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道德的变迁

    干旭敏

    摘 要：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对经济、政治、文化，也会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使道德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德领域大概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旧道德的破格期：对传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再认识；对高大全的道德标准的质疑；对运动式道德建设方式的改变；对道德与政治相对独立关系的再认识。第二个期间为新旧观念冲突产生道德真空期：以前旧的道德规范，已经没有多少人能遵守，又没有新的道德规范来适应，道德处于新旧交替的真空期。第三个时期为新道德逐步形成期：社会高速发展，有力推动道德建设；严厉惩治腐败，加大制度建设力度；树立价值观自信，共建文明道德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道德建设；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8.04.021

    文章编号：1009-6922（2018）04-103-04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任何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变革，都具有道德价值。另外一方面，道德也会以独特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个体而言，道德会制约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与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科技教育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走进了世界前列；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越来越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对经济、政治、文化，也会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使道德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在道德领域发生的变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德领域大概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之初旧道德破格期

    第一个时间段大约在改革开放之后到整个80年代，为旧道德的破格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在道德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道德观念。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作为道德的主线，为人们提供了统一善恶评价的标准，形成了井然有序的道德秩序，人们的价值取向被一个声音、一种色彩所统一。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80 年代以来，随着开放的洪流不断涌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垮了禁区，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推动了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型，传统的道德领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一元道德观念被打破了，新旧观念不断冲突，具体表现为：

    （一）对传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再认识

    我国在革命时代以及建国后形成了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原则，在战争年代和高度计划经济时代，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未来非正常社会状态下，像突发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情况下还会继续彰显它的巨大价值。而传统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体利益必须自觉地无条件地维护集体利益，乃至牺牲个人利益。针对传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内容，人们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是将集体主义原则绝对化、神圣化，取消或降低了个人正当利益的合法性；二是将集体主义原则变成唯一至上的道德原则，看不到道德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多元化也要求对传统的集体主义原则予以全面更新。人们认为，当两者产生矛盾时，一方面个体合理的价值需要必须以集体利益为重；另一方面，当社会分配不公或虚假性集体存在影响个体正当需要时，应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或寻找真实性的集体。

    （二）对高大全的道德标准的质疑

    革命战争时期，对社会各行业的道德楷模高标准的要求，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普适化和大众化，使人们面对高大全的道德要求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望而生畏，道德形式主义泛滥，最终起码的社会道德底线也被破坏，从而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发生巨大滑坡。特别是文革十年政治高压下，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性严重扭曲，告密、背叛等各种非道德行为到处都是。这个高大全的道德标准要求狠斗一切私念，达到完全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来，实际就是把传统社会只适用少数人的规范，来强制性地要求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结果只会造成道德的虚伪。当人们对不道德行为人人都去做，麻木不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质疑原来的道德标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运动式道德建设方式的改变

    革命时代，内忧外患，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需要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把所有的国家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转入战争需要的工作，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通过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去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也成功发展出一套发动群众的手段和技巧，比如开学习会、批判会、传达会，包括义务劳动、修路架桥建楼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目标，都是通过首先造舆论的运动方式来解决。运动式道德的最高点在文革中达到的，是一个最极端的权力集中，造成运动式道德的极端形态。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以后，如果继续沿用运动的方式开展道德建设，迫于各种形式的政治压力，人们在道德伦理上只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必须承认，建国后的反击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与井冈山时期的“肃反扩大化”和延安整风运动之间，无疑有着深层次的必要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需要非正规性，强烈的政治意识，以假乱真，灵活機动，破坏法则，而和平时期的道德建设则以诚信为本，制度伦理、社会法治如果延用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而没有道德思维方式的根本改革，道德提高只能是空中楼阁，同时也会交上昂贵的学费。

    （四）道德与政治相对独立关系的再认识

    道德和政治不可能完全脱离，二者之间有难以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运动式年代，道德是一个附庸，是为政治服务的。但道德又应当有某种各自的独立性，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要明辨它们的分界线，甚至要有意识地坚守。道德和政治过于紧密联系，如果政治路线发生变化，不仅是对道德的伤害，也是对政治的伤害。人们逐渐认识到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是政治，甚至信仰的观点如何，它有某种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比如说不能杀害无辜者，不能任意伤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二、新旧观念冲突产生道德真空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新旧观念冲突产生道德真空期。这个时间段，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很成功，令世人瞩目，物质生活大幅度提高。市場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会导致道德标准的迷失，从而出现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伦理道德缺失等问题。以前旧的道德规范已经没有多少人能遵守，又没有新的道德规范来适应，道德处于新旧交替的真空期，道德水平开始下滑，道德底线被冲破，甚至到了历史的低谷，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再到政府官员里都有道德沦丧的情况。

    首先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腐败交易强度在1990年之后大幅度提高，平均交易金额是前期的30倍。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人的腐败。企业的成功很多都有着腐败的原因。政治体制的滞后使得官员腐败有空子可钻。这个阶段现象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密切相关。在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等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寻租机会，同时相关制度安排相对滞后，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条件；在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浪潮冲击下，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中的部分工作人员经不住利益诱惑，也开始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私人部门利用、甚至“创造”各种机会，与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中的腐败分子合谋，侵占国有资产，捞取私人利益。

    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开始落寞。也是在市场经济逐利思想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下海、出国，千方百计挣钱。学术界也开始出现抄袭、剽窃等现象，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失望、政治的失意变成了道德上的消沉，开始纵欲，“过把瘾就死”“不要活得太累”“不要长的跟教育似的”，成为当时的社会情绪。

    九十年代后经济高度增长也使得农村的道德根基开始松动。农村生产日益艰难，“三农”问题突出，乡镇干部也开始腐败，出现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农村传统的道德无处生根。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一种趋势，这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农村到城市不只带走了几个人，也带走了道德基础。农村里，大家都是“熟人”，而在城市中，都是陌生的人，需要的是另一套行为方式。城市里陌生的环境，让草根道德有了畸形的变质。如果是熟人，便是温情的，但陌生人的社会就行不通了，也就很自然形成许多的“小圈子”，“湖南帮”“曹州帮”等等，这也是“黑社会”的由来，在陌生的环境中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进入二十一世纪，思想颓废、私欲膨胀、精神空虚、是非观念不清、道德水准下降等现象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大讨论，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水平的下降有着普遍的共识。许霆案、彭宇案、周正龙案、警察打人、毒奶粉等热门词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引发剧烈道德讨论的彭宇案，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而被告上法庭，并被判赔巨额赔款，被人戏称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面。一个人做坏事代表的是个人，法院的判决必然会代表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再比如盗版猖獗，各种假货泛滥，甚至卖到外国也无所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就是骗子的形象。普遍道德沦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红心鸭蛋”“盗割电缆”甚至“盗大桥的螺栓”，只是为了多赚一点点钱，收获与可能造成的损失是不成正比的，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些问题的出现应该还有一种“报复”心理，潜意识中恨不得天塌下来。

    三、新时代新道德逐步形成期

    第三个时间段为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到现在，为新道德逐步形成时期。世界各国历史表明，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道德观念体系的建立是必然趋势。道德评价必须要有统一的标准，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社会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也在逐渐形成。

    （一）社会高速发展，有力推动道德建设

    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9100美元，已经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其中中等收入人群超过3亿。我们用近四十年的时间来快速发展生产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有了较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道德建设，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在公私关系上，人们已经认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肯定“合理为己”的道德观，道德的天平向个人倾斜，个人有权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对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反拨，肯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公平观念上，一方面否定传统“等贵贱，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认可以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作为评判的标准；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层面也向弱势群体倾斜，如精准扶贫政策，让数千万人脱离贫困生活，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使人们从道德层面关注这个群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谐友好共处。

    （二）严厉惩治腐败，加大制度建设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了强大震慑，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强化反腐力量、加大腐败成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也为建设良好的道德生态奠定政治基础。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与人们正义生活和自由平等关系密切，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问题时，道德也就失去作用了。要使道德重新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有利于道德建设和品格培养的良好社会环境。合理制度的建设是道德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忽视制度的完善，不能撇开各种社会因素而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重视道德并不是提高道德，把道德抬高到不恰当的地位，把一切问题都归因于道德的软弱无力，让道德去解决它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让人们不再相信道德。所以加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合理制度，才能真正意义上建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三）树立价值观自信，共建文明道德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坚定主流价值、高扬道德旗帜推动，在全社会树立新道德观念。首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一项重要任务，贯穿于道德建设全过程。抗战胜利日阅兵、纪念日缅怀先烈、“九一八”撞钟鸣警……各种场合开展增强骨气和底气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清醒认识自己的使命担当。升国旗、唱国歌，成为不少学校“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其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其看得见、摸得着、离得近。各地的大街小巷、机场车站，都可以看到展示主流价值观的公益广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伴在人民身边。一场场科学生动的宣讲活动，一次次立足基层的实践活动，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走进人们内心。另外利用传统节日作为加强人们的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加深人们对传统道德的理解和认同；“适量点餐、杜绝浪费”“文明用餐、节俭惜福”的标语随处可见；“喜事廉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推进文明创建也让人们拥有更多获得感：一座座生活美丽整洁、社会秩序规范有序、公共服务便捷高效的宜居城市，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广袤的乡村也向着美丽未来进发，一个个村镇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又有“金山银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靳凤林.对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的再认识[J].理论视野，2007（11）.

    [2]刘启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状况实证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3（6）.

    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