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博弈：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农民群众动员
摘 要：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始终交织着党员和农民群众在情感、心理、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互动与博弈。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细致深入的思想宣传和动员、实实在在地保障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以及努力纠正减租减息运动出现的偏差，最终实现了对广大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构建起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催生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关 键 词：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党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12-0057-10
收稿日期：2018-10-26
作者简介：王成娟（1981—），女，山东沂水人，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民众动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X-YM-09。
与以往学者多关注于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内容、性质、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影响以及注重考察党的领导作用等的研究不同，本文以党群关系构建作为切入点，着重考察沂蒙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党员和群众在情感、心理、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互动与博弈，以期昭示党群之间“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
一、价值观念的博弈：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减租减息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提高农民政治经济地位，赢得农民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至关重要。1942年前，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初期，减租减息政策实施的效果和作用并不明显，理应团结在一起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却时常处于游离甚至是博弈的状态。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凡是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的地区，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为照原租额减少五分之一，减息为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1]《条例》公布后，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工作有基础的区、乡、村开始进行试点，但一段时间内却“没有认真组织群众贯彻执行”①。这其中除了沂蒙革命根据地初建，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繁杂而紧迫的客观因素外，主观因素主要是各级党组织的政策宣传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从观念嵌入的角度发动、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1943年8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提出：“（山东分局干部）在工作执行上主观主义仍很严重。对群众对社会缺少认真的调查研究，故脱离群众实际要求；不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及要求去进行工作，故工作一般化、公式化。”[2]
实际上，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是推动阶级斗争的前提，是需要作出艰辛努力的。沂蒙山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地少人多的贫瘠状态，土地的占有情况呈现极端两极分化的状态。以莒南县大店、筵宾、沟头的3个区12个村庄为例：地主有169户，富农有173户，二者户数相加占总户数的13.73%，但却占有69.32%的土地②。土地集中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沂蒙山区普遍盛行封建土地租佃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指种地”“干拔工”“拍牛客”等苛重变相的额外剥削，因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以被剥削为代价，所以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财力或劳力。“指种地”，也称棉花地、白代地，是指佃户要为地主毫无报酬地代种一定数量的土地；“干拔工”，是指凡遇地主家修墙、婚丧嫁娶、探亲、上坟填土、打更、运输等事，地主都要向佃户拔工，离地主家近的还要为地主扫雪、挑水；“拍牛客”，是指佃户出一切农本，地主出牛出料，最后佃户和地主四六分成。[3]租佃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但实际上却交织着地主与佃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依附关系。据莒南县团林、壮岗及赣榆县金山区对劳动力的调查显示：“地主缺乏劳力31%，富农约缺5%，中农略有盈余，贫农余45%。”[4]在佃户人工剩余的情况下，获得地主在种地、农具、种子、牛力等方面的“照顾”就形成了表面上的互惠互利、互帮互助的关系。如拔地，指的是无地的农民，托人与地主说通租种土地，至多不过一二亩，一季后即归。虽然拔地租额很高，但能向地主拔到地种的农民，一般都是地主及掌柜的给面子的人，否则是很难办到的。[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租佃制度，除了拔地以外，租期一般都很长，地主们信奉“伙计不可久留，佃户不可常退”的道理。因此，大部分農村地区的租佃关系非常稳定，有的佃户五六辈子都给一家地主种地。至于一般的中小地主和家庭缺乏劳力而出土地者，都是实行种子对半负担，收获后平半分粮，没有额外剥削。所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租佃关系十分复杂，使得农民群众阶级意识淡化、阶级关系非常模糊。
从更深层次的农民思想意识上看，在旧中国，农村是按照群落和血亲宗族意识，而不是用阶级意识来看待他们与地主的关系的。[6]沂蒙山区也是一样，农民有较强的命运、家族及乡情观念，而阶级意识于他们而言则完全是陌生的。在许多农民的意识中，缴租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负担，同样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租田、交粮是天经地义的，“地主给咱地种，咱给人家交租是应该的”“地主凭地，穷人凭力。”[7]农民群众普遍认为土地是地主的，“地主养咱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都饿死了吗？”[8]甚至有的农民把自己的穷苦生活都归于命不好。莒南县大店区60多岁的老佃户王成，干了六辈子佃户，仍旧衣不蔽体，在工作组来刨穷根的时候，却把地主的剥削归到“人家命好呀。”③农民的这种思想意识给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1941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切实做到二五或五一减租，分半减息，改善农民生活。”[9]但由于各地党组织没有从根本上把减租减息作为群众运动的主要工作，或者“把减息当成运动，缺少深入调查”；[10]或者“主要是领导机关利用行政命令方式去推行”，[11]以致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进行”。[12]在这种情况下，减租减息在推行中遇到了许多困难，甚至一度出现了僵持局面。如根据莒南县减租减息之前农村盛行的“对半分粮”的租佃制度，按照“五一减租”的规定，地主和佃户实行四六分成，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佃户根本没有种子，地主在种粮时出全部的种子，但分配粮食时由于废除“双除种”改为“单除种”，地主预先出的种子收益无法落实，因而不乐意。[13]更有甚者，“马掌柜威胁群众，黑夜将减租送回”。[14]又如在减租前，佃户不需要负担公粮，但是减租之后，佃户和地主同样要承担公粮任务，由此佃户也“不愿意减租”。①
在这场阶级意识和传统道德的博弈中，如何落实减租减息政策，让农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滲透与嵌入，启发农民群众的政治自觉，建设党主导的党群一体的良好政治文化，形成广泛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推动传统社会的深层变革，成为党组织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农民群众动员与价值的认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
减租减息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普遍、真正地得到贯彻实施始于1942年。1942年2月，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到山东省检查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共山东分局专门给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作出指示，指出减租减息工作“是今后山东全党的战斗任务……从各级党的委员会到每个党员，都要直接间接参加这一工作，要把这一工作当做一切工作的中心。”[15]在这个过程中，山东党组织利用其卓越的群众动员能力，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阶级意识灌输，引导沂蒙乡村对社会道德传统进行变革，并且在乡村动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革命性，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
（一）进行阶级意识教育以启发农民觉悟
只有在群众中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使群众真正懂得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才能使他们彻底觉悟，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取得进步。首先，要改变传统宗法社会农民“不能忘本”“知恩图报”的传统道德观念。针对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知恩图报、租地交租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认识，各地党组织派出的工作组反复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尤其结合现实事例提出：“为什么刮大西北风还穿不上棉裤，为什么过年还吃不上包子，为什么春天吃树叶子”[16]等问题，以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使他们懂得被剥削和压迫的道理。在农民的斗志被激发起来以后，党创造性地改变了农民“不能忘本”“知恩图报”的传统道德观念，引导农民树立阶级意识。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进行生动的阶级意识教育，由此坚定了农民“知恩图报”就要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显然，“不能忘本”“知恩图报”的传统道德观念，已经成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催化剂。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开始走进农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其次，消除“安分守己”“怕报复”的小农思想顾虑。对于习惯于安分守己的农民群众而言，他们追求是的“安全第一”的生存法则，而不是最大化的收益。[17]虽然对于“双减”的积极分子，地主公开进行恐吓报复占极少数，但更常见的是地主巧妙运用政府土地政策的条款，抽去贫雇农租种的土地，这对于农民来说是最大的灾难。[18]针对这种情况，“双减”工作组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团结开明的地主士绅结合在一起。中共山东分局明确规定：“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注意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同时，对地主分而治之：对于开明的地主士绅，从感情上团结他们，从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对于中间的士绅，要多方接近进行宣传教育；对于坏的地主，必须在孤立起来以后才打击他，打击之后，如果地主表示悔改，仍要团结、教育他。[19]这些举措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同时实现了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
（二）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1942年5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将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群众作为根据地建设第一位的斗争任务，“山东全党的领导及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须围绕着并贯彻的完成这一中心任务”。[20]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相继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工作的指示》。上述决定及条例规定：各级党委须以主要力量做好减租减息工作，尤其在这一过程中要整理发展支部，发挥基层支部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整理与改造了党支部工作并真正建立村支部对农救会及各救会的领导，才能保证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完成。”在支部大量发展起来之后，“为了巩固这一发展和胜利，党应办理训练班，教育干部，并在这些基础上适当的发展党员。”[21]在党支部工作的过程中，“要以合法斗争为主，多采取老百姓讲道理的方式……在农民与地主斗争起来的时候，政府要进行调解，勿过早勿过迟，总以不使农民吃亏为标准”。[22]通过基层党支部建设，使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中由博弈走向互动和合作，并在地主与农民斗争过火时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
（三）发挥农救会直接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的核心作用
减租减息运动除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引领导作用外，最重要的是号召全体农民党员积极参加农救会，“只有这样，党的工作才能变成群众性即有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真实工作。”[23]为此，党注重发挥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尤其是农救会在发动、组织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农救会作为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群团组织，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始终处于统领地位。1942年6月，《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以后》中指出：“如何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武装农民呢？首先就是成立农救会，健全农救会，启发与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认识自己改造自己，进而勇敢的参加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武装的斗争。”[24]在实际工作中，农救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如1942年5月，山东滨海区在“双减”运动中“团结了数千个农民积极分子，比较普遍地建立了雇工工会或雇工小组，建立了许多农救会的组织，”[25]打开了动员与组织群众工作的大门。1942年6月，滨海区莒南县大店区周围20余村的千余名贫苦农民在农救会领导下结队游行，要求地主租地。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经过激烈谈判与协商，地主当场表示将1500亩土地分租给486户贫农，并按照“双减”协议订立了租约。[26]通过农救会的斗争，农民看到了组织的力量，加入农救会就成为农民自觉自愿的行动。[27]农民由一盘散沙走向团结，由分散走向组织，从而打破了农村传统的权力体系框架，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四）围绕生产运动建构新型党群关系
之前的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得到深入开展与部分干部的群众观念薄弱有关。干部思想没有打通，群众观念不强，没有掌握住群众立场，因此就不能关心群眾的疾苦，不能认真地站在群众利益的观点上去为群众作打算。不少干部认为“生产劳动是农民日常要做的事，农民自己会动起来，无需要我们去多管闲事”“又如许多干部在生产运动中认为劳动不光荣，劳动是耻辱，甚至强调自己工作重要，对生产劳动表示抗拒（个别地区公安干部），或者对生产劳动敷衍了事，认为自己动手单纯为了对外影响，不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有的干部每逢集期在路边开荒，表示风头，沽名钓誉。有的背上粪筐觉得害羞，到村外拾粪不愿背筐，进村叫通讯员替他取回。”[28]为此，中共山东分局注重纠正基层干部的思想偏向，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建构以生产为切入点的党群、干群关系，使减租减息运动得以深入推进。
从1942年开始，在刘少奇以及中共山东分局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减租减息运动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初步成效。从1942年6月到1943年10月，山东（缺鲁南和冀鲁边）在减租方面，有4735个村、370057亩地实行了减租，平均每亩可减租31斤11两；在增资方面，有4435个村72958个雇工得到了增资，平均每个工人可增粮食工资165斤；在减息方面，因材料不完整，无法统计。其他在借粮还粮、救济春荒等工作上都有很显著的成绩。[29]正因为减租减息的普遍性推动，农救会及各救会进一步获得新发展与整理。[30]据1943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山东省有群众组织的村庄占全区村庄的62%，有组织的群众（ 只包括工农青妇救会员）占全区人口的32%。[31]总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动员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干部群众开始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党群关系，由此巩固了党在乡村治理中的组织基础，并最终汇聚成民族解放战争的磅礴力量。
三、农民群众动员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纠正
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合理的减租减息政策平衡和协调了农村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然而，就总体而言，1942年之前，沂蒙革命根据地除了鲁中区全部完成，滨海区完成所有村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外，[32]并未彻底、普遍地推进，群众参与也不充分，这主要是由于减租减息中出现了偏差以及对农民群众的动员存在问题而引起的。
（一）事先调查研究不深入
减租减息运动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项基本工作， 具体执行时需要对群众的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在实际工作中主观主义仍很严重，“不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及要求去做工作，故工作一般化、公式化；不能掌握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工作，形成等工作、坐工作，故不能实事求是；只是原则与计划的空喊，故陷于粗枝大叶，政策动摇不稳。”[33]有些领导干部动员与调查特别不够，大小地主无分别，小地主与农民无分别，减租时一律看待，定租期多为五年太长，带着绝大的勉强性。[34]有些干部习惯于凭主观意识开展工作，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问题，有些工作和“双减”工作相比可能更迫切，比如土匪猖獗地区的防匪防盗、春荒之年的借粮救济，等等。只有先解决农民群众迫在眉睫的问题，减租减息之路才能“走得通”， 但工作团的很多同志习惯于把上级的一些要求生搬硬套，“没有掌握住群众的规律，没有真正抓住群众的切身要求。如在减租减息增资之后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可是我们没有真正去做。”[35]再如有的地区对减息工作不重视，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硬说农村没有息借关系，因而减息工作也极少有成绩。又如在工作开始及在工作中，对农村极少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一定地区的农村特点，一味主观提出斗争，过早过迟的发动斗争，忽视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只能领导极少数的先进积极分子打先锋，[36]严重贻误了减租减息工作的推进。
（二）农民群众动员不深入
主要是深入农民群众不够，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工作粗放或者不注意耐心、细致地启发农民群众斗争的自觉性，包办代替。有些同志忽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与宣传工作，尤其不敢向农民群众作正面的阶级教育工作；而对地主的谣言与欺骗，事先没有足够预见和揭发，事后则穷于应付。[37]因此， 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个别地区如滨海地区组织起来的群众仅占人口的10%左右，鲁南更差。还有一半乃至大半地区没有开展具体工作，有些群众组织是形式的、有名无实的群众团体，离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38]更有甚者，很多农民因自身顾虑，畏首畏尾，到了晚上偷偷将已经减掉的租粮如数送还给地主。
（三）部分地区“左”倾错误泛滥
在对农民群众运动的引导上，各地普遍出现了“过左”“过火”的倾向，甚至使用了打人、捆人、侮辱其自尊心等经济斗争以外的手段。在领导斗争过程中，有的农救会成员专门打着灯笼找寻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捆了一个，接着又是一个，对地主是不留余地的。在要求上也有过火的，如短工原工资每工自一元至二元增至四元五元，以至致部分短工失业，雇工工资有增至两倍三倍者，也有工人违约多要资金，未能予以正确的改正等。有的则对各式各样的地主一视同仁，“如在工作一开始，有些同志便对地主与雇主无论贤愚，不分大小，一体斗争，一体打击，真是‘铁面无情，而且气势汹汹，客观上促成地主与雇农的团结。但自己在下层行动的统一上，又未很认真做些艰苦实际的工作，所以不但一般富农觉得为免惹祸，袖手为上；一部分中农也觉得我们的气焰逼人，而害怕多事；在大部分贫农都未来得及动起来时，便领起少数农民雇工的积极分子，很起劲的东碰西撞孤军奋斗，一直到最后的失败。”[39]“左”倾错误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群众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的积极性。
（四）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有不少根据地的干部习惯于坐机关、发号施令，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过分注重个人的地位与待遇，讲究吃喝穿用，缺乏艰苦奋斗的作风。有的干部“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立场还不能明确，至今未克服从县里区里来的现象，似乎只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动员群众。”[40]有一些干部“在村里打垮了地主的优势，站在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命令群众，站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认为比群众高一头，而不去如何从解放群众当中去团结群众、提高群众。”[41]还有很多干部缺乏劳动观念，习惯于高高在上，站在一边说漂亮话，不肯亲自动手，也不懂得亲自动手的深刻意义。[42]
（五）不恰当地长期使用工作团的工作方式
上级党组织长期派出工作团的工作方式弱化甚至代替了其他各机关团体的组织作用尤其是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基层党支部的许多重要工作处于削弱或停滞的状态。工作团工作方式的泛滥也致使各种群团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农工青妇各救工作中的互相联系与配合，应是减租减息增资工作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这一方面却又做得特别不够，如有些干部职工只强调增资工作，有些青年干部却到没有减租减息增资地区去活动了，妇女则以‘放足及整理村组织为工作中心，配合减租减息增资工作则没有重点提。”[43]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农救会的减租减息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孤立状态。
上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的以上偏差，大多属于个别的或部分的，而且一般是暴露在工作的开始阶段，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削弱了减租减息运动的作用。“这些缺点和错误有些虽然也很严重，但与我们过去完全不做或未认真与真正地去做所犯的错误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脱离群众不可求药的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后者则大多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它会不断地在工作中被克服。”[44]换言之，减租减息运动是一个交织着各个阶层利益博弈的过程，在初期甚至中期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并不奇怪，因为减租减息运动需要在实践和不断摸索中前进。当然，这些偏差是必须要不断被克服的，偏差纠正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深入构建与优化的过程。
四、党群关系的深入与优化：减租减息运动的完成
减租减息运动出现的偏差，体现了构建良好党群关系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而这些艰难曲折也时时挑战着党的协调能力和灵活应对的政治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党群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是复杂的，也是发展的。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改进工作作风，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充分理解与支持，最终取得了减租减息运动的胜利。
1943年10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群工会议作出了“彻底完成减租减息政策， 立即开展查减运动”的决定。[45]1943年10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经研究确定以莒南县、沂南县为“查减”斗争试点县，组织“查减”工作团进驻大店区。通过“查减”斗争，党和群众经过艰难的互动博弈、相互妥协和不断调适，最终由逐渐接近走向契合。
（一）在调查工作上，进行详尽的、解剖麻雀式的调研
“查减”斗争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在“查减”斗争中，“调查是斗争中首要的工作，没有详细的调查，就无法布置领导斗争。”[46]为了最大程度的摸清事实，一般调查、一般了解必须与具体调查、具体了解相结合，以大店区的“查减”斗争为例，除了平时的了解之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会议调查——召开大店附近佃户、村干部及积极分子会，进行阶级教育；具体调查——深入佃户住区及基本群众中去调查；典型调查——有目标地选择典型调查；历史调查——从传闻中、追忆中、家谱中及年代变化中，找有年纪的老人及“大店通”了解。[47]正是在详尽调查的基础上，党员干部慢慢认识到了农村的土地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各地的租佃制度也很复杂，具体的政策也不能一概而论。正是通过对各村土地状况作了立体的、全面的、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才把准了农民的心脉，破解了减租减息运动中切实存在的难题。
（二）在宣传教育上，组织“斗争会”引导农民确立自己的阶级位置
“减租运动需要动员贫困阶层，强调阶级的分野。”[48]组织“斗争会”，引导农民认识到地主出租土地不过是为了榨取佃户的劳动价值，明白“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道理，这样才能使它们从根本上抛弃传统的道德观念，从而奠定下一步阶级斗争的基础。“说理”“诉苦”“算账”等都是开“斗争会”立竿见影的方法，临沂地委明确指出：“由诉苦到控诉地主的苦，将农民低级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少数人的苦成为广大群众的苦，群众才能发动……诉苦就成为运动，由低到高的发展，成为自觉的诉苦，地主的罪恶得到揭发，群众就起来了。”[49]莒南县大店区在1944年5月19日和5月28日两次斗争大会之后，斗倒了地主代表庄英甫、庄景楼，解决了找拨工钱、回地等问题，使群众情绪达到顶点，掀起了参加群团组织的热潮：“从前咱就像在雾露头里一样，斗了这两回就看着咱行啦！”“到了翻身的时候了！再不参加什么时候参加呀！”75岁的张应庆也说：“我年纪大了拿不动重的拿轻的，查路口、看井还行！”[50]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说理”“诉苦”，还是“算账”，都只是宣传教育的具体手段，目的是使党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贫困阶层的支持，把“阶级”“斗争”的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农民，最终为发展农民群众组织奠定基础。
（三）在组织动员上，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各种群团组织的作用
首先，整理发展党支部，发挥党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在党支部中发动党员宣传地主的罪行，鼓动农民的斗争情绪，并在支部中提出有力的号召：“看谁积极领导斗争！看谁给基本群众解除痛苦，使基本群众更相信党，谁就是好党员好干部！”[51]其次，整理发展群众团体。如在农救会中，重新登记会员，清洗地主、富农、流氓及投机分子，纠正过去“全庄都在会”的现象。专门召开斗争大会，撤换了“过去在地主家当狗腿子”后来“投机到农救会里当会长”的大店区东村农会长宋桂山。[52]然后，成立农、工、青、妇委员会，推选新会长，提高会员的积极性。在动员内容上也是灵活机动的，如妇救会动员老妈妈参加：“咱娘们家什么事都不懂，整天守着锅台守着磨；参加会，常听道理心里也洪明洪明。”是很容易打动家庭妇女的心的，对那些常受欺压的对象：“参加了农救会就是一家人一样，谁也不敢欺侮咱了。”[53]
（四）在切身利益上，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给予广大农民群众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引导他们参与减租减息，是动员群众最有效的方式，因为相比于空洞的动员技术，“利益认同” 更受一般农民欢迎。[54]大店区在连续开了两次斗争大会之后，馬上进入了解决群众经济利益问题的环节：成立善后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指示处理减租、退租、减息、高利贷、利涨准折等具体问题，各种超经济剥削如“白代地”“干拨工”的赔偿以及贪污、霸占财务的退赔等。大店区在“查减”斗争工作总结中认为：“只有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是自觉自愿的参加，才不会是空架子，才能象潮水似的涌到群众团体里来，组织群众的大多数。”大店区农民群众正是在两次斗争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才自愿地加入到群众团体里来。正如他们自己的譬喻：“咱就像一把筷子，束在一块就折不断了！”[55]所以，组织农民群众的大多数，是建筑在农民群众从斗争中体会到有组织的好处而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绝不是抄名册或凭空号召的，任何时候都不能看轻或疏忽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换而言之，制定合理的减租减息政策，平衡协调群众利益关系，进而带来了广大群众的价值认同、政治认同，也是沂蒙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成功开展的重要原因。
大店區“查减”斗争经验在山东各革命根据地推广后，群众运动高涨起来。[56]1944年，据滨海区沭水、临沭和莒南县11个村3124户的调查，“双减”斗争后，地主富农从占总户数的13.4%降为10.5%，所占土地由占土地总数的68%降为39%。[57]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农村中地主和贫雇农的占比明显减少，中农阶层慢慢扩大，农村阶级结构由两极分化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调整，良好的党群关系慢慢形成。而良好党群关系的构建对于进一步巩固革命根据地政权乃至以后的土地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和条件。
结 语
中共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总结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基本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必须把我们的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群众的政治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依靠，我党我军才有战斗力，根据地才能巩固，我们才能胜利。”[58]需要指出的是，党要将千百万农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交织着党与农民、地主与农民、地主农民与各阶层之间在情感、心理、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互动与博弈。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作风建设也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日臻纯熟，赢得了民心。党让农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农民群众站起来拥护共产党，这就是沂蒙革命根据地良好党群关系构建的内在逻辑。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完成，农民群众的思想、行动开始慢慢聚拢，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慢慢变成了步调统一有组织的社会，初步实现了基层社会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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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Interaction and Game：Mobiliz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Movement
of Rent Reduction and Interest Rate Reduction
in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Wang Chengjuan
Abstract：In the movement of rent and interest reduction in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policy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has found a way of connecting rent reduction and interest reduction policy to serve the reality，that is，propaganda，mobi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farmersundefined masses. This process is always intertwined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members and the peasant masses in emotional，psychological，interest demands，and so on，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game.The Party carries out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meticulously and deeply propagandizes and mobilizes the thinking.The protection of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movement to reduce rent and interest have finally achieve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vast rural society，thus establishing a good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Gave birth to the great Yimeng spirit.
Key words：Yime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rent reduction and interest rate reduction movement；party-mass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