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是中国教育首要问题

    钱颖一

    

    ●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

    ●“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育人”重于“育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曾讲过很多有关“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今年我们在总结学院建院30年的三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的；从被教育者角度看，则是“成人”重于“成才”。这里都是讲“人”重于“才”。

    “人”重于“才”确实是我们学院的传统。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非每一个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有些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不少人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何为“人的教育”

    在笔者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学科，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人文在清华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在清华大礼堂中悬挂着一块匾，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上书“人文日新”四个字，就是一例证。

    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是这样来解读人文的：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100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们学院今年提出学院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是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在你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特别是我们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两个支柱之一是“个性发展”，就更需要同学们把自己的个性发展放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他讲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启发。

    实现“人的现代化”

    今天笔者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我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我向你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笔者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