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朱强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从“中国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这些珍贵的档案完整而真实地还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历史，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铭记的历史。

    然而，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正视和反省对外侵略的历史，反而公然质疑中国方面提供的这些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种无理的做法无疑是徒劳的。事实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在中国留下的大量档案和实物都足以证明当年的侵略历史。其中，其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所发行的货币就是其中的重要物证。

    货币档案作为实物档案的一个分支，既能够以物质实体为载体，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又作为物资与服务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它标志着一个政权对经济和金融的控制，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日伪占领时期，日本扶植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并利用其大量发行伪币，极大扰乱了东北地区正常的金融秩序。由于抗战结束之后这些货币大多数被回收、兑换和销毁，存世数量不多。但留存下来的这些货币作为档案，恰能反映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历史，其档案价值大大超越了货币本身的价值。

    一、建立傀儡政权，为全面实施金融侵略做准备

    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利用退位多年的清末帝溥仪[1]在新京（今吉林省長春市）建立傀儡政权，并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在宣言中，日本公然歪曲历史，宣称“满蒙旧时，本为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兹特将建设纲要，昭布中外，咸使闻知”。[2]3月9日，溥仪正式执政，年号“大同”，伪满洲国实权尽在日本军方之手，日本得以逐步推行其“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开始了对中国东北地区长达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二、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日本在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加紧实施对东北地区的金融侵略计划。由于其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对东北的金融侵略也是早有预谋。早在1926年国民政府出版的《银行月刊》中，就报道了日本将在伪满洲国设立中央银行的消息。

    1932年6月11日，伪满洲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及《满洲中央银行法》，加紧对东北地区的金融控制。其中《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中规定：“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及黑龙江官银号，与满洲中央银行开业同时即为归并于满洲中央银行”“满洲中央银行设总行于新京，旧行号总分支行号均为满洲中央银行分支行”，强行接管和控制了东北的四大金融机构，将其并入伪满洲中央银行。

    6月15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任命镶蓝旗人荣厚为总裁，原台湾银行理事日本人山成乔六为副总裁，掌握实权。1932年7月1日，在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召开成立庆典，与此同时，遍布于东北各地的伪满洲中央银行128家分支机构一齐开始对外营业。

    不久以后，日本人田中铁三郎出任伪满洲中央银行第二任总裁，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日本的金融政策，伪满洲中央银行已完全成为日本实现对满洲金融侵略的直接工具。

    三、发行伪满洲国货币，进一步推行日满一体化

    （一）发行伪满洲国货币

    1932年6月11日，伪满州国政府颁布了《货币法》，其中规定：货币的制造和发行权属于伪满洲国政府，通过伪满洲中央银行履行。伪满洲货币以纯银23.91克为价格单位，定名曰圆。货币之计算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纸币有百元、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等面值，采用镍铜合金的白铜货币有一角、五分两种，采用铜锡合金的青铜货币有一分、五厘两种。

    其后，由日本内阁印刷局赶制，于大同元年（1932）九月十日发行五角券，十一月十日发行十元券，十二月十日发行一元券，大同二年（1933）四月十日发行百元券，六月一日发行五元券。同时，由奉天旧造币厂增设机器，大阪造币局增派技术工人，自大同二年（1933）五月一日起开始铸币，五月二十日发行镍币，八月一日发行铜币。[3]

    （二）垄断东北币制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对外营业之初，日本关东军即令伪满洲国政府颁布《旧货币整理办法》，强行禁止东北地区其他货币流通，并强令将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兑换券、边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哈尔滨大洋票等十五种正在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规定的换算率在两年之内兑换成伪满洲国圆。在公布兑换率时，日本方面故意压低比率，进一步对东北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套取人民手中的财富，其真正目的在于将换得的金银等贵金属通过陆路运至开放口岸，并换取外汇运回日本，作为日本军方的财力支持。

    在这样的政策下，伪满洲国圆很快成为东北地区的本位货币，东北的财富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

    （三）推行日满一体化

    日本先后采用银本位和金本位，逐步将伪满洲地区纳入日元体系，与国民政府的法币对抗，推行日满一体化政策。这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在1939年访问另一个伪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时发表的一段演说，名为《满洲国货币及金融机关之现状》[4]，节录如下：

    “新货币制度，乃以纯银23.91公分，为价格之单位，名称曰圆。顾白银久为满洲民族之传统的货币，于国民生活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是以为避免国民经济生活上发生急剧变化，于收回整理多数旧币之便利计，而采用银本位者也。货币之制造与发行权，原来属于政府，但依法律之规定，乃委嘱于满洲中央银行。而满洲中央银行所发行，以上开纯银重量为价格单位之纸币，定为本位币。此外并不铸造本位币，现在铸币则仅限于辅币是已。

    嗣自康德元年[5]夏以来，美国施行白银政策，银价飞涨，满洲国币亦当然随之上升，以致物价遭受异常下跌。经济界顿失安定性，于是使国币与白银脱离关系，采用使其与日本金票联系之方针。至三十五年九月间，国币金票行市相平，于同年十一月，由日满两国政府，发表两国货币维持平价之声明，迄今仍坚持平价。”

    伪满洲国政府是一个傀儡政府，所有的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只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服务，讲话中所谓的对抗美国白银政策只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日本表面上的维稳行为，更使得操控满洲地区金融的侵略行为欲盖弥彰。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日本有预谋地使用了以金本位为目标的过渡性银本位政策。这是因为，在伪满洲国圆发行之初，他们担心采用金本位制会造成对经济的冲击，相比之下，实行货币统一的意义要大于货币本位改革。但是在时机成熟以后，就将银本位改为了金本位，让伪满洲国圆与日本金票，也就是当时的日元等价。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伪满洲国纳入日元体系，扩大日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以便于其对日本和满洲的经济实行整体调控，使得日本的经济政策在伪满洲国控制区域顺利推行。

    四、日本金融政策彻底失败，国民政府收回金融主权

    在伪满洲统治的十余年里，日本逐年加大伪币的发行量，疯狂的套取外汇，掠夺人民手中的真金白银，控制经济命脉，攫取战略物资，以期解决军费短缺和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服务。但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战局逐渐向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日本再也无法维持伪满洲国圆和日元的平价局面，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只能通过滥发纸币勉强维持。

    从这一份当年的伪满洲中央银行科目表[6]的纸币发行量可以看出，日本在满洲货币的发行量逐年上升，由1934年的163333千元到1940年的947051千元，数量增加了几倍，但这样疯狂的滥发纸币注定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除了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苦难以外，也注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

    最终，日本帝国主义被迫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其在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东北九省[7]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8]，收回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并由指定的国有银行东北银行对伪满洲国货币进行收兑和销毁，稳定了货币政策，丧失了多年的金融控制权重又回到中国政府的手中。

    未被销毁的伪满洲国货币流传至今，成为钱币市场上的收藏热点之一。同样，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货币档案，也铭记了中华民族苦难最为深重、最不能忘却的一段岁月。

    注释：

    [1]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末代皇帝，年号宣统，于1932年登基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

    [2]原文引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

    [3]总结自康德四年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发行的《满洲中央银行》一书.

    [4]本段文字引用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刊物《实业月刊》.

    [5]即1934年.

    [6]選自1942年汪伪政府出版的《中外经济统计汇报》.

    [7]东北九省，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划分的九个行省，即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

    [8]1945年10月31日财钱庚字第四〇〇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