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技术的视角看数字化教育出版

    周海忠+赵文龙

    【摘要】教育技术与数字化教育出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教育技术可为数字化教育出版提供生产、管理借鉴，是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的内涵特质，是数字化教育出版的延伸服务。教育技术与数字化教育出版都必须以师为本，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划应当用好技术思维。目前，教育出版对教育技术的相关研究不足，产学研应当跨界综合研究。

    【关键词】教育技术；数字化；教育出版

    【作者单位】周海忠，南京师范大学；赵文龙，南京芒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技术研究的对象是包含信息技术在内的相关技术支持的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研究的范畴是相关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 “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并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数字化教育出版，实质是内容（教育为主）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数字化、传播载体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数字化的出版实践活动。一个属于学界，一个属于业界，两者均以教育信息传播为目标，根脉通连。教育技术发源于视听技术或视听传播，数字化出版产品的前身也是电子影像制品。奇怪的是，两者虽然资源同脉、技术同根，但在研究成果方面似乎找不到交集：以“教育技术”为关键词，截至2015年底，在知网上可搜索到论文3287篇；以“数字出版”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到论文1720篇。但若以“同时包含”为条件输入关键词“数字出版”“教育技术”，或“数字出版”“信息技术”，搜索到的论文数都为0篇。

    从教育技术的视角观察思考数字化教育出版，还真不算是跨界研究，不是“跳出出版看出版”，而是一种有趣而有益的内窥、内省。

    一、教育技术作为数字化出版生产、管理的借鉴

    传统编辑从选题策划到论证立项、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等流程一般是纸上作业，实现电子办公、网络通信之后，实际操作还是书面+无纸化双轨运行。协同编撰平台开发之后，在实力较强的出版社中得到推广，中小出版社则大多数处于观望状态。难以全面推广的原因不只是投入使用的成本较高，更在于编辑及其他员工是否能克服工作惯性，学习适应新的软件。以一款用于教学互动的名为padlet的“建墙”软件为例，通过观察可发现，从其技术应用中可以得到传统编辑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流程借鉴。

    padlet其实是一款傻瓜式的“建墙”软件，以wall（墙）为基本结构，采用直接拖拽的方式把图片或文件放到这面墙的不同单元中，这些单元可以按编辑意图调整、美化、安放。每个人可以建多面墙，每面墙可以单设主题，也可以通过隐私设计来划定浏览者、共同编辑者。从选题策划开始的头脑风暴，可在padlet的墙上展开，作者、编辑的不同设想与方案，都可以贴上墙，比现场开会的效率更高。进入加工状态的三审单、加工记录单、校对记录单等，都可以按流程顺序添加进“流程墙”中，进度会一目了然，各方意见也能随时为当事人掌握。一旦新书完工，整理后的“档案墙”又可以一书一号一墙，归置入档备查。padlet使用成本极低、操作简便，对中小出版社和传统编辑而言，无须再造流程就能初步体验数字化的加工方式、管理方式。

    二、教育技术作为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的内涵特质

    与纸质图书相比，数字化产品在可视化、有声化、传播、复制、标签、提取、移动阅读、购买消费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应用于传播教育信息的教育技术发源于音像技术或音像传媒，与数字化教育出版有着相同的基因。换言之，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的内涵特质，应该包含教育技术。具体反映为出版理念与教育理念有一致性，产品功能和教育功能有一致性，功能实现的路径可大多数归结为教育技术路径。以基于微信平台的“数字化微校园”为例，产品与教育技术是功能实现的依托（信息技术包含其中）。“微校园”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是移动端校园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将学校分散的教育服务资源集约管理，把手机、Pad等移动终端变成开放、移动的数字校园，实现家校互联、师生互通、生生合作、一键关注、资源共享、高效管理、精准服务的一体化。

    万物互联。世界因连接而改变，教育亦然。数字时代、碎片时代，数字校园应运而生。互联网让校园这一传统的物理空间在虚拟现实中拓展。校园已不只是知识信息传播的圣地，同时成为知识技能生长的乐土。

    “微校园”意图快速集聚优质碎片化教育资源，向不同区域的班组、师生、家长推送，通过免费分享推进教育公平；彰显学校个性化特色，为教师和学校的成长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促进名师群、名校群茁壮成长；引领社会对教育的立体关注，把教育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家校协同环节铸成闭环，除了关注孩子的考试与学业，还关注他们的品格形成、个性发展，并记录其成长。显然，这些出版目标演化为教育目标，唯有通过教育技术来实现。

    当然，考察其他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如基于局域网的数字校园，也能发现教育技术与其“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样是数字校园，“微校园”与早先开发的数字校园相比，资源以碎片化形式为主，应用侧重于移动终端，以关注者为用户（而非注册者）。功能上的差异其实就是技术应用的不同。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的“适用技术”，为教育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如何实现等铺路架桥，升级创新。教育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教育数字出版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数字出版人未必能对新教育技术门门精通，但至少应当了解已经有了哪些技术，最好能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如果一无所知，数字化教育出版也就只能停留在已有教材教辅“数字化”的初级阶段，无法策划出满足教育教学需求的产品。

    三、教育技术作为数字化教育出版的延伸服务

    随着以微课为代表的碎片化教育资源由技术开发转向实践应用，越来越多的教育数字化出版产品走向市场。碎片资源除了可以用于校外（在线教育），也可进入课堂，用于设置教学情境、演示实验现象、放大观察细节、回放重要节点等。教学实际中一些碎片化产品使用效果不太理想，关键问题是不流畅。卡顿死机不算，一般情况下，从寻找定位到真正呈现数字化内容，等待时间至少需要5秒钟，有的则大大超过这一时间。教师手忙脚乱地在粉笔与鼠标之间切换，在集体等待中学生刚刚集中起来的注意力又分散了。具备资源库的数字校园，应用时也面临能否流畅切换这一问题。这是教育资源建设到教学应用“最后一厘米”或“最后5秒钟”需要重视和突破的“临门一脚”。表面问题在产品及使用者，但根源还是在技术服务。

    开发了大量的资源，有了较先进的应用平台，即使在实验环境下虚拟运行十分理想，但一旦进入真正的课堂，就会暴露人、机、网不能自然融合、自由切换的问题，这既是产品设计本身的问题，也是技术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或者说，技术本身就应具备较强的服务功能。教育技术的服务不到位，师生都会排斥机器。

    教育技术服务可以使数字出版显示纸质版难以发挥的优势。例如一款“智慧幼儿园”APP应用打出了一体化服务的旗帜，以“硬件工具+APP+内容”为手段，将智能安防考勤和健康管理系统、家园共育精品数字化内容、家园全方位智能APP互动平台、个性化成长档案融合在一起，在同类产品中颇具市场竞争力；一款集点读扫码、激光笔、翻页器、体感鼠标为一体的电子教鞭，专注于解决教师在大量资源中一键调用的难题，由此延伸出应用数字校园产品时线上备课、脱网上课的新手段，还可开发逐课关联、逐点关联的备课卡片，形成教学内容与碎片资源调用技术结合的“轻教育”产品。这些案例提示我们将技术服务融入产品之中是教育数字化出版的成功之道，也说明技术服务可以成为教育数字化出版产品的升级阶梯。

    教育毕竟是一个需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进场的集体活动，任何一款数字化教育产品不可能完全替代教师这一职业。真正可行的是教师利用优质适用的碎片化教学资源、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这意味着不是要求数字产品功能神化，而是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教育技术素养。数字产品的技术服务，不但要有宣传推广时的示范培训和应用中及时跟进的咨询维修，还要收集用户体验的信息反馈，通过改进产品品质、迭代升级形成服务能力更强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很快超越、替代或淘汰。教育出版数字化产品的服务，应聚焦于教育技术如何改变教育生态、改善教育条件、改进学习过程。与技术共生的服务在打破教育与技术的隔阂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教育技术的热点与数字化教育出版的支点

    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的大课题中，教育技术的开发及其创新应用、普及化应用理应提到历史新高度。

    学校无疑是教育技术应用的前沿、先进技术装备规模化使用的主战场。我国2014年与2010年相比，仪器设备生均值提高幅度很大（小学增长154%，初中增长179%，高中增长84%），但令人遗憾的是装备闲置现象较为普遍，以至于教育部发出“宁愿用坏，不能放坏”的呼吁，并提出将教育装备的应用能力纳入教师考核的范畴。一些教育技术装备的状态处于“装”“备”而非“用”，不少教师在教育技术的应用上缺乏内源性驱动力，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教育管理部门、学界和业界高度重视。教育出版的实践告诉我们，对教育出版产品而言，教师是最适合的消费引导者。即使非学校课程教学，教师的意见建议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的定位设计与市场推广，不能忽视这个事实。

    因此，教育技术与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的开发主体，在处理人与技术、时空的关系时，要逐步形成“以师为本”的趋同。如一些开发录播设备的商家进入高校，通过给教师免费试用设备等办法介入教改项目；一些原本开发二维码关联视频教辅产品的出版单位，重新把注意力聚焦于教师的教，在教学任务单中嵌入微课，按县域推进，由教师开发应用本土化的数字教学资源，选择适宜的微课用于翻转课堂等。教师在数字化教育出版的许多环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局限于内容资源的生产上，在产品应用上也是相当稳固的支点。比如由教师主导布置微课假期作业，学生就能自然接受并习惯在线学习；一阵关于在线教学教师收入的热议，为网上点课付费辅导推波助澜；数字校园产品也好、在线教育网络平台也罢，所有成功案例，都离不开学校强有力的支持和骨干教师负责任的执行。教材出版单位、教研单位、技术公司，把对教师的教育技术应用培训作为业务拓展培训的必选菜单，确是明智之举。

    对教育出版而言，历来是“站得住讲台才站得住市场”；数字化教育出版，依然会是“得教师者得天下”。无疑，教育技术应用的热点在教室，数字化教育出版（特别是产品的市场推广环节）的支点在教师。归结起来就是：掌握并应用教育技术的教师是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灵魂。

    五、教育技术与数字化资源是现代化教学的两翼

    数字化教育出版产品（教学资源）与教育技术应用，是现代化教学提升、飞跃的翅膀。一位教师将一键上传技术用于课堂教学反馈，不久发现教学效率果真有所提高。以前讲评学生试卷或练习，都要等批改过后找出典型差错，再以回顾的方式讲解，时间间隔较长；现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但是，数字化教育产品走进教师的“教”还存在阻力，走进学生的“学”则更难。一些教育管理者认为，引入了技术与资源，会使教师产生惰性；还有人认为，一些数字化产品消减了学生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形成了离开网络搜索就不会学习的惯性。排斥技术、因循守旧是教育装备闲置的主因。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有正反两个面。技术历来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做的是扬长避短，发挥教育技术的优势、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

    现代化教学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当教育技术应用成为各科教师的自觉，而不是少数信息技术教师的专有技能时，教学现代化才谈得上起飞。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如何鼓励教师主动“插翅起飞”？笔者以为至少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给教师减负——“傻瓜”型的智能技术应该成为教育技术的主流；（2）给教师乐趣——教师在技术和产品应用中被吸引，有熟能生巧的成就感，满足个性化需求让教师成为某类技术或产品的痴迷者；（3）给教师利益——降低教师的体力与智力劳动强度、减少教师的时间成本；（4）给教师发展——技术与产品的功能中一定包含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能力、提升研究水平、强化信息化应用能力和教学资源开发能力的内容；（5）给教师权利——把技术与资源产品的选择权还给教师，把设备与数字资源的使用权还给教师。

    六、技术思维为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划拓展空间

    没有技术的数字化出版产品是没有含金量的。同样，教育技术如果没有内容资源做支撑，再高级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翅膀”反而可能成为摆设和累赘。技术思维是关于遇到问题应该“做什么”“用什么做”“怎样做”的思考，这是数字化教育出版策划的必经之路。技术应用的创新许多时候就是“迁移”，“互联网+”给了我们将其他技术转变为教育技术的启示，如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统计技术、关联技术、定位技术等；同时，也给了我们将一种教育技术用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段、不同对象，发挥不同教学功能的可能。于是，“教育技术+”给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划带来令人兴奋的变数。比如（1）基于微信技术的数字化微校园产品，贯彻的是微信思维，开发出“微信+教学管理”“微信+移动教研”“微信+家校互联”“微信+超级成绩单”“微信+评比”“微信+安全教育”等系列子产品，可供学校选择。（2）基于视频技术的微课产品，已有“微课+翻转课堂”“微课+新课引入”“微课+专题复习”“微课+实验预习”“微课+虚拟实验” ……应用的范围还在不断拓展。（3）有的产品把不同的“技术+”融为一体，比如教学手机就是通过APP，利用手机自带的集成技术，可充当体感鼠标、电子书包、扩音话筒；能够点读、翻页、一键上传、录播、回放等，还能实现跟读矫正等诸多功能。

    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划，实际变成对教育技术“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用什么做”“还可以怎样做”考卷不同答案的探寻。这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数字化教育出版活动几乎就是教育活动。

    如果说教育是一种点亮人生的工作，不同时代、不同的教师自然有不同的点法。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不是否定传统的蜡烛精神，而是帮助教师改变落后的教育方式，融入时代发展变革。原来靠的是游题海，拼时间、耗健康，现在用技术、用智慧做优质的教育、点亮人生。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对数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划就会有新的认知并产生更高的创作热情。

    综上所述，教育技术与数字化教育出版存在天然的关联，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学科交叉融合、行业跨界发展的当下，产学研各方把教育技术与数字化教育出版作为合一的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研究，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走出迷思与困顿，对出版与教育两个不同行业的理论完善、规律把握、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力提高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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