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视域下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维度的中国智慧
梁超伟
摘 要：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所保持的长期稳定也广受国际社会称道。中国改革的开展迫于发展的需求，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缘于改革的持续，而中国改革发展的深入则基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可以说发展是需求，改革是常态，稳定是基础，但是纵览世界各国，能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则少之又少。中国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确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了巨大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改革；发展；稳定；国际比较；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63-04一、国际比较视域下
改革维度的中国智慧
中国现有成就的取得缘于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寄希望于改革。纵览世界各国，以改革求复兴的国家有很多，但是将改革深入持久加以推进并取得成功的则少之又少。相比之下，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则缘于勇于自我革命的改革魄力和对改革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把握。习近平在谈及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1]（P3）“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1]（P15）“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1]（P13）。
改革的开展需要勇于自我革命的巨大魄力。近年来，不少国家局势动荡，其原因纵然有域外势力的干涉，但归根结底还是缘于自身国内弊端重生，改革乏力，错失良机，最终导致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相比之下，中国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巨大改革魄力，全面深化改革，使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并取得显著成效。
改革如何推进也是一门艺术。在改革方法层面最为关键的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统一。改革的核心就是对原有弊端的调整，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重塑，在此条件下，改革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改革是一项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不仅是政治经济等制度层面的变革也是观念层面的变革，唯有先易后难，有所侧重，协调推进才能使各项改革措施形成良性循环。不管是苏东国家还是现如今陷入动荡深受“阿拉伯之春”困扰的阿拉伯国家，在其改革策略的选择上都不甚科学，使各项改革措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这些国家大多都是在面临严重危机但各方面又普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改革的，改革准备不足与改革预期过高，改革思路模糊与对改革难度的低估，往往造成了改革措施的不系统不全面，甚至各项措施前后矛盾，这常常使改革推动者的威信和改革措施的说服力大打折扣，改革的开展虽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但其深层矛盾非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更有甚者却因改革方法不当而使矛盾激化，造成了民意割裂、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而中国的改革始终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结合，按照循序渐进有所侧重的方针，蹄疾步稳有序推动各方面改革，在稳步推进中取得实效。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2]（P3）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
发展维度的中国智慧
改革目的在于推动发展，发展的加速又助推改革的深入。习近平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P12）“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P21）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规划是否长远，发展是否连续，发展是否开放，发展是否包容。谋求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追求。但是，只有美好的发展愿景是远远不够的，发展在于谋划更在于落实。有的国家在发展问题上裹足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最终沦为失败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彰显着巨大的发展智慧，其不仅体现于谋求发展的长远性和规划性上，也体现在谋求发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上。
国际比较视域下发展维度的“中国之智”，体现于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明确定位和长远规划。国家的发展进步既缘于对自身国情的深刻洞察，也缘于对發展机遇的及时把握。很多国家陷入发展困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自身应有发展定位和发展长远规划认识的缺乏。相比而言，中国对自身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定位和长远的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P11）党的十九大报告从14个方面所阐释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正是在这一定位基础上加以展开的，并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将发展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这些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自身发展的明确定位和长远规划。
我们处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时代，发展和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同义词。关起门来谋发展，很难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原有的僵化落后缘于封闭，中国现有的发展奇迹缘于开放。纵观世界各国，开放未必一定会带来繁荣，但落后往往与封闭相伴随。开放化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只会被时代所抛弃，如今的中国既是开放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开放发展的引领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P34）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P25）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发展自信，相比号称世界经济自由秩序捍卫者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积极开放发展，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的中国体现了开放发展的大国担当和中国智慧。
三、国际比较视域下
稳定维度的中国智慧
如果说改革和发展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那么稳定则需要坚定的政治定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谙稳定对于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成败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苏东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良好的改革发展愿景却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民众期待幻灭的时代悲剧，这些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P31）现代化意味着“破”，即社会转型和社会利益的分裂和重组，新旧平衡的转化；现代性则意味着“立”，即社会转型和利益重组的完成，新的平衡的建立。稳定的基础在于社会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改革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动和局部关系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改革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也是改革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这种现象规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将其转化为完善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很多发展中国家深陷现代化转型困境，转型没有带来社会共识的建立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反而是民意的割裂，经济的停滞，利益的固化，政治的腐败乃至恐怖主义滋生导致国家分裂，这样的转型只是在现代化面纱下传统国家的异化和变体。反观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是在由局部到整体，统筹兼顾达成社会最大共识的动态稳定中进行的。
一国的稳定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综合自身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社会心理、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谈及稳定时，我们既要避免将稳定绝对化、静止化，也要防范既得利益者将稳定当作阻碍改革、维护既得利益的遮羞布。我们所谈的稳定是动态平衡中的稳定，是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稳定，更是助推改革发展、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的稳定。我认为保持动态稳定，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改革措施的制度化和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明确提出“要树立新的稳定观”[4]（P46），我认为这种“新的稳定观”就是在广泛凝聚共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建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动态的稳定。
亨廷顿指出：“一个社会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3]（P7-8）制度建构的有效性不在于泛而在于准，制度建构的科学性不在于快而在于稳。制度的建构既是对已有广泛社会共识的制度化规范，也是对改革发展方向的规范性引导。制度建构与国家改革发展实际的脱节，不仅无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反而会造成民意的割裂，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负资产。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懂得制度建构对维护稳定的重要性，而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建构时机不当和方式不得法，反观中国，制度建构进程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互配合，从最初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到如今推进国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易到难，从局部实验到全面推进的制度建构过程，制度建构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得到了良性互动。
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实施，而制度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一个能够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强有力的执政党。身处国家转型期的执政党既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定力量，更是民意互通、凝聚共识的纽带和桥梁。执政党的合法性在于民意，执政党的权威性在于其自身的执政能力，苏东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难以为继，社会稳定持续恶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可归结于执政党自身。执政党领导的弱化，执政党民意的丧失，执政党的频繁更迭，使得执政党不仅没有成为推进制度建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反而成为了割裂民意，造成动荡的源头。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苏东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存在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利益分赃机制，原有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弱化，因碍于自身狭隘利益相互扯皮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时有发生。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要求，勇于变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了助推改革发展稳定的决定性力量。
四、结 语
发展是需求，改革是常态，稳定是基础，唯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方能释放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效力。针对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1]（P36）
现如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发展进入了全面发展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转型期，既为稳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对稳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以改善民生切实保障人民利益为结合点。这既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效方法，更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充分彰显了国际比较视域下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维度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4.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 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
[4]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7.
摘 要：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所保持的长期稳定也广受国际社会称道。中国改革的开展迫于发展的需求，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缘于改革的持续，而中国改革发展的深入则基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可以说发展是需求，改革是常态，稳定是基础，但是纵览世界各国，能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则少之又少。中国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确把握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了巨大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改革；发展；稳定；国际比较；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63-04一、国际比较视域下
改革维度的中国智慧
中国现有成就的取得缘于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寄希望于改革。纵览世界各国，以改革求复兴的国家有很多，但是将改革深入持久加以推进并取得成功的则少之又少。相比之下，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则缘于勇于自我革命的改革魄力和对改革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把握。习近平在谈及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1]（P3）“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1]（P15）“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1]（P13）。
改革的开展需要勇于自我革命的巨大魄力。近年来，不少国家局势动荡，其原因纵然有域外势力的干涉，但归根结底还是缘于自身国内弊端重生，改革乏力，错失良机，最终导致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相比之下，中国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巨大改革魄力，全面深化改革，使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并取得显著成效。
改革如何推进也是一门艺术。在改革方法层面最为关键的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统一。改革的核心就是对原有弊端的调整，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重塑，在此条件下，改革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改革是一项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不仅是政治经济等制度层面的变革也是观念层面的变革，唯有先易后难，有所侧重，协调推进才能使各项改革措施形成良性循环。不管是苏东国家还是现如今陷入动荡深受“阿拉伯之春”困扰的阿拉伯国家，在其改革策略的选择上都不甚科学，使各项改革措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这些国家大多都是在面临严重危机但各方面又普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改革的，改革准备不足与改革预期过高，改革思路模糊与对改革难度的低估，往往造成了改革措施的不系统不全面，甚至各项措施前后矛盾，这常常使改革推动者的威信和改革措施的说服力大打折扣，改革的开展虽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但其深层矛盾非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更有甚者却因改革方法不当而使矛盾激化，造成了民意割裂、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而中国的改革始终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结合，按照循序渐进有所侧重的方针，蹄疾步稳有序推动各方面改革，在稳步推进中取得实效。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2]（P3）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
发展维度的中国智慧
改革目的在于推动发展，发展的加速又助推改革的深入。习近平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P12）“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P21）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规划是否长远，发展是否连续，发展是否开放，发展是否包容。谋求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追求。但是，只有美好的发展愿景是远远不够的，发展在于谋划更在于落实。有的国家在发展问题上裹足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最终沦为失败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彰显着巨大的发展智慧，其不仅体现于谋求发展的长远性和规划性上，也体现在谋求发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上。
国际比较视域下发展维度的“中国之智”，体现于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明确定位和长远规划。国家的发展进步既缘于对自身国情的深刻洞察，也缘于对發展机遇的及时把握。很多国家陷入发展困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自身应有发展定位和发展长远规划认识的缺乏。相比而言，中国对自身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定位和长远的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P11）党的十九大报告从14个方面所阐释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正是在这一定位基础上加以展开的，并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将发展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这些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自身发展的明确定位和长远规划。
我们处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时代，发展和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同义词。关起门来谋发展，很难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原有的僵化落后缘于封闭，中国现有的发展奇迹缘于开放。纵观世界各国，开放未必一定会带来繁荣，但落后往往与封闭相伴随。开放化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只会被时代所抛弃，如今的中国既是开放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开放发展的引领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P34）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P25）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发展自信，相比号称世界经济自由秩序捍卫者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积极开放发展，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的中国体现了开放发展的大国担当和中国智慧。
三、国际比较视域下
稳定维度的中国智慧
如果说改革和发展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那么稳定则需要坚定的政治定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谙稳定对于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成败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苏东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良好的改革发展愿景却变成了社会动荡和民众期待幻灭的时代悲剧，这些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最容易发生社会动荡，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P31）现代化意味着“破”，即社会转型和社会利益的分裂和重组，新旧平衡的转化；现代性则意味着“立”，即社会转型和利益重组的完成，新的平衡的建立。稳定的基础在于社会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改革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动和局部关系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改革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也是改革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这种现象规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将其转化为完善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很多发展中国家深陷现代化转型困境，转型没有带来社会共识的建立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反而是民意的割裂，经济的停滞，利益的固化，政治的腐败乃至恐怖主义滋生导致国家分裂，这样的转型只是在现代化面纱下传统国家的异化和变体。反观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是在由局部到整体，统筹兼顾达成社会最大共识的动态稳定中进行的。
一国的稳定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综合自身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社会心理、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谈及稳定时，我们既要避免将稳定绝对化、静止化，也要防范既得利益者将稳定当作阻碍改革、维护既得利益的遮羞布。我们所谈的稳定是动态平衡中的稳定，是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稳定，更是助推改革发展、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的稳定。我认为保持动态稳定，促进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改革措施的制度化和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明确提出“要树立新的稳定观”[4]（P46），我认为这种“新的稳定观”就是在广泛凝聚共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建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动态的稳定。
亨廷顿指出：“一个社会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3]（P7-8）制度建构的有效性不在于泛而在于准，制度建构的科学性不在于快而在于稳。制度的建构既是对已有广泛社会共识的制度化规范，也是对改革发展方向的规范性引导。制度建构与国家改革发展实际的脱节，不仅无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反而会造成民意的割裂，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负资产。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懂得制度建构对维护稳定的重要性，而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建构时机不当和方式不得法，反观中国，制度建构进程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相互配合，从最初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到如今推进国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易到难，从局部实验到全面推进的制度建构过程，制度建构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得到了良性互动。
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实施，而制度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一个能够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强有力的执政党。身处国家转型期的执政党既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定力量，更是民意互通、凝聚共识的纽带和桥梁。执政党的合法性在于民意，执政党的权威性在于其自身的执政能力，苏东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难以为继，社会稳定持续恶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可归结于执政党自身。执政党领导的弱化，执政党民意的丧失，执政党的频繁更迭，使得执政党不仅没有成为推进制度建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反而成为了割裂民意，造成动荡的源头。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苏东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存在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利益分赃机制，原有的监督制约功能大大弱化，因碍于自身狭隘利益相互扯皮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时有发生。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要求，勇于变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了助推改革发展稳定的决定性力量。
四、结 语
发展是需求，改革是常态，稳定是基础，唯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方能释放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效力。针对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1]（P36）
现如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发展进入了全面发展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转型期，既为稳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对稳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以改善民生切实保障人民利益为结合点。这既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效方法，更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充分彰显了国际比较视域下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维度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4.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 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
[4]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