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记忆诗学
流亡是自传的催生剂。纳粹时期，德奥流亡作家中之所以掀起自传写作热，一是出于述说个人记忆、重建身份认同的精神需要，二是出于保留“昨日欧洲”文化记忆的主动选择以对抗纳粹歪曲历史的文化政策。流亡自传面对的诗学问题是“如何再现个人记忆”以及“如何言说记忆”。文章重点以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为例，探讨纳粹当政时期德奥流亡作家怀想故国时所采取的不同的记忆策略及其诗学形式，并将其与瓦尔特·本雅明的流亡回忆录《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做比较。两个文本提供了不同的记忆诗学模式，这一点亦可在德语流亡文学时期的“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中找到回响。
德语流亡文学；文化记忆；记忆诗学；茨威格；《昨日世界》
I516.064A001008
一、 流亡与自传
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开始驱逐和压制“有违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属于第一批被禁的作家之列，他预感到危险迫在眉睫，1934年便离开奥地利，前往伦敦。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经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流亡到巴西。1941年1月，茨威格在纽约开始撰写计划已久的回忆录，8月离开美国前往巴西，1941年10月，茨威格完成了《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四个月之后，1942年2月22日，他在里约热内卢郊外的寓所与年轻的夫人绿蒂一起服毒自杀。茨威格的离世，在流亡作家群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托马斯·曼在写给茨威格前妻的信中指责茨威格的自杀是懦弱自私的表现，是对反法西斯运动的背叛①。与许多处境窘迫的流亡者不同，茨威格在流亡途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巴西也受到了巴西政府国宾级别的礼遇。茨威格在遗书中坦言他的自杀是“出于自由意志”，因为“使用德语的世界分崩离析，作为精神家园的欧洲已经自我毁灭”。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42年茨威格之死与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文化遗民之死，是殉道者之死。有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③茨威格所殉之道是西欧文艺复兴之后代表欧洲文化精神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
茨威格在撰写《昨日世界》之时，是否就去意已决？对此，我们已无法考证。书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深重的绝望悲观情绪。在序言中，他写道：“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精神高度跌落到如此的衰败沦丧。”而面对“人类跌落到野蛮状态”，茨威格自觉无力反抗，唯一可以做的是充当文化坠落的“证人”。《昨日世界》是茨威格的一份遗嘱，是一部绝望之书，是当“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我们的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经断裂”时，对他所曾经经历的“黄金太平时代”（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Sicherheit）的一次盘点，目的是为这个逝去的时代画像留念，为后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录，见证“历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暴最狂野的胜利”。[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是回忆录的催生剂。 1933年纳粹政党在德国获得执政权后，大肆打压驱逐政治异议者，进行种族清洗，从而导致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难民潮。流亡者先是前往欧洲邻国，随着二战的爆发、欧洲局势的恶化，又流亡到美洲、东亚和巴勒斯坦。1939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犹太人恩特·怀思（Ernst Weiss）感叹道：“我们这些流落他乡的流亡者，除了伤逝怀旧，写回忆录寻找寄托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一年以后，巴黎沦陷，怀思自杀，留下一部题为《我，目击证人》（Ich， der Augenzeuge）的回忆录。流亡作家除了要忍受背井离乡带来的生存压力，还面临着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失去母语读者的窘迫。作家无法写作，这样的状态无异于行尸走肉。与斯蒂芬·茨威格和恩特·怀思同样选择自杀并留下自传或回忆录的流亡作家不乏其人，比如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托马斯·曼长子、小说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等Walter Benjamin， 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 1933；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1933； Klaus Mann， Der Wendepunkt， 1952 。
胡蔚：流亡者的记忆诗学
据研究者统计，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有将近130部流亡自传正式出版。考虑到战争时期诸多不利于出版的因素，这个出版量已经相当惊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流亡者以及大屠杀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更是蔚为大观。Rainer Zimmer， Zur Autobiographik des Exils 19331945“， Faschismuskritik und Deutschlandbild im Exilroman， Berlin 1981. Ingrid HannichBode， Autobiographien aus dem Exil“， Exilforschung， 1996， 14， S. 200208.流亡者之所以纷纷选择撰写回忆录，首先是尋求心理安慰。被连根拔起的流亡者到了异国他乡之后，面临着深重的身份危机，而撰写回忆录为个体提供了克服危机的可能。心理学研究早已发现，通过书写或者口述个人经历有助于舒缓情绪，克服心灵创伤。Marilyn R. Chandler，A Healing Art. Regeneration Through Autobiography，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0.将碎片化的记忆建构为一个文本，是一种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是我们所能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对个人记忆进行整理，将记忆素材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赋予其人生以意义。这个将记忆塑形的过程，对于流亡者的心理重建尤为重要。
流亡者虽有通过撰写回忆录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而被大时代裹挟的流亡者常常痛感“小我”在历史潮流中的无力，进而生出为时代代言、书写历史、与“遗忘”对抗的迫切愿望。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自传模式，以卢梭的《忏悔录》或歌德的《诗与真》为范本，聚焦“自我”成长、个性养成的过程，在以反法西斯为主流话语的流亡语境中失去了道德正当性。茨威格在《昨日世界》序言中对于“自我”的设定在流亡自传叙事中非常有代表性：“我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丝毫没有借此突出我个人的意思，只是像在放映幻灯片时，充当解说员。时代提供些图像，而我只不过作些解释。”《昨日世界》，第1页。也就是说，回忆者“自我”隐身于时代和历史的描述之后。而茨威格的个人回忆之所以具有代表性而值得记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每次都站在地震爆发得最为强烈的地方”，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他有资格、也有责任充当时代的目击证人。
流亡自传中这种稀释私人色彩、为时代立传的倾向非常普遍，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亨利希·曼的《对于一个时代的检阅》（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瓦尔特·梅林的《一个文化的自传》（Die Autobiographie einer Kultur）都是如此。纳粹政权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篡改历史、公开焚烧书籍等方式刻意篡改德国民众的文化记忆，使得 “昨日世界”信奉的欧洲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逐渐被世人遗忘。流亡者的回忆录写作是在对抗遗忘，为“昨日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而 “倘若我们用我们的证词，哪怕只是从残破不全的真实情况中，给下一代人提供一丝实情，我们也就没有完全白费力气”②《昨日世界》，第5页。。
流亡回忆录与普通回忆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极为不利的写作条件。流亡者在战争中流落他乡，没有书信笔记提供记忆的凭据，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消息，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装在脑子里的记忆。而在茨威格看来，这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记忆力是一个有意识地加以整理，睿智地予以删除的力量”，“只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东西，才有权为别人保留下来”。茨威格继而呼唤记忆：“说吧，记忆，做出选择！在我的生命沉入黑暗之前，请代表我把我活生生的影像呈现出来！” ②
这里的记忆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正是九位掌管文艺和科学的缪斯女神之母。西塞罗也有名句“记忆是万物的守护者”（Rerum omnium custos est memoria）。这些都暗示了记忆是文艺创作的前提，是意义的源头。人们在书写记忆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是：记忆是如何做出选择，又该如何书写记忆？
二、 记忆的选择
追忆往事，是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和基本母题。宇文所安在他的《追忆》一书中列举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多种记忆书写的模式：可以是家国兴亡，如李白的《江南逢李龟年》；也可以是一己悲欢，如杜牧的《遣怀》；可以是儿时趣闻，如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也可以是老来悲伤，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自序》。[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德语文学研究者柯兰施密特（Erich Kleinschmidt）将流亡时期的自传叙事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流亡经历的直接记录，如日记、信件和报告，这一类回忆录报告多数被认为“未曾考虑风格和形式，记录的是流亡经历，偶然的相遇、对话、阅读和旅行，是作者知识视野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遮眼罩”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H.Beck Verlag， 1979， S. 166167.；第二个层面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在流亡途中回忆往事，将社会和历史作为个人经历的大背景，如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便是典型的流亡自传；第三个层面是将个人经历作为虚构小说的素材，进行审美加工后成为小说的素材。Erich Kleinschmidt， Schreiben und Leben. Zur sthetik des Autobiographischen in der deutschen Exilliteratur“， Exilforschung， 1984（2）， S. 2440.
记忆，从字面上来看，“记”（memoria）指的是记忆者当下的反思活动，“忆”（reminiscentia）则突出与过去的关联，记载人的感性经验，以便在需要时重现过去。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对储存记忆（Gedchtnis）与回溯往事（Erinnerung）所做的区分也与此相关联。[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由于历史是人的建构， 记忆的主体处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对峙。在这种对峙关系中存在着对记忆的操控：一方面是不断被唤醒的记忆，构成了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记忆，与之相关联的是被遗忘。纳粹的各种文化宣传政策，例如广场上公开焚烧犹太作家和左翼作家的书籍，试图操纵民众的文化记忆。记忆问题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对峙上：个人记忆一方面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始终与集体记忆处在紧张的关系中。[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自传中的记忆书写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以个人的人物行为与记忆方式记录、解读和重构历史。
自传的主要功能在于自我身份的建构。记忆的选择，以及记忆的解读方式，首先服务于自传作者建构历史图景、建构个人身份的目的，正如尼采有箴言云：“我的记忆说：‘这是我做的，我的自尊坚定地说：‘我不可能做这件事。终于，记忆让步了”Friedrich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se. In： Werke in drei B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60， Bd. 2. S. 625.。库伯曼也曾指出：“如果人们通过流亡者的自传来重构世界历史，那么它们给出的将是一幅漏洞百出、满是错误的马赛克图案。”Helmut Koopmann， Autobiographien des Exils“， Manfred Misch hrsg.， Autobiographien als Zeitzeugen， Tübingen： Stauffenburg Verlag， 2001， S. 120. 关于自传记忆的两难困境，歌德自传《诗与真》题目中的悖论已经是最恰当的写照。在歌德晚年与艾克曼的谈话录中，歌德指出：“这是我关于我一生的结论。……我记述一个个事件，只是为了证实一种普遍得出的观察，一种更高的真实。……我以為，其中蕴含着一些人类生活的象征。我之所以称之为《诗与真》，是因为该书通过更高的倾向脱离了低俗的现实，……我们生平中的事件并非因为它是真实的，而在于它体现的意义被记述下来”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hrsg. von Christoph Michel， unter Mitwirkung von Hans Grüters. I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and II/12. Frankfurt a. M. 1986， S. 479.。也就是说，自传记忆的真实不在于其史料的真实，而在于自传记忆的选择体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更高”的真实，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和载体。
三、 茨威格的记忆书写
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笔会上，茨威格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报告。他提出：历史书不是“编年史汇编”，而是“绝妙的艺术品”，因为“历史上的留白和懸疑之处给了作家发挥想象力的空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留下成千上万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史料记载。对此，茨威格继续在报告中指出：“真相有很多的层次，如同一个被层层包裹的洋蓟。在每个真相之后往往还掩藏着一层真相，一个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是不存在的。……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报道，才是真实的历史”Stefan Zweig，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morgen“， Stefan Zweig， Zeit und Welt. Aufstze und Vortrge 19041940， Stockholm 1946.。他又指出：公正客观的历史不是强权的历史，而是人道主义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表达。茨威格的这一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传记写作上，无论是《人类星光闪耀时》中对于历史瞬间的记录，还是以尼采、荷尔德林、玛丽亚·斯图亚特、约瑟·富歇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都是文笔生动传神的文学艺术品。而这一历史诗学观念也同样体现在讴歌人道主义理想、注重叙事艺术的《昨日世界》中。
《昨日世界》塑造了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勒、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奥地利犹太市民阶级文化。这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一个“不疾不徐”的世界，“所有一切都有规范，都有分寸”。而安稳太平是众人最渴望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对于“进步”的信仰，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念构成了这个太平时代的稳固的基础，甚至连穷人也有医疗保险。茨威格尤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维也纳人对于艺术的热爱：“一个普通维也纳人关注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世界大事，而是剧院剧目”，“如果没有对于文化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维也纳人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甚至可以弥合阶级、党派的对立，每位维也纳市民也被艺术教化成了“世界公民”。②③⑤《昨日世界》，第1114页；第16页；第16页；第16页。
作为维也纳富裕犹太市民阶级儿子的茨威格，他对犹太知识分子在“黄金时代”所起的作用推崇备至：“全世界称为19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②。犹太人成了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在音乐领域里有马勒、勋伯格，在文学领域里有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尔格，在戏剧界有大师马克斯·莱因哈特，还有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茨威格的父母是富裕犹太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其母亲家族的成员遍布欧洲各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父亲出身低微，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勤俭，成就了一份殷实的家业，却依然生活朴素低调，很有分寸感，回避了这些属于外交界、军队和高官特权阶层的圈子。维也纳的犹太人不管多么富有，他们“隐秘的渴望，是在精神领域找到藏匿之处，将纯粹的犹太民族性解放为普世的人性”③。值得注意的是，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详细描述了他与犹太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台奥多尔·赫尔茨尔的交往。他对赫尔茨尔赞誉有加，却对他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持保留态度，因为茨威格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是将犹太教从其广泛性和超民族性蜕化为狭隘的民族性。将犹太人四海为家的“宿命”解读为犹太民族对于世界主义普世性的内心渴望，这是基于茨威格对于普适人本主义的信念：“我相信，犹太人和人性的是一致的，任何的自高自大以及暴力的隔离常常只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变化”，而“在犹太教内部总有两种势力，其一将所有救赎的希望都寄寓于神殿上，另外一派在耶路撒冷被围时认为，即便神庙受损，整个世界也将成为神庙”。Stefan Zweig an Alfred Wolf （4.2.1933）. Zitiert nach Mark H. Gelber， Stefan Zweig und die Judenfrage von heute“， Mark H. Stefan， Stefan Zweig heute， New York u.a.： Peter Lang Verlag， 1987， S. 179.
这种世界主义的精神需求在19世纪的奥匈帝国获得了最好的满足，因为皇家贵族的兴趣不再放在艺术文化领域，而是转移到了修建马厩、举行狩猎比赛上去。犹太人则替代皇家贵族成了艺术文化领域的有力支持者。犹太人融入了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而且对精神、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的民族”中⑤。即便反犹党人领袖卢埃格尔（Karl Lueger）成为维也纳市长之后，茨威格还是认为，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在文坛上，他本人从未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遭遇过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障碍或者轻视。
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奥匈帝国却与茨威格描述的“太平黄金时代”截然不同：哈布斯堡王朝在“宪法上是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天主教统治。虽然是天主教统治，但是人们生活得随心所欲。法律面前每位公民平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hrsg. Von Adolf Fris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78， S.33.。汉娜·阿伦特激烈地批评茨威格无视现实社会，“被封锁在一个古怪的自然保护公园的镀金栅栏里”，是一个沉浸在怀旧情绪里的昨日世界里的人。⑧Hannah Arendt， Juden in der Welt von gestern“， Hannah Arendt， Sechs Essay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Verlag， 1948， S.112.而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在世纪末之前就已经千疮百孔：1873年经济危机带来经济形势恶化；反犹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卡尔·卢埃格尔被选举为维也纳市长后，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蠢蠢欲动；巴尔干半岛上各种势力的角逐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王储被刺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对于犹太人的地位，同为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汉娜·阿伦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她在为《昨日世界》写的批驳文章《昨日世界中的犹太人》中犀利地指出：“即便犹太人经济上有所保障，作为公民也想有正常的平权，他们在社会上的处境却是可疑的、不稳定的、双重性的。社會身份上，他们还是暴发户，即便通过特殊的方式可以获得登堂入室的机会。世界公民是他们用以自我标榜的奇怪国籍，他们的犹太身份，被蒙上了一层可疑的外衣。如同他们虽然可以周游列国，却无法在颁发护照的国家生活”⑧。
茨威格未尝不知道“太平的黄金时代”是一种感伤怀旧的建构，对于阿伦特的批评，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回应：“我们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②《昨日世界》，第305页；第1页。
四、 两种记忆诗学
记忆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主动记忆和被动记忆。主动记忆是通过理性主动地获取信息，通过文字等媒体有意识地储存记忆；被动记忆无意识地进行，通过知觉、触觉、嗅觉唤醒印象。这两种记忆模式体现在了不同的流亡自传诗学中，同时也与流亡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之争”相呼应，是流亡文学中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共同存在的体现。
在《昨日世界》的前言中，茨威格将叙事者“我”定位为时代的见证人，一位“时代图像的讲解员”。时代给出图片，“我”只需讲解。“我”似乎成了为记忆服务的、毫无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奴仆。②注重叙事技巧和文藻华丽的文学作品在流亡写作中是不合时宜的。Stefan Zweig， Stefan Zweig an Thomas Mann （29.7.1940）“， Stefan Zweig， Briefe an Freunde， Frankfurt a.M.： Fischer Verlag， 1978， S. 318.在1940年与《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茨威格说道：“在此刻，在我们赖以生存数个世纪的真实精神世界处于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还要谈论何种艺术的完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书写与大历史无关的私人情绪或者日常小事。那些留在难民署里的口述文献档案要比杰克·伦敦或莫泊桑的小说惊险和重要千百倍。我认为接下去几年，我们的文学应该是报道记录式的，而不是单纯的虚构和想象”Robert van Gelder： Writers and Writi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p. 8788.。
不久之后，流亡文学杂志《国际文学》转载了《纽约时报》对于茨威格的这次访谈，同时发表了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Becher）的一篇批驳文章。此文认为茨威格提出的“流亡文学应是报道文学”的观点，是某种时髦的“先锋主义”，是一种“思想空洞、毫无吸引力的形式主义游戏”，因为“干巴巴、缺乏想象力的报道不会鼓舞人、使人振奋”，“放在我们面前的今天世界需要精心的构思和描述，只有那些征服世界的作家才能拥有它，而享受豪华旅行的奢侈品收藏者显然对此一无所知”。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1941， I， S.39ff.
显然，茨威格无意中被卷入了反法西斯左派作家群体内部的美学争论，即“表现主义之争”，争论的核心是“表现主义”文学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合法性问题。争论双方的观点主要发表在由布莱希特、孚希特万格主编的流亡文学杂志《话语》（Wort）上。论争的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卢卡契为代表，他推崇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延续了19世纪市民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反对注重形式实验的先锋派表现主义。卢卡契援引了表现主义代表诗人、与法西斯政权有过短暂合作的戈特舍德·本恩的例子，将表现主义甚至直接等同为法西斯主义。HansJürgen Schmitt hrsg.，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3.论争的另一方是同属左派阵营的布莱希特和恩斯特·布洛赫。他们认为，代表市民价值观的19世纪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僵化，社会、哲学和技术的现代转型要求新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现代主义视角观照下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流亡经历使得日常生活的异化成为现实，而19世纪的文学传统，正如现代主义代表作家赫尔曼·布洛赫所说，已经“到达了终点”，谁若顽固地秉持传统，就将“失败”，谁若不“从头思考，就会沉没”Hermann Broch， Das berlieferte， In： ders.， Kommentierte Werkausgabe， Bd. 8，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S. 52.。现代主义艺术的任务是记录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打破肤浅的和谐，而不是去“织补”、渲染一个整体性世界。Ernst Bloch， Diskussionen über Expressionismus“， HansJürgen Schmitt hrsg.，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3， S. 186187.
贝歇尔将茨威格归为“先锋主义”，这完全是一种基于偏见的误会。茨威格自诩为巴尔扎克主义者，厌恶各种“主义”。例如，他将现代主义形容为“过度兴奋、心醉神迷、诡计多端、漫天欺诈”。人们“纯粹出于造反的欲望，反对每一种通行的形式，甚至反对大自然的意志”。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实验完全不可理喻：“人们可以理解的艺术元素——比如音乐里的旋律，与真人相似的肖像画，可以理解的语言——到处遭到唾弃；der、die、das这三个冠词被取消，句子的结构被颠倒过来。”④《昨日世界》，第231页；第333页。 他拒绝参与现代主义关于“叙事危机”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茨威格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并不体现在形式的革新实验上，而是集中体现在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运用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可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Horst Thomé： Stefan Zweigs psychologischer Realismus. Zu Ungeduld des Herzens“， Zhang Yushu， Winfried Woesler， Horst Thomé hrsg.， Literaturstrae.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Spra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Würzburg： Knigshausen & Neumann， 2001（2）， S. 83102. Hier S. 8384.
茨威格的《昨日世界》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修辞层面上都实践了他的主动记忆诗学，用文字建构了一个明晰、稳定、完整的世界图景，为后世留存了一个完整的“昨日世界”的记忆。即便他声称将叙事者“我”隐身于时代图景之后，让记忆自主选择，我们仍然看到他遵循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精心组织建构回忆录的匠心。《昨日世界》的叙事结构遵循时间线排列，记录了茨威格个人成长的经历：第13章是维也纳的童年和学习时代（18811900）；第48章是漫游时代，即茨威格在柏林、巴黎、伦敦、印度和美国的游历（19001914）；第911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第1214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19191933）；第1516章是纳粹上台，茨威格流亡英国期间（19331940）。《昨日世界》的叙事模式完全符合欧洲经典的自传传统，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个体从儿童、学习时代到个性成熟的发展历程。与传统自传不同的是，《昨日世界》不是以个体发展的圆满为终结，而是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节点，呈现出大历史之下个体发展的断裂。自传中的叙事者“我”居于叙事中心，从一个回忆者“我”全知全能的视角展开自传回忆、叙事和评价，而这种类型的叙事者“我”在现代主义文本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昨日世界》的语言简洁清晰，哀而不伤，一改茨威格早年常被人诟病的矫饰主义风格。茨威格在《纽约时报》访谈中提出的“流亡文学是报道文学”的观点，并非意味着他将选择先锋主义的报道体风格，《昨日世界》的记忆诗学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诗学，塑造了一个 “太平的黄金时代”。也只有在文字里，一切井然有序，自我的主体性尚未受到质疑，这是茨威格最后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理智还能在一个疯狂了的世界里起点作用” ④。
茨威格《昨日世界》的记忆书写是理智努力建构的结果。同样完成于流亡途中的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德]瓦尔特·本雅明：《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则着力再现了感官捕捉到的童年经验。从1932年到1938年，本雅明应《法兰克福报》的邀约，撰写了一系列“经验和思想断片”。1938年本雅明选择了其中三十个断片，完成了《柏林童年》的最后审定稿。1950年阿多诺整理出版了这本书，但不是依据了“最后审定稿”。“最后审定稿”由本雅明1940年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才被发现。
这部现代主义的记忆之书的叙事手法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首先，全文由三十段相互独立的断片构成，无论在时间、事件和人物上都毫无关联，不具备时间的连续性，而是呈现出一种记忆的空间性结构，展现了本雅明童年记忆里的柏林“地形图”：动物园、柏林的老西区、内阳台、屋后庭院、祖母和姨妈们的住宅、学校、农贸市场、街道、火车站、滑冰场等。正如本雅明在《柏林纪事》中的一则题为《考古挖掘与记忆》的思想断片中所写的那样：“记忆不仅是一个发掘往事的工具，而且是往事的陈列所。”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I，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1985， S. 486.童年时光与城市空间交融在一起，一个空间、一个画面、一个瞬间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交往的时空体”（Kommunikative Chronotopoi）。时间和空间的错乱叠合构成了文本的风格，碎片化风格割断了传统回忆录叙事的因果关系。其次，本雅明描述的童年体验是一種无意识的体验，是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记忆”，那些孩子特有的、原始的、在感官和下意识层面上的细微而敏感的经验：肥皂泡的色彩，煤气灯的嘶嘶声，农贸市场的腥臭味，圣诞夜穷人家的灯光，雨天中的想象，捕捉蝴蝶和捉迷藏时的险象环生。因此，《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不是被记忆，而是记忆图像的呈现。最后，这些童年记忆的形象和画面力图表现它们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其中的意象和隐喻，如西洋镜、城市漫游者、迷宫等，具有鲜明的本雅明式寓言的特点。这部童年回忆同时也是他对威廉皇帝时代的分析与批判，属于本雅明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努力研究的现代起源史的范畴。其中对于现代性及其起源的社会学审视，又与他的其他作品如《巴黎拱廊街研究》一脉相承。现代主义研究中所关注的整体性危机、语言危机、主体性问题蕴含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断片《姆姆类仁》《袜子》《月亮》中。
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主义美学中讨论的整体性崩塌、主体性丧失和语言危机成了流亡作家亲身经历和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欧洲传统自传的叙事模式脱胎于基督教信徒的忏悔自传，参照了18世纪以来德国修养小说的叙事传统，描述了自传传主个人成长和人性圆满的过程。而流亡作家在构建一个世界图景和建立自我认同时，传统自传的叙事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流亡者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选择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既是为了书写个人记忆，重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又是为昨日欧洲世界留存“文化记忆”，以对抗纳粹文化宣传工具对事实的歪曲和后世的无情遗忘。《昨日世界》为秉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欧洲“太平黄金时代”留下了一座文字的纪念碑。《昨日世界》，第305页。
德语流亡文学；文化记忆；记忆诗学；茨威格；《昨日世界》
I516.064A001008
一、 流亡与自传
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开始驱逐和压制“有违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属于第一批被禁的作家之列，他预感到危险迫在眉睫，1934年便离开奥地利，前往伦敦。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经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流亡到巴西。1941年1月，茨威格在纽约开始撰写计划已久的回忆录，8月离开美国前往巴西，1941年10月，茨威格完成了《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四个月之后，1942年2月22日，他在里约热内卢郊外的寓所与年轻的夫人绿蒂一起服毒自杀。茨威格的离世，在流亡作家群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托马斯·曼在写给茨威格前妻的信中指责茨威格的自杀是懦弱自私的表现，是对反法西斯运动的背叛①。与许多处境窘迫的流亡者不同，茨威格在流亡途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巴西也受到了巴西政府国宾级别的礼遇。茨威格在遗书中坦言他的自杀是“出于自由意志”，因为“使用德语的世界分崩离析，作为精神家园的欧洲已经自我毁灭”。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42年茨威格之死与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文化遗民之死，是殉道者之死。有如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③茨威格所殉之道是西欧文艺复兴之后代表欧洲文化精神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
茨威格在撰写《昨日世界》之时，是否就去意已决？对此，我们已无法考证。书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深重的绝望悲观情绪。在序言中，他写道：“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精神高度跌落到如此的衰败沦丧。”而面对“人类跌落到野蛮状态”，茨威格自觉无力反抗，唯一可以做的是充当文化坠落的“证人”。《昨日世界》是茨威格的一份遗嘱，是一部绝望之书，是当“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我们的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经断裂”时，对他所曾经经历的“黄金太平时代”（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Sicherheit）的一次盘点，目的是为这个逝去的时代画像留念，为后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录，见证“历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暴最狂野的胜利”。[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是回忆录的催生剂。 1933年纳粹政党在德国获得执政权后，大肆打压驱逐政治异议者，进行种族清洗，从而导致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难民潮。流亡者先是前往欧洲邻国，随着二战的爆发、欧洲局势的恶化，又流亡到美洲、东亚和巴勒斯坦。1939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犹太人恩特·怀思（Ernst Weiss）感叹道：“我们这些流落他乡的流亡者，除了伤逝怀旧，写回忆录寻找寄托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一年以后，巴黎沦陷，怀思自杀，留下一部题为《我，目击证人》（Ich， der Augenzeuge）的回忆录。流亡作家除了要忍受背井离乡带来的生存压力，还面临着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失去母语读者的窘迫。作家无法写作，这样的状态无异于行尸走肉。与斯蒂芬·茨威格和恩特·怀思同样选择自杀并留下自传或回忆录的流亡作家不乏其人，比如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托马斯·曼长子、小说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等Walter Benjamin， 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 1933；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1933； Klaus Mann， Der Wendepunkt， 1952 。
胡蔚：流亡者的记忆诗学
据研究者统计，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有将近130部流亡自传正式出版。考虑到战争时期诸多不利于出版的因素，这个出版量已经相当惊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流亡者以及大屠杀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更是蔚为大观。Rainer Zimmer， Zur Autobiographik des Exils 19331945“， Faschismuskritik und Deutschlandbild im Exilroman， Berlin 1981. Ingrid HannichBode， Autobiographien aus dem Exil“， Exilforschung， 1996， 14， S. 200208.流亡者之所以纷纷选择撰写回忆录，首先是尋求心理安慰。被连根拔起的流亡者到了异国他乡之后，面临着深重的身份危机，而撰写回忆录为个体提供了克服危机的可能。心理学研究早已发现，通过书写或者口述个人经历有助于舒缓情绪，克服心灵创伤。Marilyn R. Chandler，A Healing Art. Regeneration Through Autobiography，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0.将碎片化的记忆建构为一个文本，是一种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是我们所能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对个人记忆进行整理，将记忆素材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赋予其人生以意义。这个将记忆塑形的过程，对于流亡者的心理重建尤为重要。
流亡者虽有通过撰写回忆录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而被大时代裹挟的流亡者常常痛感“小我”在历史潮流中的无力，进而生出为时代代言、书写历史、与“遗忘”对抗的迫切愿望。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自传模式，以卢梭的《忏悔录》或歌德的《诗与真》为范本，聚焦“自我”成长、个性养成的过程，在以反法西斯为主流话语的流亡语境中失去了道德正当性。茨威格在《昨日世界》序言中对于“自我”的设定在流亡自传叙事中非常有代表性：“我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丝毫没有借此突出我个人的意思，只是像在放映幻灯片时，充当解说员。时代提供些图像，而我只不过作些解释。”《昨日世界》，第1页。也就是说，回忆者“自我”隐身于时代和历史的描述之后。而茨威格的个人回忆之所以具有代表性而值得记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每次都站在地震爆发得最为强烈的地方”，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他有资格、也有责任充当时代的目击证人。
流亡自传中这种稀释私人色彩、为时代立传的倾向非常普遍，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亨利希·曼的《对于一个时代的检阅》（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瓦尔特·梅林的《一个文化的自传》（Die Autobiographie einer Kultur）都是如此。纳粹政权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篡改历史、公开焚烧书籍等方式刻意篡改德国民众的文化记忆，使得 “昨日世界”信奉的欧洲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逐渐被世人遗忘。流亡者的回忆录写作是在对抗遗忘，为“昨日世界”所代表的价值观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而 “倘若我们用我们的证词，哪怕只是从残破不全的真实情况中，给下一代人提供一丝实情，我们也就没有完全白费力气”②《昨日世界》，第5页。。
流亡回忆录与普通回忆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极为不利的写作条件。流亡者在战争中流落他乡，没有书信笔记提供记忆的凭据，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消息，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装在脑子里的记忆。而在茨威格看来，这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记忆力是一个有意识地加以整理，睿智地予以删除的力量”，“只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东西，才有权为别人保留下来”。茨威格继而呼唤记忆：“说吧，记忆，做出选择！在我的生命沉入黑暗之前，请代表我把我活生生的影像呈现出来！” ②
这里的记忆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正是九位掌管文艺和科学的缪斯女神之母。西塞罗也有名句“记忆是万物的守护者”（Rerum omnium custos est memoria）。这些都暗示了记忆是文艺创作的前提，是意义的源头。人们在书写记忆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是：记忆是如何做出选择，又该如何书写记忆？
二、 记忆的选择
追忆往事，是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和基本母题。宇文所安在他的《追忆》一书中列举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多种记忆书写的模式：可以是家国兴亡，如李白的《江南逢李龟年》；也可以是一己悲欢，如杜牧的《遣怀》；可以是儿时趣闻，如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也可以是老来悲伤，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自序》。[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德语文学研究者柯兰施密特（Erich Kleinschmidt）将流亡时期的自传叙事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流亡经历的直接记录，如日记、信件和报告，这一类回忆录报告多数被认为“未曾考虑风格和形式，记录的是流亡经历，偶然的相遇、对话、阅读和旅行，是作者知识视野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遮眼罩”Alexander Stephan，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H.Beck Verlag， 1979， S. 166167.；第二个层面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在流亡途中回忆往事，将社会和历史作为个人经历的大背景，如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便是典型的流亡自传；第三个层面是将个人经历作为虚构小说的素材，进行审美加工后成为小说的素材。Erich Kleinschmidt， Schreiben und Leben. Zur sthetik des Autobiographischen in der deutschen Exilliteratur“， Exilforschung， 1984（2）， S. 2440.
记忆，从字面上来看，“记”（memoria）指的是记忆者当下的反思活动，“忆”（reminiscentia）则突出与过去的关联，记载人的感性经验，以便在需要时重现过去。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对储存记忆（Gedchtnis）与回溯往事（Erinnerung）所做的区分也与此相关联。[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由于历史是人的建构， 记忆的主体处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对峙。在这种对峙关系中存在着对记忆的操控：一方面是不断被唤醒的记忆，构成了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记忆，与之相关联的是被遗忘。纳粹的各种文化宣传政策，例如广场上公开焚烧犹太作家和左翼作家的书籍，试图操纵民众的文化记忆。记忆问题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对峙上：个人记忆一方面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始终与集体记忆处在紧张的关系中。[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自传中的记忆书写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以个人的人物行为与记忆方式记录、解读和重构历史。
自传的主要功能在于自我身份的建构。记忆的选择，以及记忆的解读方式，首先服务于自传作者建构历史图景、建构个人身份的目的，正如尼采有箴言云：“我的记忆说：‘这是我做的，我的自尊坚定地说：‘我不可能做这件事。终于，记忆让步了”Friedrich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se. In： Werke in drei Bnden，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60， Bd. 2. S. 625.。库伯曼也曾指出：“如果人们通过流亡者的自传来重构世界历史，那么它们给出的将是一幅漏洞百出、满是错误的马赛克图案。”Helmut Koopmann， Autobiographien des Exils“， Manfred Misch hrsg.， Autobiographien als Zeitzeugen， Tübingen： Stauffenburg Verlag， 2001， S. 120. 关于自传记忆的两难困境，歌德自传《诗与真》题目中的悖论已经是最恰当的写照。在歌德晚年与艾克曼的谈话录中，歌德指出：“这是我关于我一生的结论。……我记述一个个事件，只是为了证实一种普遍得出的观察，一种更高的真实。……我以為，其中蕴含着一些人类生活的象征。我之所以称之为《诗与真》，是因为该书通过更高的倾向脱离了低俗的现实，……我们生平中的事件并非因为它是真实的，而在于它体现的意义被记述下来”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hrsg. von Christoph Michel， unter Mitwirkung von Hans Grüters. I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and II/12. Frankfurt a. M. 1986， S. 479.。也就是说，自传记忆的真实不在于其史料的真实，而在于自传记忆的选择体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更高”的真实，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和载体。
三、 茨威格的记忆书写
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笔会上，茨威格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报告。他提出：历史书不是“编年史汇编”，而是“绝妙的艺术品”，因为“历史上的留白和懸疑之处给了作家发挥想象力的空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留下成千上万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史料记载。对此，茨威格继续在报告中指出：“真相有很多的层次，如同一个被层层包裹的洋蓟。在每个真相之后往往还掩藏着一层真相，一个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是不存在的。……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报道，才是真实的历史”Stefan Zweig，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morgen“， Stefan Zweig， Zeit und Welt. Aufstze und Vortrge 19041940， Stockholm 1946.。他又指出：公正客观的历史不是强权的历史，而是人道主义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表达。茨威格的这一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传记写作上，无论是《人类星光闪耀时》中对于历史瞬间的记录，还是以尼采、荷尔德林、玛丽亚·斯图亚特、约瑟·富歇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都是文笔生动传神的文学艺术品。而这一历史诗学观念也同样体现在讴歌人道主义理想、注重叙事艺术的《昨日世界》中。
《昨日世界》塑造了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勒、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奥地利犹太市民阶级文化。这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一个“不疾不徐”的世界，“所有一切都有规范，都有分寸”。而安稳太平是众人最渴望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对于“进步”的信仰，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念构成了这个太平时代的稳固的基础，甚至连穷人也有医疗保险。茨威格尤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维也纳人对于艺术的热爱：“一个普通维也纳人关注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世界大事，而是剧院剧目”，“如果没有对于文化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维也纳人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甚至可以弥合阶级、党派的对立，每位维也纳市民也被艺术教化成了“世界公民”。②③⑤《昨日世界》，第1114页；第16页；第16页；第16页。
作为维也纳富裕犹太市民阶级儿子的茨威格，他对犹太知识分子在“黄金时代”所起的作用推崇备至：“全世界称为19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②。犹太人成了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在音乐领域里有马勒、勋伯格，在文学领域里有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尔格，在戏剧界有大师马克斯·莱因哈特，还有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茨威格的父母是富裕犹太市民阶层的典型代表，其母亲家族的成员遍布欧洲各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父亲出身低微，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勤俭，成就了一份殷实的家业，却依然生活朴素低调，很有分寸感，回避了这些属于外交界、军队和高官特权阶层的圈子。维也纳的犹太人不管多么富有，他们“隐秘的渴望，是在精神领域找到藏匿之处，将纯粹的犹太民族性解放为普世的人性”③。值得注意的是，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详细描述了他与犹太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台奥多尔·赫尔茨尔的交往。他对赫尔茨尔赞誉有加，却对他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持保留态度，因为茨威格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是将犹太教从其广泛性和超民族性蜕化为狭隘的民族性。将犹太人四海为家的“宿命”解读为犹太民族对于世界主义普世性的内心渴望，这是基于茨威格对于普适人本主义的信念：“我相信，犹太人和人性的是一致的，任何的自高自大以及暴力的隔离常常只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变化”，而“在犹太教内部总有两种势力，其一将所有救赎的希望都寄寓于神殿上，另外一派在耶路撒冷被围时认为，即便神庙受损，整个世界也将成为神庙”。Stefan Zweig an Alfred Wolf （4.2.1933）. Zitiert nach Mark H. Gelber， Stefan Zweig und die Judenfrage von heute“， Mark H. Stefan， Stefan Zweig heute， New York u.a.： Peter Lang Verlag， 1987， S. 179.
这种世界主义的精神需求在19世纪的奥匈帝国获得了最好的满足，因为皇家贵族的兴趣不再放在艺术文化领域，而是转移到了修建马厩、举行狩猎比赛上去。犹太人则替代皇家贵族成了艺术文化领域的有力支持者。犹太人融入了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而且对精神、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的民族”中⑤。即便反犹党人领袖卢埃格尔（Karl Lueger）成为维也纳市长之后，茨威格还是认为，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在文坛上，他本人从未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遭遇过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障碍或者轻视。
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奥匈帝国却与茨威格描述的“太平黄金时代”截然不同：哈布斯堡王朝在“宪法上是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天主教统治。虽然是天主教统治，但是人们生活得随心所欲。法律面前每位公民平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hrsg. Von Adolf Fris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78， S.33.。汉娜·阿伦特激烈地批评茨威格无视现实社会，“被封锁在一个古怪的自然保护公园的镀金栅栏里”，是一个沉浸在怀旧情绪里的昨日世界里的人。⑧Hannah Arendt， Juden in der Welt von gestern“， Hannah Arendt， Sechs Essay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Verlag， 1948， S.112.而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在世纪末之前就已经千疮百孔：1873年经济危机带来经济形势恶化；反犹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卡尔·卢埃格尔被选举为维也纳市长后，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蠢蠢欲动；巴尔干半岛上各种势力的角逐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王储被刺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对于犹太人的地位，同为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汉娜·阿伦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她在为《昨日世界》写的批驳文章《昨日世界中的犹太人》中犀利地指出：“即便犹太人经济上有所保障，作为公民也想有正常的平权，他们在社会上的处境却是可疑的、不稳定的、双重性的。社會身份上，他们还是暴发户，即便通过特殊的方式可以获得登堂入室的机会。世界公民是他们用以自我标榜的奇怪国籍，他们的犹太身份，被蒙上了一层可疑的外衣。如同他们虽然可以周游列国，却无法在颁发护照的国家生活”⑧。
茨威格未尝不知道“太平的黄金时代”是一种感伤怀旧的建构，对于阿伦特的批评，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回应：“我们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②《昨日世界》，第305页；第1页。
四、 两种记忆诗学
记忆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主动记忆和被动记忆。主动记忆是通过理性主动地获取信息，通过文字等媒体有意识地储存记忆；被动记忆无意识地进行，通过知觉、触觉、嗅觉唤醒印象。这两种记忆模式体现在了不同的流亡自传诗学中，同时也与流亡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之争”相呼应，是流亡文学中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共同存在的体现。
在《昨日世界》的前言中，茨威格将叙事者“我”定位为时代的见证人，一位“时代图像的讲解员”。时代给出图片，“我”只需讲解。“我”似乎成了为记忆服务的、毫无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奴仆。②注重叙事技巧和文藻华丽的文学作品在流亡写作中是不合时宜的。Stefan Zweig， Stefan Zweig an Thomas Mann （29.7.1940）“， Stefan Zweig， Briefe an Freunde， Frankfurt a.M.： Fischer Verlag， 1978， S. 318.在1940年与《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茨威格说道：“在此刻，在我们赖以生存数个世纪的真实精神世界处于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还要谈论何种艺术的完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书写与大历史无关的私人情绪或者日常小事。那些留在难民署里的口述文献档案要比杰克·伦敦或莫泊桑的小说惊险和重要千百倍。我认为接下去几年，我们的文学应该是报道记录式的，而不是单纯的虚构和想象”Robert van Gelder： Writers and Writi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p. 8788.。
不久之后，流亡文学杂志《国际文学》转载了《纽约时报》对于茨威格的这次访谈，同时发表了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Becher）的一篇批驳文章。此文认为茨威格提出的“流亡文学应是报道文学”的观点，是某种时髦的“先锋主义”，是一种“思想空洞、毫无吸引力的形式主义游戏”，因为“干巴巴、缺乏想象力的报道不会鼓舞人、使人振奋”，“放在我们面前的今天世界需要精心的构思和描述，只有那些征服世界的作家才能拥有它，而享受豪华旅行的奢侈品收藏者显然对此一无所知”。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1941， I， S.39ff.
显然，茨威格无意中被卷入了反法西斯左派作家群体内部的美学争论，即“表现主义之争”，争论的核心是“表现主义”文学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合法性问题。争论双方的观点主要发表在由布莱希特、孚希特万格主编的流亡文学杂志《话语》（Wort）上。论争的一方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卢卡契为代表，他推崇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延续了19世纪市民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反对注重形式实验的先锋派表现主义。卢卡契援引了表现主义代表诗人、与法西斯政权有过短暂合作的戈特舍德·本恩的例子，将表现主义甚至直接等同为法西斯主义。HansJürgen Schmitt hrsg.，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3.论争的另一方是同属左派阵营的布莱希特和恩斯特·布洛赫。他们认为，代表市民价值观的19世纪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僵化，社会、哲学和技术的现代转型要求新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现代主义视角观照下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流亡经历使得日常生活的异化成为现实，而19世纪的文学传统，正如现代主义代表作家赫尔曼·布洛赫所说，已经“到达了终点”，谁若顽固地秉持传统，就将“失败”，谁若不“从头思考，就会沉没”Hermann Broch， Das berlieferte， In： ders.， Kommentierte Werkausgabe， Bd. 8，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S. 52.。现代主义艺术的任务是记录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打破肤浅的和谐，而不是去“织补”、渲染一个整体性世界。Ernst Bloch， Diskussionen über Expressionismus“， HansJürgen Schmitt hrsg.，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3， S. 186187.
贝歇尔将茨威格归为“先锋主义”，这完全是一种基于偏见的误会。茨威格自诩为巴尔扎克主义者，厌恶各种“主义”。例如，他将现代主义形容为“过度兴奋、心醉神迷、诡计多端、漫天欺诈”。人们“纯粹出于造反的欲望，反对每一种通行的形式，甚至反对大自然的意志”。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实验完全不可理喻：“人们可以理解的艺术元素——比如音乐里的旋律，与真人相似的肖像画，可以理解的语言——到处遭到唾弃；der、die、das这三个冠词被取消，句子的结构被颠倒过来。”④《昨日世界》，第231页；第333页。 他拒绝参与现代主义关于“叙事危机”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茨威格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并不体现在形式的革新实验上，而是集中体现在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运用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可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Horst Thomé： Stefan Zweigs psychologischer Realismus. Zu Ungeduld des Herzens“， Zhang Yushu， Winfried Woesler， Horst Thomé hrsg.， Literaturstrae.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Spra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Würzburg： Knigshausen & Neumann， 2001（2）， S. 83102. Hier S. 8384.
茨威格的《昨日世界》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修辞层面上都实践了他的主动记忆诗学，用文字建构了一个明晰、稳定、完整的世界图景，为后世留存了一个完整的“昨日世界”的记忆。即便他声称将叙事者“我”隐身于时代图景之后，让记忆自主选择，我们仍然看到他遵循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精心组织建构回忆录的匠心。《昨日世界》的叙事结构遵循时间线排列，记录了茨威格个人成长的经历：第13章是维也纳的童年和学习时代（18811900）；第48章是漫游时代，即茨威格在柏林、巴黎、伦敦、印度和美国的游历（19001914）；第911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第1214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19191933）；第1516章是纳粹上台，茨威格流亡英国期间（19331940）。《昨日世界》的叙事模式完全符合欧洲经典的自传传统，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个体从儿童、学习时代到个性成熟的发展历程。与传统自传不同的是，《昨日世界》不是以个体发展的圆满为终结，而是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节点，呈现出大历史之下个体发展的断裂。自传中的叙事者“我”居于叙事中心，从一个回忆者“我”全知全能的视角展开自传回忆、叙事和评价，而这种类型的叙事者“我”在现代主义文本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昨日世界》的语言简洁清晰，哀而不伤，一改茨威格早年常被人诟病的矫饰主义风格。茨威格在《纽约时报》访谈中提出的“流亡文学是报道文学”的观点，并非意味着他将选择先锋主义的报道体风格，《昨日世界》的记忆诗学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诗学，塑造了一个 “太平的黄金时代”。也只有在文字里，一切井然有序，自我的主体性尚未受到质疑，这是茨威格最后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理智还能在一个疯狂了的世界里起点作用” ④。
茨威格《昨日世界》的记忆书写是理智努力建构的结果。同样完成于流亡途中的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德]瓦尔特·本雅明：《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则着力再现了感官捕捉到的童年经验。从1932年到1938年，本雅明应《法兰克福报》的邀约，撰写了一系列“经验和思想断片”。1938年本雅明选择了其中三十个断片，完成了《柏林童年》的最后审定稿。1950年阿多诺整理出版了这本书，但不是依据了“最后审定稿”。“最后审定稿”由本雅明1940年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才被发现。
这部现代主义的记忆之书的叙事手法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首先，全文由三十段相互独立的断片构成，无论在时间、事件和人物上都毫无关联，不具备时间的连续性，而是呈现出一种记忆的空间性结构，展现了本雅明童年记忆里的柏林“地形图”：动物园、柏林的老西区、内阳台、屋后庭院、祖母和姨妈们的住宅、学校、农贸市场、街道、火车站、滑冰场等。正如本雅明在《柏林纪事》中的一则题为《考古挖掘与记忆》的思想断片中所写的那样：“记忆不仅是一个发掘往事的工具，而且是往事的陈列所。”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VI， Frankfurt a.M.： Suhrkamp Verlag， 1985， S. 486.童年时光与城市空间交融在一起，一个空间、一个画面、一个瞬间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交往的时空体”（Kommunikative Chronotopoi）。时间和空间的错乱叠合构成了文本的风格，碎片化风格割断了传统回忆录叙事的因果关系。其次，本雅明描述的童年体验是一種无意识的体验，是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记忆”，那些孩子特有的、原始的、在感官和下意识层面上的细微而敏感的经验：肥皂泡的色彩，煤气灯的嘶嘶声，农贸市场的腥臭味，圣诞夜穷人家的灯光，雨天中的想象，捕捉蝴蝶和捉迷藏时的险象环生。因此，《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不是被记忆，而是记忆图像的呈现。最后，这些童年记忆的形象和画面力图表现它们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其中的意象和隐喻，如西洋镜、城市漫游者、迷宫等，具有鲜明的本雅明式寓言的特点。这部童年回忆同时也是他对威廉皇帝时代的分析与批判，属于本雅明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努力研究的现代起源史的范畴。其中对于现代性及其起源的社会学审视，又与他的其他作品如《巴黎拱廊街研究》一脉相承。现代主义研究中所关注的整体性危机、语言危机、主体性问题蕴含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断片《姆姆类仁》《袜子》《月亮》中。
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主义美学中讨论的整体性崩塌、主体性丧失和语言危机成了流亡作家亲身经历和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欧洲传统自传的叙事模式脱胎于基督教信徒的忏悔自传，参照了18世纪以来德国修养小说的叙事传统，描述了自传传主个人成长和人性圆满的过程。而流亡作家在构建一个世界图景和建立自我认同时，传统自传的叙事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流亡者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选择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既是为了书写个人记忆，重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又是为昨日欧洲世界留存“文化记忆”，以对抗纳粹文化宣传工具对事实的歪曲和后世的无情遗忘。《昨日世界》为秉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欧洲“太平黄金时代”留下了一座文字的纪念碑。《昨日世界》，第3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