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职业教育研究评述与展望
印建兵 杨光 谢国萍 蒋红华
【摘?要】综合研究近些年相关文献，就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问题的提出背景、内涵、影响因素与路径，职业转换依赖于职业教育消费，以及职业教育服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研究脉络及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与相关理论成果综述，最后展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职业教育研究趋势，为研究界进行理论、实证等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职业教育;评述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9）04-0046-05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一）城镇化与职业转换不协调
传统农民产业工人在城乡之间“钟摆式”职业迁移，因而兼具农民与产业工人的双重性质，起初进城务工的农民市民化愿望并不强烈。[1]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普遍状态，失地农民被迫市民化，主动型与被动型职业转换并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到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越来越迫切。与此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求驱动职业流动和职业转换交织并存。但就现实而言，城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并不协调。倪鹏飞（2013）研究指出我国土地城镇化率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不协调，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主要障碍在于其职业转换不顺畅。张笑秋等（2016）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城市定居的愿望，但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却成了主要制约障碍，追根溯源还在于职业转换问题。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与速度不相适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而引发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浪潮，至今这一浪潮并未减退。[2]改革开放已40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仍面临着转移就业的压力，或者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与转移速度仍不相适应。阳俊雄（2004）从理论上测算出1978—2020年我国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约为4.4亿，年均转移人口数量约为1 100万。然而，从最近的国家统计局测算所得数据[3]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转移数量约为500万—600万，未达到预期的年均速度。到2020年，我国农村尚需向城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会增加近1亿，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中农村人口仍占50%—60%。就目前而言，农村仍有近2亿适龄劳动力亟待向二、三产业转移。
（三）职业迁移（流动）出现新特征
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不再类似城乡之间的“候鸟式”迁徙，[4]他们更需要整体性迁徙，或者说家庭式融入城市，实现市民转化的愿望。[5]但愿望与现实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段成荣等（2011）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迁移出现了“三高一低”的特征，即“较高的职业期望、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需求，但存在较低的工作耐力”。魏晨等（2013）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强于上一代，然而由于身份上的不确定性、职业上的不稳定性，城市之间游移的特征却较明显。一言蔽之，种种新的流动特征对于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都将变得更加复杂。
二、职业转换相关研究
（一）职业转换研究溯源
职业转换是职业迁移或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外相关研究早于我国且相对成熟，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赫米尼·亚伊巴拉教授（Herminia Ibbara）提出的员工职业转换三部曲;美国职业转换动力学创立者卡罗尔·L·麦克莱兰（Carol L. Mcclelland）提出的职业转换方案等。[6]我国相关研究则相对较晚，早期研究也仅限于军人转业等特殊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体制全面改革导致大量职工下岗，职业转换成为解决下岗工人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进入21世纪，社会进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职业转换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特别是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背景下，被迫职业转换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与市民化进程成为协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职业转换内涵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一般是由职业迁移产生的，主要指从农业转换到非农职业或非农职业间的转换，就方向角度而言包含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和纵向上职业升迁或跨越。[7]“横向”主要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角色实现了横向漂移，表现为地理位置的变化或工种性质的转换。而“纵向”则表现为角色内的转换，即工作性质或许不变但其内容的深度、广度却有变化。随着新型城镇化程度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的提升，学者普遍认为后者会逐步超过前者现象，如赵莉（2014）研究認为，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农村务农经验，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角色内职业转换成为更普遍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已有一定的“迁移”基础，实现自身价值面临着职业转换更广泛的选择。
（三）职业转换影响因素
首先，在新型城镇化条件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0年调查发现，[8]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职业流动比较频繁，其因素比较复杂。其中由于“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尴尬，导致了与城市同龄人相比难以承担城市中的职业转换成本。俞林等（2015）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增强，职业转换主要在城市发生。由于城市间存在市民化政策差异或不稳定，城市间职业流动趋向频繁。其次，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魏晨等（2013）将其描述为职业转换心理资本。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数长期在城镇生活，即使出生于农村未曾或者不可能专门从事农业耕作，职业转换期望较高，但职业转换认知却缺乏客观理性。再次，在经济收入方面，蔡昉等（2001）研究发现主动性变换情况下的工资收入将会增长较多，主动流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均高出被动者2倍多。朱宇等（2005）研究认为在存在收入增长预期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倾向于职业流动以期实现职业转换。在年龄、性别方面，周密等（2011）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趋向年轻化，男性频率往往高于女性，在年龄趋势上呈现“倒U”型。最后，在人力资本与社会信息沟通方面，柳延恒等（2014）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提升与信息获取畅通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的职业流动。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依赖于职业教育消费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消费需求庞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庞大体量客观决定着职业教育消费需求，由此滋生了职业教育多元化的聚集生态。[9]杨晶等（2014）通过实证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职业教育消费意愿的作用明显，且培训对收入和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俞林等（2017）从价值感知、风险感知、参照群体等维度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消费意愿，认为职业教育消费的价值感知对消费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催生作用，同时职业教育参照群体对职业教育消費意愿有正向作用。
（二）职业教育的“媒介”作用
产业集聚促使产业集群区域内的职业教育机构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多元化集聚生态，职业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多元化集聚生态包括全日制高职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职业培训等多种形式。职业教育的“媒介”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协调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从劳动力市场需求来看，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基数较大，产业转型加快，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需求不协调，地区差异性也比较突出。[10]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日益增多，但二、三产业所需的技术型、应用型或服务型人才却欠缺。农民工技能素质需要依赖职业教育来提升，而职业教育现状只能决定着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或低收入水平。由此可见，我国仍需继续大力发展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在城就业仍是协调就业供求矛盾的主要协调方式。
2.促进向上的职业流动提升经济、社会地位
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取向和地位取向来看，在土地城镇化以及产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被迫型与主动型职业转换同时存在。被迫的职业转换并没有达到农民工心理预期，相应的职业转换期望以及行为动机应运产生。对于多数而言则由于存在市民化愿望的内在需求，在城市间就业市场上频繁流动追求新的就业岗位或者岗位提升。职业转换行为本身就是生存环境、社会地位变化的过程，其间教育的促进价值显然不可小觑，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已获得当今社会广泛认可。吴愈晓（2011）研究认为，在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取向到地位取向期间，职业流动与学历、收入、知识技能积累是密切相关的，对于低学历或低技能的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高收入的最重要途径，而低收入者又往往通过提升职业转换的资本（如人力资本）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获得一定的经济、社会地位。
四、职业教育服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研究
（一）职业教育服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研究跨度
郑爱翔等（2017）运用文献计量与情报分析法，借助Citespace软件通过突变词算法有效探测到从2003年至2016年期间以CSSCI为研究样本探索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相关的研究特征、脉络以及前沿热点等。其中，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要突变词，2014年“新型城镇化”成为主要突变词，2015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主要突变词。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促进职业转换的市民化导向越来越清晰。[11]以此为基础，参照国家层面发布的农民工相关标志性文件为时间界点，我们认为以“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市民化”等为脉络厘清研究界有关职业教育服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间跨度，如表1所示。
（二）职业教育服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研究脉络
1.2005—2009年：产业转移背景下以劳动力转移培训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研究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将农民工与产业工人相提并论，指出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学者关注到在产业转移趋势下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劳动力转移培训不足这个瓶颈，研究大致分为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投入与培训体系、培训方法或模式等几个方面。[12]
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研究方面，李湘萍，刘平青，杨兆山等（2005，2007）研究认为，我国农民工培训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的现象，农民工培训的潜在需求是庞大的，但促使转变为现实需求需要政策驱动。杨丽（2009）提出农民职业化教育应该注重农民对教育的选择，职业化教育应更具“适切性”。在农民工培训投入与培训体系研究方面，赵本涛，张晔林等（2004，2008）研究认为，应加强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主导性，因为政府投入可以确保农民工培训体系向多层次培训市场方向引导。在培训方法与模式研究方面，柳娥等（2005）提出培训方法与模式应该满足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李湘萍等（2005）以案例为导入提出了“民办公助” 的农民工培训的“富平模式”。张良（2006）提出开发农民工培训的MES课程模式，也是根据农民工就业技能不同需求所形成的课程模块组合。
2.2010—2013年，城镇化背景下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素质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研究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这一阶段学者围绕企业需求与职业转换职业能力素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问题，研究大致分为职业素质、投入机制、新型培训模式、培训服务体系等几个方面。
在职业能力素质研究方面，刘奉越（2012）研究认为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背景下，应当看到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积极因素，我们需要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角度反向推理职业教育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在提高农民工职业能力素质方面起到何种作用。在投入机制研究方面，吴易熊，廖进中等研究认为（2010）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当构建引导整合政府、企业与教育资源的联结机制，提出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职业教育，强调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等角色的重要性。吴锦程（2012）研究认为应鼓励私人与第三部门参与供给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但农民主体性职业教育供给还应当由政府投入。在新型培训模式研究方面，学者注意到互联网构建培训平台的作用，汤小燕（2011）提出利用MES职业培训开发模式进行手机移动职业培训培训策略。周小刚（2014）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采取多元化新型培训方式，建立综合发展能力为导向的梯次结构培训体系。在培训服务体系研究方面，马建富（2014）以构建输出地与输入地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为视角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校企为主体、非政府组织为补充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体系。
3.2014年—至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研究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关于“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重要文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新城镇化建设的设想。在这一阶段，学者围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与市民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问题，研究大致分为市民化、职业发展能力、继续与终身教育、城乡一体化培训服务体系等几个方面。
在市民化成本研究方面，韓娟（2015）从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出发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消费成本应由政府、企业与个人分担的模式。在职业发展能力研究方面，郑爱翔（2018）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动态职业发展能力是由机会感知能力、吸收学习能力、探索学习能力、工作交流能力和经验积累能力构成的能力结构体系。俞林（2018），蒋红华等（2017）在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能力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生计教育与发展教育并重，灌输终身学习理念，加强心理引导，提升市民化意愿等方面的观点。在城乡一体化培训服务体系研究方面，雷培梁（2016）在博士论文“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中提出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融入社区教育，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职业教育服务。政府应引导优化职业教育空间布局和构建新型城乡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成本分担机制。唐踔（2016）研究认为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监督和激励机制是构建培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继续与终身教育研究方面，周彦兵（2016）在博士论文“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继续教育需求与供给研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亟待市民化为问题的起点，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通过观察分析这一特殊群体生命历程的时空场域转换，提出继续教育应当与终身教育有效衔接，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综合职业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五、相关研究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职业教育相关研究已有10多年历史，毋庸置疑，研究成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起到了积极的现实效应，也不断丰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基于此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职业教育相关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领域尚需深耕、发掘与创新。
（一）完善城乡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
面临农业转移人口走向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之路，职业教育应顺应这一趋势加快发展，加快构建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中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职业教育全覆盖体系。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毋宁说职业教育能够解决就业这一短板问题。自从2002年国务院启动职业教育改革以来，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见规模。但是面对城乡职业教育资源不均衡、优质资源难以辐射等境况，职业教育面临着需要“理论构思—方案设计—付诸实践”全方位的体系构建。构建比较完善的城乡一体化职业教育体系是全面解决就业结构的矛盾，实现新生代农民就地就业、创业以及发展职业能力的有效“防护林”，成为研究界亟待深入探讨的论题。
（二）构建乡村振兴与城镇协调发展的创业教育体系，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现阶段农民工外出务工与返乡创业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城镇化进程中并存。在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研究方面，学者已关注到创业农民工在知识、人际、信息、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研究得到广泛的关注。鉴于新生代农民工日趋选择中小城镇、甚至乡村创业，市民化选择范围已经突破局限在大城市的思维模式。创业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育的高级形态，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课堂上的“纸上谈兵”，而更应该走向中小城镇及乡村。构建完善的乡村振兴与城镇协调发展的创业教育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让更多的青年农民工追求创业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三）创新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协同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需求，提升终身职业发展能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多方位的协调发展，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内在协调则需要诸如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种形式综合积极影响的结果。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交叉性比较明显，但三者的融合发展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13]学者普遍提出了诸如“替代说”、 “融合说”、“和谐发展说”、“历史贡献说”等多种观点，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但普遍认可我国职业教育对于农民工职业成长的重要性不可或缺。随着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人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也走近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此，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过程中应协同形成职业教育（生计教育）和发展教育（素质教育）并重的持久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