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时报》的历史缘起与办刊特征
【摘要】《救国时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开展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力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救国时报》的抗日宣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探讨《救国时报》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其办刊特征，探讨其办刊启示，有益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编辑出版事业。
【关键词】《救国时报》；历史缘起；办刊特征
【作者单位】田婧，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救国时报》原名《救国报》，于1935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创办，1938年2月宣告停刊。《救国时报》以抗日救国为宗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一份极具代表性的中文报刊。《救国时报》出刊不到一年，发行量就从创刊时的5000份猛增至20000份，读者遍及43个国家和地区，订户近10000个[1]。国内的读者不仅包括京、津、沪、广、渝等大城市，而且涵盖新疆、西康等边远地区和一些小县城。《救国时报》的抗日言论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成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思想上的向导和行动上的指南，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
一、《救国时报》的历史缘起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三省沦陷，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日本加紧准备全面侵华，相继制造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冀东事变、华北事变，不断蚕食华北地区；后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联盟，企图祸害整个世界。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阶层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侵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
面对上述形势，南京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了河北、察哈尔等省的主权；同时对共产党仍然实行剿杀政策，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出发，实现了政治路线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到达地处偏僻高原的陕北，但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的恶劣环境下，无法公开出版刊物向全国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同时，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国民党统治区内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幸存的部分党组织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无法及时了解党中央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有在海外创办一份中文报刊，指导那些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织和党员独立开展反侵略斗争，激发海内外华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唤醒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才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1934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酝酿在莫斯科创办《救国报》。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中间人士，他们把报刊的出版地选定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已经初具雏形的法国。《救国报》于1935年5月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成立编辑部，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印原稿，再航寄巴黎。该报以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巴黎注册、印刷，向世界各国公开发行，实际上成为中共在海外开展抗日宣传的机关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命为《救国报》的主编，吴玉章被派往巴黎以扩大刊物的发行。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救国报》的言论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安。1935年9月19日，《救国报》全文刊发了蒋经国致其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其父蒋介石假革命真反动，并声明与之公开决裂。这封信被苏联的《消息报》《真理报》和其他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大报争相转载，很快就传遍海内外。蒋介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立即授命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敦促他们以内阁决议案的方式取缔《救国报》。
由于法国政府一贯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只要《救国报》稍稍改动报头的汉字和法文，就可以继续出版。吴玉章建议，“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刊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2]，这样，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救国报》就以《救国时报》的新刊名出版发行，一期也没有耽搁。
《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开始发行第1期，最先是周刊，不久改成5日刊，后来又改为3日刊，至1938年2月10日停刊，一共出版了152期。《救国时报》的首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由于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于辛超、邱静山、张报等人相继被捕，剩下李立三、谢唯真等寥寥数人无法承担全部的编辑业务，不得不在1938年2月10日发表启事：“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故决定将本报移美出版。”[3]由于种种原因，移至美国出版刊物的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历史证明，《救国时报》为国为民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体编辑人员以高度敬业的精神，付出了艰辛的、巨大的努力。李立三不仅要起草报刊的许多社论和时评，还要负责整个报社的组稿、编排、校审等工作，“他负责《救国时报》编辑工作的时候，真是困难脚下踩，艰苦肩上挑，夜以继日，毫无怨言。他为了推敲一篇社论，有时工作到凌晨……为了保证报刊的质量和出版速度，他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4]
二、《救国时报》的办刊特征
《救国时报》编辑部积极开拓、勇于创新，在办刊的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办刊特征。
1.办刊宗旨与办刊实践高度一致
《救国时报》“一出版即以宣传、解释、鼓励、组织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为己任”[5]。《救国时报》在创刊号上郑重宣告，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国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建立全民的救国联合战线。《救国时报》竭力阐明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促使中国各阶层的救国救亡运动汇合成一股滔滔洪流。
《救国时报》为了突出办刊宗旨，专门设置了“社论”栏目。《救国时报》初创之际，就连续发表多篇社论，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日本加紧侵华，蒋介石仍执意推行反共政策，客观上配合了日军筹组反共联盟的策略。对此，《救国时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协同剿共”的口号。西安事变发生后，《救国时报》社论及时宣传“和平解决，团结救亡”的方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救国时报》社论号召“全国动员，坚持抗战到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救国时报》又发表一系列社论，提出“肃清汉奸”“惩办亲日分子”“反对妥协投降”等口号。《救国时报》“社论”栏目的设置，旗帜鲜明地宣传了自己的办刊宗旨。
《救国时报》“社论”栏目的文章，坚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民族出路论坛”栏目的文章，极力倡导民族团结，践行了办报的宗旨。这两个栏目的设置，体现了办刊者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
2.抗日宣传与救国教育密切配合
《救国时报》通过“社论”“祖国要闻”“民族出路论坛”等栏目，全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救国时报》于1935年10月1日率先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决心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政见或利害有何不同，均应秉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时报》及时报道了海内外华人的抗日救亡行动，给予舆论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救国时报》社论《学生运动与全民团结》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鼓励学生“持续下去，到全国各界同胞中去，以求全民运动总的汇合”[6]，为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救国时报》还长期宣传妇女救亡运动。《救国时报》第5期的《女界同胞群起救国》报道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从理论上支持和引导妇女抗日救国运动。
《救国时报》的“社论”“祖国要闻”“民族出路论坛”“漫画等栏目”，通过刊载一系列文章和漫画，从抗日和救国两个方面唤醒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有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
3.立足国内与放眼世界有机结合
《救国时报》设置了“祖国要闻”栏目，立足国内，宣传抗日救亡。“祖国要闻”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和反侵略业绩。该栏目除刊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林伯渠、彭德怀、林彪、吴玉章、李立三等人的文章外，还先后发表了《各方要求团结利益》（1935年12月9日）、《是团结抗日还是继续内战》（1935年12月14日）、《全民一致抗日救国声》（1936年1月14日）、《抗日烈士方志敏遗书》（1936年1月19日）、《刘子丹的生平》（193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1月10日）等一系列文章和文件，成为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形势的一个重要窗口。“祖国要闻”还对抗日军队的顽强斗争给予极大的关注。仅从1936年9月至1938年2月，该栏目就刊载了东北抗日联军的27篇捷报、16篇文告、5篇烈士传略以及许多相关文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
《救国时报》还设置了“侨胞生活”栏目，放眼世界，把海内外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汇聚起来。例如，该栏目相继刊载了《格城侨胞坚决抗日》（1936年2月29日）、《全欧侨胞奋起救国》（1936年9月30日）、《法国华侨抗日救国团总代表王平女士的报告》（1936年10月5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1936年10月8日）、《全欧华侨奋起援助绥东抗日军》（1936年11月9日）等文章，反映了当时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救亡运动的爱国情怀。《救国时报》以“侨胞生活”栏目为中介平台，协助旅居巴黎的钱俊瑞、陶行知、陆璀等人，与欧洲各国的华侨团体一道发起组织了全欧华侨救国会。在此影响下，旧金山、纽约和南洋等地侨胞也纷纷成立了救国会[7]。
《救国时报》在国内外同时发行，很大一部分读者是海外侨胞，“祖国要闻” “侨胞生活”两个栏目的设置使得《救国时报》能够适应分众化传播的需要。《救国时报》相关栏目的设置不仅使海外侨胞能够准确掌握国内抗日态势，而且使国内人士能够及时感受到世界各地华侨的有力支援。于是，《救国时报》成为连接各国侨胞和国内人民共同抗日救亡的桥梁。
三、《救国时报》的办刊启示
研究《救国时报》的历史缘起和办刊特征，总结其成功经验，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办刊要植根于坚持弘扬民族精神的舆论导向。《救国时报》高举团结、爱国的旗帜，以抗日救亡为主要目标，吸引了各党派、各阶层爱国志士的目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饱含爱国激情的宣传与教育，必然成为当代报刊的内在价值诉求。
其次，办刊要立足于连接中外、沟通世界。《救国时报》面向国内志士和抗日军队，面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倡导正义与和平，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到更多的国际道义声援。在当今，无论是培育国民开放意识，还是增强在开放中对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辨别力和抵制力，都需要当代报刊立足于连接中外、沟通世界，成为整个社会对待外来文化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典范。
再次，办刊要着眼于读者不同的需求，设置创意栏目，促进分众化传播。分众化传播是指从受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出发，实现传播方式的个性化。20世纪30年代，海内外华人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国内各党派人士在政治立场、利益需求和价值诉求等方面也存在分歧。《救国时报》设置了各具特色的栏目，让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爱国主义者各抒己见，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士的团结精神和民众的反侵略意识。
总之，《救国时报》的创办和宣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体现了民族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后人办刊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1] 朱少伟. 抗战初期的《救国时报》[J]. 新闻记者，2007（11）.
[2] 吴玉章. 吴玉章回忆录[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3] 李思慎. 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册[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4] 汤耀国. 李立三与《救国时报》[N]. 中华新闻报，2006-08-16.
[5] 李琨. 负责人李琨的演说[N]. 救国时报，1936-09-01.
[6] 《救国时报》社. 学生运动与全民的团结[N]. 救国时报，1935-12-21.
[7] 胡正豪.《救国时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J]. 历史教学，19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