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隐性线索，我们是否读懂了？
陈明辉
[关键词]隐性线索，民族国家，现代化，联邦制，美国，德国
在中学的日常教学中，对教材中某些重要的隐性线索解读不到位，甚至是不理解，困扰着一线教师的教学与成长。笔者曾在一所生源较好的重点中学，听到一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公开课。当老师讲到德国的联邦制时，突然有个学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喊起：“美国也是联邦制哦！”听到这一发现，笔者满怀兴奋和期待，因为这是本专题的一条值得深入解读的隐性线索，而且是学生独立发现的，就更有挖掘和探究的价值。老师如果能顺着学生推进下去，就可以推动他们去思考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德国的宪法都有这个联邦制的内容呢？同一个单元的英国、法国有没有提到这个内容呢？又为什么美国、德国有，但英国、法国却没有呢？这背后是否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只要能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哪怕在本节课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也足以激起学生思考的欲望并为其明确探究的方向，足以将本节课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了。坦白说，那一刻笔者真的感觉好戏就要开幕了。但遗憾的是，对于学生所发现的这条隐性线索，上课老师竟然没怎么回应，而是很快就顺到下面去讲德国君主立宪制内容去了。课后，在与执教老师交流时，她给出的答案是，“那并不是重点”。面对这样的回答，笔者难以认同。
本专题是围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中心编写的。关于“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包括政府的基本结构，即政体、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代议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及文官（官僚/公务员）制度等。因为政治制度是对国家权力作出的具体的纵横双向规划：“横向涉及行政、司法及立法在国家结构尤其是中央的国家机构之间的权限划分，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纵向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即国家结构。”所以，本专题一方面着重讲了英、美、法、德四国的代议制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兼顾讲国家结构的问题。而国家结构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形式。就本专题而言，美国是联邦制的典型，法国是单一制的典型。所以，“联邦制”的国家结构问题当属本专题应有之义。虽然说单元主线是代议制民主的确立和发展，但“联邦制”这个问题能否解释清楚，关系到能否深入透彻地理解西方近代化转型的一宏观主旨。所以隐性线索的梳理与挖掘，对我们拓宽历史教学视野与深度有重要意义，也是培育教师专业素养的路径之一。
隐性线索，通常是指课程中历史知识之间那些隐秘的内在关联，它可能暗含于教材的不同模块专题之间，也可能是潜藏于不同单元之间，或者是不同课文之间，与教材中那些明确展现的专题或单元主线相对应。这些隐性线索并非无关紧要，反而对完整解读专题主旨或单元主线、系统掌握核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且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一专题为例来说。关于本专题在教材中的定位，横向上，结合整个三本必修内容来看，本专题属于西方率先走向政治近代化的转型过程；纵向上，立足必修一来看，本专题上承希腊城邦体制下的民主实践以及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法制建设，下启近现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政治近（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清楚解读本专题的内容，需要我们先吃透这贯穿其中的近（现）代化史观。
说起来，近（现）代化史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想强调的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圈子里，有一个近（现）代化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实现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也是近（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载体，即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称民族主权国家，是“指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国家形态。与建立在部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古代国家不同，民族国家有确定的领土疆域，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民经济，全民族通用的语言和国民的文化认同。民族国家的全体国民构成民族共同体，并享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自从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经历了多种国家形态，如城邦国家、分封制国家、君主国家、帝国和民族国家等基本类型。民族国家是迟至近代才出现的，最先兴起于欧洲。
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国家的政治独立性被淡化、弱化，宗教神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而且，在封建割据势力林立的环境中，本已经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又被大大小小的僧俗贵族层层分割。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缺少权威性，作为政治组织也是若隐若现。同样，居民也没有民族性，民族一直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形的依附实体。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有形的实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必须赖以生存的支柱。其問缘由，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战争。比如美国学者蒂利就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为一个“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过程。钱乘旦教授也指出，正是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专制王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最早的“民族国家”。专制王权就是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国家实现统一，民族实现自立，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清除，国家的发展具备了初步的条件。其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共同促进了西欧主要国家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形成；宗教改革还推动了基督教的世俗化，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这些民族国家逐渐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
那么，民族国家为何重要？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近代化又有何关系呢？现代化事实上是以民族与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所以对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是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能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启动。而“与西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建立、清军入关，等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它们的王朝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悖的，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与近代化方向是相反的。这些例子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的起点，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化的载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根本转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没有这个支架，现代化就不能发生”。
另外，对于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面临当时丛林法则主导下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国民能否由下而上的全力配合国家的赶超规划，国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是牺牲奉献精神能否充分激发是重要因素。此时民族主义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动员工具，被这些国家有意识的激发、鼓动、利用，而由此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与国家的黏合。这样，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才能具备动员和赶超的条件。比如，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分崩离析数百年的地区，便是如此塑造而成新的民族国家，之后才开始登上大国舞台。
明白了这些，我们可以来解释上述所说的隐I生线索了，即在英、美、法、德四国的宪法文献中，为什么英、法两国没有联邦制的内容（或者也可以说为什么英、法两国没有强调国家结构的问题），而美、德两国却特别强调了联邦制的内容（或也可以说为什么美、德两国的宪法首先要突出强调国家结构的问题）。在这里，笔者仅就个人浅见，从民族国家与近代化的关系角度，对此略作解析和梳理。
英、法两国是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中，逐渐整合、锤炼成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民族国家。“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又经历了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封建割据的贵族们为争夺王权自相残杀，势力衰落，反而为英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最后由亨利七世建立了都铎王朝（1485-1603年）。到第二任君主亨利八世时，英国进行了宗教改革，开始“摆脱罗马教皇的影响，这样，一个完全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势力的干预，内部统一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由于都铎王朝完成了统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英国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
英法百年战争同样也促进了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王的领导地位凸现出来，王权不断扩大，国王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标志着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但法国的贵族势力很庞大，国家统一也一再受贵族叛乱的挑战，动荡的局面也一再发生。直到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统治时期，分裂法国的力量即大贵族集团才最终被打垮了。因为法国贵族的力量太强大了，为了制服这股强大的分裂势力，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王权，法国就形成了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专制的王权。在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下，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最强大的民族国家。
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一角度而言，因为英、法两国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已经较早形成了独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所以，在追求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就不需要在国家如何构建的问题上耗费心思，或者说作为比较成熟的民族国家，英、法两国已经成功解决了国家建构的问题，它们所需关注的是对适合国情的现代政体的探索，也就是如何克服专制制度。正因如此，英、法两国的宪法文献中着重强调的是政权组织形式问题，即确立怎样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政体，而非国家结构问题，况且这两国也不是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而是属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但美国、德国的情况与英、法不同。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早期移民中以英格兰人为主体，所以他们在血缘上和情感上很自然地把英国看做是自己的母国。于是他们把英国的地名搬到了北美，使用的是英国的法律，建立的政府也是英国式的代议制政府。但是，这些移民终究与旧欧洲也包括其母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些欧洲移民是带着他们的新教信仰、自由追求、启蒙思想以及对新世界的憧憬而来的，自从登上北美大陆开始，他们就过起了独立自治的生活，形成了美国独特的立国之道——“州先于国”。对此，罗荣渠教授指出：“美国立国不同于旧大陆的任何国家。旧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发生在早已建立的现成的封建国家之中，因此，新生革命政权事实上都继承了旧政权的政府机构、国库系统、甚至军队和法庭等基本架构。……革命后的任务只是对封建国家机器加以改造和重建，但美国的历史过程不是如此。在殖民地时期，政权机器是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最初是由移民组成的有很大自治权利的殖民地市镇，然后在市镇基础上陆续建成13个分散的殖民地。革命前这13个殖民地根本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机构。革命是13个互不相属的殖民地联合起来进行的，并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创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
即使是独立战争之后，美利坚民族仍然保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美国人已习惯把自己看做是欧裔美洲人，甚至干脆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或者佐治亚人，而不是美国人。而且，在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之前，美国各个殖民地的人民早已自行组织制宪会议，制定了自己的州宪法。“到1780年，13个州都按自己指定的州宪法开始了新生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13个独立的政权如何才能组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政权？这个全國政权将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这才是最为棘手的任务。
相比美国，德意志各邦国独立的传统更深固，分裂的历史更悠久。德意志脱胎于神圣罗马帝国（从962年开始到1806年被拿破仑帝国灭亡）。伏尔泰对它的调侃广为人知：“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因为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没有神圣的教会的认可，地盘也不包括罗马，更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长期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各个邦国独立自治、割据混战，几百年习以为常。“对于千百万民众来说，他们世代所居的邦国和邦君才是他们首要的效忠对象。”所以，德意志人的日常观念里只知有邦，不知有国。
宗教改革的发生，使其他西欧主要的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对德意志而言，却是福祸难料。从民族的角度看，路德翻译《圣经》所使用的德语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标准语言，为德意志人民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载体，从而增强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来说不啻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宗教改革让欧洲陷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其中尤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为烈。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又以德意志最为深重。因为“战场几乎全部集中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日耳曼人民死掉了1/3”。而且，等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结束这场欧洲大战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大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甚至是瑞典，作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德意志除外，因为德意志的四分五裂被写进了国际公约。从此，德意志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
到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德意志正好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计有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德国大诗人歌德曾感慨：“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坚定的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德意志在哪里？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灵。”四分五裂使德意志民族无法创造一个全民族性的公民社会，也难以凝聚成像英、法两国那样壮大的一股资产阶级力量，因而阻碍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独立自治使得德意志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制度，内部的工商业很难协调，全国性的市场和经济活动无法产生，所以又不利于经济的现代化。
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战争蹂躏了大片的德意志土地及其人民，但同时法国大革命也为德意志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另外，拿破仑战争灭亡了近85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时为德意志播撒下民族主义的种子，唤醒了德意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德意志民族追求统一的紧迫感，以至于德意志迅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代言人，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如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后来的俾斯麦。不过，当人们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时，自由和民主就只得靠边站了。此后，对于这个长时间处于“被分裂”“被弱化”状态下的民族来说，统一、富强成为每一代德意志人的集体愿望，要求统一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的呼声。
“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依赖于专制王权，过早的克服专制必将造成内部的分裂，而分裂是德意志感受最深的落后根源。”因此，德意志的有识之士长期苦苦探索统一之路，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道路上反复纠缠徘徊、艰难抉择，最后才走上了在俾斯麦领导下，由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来实现统一的道路。“正是作为对邦国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对通过谈判才加入帝国的南部德国一些邦国的让步，德意志帝国宪法采取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所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实为巩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个难得的统一成果。但也使自由民主的问题长期被紧迫的民族问题所掩盖，结果“德国的资产阶级以统一为交换，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克服专制的努力”，从而导致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保留了较多的专制因素。不过，统一大业的完成，使德国得以动用国家的力量，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对英、法这些老牌强国的赶超。
总而言之，美国、德国在建国之前，早就有地方独立自治的传统，但却苦于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美国、德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关心政体问题，还必须要关注国家如何构建问题。而因为它们地方上独立自治的历史传统根深蒂固，但又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统一成果，于是就有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在教材中英、法两国只讲了他们的代议制政体，而美、德两国的宪法设计中，还特意强调了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原因。然而，美国潜在的分离主义风险，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美国最终通过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才完成了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而德国，当年统一时遗留下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在内政与外交的混合酝酿下持续发酵，最终导致德国再次走向沉沦，发动了一战、二战。直到东欧剧变，德国才幸遇扭转民族命运的历史良机，终于再次实现统一，至此，德国才总算走完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如果顺着上述民族国家与近代化的关系这一思路，来思考近代中国，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解释。比如在中华民国时期，我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但何以近（现）代化事业迟迟难以迈开步伐呢？这同样也关系到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近（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说到这里，就又牵扯出教材必修一中另外一条隐性线索，即中央集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问题。在必修一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專题中，教材帮我们勾勒了一条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主线，而到了近代史部分，教材所强调的主线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央集权的发展演变线索，在近代史内容中好像没有了。但其实不然，教材中所写到的近代很多重大事件，都关联到中央集权这条线索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走向问题，关键是我们是否吃透了教材，深入把握到教材的这一深层的隐性线索。
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几年，占据清朝半壁江山，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却不是清朝的八旗军，而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训练出来的“湘军”和“淮军”。教材虽没有明确强调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央集权的影响，但已经暗示出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中央集权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了。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朝在向十一国宣战后，东南几省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搞出了“东南互保”事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并没有参战，保护了东南半壁免受灾祸，也为事后慈禧太后没有被列强视为主犯去惩处反却保全了性命而保留了余地。但毕竟，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近一半的封疆大吏居然能够公然违抗朝廷这足以让清廷颜面扫地。而这件事情的成功，也充分表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严重削弱。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后地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从而使清朝统治快速地土崩瓦解，这更与地方势力崛起、清朝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关系密切。而民国时期形成了军阀割据局面，中央政府数次出现权力真空，更是直接说明中央集权已经衰落到了极点。中华民国初建时，很多人以为，我们推翻了清朝的君主专制，已经建立了同最先进的美国一样的共和政体，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是，中国长期陷于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的困境，中国的前途远不是当初民国创建者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原因何在呢？正如前所述，对外主权不独立，对内中央集权衰落到极点，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推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外实现了主权独立，对内结束了分裂割据，使得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可以有了一个统一、稳固的载体和平台，强大的中央政府成为了现代化事业的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以上所述，说明像这些暗含于教材中的隐性线索，在教材中并非罕见，只是有待我们吃透教材，深入发掘。从课标要求的角度看，它们关系到专题主旨或单元主线的完整解读，以及核心知识之间内在关联的系统掌握。从应对高考的角度看，这些隐性线索反而是全国卷试题比较青睐的考查角度。对此，高考命题专家刘芃明确指出：“高考试题对于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是考查知识深度的一个方面。”另外，全国卷的主观题比较淡化宏观的阶段特征考查，反而注重历史事件微观层面。而中学历史教材限于篇幅，有些历史叙述比较笼统模糊，难以顾及到微观层面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我们结合一些相关的专业学术论著，将那些笼统模糊的隐性知识梳理清楚，将那些蜻蜓点水的隐性线索解读透彻。
自2016年高考开始，全国20多个省市统一使用全国卷。这一改革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目睹身受。严峻形势的挑战，由不得我们不去努力多钻研，多积累，站高一点，看远一点，想透一点，否则我们将很难跟上高考改革的步伐。
[关键词]隐性线索，民族国家，现代化，联邦制，美国，德国
在中学的日常教学中，对教材中某些重要的隐性线索解读不到位，甚至是不理解，困扰着一线教师的教学与成长。笔者曾在一所生源较好的重点中学，听到一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公开课。当老师讲到德国的联邦制时，突然有个学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喊起：“美国也是联邦制哦！”听到这一发现，笔者满怀兴奋和期待，因为这是本专题的一条值得深入解读的隐性线索，而且是学生独立发现的，就更有挖掘和探究的价值。老师如果能顺着学生推进下去，就可以推动他们去思考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为什么美国、德国的宪法都有这个联邦制的内容呢？同一个单元的英国、法国有没有提到这个内容呢？又为什么美国、德国有，但英国、法国却没有呢？这背后是否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只要能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哪怕在本节课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也足以激起学生思考的欲望并为其明确探究的方向，足以将本节课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了。坦白说，那一刻笔者真的感觉好戏就要开幕了。但遗憾的是，对于学生所发现的这条隐性线索，上课老师竟然没怎么回应，而是很快就顺到下面去讲德国君主立宪制内容去了。课后，在与执教老师交流时，她给出的答案是，“那并不是重点”。面对这样的回答，笔者难以认同。
本专题是围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中心编写的。关于“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包括政府的基本结构，即政体、国家结构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代议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及文官（官僚/公务员）制度等。因为政治制度是对国家权力作出的具体的纵横双向规划：“横向涉及行政、司法及立法在国家结构尤其是中央的国家机构之间的权限划分，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纵向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即国家结构。”所以，本专题一方面着重讲了英、美、法、德四国的代议制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兼顾讲国家结构的问题。而国家结构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形式。就本专题而言，美国是联邦制的典型，法国是单一制的典型。所以，“联邦制”的国家结构问题当属本专题应有之义。虽然说单元主线是代议制民主的确立和发展，但“联邦制”这个问题能否解释清楚，关系到能否深入透彻地理解西方近代化转型的一宏观主旨。所以隐性线索的梳理与挖掘，对我们拓宽历史教学视野与深度有重要意义，也是培育教师专业素养的路径之一。
隐性线索，通常是指课程中历史知识之间那些隐秘的内在关联，它可能暗含于教材的不同模块专题之间，也可能是潜藏于不同单元之间，或者是不同课文之间，与教材中那些明确展现的专题或单元主线相对应。这些隐性线索并非无关紧要，反而对完整解读专题主旨或单元主线、系统掌握核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且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一专题为例来说。关于本专题在教材中的定位，横向上，结合整个三本必修内容来看，本专题属于西方率先走向政治近代化的转型过程；纵向上，立足必修一来看，本专题上承希腊城邦体制下的民主实践以及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法制建设，下启近现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政治近（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清楚解读本专题的内容，需要我们先吃透这贯穿其中的近（现）代化史观。
说起来，近（现）代化史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想强调的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圈子里，有一个近（现）代化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实现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也是近（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载体，即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称民族主权国家，是“指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国家形态。与建立在部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古代国家不同，民族国家有确定的领土疆域，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民经济，全民族通用的语言和国民的文化认同。民族国家的全体国民构成民族共同体，并享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自从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经历了多种国家形态，如城邦国家、分封制国家、君主国家、帝国和民族国家等基本类型。民族国家是迟至近代才出现的，最先兴起于欧洲。
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国家的政治独立性被淡化、弱化，宗教神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而且，在封建割据势力林立的环境中，本已经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又被大大小小的僧俗贵族层层分割。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缺少权威性，作为政治组织也是若隐若现。同样，居民也没有民族性，民族一直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形的依附实体。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有形的实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必须赖以生存的支柱。其問缘由，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战争。比如美国学者蒂利就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为一个“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过程。钱乘旦教授也指出，正是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专制王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最早的“民族国家”。专制王权就是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国家实现统一，民族实现自立，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清除，国家的发展具备了初步的条件。其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共同促进了西欧主要国家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形成；宗教改革还推动了基督教的世俗化，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这些民族国家逐渐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
那么，民族国家为何重要？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近代化又有何关系呢？现代化事实上是以民族与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之所以对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是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能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启动。而“与西欧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建立、清军入关，等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它们的王朝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相悖的，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与近代化方向是相反的。这些例子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的起点，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化的载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根本转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支架，没有这个支架，现代化就不能发生”。
另外，对于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面临当时丛林法则主导下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国民能否由下而上的全力配合国家的赶超规划，国民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甚至是牺牲奉献精神能否充分激发是重要因素。此时民族主义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动员工具，被这些国家有意识的激发、鼓动、利用，而由此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与国家的黏合。这样，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才能具备动员和赶超的条件。比如，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分崩离析数百年的地区，便是如此塑造而成新的民族国家，之后才开始登上大国舞台。
明白了这些，我们可以来解释上述所说的隐I生线索了，即在英、美、法、德四国的宪法文献中，为什么英、法两国没有联邦制的内容（或者也可以说为什么英、法两国没有强调国家结构的问题），而美、德两国却特别强调了联邦制的内容（或也可以说为什么美、德两国的宪法首先要突出强调国家结构的问题）。在这里，笔者仅就个人浅见，从民族国家与近代化的关系角度，对此略作解析和梳理。
英、法两国是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中，逐渐整合、锤炼成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民族国家。“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果是把两个民族分开，各自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又经历了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封建割据的贵族们为争夺王权自相残杀，势力衰落，反而为英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最后由亨利七世建立了都铎王朝（1485-1603年）。到第二任君主亨利八世时，英国进行了宗教改革，开始“摆脱罗马教皇的影响，这样，一个完全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势力的干预，内部统一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由于都铎王朝完成了统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英国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
英法百年战争同样也促进了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王的领导地位凸现出来，王权不断扩大，国王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1589年，波旁王朝建立，标志着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但法国的贵族势力很庞大，国家统一也一再受贵族叛乱的挑战，动荡的局面也一再发生。直到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统治时期，分裂法国的力量即大贵族集团才最终被打垮了。因为法国贵族的力量太强大了，为了制服这股强大的分裂势力，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王权，法国就形成了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专制的王权。在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下，法国成为西欧大陆最强大的民族国家。
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一角度而言，因为英、法两国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已经较早形成了独立统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所以，在追求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就不需要在国家如何构建的问题上耗费心思，或者说作为比较成熟的民族国家，英、法两国已经成功解决了国家建构的问题，它们所需关注的是对适合国情的现代政体的探索，也就是如何克服专制制度。正因如此，英、法两国的宪法文献中着重强调的是政权组织形式问题，即确立怎样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政体，而非国家结构问题，况且这两国也不是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而是属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但美国、德国的情况与英、法不同。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早期移民中以英格兰人为主体，所以他们在血缘上和情感上很自然地把英国看做是自己的母国。于是他们把英国的地名搬到了北美，使用的是英国的法律，建立的政府也是英国式的代议制政府。但是，这些移民终究与旧欧洲也包括其母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些欧洲移民是带着他们的新教信仰、自由追求、启蒙思想以及对新世界的憧憬而来的，自从登上北美大陆开始，他们就过起了独立自治的生活，形成了美国独特的立国之道——“州先于国”。对此，罗荣渠教授指出：“美国立国不同于旧大陆的任何国家。旧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发生在早已建立的现成的封建国家之中，因此，新生革命政权事实上都继承了旧政权的政府机构、国库系统、甚至军队和法庭等基本架构。……革命后的任务只是对封建国家机器加以改造和重建，但美国的历史过程不是如此。在殖民地时期，政权机器是自下而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最初是由移民组成的有很大自治权利的殖民地市镇，然后在市镇基础上陆续建成13个分散的殖民地。革命前这13个殖民地根本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权机构。革命是13个互不相属的殖民地联合起来进行的，并在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创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
即使是独立战争之后，美利坚民族仍然保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美国人已习惯把自己看做是欧裔美洲人，甚至干脆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或者佐治亚人，而不是美国人。而且，在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之前，美国各个殖民地的人民早已自行组织制宪会议，制定了自己的州宪法。“到1780年，13个州都按自己指定的州宪法开始了新生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13个独立的政权如何才能组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政权？这个全國政权将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这才是最为棘手的任务。
相比美国，德意志各邦国独立的传统更深固，分裂的历史更悠久。德意志脱胎于神圣罗马帝国（从962年开始到1806年被拿破仑帝国灭亡）。伏尔泰对它的调侃广为人知：“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因为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没有神圣的教会的认可，地盘也不包括罗马，更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长期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各个邦国独立自治、割据混战，几百年习以为常。“对于千百万民众来说，他们世代所居的邦国和邦君才是他们首要的效忠对象。”所以，德意志人的日常观念里只知有邦，不知有国。
宗教改革的发生，使其他西欧主要的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对德意志而言，却是福祸难料。从民族的角度看，路德翻译《圣经》所使用的德语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标准语言，为德意志人民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载体，从而增强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来说不啻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宗教改革让欧洲陷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其中尤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为烈。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又以德意志最为深重。因为“战场几乎全部集中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日耳曼人民死掉了1/3”。而且，等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结束这场欧洲大战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大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甚至是瑞典，作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德意志除外，因为德意志的四分五裂被写进了国际公约。从此，德意志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
到1789年，即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德意志正好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计有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德国大诗人歌德曾感慨：“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坚定的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德意志在哪里？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灵。”四分五裂使德意志民族无法创造一个全民族性的公民社会，也难以凝聚成像英、法两国那样壮大的一股资产阶级力量，因而阻碍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独立自治使得德意志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制度，内部的工商业很难协调，全国性的市场和经济活动无法产生，所以又不利于经济的现代化。
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战争蹂躏了大片的德意志土地及其人民，但同时法国大革命也为德意志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另外，拿破仑战争灭亡了近85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时为德意志播撒下民族主义的种子，唤醒了德意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德意志民族追求统一的紧迫感，以至于德意志迅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代言人，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如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后来的俾斯麦。不过，当人们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时，自由和民主就只得靠边站了。此后，对于这个长时间处于“被分裂”“被弱化”状态下的民族来说，统一、富强成为每一代德意志人的集体愿望，要求统一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的呼声。
“西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依赖于专制王权，过早的克服专制必将造成内部的分裂，而分裂是德意志感受最深的落后根源。”因此，德意志的有识之士长期苦苦探索统一之路，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道路上反复纠缠徘徊、艰难抉择，最后才走上了在俾斯麦领导下，由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来实现统一的道路。“正是作为对邦国根深蒂固的分离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对通过谈判才加入帝国的南部德国一些邦国的让步，德意志帝国宪法采取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所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实为巩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个难得的统一成果。但也使自由民主的问题长期被紧迫的民族问题所掩盖，结果“德国的资产阶级以统一为交换，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克服专制的努力”，从而导致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保留了较多的专制因素。不过，统一大业的完成，使德国得以动用国家的力量，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对英、法这些老牌强国的赶超。
总而言之，美国、德国在建国之前，早就有地方独立自治的传统，但却苦于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美国、德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关心政体问题，还必须要关注国家如何构建问题。而因为它们地方上独立自治的历史传统根深蒂固，但又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统一成果，于是就有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在教材中英、法两国只讲了他们的代议制政体，而美、德两国的宪法设计中，还特意强调了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原因。然而，美国潜在的分离主义风险，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美国最终通过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才完成了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内战“在美国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国家感”。而德国，当年统一时遗留下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在内政与外交的混合酝酿下持续发酵，最终导致德国再次走向沉沦，发动了一战、二战。直到东欧剧变，德国才幸遇扭转民族命运的历史良机，终于再次实现统一，至此，德国才总算走完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艰难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如果顺着上述民族国家与近代化的关系这一思路，来思考近代中国，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解释。比如在中华民国时期，我们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但何以近（现）代化事业迟迟难以迈开步伐呢？这同样也关系到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近（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说到这里，就又牵扯出教材必修一中另外一条隐性线索，即中央集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问题。在必修一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專题中，教材帮我们勾勒了一条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主线，而到了近代史部分，教材所强调的主线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央集权的发展演变线索，在近代史内容中好像没有了。但其实不然，教材中所写到的近代很多重大事件，都关联到中央集权这条线索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走向问题，关键是我们是否吃透了教材，深入把握到教材的这一深层的隐性线索。
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几年，占据清朝半壁江山，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却不是清朝的八旗军，而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训练出来的“湘军”和“淮军”。教材虽没有明确强调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央集权的影响，但已经暗示出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中央集权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了。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朝在向十一国宣战后，东南几省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搞出了“东南互保”事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并没有参战，保护了东南半壁免受灾祸，也为事后慈禧太后没有被列强视为主犯去惩处反却保全了性命而保留了余地。但毕竟，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近一半的封疆大吏居然能够公然违抗朝廷这足以让清廷颜面扫地。而这件事情的成功，也充分表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严重削弱。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后地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从而使清朝统治快速地土崩瓦解，这更与地方势力崛起、清朝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关系密切。而民国时期形成了军阀割据局面，中央政府数次出现权力真空，更是直接说明中央集权已经衰落到了极点。中华民国初建时，很多人以为，我们推翻了清朝的君主专制，已经建立了同最先进的美国一样的共和政体，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是，中国长期陷于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的困境，中国的前途远不是当初民国创建者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原因何在呢？正如前所述，对外主权不独立，对内中央集权衰落到极点，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推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中国的成立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外实现了主权独立，对内结束了分裂割据，使得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可以有了一个统一、稳固的载体和平台，强大的中央政府成为了现代化事业的有力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以上所述，说明像这些暗含于教材中的隐性线索，在教材中并非罕见，只是有待我们吃透教材，深入发掘。从课标要求的角度看，它们关系到专题主旨或单元主线的完整解读，以及核心知识之间内在关联的系统掌握。从应对高考的角度看，这些隐性线索反而是全国卷试题比较青睐的考查角度。对此，高考命题专家刘芃明确指出：“高考试题对于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是考查知识深度的一个方面。”另外，全国卷的主观题比较淡化宏观的阶段特征考查，反而注重历史事件微观层面。而中学历史教材限于篇幅，有些历史叙述比较笼统模糊，难以顾及到微观层面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我们结合一些相关的专业学术论著，将那些笼统模糊的隐性知识梳理清楚，将那些蜻蜓点水的隐性线索解读透彻。
自2016年高考开始，全国20多个省市统一使用全国卷。这一改革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目睹身受。严峻形势的挑战，由不得我们不去努力多钻研，多积累，站高一点，看远一点，想透一点，否则我们将很难跟上高考改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