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
文章试图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 展開对西方“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研究。文章针对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过程，查证了该词1869年与中文的首次接触；梳理了utilitarianism在日本的译词确定过程并对核心译词进行了溯源；澄清了历史上严复、梁启超在传播“功利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确定了“功利主义”译词在中国被厘定的关键节点。根据该词曲折的传播过程，读者可以理解“功利主义”概念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下的变迁，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的表达与边沁、穆勒的utilitarianism的原初理论所存在的差异以及最终中国民众所接受的思想概念的核心内容。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义利之辨G206；H159A009216
边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理论，通常被称为古典功利主义。随着18世纪西方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进而产生了在新的社会原则下重建社会规范性秩序的要求。 功利主义作为转型时代的思想产物，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完成了工业文明新阶段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建立所对应的思想资源方面的根基性工作，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伦理准则，甚至今天仍影响着西方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理论作为曾在西方社会历史上发挥过如此重要作用的思想资源，虽然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进入了中国社会，但实际上被中国社会所普遍理解、接受的思想内涵与边沁、穆勒学说的原意有着很大的差异。除学术讨论范围外，大多数情况下“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被理解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权衡利弊得失 、 只讲利益不讲道义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按照现代汉语惯常的用法，当我们将某人与“功利主义”挂钩的时候，它几乎成为一种贬义的表达，甚至可以否定其道德人格。但无论如何，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影响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全过程并仍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持续发挥着影响。正如王国维所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①
对照utilitarianism在西方社会转型阶段中的作用，观察utilitarianism在当下中国社会所得到的理解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考察：Utilitarianism这个重要的现代社会思想资源是如何“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的？其传播过程中边沁、穆勒初始的立意是如何被理解并被翻译表达的？Utilitarianism其思想主旨在中国语境下究竟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终民众接受认可的思想概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而针对这样的研究目的，所开展的研究将涉及许多方面，既与思想史所追求的目标有关，也涉及概念史范畴的理解，甚至更需要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考察具体的史实，即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首先需要在文化传播史的意义上厘清“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努力还原“功利主义”传播的具体脉络。但仅仅止步于了解所有的史实远远不够，笔者的思路是在梳理“功利主义”传播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文化思想的接受过程，从而可以深入到文化思想史意义上的融合对比以及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此研究的要义是将不同文化系统的本质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坚实基础上，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和书面意义上的、纯思想性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倘若简单地仅从书面意义上进行理论化（抽象意义上）的思想的比较，很难通过挖掘出沉淀在词语变化及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验及时代意义来达到揭示时代特征并最终服务于当下社会的目的。在研究的技术手段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目前已能通过数据库技术查阅部分晚清及民国期间的报刊全文，并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查询到日本明治期间的相关参考资料，为此研究提供了获得基础资料的技术可能性。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 页。
李青：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本文根据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框架，试图首先厘清以“功利”作为核心译词命名的“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路径以及该词的语义嬗变过程，笔者期待能从该部分研究中梳理取得对“功利主义”传播的真实过程的一些基本认识，而其传播过程中相关的思想性分析拟另文探讨。
一、 utilitarianism最早的中文译词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一般专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冯天瑜将此过程划分成五四运动之前经历的三个阶段。西学东渐及创译新语的第一阶段以利玛窦1582年入华开其端，至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告一段落；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初叶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五四运动）。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页。
根据笔者的查询，utilitarianism最早与中文的接触始于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英汉字典翻译，该词的首次中文译词出现在1869年2月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写的《英华字典》第四卷Willia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61869， p. 1903. 相关词条还收录了utilitarian （a.利用的，裨益的； n.以人为意者，从利用物之道者）和utility （n.益，裨益，利益，俾益，加益，致益，有益）。 。而根据现有资料，19世纪初中国几本影响较大的英华字典均未收录utilitarianism，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1822）、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字典》（1844）、麦都思的《华英字典》（18421843）等。罗存德没有像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一样选择中国字典（《康熙字典》）作为选词的词源参考，而是采用了当时西方比较权威的美国《韦氏大辞典》作为编辑《英华字典》的蓝本熊英：《罗存德及其〈英华字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第56页。，才使utilitarianism有机会在19世纪后期如此早地进入中国文化圈。
《英华字典》中utilitarianism的中文譯词为 “利人之道、以利人为意之道、利用物之道、益人之道、益人为意”。 显然这种通过短语对utilitarianism的理解并没有完成对该词的“词化”过程，即使用单一词汇来表达一个在语义上较为复杂的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也可理解为这种译词的处理尚未实现该词的“概念化”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译词所表达的意思显然与边沁的原意有错位，当年的中国读者通过该译词很难得到对边沁原意的完整理解。实际上这并不是缺乏接触原文所致，《英华字典》的编篡者即使未读边沁原著，也可以很容易从该字典的蓝本（《韦氏大辞典》）上的英文注释Webster Noah，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48. p. 1100. Utilitarianism： 1. The doctrine tha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should be the end and aim of al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Bentham； 2. The term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the doctrine of Hume that utility is the sole standard of moral conduct； or that every thing is right which appears to be useful， irrespective of Gods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in his word.； 3. The term has also， sometimes， been applied to the doctrine that virtue is founded in utility； or the practice of virtue is enjoined by God solely on the ground of its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highest happiness of the universe.中清晰地了解到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所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终极目标”以及“效用是道德行为的唯一标准，并且强调排斥上帝（神）的介入……”等核心信息。而这些含有抛弃传统观念、建立社会新规范的思想要点并没有被《英华字典》的中文译词所表达，该译词模糊了utilitarianism的原意。
根据沈国威的研究，中国在20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译词创造的工作是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但传教士的汉语能力不足于造词，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西士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沈国威：《词源探求与近代关键词研究》，载《东亚观念史集刊》， 2012年第2期，第263282页。根据张法的介绍，在传教士的翻译过程中，有中国士人的参与，加之翻译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进行，出现了所谓“以西屈中”的情况，即为了让中国人理解，翻译过程中让西方思想文化适应中国主体文化环境。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史有为也提及传教士辞书在编纂时大都有中国助手的咨询和帮助，在译词的选定上不可低估中国助手的作用。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9页。《英华字典》的做法本质上是将边沁的思想原则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框架中来理解（实际上边沁的思想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文化的“修身之道”的比附来进行匹配选词。对如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痕迹的翻译，笔者认为很大可能性是《英华字典》在译词选择的操作层面上受到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影响，这也许可以是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何种程度上该译词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对utilitarianism的原初理解。针对中西交流中的类似现象，朱自清先生曾指出，“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人文科学更其如此，往往必需经过一个比附的时期，新的正确的系统才能成立”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三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39页。。
继《英华字典》之后，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英汉字典，如《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江德英华字典》（1882）、《麦嘉湖英厦辞典》（1883）均未收录utilitarianism一词。冯镜如的《新增华英字典》（1897）虽然收录了该词，但基本上是对罗存德《英华字典》注释的摘抄。约四十年后，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才出现utilitarianism的中文翻译词条。自《英华字典》的首次中文译词出现到1900年左右，目前尚未发现国内有涉及该思想传播方面的历史文献，表明这段时间内utilitarianism并未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产生影响。
二、 utilitarianism译词在日本的嬗变
考察晚清至民国初年时期西方思想的传播，来自日本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当时在日本，utilitarianism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随后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历史背景是当时的日本幕府瓦解，明治政府上台。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开始以西洋文化为模式的全面改造。日本确定了以“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为建立新国家的三大目标 ，开始了学习西方、追赶列强之路。严绍璗：《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载《国际汉学》， 2012年第2期。日本国内兰学当时日渐式微，英、法、德等洋学逐渐兴起。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932年在《对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一书中写道：“从明治初年到明治23年期间，以哲学为中心的思想潮流大体是启蒙思想，英、美、法的思想占优势。它不是单纯的‘优势，它像汹涌澎湃的洪水一般侵入日本。也就是说，英、美的自由独立思想、法国的自由民权思想等都纵横交错地被介绍进来，被主张、被倡导、被宣传，成为相当广泛的席卷社会的浪潮。”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文中专门提到边沁、穆勒的思想，utilitarianism正是这样被引进了日本。
众所周知，日译汉语词在汉语外来词中有特殊的地位，考察utilitarianism在日本的传播过程，首先要了解它在语言上是如何被翻译的，该译词的词汇化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词义的构成理据是什么，进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它如何影响了“功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这些澄清史实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下一步开展“功利主义”涉及中西文化思想层面交流融合研究的必要基础。
笔者首先考察了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在英和辞典中的收录情况、边沁和穆勒著作的日文译本的译词以及当时日本学术著作中的有关utilitarianism表达。通过对辞典和文章中译词的归纳梳理，希望了解不同译词的演变过程，并尽量根据文章中的用词语境理解utilitarianism译词的表达。
明治初期，日本由于西方各种新思想的引入，对英文的翻译需求渐趋旺盛，出现了大量对英语工具书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明治期间先后出版了大约120余本各类英和字典工具书早川勇编纂：《日本の英語辞書と編纂者》，日本春風社，2006年。，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初始阶段，英和字（辞）典用词并不统一，这种各字典不同译词的选择比较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西方外来思想的理解状况。据此，笔者查找了明治时期的英和字典类工具书百余本，筛选出相关英和字典工具书80余本，比较了utilitarianism在明治时期的各种相关译法，试图厘清utilitarianism译词的演变。
根据所收集的明治时期英和字典中utilitarianism的译词资料，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这期间曾先后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译词，如“利学”“利道”“利人之道”“利人主义”“实利主义”“实利学”“利用论”“福利学”“巧利说”“功利论”“功利说”“功利主义”等。在1880年之前英和字典收录的utilitarianism词条的译词含义多为“利人之道”“利用之论”“利学”“道之本源在于利”等，未见统一。此后至1890年左右，各字典的释义较为丰富，“功利”“实利”“利人之道”等关键译词共存，含有“功利”的核心译词首次出现在《哲学字汇》井上哲次郎：《哲学字彙》，东京大学三学部，1881年，第97页。中。 1890年后， “功利”作为核心译词逐渐地被更多字典采用，“功利学”“功利道”“功利论”等含有“功利”的译词逐渐增多，最终“功利主义”固定为专有名词并被接受。完整“功利主义”译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886年的《和译英文熟语丛》斋藤恒太郎：《和訳英文熟語叢》，公益商社，1886年，第682页。中，不过该字典是将“功利主义”译词放在utilitarian词条下，对应的英文为utilitarian principle。而“功利主义”作为辞典的独立条目则最早出现在1905年的《普通术语辞汇》徳谷豊之助、松尾勇四郎：《普通术语辞汇》，敬文社，1905年，第308页。中。进一步分析译词的演变过程可知 “功利主义”译法不是直接得出的，而是由“功利”之意经 “功利学”“功利论”最终过渡至“功利主义”。其演变路径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组成，即：“功利”+“主义”。在出现包含“功利” 译词的同时，“功利学”“功利道”“功利教”中的“学”“道”“教”也过渡到“主义”一词，演变为后缀意义的词意。而有关“主义”一词的溯源，据余又荪考证，将principle译为“主义”是由西周决定的，他于18721873年首先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主义”一词。余文荪：《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续）》，载《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0期。陈力卫根据日本学者的文献认为最初的词意是指原理、原则。这是中文古典义的活用，然后才作为词缀“ism”的译词被广泛使用。陈力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和泛化》，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笔者针对出现在辞典中的主要译词“利人之道”“利学”“功利”进行了溯源考察。由于《英华字典》出版后迅速被引入日本沈国威：《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第101页。，采纳 “利人之道”显然是《英华字典》的影响，并表明日本学界的这种理解并不来自于本土。《英华字典》曾对明治期间的英和字典工具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明治期间英和辞典的主要参考资料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1。，如明治中期最具影响力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就是以该字典为主要译词来源的。
“利学”是由日本著名哲学家西周所提出的， 1875年西周在《人生三宝说》西周：《人世三宝说》，见大久保利謙编：《西周全集》第1巻，东京：宗高书店，1981年，第515页。中将utilitarianism译词从最初的“便利”改为“利学”， 1877年西周用古汉语翻译了穆勒的著作Utilitarianism，并将“利学”穆勒：《利学·译利学説》，西周译（汉文版），东京：岛村利助掬翠楼藏版， 1877年。 冠为书名。鉴于西周当时作为著名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影响力，“利学”“便利”也曾影响明治时期的部分英和字典。
“功利”一 词来自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这是日本第一本哲学专业术语辞典，为明治初期哲学术语译词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哲学字汇》是以William Fleming的Vocabulary of PhilosophyWilliam Fleming， Vocabulary of Philosophy， Mental， Moral， and Metaphysical； Quot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Use of Student， London and Glasgow： Richard Griffin and Company， 1858.为蓝本，经大幅度扩充编纂而成。Vocabulary of Philosophy词条包含utility，并无utilitarianism，但在deontology的词条下提及边沁及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所以井上哲次郎当时是有机会接触了解到边沁的。关于 “功利”译词的溯源，余文荪曾撰文认为“井上哲次郎是根据管商功利之学译为功利主义。功利一语，屡见于管子书中”余又荪：《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续）》，载《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0期。。朱明也提及“‘功利主义未流行前，称为‘利学论，后井上根据管子，才译成这名词”朱明：《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变迁》，中日文化协会出版，1932年，第41页。。但余文荪、朱明均未给出井上哲次郎采纳管子提法该推断的任何直接依据。《哲学字汇》第一版“绪言”提及该辞典的译词来源是参考了中国典籍《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五车韵瑞》。除这三本典籍外，还可以从《哲学字汇》中部分译词的注脚了解到译词来源还涉及其他中国典籍，如《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笔者查阅、归纳了这些典籍中关于“功利”的表达，基本为中国传统中的“功名利禄”之意。如清代官修大型辞藻典故辞典《佩文韵府》中有关功利的解释张玉书等编：《钦定佩文韵府》，上海同文书局，1886年，第63卷，第22頁。有关“功利”出处可见：《史记·平准书》，“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荀子》，“隆诈势，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何晏·景福殿赋》，“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朱庆余诗》，“深映菰蒲三十里，晴分功利几千家”；《苏轼·次韵子由诗》，“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刑独守老成余”。与当下世人对“功利”的理解并无大的区别，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义利之辨”中“利”的概念。井上哲次郎1902年在讨论东西方伦理思想差异时谈到了他对西方功利主义与中国功利之间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的功利主义虽是建立在周密的学理之上的道德主义，从本质来说却是同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功利的主义和方针是一致的。所以西方的也加上了功利主义这个名称”井上哲次郎：《巽軒講話集· 初編》，东京：博文馆，1902年，第452页。。尽管目前无法查寻到井上哲次郎关于选择“功利”译词的原初文本说明，但根据这些信息基本可以确认，井上哲次郎选择“功利”的原始出处应该是中国典籍，他所理解的“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功利的主义”实际上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去理解边沁、穆勒的思想。据此用井上哲次郎所理解的“功利”内涵比较边沁、穆勒的utilitarianism思想内涵，显然两者仍有着很大的错位。
以上是根据英和字典来考察译词的变化并对关键译词进行了溯源。笔者对utilitarianism在明治时期相关文献中的表达也进行了考察，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该概念的演变及传播。
据查询，边沁和穆勒的著作在明治期间几乎同时被介绍进日本，笔者参考山下重一山下重一：《ベンサム，ミル，スペンサー邦訳書目録》，载《参考書誌研究》，1974年第10号。的工作补充整理了日本当时引进边沁、穆勒与utilitarianism有关的译著以及日本学术界当时涉及介绍该学说的部分著作计近60本。从整理的资料中可见，1880年前各种译著及相关的书籍中有关utilitarianism的译词与当时英和辞典的选词大体相同，以“利学”“利人之道”为主；而从1880年至1890年，却以“实利主义”为主，虽然“功利”一词这时已经出现，但只在少数著作中使用，尚未有很大影响；1890年后，含有“功利”的译词开始流行，1900年左右“功利主义”译词被基本接受。
西周是日本介绍引进utilitarianism的第一人，作为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1870年他开始在私塾育英舍授课，系统阐述包括utilitarianism思想在内的西方多门学说（涉及许多当时尚未普及的译词），西周在授课的讲义⑥⑦手岛邦夫：《日本明治初期英语日译研究——启蒙思想家西周的汉字新造词》，刘家鑫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第20页；第32页；第57页。《百学连环》西周：《百学连环》，见大久保利謙编：《西周全集》第4卷，东京：宗高书店，1981年，第180页。中首次用“便利”一词介绍了utilitarianism。这是日本最早关于utilitarianism的译词，在1875年发表《人生三宝说》时，西周将译词改为更直接意义上的“利学”。1877年，西周用“利学”作为书名翻译了穆勒的著作Utilitarianism，确认了他对该译词的坚持。该书按原文的五个部分用汉语完整翻译了穆勒的原著，对于此处的“利”，他在序文中解释：“以利为大本，称之为道德学”，并在《利学》第二章“如何是利学”的批注中特意提及“朗卢阪谷朗盧（18221881），幕末汉学家，教育家。通称希八朗，名素，号朗盧。云梁恵利国之利、孟子为仁义之利、人苦分别、读此章则涣然冰释”。除前面提及“利学”译法曾对明治期间英和字典产生了影响外，该词对当时的一些译著也产生了影响，如林董的《刑法论纲》、岛田三郎的《立法论纲》中均采用了西周的“利学”作为译词。有研究表明，西周《百学连环》中的其他译词参照了《英华字典》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⑥，尽管当时有《英华字典》可以参考，但西周仍然选择了“利”字作为utilitarianism的核心译词，无论“便利”以及“利学”，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结合西周在《人生三宝说》中所表达的观点，他也许是取“利”字中所含“收获、得到”以及“利益”之意。至于西周采用“利”与“学”搭配，手岛邦夫研究西周的译词方法时曾提到，西周三字汉字译词接尾字为“学”字的词汇高达77个，从一些痕迹可以看出，他特别热心于创造学问名称。⑦笔者推测也许他同样将utilitarianism作为一门学问处理，试图用一个双字的词来简洁表达。
穆勒Utilitarianism的第一个日文译本是1880年涩谷启藏翻译的《利用论》渋谷启藏：《利用論》，东京：山中士兵衛，1880年，例言。，书中译词为“利用之道”。在该书的例言中涩谷启藏提到：“原名为‘utilitarianism，是以公利幸福为道德目的，所以或译为利人之道或译为利用之道，虽然如此，至今仍在探寻其义，暂且先借利用二字。”由此可知，涩谷启藏对该词的理解是源于《英华字典》“利人之道或利用之道”的解释。小池靖一在1879年出版的《法学要义》中提出utilitarianism是“道之本源在于利”的学说。Sheldon Amos： 《法学要义》 ，小池靖一译，东京：回澜堂，1879年，第8页。小池认为法学的本源在于“利”字。小池在文中解释边沁功利主义的宗旨便是益世。
小野梓1879年在《共存杂志》发表的《利学入门》全面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将utilitarianism理解为“真利之学”，并提出此中的“利”并不是当时与孟子所提倡的“仁义”相对的含义，与其他大多数日本学者不同，他对“利”的理解并不与通常意义上的利益相联系，而是借用了大乘佛教“无上大利”中的“利”之本意，这是源于佛教《无量寿经》的“欲拯济群萌，惠以真实之利”的意思。
1884年陆奥宗光将边沁的《道德及立法的原理导论》翻译为日语版的《利学正宗》，使用“实利主义”来表达utilitarianism。译者在书中解释如下：“如果对书名进行直接翻译的话，多半会使用道德以及立法的主义总论中的‘义，不过，边沁的著作中几乎均曾有实利主义出现。尤其是该书中非常认真反复地对该主义进行了演绎。因此，我将该书的名字翻译成了利学正宗。”边沁：《利学正宗》，陆奥宗光译，东京：稻田佐兵卫，1884年，凡例第1页。陆奥宗光给岛田三郎翻译边沁的另一篇著作《立法论纲》边沁：《立法論綱》，島田三郎译，东京：律书房，1878年，序。作序时提到他认同边沁的utilitarianism， 并提及他译为“实利学”。将边沁的思想理解为“实利”，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的统计，1880年到1890年间相关的21本著作中有15本使用了“实利主义”，比例非常高，而归纳当时使用“实利主义”著作的文本语境进行分析后得出，“實利主义”有两种比较多的主要表达，分别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如生島肇《政談討論百題》（1882）、杉山藤治郎《政談学術演説討論種本》（1883）、松永道一《地方自治論》（1888）等。和“追求现实利益和效用的思考方式”如アルフレッド·フォウィリー的《国家教育論》（1896）、尺秀三郎的《新編實用教育學》（1897）、三原賚太郎的《小哲學》（1900）、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義評論》（1900）、吉田精致的《倫理学要義》（1907）等。。笔者认为此时“实利主义”使用比较频繁，是源于明治初期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观念变化，他们抨击传统儒家束缚道德、追求虚名的世界观，提倡引进西方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丰富物质的方法论。日本人当时理解“实利”一词的主要意思是“实际利益和效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实际利益的角度解读utilitarianism，而现代日语中“实利主义”的释义就包括“基于现实利益或实际效用的思考方式”的解释也许也能帮助我们确认。
综上可知，明治时期边沁穆勒著作的日文译本中虽对utilitarianism有所提及，但均为译者本身的理解。西周的译词“利学”以及“实利主义”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并未形成统一译词。
1883年，井上哲次郎发表了他的首部伦理学著作，题为《伦理新说》。井上哲次郎使用《哲学字汇》中的核心译词“功利”，称utilitarianism为“功利教”。他在此书中说：“休谟首次创建功利教，然而至今没有很大的发展。其后边沁主张人生之目的在于功利，令世人大惊。” 井上哲次郎：《倫理新説》，东京：酒井清造，1883年，第10页。1887年井上园了在其论著中采用了 “功利说”的说法。他认为边沁的功利说类似于墨子的“兼爱”。井上円了：《墨子の兼愛はベンサム氏等の功利説に近し》，载《哲学要領》，哲学书院，1886年，第97页。1900年加藤弘之的《道徳法律进化之理》也采用了“功利说”。
通过对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在辞典中的收录、边沁及穆勒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中的译词以及在日本学术著作中的体现这三方面进行归纳，笔者认为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日译词义的演变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引入期（1880年之前）此階段日本译介边沁、穆勒的作品多为政治、法律方面。出版的书籍及资料中对utilitarianism的翻译多为学者自身的理解，没有统一的解释。此期间日本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将utilitarianism的核心归于“利”。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来源于儒家思想，与幕府时期日本社会所尊崇的“武士道”文化中的“义”相对，含有“利益”之意；也有学者采用“利用”释义，含有“利用厚生”之意；还有采用的是佛教对于“利”的理解。此阶段特点为：字典方面收录utilitarianism的辞典较少，且多受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译作方面多为日本学者自己的理解，“利”被确认为核心词义，受汉学思想影响比较明显。
容纳期（1880 1890年左右）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被日本学者广泛传播。在当时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中虽提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古典的享乐主义不同，但并没有用单独的专业词汇定义。功利主义和霍布斯、康德等人的学说一起被定义为“快乐说”或“实利主义”的一种（如：利益之道学Fouillee， Alfred：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文部省编辑局，1885年，第941页。、 普汎的快乐说ヘンリー·シヂウヰック：《倫理学说批判》，东京：大日本图书，1898年，第793页。），也有书籍中注明“实利主义”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意。井上哲次郎在《哲学字汇》以及《伦理新说》中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当时并没有得到普及。此阶段字典和书籍中utilitarianism的释义增多，“功利”释义出现，但出版书籍中仍以“实利主义”为主。
确定期（1890年以后）尽管1890年后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以及各大学的教材中已经多采用“功利主义”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濒临解体，传统保守思想开始主导。随着西方英美思想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排斥，“功利”的贬义词含义逐渐加重。此阶段尽管日本学界曾有过多种译词，除“实利主义”外，也有人提议译为“公利主义”“效用主义”，甚至建议译为“大福主义”一ノ瀬正樹：《 功利主義と分析哲学》， 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2010年，第4页。，而字典和书籍中已经普遍接受utilitarianism为“功利主义”，其使用逐步普遍化，被日本社会普遍接受。查询相关资料也可知 ，1900年左右，日本当时已有数种书籍使用“功利主义”一词除《奠都三十年》（1897）外，如：河合栄治郎的《英国派社会主義》（1900）出现有《（一）下部構造としての功利主義目次》《（一）功利主義の修正》；加藤弘之的《道徳法律進化の理》（1900）出现有《第三章功利主義の性質及び種類》；井上哲次郎的《巽軒論文》（1901）出现有《第一利己主義と功利主義とを論ず 》《本論下功利主義の道徳的価値》；松井広吉的《上杉謙信》（1902）出现有《武士の斬取強盗は功利主義》； 加藤弘之的《自然界の矛盾と進化》（1906）出现有《第四章：自然人為の二淘汰に基ける功利主義》； 桑木厳翼的《倫理学講義》（1908）出现有《功利主義》；等等。，反映了 “功利主义”的接受程度。
此外，观察到明治早期各相关文献中utilitarianism的译词选择虽有不同，但都包含对“利”的理解，译词背后的思想指向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三、 “功利主义”进入中国传播
以上考察了“功利主义”译词在日本的形成过程，但它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的呢？冯天瑜指出：“‘西学东渐的第三阶段，汉语系统更大规模吸取欧洲语汇主要是二个途径：一是掌握了西文和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马建中、严复等）直接译自西书；二是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入，传输主体是留日学生和寓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如梁启超等）。”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页。狭间直树形容明治维新后这一时期作品以洪水之势涌入中国。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 严复与“功利主义”传播
关于最初“功利主义”如何被引入中国，学界曾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撰文认为是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而成为国内第一个译介“功利主义”的思想家冯洁：《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26页；欧德良：《从梁启超看晚清功利主义学说》，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张周志：《论中国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致思》，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肯定了严复对引进功利主义的贡献。严复被称为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第一人，但具体到“功利主义”的传播，严复是将“功利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吗？在“功利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严复在《天演论》《原富》中所表达的确实是边沁、穆勒的主要思想吗？
《天演论》常被认为与严复传播“功利主义”相关并被引为论据，是严复在《天演论》中使用了“功利”词句的表达。《天演论》共有三处出现含“功利”的词句，除其中一处出现在“自序”外，常被讨论的是出现在“群治十六”的复案中的两处“功利”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2页。。严复在《天演论》中，除译介正文外，更多的是通过按语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和观念。关于严复此处使用了“功利”词句的表达，应该注意到这并非是译介《天演论》正文，而仅是按语，只是严复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有关涉及“功利”一词的内容，通过观察严复文中表达观点的基本用词，发现其和“义利之辩”中常常引用的董仲舒、颜元用词董仲舒的表达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颜元的表达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严复的表达为“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一样（严复所表达之意与颜元完全一致），其学理脉络显然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框架所展开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严复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所作的观点阐述，其目的是纠正当时不问国计、轻视经济的“非功利”思想。对照边沁、穆勒学说的核心要点，严复此处所阐述的“功利观”应该与西方功利主义的内涵不同。尽管严复此时所表达的功利观出现在介绍西方思想的译著中，但其采用的思想资源却仍然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功利之说”的内容，与边沁、穆勒的核心概念并无直接关联。从此角度考察，笔者认为此处将严复理解为借助《天演论》按语参与了一场中国传统思想意義上的“义利之辩”讨论并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似乎更合理，而不应认为严复此时通过《天演论》的译介而引入了西方的“功利主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30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富》开始附有译名表，而译名表中将“utilitarianism”对应于“功利之说”，但《原富》正文中并没有“功利之说”一词。通过该书的“严译名著丛刊例言”方知，编辑注明该译名表 “也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了”， 但这极易误导读者，认为严复在此书中将原文中的utilitarianism翻译为“功利之说”。部分学者在严复研究中曾受此误导（包括《群己权界论》中的“功利主义”用法）。
为更全面地了解严复对西方“功利主义”的理解、接受，除《天演论》文本外，笔者对《严复全集》严复：《严复全集》，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所有文章中包含“功利”一词用法进行了核验，核验统计了严复的译著、书信和文章中所有包含“功利”词句的使用之处。 针对英文中可能出现与边沁、穆勒思想学说相关的utilitarianism，utilitarian，utility，笔者同时也校验了严复八本译著对应的英文原版中这些英文词所对应的所有中文译词，即从英文译中文的方向对严复的译著进行了求证。
根据笔者对严复著作中涉及“功利主义”中英文关键词句使用情况的检索，严复的所有文章（《严复全集》范围内）几乎没有进行过与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学说相关的实质性讨论。即使提及“功利主义”或与此相关的词语，也仅仅用于说明或论述其他观点，并非介绍讨论“功利主义”概念本身。笔者使用“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中英文关键词进行验证，结论依旧。史华兹对此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也提及：“One need not assume that Yen Fu is completely uninterested in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as an ultimate goal”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17.。川尻文彦将其解读为：“精通英国思想的严复自身，看不出对英国的‘功利主义有多大兴趣，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没有对‘功利主义有更深刻的论述。”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梁启超与“功利主义” 传播
章士钊曾指出，“边沁学说之初见于吾国，实由《新民丛报》”行严：《法律改造论》，载《民立报》，1912年7月3日。，肯定了梁启超在“功利主义”传播中的作用。笔者通过当年史料对此进行了查证。
关于梁启超首次公开提到“功利主义”，一般认为是发表于1901年1月《清议报》的《霍布斯学案》。冯洁：《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28页。笔者目前查询“功利主义”的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上，作者是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郑云汉，文中提及“德国之国家主义，英国之功利主义，法国之自由主义，即太平内之三世也”郑云汉：《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载《清议报》第31册，1899年10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21页。。而梁启超1900年2月在《清议报》梁启超：《汗漫录（接前册）》，载《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4页。以任公署名发表了《汗漫录（接前册）》梁启超在文中对“思潮三派壮”的注释中写道：“日本明治间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国之功利主义、二法国之共和主义、三德国之国家主义。”另梁启超创作该诗是于1899年12月20日离开横滨乘船去夏威夷的途中。见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首次提及“功利主义”，其提法与郑云汉基本一致。笔者针对“三派新思潮”的线索，查询到日本高山林次郎在1897年发表的《奠都三十年》，一书中提到“福泽渝吉为代表的英吉利功利主义、中江兆江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高山林次郎：《奠都三十年：明治三十年史 明治卅年間国勢一覧》，东京：博文館，1898年。。显然这来源于当时日本社会已有的提法，并不是梁启超等人的原创。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高山林次郎：《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古同资译，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首版于1902年由广智书局发行），第10页。译者为罗普（原名文梯，字熙明，号孝高，笔名古同资）。，此书多处涉及当时各种“主义”“思想”称谓的提法，如西洋主义、欧化主义、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实利主义、平民主义等等。可见“功利主义”已经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新思潮提法之一。另外此书译者罗普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他曾与梁启超共同前往箱根读书，与梁启超共同编有《和文汉读法》一书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并曾任梁启超的口语老师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页。，也与梁启超共同翻译过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 1902 年的《新民丛报》第224号。。《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序言的作者赵必振在该书中也提及上述各种“主义”“思想”的称谓（译法）。赵必振曾任《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校对、编辑，作为同事与梁启超关系应该比较密切。由此也可推断，“功利主义”一词当时并非只有梁启超一人使用，而是当时一批旅日青年学者的流行用语，而其来源应该是当时的日本学界。
梁启超1902年8月发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045页。他注释为“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utilitarianism的理解并比較正式地宣布使用“乐利主义”作为译词。有意思的是尽管梁启超在这篇文章宣布从早期使用“功利主义”译词转为“乐利主义”，并给出了相应的理由，甚至表示出应该矫正错误译词的意向，但随后在自己的文章中却还继续使用“功利主义”。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二十三》，载《新民丛报》第46期，1904年2月1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15页等至少三篇文章。这表明梁启超并未认真坚持“乐利主义”译词。类似的例子还有“革命”一词，他曾专门撰文《释革》讨论该词，提议用“变革”代替“革命”，但随后继续使用“革命”一词。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
梁启超当年通过《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传播介绍西方新思想，除上文提及的《霍布士学案》和《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与“功利主义”有关外，还有数篇文章涉及功利主义讨论，如《南海康先生传》（1901）、《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论立法权》（1902）、《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新民说》（1902）、《子墨子学说》（1904）、《德育鉴》（1905）、《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知不可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墨子学案》（1921）、《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1924）、《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孟子之内容及其价值整理）（1923）、《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等，约30多万字。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在“功利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四、 “功利主义”译词在中国的厘定
任何新词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往往涉及一些关键节点，笔者对涉及“功利主义”厘定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梳理。
1903年的《新尔雅》是清末民初由留日中国学生编写的新语词典，主要收录西方的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术语，这些新词汇大多数来自当时的日语新词，该书对规范清末民初的译词发挥了作用。Utilitarianism在《新尔雅》书中被定义为：“以功利为人类行为之标准者，谓之功利主义。”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明权社发行，1903年，第69页。
清政府针对当时词语混乱现象，也做过术语的厘定工作。1903年同文馆改称“译学馆”，译学馆内设有文典处，负责术语选定的工作。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1909年学部下设“编定名词馆”，聘严复任总纂。1911年发布的《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收录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论派”。学部编订名词馆编撰：《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1911年，第3页。
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翻译，清末民初的传教士也意识到了译名需要统一的问题。191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季理斐编著的《哲学术语词汇》出版，这是传教士统一术语的工作，其影响也很大。在《哲学术语词汇》中，utilitarianism被译为“功利说（实利论）”。李提摩太、季理斐编：《哲学术语词汇》（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上海广学会，1913年，第69页。
1915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中国第一本近代国语辞典《辞源》。辞源编纂的主要动机是要解决清末民初出现的新词问题。《辞源》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方面上溯古语，另一方面下接新词，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辞源》中， utilitarianism被译为“功利派”。方毅等：《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342页。
张法对哲学辞典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定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日本新词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哲学语汇建立在西方哲学之上的哲学体系以辞典的形式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其标志性成果是樊炳清1926年的《哲学辞典》。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樊炳清的辞典是根据日文和英文资料编写的， 对西方哲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比较全面，蔡元培在为之撰写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字典收录了utilitarianism，将其译为“功利说、合理功利说”樊炳清：《哲学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86页。，并用了两千余字作了详细的解释。
《新尔雅》规范来自日语的新词；《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是官方编订的名词表；《哲学术语词汇》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统一哲学术语的最终成果；《辞源》是第一本近代大型辞典；樊炳清的《哲学辞典》是哲学类专业辞典。这几本工具书当时都具有一定权威性，它们的收录对 “功利”作为核心译词被社会接受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五、 译词“功利主义”的接受及讨论
以上是关于“功利”作为核心译词在中国社会传播流行的主要过程脉络。 但“功利主义”一词在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得到肯定，一直有观点认为“功利主义”并非适合的译词，只是因为使用时间久了，约定俗成，难以纠正。1912年，章士钊就指出，“功利主义戓实利主义，此沿日人之侈译，非良诘也。功用二字较近是，以云良诘则犹未也，故用之以俟良者。……浅识者流以其竞言功利也，功利二字非榷詁，致起皮相之纷争”。行严：《法律改造论》，载《民立报》，1912年7月3日。1936年首次完整翻译穆勒Utilitarianism的唐钺也不认同“功利主义”译词。穆勒：《功用主义》，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译者附言。盛庆琜提到，“功利主义”一词，在非学术性的场合，习惯上用为贬词，系指重利轻义的态度和行为。约定俗成，已经无可挽回。盛庆琜：《功利主义新论》，顾建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序，第1页。2007年重译穆勒Utilitarianism的徐大建也持同样看法，他认为盛庆琜的意见极为有理。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译者序，xxiii 。翟小波也说道：“用功利这样一个词来翻译utility及相应的utilitarianism，实际上一开始就把utilitarianism贬入了道德低谷，就为客观地介绍和公平地理解utilitarianism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实际上也正是utilitarianism在我国学界的命运。”斯科菲尔德：《邪恶利益与民主》，翟小波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其实不仅是中国，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川尻文彦指出：“日语中的‘功利，则有‘算计、‘利己等负面语意。因而‘功利 与‘功利主义等词，无法完全传递 utility与 utilitarianism的本意。这个情况历来常被很多人指出，比如英国学大师长谷川如是闲（ 18751949） 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田中浩认为，在英语中“utility”一词的原义含有“有用”“有益”“效用”等含义，用于表示能够让人类享受市民生活的有用的、实用的东西。而与之相对，翻译成日语的“功利”则会给人以强烈的 “有所盘算的”“贪得无厌的”之类的感觉。因此可以说，从1876年（明治十年）左右起，与当时渐渐在日本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相对比，在漫长的岁月中，功利主义概念都始终给人以一种利己主义的负面印象。田中浩：《国家と個人》， 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第112页。日本学者的另一种看法是随着19世纪商业化与大众化的不断发展，这些词汇都超出了边沁原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功利主义”这个词汇或这一意识形态就会被附加上通俗性这类印象。深貝保則、戒能通弘：《ジェレミー·ベンサムの挑戦》， 京都：株式会社ナカニシヤ， 2015年，第276页。
此外，如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考察，utilitarian，utilitarianism确实存在着并非唯一准确表达原意并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关于utilitarian，utilitarianism的词根utility，边沁自己也认为“不能清晰地表达快乐和痛苦的概念……在幸福和快乐与功利之间，缺乏足够显著的联系……”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页。William L. Davidson更直接地指出：“utility和utilitarianism 这两个词由于本身在日常生活中种种所附带的意思而被误解。原因是这两个词与人的愿望和努力联系起来时，往往容易影射到人的自私和商业利益的概念。这两个词所指的事物在普通人的眼光中不免被视为卑鄙。”William L Davidson，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The Utilitarians from Bentham to J.S Mill， Thornton Butterworth LTD， 1915， p. 11.
但决定一个新词能否被社会接受的更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明治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处在图强奋发的大背景中，强调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所以学者们非常容易将utilitarianism的理解与“有用、用处” 之意挂钩，并进一步与财富等物质利益进行更直接的联系。西周正是基于utilitarianism，提出了“人生三宝说”，其中把富有作为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并不一致，当时日本社会的武士阶级并不重视金钱，他的观点甚至引起当时人们的惊讶。西周试图使用该学说成为改变当时日本社会不符合时代发展思想的利器，以达到用新思想推动改变人的观念。陆奥宗光《立法论纲》的序中也认为应重视德川时代受到轻视的“利”，并以此追赶学习西洋文明。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对功利主义的传播发挥了作用，据川尻文彦介绍，福泽谕吉的“功利主义者”形象在當时已渗透人心，但应该注意的是，此处的“功利主义”绝无正面的语意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福泽谕吉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边沁、穆勒的思想，将边沁思想演变为重视追求金钱财富的主张，认为功利主义就是宣扬争利、强调金钱。他虽然批评西洋人“唯利是图”，但又认为并非不可言利。他告诫日本人说：“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7页。 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他所谓的“利己”“利他”的理论模型简单地运用到国家关系层面，寻求个人与国家或者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他的社会进化论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优胜劣败”的理念，并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集体功利主义原理。1916年加藤弘之发表了题为《儒教乃功利主义》的演讲，随后井上哲次郎发表了《儒教非功利主义》一文反驳其观点，引发了一场受到关注的争论，但井上哲次郎批驳的“功利主义”并非是边沁倡导的utilitarianism的原意，而是被理解为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如加藤弘之所谓驱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利己之力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分析使人不难理解西周、井上哲次郎等日本学者当年选择与“利”有关的译词背后所呈现的某种历史必然。
第三，文章澄清了对严复在传播“功利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的误解，肯定了梁启超将“功利主義”译词引入中国的作用。
第四，1900年前后，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书籍印刷品的推广，“功利主义”作为utilitarianism的译词引进中国后逐步产生影响，期间也经历数种不同称谓的演变，在得到民间及官方的厘定认可后，最终“功利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由于文化传统及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后被理解为所谓旧式“功利主义”，被“义利之辩”其中的概念同化，造成“木已成舟”的现实。
“功利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被接受的过程，折射出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思想的变化复杂性， “功利主义”译词虽然在争议中最终被社会接受，但词义已经发生相当的异化。Utilitarianism一词西学东渐发生的语义嬗变本身就折射了国家原有传统、近代社会现实以及译介者本人的学识及思想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历史某种传承的必然。事实上，一个新的社会概念被引入时，原有的观念不免会以自有的方式出场。由“时代意识”所造就的实际的价值要求必定会生长出新的思想形态，会以各种“话语形态”纠缠于“历史文化”，并会以 “不正确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一直存在着的，仅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0页。。当然，译词表达的思想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的更多体现值得展开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分析研究需要对涉及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的思想脉络进行更详细的梳理。
On the Variation of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lso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i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as the Translation of “Utilitarianism”LI Qing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i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as the translation of “utilitarianism. ” It has particularly analyzed the following main moments within this process：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utilitarianism” i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edited by William Lobscheid，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Yan Fu and Liang Qichao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utilitarianism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this article provides further explanation about why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Gongli Zhuyi” has bee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utilitarianism” by John Stuart Mill and Jeremy Benth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China.utilitarianism；“Gongli Zhuyi”；the controversy over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总的来说，明治时期日本对西方utilitarianism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从“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出发，停留在把它视为实用的外来思想“武器”的阶段，用于批判当时封建道德观念，与边沁原先推动社会在全人类意义上的进步发展的出发点有本质上的不同。而这种由日本的特殊传统和时代需要所产生的“视差”，一定程度上也在utilitarianism其后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为什么中国学者也认为“功利主义”并不是合适的译词，“功利主义”通常的实际所指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笔者检索到涉及“功利主义”的晚清及民国期间（19011928年）各类图书400余册，笔者对这些书籍有关“功利主义”引用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帮助我们了解“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社会早期阶段实际所指的变化。民国早期的书籍中，1902年开始，除梁启超的著作外，已经有其他书籍出现了“功利主义”这个词汇，主要是关于介绍边沁、穆勒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但这同时也往往会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对涉及管子、墨子、董仲舒等人的相关思想甚至也使用“功利主义”一词进行介绍。如在1903年《东西洋伦理学史》第二编近世伦理史中，除介绍边沁等西方思想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外，还介绍了中国的伦理思想，在介绍墨子思想时，作者写道：“综观墨子之学说，虽不无误谬，至其以利为善之实质，实合乎功利主义而大有价值也。”本村鹰太郎：《东西洋伦理学史》，范迪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17页。 直接将墨子之学说内涵赋予边沁的“功利主义”。此外，在1906年《教育学教科书》第一章中写道：“功利主义之说曰，人之所欲者快乐也，快乐之为物……”波多野贞之助讲述， 金太仁作：《教育学教科书》，上海：东亚书乐局，1906年，第39、106页。而在第二编第二章中将功利主义描述为：“乃由欲得名誉财产位置势力之动机而出者。而此动机为学习之一原动力。” 甚至于写道：“而以功利主义为教育之标榜，譬之抱薪救火，其害也益甚矣。”从第一处的“功利主义之说”源自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学说的介绍到对该思想的评价的过程中，可以观察作者将西方的功利主义理解为物质主义、急功近利的意思。可见在初始翻译日本学者的译著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功利主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5年以后，提及“功利主义”的书目逐渐增多。这个时期的相关著作，仍以介绍引进西方功利主义为主。但是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思想去理解、接受西方功利主义，包括当时来自日本的译著。1919年《近代思想》第三章写道：“功利主义者，以为人之为善，所以为其人之功利计也。为善以有利于我也”新潮社：《近代思想》（上），过耀根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53页。。显然，作者文中将卢梭所批判的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理解为精于算计、将他人的善为我所用来使自己得到相应的利益好处。1920年《近代思潮解剖》第六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其结果道德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勃兴。近代生活之逼迫与精神方面之动摇，皆助长此功利主义之原因。既以功利主义之道德为出发点，则所谓善恶邪正势蔑视动机而一以结果为断。”樋口秀雄：《近代思潮解剖》，商务印书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97页。 1923年《挽近教育学说概论》第三编中写道：“第一种是功利主义，就是拿赏罚等级及第落第等名目，去挑发儿童的学习心。第二种为本务主义，这种方法，是撇开功利主义的，他说活动是人生的本务……这三种方法，都非是自学主义教育所侧重的，因为功利主义，把儿童看得太低……”王骏声：《挽近教育学说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6页。这里所谓的功利主义，即为急功近利之意，可以说是自古及今由儒学的价值观、多次义利之辩等影响下潜移默化而形成的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无关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
除晚清及民国书籍外，笔者对同期约300份左右的报刊也进行了查证，根据文章的用词语境查询了“功利主义”出现时所表达的含义。1910年前主要是对西方功利主义进行介绍，文章并不多，1911年后逐步增多，但与同期的书籍情况相似，往往也多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与功利主义互换表达。如1903年4月26日《新民丛报》第30号中的《商君传》，虽然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商鞅的立法思想，但却用功利主义表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又如1915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中李亦氏的文章《人生唯一之目的》，明显能看出文章中的“功利主义”一词源于西方思想，但是却将其含义也理解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此外，19181919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进行了一次有关功利主义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论战，这场论战中所提及的“功利主义”，实际上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内涵无关，而是基于传统价值观，即在“义利之辩”思想框架内所衍生出的本土“功利主义”，也就是贺麟所称的“自古有之，于今为烈”贺麟：《功利主义的新评价》，载《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7期。的旧式功利主义。1920年以后，“功利主义”一词更加活跃，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辩的“急功近利、物质主义”的用法要远多于基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含义的用法。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含义并没有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含义渐渐被旧式“功利主义”的含义同化与吞噬。到了1937年后，基于西方思想的“功利主义”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报刊，而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辩的“功利主义”成了主流。
从早期与功利主义相关的报刊书籍中可以了解到，“功利主义”在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持续地遭遇被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解读。在汉语文字环境里，因为“功利”一词原本就来自中国典籍，“功利主义”似乎天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义利之辩”紧密挂钩，而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一直有类似《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并不鼓励含有利己性质的“利”。所以，从文字语言表达形式的角度上进行观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关“功利主义”所遭到的误读。
对中国而言，梁启超及一批知名学者当年面临的社会要求与明治初期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经历了几乎亡国的切肤之痛后，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被当作首要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民众对功利主义的接受涉及更复杂的因素影响，应另行分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认同了异化的“功利主义”输入，接受了日本有关utilitarianism 的“功利”阐释。由于从对来自日本的新词“功利”的理解开始，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影响便不可避免，使得与“功利主义”相关的讨论往往被“顺理成章”地纳入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框架内进行。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不能排除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无论是明治期间的日本，还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其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远落后于当时的欧洲，甚至可以说缺乏完全接受西方“功利主义”理念的社会基础条件。
无论如何，回顾边沁当年提出utilitarianism的初衷，其核心目的并非仅仅关注个人的幸福和解脱，而是着眼于全社会人类群体的幸福，即为公共利益的获得与评价建立客观标准，以达到“政府的改善和人类命运改良的目标”（improvement in government and the melioration of the lot of mankind）Charles Atkinson， Jeremy Bentham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ETHUEN&CO;， 1905， p. 20. 。如果在当下研究“功利主义”的过程中，不区分两种不同内涵的功利主义，其认识在本质上并未超越当年思想家的“主观”，实际上也还是没做到自觉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义利之辩”的“功利”与曾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奠基发挥过作用的“功利主义”思潮之间的重大差别。
六、 结语
根据以上内容，审视西方utilitarianism概念被译介到汉字文化圈的过程，对其传播的历史脉络可作如下小结：
第一，utilitarianism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历经了1869年《英华字典》的初次翻译，其译词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该概念的接受和理解；随着《英华字典》传入日本，这种来自中国的译法也曾对明治期间日本社会理解接受西方utilitarianism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第二，明治期间的utilitarianism曾有数种不同的译词，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对utilitarianism的多重理解。西周是日本引入介绍该思想的第一人（1870年），而含有“功利”的关键译词是由井上哲次郎于1881年提出的，随着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最终utilitarianism的译词演变为“功利主义”。而此处“功利”一词的溯源则是中国典籍中“功利”之意，通过井上哲次郎的相关文献可以确认“功利主义”译词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辩”的“利”概念的关联度。
边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理论，通常被称为古典功利主义。随着18世纪西方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进而产生了在新的社会原则下重建社会规范性秩序的要求。 功利主义作为转型时代的思想产物，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完成了工业文明新阶段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建立所对应的思想资源方面的根基性工作，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伦理准则，甚至今天仍影响着西方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理论作为曾在西方社会历史上发挥过如此重要作用的思想资源，虽然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进入了中国社会，但实际上被中国社会所普遍理解、接受的思想内涵与边沁、穆勒学说的原意有着很大的差异。除学术讨论范围外，大多数情况下“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被理解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权衡利弊得失 、 只讲利益不讲道义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按照现代汉语惯常的用法，当我们将某人与“功利主义”挂钩的时候，它几乎成为一种贬义的表达，甚至可以否定其道德人格。但无论如何，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影响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全过程并仍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持续发挥着影响。正如王国维所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①
对照utilitarianism在西方社会转型阶段中的作用，观察utilitarianism在当下中国社会所得到的理解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考察：Utilitarianism这个重要的现代社会思想资源是如何“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的？其传播过程中边沁、穆勒初始的立意是如何被理解并被翻译表达的？Utilitarianism其思想主旨在中国语境下究竟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终民众接受认可的思想概念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而针对这样的研究目的，所开展的研究将涉及许多方面，既与思想史所追求的目标有关，也涉及概念史范畴的理解，甚至更需要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考察具体的史实，即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首先需要在文化传播史的意义上厘清“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努力还原“功利主义”传播的具体脉络。但仅仅止步于了解所有的史实远远不够，笔者的思路是在梳理“功利主义”传播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文化思想的接受过程，从而可以深入到文化思想史意义上的融合对比以及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此研究的要义是将不同文化系统的本质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坚实基础上，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和书面意义上的、纯思想性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倘若简单地仅从书面意义上进行理论化（抽象意义上）的思想的比较，很难通过挖掘出沉淀在词语变化及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验及时代意义来达到揭示时代特征并最终服务于当下社会的目的。在研究的技术手段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目前已能通过数据库技术查阅部分晚清及民国期间的报刊全文，并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查询到日本明治期间的相关参考资料，为此研究提供了获得基础资料的技术可能性。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 页。
李青：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本文根据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框架，试图首先厘清以“功利”作为核心译词命名的“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路径以及该词的语义嬗变过程，笔者期待能从该部分研究中梳理取得对“功利主义”传播的真实过程的一些基本认识，而其传播过程中相关的思想性分析拟另文探讨。
一、 utilitarianism最早的中文译词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一般专指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冯天瑜将此过程划分成五四运动之前经历的三个阶段。西学东渐及创译新语的第一阶段以利玛窦1582年入华开其端，至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告一段落；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初叶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五四运动）。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页。
根据笔者的查询，utilitarianism最早与中文的接触始于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英汉字典翻译，该词的首次中文译词出现在1869年2月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写的《英华字典》第四卷Willia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61869， p. 1903. 相关词条还收录了utilitarian （a.利用的，裨益的； n.以人为意者，从利用物之道者）和utility （n.益，裨益，利益，俾益，加益，致益，有益）。 。而根据现有资料，19世纪初中国几本影响较大的英华字典均未收录utilitarianism，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1822）、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字典》（1844）、麦都思的《华英字典》（18421843）等。罗存德没有像马礼逊、卫三畏、麦都思一样选择中国字典（《康熙字典》）作为选词的词源参考，而是采用了当时西方比较权威的美国《韦氏大辞典》作为编辑《英华字典》的蓝本熊英：《罗存德及其〈英华字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第56页。，才使utilitarianism有机会在19世纪后期如此早地进入中国文化圈。
《英华字典》中utilitarianism的中文譯词为 “利人之道、以利人为意之道、利用物之道、益人之道、益人为意”。 显然这种通过短语对utilitarianism的理解并没有完成对该词的“词化”过程，即使用单一词汇来表达一个在语义上较为复杂的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也可理解为这种译词的处理尚未实现该词的“概念化”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译词所表达的意思显然与边沁的原意有错位，当年的中国读者通过该译词很难得到对边沁原意的完整理解。实际上这并不是缺乏接触原文所致，《英华字典》的编篡者即使未读边沁原著，也可以很容易从该字典的蓝本（《韦氏大辞典》）上的英文注释Webster Noah，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48. p. 1100. Utilitarianism： 1. The doctrine tha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should be the end and aim of al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Bentham； 2. The term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the doctrine of Hume that utility is the sole standard of moral conduct； or that every thing is right which appears to be useful， irrespective of Gods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in his word.； 3. The term has also， sometimes， been applied to the doctrine that virtue is founded in utility； or the practice of virtue is enjoined by God solely on the ground of its tendency to promote the highest happiness of the universe.中清晰地了解到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所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终极目标”以及“效用是道德行为的唯一标准，并且强调排斥上帝（神）的介入……”等核心信息。而这些含有抛弃传统观念、建立社会新规范的思想要点并没有被《英华字典》的中文译词所表达，该译词模糊了utilitarianism的原意。
根据沈国威的研究，中国在20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译词创造的工作是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但传教士的汉语能力不足于造词，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西士口述、中士笔录的方式。沈国威：《词源探求与近代关键词研究》，载《东亚观念史集刊》， 2012年第2期，第263282页。根据张法的介绍，在传教士的翻译过程中，有中国士人的参与，加之翻译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进行，出现了所谓“以西屈中”的情况，即为了让中国人理解，翻译过程中让西方思想文化适应中国主体文化环境。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史有为也提及传教士辞书在编纂时大都有中国助手的咨询和帮助，在译词的选定上不可低估中国助手的作用。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9页。《英华字典》的做法本质上是将边沁的思想原则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框架中来理解（实际上边沁的思想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文化的“修身之道”的比附来进行匹配选词。对如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痕迹的翻译，笔者认为很大可能性是《英华字典》在译词选择的操作层面上受到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影响，这也许可以是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何种程度上该译词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对utilitarianism的原初理解。针对中西交流中的类似现象，朱自清先生曾指出，“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人文科学更其如此，往往必需经过一个比附的时期，新的正确的系统才能成立”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三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39页。。
继《英华字典》之后，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英汉字典，如《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江德英华字典》（1882）、《麦嘉湖英厦辞典》（1883）均未收录utilitarianism一词。冯镜如的《新增华英字典》（1897）虽然收录了该词，但基本上是对罗存德《英华字典》注释的摘抄。约四十年后，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才出现utilitarianism的中文翻译词条。自《英华字典》的首次中文译词出现到1900年左右，目前尚未发现国内有涉及该思想传播方面的历史文献，表明这段时间内utilitarianism并未得到有效的传播并产生影响。
二、 utilitarianism译词在日本的嬗变
考察晚清至民国初年时期西方思想的传播，来自日本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当时在日本，utilitarianism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随后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历史背景是当时的日本幕府瓦解，明治政府上台。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开始以西洋文化为模式的全面改造。日本确定了以“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为建立新国家的三大目标 ，开始了学习西方、追赶列强之路。严绍璗：《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载《国际汉学》， 2012年第2期。日本国内兰学当时日渐式微，英、法、德等洋学逐渐兴起。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932年在《对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一书中写道：“从明治初年到明治23年期间，以哲学为中心的思想潮流大体是启蒙思想，英、美、法的思想占优势。它不是单纯的‘优势，它像汹涌澎湃的洪水一般侵入日本。也就是说，英、美的自由独立思想、法国的自由民权思想等都纵横交错地被介绍进来，被主张、被倡导、被宣传，成为相当广泛的席卷社会的浪潮。”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文中专门提到边沁、穆勒的思想，utilitarianism正是这样被引进了日本。
众所周知，日译汉语词在汉语外来词中有特殊的地位，考察utilitarianism在日本的传播过程，首先要了解它在语言上是如何被翻译的，该译词的词汇化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词义的构成理据是什么，进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它如何影响了“功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这些澄清史实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下一步开展“功利主义”涉及中西文化思想层面交流融合研究的必要基础。
笔者首先考察了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在英和辞典中的收录情况、边沁和穆勒著作的日文译本的译词以及当时日本学术著作中的有关utilitarianism表达。通过对辞典和文章中译词的归纳梳理，希望了解不同译词的演变过程，并尽量根据文章中的用词语境理解utilitarianism译词的表达。
明治初期，日本由于西方各种新思想的引入，对英文的翻译需求渐趋旺盛，出现了大量对英语工具书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明治期间先后出版了大约120余本各类英和字典工具书早川勇编纂：《日本の英語辞書と編纂者》，日本春風社，2006年。，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初始阶段，英和字（辞）典用词并不统一，这种各字典不同译词的选择比较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西方外来思想的理解状况。据此，笔者查找了明治时期的英和字典类工具书百余本，筛选出相关英和字典工具书80余本，比较了utilitarianism在明治时期的各种相关译法，试图厘清utilitarianism译词的演变。
根据所收集的明治时期英和字典中utilitarianism的译词资料，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这期间曾先后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译词，如“利学”“利道”“利人之道”“利人主义”“实利主义”“实利学”“利用论”“福利学”“巧利说”“功利论”“功利说”“功利主义”等。在1880年之前英和字典收录的utilitarianism词条的译词含义多为“利人之道”“利用之论”“利学”“道之本源在于利”等，未见统一。此后至1890年左右，各字典的释义较为丰富，“功利”“实利”“利人之道”等关键译词共存，含有“功利”的核心译词首次出现在《哲学字汇》井上哲次郎：《哲学字彙》，东京大学三学部，1881年，第97页。中。 1890年后， “功利”作为核心译词逐渐地被更多字典采用，“功利学”“功利道”“功利论”等含有“功利”的译词逐渐增多，最终“功利主义”固定为专有名词并被接受。完整“功利主义”译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886年的《和译英文熟语丛》斋藤恒太郎：《和訳英文熟語叢》，公益商社，1886年，第682页。中，不过该字典是将“功利主义”译词放在utilitarian词条下，对应的英文为utilitarian principle。而“功利主义”作为辞典的独立条目则最早出现在1905年的《普通术语辞汇》徳谷豊之助、松尾勇四郎：《普通术语辞汇》，敬文社，1905年，第308页。中。进一步分析译词的演变过程可知 “功利主义”译法不是直接得出的，而是由“功利”之意经 “功利学”“功利论”最终过渡至“功利主义”。其演变路径也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组成，即：“功利”+“主义”。在出现包含“功利” 译词的同时，“功利学”“功利道”“功利教”中的“学”“道”“教”也过渡到“主义”一词，演变为后缀意义的词意。而有关“主义”一词的溯源，据余又荪考证，将principle译为“主义”是由西周决定的，他于18721873年首先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主义”一词。余文荪：《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续）》，载《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0期。陈力卫根据日本学者的文献认为最初的词意是指原理、原则。这是中文古典义的活用，然后才作为词缀“ism”的译词被广泛使用。陈力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和泛化》，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笔者针对出现在辞典中的主要译词“利人之道”“利学”“功利”进行了溯源考察。由于《英华字典》出版后迅速被引入日本沈国威：《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第101页。，采纳 “利人之道”显然是《英华字典》的影响，并表明日本学界的这种理解并不来自于本土。《英华字典》曾对明治期间的英和字典工具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明治期间英和辞典的主要参考资料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1。，如明治中期最具影响力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就是以该字典为主要译词来源的。
“利学”是由日本著名哲学家西周所提出的， 1875年西周在《人生三宝说》西周：《人世三宝说》，见大久保利謙编：《西周全集》第1巻，东京：宗高书店，1981年，第515页。中将utilitarianism译词从最初的“便利”改为“利学”， 1877年西周用古汉语翻译了穆勒的著作Utilitarianism，并将“利学”穆勒：《利学·译利学説》，西周译（汉文版），东京：岛村利助掬翠楼藏版， 1877年。 冠为书名。鉴于西周当时作为著名的启蒙教育思想家的影响力，“利学”“便利”也曾影响明治时期的部分英和字典。
“功利”一 词来自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这是日本第一本哲学专业术语辞典，为明治初期哲学术语译词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哲学字汇》是以William Fleming的Vocabulary of PhilosophyWilliam Fleming， Vocabulary of Philosophy， Mental， Moral， and Metaphysical； Quot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Use of Student， London and Glasgow： Richard Griffin and Company， 1858.为蓝本，经大幅度扩充编纂而成。Vocabulary of Philosophy词条包含utility，并无utilitarianism，但在deontology的词条下提及边沁及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所以井上哲次郎当时是有机会接触了解到边沁的。关于 “功利”译词的溯源，余文荪曾撰文认为“井上哲次郎是根据管商功利之学译为功利主义。功利一语，屡见于管子书中”余又荪：《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续）》，载《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0期。。朱明也提及“‘功利主义未流行前，称为‘利学论，后井上根据管子，才译成这名词”朱明：《日本文字的起源及其变迁》，中日文化协会出版，1932年，第41页。。但余文荪、朱明均未给出井上哲次郎采纳管子提法该推断的任何直接依据。《哲学字汇》第一版“绪言”提及该辞典的译词来源是参考了中国典籍《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五车韵瑞》。除这三本典籍外，还可以从《哲学字汇》中部分译词的注脚了解到译词来源还涉及其他中国典籍，如《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笔者查阅、归纳了这些典籍中关于“功利”的表达，基本为中国传统中的“功名利禄”之意。如清代官修大型辞藻典故辞典《佩文韵府》中有关功利的解释张玉书等编：《钦定佩文韵府》，上海同文书局，1886年，第63卷，第22頁。有关“功利”出处可见：《史记·平准书》，“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荀子》，“隆诈势，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何晏·景福殿赋》，“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朱庆余诗》，“深映菰蒲三十里，晴分功利几千家”；《苏轼·次韵子由诗》，“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刑独守老成余”。与当下世人对“功利”的理解并无大的区别，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义利之辨”中“利”的概念。井上哲次郎1902年在讨论东西方伦理思想差异时谈到了他对西方功利主义与中国功利之间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的功利主义虽是建立在周密的学理之上的道德主义，从本质来说却是同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功利的主义和方针是一致的。所以西方的也加上了功利主义这个名称”井上哲次郎：《巽軒講話集· 初編》，东京：博文馆，1902年，第452页。。尽管目前无法查寻到井上哲次郎关于选择“功利”译词的原初文本说明，但根据这些信息基本可以确认，井上哲次郎选择“功利”的原始出处应该是中国典籍，他所理解的“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功利的主义”实际上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去理解边沁、穆勒的思想。据此用井上哲次郎所理解的“功利”内涵比较边沁、穆勒的utilitarianism思想内涵，显然两者仍有着很大的错位。
以上是根据英和字典来考察译词的变化并对关键译词进行了溯源。笔者对utilitarianism在明治时期相关文献中的表达也进行了考察，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该概念的演变及传播。
据查询，边沁和穆勒的著作在明治期间几乎同时被介绍进日本，笔者参考山下重一山下重一：《ベンサム，ミル，スペンサー邦訳書目録》，载《参考書誌研究》，1974年第10号。的工作补充整理了日本当时引进边沁、穆勒与utilitarianism有关的译著以及日本学术界当时涉及介绍该学说的部分著作计近60本。从整理的资料中可见，1880年前各种译著及相关的书籍中有关utilitarianism的译词与当时英和辞典的选词大体相同，以“利学”“利人之道”为主；而从1880年至1890年，却以“实利主义”为主，虽然“功利”一词这时已经出现，但只在少数著作中使用，尚未有很大影响；1890年后，含有“功利”的译词开始流行，1900年左右“功利主义”译词被基本接受。
西周是日本介绍引进utilitarianism的第一人，作为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1870年他开始在私塾育英舍授课，系统阐述包括utilitarianism思想在内的西方多门学说（涉及许多当时尚未普及的译词），西周在授课的讲义⑥⑦手岛邦夫：《日本明治初期英语日译研究——启蒙思想家西周的汉字新造词》，刘家鑫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第20页；第32页；第57页。《百学连环》西周：《百学连环》，见大久保利謙编：《西周全集》第4卷，东京：宗高书店，1981年，第180页。中首次用“便利”一词介绍了utilitarianism。这是日本最早关于utilitarianism的译词，在1875年发表《人生三宝说》时，西周将译词改为更直接意义上的“利学”。1877年，西周用“利学”作为书名翻译了穆勒的著作Utilitarianism，确认了他对该译词的坚持。该书按原文的五个部分用汉语完整翻译了穆勒的原著，对于此处的“利”，他在序文中解释：“以利为大本，称之为道德学”，并在《利学》第二章“如何是利学”的批注中特意提及“朗卢阪谷朗盧（18221881），幕末汉学家，教育家。通称希八朗，名素，号朗盧。云梁恵利国之利、孟子为仁义之利、人苦分别、读此章则涣然冰释”。除前面提及“利学”译法曾对明治期间英和字典产生了影响外，该词对当时的一些译著也产生了影响，如林董的《刑法论纲》、岛田三郎的《立法论纲》中均采用了西周的“利学”作为译词。有研究表明，西周《百学连环》中的其他译词参照了《英华字典》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⑥，尽管当时有《英华字典》可以参考，但西周仍然选择了“利”字作为utilitarianism的核心译词，无论“便利”以及“利学”，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结合西周在《人生三宝说》中所表达的观点，他也许是取“利”字中所含“收获、得到”以及“利益”之意。至于西周采用“利”与“学”搭配，手岛邦夫研究西周的译词方法时曾提到，西周三字汉字译词接尾字为“学”字的词汇高达77个，从一些痕迹可以看出，他特别热心于创造学问名称。⑦笔者推测也许他同样将utilitarianism作为一门学问处理，试图用一个双字的词来简洁表达。
穆勒Utilitarianism的第一个日文译本是1880年涩谷启藏翻译的《利用论》渋谷启藏：《利用論》，东京：山中士兵衛，1880年，例言。，书中译词为“利用之道”。在该书的例言中涩谷启藏提到：“原名为‘utilitarianism，是以公利幸福为道德目的，所以或译为利人之道或译为利用之道，虽然如此，至今仍在探寻其义，暂且先借利用二字。”由此可知，涩谷启藏对该词的理解是源于《英华字典》“利人之道或利用之道”的解释。小池靖一在1879年出版的《法学要义》中提出utilitarianism是“道之本源在于利”的学说。Sheldon Amos： 《法学要义》 ，小池靖一译，东京：回澜堂，1879年，第8页。小池认为法学的本源在于“利”字。小池在文中解释边沁功利主义的宗旨便是益世。
小野梓1879年在《共存杂志》发表的《利学入门》全面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将utilitarianism理解为“真利之学”，并提出此中的“利”并不是当时与孟子所提倡的“仁义”相对的含义，与其他大多数日本学者不同，他对“利”的理解并不与通常意义上的利益相联系，而是借用了大乘佛教“无上大利”中的“利”之本意，这是源于佛教《无量寿经》的“欲拯济群萌，惠以真实之利”的意思。
1884年陆奥宗光将边沁的《道德及立法的原理导论》翻译为日语版的《利学正宗》，使用“实利主义”来表达utilitarianism。译者在书中解释如下：“如果对书名进行直接翻译的话，多半会使用道德以及立法的主义总论中的‘义，不过，边沁的著作中几乎均曾有实利主义出现。尤其是该书中非常认真反复地对该主义进行了演绎。因此，我将该书的名字翻译成了利学正宗。”边沁：《利学正宗》，陆奥宗光译，东京：稻田佐兵卫，1884年，凡例第1页。陆奥宗光给岛田三郎翻译边沁的另一篇著作《立法论纲》边沁：《立法論綱》，島田三郎译，东京：律书房，1878年，序。作序时提到他认同边沁的utilitarianism， 并提及他译为“实利学”。将边沁的思想理解为“实利”，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的统计，1880年到1890年间相关的21本著作中有15本使用了“实利主义”，比例非常高，而归纳当时使用“实利主义”著作的文本语境进行分析后得出，“實利主义”有两种比较多的主要表达，分别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如生島肇《政談討論百題》（1882）、杉山藤治郎《政談学術演説討論種本》（1883）、松永道一《地方自治論》（1888）等。和“追求现实利益和效用的思考方式”如アルフレッド·フォウィリー的《国家教育論》（1896）、尺秀三郎的《新編實用教育學》（1897）、三原賚太郎的《小哲學》（1900）、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義評論》（1900）、吉田精致的《倫理学要義》（1907）等。。笔者认为此时“实利主义”使用比较频繁，是源于明治初期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观念变化，他们抨击传统儒家束缚道德、追求虚名的世界观，提倡引进西方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丰富物质的方法论。日本人当时理解“实利”一词的主要意思是“实际利益和效用”，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实际利益的角度解读utilitarianism，而现代日语中“实利主义”的释义就包括“基于现实利益或实际效用的思考方式”的解释也许也能帮助我们确认。
综上可知，明治时期边沁穆勒著作的日文译本中虽对utilitarianism有所提及，但均为译者本身的理解。西周的译词“利学”以及“实利主义”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并未形成统一译词。
1883年，井上哲次郎发表了他的首部伦理学著作，题为《伦理新说》。井上哲次郎使用《哲学字汇》中的核心译词“功利”，称utilitarianism为“功利教”。他在此书中说：“休谟首次创建功利教，然而至今没有很大的发展。其后边沁主张人生之目的在于功利，令世人大惊。” 井上哲次郎：《倫理新説》，东京：酒井清造，1883年，第10页。1887年井上园了在其论著中采用了 “功利说”的说法。他认为边沁的功利说类似于墨子的“兼爱”。井上円了：《墨子の兼愛はベンサム氏等の功利説に近し》，载《哲学要領》，哲学书院，1886年，第97页。1900年加藤弘之的《道徳法律进化之理》也采用了“功利说”。
通过对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在辞典中的收录、边沁及穆勒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中的译词以及在日本学术著作中的体现这三方面进行归纳，笔者认为明治时期utilitarianism日译词义的演变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引入期（1880年之前）此階段日本译介边沁、穆勒的作品多为政治、法律方面。出版的书籍及资料中对utilitarianism的翻译多为学者自身的理解，没有统一的解释。此期间日本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将utilitarianism的核心归于“利”。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来源于儒家思想，与幕府时期日本社会所尊崇的“武士道”文化中的“义”相对，含有“利益”之意；也有学者采用“利用”释义，含有“利用厚生”之意；还有采用的是佛教对于“利”的理解。此阶段特点为：字典方面收录utilitarianism的辞典较少，且多受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译作方面多为日本学者自己的理解，“利”被确认为核心词义，受汉学思想影响比较明显。
容纳期（1880 1890年左右）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被日本学者广泛传播。在当时介绍西方思想的著作中虽提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古典的享乐主义不同，但并没有用单独的专业词汇定义。功利主义和霍布斯、康德等人的学说一起被定义为“快乐说”或“实利主义”的一种（如：利益之道学Fouillee， Alfred：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文部省编辑局，1885年，第941页。、 普汎的快乐说ヘンリー·シヂウヰック：《倫理学说批判》，东京：大日本图书，1898年，第793页。），也有书籍中注明“实利主义”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意。井上哲次郎在《哲学字汇》以及《伦理新说》中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当时并没有得到普及。此阶段字典和书籍中utilitarianism的释义增多，“功利”释义出现，但出版书籍中仍以“实利主义”为主。
确定期（1890年以后）尽管1890年后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以及各大学的教材中已经多采用“功利主义”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濒临解体，传统保守思想开始主导。随着西方英美思想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排斥，“功利”的贬义词含义逐渐加重。此阶段尽管日本学界曾有过多种译词，除“实利主义”外，也有人提议译为“公利主义”“效用主义”，甚至建议译为“大福主义”一ノ瀬正樹：《 功利主義と分析哲学》， 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2010年，第4页。，而字典和书籍中已经普遍接受utilitarianism为“功利主义”，其使用逐步普遍化，被日本社会普遍接受。查询相关资料也可知 ，1900年左右，日本当时已有数种书籍使用“功利主义”一词除《奠都三十年》（1897）外，如：河合栄治郎的《英国派社会主義》（1900）出现有《（一）下部構造としての功利主義目次》《（一）功利主義の修正》；加藤弘之的《道徳法律進化の理》（1900）出现有《第三章功利主義の性質及び種類》；井上哲次郎的《巽軒論文》（1901）出现有《第一利己主義と功利主義とを論ず 》《本論下功利主義の道徳的価値》；松井広吉的《上杉謙信》（1902）出现有《武士の斬取強盗は功利主義》； 加藤弘之的《自然界の矛盾と進化》（1906）出现有《第四章：自然人為の二淘汰に基ける功利主義》； 桑木厳翼的《倫理学講義》（1908）出现有《功利主義》；等等。，反映了 “功利主义”的接受程度。
此外，观察到明治早期各相关文献中utilitarianism的译词选择虽有不同，但都包含对“利”的理解，译词背后的思想指向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三、 “功利主义”进入中国传播
以上考察了“功利主义”译词在日本的形成过程，但它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的呢？冯天瑜指出：“‘西学东渐的第三阶段，汉语系统更大规模吸取欧洲语汇主要是二个途径：一是掌握了西文和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马建中、严复等）直接译自西书；二是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入，传输主体是留日学生和寓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如梁启超等）。”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页。狭间直树形容明治维新后这一时期作品以洪水之势涌入中国。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1. 严复与“功利主义”传播
关于最初“功利主义”如何被引入中国，学界曾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撰文认为是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而成为国内第一个译介“功利主义”的思想家冯洁：《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26页；欧德良：《从梁启超看晚清功利主义学说》，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张周志：《论中国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致思》，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肯定了严复对引进功利主义的贡献。严复被称为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第一人，但具体到“功利主义”的传播，严复是将“功利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吗？在“功利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严复在《天演论》《原富》中所表达的确实是边沁、穆勒的主要思想吗？
《天演论》常被认为与严复传播“功利主义”相关并被引为论据，是严复在《天演论》中使用了“功利”词句的表达。《天演论》共有三处出现含“功利”的词句，除其中一处出现在“自序”外，常被讨论的是出现在“群治十六”的复案中的两处“功利”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2页。。严复在《天演论》中，除译介正文外，更多的是通过按语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和观念。关于严复此处使用了“功利”词句的表达，应该注意到这并非是译介《天演论》正文，而仅是按语，只是严复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有关涉及“功利”一词的内容，通过观察严复文中表达观点的基本用词，发现其和“义利之辩”中常常引用的董仲舒、颜元用词董仲舒的表达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颜元的表达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严复的表达为“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一样（严复所表达之意与颜元完全一致），其学理脉络显然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框架所展开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严复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所作的观点阐述，其目的是纠正当时不问国计、轻视经济的“非功利”思想。对照边沁、穆勒学说的核心要点，严复此处所阐述的“功利观”应该与西方功利主义的内涵不同。尽管严复此时所表达的功利观出现在介绍西方思想的译著中，但其采用的思想资源却仍然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功利之说”的内容，与边沁、穆勒的核心概念并无直接关联。从此角度考察，笔者认为此处将严复理解为借助《天演论》按语参与了一场中国传统思想意義上的“义利之辩”讨论并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似乎更合理，而不应认为严复此时通过《天演论》的译介而引入了西方的“功利主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30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富》开始附有译名表，而译名表中将“utilitarianism”对应于“功利之说”，但《原富》正文中并没有“功利之说”一词。通过该书的“严译名著丛刊例言”方知，编辑注明该译名表 “也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了”， 但这极易误导读者，认为严复在此书中将原文中的utilitarianism翻译为“功利之说”。部分学者在严复研究中曾受此误导（包括《群己权界论》中的“功利主义”用法）。
为更全面地了解严复对西方“功利主义”的理解、接受，除《天演论》文本外，笔者对《严复全集》严复：《严复全集》，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所有文章中包含“功利”一词用法进行了核验，核验统计了严复的译著、书信和文章中所有包含“功利”词句的使用之处。 针对英文中可能出现与边沁、穆勒思想学说相关的utilitarianism，utilitarian，utility，笔者同时也校验了严复八本译著对应的英文原版中这些英文词所对应的所有中文译词，即从英文译中文的方向对严复的译著进行了求证。
根据笔者对严复著作中涉及“功利主义”中英文关键词句使用情况的检索，严复的所有文章（《严复全集》范围内）几乎没有进行过与边沁、穆勒“功利主义”学说相关的实质性讨论。即使提及“功利主义”或与此相关的词语，也仅仅用于说明或论述其他观点，并非介绍讨论“功利主义”概念本身。笔者使用“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中英文关键词进行验证，结论依旧。史华兹对此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也提及：“One need not assume that Yen Fu is completely uninterested in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as an ultimate goal”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17.。川尻文彦将其解读为：“精通英国思想的严复自身，看不出对英国的‘功利主义有多大兴趣，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没有对‘功利主义有更深刻的论述。”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梁启超与“功利主义” 传播
章士钊曾指出，“边沁学说之初见于吾国，实由《新民丛报》”行严：《法律改造论》，载《民立报》，1912年7月3日。，肯定了梁启超在“功利主义”传播中的作用。笔者通过当年史料对此进行了查证。
关于梁启超首次公开提到“功利主义”，一般认为是发表于1901年1月《清议报》的《霍布斯学案》。冯洁：《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28页。笔者目前查询“功利主义”的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第三十一册上，作者是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郑云汉，文中提及“德国之国家主义，英国之功利主义，法国之自由主义，即太平内之三世也”郑云汉：《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功课》，载《清议报》第31册，1899年10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21页。。而梁启超1900年2月在《清议报》梁启超：《汗漫录（接前册）》，载《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4页。以任公署名发表了《汗漫录（接前册）》梁启超在文中对“思潮三派壮”的注释中写道：“日本明治间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国之功利主义、二法国之共和主义、三德国之国家主义。”另梁启超创作该诗是于1899年12月20日离开横滨乘船去夏威夷的途中。见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首次提及“功利主义”，其提法与郑云汉基本一致。笔者针对“三派新思潮”的线索，查询到日本高山林次郎在1897年发表的《奠都三十年》，一书中提到“福泽渝吉为代表的英吉利功利主义、中江兆江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高山林次郎：《奠都三十年：明治三十年史 明治卅年間国勢一覧》，东京：博文館，1898年。。显然这来源于当时日本社会已有的提法，并不是梁启超等人的原创。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版《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高山林次郎：《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古同资译，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首版于1902年由广智书局发行），第10页。译者为罗普（原名文梯，字熙明，号孝高，笔名古同资）。，此书多处涉及当时各种“主义”“思想”称谓的提法，如西洋主义、欧化主义、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实利主义、平民主义等等。可见“功利主义”已经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新思潮提法之一。另外此书译者罗普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他曾与梁启超共同前往箱根读书，与梁启超共同编有《和文汉读法》一书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5页。，并曾任梁启超的口语老师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页。，也与梁启超共同翻译过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 1902 年的《新民丛报》第224号。。《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序言的作者赵必振在该书中也提及上述各种“主义”“思想”的称谓（译法）。赵必振曾任《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校对、编辑，作为同事与梁启超关系应该比较密切。由此也可推断，“功利主义”一词当时并非只有梁启超一人使用，而是当时一批旅日青年学者的流行用语，而其来源应该是当时的日本学界。
梁启超1902年8月发表《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045页。他注释为“西文原意则利益之义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utilitarianism的理解并比較正式地宣布使用“乐利主义”作为译词。有意思的是尽管梁启超在这篇文章宣布从早期使用“功利主义”译词转为“乐利主义”，并给出了相应的理由，甚至表示出应该矫正错误译词的意向，但随后在自己的文章中却还继续使用“功利主义”。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二十三》，载《新民丛报》第46期，1904年2月14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15页等至少三篇文章。这表明梁启超并未认真坚持“乐利主义”译词。类似的例子还有“革命”一词，他曾专门撰文《释革》讨论该词，提议用“变革”代替“革命”，但随后继续使用“革命”一词。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
梁启超当年通过《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传播介绍西方新思想，除上文提及的《霍布士学案》和《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与“功利主义”有关外，还有数篇文章涉及功利主义讨论，如《南海康先生传》（1901）、《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论立法权》（1902）、《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新民说》（1902）、《子墨子学说》（1904）、《德育鉴》（1905）、《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知不可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墨子学案》（1921）、《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1924）、《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孟子之内容及其价值整理）（1923）、《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等，约30多万字。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在“功利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四、 “功利主义”译词在中国的厘定
任何新词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往往涉及一些关键节点，笔者对涉及“功利主义”厘定的关键节点进行了梳理。
1903年的《新尔雅》是清末民初由留日中国学生编写的新语词典，主要收录西方的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术语，这些新词汇大多数来自当时的日语新词，该书对规范清末民初的译词发挥了作用。Utilitarianism在《新尔雅》书中被定义为：“以功利为人类行为之标准者，谓之功利主义。”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明权社发行，1903年，第69页。
清政府针对当时词语混乱现象，也做过术语的厘定工作。1903年同文馆改称“译学馆”，译学馆内设有文典处，负责术语选定的工作。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1909年学部下设“编定名词馆”，聘严复任总纂。1911年发布的《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收录了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论派”。学部编订名词馆编撰：《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1911年，第3页。
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翻译，清末民初的传教士也意识到了译名需要统一的问题。191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季理斐编著的《哲学术语词汇》出版，这是传教士统一术语的工作，其影响也很大。在《哲学术语词汇》中，utilitarianism被译为“功利说（实利论）”。李提摩太、季理斐编：《哲学术语词汇》（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上海广学会，1913年，第69页。
1915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中国第一本近代国语辞典《辞源》。辞源编纂的主要动机是要解决清末民初出现的新词问题。《辞源》在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方面上溯古语，另一方面下接新词，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辞源》中， utilitarianism被译为“功利派”。方毅等：《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342页。
张法对哲学辞典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定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日本新词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哲学语汇建立在西方哲学之上的哲学体系以辞典的形式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其标志性成果是樊炳清1926年的《哲学辞典》。张法：《中国现代哲学语汇从古代汉语型到现代汉语型的演化》，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樊炳清的辞典是根据日文和英文资料编写的， 对西方哲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比较全面，蔡元培在为之撰写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字典收录了utilitarianism，将其译为“功利说、合理功利说”樊炳清：《哲学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86页。，并用了两千余字作了详细的解释。
《新尔雅》规范来自日语的新词；《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是官方编订的名词表；《哲学术语词汇》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统一哲学术语的最终成果；《辞源》是第一本近代大型辞典；樊炳清的《哲学辞典》是哲学类专业辞典。这几本工具书当时都具有一定权威性，它们的收录对 “功利”作为核心译词被社会接受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五、 译词“功利主义”的接受及讨论
以上是关于“功利”作为核心译词在中国社会传播流行的主要过程脉络。 但“功利主义”一词在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得到肯定，一直有观点认为“功利主义”并非适合的译词，只是因为使用时间久了，约定俗成，难以纠正。1912年，章士钊就指出，“功利主义戓实利主义，此沿日人之侈译，非良诘也。功用二字较近是，以云良诘则犹未也，故用之以俟良者。……浅识者流以其竞言功利也，功利二字非榷詁，致起皮相之纷争”。行严：《法律改造论》，载《民立报》，1912年7月3日。1936年首次完整翻译穆勒Utilitarianism的唐钺也不认同“功利主义”译词。穆勒：《功用主义》，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译者附言。盛庆琜提到，“功利主义”一词，在非学术性的场合，习惯上用为贬词，系指重利轻义的态度和行为。约定俗成，已经无可挽回。盛庆琜：《功利主义新论》，顾建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序，第1页。2007年重译穆勒Utilitarianism的徐大建也持同样看法，他认为盛庆琜的意见极为有理。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译者序，xxiii 。翟小波也说道：“用功利这样一个词来翻译utility及相应的utilitarianism，实际上一开始就把utilitarianism贬入了道德低谷，就为客观地介绍和公平地理解utilitarianism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实际上也正是utilitarianism在我国学界的命运。”斯科菲尔德：《邪恶利益与民主》，翟小波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其实不仅是中国，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川尻文彦指出：“日语中的‘功利，则有‘算计、‘利己等负面语意。因而‘功利 与‘功利主义等词，无法完全传递 utility与 utilitarianism的本意。这个情况历来常被很多人指出，比如英国学大师长谷川如是闲（ 18751949） 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田中浩认为，在英语中“utility”一词的原义含有“有用”“有益”“效用”等含义，用于表示能够让人类享受市民生活的有用的、实用的东西。而与之相对，翻译成日语的“功利”则会给人以强烈的 “有所盘算的”“贪得无厌的”之类的感觉。因此可以说，从1876年（明治十年）左右起，与当时渐渐在日本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相对比，在漫长的岁月中，功利主义概念都始终给人以一种利己主义的负面印象。田中浩：《国家と個人》， 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第112页。日本学者的另一种看法是随着19世纪商业化与大众化的不断发展，这些词汇都超出了边沁原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功利主义”这个词汇或这一意识形态就会被附加上通俗性这类印象。深貝保則、戒能通弘：《ジェレミー·ベンサムの挑戦》， 京都：株式会社ナカニシヤ， 2015年，第276页。
此外，如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考察，utilitarian，utilitarianism确实存在着并非唯一准确表达原意并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关于utilitarian，utilitarianism的词根utility，边沁自己也认为“不能清晰地表达快乐和痛苦的概念……在幸福和快乐与功利之间，缺乏足够显著的联系……”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页。William L. Davidson更直接地指出：“utility和utilitarianism 这两个词由于本身在日常生活中种种所附带的意思而被误解。原因是这两个词与人的愿望和努力联系起来时，往往容易影射到人的自私和商业利益的概念。这两个词所指的事物在普通人的眼光中不免被视为卑鄙。”William L Davidson，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The Utilitarians from Bentham to J.S Mill， Thornton Butterworth LTD， 1915， p. 11.
但决定一个新词能否被社会接受的更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明治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处在图强奋发的大背景中，强调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所以学者们非常容易将utilitarianism的理解与“有用、用处” 之意挂钩，并进一步与财富等物质利益进行更直接的联系。西周正是基于utilitarianism，提出了“人生三宝说”，其中把富有作为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并不一致，当时日本社会的武士阶级并不重视金钱，他的观点甚至引起当时人们的惊讶。西周试图使用该学说成为改变当时日本社会不符合时代发展思想的利器，以达到用新思想推动改变人的观念。陆奥宗光《立法论纲》的序中也认为应重视德川时代受到轻视的“利”，并以此追赶学习西洋文明。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对功利主义的传播发挥了作用，据川尻文彦介绍，福泽谕吉的“功利主义者”形象在當时已渗透人心，但应该注意的是，此处的“功利主义”绝无正面的语意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福泽谕吉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边沁、穆勒的思想，将边沁思想演变为重视追求金钱财富的主张，认为功利主义就是宣扬争利、强调金钱。他虽然批评西洋人“唯利是图”，但又认为并非不可言利。他告诫日本人说：“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7页。 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他所谓的“利己”“利他”的理论模型简单地运用到国家关系层面，寻求个人与国家或者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他的社会进化论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优胜劣败”的理念，并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集体功利主义原理。1916年加藤弘之发表了题为《儒教乃功利主义》的演讲，随后井上哲次郎发表了《儒教非功利主义》一文反驳其观点，引发了一场受到关注的争论，但井上哲次郎批驳的“功利主义”并非是边沁倡导的utilitarianism的原意，而是被理解为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如加藤弘之所谓驱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利己之力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分析使人不难理解西周、井上哲次郎等日本学者当年选择与“利”有关的译词背后所呈现的某种历史必然。
第三，文章澄清了对严复在传播“功利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的误解，肯定了梁启超将“功利主義”译词引入中国的作用。
第四，1900年前后，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书籍印刷品的推广，“功利主义”作为utilitarianism的译词引进中国后逐步产生影响，期间也经历数种不同称谓的演变，在得到民间及官方的厘定认可后，最终“功利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由于文化传统及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后被理解为所谓旧式“功利主义”，被“义利之辩”其中的概念同化，造成“木已成舟”的现实。
“功利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被接受的过程，折射出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思想的变化复杂性， “功利主义”译词虽然在争议中最终被社会接受，但词义已经发生相当的异化。Utilitarianism一词西学东渐发生的语义嬗变本身就折射了国家原有传统、近代社会现实以及译介者本人的学识及思想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历史某种传承的必然。事实上，一个新的社会概念被引入时，原有的观念不免会以自有的方式出场。由“时代意识”所造就的实际的价值要求必定会生长出新的思想形态，会以各种“话语形态”纠缠于“历史文化”，并会以 “不正确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一直存在着的，仅有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0页。。当然，译词表达的思想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的更多体现值得展开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分析研究需要对涉及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的思想脉络进行更详细的梳理。
On the Variation of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lso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i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as the Translation of “Utilitarianism”LI Qing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ti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as the translation of “utilitarianism. ” It has particularly analyzed the following main moments within this process：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utilitarianism” in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edited by William Lobscheid，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utilitarianism”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Yan Fu and Liang Qichao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utilitarianism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this article provides further explanation about why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words “Gongli Zhuyi” has bee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utilitarianism” by John Stuart Mill and Jeremy Benth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China.utilitarianism；“Gongli Zhuyi”；the controversy over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总的来说，明治时期日本对西方utilitarianism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从“富国强兵”的实际需要出发，停留在把它视为实用的外来思想“武器”的阶段，用于批判当时封建道德观念，与边沁原先推动社会在全人类意义上的进步发展的出发点有本质上的不同。而这种由日本的特殊传统和时代需要所产生的“视差”，一定程度上也在utilitarianism其后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为什么中国学者也认为“功利主义”并不是合适的译词，“功利主义”通常的实际所指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笔者检索到涉及“功利主义”的晚清及民国期间（19011928年）各类图书400余册，笔者对这些书籍有关“功利主义”引用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以帮助我们了解“功利主义”进入中国社会早期阶段实际所指的变化。民国早期的书籍中，1902年开始，除梁启超的著作外，已经有其他书籍出现了“功利主义”这个词汇，主要是关于介绍边沁、穆勒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但这同时也往往会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对涉及管子、墨子、董仲舒等人的相关思想甚至也使用“功利主义”一词进行介绍。如在1903年《东西洋伦理学史》第二编近世伦理史中，除介绍边沁等西方思想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外，还介绍了中国的伦理思想，在介绍墨子思想时，作者写道：“综观墨子之学说，虽不无误谬，至其以利为善之实质，实合乎功利主义而大有价值也。”本村鹰太郎：《东西洋伦理学史》，范迪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17页。 直接将墨子之学说内涵赋予边沁的“功利主义”。此外，在1906年《教育学教科书》第一章中写道：“功利主义之说曰，人之所欲者快乐也，快乐之为物……”波多野贞之助讲述， 金太仁作：《教育学教科书》，上海：东亚书乐局，1906年，第39、106页。而在第二编第二章中将功利主义描述为：“乃由欲得名誉财产位置势力之动机而出者。而此动机为学习之一原动力。” 甚至于写道：“而以功利主义为教育之标榜，譬之抱薪救火，其害也益甚矣。”从第一处的“功利主义之说”源自对西方的功利主义学说的介绍到对该思想的评价的过程中，可以观察作者将西方的功利主义理解为物质主义、急功近利的意思。可见在初始翻译日本学者的译著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功利主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5年以后，提及“功利主义”的书目逐渐增多。这个时期的相关著作，仍以介绍引进西方功利主义为主。但是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作者已经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思想去理解、接受西方功利主义，包括当时来自日本的译著。1919年《近代思想》第三章写道：“功利主义者，以为人之为善，所以为其人之功利计也。为善以有利于我也”新潮社：《近代思想》（上），过耀根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53页。。显然，作者文中将卢梭所批判的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理解为精于算计、将他人的善为我所用来使自己得到相应的利益好处。1920年《近代思潮解剖》第六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其结果道德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勃兴。近代生活之逼迫与精神方面之动摇，皆助长此功利主义之原因。既以功利主义之道德为出发点，则所谓善恶邪正势蔑视动机而一以结果为断。”樋口秀雄：《近代思潮解剖》，商务印书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97页。 1923年《挽近教育学说概论》第三编中写道：“第一种是功利主义，就是拿赏罚等级及第落第等名目，去挑发儿童的学习心。第二种为本务主义，这种方法，是撇开功利主义的，他说活动是人生的本务……这三种方法，都非是自学主义教育所侧重的，因为功利主义，把儿童看得太低……”王骏声：《挽近教育学说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6页。这里所谓的功利主义，即为急功近利之意，可以说是自古及今由儒学的价值观、多次义利之辩等影响下潜移默化而形成的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无关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
除晚清及民国书籍外，笔者对同期约300份左右的报刊也进行了查证，根据文章的用词语境查询了“功利主义”出现时所表达的含义。1910年前主要是对西方功利主义进行介绍，文章并不多，1911年后逐步增多，但与同期的书籍情况相似，往往也多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与功利主义互换表达。如1903年4月26日《新民丛报》第30号中的《商君传》，虽然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商鞅的立法思想，但却用功利主义表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又如1915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中李亦氏的文章《人生唯一之目的》，明显能看出文章中的“功利主义”一词源于西方思想，但是却将其含义也理解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此外，19181919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进行了一次有关功利主义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论战，这场论战中所提及的“功利主义”，实际上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内涵无关，而是基于传统价值观，即在“义利之辩”思想框架内所衍生出的本土“功利主义”，也就是贺麟所称的“自古有之，于今为烈”贺麟：《功利主义的新评价》，载《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7期。的旧式功利主义。1920年以后，“功利主义”一词更加活跃，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辩的“急功近利、物质主义”的用法要远多于基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含义的用法。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含义并没有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含义渐渐被旧式“功利主义”的含义同化与吞噬。到了1937年后，基于西方思想的“功利主义”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报刊，而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辩的“功利主义”成了主流。
从早期与功利主义相关的报刊书籍中可以了解到，“功利主义”在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持续地遭遇被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解读。在汉语文字环境里，因为“功利”一词原本就来自中国典籍，“功利主义”似乎天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义利之辩”紧密挂钩，而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一直有类似《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并不鼓励含有利己性质的“利”。所以，从文字语言表达形式的角度上进行观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关“功利主义”所遭到的误读。
对中国而言，梁启超及一批知名学者当年面临的社会要求与明治初期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经历了几乎亡国的切肤之痛后，救亡图存、强国富民被当作首要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民众对功利主义的接受涉及更复杂的因素影响，应另行分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认同了异化的“功利主义”输入，接受了日本有关utilitarianism 的“功利”阐释。由于从对来自日本的新词“功利”的理解开始，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影响便不可避免，使得与“功利主义”相关的讨论往往被“顺理成章”地纳入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框架内进行。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不能排除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无论是明治期间的日本，还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其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远落后于当时的欧洲，甚至可以说缺乏完全接受西方“功利主义”理念的社会基础条件。
无论如何，回顾边沁当年提出utilitarianism的初衷，其核心目的并非仅仅关注个人的幸福和解脱，而是着眼于全社会人类群体的幸福，即为公共利益的获得与评价建立客观标准，以达到“政府的改善和人类命运改良的目标”（improvement in government and the melioration of the lot of mankind）Charles Atkinson， Jeremy Bentham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ETHUEN&CO;， 1905， p. 20. 。如果在当下研究“功利主义”的过程中，不区分两种不同内涵的功利主义，其认识在本质上并未超越当年思想家的“主观”，实际上也还是没做到自觉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义利之辩”的“功利”与曾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奠基发挥过作用的“功利主义”思潮之间的重大差别。
六、 结语
根据以上内容，审视西方utilitarianism概念被译介到汉字文化圈的过程，对其传播的历史脉络可作如下小结：
第一，utilitarianism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历经了1869年《英华字典》的初次翻译，其译词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该概念的接受和理解；随着《英华字典》传入日本，这种来自中国的译法也曾对明治期间日本社会理解接受西方utilitarianism的过程产生了影响。
第二，明治期间的utilitarianism曾有数种不同的译词，折射出当时日本社会对utilitarianism的多重理解。西周是日本引入介绍该思想的第一人（1870年），而含有“功利”的关键译词是由井上哲次郎于1881年提出的，随着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最终utilitarianism的译词演变为“功利主义”。而此处“功利”一词的溯源则是中国典籍中“功利”之意，通过井上哲次郎的相关文献可以确认“功利主义”译词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辩”的“利”概念的关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