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义演管窥：以京津沪地区为视点
摘 要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活动频繁，并呈现出新的变化。不少以济贫、赈灾、难民救助、助学为目的慈善义演活动，赓续战前慈善公益的意涵。同时，还有较多的慈善义演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呈现出别样的景象。日本侵略势力出于社会控制的考虑，通过举办一些慈善义演活动，实现了自身的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折射出权力意志对于慈善义演的作用力。该时期的慈善义演构成了近代慈善义演嬗变中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义演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41-07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到来。此后，短短1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狂轰滥炸，攻占了我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在内的大批城市，并围绕这些城市进行了长达8年的统治，形成了所谓的“沦陷区”。值得注意的是，慈善义演活动在沦陷区内依然存在，其自身的功能一方面伴随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而延续慈善公益的日常意义，另一方面又因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呈现出哪些面相，如何认识日本侵略势力的角色地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目前学界还未有专论出现。笔者爬梳档案材料，以京津沪地区为视点，探究沦陷区内慈善义演的具体变化情况，进而明晰其在近代慈善义演嬗变过程中的地位。
沦陷区内并不是日本侵略势力所宣扬的“皇道乐土”，而是贫瘠与灾难充斥其中，天灾人祸如往常一样困扰着广大民众。不少社会团体及演艺界人士，痌瘝在抱，组织慈善义演，为在惶恐中勉强维生的广大民众筹款。其社会效用主要体现为济贫、赈灾、难民救济和助学等。
该时期，沦陷区内不少慈善义演活动用于济贫扶困的情况和战前并无不同。冬赈济贫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如，1937年11月，北京市梨园公会集合停留在北京的艺人举办冬赈义务戏。梨园公会代表赵砚奎与杨小楼、尚小云、王又宸、郝寿臣、荀慧生等艺人商洽在“第一舞台演唱冬赈大义务一次，所得票数，除少数开支外，悉数捐助慈联会办理冬赈”。①1939年1月8日，北京辅仁大学为冬赈筹款在该校大礼堂举行慈善演出，以所得之款充作冬赈会经费。②1945年1月6日，北京市鼓楼西基督教会为举办冬赈粥厂及筹募慈善工作费用，举行慈善募捐酬谢游艺会，演出内有钢琴、提琴、宗教音乐等。③鉴于较好的演出效果，该会还于1月20日再次举办了慈善义演。④1945年1月19日，华北民众团体冬赈联合会在华乐戏院演义务夜戏两场。①除了冬赈之外，还有不少慈善义演活动用于济贫。例如，1939年4月23日，上海春秋剧艺社静安寺路仙乐大戏院演话剧一场，用于救济贫弱。1940年，上海卡尔登戏院院及法租界贡台大戏院联合发起慈善义演，所募资金完全用于济贫。②1944年，北京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饿殍枕藉，溺满街头，闻者心伤，视之泪下”。③北京市商会主办饥民急赈会通过办理粥厂来达到赈济饥民之目的，期间，辅仁大学学生群体发起辅大同学临时急赈游艺会，所售票款全部移交北京商会代为发放。④1944年5月15日，海会寺贫儿院为了筹款，决定举办儿童音乐演奏会，所得之款悉数充作该院经费。海会寺曾向不少机构派销入场券，如中央戏院音乐会、北京市商会等。此次义演筹款“经各界慈善家及该院董事、各业公会，竞相赞助”。⑤1944年11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通过义映《博爱》影片，得余款17080元。最终救灾会决定将此款分送给上海市的慈善团体，上海济民医院、上海难童教养院、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上海残疾院、上海地方慈善会等机构都得到了捐款。⑥1944年5月20日，中国记者会为襄助慈善事业，在华乐戏院举办慈善义演。票价为“楼下前排每位35元、楼下后排每位20元、包厢每位40元、楼上散座每位15元”，总共售得33875元，去除开支费用8300元，盈余11835元。⑦济贫扶困的慈善义演活动因沦陷区内的贫困问题而显得寻常。
赈灾义演是慈善义演重要的类型之一。该时期的赈灾义演伴随着天灾人祸的出现而较多举行。例如，1940年2月，为了筹赈河北省的饥民，河北省救济会在先农坛举办义演。参与民众不少，21日男女观众约3000人，22日约9000人，23日约6000人。⑧可见慈善义演活动的影响力。1939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南风剧社为救济上海难胞，于2月21日假宁波同乡会会馆举行慈善义演。⑨1942～1943年，北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实时盖藏俱无”，骨肉离散、死亡枕藉多有发生。袁履登、徐乾麟、徐朗西、林康侯等上海名流组织崇德善会，发起筹募救济河北、河南两省旱灾捐款。1943年4月9、10日，该会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将票价收入充作救济灾民之需。⑩1945年2月24、25日，山西旅京同乡会为筹备省赈灾举办慈善义演，通过戏票进行推销。{11}这些赈灾慈善义演本质上与全面抗战前的赈灾义演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而由于战争造成的影响，难民救济在该时期比较突出，举办慈善义演用于难民救济显得较为频繁。例如，1939年12月26日上海绿野剧团在绿宝剧场举办慈善义演，所得之款充作救济难民之用。1939年5月25、26日，上海市民联合会救济难民委员会鉴于沪市难民纷集，尤以被难妇孺群体最为痛苦，决定在大舞台演唱举办义演。1939年，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因难童要求入院日益增加，但是院舍不敷应用，为维持教养重任起见，决定于2月1、2日借四马路天蟾舞台举行义演，以券资所得充作建筑费用。1939年2月19日，上海粤东中学广肇公学学生会借大新公司游艺场演剧筹款，救济两广难民。1940年3月16日起至22日，由社会名流虞洽卿、袁履登、许晓初等组织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同乡组劝募委员会，为筹募难民救济经费，在新世界乐园举行游艺救难大会，券款悉缴协会，充作难民给养经费。1940年，办理掩埋善举的上海普善山庄，自战争发生以来，所有租界工部局、各收容所、各难民医院以及其他善团，遇有乞丐、难民、疾病亡故者，悉托该山庄为之殓埋。是年冬季，贫民冻馁而毙者不少，该山庄颇感经济支绌，于是茂新、福新、申新面粉公司所属之三新俱乐部平剧组，于1月25日借更新舞臺举办慈善义演，售票所得之款，拨充该山庄善举。1940年元旦之际，上海箴社鉴于难民饥寒交迫，特发起救难义演之举，卖票所得，除去开支外，悉数赈济难民。①1943年10月20日晚，苏浙沪旅港同乡会借更新舞台义演，以所得票资，充作该会遣返难民回籍之用。②以上史实，也可以窥见战争对于义演的形塑。
助学也是慈善义演的基本功用。该时期一些用于助学的慈善义演与抗战前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例如，1939年2月24、25日，沪江大学沪东公社话剧团为筹募学校经费，借卡尔登影戏院举行话剧公演。1939年7月，上海中华妇女互助会为筹募义务夜校基金举办慈善义演。③1945年5月12日，北平市非新小学校为筹款修筑校舍，在华乐戏院邀约言慧珠、李少春、奚兰伯等，演唱义务夜戏一晚，所得款项充作修筑校舍工料之用。④华乐戏院是北京市著名的戏曲演出场所，具有强大的娱乐汇聚功能，慈善义演也多在此举办。例如，1944年9月5日，北京市私立立华小学校鉴于自身经费拮据、教职员生活津贴亟待补助，在华乐戏院特意举办慈善义演，演出内容为《霸王别姬》，由著名艺人李世芳表演。⑤
可见，全面抗战时期不少慈善义演活动所发挥出来的效用与战前的活动相比，并没有因为政局的不同而有本质上的变化。济贫、赈灾、助学构成了该时期慈善义演的基本功用，同时，在战争的影响下，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针对战争难民救护的慈善义演，频次较多。部分慈善为怀的民众和社会团体继续以往慈善义演的正面影响，发挥其积极效应。
全面抗战时期，寻常的慈善义演虽然持续举办，但是沦陷区内日本侵略势力的角色却不能忽视。日本侵略势力对于慈善义演也产生着不小的作用力，既有利用慈善义演实现沦陷区社会秩序稳定的柔性统治策略考虑，也有树立自身威权统治过程中权力表达的自然流露。
日本侵略势力在沦陷区除了直接管控之外，主要通过扶持一些依附于自身势力的社会团体，搭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笼络民心，助推自身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影响广泛的新民会，⑥为了迎合日本侵略势力的统治需要，曾多次出面组织冬赈义演活动。例如，1940年冬，北京新民会便主办多场冬赈义务戏，并通过派销戏券的方式进行筹款。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便收到冬赈义务戏入场券。⑦1940年初，新民会首都指导部于日本特务机关暨各方力量支持之下，举办“寒苦贫民救济周”，期间定于1月22～24日借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所收巨款、广济贫民，并向警察局附送戏券2225张。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训令内四区警察分局，针对新民会举办寒苦贫民救济演唱义务戏附送戏券，要求各局“分发劝销”。⑧其中，内四分局的派销戏券和票价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不仅新民会通过慈善义演的举办，企图笼络民心，中华同义会也有此举。如，1940年1月5～7日，中华同义会举办冬赈，在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①义演过程中，传统戏曲演出的会串表演形式较多，演出的戏目与往常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留在沦陷区的戏曲名家基本都参与了慈善义演，而且娱乐表演性质凸显。在戏券派销过程中，伪北京市警察局也进行了戏券派销工作，其所统辖的分区警局也积极配合。
新民会和中华同义会作为两个在沦陷区紧紧依附日本侵略势力的社会团体，往往通过举办慈善义演来麻痹普通民众。例如，1943年12月4日，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为庆祝“中日满宣言三周年纪念”，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北京特别市政府警察局“核准并豁免弹压费”，“派官警妥为照料”。是日该院自晚上7点开演，售出包厢票20间、各级散票1069张，参与人数达1154人。不过，此次义务戏演出已经失去了慈善的意义，沦落为“演唱义务戏藉以唤起国人之注意”的纪念功能。②1944年1月14日，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为日本人筹募战争物资。同年，该会还定于3月5日下午7时借华乐戏院由国剧协会会员演唱献机义务戏，因剧目过多，延长演戏时间两个小时，并请警察照料以维秩序。1944年6月份，北京市民众献机委员会假华乐戏院演唱献机义务戏。③可见，通过慈善义演，吸收沦陷区普通民众的资金，用于加强军事力量的需要，也成为该时期日本侵略势力常见的手法。
在日占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自身的意志植入娱乐事业，进而麻痹普通民众。例如，1944年，伪天津市政府宣传处为“强调中日同盟之伟大意义起见，特举办强调中日同盟讲演游艺大会”。④此次游艺会除了为天津市政府积极助推之外，“新民会津市总会”也积极参与。又如，1942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势力扶持下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为大东亚圣战一周年纪念”，“使全沪民众了解圣战意义及加强反英美意识起见”，定于8、9两日借上海大光明影戏院进行慈善义演，以广宣传而资庆祝。⑤此次演出售出座券暨特刊等收入共计“180219.3元，除付出舞台租费布景及各项杂费计152236.3元收支相抵，尚结余储币2393元正。全部收支账目经话剧宣传筹备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国华缮具清册并附粘各项单据报送到会审核无误，余款27983元。除提出1万元充作本会办理助学金外，其余17983元由本会凑成18000元整数，于本月2、3两日分别捐送《申报》及《新闻报》办理小学教师、医药学助学金”。⑥1943年5月28、29日，上海同仁善会收容难童经费支绌，借所处虞洽卿路的宁波同乡会邀请中央平剧研究社举办义演，以筹募经费。上海同仁善会还希望工部局总办要以慈善为怀，“无依难童以教以养，得以成人，事关善举，亦大东亚共荣之使命伏起”，企图准予串演，并恳一面饬知租界工部局准发许可证。⑦
除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植入之外，日本侵略势力也通过配合一些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例如，1940年5月1～2日，金顶妙峰山京津慈善总会会长杨锡庆，慈善为怀，“提倡在津市东马路国民戏院演义务戏”，捐助北京育婴堂。“收养无主婴儿历十余年”的北京育婴堂，“向承各方捐助共襄善举”，对于此次慈善义演活动还专门派员酬谢，并发函天津特别市公署“饬属派警维护”。①杨锡庆亦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表达此意。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认为此“事关善举”，并令警察局“届时派警妥为保护”。此次慈善义演主要是通过“推销”戏券的方式运行，河北省银行及其天津分行均有参与，②取得了不小的筹款效果。1945年2月1～3日，北京特别市冬赈委员会为筹集赈款，邀请名伶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三场。此次慈善义演亦由北京市警察分局酌派官警100名弹压照料，以维秩序。③1945年2月4日，北京慈善剧团为救济贫民，同样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并得到了豁免捐税、延长演戏时间、免收警察局應征之弹压费的待遇。④1942年2月7日，北京市先天道总会在长安戏院举行慈善义演，不少戏票还是通过警察局来派销。其中，北京市警察局外一区署便销售戏票洋573.7元。⑤1945年8月13日下午7时至夜2时，鼓曲长春职业公会为了助益北京市救济事业，借华乐戏院举办慈善义演，以所售票款全数送交社会局补助救济之用。⑥
可见，日本侵略势力通过自身控制的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慈善义演，并将殖民意识形态通过慈善义演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民众。慈善义演原本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日本侵略势力影响下的慈善义演活动则主要出于笼络民心的目的。与强制性的统治方式相比，日本侵略势力间接通过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来稳固社会秩序，更多表现为柔性特征。
与通过依附于自身的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实现柔性统治稍有不同，日本侵略势力在沦陷区内主导的义演活动基本上都需要通过警察部门的审批和严格控制。警察部门甚至直接参与到慈善义演票券的派销中来，一方面是日本侵略势力掌控沦陷区内娱乐行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日本侵略势力的权力渗透。
在沦陷区的娱乐控制方面，日本侵略势力涉入早、力度大。1937年，日本迅速占领了北京全境之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开始对娱乐业进行监管和掌控。侵略者要求北京市“各电影院、戏院等无论开演均应先期呈报本营区署，由区转达日本宪兵队，勿得延误为要”。其中，戏院有吉祥、荣华、三顺轩等，电影院有真光、平安、飞仙、民众等，书馆有舫兴、德昌、广庆轩等。这些电影院、戏院、书馆“应由内一、五两区分别特传，无论每日开演或停演均应先期开具剧目及停演理由呈报各该区署，由区署转达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长安、新新、哈尔飞戏院，中央、国泰电影院，义和轩、三阳书馆则“由区署转达西城大院胡同日本宪兵队”。⑦日本侵略势力通过调查相关娱乐场所的情况，摸清基本状况，厘定相关制度和规则用于掌控娱乐。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在训令中，还认为“戏剧为社会教育之一种，关系风俗人心，至深且巨……于民更始之际……自应重申禁令、以资整饬”。凡有不遵从警察部门意见的艺人，“一经查出即行予以逮捕、严惩不贷”，①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演剧目录。其中，对于在戏院、影院举办的慈善义演则纳入到政府规定的相关准则中来。1940年7月，北京市对于管辖区内各戏院演唱夜戏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进行了重新整治。原本规定“夏季夜戏时间系由下午8时起至夜1时为限”，但是“各戏院演唱夜戏多有逾规定时间，尚未停演者”，警察局认为此举“殊属不合”，表示“嗣后除义务夜戏应随时另行呈请核定外，其余夜戏均不得逾时，违者照章處罚”，“随时认真取缔”。②日本侵略势力通过加强对娱乐行业的控制，树立了自身的威权形象。警察部门作为权力具体执行机构的身影则无处不在。同时，警察部门也曾完全通过行政力量来操办慈善义演。例如，1941年8月下旬，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警声社主办治强烈士赙金募集义务戏票650张，饬分交内外城十一区尽力分担销售。”③北京市属各分局的票券分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义演似乎成为警察部门在该时期一手策划的敛财活动。警察部门的介入，有很多时候演变成并不是警察群体自身购票，而是警察部门利用自身的权力勒索所属辖区的商户和民众来购票，而戏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警察局的政绩。此点即是慈善义演的畸变，同时也说明了沦陷区内普通民众对于当权者的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当权者也十分注意利用权力派销戏券引发民众的反弹，因此强调应以自愿原则购票。例如，1939年初，北京国剧分会举办冬赈义务戏，“戏票到局”，北京市长“谕应交由各分署长以个人名义按友谊向界内住铺各户劝售，不得交由各局勒令推销，以免流弊”。④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警察局勒令推销则成为常态。1938年6月，《新民报》主办黄灾赈款音乐舞蹈大会，采用分销入场券的形式，曾经分送北平市警察局派销价款。⑤1940年12月，新民会举办冬赈义务戏，警察局同样派销票券，给予支持。⑥此举还亲自由警察局长“核定派销”。⑦1940年1月5～7日，中华同义会在新新戏院举办慈善义演，伪北京市警察局便积极参与戏券派销工作。其中警察局统辖的外五区分局便派销了164张票券，金额为510元。同年，新民会首都指导部举办首都寒苦贫民救济周，定于1月22～24日假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伪北京市警察局的做法如出一辙，其中伪北京市警察局外五区分局派销票券197张、金额为514元。①
在慈善义演的活动之中，日本侵略势力的权力体现在警察部门具有审批、弹压、征税方面。例如，1945年1月，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向伪北京特别市外一区警察分局呈称，1944年自身曾举行两场主办献机冬赈义务戏，鉴于演出的效果较好，因此，特定于是月22日仍假华乐园举行第三场献机冬赈义务戏，请予核准免收捐税，并延长演戏时间。伪北京特别市外一区警察分局局长认为事情属实，应予照准免收应征之弹压费，并派员弹压照料，以维秩序。②在沦陷区内，学校举办慈善义演，也必须通过日本宪兵队批准。例如，1945年5月20日，辅仁大学在本校举行歌咏音乐会得到了师生的普遍好评，于是爱好音乐者请求重演一次，最终定于5月27日下午8时至11时在该校礼堂举行，“所得票款除开销外，仍发交本校社会救济委员会充作救济贫民之用”。由于事关公益慈善，该校还发文警察局、社会局、防卫司令部，函请准予举行，并请“日本宪兵队另请许可”。③至于权力部门自身直接组织和参与的慈善义演，也较为常见。例如，1941年7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为警察医院及简易学校”举办了慈善义演，并取得了不错的筹款效果。“除在演戏期间所需前后场面一切开销共支洋3489.56元外，结存洋30693.44元。”这些款项“计拨发警察医院2万元，作为购置药品等费，余洋10690.44元，悉数拨归简易学校以资修理药王庙等处房屋之用”。其中，“警察医院需款项下：购置药品价款3000元、添置医疗器械价款8000元、修饰房屋及添置家具用款4000元、补助费5000元”，“简易学校需款项下：第一分局费家胡同修理费9813元、费家胡同修理费3128.5元、第四分局朝阳寺修理费4177.5元、第七分局伍德阁修理费784.44元”。④此分配方案还得到了伪天津特别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可见，在沦陷区内，日本侵略势力主导的慈善义演活动改变着以往慈善义演的日常救助特性，更多是为了稳固自身统治和社会控制的需要。此类慈善义演活动成为了日本侵略势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统治工具，同时日本侵略势力透过警察部门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向普通民众宣示着威权地位，也折射出自身的权力意志。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并没有因为战争境遇的不同而中止。济贫救困、赈灾、助学等寻常意义上的慈善义演依然持续。同时，慈善义演也因为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慈善义演频繁举办的背后，是日本侵略势力出于笼络民心和社会控制的统治需要。此阶段的慈善义演，与战前相比较，主要体现为日常与非日常的交织。所谓日常，主要是指在沦陷区内的普通民众或者社会团体在面对天灾人祸之时，能够慈善为怀、热心公益，发挥以往慈善义演的社会效用和功能。所谓非日常，则主要针对日本侵略势力的作用力而言，日本侵略势力通过慈善义演的举办，一方面实现着其柔性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自身的权力意志在娱乐领域内得到表达。那些依附于日本侵略势力的部分社会团体和警察部门对于慈善义演的作用力，集中体现出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慈善义演的变化新象。该时期的慈善义演缘于日本侵略势力造成的时代境遇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质，并在整个近代慈善义演嬗变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岳鹏星，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王湉湉】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义演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41-07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到来。此后，短短16个月的时间里，日本狂轰滥炸，攻占了我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在内的大批城市，并围绕这些城市进行了长达8年的统治，形成了所谓的“沦陷区”。值得注意的是，慈善义演活动在沦陷区内依然存在，其自身的功能一方面伴随着普通民众的生活而延续慈善公益的日常意义，另一方面又因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呈现出哪些面相，如何认识日本侵略势力的角色地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目前学界还未有专论出现。笔者爬梳档案材料，以京津沪地区为视点，探究沦陷区内慈善义演的具体变化情况，进而明晰其在近代慈善义演嬗变过程中的地位。
沦陷区内并不是日本侵略势力所宣扬的“皇道乐土”，而是贫瘠与灾难充斥其中，天灾人祸如往常一样困扰着广大民众。不少社会团体及演艺界人士，痌瘝在抱，组织慈善义演，为在惶恐中勉强维生的广大民众筹款。其社会效用主要体现为济贫、赈灾、难民救济和助学等。
该时期，沦陷区内不少慈善义演活动用于济贫扶困的情况和战前并无不同。冬赈济贫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如，1937年11月，北京市梨园公会集合停留在北京的艺人举办冬赈义务戏。梨园公会代表赵砚奎与杨小楼、尚小云、王又宸、郝寿臣、荀慧生等艺人商洽在“第一舞台演唱冬赈大义务一次，所得票数，除少数开支外，悉数捐助慈联会办理冬赈”。①1939年1月8日，北京辅仁大学为冬赈筹款在该校大礼堂举行慈善演出，以所得之款充作冬赈会经费。②1945年1月6日，北京市鼓楼西基督教会为举办冬赈粥厂及筹募慈善工作费用，举行慈善募捐酬谢游艺会，演出内有钢琴、提琴、宗教音乐等。③鉴于较好的演出效果，该会还于1月20日再次举办了慈善义演。④1945年1月19日，华北民众团体冬赈联合会在华乐戏院演义务夜戏两场。①除了冬赈之外，还有不少慈善义演活动用于济贫。例如，1939年4月23日，上海春秋剧艺社静安寺路仙乐大戏院演话剧一场，用于救济贫弱。1940年，上海卡尔登戏院院及法租界贡台大戏院联合发起慈善义演，所募资金完全用于济贫。②1944年，北京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饿殍枕藉，溺满街头，闻者心伤，视之泪下”。③北京市商会主办饥民急赈会通过办理粥厂来达到赈济饥民之目的，期间，辅仁大学学生群体发起辅大同学临时急赈游艺会，所售票款全部移交北京商会代为发放。④1944年5月15日，海会寺贫儿院为了筹款，决定举办儿童音乐演奏会，所得之款悉数充作该院经费。海会寺曾向不少机构派销入场券，如中央戏院音乐会、北京市商会等。此次义演筹款“经各界慈善家及该院董事、各业公会，竞相赞助”。⑤1944年11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通过义映《博爱》影片，得余款17080元。最终救灾会决定将此款分送给上海市的慈善团体，上海济民医院、上海难童教养院、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上海残疾院、上海地方慈善会等机构都得到了捐款。⑥1944年5月20日，中国记者会为襄助慈善事业，在华乐戏院举办慈善义演。票价为“楼下前排每位35元、楼下后排每位20元、包厢每位40元、楼上散座每位15元”，总共售得33875元，去除开支费用8300元，盈余11835元。⑦济贫扶困的慈善义演活动因沦陷区内的贫困问题而显得寻常。
赈灾义演是慈善义演重要的类型之一。该时期的赈灾义演伴随着天灾人祸的出现而较多举行。例如，1940年2月，为了筹赈河北省的饥民，河北省救济会在先农坛举办义演。参与民众不少，21日男女观众约3000人，22日约9000人，23日约6000人。⑧可见慈善义演活动的影响力。1939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南风剧社为救济上海难胞，于2月21日假宁波同乡会会馆举行慈善义演。⑨1942～1943年，北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实时盖藏俱无”，骨肉离散、死亡枕藉多有发生。袁履登、徐乾麟、徐朗西、林康侯等上海名流组织崇德善会，发起筹募救济河北、河南两省旱灾捐款。1943年4月9、10日，该会在皇后大戏院举办义演，将票价收入充作救济灾民之需。⑩1945年2月24、25日，山西旅京同乡会为筹备省赈灾举办慈善义演，通过戏票进行推销。{11}这些赈灾慈善义演本质上与全面抗战前的赈灾义演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而由于战争造成的影响，难民救济在该时期比较突出，举办慈善义演用于难民救济显得较为频繁。例如，1939年12月26日上海绿野剧团在绿宝剧场举办慈善义演，所得之款充作救济难民之用。1939年5月25、26日，上海市民联合会救济难民委员会鉴于沪市难民纷集，尤以被难妇孺群体最为痛苦，决定在大舞台演唱举办义演。1939年，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因难童要求入院日益增加，但是院舍不敷应用，为维持教养重任起见，决定于2月1、2日借四马路天蟾舞台举行义演，以券资所得充作建筑费用。1939年2月19日，上海粤东中学广肇公学学生会借大新公司游艺场演剧筹款，救济两广难民。1940年3月16日起至22日，由社会名流虞洽卿、袁履登、许晓初等组织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同乡组劝募委员会，为筹募难民救济经费，在新世界乐园举行游艺救难大会，券款悉缴协会，充作难民给养经费。1940年，办理掩埋善举的上海普善山庄，自战争发生以来，所有租界工部局、各收容所、各难民医院以及其他善团，遇有乞丐、难民、疾病亡故者，悉托该山庄为之殓埋。是年冬季，贫民冻馁而毙者不少，该山庄颇感经济支绌，于是茂新、福新、申新面粉公司所属之三新俱乐部平剧组，于1月25日借更新舞臺举办慈善义演，售票所得之款，拨充该山庄善举。1940年元旦之际，上海箴社鉴于难民饥寒交迫，特发起救难义演之举，卖票所得，除去开支外，悉数赈济难民。①1943年10月20日晚，苏浙沪旅港同乡会借更新舞台义演，以所得票资，充作该会遣返难民回籍之用。②以上史实，也可以窥见战争对于义演的形塑。
助学也是慈善义演的基本功用。该时期一些用于助学的慈善义演与抗战前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例如，1939年2月24、25日，沪江大学沪东公社话剧团为筹募学校经费，借卡尔登影戏院举行话剧公演。1939年7月，上海中华妇女互助会为筹募义务夜校基金举办慈善义演。③1945年5月12日，北平市非新小学校为筹款修筑校舍，在华乐戏院邀约言慧珠、李少春、奚兰伯等，演唱义务夜戏一晚，所得款项充作修筑校舍工料之用。④华乐戏院是北京市著名的戏曲演出场所，具有强大的娱乐汇聚功能，慈善义演也多在此举办。例如，1944年9月5日，北京市私立立华小学校鉴于自身经费拮据、教职员生活津贴亟待补助，在华乐戏院特意举办慈善义演，演出内容为《霸王别姬》，由著名艺人李世芳表演。⑤
可见，全面抗战时期不少慈善义演活动所发挥出来的效用与战前的活动相比，并没有因为政局的不同而有本质上的变化。济贫、赈灾、助学构成了该时期慈善义演的基本功用，同时，在战争的影响下，产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针对战争难民救护的慈善义演，频次较多。部分慈善为怀的民众和社会团体继续以往慈善义演的正面影响，发挥其积极效应。
全面抗战时期，寻常的慈善义演虽然持续举办，但是沦陷区内日本侵略势力的角色却不能忽视。日本侵略势力对于慈善义演也产生着不小的作用力，既有利用慈善义演实现沦陷区社会秩序稳定的柔性统治策略考虑，也有树立自身威权统治过程中权力表达的自然流露。
日本侵略势力在沦陷区除了直接管控之外，主要通过扶持一些依附于自身势力的社会团体，搭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笼络民心，助推自身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影响广泛的新民会，⑥为了迎合日本侵略势力的统治需要，曾多次出面组织冬赈义演活动。例如，1940年冬，北京新民会便主办多场冬赈义务戏，并通过派销戏券的方式进行筹款。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便收到冬赈义务戏入场券。⑦1940年初，新民会首都指导部于日本特务机关暨各方力量支持之下，举办“寒苦贫民救济周”，期间定于1月22～24日借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所收巨款、广济贫民，并向警察局附送戏券2225张。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训令内四区警察分局，针对新民会举办寒苦贫民救济演唱义务戏附送戏券，要求各局“分发劝销”。⑧其中，内四分局的派销戏券和票价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不仅新民会通过慈善义演的举办，企图笼络民心，中华同义会也有此举。如，1940年1月5～7日，中华同义会举办冬赈，在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①义演过程中，传统戏曲演出的会串表演形式较多，演出的戏目与往常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留在沦陷区的戏曲名家基本都参与了慈善义演，而且娱乐表演性质凸显。在戏券派销过程中，伪北京市警察局也进行了戏券派销工作，其所统辖的分区警局也积极配合。
新民会和中华同义会作为两个在沦陷区紧紧依附日本侵略势力的社会团体，往往通过举办慈善义演来麻痹普通民众。例如，1943年12月4日，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为庆祝“中日满宣言三周年纪念”，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北京特别市政府警察局“核准并豁免弹压费”，“派官警妥为照料”。是日该院自晚上7点开演，售出包厢票20间、各级散票1069张，参与人数达1154人。不过，此次义务戏演出已经失去了慈善的意义，沦落为“演唱义务戏藉以唤起国人之注意”的纪念功能。②1944年1月14日，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为日本人筹募战争物资。同年，该会还定于3月5日下午7时借华乐戏院由国剧协会会员演唱献机义务戏，因剧目过多，延长演戏时间两个小时，并请警察照料以维秩序。1944年6月份，北京市民众献机委员会假华乐戏院演唱献机义务戏。③可见，通过慈善义演，吸收沦陷区普通民众的资金，用于加强军事力量的需要，也成为该时期日本侵略势力常见的手法。
在日占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自身的意志植入娱乐事业，进而麻痹普通民众。例如，1944年，伪天津市政府宣传处为“强调中日同盟之伟大意义起见，特举办强调中日同盟讲演游艺大会”。④此次游艺会除了为天津市政府积极助推之外，“新民会津市总会”也积极参与。又如，1942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势力扶持下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为大东亚圣战一周年纪念”，“使全沪民众了解圣战意义及加强反英美意识起见”，定于8、9两日借上海大光明影戏院进行慈善义演，以广宣传而资庆祝。⑤此次演出售出座券暨特刊等收入共计“180219.3元，除付出舞台租费布景及各项杂费计152236.3元收支相抵，尚结余储币2393元正。全部收支账目经话剧宣传筹备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国华缮具清册并附粘各项单据报送到会审核无误，余款27983元。除提出1万元充作本会办理助学金外，其余17983元由本会凑成18000元整数，于本月2、3两日分别捐送《申报》及《新闻报》办理小学教师、医药学助学金”。⑥1943年5月28、29日，上海同仁善会收容难童经费支绌，借所处虞洽卿路的宁波同乡会邀请中央平剧研究社举办义演，以筹募经费。上海同仁善会还希望工部局总办要以慈善为怀，“无依难童以教以养，得以成人，事关善举，亦大东亚共荣之使命伏起”，企图准予串演，并恳一面饬知租界工部局准发许可证。⑦
除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植入之外，日本侵略势力也通过配合一些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例如，1940年5月1～2日，金顶妙峰山京津慈善总会会长杨锡庆，慈善为怀，“提倡在津市东马路国民戏院演义务戏”，捐助北京育婴堂。“收养无主婴儿历十余年”的北京育婴堂，“向承各方捐助共襄善举”，对于此次慈善义演活动还专门派员酬谢，并发函天津特别市公署“饬属派警维护”。①杨锡庆亦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表达此意。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认为此“事关善举”，并令警察局“届时派警妥为保护”。此次慈善义演主要是通过“推销”戏券的方式运行，河北省银行及其天津分行均有参与，②取得了不小的筹款效果。1945年2月1～3日，北京特别市冬赈委员会为筹集赈款，邀请名伶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三场。此次慈善义演亦由北京市警察分局酌派官警100名弹压照料，以维秩序。③1945年2月4日，北京慈善剧团为救济贫民，同样在华乐戏院演唱义务戏，并得到了豁免捐税、延长演戏时间、免收警察局應征之弹压费的待遇。④1942年2月7日，北京市先天道总会在长安戏院举行慈善义演，不少戏票还是通过警察局来派销。其中，北京市警察局外一区署便销售戏票洋573.7元。⑤1945年8月13日下午7时至夜2时，鼓曲长春职业公会为了助益北京市救济事业，借华乐戏院举办慈善义演，以所售票款全数送交社会局补助救济之用。⑥
可见，日本侵略势力通过自身控制的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慈善义演，并将殖民意识形态通过慈善义演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民众。慈善义演原本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日本侵略势力影响下的慈善义演活动则主要出于笼络民心的目的。与强制性的统治方式相比，日本侵略势力间接通过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来稳固社会秩序，更多表现为柔性特征。
与通过依附于自身的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义演实现柔性统治稍有不同，日本侵略势力在沦陷区内主导的义演活动基本上都需要通过警察部门的审批和严格控制。警察部门甚至直接参与到慈善义演票券的派销中来，一方面是日本侵略势力掌控沦陷区内娱乐行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日本侵略势力的权力渗透。
在沦陷区的娱乐控制方面，日本侵略势力涉入早、力度大。1937年，日本迅速占领了北京全境之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开始对娱乐业进行监管和掌控。侵略者要求北京市“各电影院、戏院等无论开演均应先期呈报本营区署，由区转达日本宪兵队，勿得延误为要”。其中，戏院有吉祥、荣华、三顺轩等，电影院有真光、平安、飞仙、民众等，书馆有舫兴、德昌、广庆轩等。这些电影院、戏院、书馆“应由内一、五两区分别特传，无论每日开演或停演均应先期开具剧目及停演理由呈报各该区署，由区署转达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长安、新新、哈尔飞戏院，中央、国泰电影院，义和轩、三阳书馆则“由区署转达西城大院胡同日本宪兵队”。⑦日本侵略势力通过调查相关娱乐场所的情况，摸清基本状况，厘定相关制度和规则用于掌控娱乐。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在训令中，还认为“戏剧为社会教育之一种，关系风俗人心，至深且巨……于民更始之际……自应重申禁令、以资整饬”。凡有不遵从警察部门意见的艺人，“一经查出即行予以逮捕、严惩不贷”，①同时还规定了一些演剧目录。其中，对于在戏院、影院举办的慈善义演则纳入到政府规定的相关准则中来。1940年7月，北京市对于管辖区内各戏院演唱夜戏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进行了重新整治。原本规定“夏季夜戏时间系由下午8时起至夜1时为限”，但是“各戏院演唱夜戏多有逾规定时间，尚未停演者”，警察局认为此举“殊属不合”，表示“嗣后除义务夜戏应随时另行呈请核定外，其余夜戏均不得逾时，违者照章處罚”，“随时认真取缔”。②日本侵略势力通过加强对娱乐行业的控制，树立了自身的威权形象。警察部门作为权力具体执行机构的身影则无处不在。同时，警察部门也曾完全通过行政力量来操办慈善义演。例如，1941年8月下旬，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警声社主办治强烈士赙金募集义务戏票650张，饬分交内外城十一区尽力分担销售。”③北京市属各分局的票券分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义演似乎成为警察部门在该时期一手策划的敛财活动。警察部门的介入，有很多时候演变成并不是警察群体自身购票，而是警察部门利用自身的权力勒索所属辖区的商户和民众来购票，而戏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警察局的政绩。此点即是慈善义演的畸变，同时也说明了沦陷区内普通民众对于当权者的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当权者也十分注意利用权力派销戏券引发民众的反弹，因此强调应以自愿原则购票。例如，1939年初，北京国剧分会举办冬赈义务戏，“戏票到局”，北京市长“谕应交由各分署长以个人名义按友谊向界内住铺各户劝售，不得交由各局勒令推销，以免流弊”。④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警察局勒令推销则成为常态。1938年6月，《新民报》主办黄灾赈款音乐舞蹈大会，采用分销入场券的形式，曾经分送北平市警察局派销价款。⑤1940年12月，新民会举办冬赈义务戏，警察局同样派销票券，给予支持。⑥此举还亲自由警察局长“核定派销”。⑦1940年1月5～7日，中华同义会在新新戏院举办慈善义演，伪北京市警察局便积极参与戏券派销工作。其中警察局统辖的外五区分局便派销了164张票券，金额为510元。同年，新民会首都指导部举办首都寒苦贫民救济周，定于1月22～24日假新新戏院演唱义务戏。伪北京市警察局的做法如出一辙，其中伪北京市警察局外五区分局派销票券197张、金额为514元。①
在慈善义演的活动之中，日本侵略势力的权力体现在警察部门具有审批、弹压、征税方面。例如，1945年1月，中华同义会北京总会向伪北京特别市外一区警察分局呈称，1944年自身曾举行两场主办献机冬赈义务戏，鉴于演出的效果较好，因此，特定于是月22日仍假华乐园举行第三场献机冬赈义务戏，请予核准免收捐税，并延长演戏时间。伪北京特别市外一区警察分局局长认为事情属实，应予照准免收应征之弹压费，并派员弹压照料，以维秩序。②在沦陷区内，学校举办慈善义演，也必须通过日本宪兵队批准。例如，1945年5月20日，辅仁大学在本校举行歌咏音乐会得到了师生的普遍好评，于是爱好音乐者请求重演一次，最终定于5月27日下午8时至11时在该校礼堂举行，“所得票款除开销外，仍发交本校社会救济委员会充作救济贫民之用”。由于事关公益慈善，该校还发文警察局、社会局、防卫司令部，函请准予举行，并请“日本宪兵队另请许可”。③至于权力部门自身直接组织和参与的慈善义演，也较为常见。例如，1941年7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为警察医院及简易学校”举办了慈善义演，并取得了不错的筹款效果。“除在演戏期间所需前后场面一切开销共支洋3489.56元外，结存洋30693.44元。”这些款项“计拨发警察医院2万元，作为购置药品等费，余洋10690.44元，悉数拨归简易学校以资修理药王庙等处房屋之用”。其中，“警察医院需款项下：购置药品价款3000元、添置医疗器械价款8000元、修饰房屋及添置家具用款4000元、补助费5000元”，“简易学校需款项下：第一分局费家胡同修理费9813元、费家胡同修理费3128.5元、第四分局朝阳寺修理费4177.5元、第七分局伍德阁修理费784.44元”。④此分配方案还得到了伪天津特别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可见，在沦陷区内，日本侵略势力主导的慈善义演活动改变着以往慈善义演的日常救助特性，更多是为了稳固自身统治和社会控制的需要。此类慈善义演活动成为了日本侵略势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统治工具，同时日本侵略势力透过警察部门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向普通民众宣示着威权地位，也折射出自身的权力意志。
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并没有因为战争境遇的不同而中止。济贫救困、赈灾、助学等寻常意义上的慈善义演依然持续。同时，慈善义演也因为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而有所变化。慈善义演频繁举办的背后，是日本侵略势力出于笼络民心和社会控制的统治需要。此阶段的慈善义演，与战前相比较，主要体现为日常与非日常的交织。所谓日常，主要是指在沦陷区内的普通民众或者社会团体在面对天灾人祸之时，能够慈善为怀、热心公益，发挥以往慈善义演的社会效用和功能。所谓非日常，则主要针对日本侵略势力的作用力而言，日本侵略势力通过慈善义演的举办，一方面实现着其柔性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自身的权力意志在娱乐领域内得到表达。那些依附于日本侵略势力的部分社会团体和警察部门对于慈善义演的作用力，集中体现出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内慈善义演的变化新象。该时期的慈善义演缘于日本侵略势力造成的时代境遇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质，并在整个近代慈善义演嬗变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岳鹏星，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