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视阈融合”的学术型教学与史学核心素养养成：
朱孔庭
[关键词]视阈融合，学术型教学，核心素养，古代商业
生动地展现历史知识，高效地达成教学目标，让学生有所感、有所悟、有所得，是每一节历史课所追求的境界。以历史中“人”的情感和智慧拉近历史知识与学生的距离，以历史学的思辨性与学术性透彻、规范地解读经典而生动的教学材料，以持续不断的“视阈融合”频繁地触动学生思维，引发其思考，增加其知识，提升其能力，累积其史学核心素养，应是实现这一境界的有效途径。本教学设计即以此思想为指导，以人民版必修二《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的教学为例，作一点尝试。陋言浅思，祈方家指正。
一、本课教学要求及教材、学情分析
本课课标内容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在人民版教材中是“古代中国经济结构与特点”这一专题中的第三课，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商业，与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联系紧密，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古代经济”，其发展特点也体现着“古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学习本课内容对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成认识整体历史现象的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商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具有很大的現实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和提升核心素养。
就本课课标要求而言，这其实是在一两节课中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古代中国”跨度数千年；“商业发展”涉及商品、商人、交通（工具及服务设施）、货币、交易场所（城市）、社会环境（观念、法律、政策）等各种因素变迁，头绪万千；“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与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发展以及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变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晰而准确地归纳……
这些在课堂教学中无法解决的困难，也体现在本课教材编写上：教材虽然概述了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交通、服务设施、货币、社会环境等）的概貌；重点梳理了“市”（交易场所）和商业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头绪不清晰、详略不得当、内容枯燥、抓不住重点；琐碎知识点太多，时间跳跃性太大，无法集中、清晰体现古代中国商业特点。
以上这些问题与困难，在本课实际教学中，对于高一年级的师生来说，容易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是教师照本宣科地“跟着教材走”，结果就是学生在记忆一大堆散碎的知识之后，无法得出一个比较深刻的整体性认识，对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和“特点”还是茫然不知；二是教师越俎代庖地帮助学生归纳，结果就是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无法体现，高度概括的内容也可能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在扼杀学生理解、分析、比较、概括能力的同时，封闭了视野，与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要求背道而驰。
基于以上认识，为了能尽量在课堂教学中高效地完成本节教学任务，笔者确定本课教学设计思路是：一、教学内容选择典型化、生动化、简洁化；二、历史知识运用生活化、趣味化、通俗化；三、历史学习能力培养学术化、规范化、情境化。注重在经典材料的学术性解读中实现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拓展视野，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二、教学过程：一则经典材料的解读
首先，学生课前通读本课内容，掌握相关基础知识。重点来看下面一则材料：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北宋）李防等编：
《太平广记》卷243《治生》
（一）材料之出处
本则材料由《太平广记》引自《御史台记》，涉及两本书及各自的作者。
《太平广记》是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由国家支持，李昉领衔主编的一部大型类书。据统计，本书搜罗了其成书以前的中国古代至少440种古书中的内容，故名《太平广记》。李昉在成书时给宋太宗上《太平广记表》中说：“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这句话可以作为该书选材的一个基本态度，由此也可判断，宋初的这些君臣们，对“亦官亦商”的裴明礼及其在经商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智慧是持相对肯定态度的。这个信息对我们理解唐宋时期人们对待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态度有一定的作用。
《御史台记》的作者韩琬，大约在武后后期、唐中宗及唐玄宗开元初期任职御史台，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新唐书》中有关于其事迹、著述、言行的记载，宋代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清代赵钺、劳格撰《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中，都提到其集御史台掌故而成书的《御史台记》。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夸赞其书说：“其台宪故事，官资轻重……韩琬注记详焉。”韩琬为官的时间与裴明礼在世的时间相去不远，又都是御史台的官员，这些信息从侧面证明，材料中有关裴明礼事迹的记述，有一定可信度。
（二）裴明礼其人
材料中说，“唐裴明礼，河东人。”据材料下文可知“河东”仅是裴明礼的籍贯，而非居所，其居所在长安。《旧唐书》中有关于他的一条记载：“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等）相次参掌其事，……多所议定。”这里裴明礼的任官时间、官职与材料中契合，显见是同一人；这则记载又可见其人在学问和国家大政上并非不学无术。大概越是有如此反差，裴明礼的这些“经商”事迹才更能让其同僚们津津乐道，得以在口耳相传中被记载下来。据此，材料中裴明礼的事迹当可认为是真实的。
此外，材料中有关裴明礼经商的事迹，情节完整、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因此上述材料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代前期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实及当时商业发展的一些特征。当然，这需要补充引证一些材料，拓展视阈，对本段材料作更透彻、规范的学术解读，在动态教学中锻炼史学思维、形成历史认识、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三）材料解读
根据材料段落句意，逐句解读如下：
1.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此时，裴明礼是一位成功的“收废品”的商人。
思考辨析：“收人间所弃物”（废品）再卖掉，就可以家产巨万。可能吗？什么情况下可能？现实生活中有这方面的例证与经验吗？
分析启疑：根据现实生活经验，农村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收废品（“人间所弃物”）是不大可能“家产巨万”的，但有一种情况下可能——人口大量聚居的大城市，一方面可以收到大量的“人问所弃物”（废品），一方面“废物易人即为宝”，收到的废品（“人间所弃物”）可以很快找到需要它们的人，卖掉后实现盈利，达成“家产巨万”。现实生活中，城镇和大城市里也常见靠收废品而最终成为大商人的人。而且，根据材料下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一句可知，裴明礼的确是依托唐都长安这个大城市，实现其“收废品”的商业成功的。那么，裴明礼时代，长安人口有多少？其商业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材料2：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万年、长安兩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卷10
材料3：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家财巨万……馆舍甚丽……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贺知章，西京（长安）宣平坊有宅，对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穿铜钱所用的麻绳）王老，更无他业。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43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1、2可知，整个长安城户数应在8万左右，以裴明礼生活的贞观年问京兆府的户均人口计算，当时长安城内仅常住人口即不下36万人，已是相当可观，再加上“不可胜计”的流动人口（浮寄流寓者），每日物资消耗量以及废品的产生量当是十分巨大的，其中诸多商机和丰厚利润是不难想象的。而且据材料3可知，裴明礼“收废品”的成功并非孤例，比他生活年代略晚的罗会，在长安城里仅靠专门为人清理鸡粪，一样是“家财巨万”；开元年问，大文豪贺知章家对面邻居“王老”，仅靠每天骑着小毛驴在西市专卖穿钱用的麻绳，就能在长安城生活的悠然自得，联想后来顾况谓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语，可见这位“王老”的每日收入自当可观，而长安西市每日货物、钱币的交易量当更是超乎想象；而这又从侧面说明，大规模金属钱币交易的不方便，可引申出“飞钱”“交子”等；“王老”专卖穿钱用的麻绳，则是商业发展衍生出的商业服务行业的一种，由此可联想到唐代邸店、柜坊等其他商业服务设施，体会商业在实践中发展进步的事实。
理解与认识：历史理解是从通过背景史料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开始的，裴明礼“收废品”的经历应引起我们对其商业活动空间的好奇，确立时空观念；裴明礼“收废品”的经历还可以认识到经商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于从事什么行业或卖什么商品，商业环境可能更重要些；“商人”这个概念，也应具体分析，有“行商坐贾”，有大商人、小商贩等；还可合理想象一下，这时候可能还“年轻的”裴明礼就是一个单纯的在都市长安“收废品”的经商者，尚不具备官员身份，而经商的成功可能有助于其身份的改变，抑或是其官员身份便利了其经商……
2.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
这时的裴明礼，开始从事“地产业”和“娱乐业”了。
思考辨析：金光门外在哪里？这里土地当时为何“不毛”“非善价者”？既是“不毛地”，为何又会有那么多人，能使得“未洽浃（即一圈围观者还有人未得到投掷的机会），地中瓦砾尽矣”？裴明礼为何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购地经营？
材料5：金光门为长安城西面中门……（隋末）此门之外又为都城刑戮之处。
——张永禄：《唐都长安》
材料6：金光门是向西通往周至、户县等地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域人来往长安必经之路。……西域胡商来到长安后，首先的落脚之地就是距西门（金光门）不远的西市。
——芦蕊：《唐长安东、西两市比较研究》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5可知，不久前（隋末）曾是“刑戮之所”金光门外，其地自然是“不毛地”“非善价者”；而据材料4、6可以认识到，随着唐初社会日趋稳定和经济恢复，都城长安的对外交流自然频繁，成为人口聚集和商业活动的中心，金光门恰是占尽天时地利：（1）金光门是长安西行走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人流量自然日益增大；（2）金光门紧靠西市，往东市也很方便，便利商业活动。这里可见作为商人的裴明礼，有着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经营智慧，其购地行为则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的社会现实；也引申出了“西市”“东市”“丝绸之路”等重要知识点，在接下来的材料分析中，要紧扣图《唐长安城》，注意挖掘“市”“丝绸之路”等隐含的历史信息。
理解与认识：仅以材料中“贞观年间”及“金光门外”这一信息，确定裴明礼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由此形成的时空观念，其实是静止的，并不是准确完整认识历史现象的方式。但据《唐长安城》图片及材料补充的“金光门”由隋末“刑场”到唐初“商业要道”的变化，引申出“西市”“东市”“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唐代长安城周围由于“裴明礼们”的商业活动中而发生的变迁，才构成了对当时长安商业发展的相对更客观和更进一步的正确认识，这种在多重视阈下形成的动态时空观，才是认识历史现象应该有的方式，由此形成的对某一阶段历史现象的“概况”或“概貌”的理解与认识，才更生动，更接近历史真实。
3.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
这时，裴明礼又开始了农牧业和花木果苗种植业了，而且收入不菲！
思考辨析：据图《唐长安城》，这些花木果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卖出？唐长安作为一个大都市，花木果苗为什么能够“连车而鬻”？这说明什么问题？
分析启疑：显然，这段材料中裴明礼的商业行为是和农牧业紧密相关的，花木果苗能够“连车而鬻”说明长安城或其周围存在着很多用于农林业的耕地，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相关市场。
补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7：唐长安城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存在有大量的农业耕作、寺观园林等非城市性质用地……据史书记载，有唐一代长安城中园林甚盛……另外，许多王公贵族的宅院中也修有供自家游赏的园林池榭……唐长安城中有名可考的私人园林有57处之多，而无名可考的私人园林则数倍于此。
——马文军等：《唐长安城土地利用的非经济性及其批判》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7，大量园林的存在，可知当时长安城内，花木果苗根本就不愁销路！结合图《唐长安城》，可知金光门与西市、东市的地理位置及其繁华程度，为其“连车而鬻”提供了便利，并延伸问题：其花木果苗能够随时随地地在西市、东市“连车而鬻”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在裴明礼生活的时代，唐都长安“诸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政府对城市中的“市”管理比较严格；但“草市”往往不在此列——提醒学生区分，两类“市”：城市里的商业区（长安城的西市、东市）和农村自发形成的“草市”（这些花木果苗也可能卖到周围农村）；“具犁牛以耕之”还可联想到古代中国农业的重要耕作方式……
理解与认识：在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社会中，农产品是商品的重要来源，商业无法脱离农业和手工业单独存在，古代商业常常植根于农业，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延伸；同样，像都城长安这样的大都市，也无法摆脱农耕经济的影响。
4.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
裴明礼又开始建房、种花、养蜜蜂、买蜂蜜了！
思考辨析：裴明礼在金光门外的商业行为，会对长安周围产生怎样影响？裴明礼事迹的记录者对其行为态度如何？该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商人及其商业活动？
補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8：（开元年间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莉、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唐）杜佑：《通典》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有裴明礼的“缮甲第”，也就必然有人起屋舍，建茶肆、旅馆以方便商旅，许多商业服务设施也就因此悄然而起，出现像材料8中描述的那样一片商旅便利、社会安定的祥和气象。“裴明礼们”的这些商业行为，必然会影响长安城郭周围地理面貌、人文环境和商业活动，商业推动社会进步就是在这些商人的努力中慢慢积累完成的；金光门外的土地投资及在长安城的商业活动，在积累其财富的同时，也体现了裴明礼作为商人的投资眼光和经营智慧，因此得到了记录者的赞叹——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中，商人并不总是受到社会轻视和官府打击。
理解与认识：商人的商业活动、商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对商人的传统看法、社会地位以及对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要具体分析，不可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结论或刻板的印象。
5.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
思考辨析：裴明礼的身份到底是“商”是“官”？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唐政府对裴明礼的态度会如何呢？我们能从裴明礼的身份中获得哪些信息？
分析启疑：材料并不能对此给出准确答案，但这里却涉及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问题，或者说，唐朝法律是如何对待官员经商的问题。
补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9：唐初，依《选举令》规定：若在职官员及其家属“亲自执工商，家传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做官凭证），即以庶人例”。
——《唐律疏议》卷25
但是，官员经商却越来越多，唐玄宗、武宗时屡屡下诏禁止：
材料10：唐玄宗：或有衣冠之内，寡于廉耻，专以货殖为心，商贾为利，须革前弊，以清品流；唐武宗：如闻列朝（位列朝廷）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都是商业设施），与人（民）争利，今日已后并禁断。
——据《全唐文》等整理
屡禁不止之后，再后来的唐穆宗，只好下诏认可官员经商：
材料11：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京畿村、乡店铺经纪，自今已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服役纳税），不得妄有影占（利用官员身份躲避“差科”）。
——《唐会要》卷27《京城诸军》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9、10可知，唐朝前期，即在裴明礼乃至记载其事迹的韩琬所生活的时代，唐代法律对官员经商都是严厉禁止的，而且裴明礼生活的时代，处罚尤其严厉。那么，官员裴明礼何以在法律严苛背景下经商，却一路升迁呢？原因大概有二：一方面，细致分析材料9、10，会发现唐法律中禁止的多是诸如开店铺、贩卖货物等以“逐利”为目的的“纯”商业行为，而裴明礼的商业活动多附属在土地经营、农牧业以及种（养）殖业之中，属于“必有事业者”，政府或许将其商业活动作为农业经营的一部分，并不施以处罚；另一方面，法律虽然严苛，官员经商的现象却实在是越禁越多，法律也可能真的最终无法真正执行，以至于唐朝后期被迫承认现实，如材料11，弛禁了事。
理解与认识：（1）关于“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多是在王朝建立之初为恢复和保护农业而执行，但在商业发展和“逐利”观念不断冲击下，“抑商”政策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为现实所冲破，法律无法阻挡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变迁的现实；“抑商”政策所针对的往往是官员或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巨商大贾，对一般的商业行为影响其实并不大，古代中国商业整体趋势是不断发展的，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2）关于商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古代商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虽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观念和法律政策等会对商人群体造成一定打击，但商人一旦经商成功后往往会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自己身份；另一方面，商业所带来的利益诱惑，也会使社会其他各阶层（包括官员们），不顾法律禁令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对原有的社会观念和法律政策产生冲击。
（四）小结：如何认识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围绕裴明礼的商业活动，在补充相关材料，不断拓展视阈的基础上，我们比较规范透彻地分析了本则材料，由此，对以唐中前期长安城为时空背景的商业发展概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动态认识，以这个“概貌”来总结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
当然，考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特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同系参照”，从中找出变化或差异，但由于知识体系的限制，我们缺乏另一个经济体的相关知识来作为“同系参照”，那就只能从古代中国商业自身的动态发展过程找出前后的变化或差异；其次，必须对商业的主要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即从商业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与农业、手工业的互动关系上人手，分析商品、商人、交易场所、交易媒介（货币）、商业设施、商业政策及观念等主要构成要素发展变化情况，最终做出整体概括与认识。
综上所述，概括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可以引导学生作这样表述：
1.古代中国商业经济是在农业、手工业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是商品的主要来源，这是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
2.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人的商业活动相互促进。商人是古代中国最活跃的社会群体，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塑造商业自身形态，引起其他诸商业因素变化，也改变着地理面貌、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商业就是在克服重重阻力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
3.“重农抑商”不能做概念化、刻板的认识。它与其说是一种政策，不如说是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一种观念；“重农”与“抑商”在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中，往往并不是对立的，商业自身的发展在逐渐重塑这一观念或政策。
三、拓展反思：
對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一点看法
无论史学核心素养的具体内涵或表现是什么，其都必定是长期累积、沉淀的结果，不可能在一两节课中实现，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量化测评。因之如此，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只有每一节课都尽量做到教学内容与过程符合历史学的核心特质、学科规范及其教学规律，才能让师生们在悄无声息的时间流逝中实现史学素养的正向积累。否则，无法保证多年的努力之后，收获的到底是“龙种”还是“跳蚤”！在对本节课教学的反思中，笔者认为，有助于史学核心素养正向积累的历史教学，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
（一）坚持历史教学的思辨性与学术性，进行生动与规范的教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史学核心素养的养成，本质上是历史学习者从历史学中获得知识、能力、思维方式，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品质的过程，而要实现史学核心素养正向积累和有效的内化，就必然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切合历史学核心特质和学科规范，思辨性与学术性恰是历史学的核心特质和学科规范所在。
思辨力是指通过分析事物的现象、细节和局部以获得对事物整体认识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思考、辨析。历史学科属于具有较高层次的思辨性的学科。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当下的存在，人们必须通过文字、符号和其他人类活动的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历史意识的意图是要再现其他时代和其他人的思想，但它却只能从（研究者）自身开始。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思考和重新研究”。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史实的确认与记忆、史料的分析与辨伪、史识的形成与拓展、史感的体验与升华，都离不开深入思辨。思辨是将材料信息纳入思维活动、实现高效学习的开始，历史学习必须从思辨开始，而不是死记硬背、照本宣科。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个由知识、方法、观念以及学科哲学构成的严密、完整、规范的学术体系，历史学家通过学术活动构建了这个学科和体系。因此，在历史学习中运用历史学学术方法，无疑更符合历史学习规律和规范，更能体会历史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有效地实现史学核心素养的内化。
在本课教学中，选择典型的以“人”为核心的生动史料，坚持在思辨中质疑，在补充史料、拓展视阈、规范透彻解读史料中释疑，通过史实融通形成相对深刻完整的理解与认识，就是要努力将历史学的思辨性和学术性引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重演历史学构建的过程，让学生在生动、深刻、规范、高效的学习中，形成史学核心素养的正向积累。
（二）坚持在不断的“视阈融合”中形成动态的历史理解与知识结构。
归根究底，史学核心素养的本质内涵就是历史学能赋予其学习者什么以及学习者通过自身的思维活动能够从历史学习中获得什么。那么，我们从历史学中能获得什么呢？“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而新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将史学核心素养的要求概括为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以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这给出了操作性的指向，需要我们在深刻理解历史学特质和史学核心素养内涵的基础上，在教学实践中以正确的途径与方式来落实。
以上史学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中，“唯物史观”是能否正确而有意义地学习历史学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而“历史理解”无疑是贯穿历史学习（或教学）的整个过程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也不可能进入以往生活的各种形式。他只能间接地与他的题材打交道：他必须查阅原始资料（史料）。……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简单，都只能借着对各种符号（史料）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因此“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历史本身就是某种理解或诠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者（学习者）要通过“史料实证”来确定和理解史实，形成动态的时空观念和知识结构，由此获得与历史学相关的技能与品质，将历史学的相关要素（史实、史料、史感、史识等）内化而形成史学核心素养。
那么，如何實现“历史理解”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基于“前理解”的“视阈融合”的过程，在不断的“视阈融合”中，理解将会持续下去，接近所要理解事物的“真实”，形成动态的、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实现正确的历史理解和高效的历史学习，达成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一个可资借鉴和运用的有效途径。
由于“与历史（真实）相比较，所有抽象概括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般的、普遍的规范都不能包容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内在效用和必然性。这些阶段互不分离，它仅仅在整体中并由于整体而存在。但每一个阶段又都是同等地不可或缺。真正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差异性中显现，它只有作为过程的统一性，而不是作为现存事物中的同一，才是可以想象（或理解）的。”所以历史教学中的“静态化”“概念化”“标签化”“刻板化”等等，都是正确理解历史和培养史学核心素养的阻碍因素。
打破这些阻碍因素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史料实证的不断地“视阈融合”，让学习材料、史实知识和学生思维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形成动态的知识结构。在本课教学中，有关裴明礼的事迹尽管具有典型性，但毕竟是“小视阈”材料，对唐初商业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呈现是有限的。因此，教学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材料补充的方式（史料实证），引入背景知识，拓展视阈，让历史理解持续不断地延续下去，做到在不间断的动态中接受、分析客观史实，从而形成更全面的正确认识，同时也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锻炼学生在实际学习中自觉地意识和运用“视阈融合”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一生把自己当做“历史教师”的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封信中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力量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历史），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成长）有益的因素。”这大概是对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目的的最恰当理解及对其教学实践最合理的建议了。相信，只要本着这样的“初心”，我们教学实践的方向就不会偏离！
史学核心素养养成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在正确规范的道路上努力，静待花开。踯躅前行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明白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对我们的人生成长和社会进步有着怎样的确切意义，并主动将其所学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那就是史学核心素养丰收之时。
[关键词]视阈融合，学术型教学，核心素养，古代商业
生动地展现历史知识，高效地达成教学目标，让学生有所感、有所悟、有所得，是每一节历史课所追求的境界。以历史中“人”的情感和智慧拉近历史知识与学生的距离，以历史学的思辨性与学术性透彻、规范地解读经典而生动的教学材料，以持续不断的“视阈融合”频繁地触动学生思维，引发其思考，增加其知识，提升其能力，累积其史学核心素养，应是实现这一境界的有效途径。本教学设计即以此思想为指导，以人民版必修二《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的教学为例，作一点尝试。陋言浅思，祈方家指正。
一、本课教学要求及教材、学情分析
本课课标内容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在人民版教材中是“古代中国经济结构与特点”这一专题中的第三课，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商业，与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联系紧密，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古代经济”，其发展特点也体现着“古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学习本课内容对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成认识整体历史现象的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商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具有很大的現实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和提升核心素养。
就本课课标要求而言，这其实是在一两节课中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古代中国”跨度数千年；“商业发展”涉及商品、商人、交通（工具及服务设施）、货币、交易场所（城市）、社会环境（观念、法律、政策）等各种因素变迁，头绪万千；“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与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发展以及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变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晰而准确地归纳……
这些在课堂教学中无法解决的困难，也体现在本课教材编写上：教材虽然概述了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交通、服务设施、货币、社会环境等）的概貌；重点梳理了“市”（交易场所）和商业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头绪不清晰、详略不得当、内容枯燥、抓不住重点；琐碎知识点太多，时间跳跃性太大，无法集中、清晰体现古代中国商业特点。
以上这些问题与困难，在本课实际教学中，对于高一年级的师生来说，容易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是教师照本宣科地“跟着教材走”，结果就是学生在记忆一大堆散碎的知识之后，无法得出一个比较深刻的整体性认识，对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和“特点”还是茫然不知；二是教师越俎代庖地帮助学生归纳，结果就是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无法体现，高度概括的内容也可能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在扼杀学生理解、分析、比较、概括能力的同时，封闭了视野，与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要求背道而驰。
基于以上认识，为了能尽量在课堂教学中高效地完成本节教学任务，笔者确定本课教学设计思路是：一、教学内容选择典型化、生动化、简洁化；二、历史知识运用生活化、趣味化、通俗化；三、历史学习能力培养学术化、规范化、情境化。注重在经典材料的学术性解读中实现学生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拓展视野，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二、教学过程：一则经典材料的解读
首先，学生课前通读本课内容，掌握相关基础知识。重点来看下面一则材料：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北宋）李防等编：
《太平广记》卷243《治生》
（一）材料之出处
本则材料由《太平广记》引自《御史台记》，涉及两本书及各自的作者。
《太平广记》是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由国家支持，李昉领衔主编的一部大型类书。据统计，本书搜罗了其成书以前的中国古代至少440种古书中的内容，故名《太平广记》。李昉在成书时给宋太宗上《太平广记表》中说：“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古今。”这句话可以作为该书选材的一个基本态度，由此也可判断，宋初的这些君臣们，对“亦官亦商”的裴明礼及其在经商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智慧是持相对肯定态度的。这个信息对我们理解唐宋时期人们对待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态度有一定的作用。
《御史台记》的作者韩琬，大约在武后后期、唐中宗及唐玄宗开元初期任职御史台，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新唐书》中有关于其事迹、著述、言行的记载，宋代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清代赵钺、劳格撰《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中，都提到其集御史台掌故而成书的《御史台记》。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夸赞其书说：“其台宪故事，官资轻重……韩琬注记详焉。”韩琬为官的时间与裴明礼在世的时间相去不远，又都是御史台的官员，这些信息从侧面证明，材料中有关裴明礼事迹的记述，有一定可信度。
（二）裴明礼其人
材料中说，“唐裴明礼，河东人。”据材料下文可知“河东”仅是裴明礼的籍贯，而非居所，其居所在长安。《旧唐书》中有关于他的一条记载：“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等）相次参掌其事，……多所议定。”这里裴明礼的任官时间、官职与材料中契合，显见是同一人；这则记载又可见其人在学问和国家大政上并非不学无术。大概越是有如此反差，裴明礼的这些“经商”事迹才更能让其同僚们津津乐道，得以在口耳相传中被记载下来。据此，材料中裴明礼的事迹当可认为是真实的。
此外，材料中有关裴明礼经商的事迹，情节完整、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因此上述材料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代前期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实及当时商业发展的一些特征。当然，这需要补充引证一些材料，拓展视阈，对本段材料作更透彻、规范的学术解读，在动态教学中锻炼史学思维、形成历史认识、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三）材料解读
根据材料段落句意，逐句解读如下：
1.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此时，裴明礼是一位成功的“收废品”的商人。
思考辨析：“收人间所弃物”（废品）再卖掉，就可以家产巨万。可能吗？什么情况下可能？现实生活中有这方面的例证与经验吗？
分析启疑：根据现实生活经验，农村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收废品（“人间所弃物”）是不大可能“家产巨万”的，但有一种情况下可能——人口大量聚居的大城市，一方面可以收到大量的“人问所弃物”（废品），一方面“废物易人即为宝”，收到的废品（“人间所弃物”）可以很快找到需要它们的人，卖掉后实现盈利，达成“家产巨万”。现实生活中，城镇和大城市里也常见靠收废品而最终成为大商人的人。而且，根据材料下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一句可知，裴明礼的确是依托唐都长安这个大城市，实现其“收废品”的商业成功的。那么，裴明礼时代，长安人口有多少？其商业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材料2：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万年、长安兩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卷10
材料3：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家财巨万……馆舍甚丽……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贺知章，西京（长安）宣平坊有宅，对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穿铜钱所用的麻绳）王老，更无他业。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43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1、2可知，整个长安城户数应在8万左右，以裴明礼生活的贞观年问京兆府的户均人口计算，当时长安城内仅常住人口即不下36万人，已是相当可观，再加上“不可胜计”的流动人口（浮寄流寓者），每日物资消耗量以及废品的产生量当是十分巨大的，其中诸多商机和丰厚利润是不难想象的。而且据材料3可知，裴明礼“收废品”的成功并非孤例，比他生活年代略晚的罗会，在长安城里仅靠专门为人清理鸡粪，一样是“家财巨万”；开元年问，大文豪贺知章家对面邻居“王老”，仅靠每天骑着小毛驴在西市专卖穿钱用的麻绳，就能在长安城生活的悠然自得，联想后来顾况谓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语，可见这位“王老”的每日收入自当可观，而长安西市每日货物、钱币的交易量当更是超乎想象；而这又从侧面说明，大规模金属钱币交易的不方便，可引申出“飞钱”“交子”等；“王老”专卖穿钱用的麻绳，则是商业发展衍生出的商业服务行业的一种，由此可联想到唐代邸店、柜坊等其他商业服务设施，体会商业在实践中发展进步的事实。
理解与认识：历史理解是从通过背景史料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开始的，裴明礼“收废品”的经历应引起我们对其商业活动空间的好奇，确立时空观念；裴明礼“收废品”的经历还可以认识到经商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于从事什么行业或卖什么商品，商业环境可能更重要些；“商人”这个概念，也应具体分析，有“行商坐贾”，有大商人、小商贩等；还可合理想象一下，这时候可能还“年轻的”裴明礼就是一个单纯的在都市长安“收废品”的经商者，尚不具备官员身份，而经商的成功可能有助于其身份的改变，抑或是其官员身份便利了其经商……
2.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
这时的裴明礼，开始从事“地产业”和“娱乐业”了。
思考辨析：金光门外在哪里？这里土地当时为何“不毛”“非善价者”？既是“不毛地”，为何又会有那么多人，能使得“未洽浃（即一圈围观者还有人未得到投掷的机会），地中瓦砾尽矣”？裴明礼为何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购地经营？
材料5：金光门为长安城西面中门……（隋末）此门之外又为都城刑戮之处。
——张永禄：《唐都长安》
材料6：金光门是向西通往周至、户县等地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域人来往长安必经之路。……西域胡商来到长安后，首先的落脚之地就是距西门（金光门）不远的西市。
——芦蕊：《唐长安东、西两市比较研究》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5可知，不久前（隋末）曾是“刑戮之所”金光门外，其地自然是“不毛地”“非善价者”；而据材料4、6可以认识到，随着唐初社会日趋稳定和经济恢复，都城长安的对外交流自然频繁，成为人口聚集和商业活动的中心，金光门恰是占尽天时地利：（1）金光门是长安西行走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人流量自然日益增大；（2）金光门紧靠西市，往东市也很方便，便利商业活动。这里可见作为商人的裴明礼，有着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经营智慧，其购地行为则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的社会现实；也引申出了“西市”“东市”“丝绸之路”等重要知识点，在接下来的材料分析中，要紧扣图《唐长安城》，注意挖掘“市”“丝绸之路”等隐含的历史信息。
理解与认识：仅以材料中“贞观年间”及“金光门外”这一信息，确定裴明礼商业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由此形成的时空观念，其实是静止的，并不是准确完整认识历史现象的方式。但据《唐长安城》图片及材料补充的“金光门”由隋末“刑场”到唐初“商业要道”的变化，引申出“西市”“东市”“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唐代长安城周围由于“裴明礼们”的商业活动中而发生的变迁，才构成了对当时长安商业发展的相对更客观和更进一步的正确认识，这种在多重视阈下形成的动态时空观，才是认识历史现象应该有的方式，由此形成的对某一阶段历史现象的“概况”或“概貌”的理解与认识，才更生动，更接近历史真实。
3.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
这时，裴明礼又开始了农牧业和花木果苗种植业了，而且收入不菲！
思考辨析：据图《唐长安城》，这些花木果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卖出？唐长安作为一个大都市，花木果苗为什么能够“连车而鬻”？这说明什么问题？
分析启疑：显然，这段材料中裴明礼的商业行为是和农牧业紧密相关的，花木果苗能够“连车而鬻”说明长安城或其周围存在着很多用于农林业的耕地，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相关市场。
补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7：唐长安城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存在有大量的农业耕作、寺观园林等非城市性质用地……据史书记载，有唐一代长安城中园林甚盛……另外，许多王公贵族的宅院中也修有供自家游赏的园林池榭……唐长安城中有名可考的私人园林有57处之多，而无名可考的私人园林则数倍于此。
——马文军等：《唐长安城土地利用的非经济性及其批判》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7，大量园林的存在，可知当时长安城内，花木果苗根本就不愁销路！结合图《唐长安城》，可知金光门与西市、东市的地理位置及其繁华程度，为其“连车而鬻”提供了便利，并延伸问题：其花木果苗能够随时随地地在西市、东市“连车而鬻”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在裴明礼生活的时代，唐都长安“诸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政府对城市中的“市”管理比较严格；但“草市”往往不在此列——提醒学生区分，两类“市”：城市里的商业区（长安城的西市、东市）和农村自发形成的“草市”（这些花木果苗也可能卖到周围农村）；“具犁牛以耕之”还可联想到古代中国农业的重要耕作方式……
理解与认识：在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社会中，农产品是商品的重要来源，商业无法脱离农业和手工业单独存在，古代商业常常植根于农业，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延伸；同样，像都城长安这样的大都市，也无法摆脱农耕经济的影响。
4.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
裴明礼又开始建房、种花、养蜜蜂、买蜂蜜了！
思考辨析：裴明礼在金光门外的商业行为，会对长安周围产生怎样影响？裴明礼事迹的记录者对其行为态度如何？该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商人及其商业活动？
補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8：（开元年间长安）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莉、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唐）杜佑：《通典》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有裴明礼的“缮甲第”，也就必然有人起屋舍，建茶肆、旅馆以方便商旅，许多商业服务设施也就因此悄然而起，出现像材料8中描述的那样一片商旅便利、社会安定的祥和气象。“裴明礼们”的这些商业行为，必然会影响长安城郭周围地理面貌、人文环境和商业活动，商业推动社会进步就是在这些商人的努力中慢慢积累完成的；金光门外的土地投资及在长安城的商业活动，在积累其财富的同时，也体现了裴明礼作为商人的投资眼光和经营智慧，因此得到了记录者的赞叹——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中，商人并不总是受到社会轻视和官府打击。
理解与认识：商人的商业活动、商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对商人的传统看法、社会地位以及对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要具体分析，不可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结论或刻板的印象。
5.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
思考辨析：裴明礼的身份到底是“商”是“官”？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唐政府对裴明礼的态度会如何呢？我们能从裴明礼的身份中获得哪些信息？
分析启疑：材料并不能对此给出准确答案，但这里却涉及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唐代商人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问题，或者说，唐朝法律是如何对待官员经商的问题。
补充材料，拓展视阈：
材料9：唐初，依《选举令》规定：若在职官员及其家属“亲自执工商，家传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做官凭证），即以庶人例”。
——《唐律疏议》卷25
但是，官员经商却越来越多，唐玄宗、武宗时屡屡下诏禁止：
材料10：唐玄宗：或有衣冠之内，寡于廉耻，专以货殖为心，商贾为利，须革前弊，以清品流；唐武宗：如闻列朝（位列朝廷）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都是商业设施），与人（民）争利，今日已后并禁断。
——据《全唐文》等整理
屡禁不止之后，再后来的唐穆宗，只好下诏认可官员经商：
材料11：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京畿村、乡店铺经纪，自今已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服役纳税），不得妄有影占（利用官员身份躲避“差科”）。
——《唐会要》卷27《京城诸军》
史实融通与视阈融合：据材料9、10可知，唐朝前期，即在裴明礼乃至记载其事迹的韩琬所生活的时代，唐代法律对官员经商都是严厉禁止的，而且裴明礼生活的时代，处罚尤其严厉。那么，官员裴明礼何以在法律严苛背景下经商，却一路升迁呢？原因大概有二：一方面，细致分析材料9、10，会发现唐法律中禁止的多是诸如开店铺、贩卖货物等以“逐利”为目的的“纯”商业行为，而裴明礼的商业活动多附属在土地经营、农牧业以及种（养）殖业之中，属于“必有事业者”，政府或许将其商业活动作为农业经营的一部分，并不施以处罚；另一方面，法律虽然严苛，官员经商的现象却实在是越禁越多，法律也可能真的最终无法真正执行，以至于唐朝后期被迫承认现实，如材料11，弛禁了事。
理解与认识：（1）关于“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多是在王朝建立之初为恢复和保护农业而执行，但在商业发展和“逐利”观念不断冲击下，“抑商”政策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为现实所冲破，法律无法阻挡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变迁的现实；“抑商”政策所针对的往往是官员或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巨商大贾，对一般的商业行为影响其实并不大，古代中国商业整体趋势是不断发展的，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2）关于商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古代商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虽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观念和法律政策等会对商人群体造成一定打击，但商人一旦经商成功后往往会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自己身份；另一方面，商业所带来的利益诱惑，也会使社会其他各阶层（包括官员们），不顾法律禁令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对原有的社会观念和法律政策产生冲击。
（四）小结：如何认识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围绕裴明礼的商业活动，在补充相关材料，不断拓展视阈的基础上，我们比较规范透彻地分析了本则材料，由此，对以唐中前期长安城为时空背景的商业发展概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动态认识，以这个“概貌”来总结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
当然，考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特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同系参照”，从中找出变化或差异，但由于知识体系的限制，我们缺乏另一个经济体的相关知识来作为“同系参照”，那就只能从古代中国商业自身的动态发展过程找出前后的变化或差异；其次，必须对商业的主要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即从商业在自然经济形态下与农业、手工业的互动关系上人手，分析商品、商人、交易场所、交易媒介（货币）、商业设施、商业政策及观念等主要构成要素发展变化情况，最终做出整体概括与认识。
综上所述，概括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可以引导学生作这样表述：
1.古代中国商业经济是在农业、手工业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是商品的主要来源，这是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
2.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人的商业活动相互促进。商人是古代中国最活跃的社会群体，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塑造商业自身形态，引起其他诸商业因素变化，也改变着地理面貌、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商业就是在克服重重阻力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
3.“重农抑商”不能做概念化、刻板的认识。它与其说是一种政策，不如说是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一种观念；“重农”与“抑商”在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中，往往并不是对立的，商业自身的发展在逐渐重塑这一观念或政策。
三、拓展反思：
對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一点看法
无论史学核心素养的具体内涵或表现是什么，其都必定是长期累积、沉淀的结果，不可能在一两节课中实现，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量化测评。因之如此，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只有每一节课都尽量做到教学内容与过程符合历史学的核心特质、学科规范及其教学规律，才能让师生们在悄无声息的时间流逝中实现史学素养的正向积累。否则，无法保证多年的努力之后，收获的到底是“龙种”还是“跳蚤”！在对本节课教学的反思中，笔者认为，有助于史学核心素养正向积累的历史教学，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
（一）坚持历史教学的思辨性与学术性，进行生动与规范的教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史学核心素养的养成，本质上是历史学习者从历史学中获得知识、能力、思维方式，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品质的过程，而要实现史学核心素养正向积累和有效的内化，就必然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切合历史学核心特质和学科规范，思辨性与学术性恰是历史学的核心特质和学科规范所在。
思辨力是指通过分析事物的现象、细节和局部以获得对事物整体认识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思考、辨析。历史学科属于具有较高层次的思辨性的学科。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当下的存在，人们必须通过文字、符号和其他人类活动的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历史意识的意图是要再现其他时代和其他人的思想，但它却只能从（研究者）自身开始。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思考和重新研究”。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史实的确认与记忆、史料的分析与辨伪、史识的形成与拓展、史感的体验与升华，都离不开深入思辨。思辨是将材料信息纳入思维活动、实现高效学习的开始，历史学习必须从思辨开始，而不是死记硬背、照本宣科。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个由知识、方法、观念以及学科哲学构成的严密、完整、规范的学术体系，历史学家通过学术活动构建了这个学科和体系。因此，在历史学习中运用历史学学术方法，无疑更符合历史学习规律和规范，更能体会历史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有效地实现史学核心素养的内化。
在本课教学中，选择典型的以“人”为核心的生动史料，坚持在思辨中质疑，在补充史料、拓展视阈、规范透彻解读史料中释疑，通过史实融通形成相对深刻完整的理解与认识，就是要努力将历史学的思辨性和学术性引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重演历史学构建的过程，让学生在生动、深刻、规范、高效的学习中，形成史学核心素养的正向积累。
（二）坚持在不断的“视阈融合”中形成动态的历史理解与知识结构。
归根究底，史学核心素养的本质内涵就是历史学能赋予其学习者什么以及学习者通过自身的思维活动能够从历史学习中获得什么。那么，我们从历史学中能获得什么呢？“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启发未来的潜能。”而新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将史学核心素养的要求概括为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以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这给出了操作性的指向，需要我们在深刻理解历史学特质和史学核心素养内涵的基础上，在教学实践中以正确的途径与方式来落实。
以上史学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中，“唯物史观”是能否正确而有意义地学习历史学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而“历史理解”无疑是贯穿历史学习（或教学）的整个过程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也不可能进入以往生活的各种形式。他只能间接地与他的题材打交道：他必须查阅原始资料（史料）。……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简单，都只能借着对各种符号（史料）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因此“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历史本身就是某种理解或诠释。”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者（学习者）要通过“史料实证”来确定和理解史实，形成动态的时空观念和知识结构，由此获得与历史学相关的技能与品质，将历史学的相关要素（史实、史料、史感、史识等）内化而形成史学核心素养。
那么，如何實现“历史理解”呢？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基于“前理解”的“视阈融合”的过程，在不断的“视阈融合”中，理解将会持续下去，接近所要理解事物的“真实”，形成动态的、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实现正确的历史理解和高效的历史学习，达成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的一个可资借鉴和运用的有效途径。
由于“与历史（真实）相比较，所有抽象概括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一般的、普遍的规范都不能包容历史的丰富性。每一种人生状况都有其特有的价值，历史的每一个别阶段都有其内在效用和必然性。这些阶段互不分离，它仅仅在整体中并由于整体而存在。但每一个阶段又都是同等地不可或缺。真正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差异性中显现，它只有作为过程的统一性，而不是作为现存事物中的同一，才是可以想象（或理解）的。”所以历史教学中的“静态化”“概念化”“标签化”“刻板化”等等，都是正确理解历史和培养史学核心素养的阻碍因素。
打破这些阻碍因素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史料实证的不断地“视阈融合”，让学习材料、史实知识和学生思维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形成动态的知识结构。在本课教学中，有关裴明礼的事迹尽管具有典型性，但毕竟是“小视阈”材料，对唐初商业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呈现是有限的。因此，教学过程中不断地通过材料补充的方式（史料实证），引入背景知识，拓展视阈，让历史理解持续不断地延续下去，做到在不间断的动态中接受、分析客观史实，从而形成更全面的正确认识，同时也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锻炼学生在实际学习中自觉地意识和运用“视阈融合”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累积史学核心素养。
一生把自己当做“历史教师”的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封信中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力量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历史），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成长）有益的因素。”这大概是对史学核心素养养成目的的最恰当理解及对其教学实践最合理的建议了。相信，只要本着这样的“初心”，我们教学实践的方向就不会偏离！
史学核心素养养成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在正确规范的道路上努力，静待花开。踯躅前行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明白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对我们的人生成长和社会进步有着怎样的确切意义，并主动将其所学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那就是史学核心素养丰收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