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国际收支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马萍+刘兰+雷茵
本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成果，负责人：马萍，参与人：刘兰，雷茵
摘 要：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同时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也不断加大，并没有像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马歇尔—勒纳条件所揭示的本币升值能够缓和贸易顺差，现实与理论之间出现了偏差。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包括ADF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以中美数据为样本，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国际收支的关系。分析得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对中美国际收支不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实证分析
一、前言
经典国际收支理论中，汇率是决定国际收支的重要变量，但这一理论似乎并没有在我国得到验证。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币开始了缓慢的升值过程。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二次汇改，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截至201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3116亿美元，人民币升值趋势仍在延续。但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增长势头强劲，从2005年的2238亿美元一路飙升至2010年的5247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近两年顺差差额有所缓和。从流量上看，中国存在着持续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现象。现实显示人民币持续升值并没有像传统理论揭示的那样对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起到遏制作用。究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探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国际收支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马歇尔-勒纳条件
传统的国际收支理论认为，本币的升值将有利于缓解贸易收支顺差。汇率与国际收支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模型构建方法有：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弹性分析法是较早并得到普遍运用的分析方法，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A.P.勒纳从弹性角度分析一国货币的贬值与该国贸易收支改善程度的关系，提出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该理论认为一国货币贬值后，只有在出口需求弹性与进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条件下，即（Dx+Dm）>1，才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进而改善国际收支。然而，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汇率变化对贸易状况的影响具有的“时滞”效应的被称为“J曲线效应”。其原因在于最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口和出口的贸易量并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从而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是顺差减少。这一变化过程可能会维持数月甚至一两年，根据各国不同情况而定。
尽管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含义，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往往与理论不一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同时中美贸易顺差却未下降，这对关于汇率变动与国际收支关系的传统马歇尔-勒纳条件理论提出了挑战。
三、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国际收支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设定和数据选取。为了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的关系为样本，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关注模型背后所代表的经济意义。该实证研究遵循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并重的研究方法。
模型设定如下：
（1）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LnBOT=α1+β1LnER+γ1LnGDP+ε
（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方程：LnFDI =α2+β2LnER+γ2LnGDP+ζ
本文涉及的数据资料和变量包括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两个方面，其中国际收支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收支以及资本项目收支。贸易收支的指标选用中国对美国出口额（EX）和中国从美国进口额（IM），贸易差额（BOT）是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即BOT=EX-IM；资本项目收支的指标选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由于中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5年8月至2013年12月，对美进出口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因为2003年11月以后，中国政府不再公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月度数据，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局公布的GDP的季度数据。汇率（ER）指标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由X-rates网站统计而得。最后还有随机干扰项和常数项。为了使相关计算更加简单和准确，同时消除异方差，对各序列取自然对数，这样在不改变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前提下降低数据的量级。
2.实证检验和分析。（1）单位根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的误差，首先对各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之后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检验结果见表1。FDI取对数后的ADF统计量值小于其对应的1%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无法拒绝“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原假设，即这个序列为平稳的。LnBOT，LnER和Ln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检验也变得平稳了，也就是说各变量都是单整的。
（2）格兰杰因果检验。鉴于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可以利用格兰杰检验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BOT与ER、GDP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其中ER并不是BOT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贸易顺差并不存在根本的因果关系，即人民币升值也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办法。同时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FDI与 ER、GDP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说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额会受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反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也会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和中国经济发展。
（3）OLS分析。使用Eviews 6.0 统计软件对模型适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确定时序数据贸易差额、外国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长期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①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LnBOT= 2.376682LnER+0.722508LnG
从计量统计检验上看，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的各系数均显著，且长期来看，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完全契合。但该方程的拟合优度并不高，R2只有0.331409，说明GDP与汇率只解释了贸易差额变动的33%，还有许多影响贸易收支变动的因素未在模型中表现出来，例如中美两国贸易政策、世界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方程：LnFDI =-1.25534LnER+0.279533LnG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仅为0.06093，说明经济增长和汇率并不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最小二乘系数可以看出，GDP与汇率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本土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影响不大，不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对华投资的大环境；而且美国的经济形势、海外投资政策、中国的税收政策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以上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有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国际收支是存在相关关系的，符合传统理论马歇尔--纳勒条件且存在时滞效应，但是相关关系并不明显，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办法，汇率变动几乎不能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参考文献：
[1]何凌云，刘传哲，唐安宝.“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作用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08，05：121-124.
[2]史建楠.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3]王海南.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研究[D].暨南大学，2006.
[4]陈腾龙.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作者简介：马萍（1991- ），女，江苏徐州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刘兰（1990- ），女，湖北宜昌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雷茵（1990-），女，北京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3）OLS分析。使用Eviews 6.0 统计软件对模型适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确定时序数据贸易差额、外国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长期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①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LnBOT= 2.376682LnER+0.722508LnG
从计量统计检验上看，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的各系数均显著，且长期来看，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完全契合。但该方程的拟合优度并不高，R2只有0.331409，说明GDP与汇率只解释了贸易差额变动的33%，还有许多影响贸易收支变动的因素未在模型中表现出来，例如中美两国贸易政策、世界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方程：LnFDI =-1.25534LnER+0.279533LnG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仅为0.06093，说明经济增长和汇率并不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最小二乘系数可以看出，GDP与汇率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本土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影响不大，不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对华投资的大环境；而且美国的经济形势、海外投资政策、中国的税收政策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以上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有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国际收支是存在相关关系的，符合传统理论马歇尔--纳勒条件且存在时滞效应，但是相关关系并不明显，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办法，汇率变动几乎不能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参考文献：
[1]何凌云，刘传哲，唐安宝.“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作用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08，05：121-124.
[2]史建楠.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3]王海南.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研究[D].暨南大学，2006.
[4]陈腾龙.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作者简介：马萍（1991- ），女，江苏徐州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刘兰（1990- ），女，湖北宜昌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雷茵（1990-），女，北京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3）OLS分析。使用Eviews 6.0 统计软件对模型适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确定时序数据贸易差额、外国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长期关系。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①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LnBOT= 2.376682LnER+0.722508LnG
从计量统计检验上看，中美贸易收支差额方程的各系数均显著，且长期来看，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完全契合。但该方程的拟合优度并不高，R2只有0.331409，说明GDP与汇率只解释了贸易差额变动的33%，还有许多影响贸易收支变动的因素未在模型中表现出来，例如中美两国贸易政策、世界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方程：LnFDI =-1.25534LnER+0.279533LnG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仅为0.06093，说明经济增长和汇率并不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最小二乘系数可以看出，GDP与汇率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本土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影响不大，不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对华投资的大环境；而且美国的经济形势、海外投资政策、中国的税收政策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以上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有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国际收支是存在相关关系的，符合传统理论马歇尔--纳勒条件且存在时滞效应，但是相关关系并不明显，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顺差的最有效办法，汇率变动几乎不能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参考文献：
[1]何凌云，刘传哲，唐安宝.“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收支调节作用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08，05：121-124.
[2]史建楠.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3]王海南.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研究[D].暨南大学，2006.
[4]陈腾龙.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作者简介：马萍（1991- ），女，江苏徐州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刘兰（1990- ），女，湖北宜昌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雷茵（1990-），女，北京人，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