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杨柳+朱玉春+任洋
摘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关键词 小农水；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农业收入水平；管护绩效
中图分类号 F30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148-09DOI：10.12062/cpre.20170604
有效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以下简称“小农水”）供给是增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亦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1]。但现实中，很多灌溉设施并没有完全实现其运营目标，有的甚至在建成之后很快“瘫痪”，导致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合理地解决管护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否则单靠增加投资，不足以有效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2]。但目前，由于小农水公共产品特性与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私人产品性质的冲突，使得农户管护意愿程度较低[3]。同时，忽视不同社会资本农户在小农水需求方面偏好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组织支持在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方面影响的差异，又导致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路径发生偏差，进一步降低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心理预期及个人贡献[4]，其管护绩效亟待改进。就理论而言，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是同一地域众多农户个体自主选择参与从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过程。由于存在自主治理困境，导致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难以达到最优水平，而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为优化管护绩效提供了新的路径[5]。社会资本能够使分散的农户聚合，增强农户的集体行动意识，缓解农户参与管护的搭便车心理及行为[6]，组织支持则限制着农户参与管护的依赖性与持久性，制约着农户参与管护互惠心理契约的达成及有效合作行为的形成[7]，并最终对小农水管护绩效产生影响。那么，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能否促使农户实施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利于矫正小农水管护的路径偏差，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有效需求。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意愿和行为展开了广泛研究。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微观农户个体和宏观集体行动的联合，可缓解农户的搭便车行为，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8]。同时，组织的情感支持或物质帮助能让农户更好地感受到村集体对小农水供给的重视，提高农户对村组织的认可程度，从而参与小农水管护[7]。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农户参与管护的绩效，管护绩效不仅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还会进一步作用于农户对参与小农水管护的认知，从而对其之后的管护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现有研究多把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进行独立研究，较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农户参与管护的行为。因此，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的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户参与管护的政策建议，为小农水治理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1.1 理論基础与研究假说
1.1.1 社会资本
在社会学方面，信任与网络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资本[9]，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能够产生社会均衡，提升组织成员合作的可能性[10]。当前中国的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治理逻辑仍然存在，使得社会资本成为突破村庄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因素[11]。一方面，社会信任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和内在约束机制弱化农户在参与小农水管护中的搭便车心理，促进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农户管护行为的实现，并提升最终的管护绩效[12]；另一方面，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户通过互动模式共享知识、规则、规范和期望，并通过名誉对农户的不当行为进行制约，减小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并提升管护绩效[13]。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H2：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1.1.2 组织支持
组织对农户的支持是农户愿意在小农水管护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组织支持由情感支持及工具支持构成，能够阐释农户对其和村组织之间交换关系的满意程度[14]。农户获得的情感支持会直接影响其心理结果并激发整体心理潜能，当村组织愿意主动满足农户的社会情感需要时，农户感知的组织支持会增强，会做出互惠行为来回报组织给予的支持，即积极参与小农水管护，从而协助村组织提高小农水管护绩效[15]。另外，农户完全承担管护成本对其参与管护的积极性造成制约，而村组织主动提供工具支持以帮助农户达成灌溉目标时，可以减小农户自有资金的投入压力，会使农户更愿意参与管护，从而提升管护绩效[7]。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H4：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1.1.3 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
组织支持会对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影响，一方面，村组织对农户的情感支持会使农户感知到被赞同和被尊重，有助于农户与村组织之间产生积极的情感纽带[16]，并促进农户与村组织和其他村民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农户从村组织获得的工具支持是组织认可农户并愿意为其投资的积极对待，能够让农户感受到村组织对小农水治理的重视，有助于提升农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频率，从而使社会资本得到有效积累[17]。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
1.1.4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农户为实现小农水的良好运行而自主选择参与的集体行动[18]，包括农户参与决策、规划、融资、监督、管理及维护等[19-20]。在公共项目管理中，项目行为被界定成参与者利用知识、手段及技能，按照要求使项目有效实施的“过程”，项目绩效则代表着项目“结果”[21]。“过程”必然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亦然，即有效的管护行为可以促进管护绩效的提升，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需求[22]。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管护绩效。
1.1.5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绩效强调行为所应达到的有效结果以及实现的最终目标，指组织为了达到目的而呈现于各层次的有效输出[23]。对于小农水而言，管护绩效表现为小农水管护所取得的成果或实现的目标。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重要体现是灌溉供水状况的改善，它是小农水有效供给并成功发挥效益的关键表征[24]。灌溉供水状况通过灌溉用水供给的充足程度、可靠程度、以及分配的公平程度进行衡量，其中，充足的灌溉用水供给是灌溉设施完好供给的表征，完好的灌溉设施可以有效减少水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保障灌溉用水的充足；灌溉用水供给的可靠程度是指灌溉用水供给的可预测性和及时性，及时可靠的灌溉水供给是小农水质量完好的体现，且灌溉用水供给越可靠越能满足农户的灌溉需求；灌溉用水分配越公平，表明农户越遵从灌溉水的使用规则，且权利不对称现象越少，越有利于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25]。
1.2 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理论模型（见图1）。图1中，社会资本、组织支持、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均为潜变量。图1为结构模型，展现了潜变量与潜变量的因果关系。作为“因”的潜变量是外衍变量，用ξ表示；作为“果”的潜变量是内衍变量，用η表示。内衍变量既受外衍变量影响，又受其他因素干扰，即误差变量，用ζ表示。组织支持是外衍变量，用ξ1表示；社会资本、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是内衍变量，分别用η1、η2和η3表示。图1所反映的潜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γ11、γ21和γ31分别表示组织支持（ξ1）对社会资本（η1）、管护行为（η2）和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β21和β31表示社会资本（η1）对管护行为（η2）和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β32表示管护行为（η2）对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ζ1、ζ2和ζ3是残差项。
2 量表设计、数据收集和信度效度检验
2.1 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模型调节变量的原因分析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绩效既受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影响，还受到农户收入结构差异的现实挑战。收入提高引发较强分化趋向，使得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呈现差异较大的行为偏好，进而作用于管护行为[26]。而收入构成中，农业收入对农户管护行为影响更为明显，若农户收入来源于打工或第三产业，那么在村庄不强制所有成员必须参与管护的情况下，农户参与管护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同时，不同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依赖性不一样，导致管护行为存在差异。若农户农业收入较高，则其对小农水较为依赖，更偏好参与管护，且这部分农户享有较高的社会权威，很容易在管护过程中形成示范带头效应，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27]。因此，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為调节变量，有利于按照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的不同制订差异化管护方案。
2.2 量表设计
本文将农户的社会资本、所获得的组织支持、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划分为以下4个潜变量。
一是农户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简写为“SC”）。中国人社会资本群体中不但有关系比较亲近的家属、亲戚及家族成员，而且包含与自己有拟亲属关系的外人，与自己愈近，关系愈亲密，信任程度愈高[28-30]。而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表征，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在衡量社会资本时具有代表性，两者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大大降低农户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建立合作机制促进农户形成稳定的管护合作关系[29，31]，从而提高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借鉴何可等[31]的做法，本文在社会资本中选取了农户与亲人、朋友和同村村民之间的信任和交往情况，共6个观测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是农民在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对他人所秉持的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行为预期或者情感方面的认同，调研时根据农户的理解程度对问题进行了相应转化。
二是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简写为“OS”）。组织支持是成员通过组织对其奖励程度以及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发展形成的组织是否关注自身福利，以及具体的支持程度的综合感知[32]。本文在Eisenbergere所开发的“组织支持调查问卷”基础上[32]，根据凌文辁等的研究对问卷进行了修订[33]，把组织支持划分为情感支持及工具支持，并依据小农水管护具体情况，设置为6个变量进行测量，分别为农户从村组织获得的尊重、关心和重视等情感支持，以及设施、人员和资讯等工具支持。
三是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governance behavior，简写为“GB”）。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不但要求发挥农户的民主和监督功能，而且鼓励农户将自身知识和技能贡献到项目中来，从而提高小农水管护的效率。借鉴崔宝玉[19]、杨柳等[20]的做法，本文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划分为农户的投资行为、监督行为、管理行为和维护行为，共4个观测变量。
四是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governance performance，简写为“GP”）。对于干旱地区农户来说，其农业用水主要依赖灌溉，在灌溉水由政府整体划分至村庄的前提下，小农水管护质量成为农户能否及时获取充足灌溉用水的关键因素。同时，小农水管护绩效的评价不仅强调灌溉用水的供给绩效，还强调灌溉用水分配的秩序绩效。因此，借鉴Lam[25]的做法，本文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划分为灌溉用水的充足程度、供水的可靠程度和分配的公平程度，共3个观测变量。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注释见表1。
2.3 样本采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2016年9—11月在内蒙古和宁夏进行的实地调研。内蒙古和宁夏位于黄河灌区中上游，气象干旱时有发生。调研村庄所处的巴彦淖尔、银川和石嘴山地区，年降水量在90～300 mm之间，而蒸发量却达到1 700～2 500 mm，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来自灌溉，且灌溉用水由当地水利部门根据村庄耕地面积进行统一划拨，调研区域具有代表性。运用分层抽样及随机抽样，结合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两个省份40个行政村共调研800户农户，最终获取有效问卷772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6.50%。问卷涵盖农户基本信息、农业收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及绩效等信息。
调研样本中，98.70%的农户以务农为主。家庭务农劳动力为1～2人的占85.62%，表明农村在家务农劳动力较少。50岁以上被受访者占65.16%，表明农村务农劳动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90.28%，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样本农户多为3～5人的中等规模家庭，占59.07%。同時，调查表明，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有利于自家粮食增产（91.48%）；二是“其他村民参与管护，所以我也跟着参与”（21.11%）；三是村干部鼓励参与（5.93%）。而对于没有参与管护的农户，原因主要涵盖四点：一是参与小农水管护费用较高（47.27%）；二是“有村民不参与管护，我也跟着不参与”（27.27%）；三是认为现有小农水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求（20.91%）；四是认为参与管护对小农水供给不重要（14.55%）。
本文农户的农业收入（agricultural income，简写为“AI”）变量题项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置。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并对相关专家进行咨询，结合内蒙古和宁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较大导致农业收入较高的现实状况，对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分类如下：1.“0 < AI ≤ 2万元”=低；2.“2万元< AI ≤ 4万元”=中低；3.“4万元< AI ≤ 6万元”=中等；4.“6万元< AI ≤ 8万元”=中高；5.“AI > 8万元”=高。样本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统计见表2。
2.4 效度与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问卷中的社会资本、组织支持以及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的测量是在蔡起华和朱玉春[12]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集体行动模型基础上展开的，可以使本文量表设计内容信度良好。同时，样本数据可以做因子分析时，表明其建构效度良好。信度检验可利用Cronbachs α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本文运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效度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理论模型中各潜变量KMO值都大于或等于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见表3）。本文潜变量的问卷题项均通过效度和信度检验，有较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适合进一步研究。
3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模型实证分析
3.1 违犯估计和正态性检验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模型不存在负误差方差，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均没有超过0.95，表明没有违犯估计现象，可以检验整体模型拟合度。同时，各观测变量均有近乎于零的偏度和峰度系数，说明观测变量为正态分布。
3.2 模型检验结果
3.2.1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如表4所示，本文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各指标都为理想水平，表明模型与数据整体拟合较好，且社会资本、组织支持、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的信度都大于0.7，表明本文模型内在拟合度良好。整体来说，本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较好，其结果能够用来验证研究假设。
3.2.2 研究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AMOS 21.0软件分析获得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见表5）。本文6个假设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如表6所示，直接效应中，对管护行为影响较大的是组织支持，其次是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管护行为，其次是组织支持，最后为社会资本。间接效应中，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为组织支持，其次为社会资本。总效应中，对管护行为影响最大的是组织支持，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组织支持，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小是社会资本。这些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相符。
3.3 分群组的结构方程检验
本文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为多群组分析调节变量。比较分析预设模型、测量系数相等模型、结构系数相等模型、结构协方差相等模型与结构残差相等模型的适配度，选取测量系数相等模型为多群组分析模型。其中，CFI最小值为0.945，比标准值0.9高；GFI最小为0.842，高于0.8的可接受水平；RMSEA最大值是0.032，比适配临界值0.05小，说明多群组分析模型和样本数据适配度较好。
由表7可知，分组样本和全部样本分析结果大体类似，具体如下：
第一，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的影响（H1）。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管护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中高农业收入农户影响最为显著，低农业收入农户次之。可能的解释是，中高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依赖程度较高且参与管护能力较强，较高的经济地位使其搭便车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因此更倾向于采取管护行为。而低农业收入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目的为供应自家口粮或满足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多，参与小农水管护对自身农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其生活，因此更倾向于参与管护。
第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H2）。中等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最显著，可能的原因为，相比较低农业收入农户，中等农业收入农户更依赖小农水，但又不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像更高农业收入农户一样实现部分灌溉设施的自我供给，因此在社会资本的约束下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参与小农水管护，其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的影响更大。低农业收入和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均未通过检验，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第三，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的影响（H3）。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管护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中低农业收入农户影响最为显著，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小。可能的解释是，中低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较低的依赖性或在管护方面有限的参与能力，导致其参与管护的积极性较差，而组织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参与管护的积极性。而高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较强的依赖性决定了其积极的参与倾向，因此组织支持对其管护行为的调节作用较小。
第四，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H4）。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农业收入农户所拥有的农业资源较为匮乏，在参与管护过程中对组织支持的依赖性较强，较低的经营转换成本使其更愿意根据组织支持与政策引导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和参与管护行为，从而有利于管护绩效的有效提升。中等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不显著，有待以后進一步研究。
第五，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H5）。不同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其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农业收入农户中社会资本低的农户所占比例较高，而从组织获得的支持能有效促进其与村组织及其他成员的交流和合作，进而实现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
第六，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H6）。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可能的解释是，高农业收入农户充足的经济资本决定了其较强的参与管护能力，对小农水较强的依赖性决定了其较高的参与管护程度，因此其参与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显著。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并比较了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农户的管护行为较依赖其获得的组织支持，但社会资本仍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管护行为均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且组织支持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管护行为和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亦有较大影响；第三，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能显著促进其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第四，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管护行为的影响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效果最明显，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最有利于管护绩效的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积极推行小农水管护的村民自治模式，完善农户对灌溉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参与小农水管护的决策机制，提高农户在小农水管护方面的参与水平；第二，努力营造良好融洽的合作氛围，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并提高彼此的信任感，实现农户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从而减少农户管护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促进小农水管护集体行动的成功；第三，提高村组织对农户的情感支持，并增强村组织对农户的工具支持能力，诱导农户采取管护行为，从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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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关键词 小农水；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农业收入水平；管护绩效
中图分类号 F30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1-0148-09DOI：10.12062/cpre.20170604
有效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以下简称“小农水”）供给是增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亦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1]。但现实中，很多灌溉设施并没有完全实现其运营目标，有的甚至在建成之后很快“瘫痪”，导致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合理地解决管护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否则单靠增加投资，不足以有效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2]。但目前，由于小农水公共产品特性与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私人产品性质的冲突，使得农户管护意愿程度较低[3]。同时，忽视不同社会资本农户在小农水需求方面偏好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组织支持在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方面影响的差异，又导致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路径发生偏差，进一步降低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心理预期及个人贡献[4]，其管护绩效亟待改进。就理论而言，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是同一地域众多农户个体自主选择参与从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过程。由于存在自主治理困境，导致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难以达到最优水平，而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为优化管护绩效提供了新的路径[5]。社会资本能够使分散的农户聚合，增强农户的集体行动意识，缓解农户参与管护的搭便车心理及行为[6]，组织支持则限制着农户参与管护的依赖性与持久性，制约着农户参与管护互惠心理契约的达成及有效合作行为的形成[7]，并最终对小农水管护绩效产生影响。那么，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能否促使农户实施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利于矫正小农水管护的路径偏差，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有效需求。国内外学者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意愿和行为展开了广泛研究。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微观农户个体和宏观集体行动的联合，可缓解农户的搭便车行为，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8]。同时，组织的情感支持或物质帮助能让农户更好地感受到村集体对小农水供给的重视，提高农户对村组织的认可程度，从而参与小农水管护[7]。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农户参与管护的绩效，管护绩效不仅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还会进一步作用于农户对参与小农水管护的认知，从而对其之后的管护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现有研究多把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进行独立研究，较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农户参与管护的行为。因此，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的差异，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户参与管护的政策建议，为小农水治理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1.1 理論基础与研究假说
1.1.1 社会资本
在社会学方面，信任与网络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资本[9]，社会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能够产生社会均衡，提升组织成员合作的可能性[10]。当前中国的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治理逻辑仍然存在，使得社会资本成为突破村庄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因素[11]。一方面，社会信任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和内在约束机制弱化农户在参与小农水管护中的搭便车心理，促进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农户管护行为的实现，并提升最终的管护绩效[12]；另一方面，关系网络有利于农户通过互动模式共享知识、规则、规范和期望，并通过名誉对农户的不当行为进行制约，减小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并提升管护绩效[13]。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H2：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1.1.2 组织支持
组织对农户的支持是农户愿意在小农水管护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组织支持由情感支持及工具支持构成，能够阐释农户对其和村组织之间交换关系的满意程度[14]。农户获得的情感支持会直接影响其心理结果并激发整体心理潜能，当村组织愿意主动满足农户的社会情感需要时，农户感知的组织支持会增强，会做出互惠行为来回报组织给予的支持，即积极参与小农水管护，从而协助村组织提高小农水管护绩效[15]。另外，农户完全承担管护成本对其参与管护的积极性造成制约，而村组织主动提供工具支持以帮助农户达成灌溉目标时，可以减小农户自有资金的投入压力，会使农户更愿意参与管护，从而提升管护绩效[7]。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H4：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1.1.3 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
组织支持会对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影响，一方面，村组织对农户的情感支持会使农户感知到被赞同和被尊重，有助于农户与村组织之间产生积极的情感纽带[16]，并促进农户与村组织和其他村民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农户从村组织获得的工具支持是组织认可农户并愿意为其投资的积极对待，能够让农户感受到村组织对小农水治理的重视，有助于提升农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频率，从而使社会资本得到有效积累[17]。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
1.1.4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农户为实现小农水的良好运行而自主选择参与的集体行动[18]，包括农户参与决策、规划、融资、监督、管理及维护等[19-20]。在公共项目管理中，项目行为被界定成参与者利用知识、手段及技能，按照要求使项目有效实施的“过程”，项目绩效则代表着项目“结果”[21]。“过程”必然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亦然，即有效的管护行为可以促进管护绩效的提升，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需求[22]。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管护绩效。
1.1.5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
绩效强调行为所应达到的有效结果以及实现的最终目标，指组织为了达到目的而呈现于各层次的有效输出[23]。对于小农水而言，管护绩效表现为小农水管护所取得的成果或实现的目标。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重要体现是灌溉供水状况的改善，它是小农水有效供给并成功发挥效益的关键表征[24]。灌溉供水状况通过灌溉用水供给的充足程度、可靠程度、以及分配的公平程度进行衡量，其中，充足的灌溉用水供给是灌溉设施完好供给的表征，完好的灌溉设施可以有效减少水传递过程中的损耗，保障灌溉用水的充足；灌溉用水供给的可靠程度是指灌溉用水供给的可预测性和及时性，及时可靠的灌溉水供给是小农水质量完好的体现，且灌溉用水供给越可靠越能满足农户的灌溉需求；灌溉用水分配越公平，表明农户越遵从灌溉水的使用规则，且权利不对称现象越少，越有利于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25]。
1.2 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理论模型（见图1）。图1中，社会资本、组织支持、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均为潜变量。图1为结构模型，展现了潜变量与潜变量的因果关系。作为“因”的潜变量是外衍变量，用ξ表示；作为“果”的潜变量是内衍变量，用η表示。内衍变量既受外衍变量影响，又受其他因素干扰，即误差变量，用ζ表示。组织支持是外衍变量，用ξ1表示；社会资本、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是内衍变量，分别用η1、η2和η3表示。图1所反映的潜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γ11、γ21和γ31分别表示组织支持（ξ1）对社会资本（η1）、管护行为（η2）和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β21和β31表示社会资本（η1）对管护行为（η2）和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β32表示管护行为（η2）对管护绩效（η3）的影响；ζ1、ζ2和ζ3是残差项。
2 量表设计、数据收集和信度效度检验
2.1 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模型调节变量的原因分析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绩效既受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影响，还受到农户收入结构差异的现实挑战。收入提高引发较强分化趋向，使得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呈现差异较大的行为偏好，进而作用于管护行为[26]。而收入构成中，农业收入对农户管护行为影响更为明显，若农户收入来源于打工或第三产业，那么在村庄不强制所有成员必须参与管护的情况下，农户参与管护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同时，不同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依赖性不一样，导致管护行为存在差异。若农户农业收入较高，则其对小农水较为依赖，更偏好参与管护，且这部分农户享有较高的社会权威，很容易在管护过程中形成示范带头效应，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27]。因此，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為调节变量，有利于按照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的不同制订差异化管护方案。
2.2 量表设计
本文将农户的社会资本、所获得的组织支持、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划分为以下4个潜变量。
一是农户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简写为“SC”）。中国人社会资本群体中不但有关系比较亲近的家属、亲戚及家族成员，而且包含与自己有拟亲属关系的外人，与自己愈近，关系愈亲密，信任程度愈高[28-30]。而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表征，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在衡量社会资本时具有代表性，两者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大大降低农户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建立合作机制促进农户形成稳定的管护合作关系[29，31]，从而提高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借鉴何可等[31]的做法，本文在社会资本中选取了农户与亲人、朋友和同村村民之间的信任和交往情况，共6个观测变量。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是农民在参与小农水管护过程中对他人所秉持的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行为预期或者情感方面的认同，调研时根据农户的理解程度对问题进行了相应转化。
二是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简写为“OS”）。组织支持是成员通过组织对其奖励程度以及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发展形成的组织是否关注自身福利，以及具体的支持程度的综合感知[32]。本文在Eisenbergere所开发的“组织支持调查问卷”基础上[32]，根据凌文辁等的研究对问卷进行了修订[33]，把组织支持划分为情感支持及工具支持，并依据小农水管护具体情况，设置为6个变量进行测量，分别为农户从村组织获得的尊重、关心和重视等情感支持，以及设施、人员和资讯等工具支持。
三是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governance behavior，简写为“GB”）。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不但要求发挥农户的民主和监督功能，而且鼓励农户将自身知识和技能贡献到项目中来，从而提高小农水管护的效率。借鉴崔宝玉[19]、杨柳等[20]的做法，本文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划分为农户的投资行为、监督行为、管理行为和维护行为，共4个观测变量。
四是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governance performance，简写为“GP”）。对于干旱地区农户来说，其农业用水主要依赖灌溉，在灌溉水由政府整体划分至村庄的前提下，小农水管护质量成为农户能否及时获取充足灌溉用水的关键因素。同时，小农水管护绩效的评价不仅强调灌溉用水的供给绩效，还强调灌溉用水分配的秩序绩效。因此，借鉴Lam[25]的做法，本文将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划分为灌溉用水的充足程度、供水的可靠程度和分配的公平程度，共3个观测变量。各变量具体赋值及注释见表1。
2.3 样本采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2016年9—11月在内蒙古和宁夏进行的实地调研。内蒙古和宁夏位于黄河灌区中上游，气象干旱时有发生。调研村庄所处的巴彦淖尔、银川和石嘴山地区，年降水量在90～300 mm之间，而蒸发量却达到1 700～2 500 mm，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来自灌溉，且灌溉用水由当地水利部门根据村庄耕地面积进行统一划拨，调研区域具有代表性。运用分层抽样及随机抽样，结合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两个省份40个行政村共调研800户农户，最终获取有效问卷772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6.50%。问卷涵盖农户基本信息、农业收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及绩效等信息。
调研样本中，98.70%的农户以务农为主。家庭务农劳动力为1～2人的占85.62%，表明农村在家务农劳动力较少。50岁以上被受访者占65.16%，表明农村务农劳动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占90.28%，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样本农户多为3～5人的中等规模家庭，占59.07%。同時，调查表明，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有利于自家粮食增产（91.48%）；二是“其他村民参与管护，所以我也跟着参与”（21.11%）；三是村干部鼓励参与（5.93%）。而对于没有参与管护的农户，原因主要涵盖四点：一是参与小农水管护费用较高（47.27%）；二是“有村民不参与管护，我也跟着不参与”（27.27%）；三是认为现有小农水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求（20.91%）；四是认为参与管护对小农水供给不重要（14.55%）。
本文农户的农业收入（agricultural income，简写为“AI”）变量题项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置。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分析并对相关专家进行咨询，结合内蒙古和宁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较大导致农业收入较高的现实状况，对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分类如下：1.“0 < AI ≤ 2万元”=低；2.“2万元< AI ≤ 4万元”=中低；3.“4万元< AI ≤ 6万元”=中等；4.“6万元< AI ≤ 8万元”=中高；5.“AI > 8万元”=高。样本农户农业收入水平统计见表2。
2.4 效度与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问卷中的社会资本、组织支持以及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的测量是在蔡起华和朱玉春[12]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集体行动模型基础上展开的，可以使本文量表设计内容信度良好。同时，样本数据可以做因子分析时，表明其建构效度良好。信度检验可利用Cronbachs α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本文运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效度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理论模型中各潜变量KMO值都大于或等于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见表3）。本文潜变量的问卷题项均通过效度和信度检验，有较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适合进一步研究。
3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模型实证分析
3.1 违犯估计和正态性检验
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模型不存在负误差方差，标准化系数绝对值均没有超过0.95，表明没有违犯估计现象，可以检验整体模型拟合度。同时，各观测变量均有近乎于零的偏度和峰度系数，说明观测变量为正态分布。
3.2 模型检验结果
3.2.1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如表4所示，本文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各指标都为理想水平，表明模型与数据整体拟合较好，且社会资本、组织支持、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的信度都大于0.7，表明本文模型内在拟合度良好。整体来说，本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较好，其结果能够用来验证研究假设。
3.2.2 研究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AMOS 21.0软件分析获得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见表5）。本文6个假设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如表6所示，直接效应中，对管护行为影响较大的是组织支持，其次是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管护行为，其次是组织支持，最后为社会资本。间接效应中，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为组织支持，其次为社会资本。总效应中，对管护行为影响最大的是组织支持，对管护绩效影响最大的变量是组织支持，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小是社会资本。这些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相符。
3.3 分群组的结构方程检验
本文选择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为多群组分析调节变量。比较分析预设模型、测量系数相等模型、结构系数相等模型、结构协方差相等模型与结构残差相等模型的适配度，选取测量系数相等模型为多群组分析模型。其中，CFI最小值为0.945，比标准值0.9高；GFI最小为0.842，高于0.8的可接受水平；RMSEA最大值是0.032，比适配临界值0.05小，说明多群组分析模型和样本数据适配度较好。
由表7可知，分组样本和全部样本分析结果大体类似，具体如下：
第一，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的影响（H1）。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管护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中高农业收入农户影响最为显著，低农业收入农户次之。可能的解释是，中高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依赖程度较高且参与管护能力较强，较高的经济地位使其搭便车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因此更倾向于采取管护行为。而低农业收入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目的为供应自家口粮或满足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的较多，参与小农水管护对自身农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其生活，因此更倾向于参与管护。
第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H2）。中等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最显著，可能的原因为，相比较低农业收入农户，中等农业收入农户更依赖小农水，但又不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像更高农业收入农户一样实现部分灌溉设施的自我供给，因此在社会资本的约束下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参与小农水管护，其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的影响更大。低农业收入和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均未通过检验，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第三，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的影响（H3）。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管护行为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中低农业收入农户影响最为显著，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小。可能的解释是，中低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较低的依赖性或在管护方面有限的参与能力，导致其参与管护的积极性较差，而组织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参与管护的积极性。而高农业收入农户对小农水较强的依赖性决定了其积极的参与倾向，因此组织支持对其管护行为的调节作用较小。
第四，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H4）。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农业收入农户所拥有的农业资源较为匮乏，在参与管护过程中对组织支持的依赖性较强，较低的经营转换成本使其更愿意根据组织支持与政策引导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和参与管护行为，从而有利于管护绩效的有效提升。中等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不显著，有待以后進一步研究。
第五，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H5）。不同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其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低农业收入农户中社会资本低的农户所占比例较高，而从组织获得的支持能有效促进其与村组织及其他成员的交流和合作，进而实现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
第六，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H6）。不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均通过了检验，且高农业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可能的解释是，高农业收入农户充足的经济资本决定了其较强的参与管护能力，对小农水较强的依赖性决定了其较高的参与管护程度，因此其参与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显著。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并比较了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农户的管护行为较依赖其获得的组织支持，但社会资本仍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管护行为均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且组织支持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管护行为和社会资本对管护绩效亦有较大影响；第三，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能显著促进其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第四，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和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管护行为的影响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效果最明显，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最有利于管护绩效的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积极推行小农水管护的村民自治模式，完善农户对灌溉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参与小农水管护的决策机制，提高农户在小农水管护方面的参与水平；第二，努力营造良好融洽的合作氛围，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并提高彼此的信任感，实现农户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从而减少农户管护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促进小农水管护集体行动的成功；第三，提高村组织对农户的情感支持，并增强村组织对农户的工具支持能力，诱导农户采取管护行为，从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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