘衍，2000），其异常的天赋和中西学识超过哈佛汉学家（张隆溪，2007）。到“思想荒芜”钱钟书被认为“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欠缺”（王晓华，1997），只是“善于进行评点感悟式的文化批评，而不擅长体系性建构”的“知识积累型学者”（葛红兵，1997）；对钱钟书的“绝高定位”恰恰反证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荒芜”（姚新勇，1997）；其作品被贬为比“无风格状态”更为反文化的“野蛮的文化状态”（ 刘皓明，2008）。蒋寅（1999，2010）赞同“解构钱钟书神话”，但同时亦主张让其回归“优秀学者”的本位。，从“天下第一”郑朝宗（1989）认为该书可与18世纪英国小说《汤姆·琼斯传》相媲美；司马长风（2001）：综览“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围城》恐怕要数第一”。到“一‘钱不值”王元化（1984）：“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低级欲望”；朱大可（1999）称《围城》是一部 “伪经”，认为所谓的小说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小说”。，从对林纾翻译的宽容到对“化境”理论的苛刻，钱钟书生前所经历的极端的、两面的评价，在钱钟书已经作古的今日逐步演变成对钱氏文本的冷思考。
葛中俊：论钱钟书翻译家身份的阐释与建构
一、 钱钟书的译论文本与翻译思想
文本（text）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由作品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所构成，包括作者身份和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在内。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作品本身。钱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学术文本、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
钱钟书关涉翻译的文字分为两类：译论和译作。它们分别来自他的学术文本和翻译文本。尽管舆论和宣传等政治因素和媒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就一个人关于“家”的身份，但是任何一个“家”的身份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文本来兑现。新批评说：文本进场，作者退场。让文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许能管窥一些零星的“钱氏真实”。
1. 译论研究学术思路
至目前为止，对钱钟书的译论或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化境”。学术界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化境”作为翻译标准及此理论在我国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线性序列中的里程碑意义（罗新璋，1983、1990）；“化境”溯源及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于德英，2009）；原文之美与译文表现方式的一致性特征（赵巍，2008）；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西方哲学基础（蓝红军、穆雷，2009）；钱钟书论述翻译的主要文献和贡献（杨全红，2007）。
关键词之二：《林纾的翻译》。相关研究涉及钱钟书文化翻译的视角（胡德香，2006）及译、诱、媒、讹、化的相互关系（陈逸，2006）等。
以上研究确实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建设性的成果。但笔者看来，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需要遵循如下三个学术思想：（1）阐释的思想。广泛列举、用典繁复，对事实或现象罗列之后鲜有分析、评价和观点跟进是钱氏学术的显著特征，并因此为学术界所诟病。只有对相关事实或现象进行阐明、述解和诠释，对钱钟书涉译言论进行分析和总结，才能形成关于錢钟书翻译思想的基本观点。（2）建构的思想。钱钟书翻译思想失之零散，隐晦而不自成体系。我们需要从钱氏译论、译作和整体学术思想中寻找、发现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大致脉络，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建构其翻译思想的整体框架。（3）发展的思想。钱钟书是古今、中外、新旧知识和学术的交汇点，发掘、整理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传统文章学元素和西方现代译学特点，方能揭示钱钟书作为翻译家对于中国译学、中国文化演进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理据之上。文献研读显示：（1）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沿袭严复、林纾传承下来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章学思路；（2）钱钟书翻译思想是一个以“失本成译”、“文章正轨”和译之“化境”为要素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妥协、竞争、突围”的层次性特征。
2. 译论文献梳理
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关注是持久和深刻的。钱钟书关涉翻译的文献包括：（1）翻译专论。包括《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等论译专文。（2）译论片段。包括《译诗》《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及《译音字望文穿凿》等译论片段。（3）序跋论译。包括《英译千家诗》《不够知己》《〈围城〉日译本序》（Critical Notice Ⅲ， 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等为他人着译所撰评论和序跋。（4）书简谈译。包括钱钟书与傅雷、许渊冲、罗新璋、张隆溪、周汝昌、许景渊、李景端等人的书札往来中谈论翻译的文字。
3. 译论中的翻译思想构成与特色
关于钱钟书翻译思想的构成，笔者已有另文详论（葛中俊，2007：150154； 2017：3341）。出于本文的完整性考虑，对相关要点勾勒如下：
第一，关于“化境”。现有研究认为“化境”说要求译文“至幽至雅”“忠实至上”。笔者认为，“化境”有两层含义：（一）“化”通“囮”通“讹”，误解误告是译本常态，即失本成译；（二）理想的译作应是流畅通达的好文章，应遵守译入语的“文章正轨”。
第二，关于翻译的过程。在钱钟书的理念中，翻译是一个从妥协到竞争再到突围的递进过程，具体要视文本的属性和翻译目的而定。
第三，关于翻译的思想要素。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纵观钱钟书关涉翻译问题的讨论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会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事实上，翻译实践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翻译在试图实现自身的同时已经不成其为自身。且不说译者的言语表达能力和主体性的参与程度，仅语言的特异性一项，便足可撼动翻译大厦的全部根基，这是翻译的先天不足，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是不相符的。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钟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
关于翻译之名，钱钟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翻者，“翻转花毯”；译者，“误解作者、误传读者”是也。钱钟书引用中西方的譬喻对翻译属性进行了描述。简言之，翻译乃“换器弹曲”。关于翻译之实，钱钟书论述翻译史上的“失本”论并逆言之：失本成译，认为无失不成译、有失皆为本。本着“失本成译”的基本理念，他对译者采取宽容、豁达的态度。钱钟书具有文化倾向和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而在国内则属于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他以温和的方式修正前人，并与西方众多的翻译理论一道引领当代中国译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他的不设翻译标准的观察家态度，不仅为当今中国译界诸多争论的化解提供了依据，还直接为翻译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极好的诠释。
二、 钱钟书的翻译文本构成
说钱钟书是翻译家，不只因为他对翻译问题具有独到的看法和精辟的论述，更大程度上在于他对翻译实践的广泛涉猎。不同于多数其他译者，钱钟书不曾翻译出版过单行本式的独立译著，也正因此，他的翻译家身份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事实上，他的翻译实践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本存在：其一，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英语翻译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者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为摆脱教务，选择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1950年至1960年，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其二，作为学问家的钱钟书，他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学和外国文学的深厚学养之上。钱钟书的几乎所有文艺学研究无不充斥着对中西文诸多文字的转换。据笔者粗略统计，散见在钱氏论著中以注释或译注形式出现的原文本文、目的语译文以及中英、中法、中意、中拉、中德等中西文对译的篇幅，合计4，000余条近30万字，这些足可整理出一部系统的中西互译教科书《管锥编》和《谈艺录》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内容主要包括：直译式征引（对译、比照），译释性征引（缩译、扩译、编译），写作式征引（亦写亦译、借译为文），翻译缺席的注解式征引，等等。
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不可以精读的。对之仰瞻已属不易，而要攀登更难胜其劳。两书悉采典雅文言，令人畏葸裹足，不敢贸然前往。且不说其语言之艰深，其中大量的外语征引译释，能不瞠目结舌者寥寥无几。读钱钟书的文论，实属一次艰苦而冒险的游历。在对中国典籍进行述评的时候，撇开其他语言的引文不论，笔者曾对《谈艺录》和《管锥编》所引并翻译过的英文文献作过一次“拉网式”的梳理，统计结果表明：《谈艺录》中有147处；《管锥编》中有464处。
三、 钱钟书的译写模式与策略
钱钟书通过观察历史上的翻译文本来修正中国的传统译论，同时，他在自己一贯成熟的翻译思想指导下，实施着自己的翻译行为。现有有关钱钟书的翻译实践或译艺研究，多半停留在“举隅”和“赏析”的技巧层次。彭建华（2008）从法汉比较视角对《谈艺录》《管锥编》中若干译例进行分析，强调其策略运用；聂友军（2007）着重探讨《管锥编》《谈艺录》翻译实例中的“主体间性”及视界融合翻译效果；郑延国（2001，2003）提取《谈艺录》《管锥编》中的若干译例，“赏析钱氏译艺之卓绝”；Zheng Xiaodan（2010）列举钱译《毛泽东诗词》3首及《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译例6则，对之进行简要分析，认为钱钟书的译文与其学术表达浑然一体。
实际上，钱钟书的翻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翻译思想的兑现和落实。钱钟书深谙中英文法之差异，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表达功力、娴熟的汉语表达技巧和个性化语言在翻译中做出恰当的灵活处理，从而以独立性表达个性实现语言的跨越和文本的重构。笔者已完成对《谈艺录》中147个汉英征引译例的全面分析。关于《谈艺录》译例的结论基本可以推衍到《管锥编》，限于篇幅，在此概言略述。钱钟书学术文本中的征引译释，并非全部遵守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准则，而更多地表现为其写作过程中的译写行为。
钱钟书翻译实践中的译写模式大致表现为：（1）典丽古雅、文白圆通——流畅通达的文学语言包裹一切；（2）译者隐形、汉语优先——原作者用汉语文言说话；（3） 全盘打乱、句式重构——意义框架中的个性化翻译。
1. 换装：典丽古雅的文学语言包裹一切
无论是《谈艺录》还是《管锥编》，钱钟书在翻译所有外语引文的时候，均采用他一贯擅长的文学色彩浓重的典雅文言的言语风格，将白话和文言完美结合，做到“文白圆通”杨绛语，后常被后人用来描述钱钟书的语言特点。。用中国典雅文言翻译外国作品，这在钱钟书之前并非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亦雅亦俗，雅俗并存，所謂 “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钱钟书：“窃谓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俗子均不足与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钱钟书是语言巨匠，更是风格大师（高乃云，2006：38）。在钱钟书看来，古人可开近代文气，今人可立未来之风，未来之人重归复古亦属文章正法。钱钟书（2001：77）认为，“诗分唐宋”，但“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有古人而为今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兼合今古者”，虽“旷世而可同调”，“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钱钟书对于文本风格的选择可谓跨越时空，不拘时间性和时代性之分别。
钱钟书将对“诗分唐宋”的阐述推演到其自身翻译文本的语体特征中。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古人近人，国籍为何，他们的作品，在钱钟书的笔下，他一概用自己所擅长的明清时期的古雅散体文将之译出，做到与译文所处的文论风格相一致，并暗合了严复所谓“雅”对翻译的规定。
2. 汉英译释中的隐形：译者隐形和语序变迁
（1） 译者隐形、汉语优先：原作者用汉语文言说话
“译者能见度”（visibility）是讨论译者主体性和语言冲突时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和角度。韦努蒂（Venuti）认为，大多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所认同的译文，是那种读起来通顺、剔除了原作语言及文体特征并反映原作者个性和意图或者原作基本含义的译文，读来仿佛浑然天成。对于译者能见度问题，钱钟书在对“化境”的注疏中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钟书，1985：79）。从“译者能见度”视角来看钱钟书《谈艺录》的英语引文汉译，我们发现他时常是属于躲在原作者背后的隐形者。
钱钟书译者身份的隐形选择与其文艺学思想一脉相承：
《随园诗话》卷三驳“绝代销魂王阮亭”之说曰：“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盖谓渔洋以人工胜也。窃以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虽随园亦不得不称其纵非绝色，而“五官”生来尚 “端正”也。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语出《谈艺录》第十章《神韵与典、远、谐、则》。其中“藏拙即巧，用短即长”的修辞学思想颇具见地，可以应用到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研究中。（钱钟书，1985：88）
钱钟书深谙汉英两种语言在使用法则上的差别和“长”“短”，“矜持”于汉语言的规则和框架之中，施汉语“人工之法”将原文表达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成为地道的母语表达和“吐属清雅”的流畅译文。
（2） 语序变迁：叙事挪前、表态置后
说话为文，中西有别。一般来说，句中若有叙事部分和表态部分，英语常常是表态（判断、结论）居前，叙事（事实、描写等）在后，即先总提后分述，或先交代结果后追述缘由，汉语的顺序则通常相反。句中若有长短部分，英语通常是先短后长，汉语则反之。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每逢叙事和表态，常对英文语序进行颠倒削适，例见表1。
应该说，钱钟书在翻译中的处理和调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亦是其译语优先的翻译思想的体现。我们发现，钱钟书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英汉两种语言在逻辑思维的不同：英语 “先果后因”、重心在前，先表明结论，再进行论证、描述或讲述事实；汉语“先因后果”、重心在后，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由事实到结论或由因到果进行论述。
3. 全盘打乱、句式重构：意义框架中的个性化翻译
如果说“叙事和表态”结构的差异来自语言本身的使用法则的话，那么在原文意义范围内对原文的义项进行结构性重整则多半属于言语层面，具有译者个人的风格特征。文章的精妙在于言辞安排的恰当，翻译的魅力来自“损言游字”和“时改倒句”。不同的作者有只属于自己的风格特征，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特征面临来自译者的挑战和竞争。
通观《谈艺录》的英语引文汉译，除了寥寥不多的直译、顺译以外，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征的话，那就是“变通”。钱钟书乃变通高手。他认为，语词本身在放进恰当的语境之前，均属苍白无能、表达力低下，一旦处于合适的上下文中，词语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语本苍俗（indubitably vulgar），而安插恰到好处，顿成伟词（sublime by being apt to the setting）” （钱钟书，1984：42）；“词意位置得当，文章遂铙姿致（Grace of style comes from arrangement）同此意也，置诸句首或句中，索然乏味，而位于句尾，则风韵出焉”。（钱钟书，1984：43）
句式重构是解决语序及表达层次障碍的最彻底的变通手段，也是保证目的语可读性的最佳方式，从而发挥译入语之优势。
（1） 全盘打乱、以“意”为中心的重写
例3：
原文：Allegory i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pleasing vehicles of instruction.
译文：托寓体诗诲人亦复娱人，大有益而甚有味。（钱钟书，1984：571）
分析：译文用“诲人亦复娱人”和“大有益而甚有味”两个平行结构替换原文的名词短语 “the most pleasing vehicles of instruction”，并将“pleasing ”和“instruction”的意义分拆到两个平行结构中阐述：前一结构中的“诲人”和后一结构中的“大有益”两个义素相加就是“instruction”；前一结构中的“娱人”和后一结构中的“甚有味”两个义素相加就是“pleasing”。译文中省略了对意义表达无关痛痒的“perhaps”和“one of the most……”两个意义成分。
例4：
原文：Why，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worldly， social， amorous， ambitious， or even avaricious-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
譯文：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人生百为，于兴最高、心最欢时，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与忧伤，其故何耶。 （钱钟书，1984：290）
分析：抛开词性变化不说，若将译文的语义要素按照英语原文的次序重新排列的话，则为：其故何耶+于兴最高+心最欢时+人生百为+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忧伤。若照此，则不可卒读。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的属性特点，一口气用了七个四字结构，气势非凡，其中五个四字结构分别对应原文的五个形容词，可谓极具匠心。
（2） 以“喻”为中心改变主体结构
例5：
原文：Poetry，like schoolboys，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译文：诗苟多改痛改，犹学童塾师扑责，积威之下，易成钝儿。（钱钟书，1984：586）
分析：依照语法来看，英语原句的主体结构为：“Poetry 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like schoolboys”和“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分别为类比和方式，为从属部分。用“cow”和“dullness”来形容poetry，是修辞中的拟人手段，搭配似有牵强。若从意义上将原文分出两个层次来，则是：（一）Schoolboys 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学童若是受到太过频繁及严厉的指责和纠正，则易成钝儿。）（二）So does poetry抑或The same is true to poetry（诗亦如此）。理解这两层含义不难，关键是如何表达。钱钟书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表层结构的符号还原成深层结构的意义，然后用可读性强的汉语进行改写：一则他没有将原文的主体结构翻译成“诗……变得索然寡味（dullness）”，而是说“学童成钝儿（dull boy）”；再则cowed没有从动作的接受者——学童的角度译成“怯”，而是调换了视角，从动作的施予者出发译为“威”。从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在该例中没有违背原文意义的想法，只是在面对原文的时候，走到语符的背后寻找真意，然后用自己深厚的驾驭目的语的娴熟技巧与原作者展开竞争，从而创制出可读性强的译文。
4. 汉英译释中的创新：“质”而能“雅”，创建新文本
上节讨论了钱钟书如何运用汉语及译者自身的表达力，在原作的意义范围内与英语及原作者之间的竞争。此类文本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翻译：（一）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行为。（二）翻译应该是由A语言符号构成的a文本换易成由B语言符号构成的b文本，从而让B语言社团中的读者从b文本中了解到a文本的全部信息内涵。所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然而在《谈艺录》的很多情形中，钱钟书对英语引文的处理，则不能用简单的“换易”言语来解释。在分析《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风格的时候，我们常会发现，钱钟书用“引用式译写”来超越原文结构和意义框架的情形。
钱钟书对西文知识点的掌握已经到了熟稔的程度，并将之内化成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季进，2011：184）。他的学术写作的主体行文运用汉语，在流畅的中文表达中夹杂着无数经过内化后并用汉语表达出来的西文知识点。他把从西文文献中译出的词句或观点嵌入流畅的中文语境之中。钱钟书在进行学术写作的时候，很少依照原文校订，对原文的内容（content）和出处（source）的交代常从其记忆中流出，并严格遵守原文的语种来源。比如在谈及诗人的种类时，其引用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观点，但是作者所读文献为英语，他就用英文交代出处，“按福楼拜亦分诗人为二派（classes）”，因为出自英文文献。因此，与其说他的涉及西方文献信息内涵的汉语表达是依据西文原文翻译的结果，不如说是钱钟书学术修养的自然体现，西文之“质”在不经意间已经镶嵌到钱钟书的“雅”的规定性之中。有时候，钱钟书会在写作中设定一些主题，“以典译典”，通过中西文论中不同表达的对照来凸显主题，并时有在翻译的基础上添加评价性话语的现象。在遇到英语原文的长篇表达无益于自己的学术主旨时，他常常会进行概括式的缩写。偶尔他会对所引用的英文原文进行斧削或添加，从而造就翻译和学术意义上的新文本。
（1） 夹写夹译：译中有写、写中有译
黑格尔曾经鄙薄过中国的汉语，以为“不宜思辨”。钱钟书对西文的改写彻底证明了黑格尔对汉语的孤陋寡闻。《谈艺录》写作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汉语表达主体在句式上与外语引文的交错糅合和思辨特征，翻译中穿插写作，写作中涵盖翻译。换句话说，外语原文常常只是钱钟书汉语表达自然语流的一部分。
例6：
……柯尔律治论莎士比亚撰作时，“无我而有综盖之我”（Shakespeare in composing had no I，but the I representative）。（钱钟书，1984：687）
分析：该例中，钱钟书将“莎士比亚”从英语原文中独立出来，变成自己写作的一部分。“无我而有综盖之我”则是对原文“Shakespeare in composing had no I，but the I representative”的部分翻译。钱钟书打破英语原文的自然语流，将部分原文的汉语表达当作写作材料，余下的部分则照原文译出。
写作式述译通常表现为“简择取舍 、他者为我”的处理引文的翻译风格。
（2） 以“义”译词
例7：
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Comparison），乃举例以概也（Illustration）。或则目击道存，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Embodiment）也。（钱钟书，1984：572）
分析：用“解释词义”的方式来翻译。换言之：所谓Comparison，取譬于近也；所谓Illustration，乃举例以概也；所谓Embodiment，乃妙合而凝也。
（3） 以典译典
在进行文艺学观点的比照时，钱钟书常常摈弃自己的运字功夫，采取中国固有的现成表达来对应或诠释英语原文，这既能达意，又不露痕迹，堪称“化境”。翻译即解释（interpretation），钱钟书在翻译时的解释方上时常表现出其独特性：以典译典，假借他人之辞托喻原文之意，常引用两种语言文化历史上的现成语句互相解释，比照释译，不拘句式长短和内容简繁。
例8：
“诗无通故达诂”，已成今日西方文论常谈（complete，liberty of interpretation…）（钱钟书，1984：7245）
分析：“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意即“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赋《诗经》断章取义成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在当时典籍的记载中多不胜数。既各取所需而属“断章”，借古语以说“我”之情，因此，所引之诗，其义因人而异，所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西汉人解《诗》，如《韩诗外传》，亦用此法。所以说叫作“《诗》无达诂”，所谓“《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在艺术鉴赏中，由于诗义常常隐晦，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马茂元主编：《十大诗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加上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在后世又被引申为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这一点在中国古文论中也有很丰富的论述。这就是法国诗人瓦勒利所说的“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钱钟书：1984：121）。“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与大车焉”（钱钟书：1984：121），實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钱钟书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成说 “诗无达诂”来对应西方文论家韦勒克的著名论断，说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和中国诗词文化的契合，实属达译。若将“诗无达诂”照字面直译成“Poetrys no definite explanation”的话，则与钱译不可比肩。
（4） 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
《谈艺录》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在外文原文引用之前，先用简短的文字述其大要，不拘字对，亦不拘长短，通常是省略细枝末节，以简概繁，叙其要旨。
例9：
A Charm invests a face/Inperfectly beheld…/The lady dare not lift her Veil/For fear it be dispelled…//But the peers beyond her mesh…/And wishes…and denies…/Lest Interview…annul/a want/That Image…satisfies…美国女诗人有一篇言幂面之纱使人难窥全貌，遂足以天姿增媚，故美人不愿揭示真容。（钱钟书，1984：680）
钱钟书之所以选择删削概译，大致出于两点考虑：（一）原文语篇太过铺陈繁琐、用语不经济；（二）原文主题中夹杂着多余的、对自己的写作有害无益的繁枝末节，太多的引译只会冲淡写作主旨。说到底，对于钱钟书来说，翻译最终服务于其学术写作的需要。
（5） 添加附益、佐以评论
《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另一个特点在于钱钟书对英语引文的内容进行拓展式的使用。他时而添加附益，时有进行价值判断，常常在对原文的内涵进行一番甄别后，添加必要的语境和背景。
例10：
原文：Tunes were frozen up in the horn and came out now by thawing.
译文：后世诙诡小说记书中人游俄，一日车过狭径，御者吹角戒来车，角暗无声，夕投逆旅，围炉取暖，挂壁之角忽悠扬出调，盖声之冻者此时冰释也。（钱钟书，1984： 134）
分析：原文缺少语境，译文则将原文的一个文艺学现象还原成栩栩如生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以及故事的出处等悉数交代。
四、 结语
钱钟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对中西文艺学现象和学术观点了然于心的知识背景，构成了他观察翻译问题的全新视角和独特语境。钱钟书在翻译实践中并非刻意谋求译文的“不忠实”，只是不把“忠实”当作翻译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谈艺录》10个英汉翻译例证中，大致可以印证钱钟书在“化境”注疏中对“忠实”的诠释。在实现忠实的过程中，钱钟书尊崇汉语习惯，运用语序变迁、句式重构等娴熟的翻译方法，采用全盘打乱、以“意”和“喻”为中心的重写等翻译技巧，彰显译者表达功力，在有限的意义框架中展开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译作与原作之间、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译作独立的文本价值。
同时，在《谈艺录》中，钱钟书运用夹写夹译的手段，让英语文献的引用服务于自己的学术写作。他运用不拘字对、概括大意的缩略式编译手法，以添加背景、情景、属性描写和评价性话语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式编译手法，创制出钱氏特色的清新秀丽、古朴典雅、艺术性强、可读性高，以对照、述介、竞争和创新为价值核心的个性化言语结构模式。可以这样说，钱钟书的翻译之“失”，并非源于“力不能及”，而是他作为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对翻译的主体性选择。《谈艺录》中的翻译不是为译而译，而是出于学术写作的需要。钱钟书通过“夹写夹译”等写作和翻译策略，目的是更好地阐明其学术观点，为读者服务。
钱钟书对待忠实的态度并不刻板，他对原文采取的是选择性忠实策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字面和意思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谈艺录》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变通式述译的成分占据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主体。钱钟书身居学术和文化之高地，其行文难免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读者有着深刻关切的作者和译者。每逢遇到可能造成读者在文化上的阅读障碍时，他常会采用译述的方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直陈原著之“质”，从而实现文本的文化跨越。
《谈艺录》汉译的风格特征，即钱钟书学术写作的风格特征，贯穿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始终，紧凑、凝练、惜墨如金，清新、古雅、文白圆通。钱钟书对待翻译的态度正如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因为翻译是他写作的一部分。钱氏学术的旁征博引和学贯中西，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对外语引文及其翻译的运用和处理之上。
字比句次通常是拙劣的行为，因为事实上两种语言中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文化对等词参见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页。。鸠摩罗什曾说，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他重译的《维摩诘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所译的《法华经》“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饶有文学的情致（罗新璋，1984：135）。
钱钟书打破《谈艺录》中英语引文的结构，将原作的意义要素条分缕析，重新建构，在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展开文本建构的竞争。无论是在语言层次还是文本层次，钱钟书在与任何高手的角逐中，都可以表现出惊人的竞争力。
钱钟书在译文中与原作的竞争，极大程度上表现在他内心深处对汉语母语的情感和尊重。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两种语言社团之间的相互了解，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经济、政治等之间的相互沟通。翻译的过程首先表现在沟通双方在语言上的较量以及译者在双方角力中的偏袒和倾斜。在译者的作用下，沟通的双方必然有一方是强势的，另一方则相对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汉语和英语的较量中，钱钟书断然选择了前者，而且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学术背景的多样性、言辞表达的适切性、灵活多变的选择性以及超乎物外的个性特征和对翻译理论的深刻自覺，成就了学问家、作家以外的翻译家——钱钟书。
陈逸.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主张[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 高乃云.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葛中俊.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4] 葛中俊. 钱钟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和译品之实[J]. 中国比较文学，2017（3）.
[5] 季进. 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 胡德香. 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J]. 山东外语教学，2006（3）.
[7] 蒋寅. 《谈艺录》的启示[J]. 文学遗产，1990（4）.
[8] 蓝红军，穆雷. 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西方哲学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9] 罗新璋. 钱钟书的译艺谈[J]. 中国翻译，1990（6）.
[11] 罗新璋. 翻译论集[G].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罗新璋. 我国自称体系的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1983（6）.
[12] 聂友军：钱钟书翻译实践论[J]. 中国比较文学，2007（3）.
[13] 钱钟书. 旧文四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七缀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 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16]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 钱钟书. 石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8] 钱钟书. 管锥编（第14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0] 钱钟书. 写在人生边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1] 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 对话“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J]. 中国青年研究，1997（2）.
[22] 于德英.“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钟书“化境”论的再阐释[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3] 杨全红. 钱钟书翻译思想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7.
[24] 张隆溪. 我与钱钟书（演讲稿）[EB/OL]. [20110328]. http：//club.kdnet.net.
[25] 張文江. 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6] 郑朝宗.《管锥编》研究论文集[G].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27] 郑延国. 钱钟书译艺举隅[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1）.
[28] 郑延国. 钱钟书诗中论译[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1）.
[29] Zheng， Xiaodan. A Study on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in Translation[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0， 1（2）： 7083.
钱钟书； 文化身份； 翻译家； 翻译思想； 译写模式
H059A010411
钱钟书是旧式文人，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站在古今传承、中外“打通”的交汇点上，钱钟书的学问人生①大致经历了从研究到创作、途经翻译、最终回归研究的线性发展过程：从早年时期以《谈艺录》为代表的文艺学研究到以《围城》和《人兽鬼》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从壮年时期的《毛泽东选集》英译到晚年时期《管锥编》的问世和旧文考订，贯彻始终的是其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精神。钱式学术一贯用典繁复、旁征博引，时有佶屈聱牙、晦涩而“费人心力”，《谈艺录》《管锥编》等概莫能外。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②：《钱钟书集》③在出集之前，他“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杨绛：《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钱钟书集〉杨绛代序》），见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第1版，第2页。。钱钟书自己也许未必认同，然而正是该集收录的十部代表作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等十种著述。其中，《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是他的读书心得和艺文评点，《围城》《人·兽·鬼》等则是他的小说作品。成就了他作为学者兼作家的文化身份。他的作品，旁人即使已经熟记于心，似乎也不能全懂其意，这不只因为他在某一专门领域内的广博和犀利，更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身份多样性和跨界特征。钱钟书作为学者和小说家被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身份——翻译家，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但凡翻译家身份的建立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对翻译的本质问题包括翻译属性、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等具有深刻的认识或独到的见解；其次，具有一定量的翻译实践或翻译作品；第三，具有高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译文具有高度可读性。事实上，钱钟书是具有独到翻译见解和丰富翻译实践双重支撑的翻译家，其译文典丽古雅、文白圆通，严格遵守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规定。若在钱钟书的文化身份上再添加一项翻译家的名号有溢美之嫌钱钟书生前要求在他去世后，只称他为学者和作家。参见《学贯中西，巨著等身》一文，香港《明报》，1998年12月22日。的话，则笔者将在本文的论述中予以澄清。
一时缤纷的“钱学”天空，经过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已经逐步地变得风轻云淡，唯一不变的是钱钟书毕生心力所写下的文学话语和学术文字。从“文化昆仑”作为文化符号，钱钟书被尊为“文化昆仑”，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最高智识（刘衍，2000），其异常的天赋和中西学识超过哈佛汉学家（张隆溪，2007）。到“思想荒芜”钱钟书被认为“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欠缺”（王晓华，1997），只是“善于进行评点感悟式的文化批评，而不擅长体系性建构”的“知识积累型学者”（葛红兵，1997）；对钱钟书的“绝高定位”恰恰反证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荒芜”（姚新勇，1997）；其作品被贬为比“无风格状态”更为反文化的“野蛮的文化状态”（ 刘皓明，2008）。蒋寅（1999，2010）赞同“解构钱钟书神话”，但同时亦主张让其回归“优秀学者”的本位。，从“天下第一”郑朝宗（1989）认为该书可与18世纪英国小说《汤姆·琼斯传》相媲美；司马长风（2001）：综览“五四”以来的小说作品，“《围城》恐怕要数第一”。到“一‘钱不值”王元化（1984）：“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低级欲望”；朱大可（1999）称《围城》是一部 “伪经”，认为所谓的小说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小说”。，从对林纾翻译的宽容到对“化境”理论的苛刻，钱钟书生前所经历的极端的、两面的评价，在钱钟书已经作古的今日逐步演变成对钱氏文本的冷思考。
葛中俊：论钱钟书翻译家身份的阐释与建构
一、 钱钟书的译论文本与翻译思想
文本（text）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由作品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所构成，包括作者身份和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在内。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作品本身。钱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学术文本、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
钱钟书关涉翻译的文字分为两类：译论和译作。它们分别来自他的学术文本和翻译文本。尽管舆论和宣传等政治因素和媒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就一个人关于“家”的身份，但是任何一个“家”的身份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文本来兑现。新批评说：文本进场，作者退场。让文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许能管窥一些零星的“钱氏真实”。
1. 译论研究学术思路
至目前为止，对钱钟书的译论或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两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化境”。学术界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化境”作为翻译标准及此理论在我国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线性序列中的里程碑意义（罗新璋，1983、1990）；“化境”溯源及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于德英，2009）；原文之美与译文表现方式的一致性特征（赵巍，2008）；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西方哲学基础（蓝红军、穆雷，2009）；钱钟书论述翻译的主要文献和贡献（杨全红，2007）。
关键词之二：《林纾的翻译》。相关研究涉及钱钟书文化翻译的视角（胡德香，2006）及译、诱、媒、讹、化的相互关系（陈逸，2006）等。
以上研究确实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建设性的成果。但笔者看来，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研究需要遵循如下三个学术思想：（1）阐释的思想。广泛列举、用典繁复，对事实或现象罗列之后鲜有分析、评价和观点跟进是钱氏学术的显著特征，并因此为学术界所诟病。只有对相关事实或现象进行阐明、述解和诠释，对钱钟书涉译言论进行分析和总结，才能形成关于錢钟书翻译思想的基本观点。（2）建构的思想。钱钟书翻译思想失之零散，隐晦而不自成体系。我们需要从钱氏译论、译作和整体学术思想中寻找、发现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大致脉络，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建构其翻译思想的整体框架。（3）发展的思想。钱钟书是古今、中外、新旧知识和学术的交汇点，发掘、整理钱钟书翻译思想中的传统文章学元素和西方现代译学特点，方能揭示钱钟书作为翻译家对于中国译学、中国文化演进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理据之上。文献研读显示：（1）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沿袭严复、林纾传承下来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章学思路；（2）钱钟书翻译思想是一个以“失本成译”、“文章正轨”和译之“化境”为要素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妥协、竞争、突围”的层次性特征。
2. 译论文献梳理
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关注是持久和深刻的。钱钟书关涉翻译的文献包括：（1）翻译专论。包括《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等论译专文。（2）译论片段。包括《译诗》《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及《译音字望文穿凿》等译论片段。（3）序跋论译。包括《英译千家诗》《不够知己》《〈围城〉日译本序》（Critical Notice Ⅲ， 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等为他人着译所撰评论和序跋。（4）书简谈译。包括钱钟书与傅雷、许渊冲、罗新璋、张隆溪、周汝昌、许景渊、李景端等人的书札往来中谈论翻译的文字。
3. 译论中的翻译思想构成与特色
关于钱钟书翻译思想的构成，笔者已有另文详论（葛中俊，2007：150154； 2017：3341）。出于本文的完整性考虑，对相关要点勾勒如下：
第一，关于“化境”。现有研究认为“化境”说要求译文“至幽至雅”“忠实至上”。笔者认为，“化境”有两层含义：（一）“化”通“囮”通“讹”，误解误告是译本常态，即失本成译；（二）理想的译作应是流畅通达的好文章，应遵守译入语的“文章正轨”。
第二，关于翻译的过程。在钱钟书的理念中，翻译是一个从妥协到竞争再到突围的递进过程，具体要视文本的属性和翻译目的而定。
第三，关于翻译的思想要素。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纵观钱钟书关涉翻译问题的讨论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会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事实上，翻译实践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翻译在试图实现自身的同时已经不成其为自身。且不说译者的言语表达能力和主体性的参与程度，仅语言的特异性一项，便足可撼动翻译大厦的全部根基，这是翻译的先天不足，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是不相符的。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钟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
关于翻译之名，钱钟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翻者，“翻转花毯”；译者，“误解作者、误传读者”是也。钱钟书引用中西方的譬喻对翻译属性进行了描述。简言之，翻译乃“换器弹曲”。关于翻译之实，钱钟书论述翻译史上的“失本”论并逆言之：失本成译，认为无失不成译、有失皆为本。本着“失本成译”的基本理念，他对译者采取宽容、豁达的态度。钱钟书具有文化倾向和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而在国内则属于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他以温和的方式修正前人，并与西方众多的翻译理论一道引领当代中国译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他的不设翻译标准的观察家态度，不仅为当今中国译界诸多争论的化解提供了依据，还直接为翻译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极好的诠释。
二、 钱钟书的翻译文本构成
说钱钟书是翻译家，不只因为他对翻译问题具有独到的看法和精辟的论述，更大程度上在于他对翻译实践的广泛涉猎。不同于多数其他译者，钱钟书不曾翻译出版过单行本式的独立译著，也正因此，他的翻译家身份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事实上，他的翻译实践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本存在：其一，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英语翻译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者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为摆脱教务，选择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1950年至1960年，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其二，作为学问家的钱钟书，他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学和外国文学的深厚学养之上。钱钟书的几乎所有文艺学研究无不充斥着对中西文诸多文字的转换。据笔者粗略统计，散见在钱氏论著中以注释或译注形式出现的原文本文、目的语译文以及中英、中法、中意、中拉、中德等中西文对译的篇幅，合计4，000余条近30万字，这些足可整理出一部系统的中西互译教科书《管锥编》和《谈艺录》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内容主要包括：直译式征引（对译、比照），译释性征引（缩译、扩译、编译），写作式征引（亦写亦译、借译为文），翻译缺席的注解式征引，等等。
对于多数读者来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不可以精读的。对之仰瞻已属不易，而要攀登更难胜其劳。两书悉采典雅文言，令人畏葸裹足，不敢贸然前往。且不说其语言之艰深，其中大量的外语征引译释，能不瞠目结舌者寥寥无几。读钱钟书的文论，实属一次艰苦而冒险的游历。在对中国典籍进行述评的时候，撇开其他语言的引文不论，笔者曾对《谈艺录》和《管锥编》所引并翻译过的英文文献作过一次“拉网式”的梳理，统计结果表明：《谈艺录》中有147处；《管锥编》中有464处。
三、 钱钟书的译写模式与策略
钱钟书通过观察历史上的翻译文本来修正中国的传统译论，同时，他在自己一贯成熟的翻译思想指导下，实施着自己的翻译行为。现有有关钱钟书的翻译实践或译艺研究，多半停留在“举隅”和“赏析”的技巧层次。彭建华（2008）从法汉比较视角对《谈艺录》《管锥编》中若干译例进行分析，强调其策略运用；聂友军（2007）着重探讨《管锥编》《谈艺录》翻译实例中的“主体间性”及视界融合翻译效果；郑延国（2001，2003）提取《谈艺录》《管锥编》中的若干译例，“赏析钱氏译艺之卓绝”；Zheng Xiaodan（2010）列举钱译《毛泽东诗词》3首及《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译例6则，对之进行简要分析，认为钱钟书的译文与其学术表达浑然一体。
实际上，钱钟书的翻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翻译思想的兑现和落实。钱钟书深谙中英文法之差异，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表达功力、娴熟的汉语表达技巧和个性化语言在翻译中做出恰当的灵活处理，从而以独立性表达个性实现语言的跨越和文本的重构。笔者已完成对《谈艺录》中147个汉英征引译例的全面分析。关于《谈艺录》译例的结论基本可以推衍到《管锥编》，限于篇幅，在此概言略述。钱钟书学术文本中的征引译释，并非全部遵守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准则，而更多地表现为其写作过程中的译写行为。
钱钟书翻译实践中的译写模式大致表现为：（1）典丽古雅、文白圆通——流畅通达的文学语言包裹一切；（2）译者隐形、汉语优先——原作者用汉语文言说话；（3） 全盘打乱、句式重构——意义框架中的个性化翻译。
1. 换装：典丽古雅的文学语言包裹一切
无论是《谈艺录》还是《管锥编》，钱钟书在翻译所有外语引文的时候，均采用他一贯擅长的文学色彩浓重的典雅文言的言语风格，将白话和文言完美结合，做到“文白圆通”杨绛语，后常被后人用来描述钱钟书的语言特点。。用中国典雅文言翻译外国作品，这在钱钟书之前并非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亦雅亦俗，雅俗并存，所謂 “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钱钟书：“窃谓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俗子均不足与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钱钟书是语言巨匠，更是风格大师（高乃云，2006：38）。在钱钟书看来，古人可开近代文气，今人可立未来之风，未来之人重归复古亦属文章正法。钱钟书（2001：77）认为，“诗分唐宋”，但“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有古人而为今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兼合今古者”，虽“旷世而可同调”，“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钱钟书对于文本风格的选择可谓跨越时空，不拘时间性和时代性之分别。
钱钟书将对“诗分唐宋”的阐述推演到其自身翻译文本的语体特征中。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古人近人，国籍为何，他们的作品，在钱钟书的笔下，他一概用自己所擅长的明清时期的古雅散体文将之译出，做到与译文所处的文论风格相一致，并暗合了严复所谓“雅”对翻译的规定。
2. 汉英译释中的隐形：译者隐形和语序变迁
（1） 译者隐形、汉语优先：原作者用汉语文言说话
“译者能见度”（visibility）是讨论译者主体性和语言冲突时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和角度。韦努蒂（Venuti）认为，大多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所认同的译文，是那种读起来通顺、剔除了原作语言及文体特征并反映原作者个性和意图或者原作基本含义的译文，读来仿佛浑然天成。对于译者能见度问题，钱钟书在对“化境”的注疏中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钟书，1985：79）。从“译者能见度”视角来看钱钟书《谈艺录》的英语引文汉译，我们发现他时常是属于躲在原作者背后的隐形者。
钱钟书译者身份的隐形选择与其文艺学思想一脉相承：
《随园诗话》卷三驳“绝代销魂王阮亭”之说曰：“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盖谓渔洋以人工胜也。窃以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虽随园亦不得不称其纵非绝色，而“五官”生来尚 “端正”也。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语出《谈艺录》第十章《神韵与典、远、谐、则》。其中“藏拙即巧，用短即长”的修辞学思想颇具见地，可以应用到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研究中。（钱钟书，1985：88）
钱钟书深谙汉英两种语言在使用法则上的差别和“长”“短”，“矜持”于汉语言的规则和框架之中，施汉语“人工之法”将原文表达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其成为地道的母语表达和“吐属清雅”的流畅译文。
（2） 语序变迁：叙事挪前、表态置后
说话为文，中西有别。一般来说，句中若有叙事部分和表态部分，英语常常是表态（判断、结论）居前，叙事（事实、描写等）在后，即先总提后分述，或先交代结果后追述缘由，汉语的顺序则通常相反。句中若有长短部分，英语通常是先短后长，汉语则反之。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每逢叙事和表态，常对英文语序进行颠倒削适，例见表1。
应该说，钱钟书在翻译中的处理和调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亦是其译语优先的翻译思想的体现。我们发现，钱钟书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英汉两种语言在逻辑思维的不同：英语 “先果后因”、重心在前，先表明结论，再进行论证、描述或讲述事实；汉语“先因后果”、重心在后，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由事实到结论或由因到果进行论述。
3. 全盘打乱、句式重构：意义框架中的个性化翻译
如果说“叙事和表态”结构的差异来自语言本身的使用法则的话，那么在原文意义范围内对原文的义项进行结构性重整则多半属于言语层面，具有译者个人的风格特征。文章的精妙在于言辞安排的恰当，翻译的魅力来自“损言游字”和“时改倒句”。不同的作者有只属于自己的风格特征，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特征面临来自译者的挑战和竞争。
通观《谈艺录》的英语引文汉译，除了寥寥不多的直译、顺译以外，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征的话，那就是“变通”。钱钟书乃变通高手。他认为，语词本身在放进恰当的语境之前，均属苍白无能、表达力低下，一旦处于合适的上下文中，词语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语本苍俗（indubitably vulgar），而安插恰到好处，顿成伟词（sublime by being apt to the setting）” （钱钟书，1984：42）；“词意位置得当，文章遂铙姿致（Grace of style comes from arrangement）同此意也，置诸句首或句中，索然乏味，而位于句尾，则风韵出焉”。（钱钟书，1984：43）
句式重构是解决语序及表达层次障碍的最彻底的变通手段，也是保证目的语可读性的最佳方式，从而发挥译入语之优势。
（1） 全盘打乱、以“意”为中心的重写
例3：
原文：Allegory i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pleasing vehicles of instruction.
译文：托寓体诗诲人亦复娱人，大有益而甚有味。（钱钟书，1984：571）
分析：译文用“诲人亦复娱人”和“大有益而甚有味”两个平行结构替换原文的名词短语 “the most pleasing vehicles of instruction”，并将“pleasing ”和“instruction”的意义分拆到两个平行结构中阐述：前一结构中的“诲人”和后一结构中的“大有益”两个义素相加就是“instruction”；前一结构中的“娱人”和后一结构中的“甚有味”两个义素相加就是“pleasing”。译文中省略了对意义表达无关痛痒的“perhaps”和“one of the most……”两个意义成分。
例4：
原文：Why，at the height of desire and human pleasure-worldly， social， amorous， ambitious， or even avaricious-does there mingle a certain sense of doubt and sorrow？
譯文：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人生百为，于兴最高、心最欢时，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与忧伤，其故何耶。 （钱钟书，1984：290）
分析：抛开词性变化不说，若将译文的语义要素按照英语原文的次序重新排列的话，则为：其故何耶+于兴最高+心最欢时+人生百为+入世务俗+交游酬应+男女爱悦+图营势位+乃至+贪婪财货+辄微觉+乐趣中+杂以+疑虑+忧伤。若照此，则不可卒读。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的属性特点，一口气用了七个四字结构，气势非凡，其中五个四字结构分别对应原文的五个形容词，可谓极具匠心。
（2） 以“喻”为中心改变主体结构
例5：
原文：Poetry，like schoolboys，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译文：诗苟多改痛改，犹学童塾师扑责，积威之下，易成钝儿。（钱钟书，1984：586）
分析：依照语法来看，英语原句的主体结构为：“Poetry 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like schoolboys”和“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分别为类比和方式，为从属部分。用“cow”和“dullness”来形容poetry，是修辞中的拟人手段，搭配似有牵强。若从意义上将原文分出两个层次来，则是：（一）Schoolboys may be cowed into dullness by too frequent and severe corrections.（学童若是受到太过频繁及严厉的指责和纠正，则易成钝儿。）（二）So does poetry抑或The same is true to poetry（诗亦如此）。理解这两层含义不难，关键是如何表达。钱钟书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表层结构的符号还原成深层结构的意义，然后用可读性强的汉语进行改写：一则他没有将原文的主体结构翻译成“诗……变得索然寡味（dullness）”，而是说“学童成钝儿（dull boy）”；再则cowed没有从动作的接受者——学童的角度译成“怯”，而是调换了视角，从动作的施予者出发译为“威”。从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在该例中没有违背原文意义的想法，只是在面对原文的时候，走到语符的背后寻找真意，然后用自己深厚的驾驭目的语的娴熟技巧与原作者展开竞争，从而创制出可读性强的译文。
4. 汉英译释中的创新：“质”而能“雅”，创建新文本
上节讨论了钱钟书如何运用汉语及译者自身的表达力，在原作的意义范围内与英语及原作者之间的竞争。此类文本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翻译：（一）翻译是一种语际转换行为。（二）翻译应该是由A语言符号构成的a文本换易成由B语言符号构成的b文本，从而让B语言社团中的读者从b文本中了解到a文本的全部信息内涵。所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然而在《谈艺录》的很多情形中，钱钟书对英语引文的处理，则不能用简单的“换易”言语来解释。在分析《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风格的时候，我们常会发现，钱钟书用“引用式译写”来超越原文结构和意义框架的情形。
钱钟书对西文知识点的掌握已经到了熟稔的程度，并将之内化成自身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季进，2011：184）。他的学术写作的主体行文运用汉语，在流畅的中文表达中夹杂着无数经过内化后并用汉语表达出来的西文知识点。他把从西文文献中译出的词句或观点嵌入流畅的中文语境之中。钱钟书在进行学术写作的时候，很少依照原文校订，对原文的内容（content）和出处（source）的交代常从其记忆中流出，并严格遵守原文的语种来源。比如在谈及诗人的种类时，其引用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观点，但是作者所读文献为英语，他就用英文交代出处，“按福楼拜亦分诗人为二派（classes）”，因为出自英文文献。因此，与其说他的涉及西方文献信息内涵的汉语表达是依据西文原文翻译的结果，不如说是钱钟书学术修养的自然体现，西文之“质”在不经意间已经镶嵌到钱钟书的“雅”的规定性之中。有时候，钱钟书会在写作中设定一些主题，“以典译典”，通过中西文论中不同表达的对照来凸显主题，并时有在翻译的基础上添加评价性话语的现象。在遇到英语原文的长篇表达无益于自己的学术主旨时，他常常会进行概括式的缩写。偶尔他会对所引用的英文原文进行斧削或添加，从而造就翻译和学术意义上的新文本。
（1） 夹写夹译：译中有写、写中有译
黑格尔曾经鄙薄过中国的汉语，以为“不宜思辨”。钱钟书对西文的改写彻底证明了黑格尔对汉语的孤陋寡闻。《谈艺录》写作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汉语表达主体在句式上与外语引文的交错糅合和思辨特征，翻译中穿插写作，写作中涵盖翻译。换句话说，外语原文常常只是钱钟书汉语表达自然语流的一部分。
例6：
……柯尔律治论莎士比亚撰作时，“无我而有综盖之我”（Shakespeare in composing had no I，but the I representative）。（钱钟书，1984：687）
分析：该例中，钱钟书将“莎士比亚”从英语原文中独立出来，变成自己写作的一部分。“无我而有综盖之我”则是对原文“Shakespeare in composing had no I，but the I representative”的部分翻译。钱钟书打破英语原文的自然语流，将部分原文的汉语表达当作写作材料，余下的部分则照原文译出。
写作式述译通常表现为“简择取舍 、他者为我”的处理引文的翻译风格。
（2） 以“义”译词
例7：
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Comparison），乃举例以概也（Illustration）。或则目击道存，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Embodiment）也。（钱钟书，1984：572）
分析：用“解释词义”的方式来翻译。换言之：所谓Comparison，取譬于近也；所谓Illustration，乃举例以概也；所谓Embodiment，乃妙合而凝也。
（3） 以典译典
在进行文艺学观点的比照时，钱钟书常常摈弃自己的运字功夫，采取中国固有的现成表达来对应或诠释英语原文，这既能达意，又不露痕迹，堪称“化境”。翻译即解释（interpretation），钱钟书在翻译时的解释方上时常表现出其独特性：以典译典，假借他人之辞托喻原文之意，常引用两种语言文化历史上的现成语句互相解释，比照释译，不拘句式长短和内容简繁。
例8：
“诗无通故达诂”，已成今日西方文论常谈（complete，liberty of interpretation…）（钱钟书，1984：7245）
分析：“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意即“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春秋战国时代，赋《诗经》断章取义成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这在当时典籍的记载中多不胜数。既各取所需而属“断章”，借古语以说“我”之情，因此，所引之诗，其义因人而异，所谓“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西汉人解《诗》，如《韩诗外传》，亦用此法。所以说叫作“《诗》无达诂”，所谓“《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在艺术鉴赏中，由于诗义常常隐晦，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马茂元主编：《十大诗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加上鉴赏者的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在后世又被引申为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这一点在中国古文论中也有很丰富的论述。这就是法国诗人瓦勒利所说的“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为己设；他人异解，并行不悖”（钱钟书：1984：121）。“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与大车焉”（钱钟书：1984：121），實质上是完全相通的。
钱钟书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成说 “诗无达诂”来对应西方文论家韦勒克的著名论断，说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和中国诗词文化的契合，实属达译。若将“诗无达诂”照字面直译成“Poetrys no definite explanation”的话，则与钱译不可比肩。
（4） 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
《谈艺录》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在外文原文引用之前，先用简短的文字述其大要，不拘字对，亦不拘长短，通常是省略细枝末节，以简概繁，叙其要旨。
例9：
A Charm invests a face/Inperfectly beheld…/The lady dare not lift her Veil/For fear it be dispelled…//But the peers beyond her mesh…/And wishes…and denies…/Lest Interview…annul/a want/That Image…satisfies…美国女诗人有一篇言幂面之纱使人难窥全貌，遂足以天姿增媚，故美人不愿揭示真容。（钱钟书，1984：680）
钱钟书之所以选择删削概译，大致出于两点考虑：（一）原文语篇太过铺陈繁琐、用语不经济；（二）原文主题中夹杂着多余的、对自己的写作有害无益的繁枝末节，太多的引译只会冲淡写作主旨。说到底，对于钱钟书来说，翻译最终服务于其学术写作的需要。
（5） 添加附益、佐以评论
《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另一个特点在于钱钟书对英语引文的内容进行拓展式的使用。他时而添加附益，时有进行价值判断，常常在对原文的内涵进行一番甄别后，添加必要的语境和背景。
例10：
原文：Tunes were frozen up in the horn and came out now by thawing.
译文：后世诙诡小说记书中人游俄，一日车过狭径，御者吹角戒来车，角暗无声，夕投逆旅，围炉取暖，挂壁之角忽悠扬出调，盖声之冻者此时冰释也。（钱钟书，1984： 134）
分析：原文缺少语境，译文则将原文的一个文艺学现象还原成栩栩如生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以及故事的出处等悉数交代。
四、 结语
钱钟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对中西文艺学现象和学术观点了然于心的知识背景，构成了他观察翻译问题的全新视角和独特语境。钱钟书在翻译实践中并非刻意谋求译文的“不忠实”，只是不把“忠实”当作翻译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谈艺录》10个英汉翻译例证中，大致可以印证钱钟书在“化境”注疏中对“忠实”的诠释。在实现忠实的过程中，钱钟书尊崇汉语习惯，运用语序变迁、句式重构等娴熟的翻译方法，采用全盘打乱、以“意”和“喻”为中心的重写等翻译技巧，彰显译者表达功力，在有限的意义框架中展开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译作与原作之间、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译作独立的文本价值。
同时，在《谈艺录》中，钱钟书运用夹写夹译的手段，让英语文献的引用服务于自己的学术写作。他运用不拘字对、概括大意的缩略式编译手法，以添加背景、情景、属性描写和评价性话语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式编译手法，创制出钱氏特色的清新秀丽、古朴典雅、艺术性强、可读性高，以对照、述介、竞争和创新为价值核心的个性化言语结构模式。可以这样说，钱钟书的翻译之“失”，并非源于“力不能及”，而是他作为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对翻译的主体性选择。《谈艺录》中的翻译不是为译而译，而是出于学术写作的需要。钱钟书通过“夹写夹译”等写作和翻译策略，目的是更好地阐明其学术观点，为读者服务。
钱钟书对待忠实的态度并不刻板，他对原文采取的是选择性忠实策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字面和意思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谈艺录》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变通式述译的成分占据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主体。钱钟书身居学术和文化之高地，其行文难免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读者有着深刻关切的作者和译者。每逢遇到可能造成读者在文化上的阅读障碍时，他常会采用译述的方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直陈原著之“质”，从而实现文本的文化跨越。
《谈艺录》汉译的风格特征，即钱钟书学术写作的风格特征，贯穿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始终，紧凑、凝练、惜墨如金，清新、古雅、文白圆通。钱钟书对待翻译的态度正如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因为翻译是他写作的一部分。钱氏学术的旁征博引和学贯中西，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对外语引文及其翻译的运用和处理之上。
字比句次通常是拙劣的行为，因为事实上两种语言中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文化对等词参见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页。。鸠摩罗什曾说，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他重译的《维摩诘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所译的《法华经》“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饶有文学的情致（罗新璋，1984：135）。
钱钟书打破《谈艺录》中英语引文的结构，将原作的意义要素条分缕析，重新建构，在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展开文本建构的竞争。无论是在语言层次还是文本层次，钱钟书在与任何高手的角逐中，都可以表现出惊人的竞争力。
钱钟书在译文中与原作的竞争，极大程度上表现在他内心深处对汉语母语的情感和尊重。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两种语言社团之间的相互了解，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经济、政治等之间的相互沟通。翻译的过程首先表现在沟通双方在语言上的较量以及译者在双方角力中的偏袒和倾斜。在译者的作用下，沟通的双方必然有一方是强势的，另一方则相对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汉语和英语的较量中，钱钟书断然选择了前者，而且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学术背景的多样性、言辞表达的适切性、灵活多变的选择性以及超乎物外的个性特征和对翻译理论的深刻自覺，成就了学问家、作家以外的翻译家——钱钟书。
陈逸.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主张[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 高乃云.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葛中俊.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4] 葛中俊. 钱钟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和译品之实[J]. 中国比较文学，2017（3）.
[5] 季进. 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 胡德香. 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J]. 山东外语教学，2006（3）.
[7] 蒋寅. 《谈艺录》的启示[J]. 文学遗产，1990（4）.
[8] 蓝红军，穆雷. 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西方哲学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9] 罗新璋. 钱钟书的译艺谈[J]. 中国翻译，1990（6）.
[11] 罗新璋. 翻译论集[G].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罗新璋. 我国自称体系的翻译理论[J]. 中国翻译，1983（6）.
[12] 聂友军：钱钟书翻译实践论[J]. 中国比较文学，2007（3）.
[13] 钱钟书. 旧文四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七缀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 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16]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 钱钟书. 石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8] 钱钟书. 管锥编（第14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0] 钱钟书. 写在人生边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1] 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 对话“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J]. 中国青年研究，1997（2）.
[22] 于德英.“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钟书“化境”论的再阐释[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3] 杨全红. 钱钟书翻译思想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7.
[24] 张隆溪. 我与钱钟书（演讲稿）[EB/OL]. [20110328]. http：//club.kdnet.net.
[25] 張文江. 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6] 郑朝宗.《管锥编》研究论文集[G].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27] 郑延国. 钱钟书译艺举隅[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1）.
[28] 郑延国. 钱钟书诗中论译[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1）.
[29] Zheng， Xiaodan. A Study on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in Translation[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0， 1（2）： 7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