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是中国教育首要问题

    钱颖一

    

    ●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

    ●“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育人”重于“育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曾讲过很多有关“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今年我们在总结学院建院30年的三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的;从被教育者角度看,则是“成人”重于“成才”。这里都是讲“人”重于“才”。

    “人”重于“才”确实是我们学院的传统。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非每一个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有些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不少人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何为“人的教育”

    在笔者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学科,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人文在清华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在清华大礼堂中悬挂着一块匾,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上书“人文日新”四个字,就是一例证。

    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是这样来解读人文的: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100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们学院今年提出学院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是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在你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特别是我们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两个支柱之一是“个性发展”,就更需要同学们把自己的个性发展放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他讲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启发。

    实现“人的现代化”

    今天笔者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我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我向你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笔者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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