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铜铃比较研究
沈博++幸晓峰
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铜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各有不同。对他们进行形制数据的分析比较，有助于了解两个遗址之间的关联。文章在选择三星堆和金沙出土B型铜铃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两个遗址之间的传承关系。
铜铃；标准化生产；三星堆；金沙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先后在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初被发掘，作为成都平原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两者出土器物在时间、形制和文化内涵上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和传承性。如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在造型和表现形式上就十分相似；金沙出土的陶器也反映了与三星堆文化的承袭与发展的关系；除此以外，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青铜器物和石器也充分表现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本文拟以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铜铃为例，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铜铃出土的具体情况及比较依据
1.三星堆铜铃出土之基本情况①
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铜铃共43件，分别埋藏在祭祀坑的中层和下层，中层出土铜铃19件（编号K2②），其中B型铃16件，D型铃2件，F型铃1件。中层堆放的全部为青铜器，主要有青铜人立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罍、尊、太阳形器、眼形器、大型神树等。下层出土铜铃24件（编号K2③），其中B型铃14件，D型铃4件，A、C、E、G、H、I型铃各1件。伴出器物主要是小型青铜器物、饰件、玉戈、玉璋、石戈等。小型青铜件和饰件中有神坛、神殿、小神树、小人像、眼型器、兽面、铜瑗、铜戚璧、铜铃、铜架及挂饰、蛇型器等形制较小的器物。
三星堆出土铜铃形制分为九大型。A型为素面无翼铃。B型共30件，合瓦直桶形，两侧有长形翼，大小呈梯次排列，最大铜铃通高10.8 cm、宽9.4 cm；最小铜铃通高5.1 cm，厚0.15～0.3 cm，重36～295 g。D型铃6件，合瓦直桶形，两侧有羽形翼，大小、重量在B型铃区间内。其它型铃均为单件，形制有鸟头、花瓣、虎头、兽面等造型和纹饰。三星堆铜铃在埋藏时分别埋在两层，两层中均有大小尺寸不同的B型铃，按出土层位将铜铃分为两组，它们的音乐声学测量数据和形制数据均可有序排列，由此可以说明它们很有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制造或使用的两组铜铃。
铜铃出土时，伴出铜铃挂架16件，大小不同，似与大小不同的铜铃配置而用。出土时有的铃还悬挂在挂架上（K2③：274），有的挂架上还悬挂铜牌形挂饰，挂饰有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共109件，“这些挂饰与铃、铃挂架结合使用，使用时将一铃悬挂在铃挂架中央，挂饰悬挂在架圈的挂钮（或挂环）上，每个挂架上悬挂相同形制的挂饰，未见不同形制的挂饰掺杂配置的情况”[1]，铜铃内挂有铃舌，撞击内壁发音；外部挂饰撞击铜铃外璧，同样可以发音，说明铜铃是具有发音性能的器物。人类早期乐器的产生，具有混生性。铜铃作为大型宗庙里使用的礼仪用品，或者直接用于祭祀礼仪活动中的器物，具有挂饰和撞击发出音响的双重功能，正是这种混生性的体现。
铜铃埋藏的时间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1号坑到2号坑的年代相距约百年，1号坑中未见铜铃出土，说明铜铃的研究制造，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我们现在尚无法确定，在1号坑的活动年代，蜀人是否在祭祀礼仪中使用过具有音响的器物。但是在2号坑的活动时期，却可以确认我国早期青铜乐器铜铃，已成为蜀人祭祀活动中担负祭祀功能的乐器。这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的早期铜铃中，数量较多而且祭祀功能明确的重要例证。因此，这批铜铃在研究我国先秦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2.金沙遗址铜铃出土之基本情况②
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共出土铜铃12件，其中A型铃2件，出土号为C：44、C：332。
B型铃8件：按照通高大小排列，出土号为 C：881、C：880、C：497、C：879、C：138、C：333、C933、 C：36。形制特征：形体较小，较宽。通高在4.4～4.1 cm，宽4.4～3.6 cm。无铃舌。环钮。铃体合瓦形，略呈梯形，上小下大，较扁。于口平直，称为“平口”。两侧有长形扉。8件铃的形制完全相同，尺寸有序递减，相差不大。制造时，改变形制和尺寸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如标本 C：879 的铃体最扁，通高4.3 cm（含钮高），宽4.4 cm，显然是有意改变铃体的长宽比例。有3件铃（C：880、C：497、C：138）的于口正上方约0.7 cm处，有比较明显的无锈蚀、发黑、有光泽的一处亮点，似敲击痕迹，与乐钟敲击部位相同，称为“鼓部”。另有1件铃（C：879）一侧扉的内侧，有高1.5 cm、宽0.8 cm的无锈蚀、发黑、有光泽的亮处，也应该是敲击产生的痕迹，与双音乐钟敲击部位相同，称为“侧鼓音”。
C型铃2件，出土号为C：331、C：941。形制特征：形体较小。通高分别为：4.14 cm、3.4 cm。无铃舌。环钮。铃体合瓦形，直桶，上下大小相同。两侧有长形扉，于口平直。其形制特征与三星堆出土多数有舌铜铃，基本一样。其中1件铃（C：941）的一面粘接着一块菱形铜板，锈蚀极为严重，无法测出音高。
沈 博 幸晓峰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铜铃比较研究
二、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青铜铃铛形制数据的比较
1.选择器物的依据
三星堆共出土铜铃43件，金沙遗址出土铜铃百余件，其中梅苑遗址出土12件，但以B型铜铃为本文比较之样本的依据在于：首先，B型铜铃之外形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最多的铜铃器形；其次，以外型相类器物进行比较更能较准确的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再次，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之B型铜铃铃身上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可以断定其使用方式是敲击使用。对B型铃的研究，是研究三星堆出土铜铃音乐性能的重点，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具体形制和数据
根据出土情况，本文样本分别为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B型铃10件（编号K2③：X）；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B型铃10件（编号K2②：X）；金沙遗址梅苑地点B型铃8件（编号C：X）。根据表1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①通高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通高在5.1～10.8 cm之间，高度差③5.7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出土B型铃，通高在7.1～10.2 cm之间，高度差3.1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通高在4.07～4.4 cm之间，高度差0.33 cm。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中层与下层出土铜铃的通高相比有所增加，样本最小高度变大，最大高度变小，高度差呈现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样本与三星堆样本通高有较大幅度减小，且高度差明显缩小。
②宽度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宽度在3.0～9.4 cm之间，宽度差④6.4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中层出土B型铃，宽度在4.9～8.15 cm之间，宽度差3.25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宽度在3.51～4.4 cm之间，宽度差0.81 cm。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中层与下层出土铜铃的宽度相比有所增加，样本最小宽度变大，最大宽度变小，宽度差呈现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出土样本与三星堆样本相比宽度有较大幅度减少，且宽度差明显缩小。
③厚度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厚度在0.15～0.3 cm之间，厚度差⑤0.15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出土B型铃，厚度在0.2～0.25 cm之间，厚度差0.05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厚度在0.17～0.38 cm之间，厚度差0.21 cm。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样本与下层样本在厚度方面，样本最小厚度增加，最大厚度减少，厚度差呈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遗址样本与三星堆样本相比厚度变化幅度不大，但厚度差呈增大趋势。
④铃舌 三星堆样本无论中层还是下层，皆有铃舌，而金沙遗址样本无一有铃舌，可见金沙人在此样本上已抛弃铃舌形态；三星堆20件样本无可视击痕，而金沙8件样本中有4件有可视击痕。由此可以看出样本的发音位置已由内部发音演变为外部发音。
三、结 论
1.样本呈现逐渐标准化的生产趋势
三星堆中层样本与下层样本相比较，无论高度、宽度差值都有明显减少；金沙遗址样本显示，无论是样本的高度差和宽度差都较三星堆样本有明显的缩小，因此笔者认为从三星堆下层到中层再到金沙遗址，样本的生产逐渐向标准化过度，尽管金沙遗址的样本厚度差与三星堆样本厚度差有所增加，但增加数值仅为0.16 cm，考虑到金沙时期测量技术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2.金沙遗址出土B型铜铃已经是标准化生产的产物
分析金沙遗址的高度差、宽度差、厚度差分别为0.33 cm、0.81 cm和0.21 cm，综合当时的计量水平，笔者认为金沙时期B型铃已经接近或者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标准化生产。
3.金沙遗址样本与三星堆遗址样本相比发音方式有重大变化
三星堆遗址样本皆有铃舌，这表明三星堆遗址铜铃发音方式由铃舌碰撞内壁发音，一旦外力迫使铃舌开始运动，则铃舌的摆动不受人为控制，即无论发音的节奏和强度都不易受人为控制，属于被动发音；而金沙遗址样本皆无铃舌，有4件样本保留清晰击痕，发音的节奏和强度较易受敲击者的控制，属于主动发音。
综上所述，铜铃的标准化生产，可以产生标准音，从而更有利于后期进行局部微调，进而调整编铃的音程关系；铜铃由外部敲击发音，使发音的音强、节奏更加可控；由三星堆下层到中层再到金沙遗址，样本的变化规律符合人类科技发展的规律，在样本B型铜铃的数据变化上，可以看出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的科技进步趋势。
四、三星堆——金沙出土铜铃的其它分析
青铜铃的制造，是古蜀祭祀礼仪连续发展的产物。三星堆1号祭祀坑没有铜铃出土，2号祭祀坑出土铜铃可分9种类型，期间相距百年。而金沙遗址出土铜铃的数量更多，还发现2件呈纯六度自然音阶、构成曲尺状摆放在一起的大石磬，两件石磬的器面上留下明显调音痕迹，说明其时古蜀国已具有比较先进的音乐文化，而早期音乐和舞蹈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伴随着祭祀礼仪的需要进而不断进步发展的。
青铜铃的制造和使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目前所知，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铃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1件铜铃（原报告称“铃形小型铜器”），红铜铸造器，含铜量97.8%，属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4个墓葬中先后出土4件铜铃，均为青铜铸造、合瓦形体、桥形纽，铃舌为玉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2件）和四期（2件）[3]，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铜铃、铜牌形饰，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
成组铜铃在殷墟遗址已有发现，“铜铃以成组出土的较多，如妇好墓出大小铜铃达18枚，殷墟西区的M701出土14枚，M1125也出铜铃10枚”[4]；西周遗址发现的成组铜铃有：陕西扶风庄白1号窖藏西周中期成组铜铃7件；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95号墓出土西周晚期编铃9件[5]，另有河南烧沟汉墓出土6件一组[6] 编铃，与金沙遗址出土A型铃形制很相似。
与青铜铃同出的16件铜铃架，大小不同，与铜铃配置而用，挂架上有2～4个小环，出土时有的挂架上挂着铜铃和同一种挂饰，这种用法直接将铜铃悬挂起来，与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片状青铜挂饰挂在一起，撞击发出音响，音乐效果十分明显。
责任编辑：李姝
注释：
①本文所用三星堆出土铜铃资料均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本文所用金沙铜铃资料均引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淘珍——成都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③作者注：高度差即铜铃样本通高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④作者注：宽度差即铜铃样本宽度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⑤作者注：厚度差即铜铃样本厚度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89.
[2]高炜，李健民.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3（1）：33.
[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10.
[4]牛世山.中国古代青铜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53.
[5]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171-172.
[6]刘东升.中国乐器图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88.
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铜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各有不同。对他们进行形制数据的分析比较，有助于了解两个遗址之间的关联。文章在选择三星堆和金沙出土B型铜铃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两个遗址之间的传承关系。
铜铃；标准化生产；三星堆；金沙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先后在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初被发掘，作为成都平原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两者出土器物在时间、形制和文化内涵上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和传承性。如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在造型和表现形式上就十分相似；金沙出土的陶器也反映了与三星堆文化的承袭与发展的关系；除此以外，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青铜器物和石器也充分表现出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本文拟以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铜铃为例，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铜铃出土的具体情况及比较依据
1.三星堆铜铃出土之基本情况①
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铜铃共43件，分别埋藏在祭祀坑的中层和下层，中层出土铜铃19件（编号K2②），其中B型铃16件，D型铃2件，F型铃1件。中层堆放的全部为青铜器，主要有青铜人立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罍、尊、太阳形器、眼形器、大型神树等。下层出土铜铃24件（编号K2③），其中B型铃14件，D型铃4件，A、C、E、G、H、I型铃各1件。伴出器物主要是小型青铜器物、饰件、玉戈、玉璋、石戈等。小型青铜件和饰件中有神坛、神殿、小神树、小人像、眼型器、兽面、铜瑗、铜戚璧、铜铃、铜架及挂饰、蛇型器等形制较小的器物。
三星堆出土铜铃形制分为九大型。A型为素面无翼铃。B型共30件，合瓦直桶形，两侧有长形翼，大小呈梯次排列，最大铜铃通高10.8 cm、宽9.4 cm；最小铜铃通高5.1 cm，厚0.15～0.3 cm，重36～295 g。D型铃6件，合瓦直桶形，两侧有羽形翼，大小、重量在B型铃区间内。其它型铃均为单件，形制有鸟头、花瓣、虎头、兽面等造型和纹饰。三星堆铜铃在埋藏时分别埋在两层，两层中均有大小尺寸不同的B型铃，按出土层位将铜铃分为两组，它们的音乐声学测量数据和形制数据均可有序排列，由此可以说明它们很有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制造或使用的两组铜铃。
铜铃出土时，伴出铜铃挂架16件，大小不同，似与大小不同的铜铃配置而用。出土时有的铃还悬挂在挂架上（K2③：274），有的挂架上还悬挂铜牌形挂饰，挂饰有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共109件，“这些挂饰与铃、铃挂架结合使用，使用时将一铃悬挂在铃挂架中央，挂饰悬挂在架圈的挂钮（或挂环）上，每个挂架上悬挂相同形制的挂饰，未见不同形制的挂饰掺杂配置的情况”[1]，铜铃内挂有铃舌，撞击内壁发音；外部挂饰撞击铜铃外璧，同样可以发音，说明铜铃是具有发音性能的器物。人类早期乐器的产生，具有混生性。铜铃作为大型宗庙里使用的礼仪用品，或者直接用于祭祀礼仪活动中的器物，具有挂饰和撞击发出音响的双重功能，正是这种混生性的体现。
铜铃埋藏的时间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1号坑到2号坑的年代相距约百年，1号坑中未见铜铃出土，说明铜铃的研究制造，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我们现在尚无法确定，在1号坑的活动年代，蜀人是否在祭祀礼仪中使用过具有音响的器物。但是在2号坑的活动时期，却可以确认我国早期青铜乐器铜铃，已成为蜀人祭祀活动中担负祭祀功能的乐器。这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的早期铜铃中，数量较多而且祭祀功能明确的重要例证。因此，这批铜铃在研究我国先秦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2.金沙遗址铜铃出土之基本情况②
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共出土铜铃12件，其中A型铃2件，出土号为C：44、C：332。
B型铃8件：按照通高大小排列，出土号为 C：881、C：880、C：497、C：879、C：138、C：333、C933、 C：36。形制特征：形体较小，较宽。通高在4.4～4.1 cm，宽4.4～3.6 cm。无铃舌。环钮。铃体合瓦形，略呈梯形，上小下大，较扁。于口平直，称为“平口”。两侧有长形扉。8件铃的形制完全相同，尺寸有序递减，相差不大。制造时，改变形制和尺寸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如标本 C：879 的铃体最扁，通高4.3 cm（含钮高），宽4.4 cm，显然是有意改变铃体的长宽比例。有3件铃（C：880、C：497、C：138）的于口正上方约0.7 cm处，有比较明显的无锈蚀、发黑、有光泽的一处亮点，似敲击痕迹，与乐钟敲击部位相同，称为“鼓部”。另有1件铃（C：879）一侧扉的内侧，有高1.5 cm、宽0.8 cm的无锈蚀、发黑、有光泽的亮处，也应该是敲击产生的痕迹，与双音乐钟敲击部位相同，称为“侧鼓音”。
C型铃2件，出土号为C：331、C：941。形制特征：形体较小。通高分别为：4.14 cm、3.4 cm。无铃舌。环钮。铃体合瓦形，直桶，上下大小相同。两侧有长形扉，于口平直。其形制特征与三星堆出土多数有舌铜铃，基本一样。其中1件铃（C：941）的一面粘接着一块菱形铜板，锈蚀极为严重，无法测出音高。
沈 博 幸晓峰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铜铃比较研究
二、三星堆与金沙出土青铜铃铛形制数据的比较
1.选择器物的依据
三星堆共出土铜铃43件，金沙遗址出土铜铃百余件，其中梅苑遗址出土12件，但以B型铜铃为本文比较之样本的依据在于：首先，B型铜铃之外形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最多的铜铃器形；其次，以外型相类器物进行比较更能较准确的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再次，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之B型铜铃铃身上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可以断定其使用方式是敲击使用。对B型铃的研究，是研究三星堆出土铜铃音乐性能的重点，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具体形制和数据
根据出土情况，本文样本分别为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B型铃10件（编号K2③：X）；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B型铃10件（编号K2②：X）；金沙遗址梅苑地点B型铃8件（编号C：X）。根据表1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①通高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通高在5.1～10.8 cm之间，高度差③5.7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出土B型铃，通高在7.1～10.2 cm之间，高度差3.1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通高在4.07～4.4 cm之间，高度差0.33 cm。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中层与下层出土铜铃的通高相比有所增加，样本最小高度变大，最大高度变小，高度差呈现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样本与三星堆样本通高有较大幅度减小，且高度差明显缩小。
②宽度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宽度在3.0～9.4 cm之间，宽度差④6.4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中层出土B型铃，宽度在4.9～8.15 cm之间，宽度差3.25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宽度在3.51～4.4 cm之间，宽度差0.81 cm。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中层与下层出土铜铃的宽度相比有所增加，样本最小宽度变大，最大宽度变小，宽度差呈现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出土样本与三星堆样本相比宽度有较大幅度减少，且宽度差明显缩小。
③厚度 三星堆2号祭祀坑下层出土B型铃，厚度在0.15～0.3 cm之间，厚度差⑤0.15 cm；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出土B型铃，厚度在0.2～0.25 cm之间，厚度差0.05 cm；金沙遗址梅苑地点出土B型铃，厚度在0.17～0.38 cm之间，厚度差0.21 cm。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层样本与下层样本在厚度方面，样本最小厚度增加，最大厚度减少，厚度差呈减少趋势；同时又可以看出，金沙遗址样本与三星堆样本相比厚度变化幅度不大，但厚度差呈增大趋势。
④铃舌 三星堆样本无论中层还是下层，皆有铃舌，而金沙遗址样本无一有铃舌，可见金沙人在此样本上已抛弃铃舌形态；三星堆20件样本无可视击痕，而金沙8件样本中有4件有可视击痕。由此可以看出样本的发音位置已由内部发音演变为外部发音。
三、结 论
1.样本呈现逐渐标准化的生产趋势
三星堆中层样本与下层样本相比较，无论高度、宽度差值都有明显减少；金沙遗址样本显示，无论是样本的高度差和宽度差都较三星堆样本有明显的缩小，因此笔者认为从三星堆下层到中层再到金沙遗址，样本的生产逐渐向标准化过度，尽管金沙遗址的样本厚度差与三星堆样本厚度差有所增加，但增加数值仅为0.16 cm，考虑到金沙时期测量技术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2.金沙遗址出土B型铜铃已经是标准化生产的产物
分析金沙遗址的高度差、宽度差、厚度差分别为0.33 cm、0.81 cm和0.21 cm，综合当时的计量水平，笔者认为金沙时期B型铃已经接近或者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标准化生产。
3.金沙遗址样本与三星堆遗址样本相比发音方式有重大变化
三星堆遗址样本皆有铃舌，这表明三星堆遗址铜铃发音方式由铃舌碰撞内壁发音，一旦外力迫使铃舌开始运动，则铃舌的摆动不受人为控制，即无论发音的节奏和强度都不易受人为控制，属于被动发音；而金沙遗址样本皆无铃舌，有4件样本保留清晰击痕，发音的节奏和强度较易受敲击者的控制，属于主动发音。
综上所述，铜铃的标准化生产，可以产生标准音，从而更有利于后期进行局部微调，进而调整编铃的音程关系；铜铃由外部敲击发音，使发音的音强、节奏更加可控；由三星堆下层到中层再到金沙遗址，样本的变化规律符合人类科技发展的规律，在样本B型铜铃的数据变化上，可以看出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的科技进步趋势。
四、三星堆——金沙出土铜铃的其它分析
青铜铃的制造，是古蜀祭祀礼仪连续发展的产物。三星堆1号祭祀坑没有铜铃出土，2号祭祀坑出土铜铃可分9种类型，期间相距百年。而金沙遗址出土铜铃的数量更多，还发现2件呈纯六度自然音阶、构成曲尺状摆放在一起的大石磬，两件石磬的器面上留下明显调音痕迹，说明其时古蜀国已具有比较先进的音乐文化，而早期音乐和舞蹈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伴随着祭祀礼仪的需要进而不断进步发展的。
青铜铃的制造和使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目前所知，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铃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1件铜铃（原报告称“铃形小型铜器”），红铜铸造器，含铜量97.8%，属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4个墓葬中先后出土4件铜铃，均为青铜铸造、合瓦形体、桥形纽，铃舌为玉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2件）和四期（2件）[3]，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铜铃、铜牌形饰，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
成组铜铃在殷墟遗址已有发现，“铜铃以成组出土的较多，如妇好墓出大小铜铃达18枚，殷墟西区的M701出土14枚，M1125也出铜铃10枚”[4]；西周遗址发现的成组铜铃有：陕西扶风庄白1号窖藏西周中期成组铜铃7件；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95号墓出土西周晚期编铃9件[5]，另有河南烧沟汉墓出土6件一组[6] 编铃，与金沙遗址出土A型铃形制很相似。
与青铜铃同出的16件铜铃架，大小不同，与铜铃配置而用，挂架上有2～4个小环，出土时有的挂架上挂着铜铃和同一种挂饰，这种用法直接将铜铃悬挂起来，与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片状青铜挂饰挂在一起，撞击发出音响，音乐效果十分明显。
责任编辑：李姝
注释：
①本文所用三星堆出土铜铃资料均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本文所用金沙铜铃资料均引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淘珍——成都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③作者注：高度差即铜铃样本通高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④作者注：宽度差即铜铃样本宽度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⑤作者注：厚度差即铜铃样本厚度最大数据与最小数据之间的差值，下同。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89.
[2]高炜，李健民.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3（1）：33.
[3]孙敏，王丽芬.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史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10.
[4]牛世山.中国古代青铜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53.
[5]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171-172.
[6]刘东升.中国乐器图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