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质量安全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里程碑意义体现在国家安全理念的体系化、国家安全对策的具体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化，而质量安全镶嵌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各个安全子领域，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随着质量强国建设的深入，质量安全将是中国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设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质量安全的普遍性、紧迫性与基础性作用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未来，质量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支撑与我党新时期执政的基础，还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质量安全 未来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6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使得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家方略而受到重视。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经济安全”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位。欧盟将安全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向移民难民、恐怖主义、欧债危机、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上。英国担忧欧盟在欧债危机、移民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拖累自己而选择脱欧。法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恐怖袭击、公共安全危机、网络安全问题等威胁的困扰。在全球化进程中，质量问题越来越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联，经济安全涉及经济质量，社会安全涉及社会质量，难民问题涉及人口质量等。中国政府自2001年正式在文件中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以来，把发展与安全统筹起来考虑，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非传统安全作了越来越多的强调，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安全维护迅速上升为国家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蔓延，视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并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还提出了质量第一、质量强国、质量变革等重要方针，并强调了发展质量、经济质量、供给体系质量、教育质量、就业质量、生态系统质量、建设质量、党建质量以及高质量发展、更高质量发展等；鉴于质量与安全的内在相关性、现实迫切性与未来融合性，因而把“质量”与“安全”联系起来考虑中国的未来安全，有着国家长远发展意义上的必然性与前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里程碑意义
安全观与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关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理性认识，是以特定的价值立场与理性思维，科学地认识、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合理地建构国家安全体系，并全面指导国家安全活动的“最高安全理念”的体现。中国的国家安全总方略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将“总体”一词置于国家安全观之前，体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整体性”思维与“全景性”视野，既超越了安全领域中的国际与国内两分、又统合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既统筹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对开，又统合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割离，把国家安全置于新时代的“场域安全”之中，实现了国家安全观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的里程碑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上：首先，在历史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理念的体系化。在近代，中国从“图存”与“救亡”中走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十分险恶，“战争与和平”的考验摆在国人面前，“生存安全观”是我们国家首选的国家安全观，它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均注重斗争性，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对立冲突。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成为共识，“图强”与“富裕”成为时代趋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合作，催生了“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新安全观”。新的形势要求国家安全不应单纯考虑军事、政治及经济因素，而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安全；不应只考虑本国安全，而应综合考虑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安全，而且还要在国家间的安全维护中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于是作为较完整体系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历史的继承、借鉴中被提出。
其次，在现实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对策的具体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众多的安全领域被党和国家充分关注并有了相应的重要对策：如在国家安全领域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在经济安全领域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信息安全领域要“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在粮食安全领域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社会安全领域要“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在公共安全领域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生态安全领域要“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在海洋安全领域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能源安全领域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国防安全领域要“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在国际安全领域要“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1]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多的是对近年来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全新安全局势的深入总结，在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领域时，还涵盖了文化、资源、生态、网络、海洋、太空等多个领域，从而将国家安全的范畴大大扩展。与冷战后我国其他安全观念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涵上更为丰富，是一种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潮流、更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真正将国家安全观做到了体系化”[2]。
第三，在理论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化。“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本质追求的“价值安全”，是一切其他安全的目的性所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体制取向的“积极安全”，安全是一种政治，政治安全是政治中的政治，具有积极的体制取向与决策导向意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条件与可能的“状态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确立的必需的基础，又是服务于其他安全的可能条件；“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揭示出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关系交互与动力关联的“结构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的关联性条件；“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还是作为一种开放、共同、和合、平等、可持续的“共享安全”，表明国际社会是共生的、共和的、共创的，共享安全是国家安全促进国际安全的依托所在。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一个由“价值安全—积极安全—体制安全—状态安全—结构安全—共享安全”为安全价值指向的国家安全总图景。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照下，离散的、局部的、本位的、传统的安全理解被超越和提升，并创设了这样一个“安全之境”：安全是一种同时重视外部与内部安全的跨越边界的状态；是一种同时重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是一种同时重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整合关系的场域；是一种同时重视发展与安全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一种同时重视自身与共同安全的普世共享的价值。可见，由诸多安全方面所构成的“总体国家安全”既体现出了中国安全智慧的辩证与成熟，又呈现出了当代中国领导人与中国人民对安全文明的理解与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与较好的表达。
总体国家安全需要有质量安全这一“基石”
安全观的创新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也需要现实的检验与不断完善，或者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战略思想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持续推进而不断发展”[3]。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虽然作为“宗旨”的“人民安全”超越了国家安全体系的11个子领域，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个体系的引领纲领，同时“国际安全”也超越了具体的安全领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实现国家安全的外在依托，但是11个安全子领域的共同“基石”没有被专门特别的论述与强调，因而，全面支撑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十一大类各安全领域的“基石”需要深入地研究与明确。既然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立体型”的，那么作为立体柱的“基石”就显得更为重要，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内在结构应该凸显作为各安全领域的共同“基石”。
何谓“基石”？在日常生活中，“基”是指建筑物的根基，“石”是指构成地壳的矿物硬块，人们把用作建筑物的基础的大石块称为基石，比喻其不可或缺的支撑功能与奠基作用。就国家安全来说，质量安全的“基石”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实现“人民安全”这一宗旨的直接体现。安全的基本要义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质量危机、质量危害、质量威胁的出现与日益严重会从客观、主观和主体间三个维度解构人们的安全性与安全感。如在现代社会中“乘电梯”是一项重要的现代化生活内容，对于住在高层的居民、百货大楼的顾客、写字楼上班族来说，电梯这一“交通工具”必不可少。然而当重大电梯事故[4]频发时，“乘电梯”的现实风险就成为了一种既有“客观上的威胁”又有“主观上恐惧”的安全问题，同时带来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显在与潜在的“主体间冲突”。一般来说，产品的质量安全包括产品的制造安全与服务安全，电梯“制造缺陷”“超龄服役”“维保流于形式”“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都是由于产品质量安全缺乏保障引起的。各行各业的产品质量安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程度。
其次，质量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它镶嵌于一切安全领域之中。一方面，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质量安全无所不与其相关。以“发展质量”为例，任何层面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其发展质量，如果没有发展质量，发展自身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因为没有质量或存在质量危机，安全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恰恰是违背发展内在价值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证明，假如不安全，宁愿慢发展或不发展。2008年起我国已经开始对GDP的质量指数进行排序。质量安全与任何一个安全领域不仅相关联，而且还存在着紧密的“镶嵌关系”。“质量”的普遍性与基础性赋予了质量安全作为一种超越安全领域的关系型价值，形成了一种作为基石的特定的“镶嵌安全”，即以“总体国家安全”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具体安全领域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安全。事实上“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含着质量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至党的建设，只有不断提高質量，才能达到更高发展水平”[5]。另一方面，任何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性安全，首先是质量安全。如，政治安全的关键是政治发展的质量安全，经济安全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安全，社会安全的关键是社会稳定的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关键是生态维护的质量安全。这样我们可以把质量置入所有安全领域中的安全中去。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十一类安全，可以简化为政治质量安全、国土质量安全、军事质量安全、经济质量安全、文化质量安全、社会质量安全、科技质量安全、信息质量安全、生态质量安全、资源质量安全、核质量安全。以政治质量安全为例，执政党作为政权的直接体现，对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执政党的质量决定政治质量，而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成为影响执政党质量的重要因素，从而对政治质量产生重大冲击。在国内层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查违纪行为，截止2016年底，其中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处分223人，移送司法机关105人；2016年，全国共有990个单位党组织和1.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6]在国际层面，为提高全球政治质量，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确立“零容忍、零障碍、零漏洞”国际合作三原则，为全球政治质量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执政党党员干部的“质量”也关系到政治安全与否，习近平指出：“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7]
第三，质量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根基稳固的基底支撑。质量安全维护的关键是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如果说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最根本的基础是产品质量的发展，那么宏观质量安全维护的最根本的基础应该是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安全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产品的直接规定性；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经济的高附加值；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企业的持续创新动力；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取胜市场的国际品牌；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国家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下叶，当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阶段，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减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面临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压力，于是为了迎接挑战与战胜压力，世界经济强国纷纷选择了“质量振兴”“质量发展”“质量强国”甚至以“质量救国”为纲的国家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安全”与“发展质量”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高频关键词。一方面，国家高层围绕国家安全的观念与内容、法律与制度、工作与举措等展开了持续推进，我国国家安全观念、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显示了中国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国家安全目标，也引发了发展质量、科技创新、工业制造、治理转型等重大议题的变革与讨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转向了“质量型”，根据质量时代的特征，国家提出了质量强国的战略，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为了落实质量强国，国务院发文不断推进“质量强省”“质量强市”“质量强县”，国家连续召开了两次质量大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判定：“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亟需从高速发展转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由追求规模转向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但在打开国门进行横向比较时，中国的“质量高差”现象较为严重，目前因“质量失衡”“质量失信”等引起的“质量困境”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因素。据《2017年欧盟假冒和盗版形势报告》称，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共计生产了占全球总量86%的假冒商品，价值3965亿美元。检验总局在连续三年打击假冒偽劣商品的“清风行动”中，查获假冒伪劣商品195万件，将15个国家纳入出口商品海外打假维权网，预计“到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8]。为此，在2017年的质量大会中，习近平强调不但要“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而且要“推进国际质量合作”，因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李克强也曾特别强调“质量安全是世界共同的事业”，把质量安全上升到了国际性战略的高度。历史业已证明，质量与国家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质量安全与国家安全具有高度相关性。
重视“未来安全”，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与不断完善的体系，未来安全的议题将会被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吸纳与包含，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与中国未来安全重要议题的“质量安全”也将会成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发展方略的重要内容。
质量安全即质量符合无缺陷、无危险、无伤害、无损害、无威胁、无事故等的要求。例如，当我们强调“农产品质量安全”时，强调的是“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因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10]。同时，质量还具有“经济性”“卓越性”“安全性”的高品质与防风险的特征，因而，质量安全可被界定为：“不因质量问题而造成危害的状态及保有这一状态的能力”，或“一国或一个区域不因质量问题而遭受发展困境并能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综合能力”。[11]
通常情况下，质量与安全统一于“产品”的生产经营与社会呈现过程中，质量与安全的组合是因为质量与安全有着交叉的内容，质量表达的是产品满足需要的好坏程度，安全表达的是产品保障需要的“底限”或“底线”程度。放大尺度看，质量与安全统一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底线，质量提升意味着经济发展基础的提升，安全保障意味着经济发展底线的保障。从质量与安全在“产品”和“经济发展”中的统一中可见，“安全是前提条件，有质量的东西一定要有安全；而质量是基础条件，有安全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质量高的。可以更简单地说，安全是最基本的质量需求。”[12]这样，质量与安全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可得以较明确的表达：质量与安全不可分割，但安全是前提，质量是基础；无安全就无质量，有安全并不就有高质量。安全是最基本的质量需求，所以质量安全是质量发展的前置性条件，如果达不到质量安全要求，质量发展就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是质量安全的目标指向，也是质量安全之所以较之质量发展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本义所在。在质量安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不断增长的质量安全的向往与质量安全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质量安全这一问题的基本矛盾。当今中国，质量安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命题，它还是一个管理命题与价值命题。所以除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管理质量，还有发展质量、区域质量、政治质量、法律质量、教育质量、社会质量、党建质量，等等。由于国家安全具有极高的政治性、极广的涵盖面和极大的权威性，因此在价值次序、资源分配、权力支配上占有优先和主导地位，作为全面支撑国家安全的质量安全也就具有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和根本性。
质量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以及中国的未来安全有着紧密相关性。虽然从整体看，质量水平与质量安全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质量水平高，质量安全就好，质量水平低，质量安全就差。但是，事实上质量安全不纯粹是一个质量问题，它还涉及到公共安全体系、国际贸易、国际安全、对外交往等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十一类安全均离不开质量安全，当质量安全融通于所有层次与所有领域时，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就十分明确了，这就是：“质量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在未来，“质量安全”将成为一种全世界联结的新形式。参与质量安全维护的行为体是多元的，国际社会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公民都将成为质量安全维护的力量。在未来，“质量安全”还将成为国家能力提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新标志。“大国与强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质量”[13]。在全球质量时代，质量安全的共存、共依、共融、共享的特征呼唤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为此，重视“质量安全”与国际间合作，会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14]。
体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深层互动的共通桥梁将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200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指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即计量、标准、合格评定（包括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已经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201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合格评定建立信任》认为，“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是一个国家的质量基础”，这逐步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因其具有强烈的技术特性，我们统称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NQI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是“解决全球质量问题的终极答案”。针对质量强国战略的技术支撑问题，德、美、日的共有做法是极为重视NQI作用发挥，如德国将技术标准化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15]，标准化对德国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7%，美国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标准化影响，超过80%的常规贸易需经计量才能实现，工业发达国家的计量活动对GDP的贡献率为4%～6%，英国认可服务行业每年产生6亿英镑的附加经济效益。[16]相比之下，我国NQI的法律法规标准低、覆盖面窄、国际话语权不足、与现实需要和国际标准脱节，在重大领域、关键行业和新型高端技术中的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劣势。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质量第一、质量变革，就要花力气推进我国NQI统一管理与分行业分层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与地方跨部门协调相结合的改革，推进公共性与经营性NQI相配合、国家强制标准与企业标准相配套、推荐性标准和团体性标准相推动、国内国际对接顺畅和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推动相协调的NQI发展布局。
各种层次与类型的质量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未来安全实现的重要途径。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中国需要把自身建设成为质量强国，这就需要建立“安全—质量—GDP”为价值导向的国家考核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至今在经济增长上已取得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但是，快速增长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隐藏了收入与分配不均、生态与环境破坏、社会失序与失衡等巨大的社会问题与代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专家学者们在不断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一个“真实的GDP”。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质量GDP指数》中已在对国内外多种GDP改进方案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情，给出了中国GDP质量指数（Quality index of GDP， QIG）的概念并加以实际应用，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GDP质量指数”在GDP考核中加入“质量指数”进行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估，突出了质量的重要性，对“纯GDP”的质量的追求有重要纠偏作用，但“量的追质量指数”（QIG）概念仍存在两个不足：一是没有突出安全的“底线”特征，没有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少没有把安全放在与质量和GDP同样重要的位置；二是在并置质量与GDP的同时未能涵盖质量和GDP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为突破既需要“高GDP”作为考核指标又需要“高质量”的治理两难困境，需要设计以“安全—质量”为核心“安全—质量—GDP”体系（SQGS），[17]即以“GDP質量指数”为基本内容，以追求保安全、高质量的GDP为最终目标，实施以安全为导向和底线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质量强国的关键就是转变以数量为核心的考核方式，转向以质量为核心、以安全为依托的考核方式，“安全—质量—GDP”体系的设计将是质量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数量，还包括经济增长的质量。影响经济质量的基本因素有：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而“安全—质量—GDP”体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引领性范畴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它体现了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质量强国的导向性和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体现了以保安全、高质量为主导的全新经济发展评价理念，并且可以不断拓展为一套衡量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升级的全新考核模式。
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中国还需要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角度重视全球质量安全治理，首先要进一步融入全球质量治理体系，重视中国特色“质量外交”的打造，积极参与国际质量标准、规则的制定；其次要共同强化基于国际质量提升的对话与合作，通过中国质量大会、亚太组织国际质量会议等国际或区域性质量对话平台，推动建立促进质量提升的国际化质量组织，在质量技术交流、质量成果共享上，与世界各国探索建立长效的国际制度安排；第三要共同深化质量基础设施的创新、合作与互认，特别是要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创质量安全合作的新形式；第四要携手共同应对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发挥当前新业态下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技术优势，共同应对和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探索建立全球质量追溯体系，不断提升全球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置水平；第五要共创全球质量安全文化。中国应行动在先，倡议世界各国共同促进质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坚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质量文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提炼各国质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18]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质量安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联世界各国的进进出出，把质量安全作为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我们可以全面提升对质量安全意义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构建。在未来，人民群众的质量安全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直接关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产品的质量安全有效维护，将会大大促进中国开放国门融入世界。从实现2020年的小康社会目标到205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期间，我们发现全球质量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质量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我党新时期执政的基础”，而且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总之，质量安全将是人类未来的共同安全与共享安全，是世界各国需要一起探索、携手合作的重要议题，也是新时代赋予中国人的重要使命。中国只有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积极参与、导引“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设，才能令人信服地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CZZ043，同时系海关总署2018年署级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门安全治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浙江财经大学廖丹子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潘临灵，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卢厚林、叶东辉、钱显明、邹海燕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2]孟祥青：《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http：//www.81.cn/jwgz/2016-01/22/content_6866206.htm。
[3]《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4]根据官方数字统计，2012年全国发生电梯事故36起，死亡28人；2013年，我国电梯发生事故70起（其中使用环节中事故为48起），电梯事故死亡人数为57人；2014年我国发生电梯事故48起、死亡36人；从数字来看，我国每年电梯事故数量呈上升趋势，统计了2003-2013年我国电梯事故，每年电梯事故均在40-80起这个区间。
[5]侯建国：《质量强则国家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6]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http：//www.ccdi.gov.cn/special/sbjqcqh/topnews_sbjqzqh/201701/t20170119_93044.html。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8]《质检总局：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5/23/c_1121019284.htm。
[9]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质量大会（上海）上的致辞。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余潇枫等：《质量安全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杜志淳主编：《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第10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2]徐焕明：《论质量安全型经济》，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13]侯建国：《质量强则国家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14]杨雪冬：《双向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内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2月上。
[15]丁纯、李君扬：《德国“工业4.0”：内容、动因与前景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14年第4期。
[16]支树平：《新常态下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研究》，《质检改革情况交流》，2016年第1期。
[17]余潇枫、潘临灵、卢厚林：《“安全—质量—GDP”体系：社会治理“两难”的解决之道》，《中国国门时报》，2016年12月26日，第3版。
[18]余潇枫、潘临灵：《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33～34页。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质量安全 未来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6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使得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家方略而受到重视。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经济安全”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首位。欧盟将安全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向移民难民、恐怖主义、欧债危机、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上。英国担忧欧盟在欧债危机、移民难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拖累自己而选择脱欧。法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恐怖袭击、公共安全危机、网络安全问题等威胁的困扰。在全球化进程中，质量问题越来越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关联，经济安全涉及经济质量，社会安全涉及社会质量，难民问题涉及人口质量等。中国政府自2001年正式在文件中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以来，把发展与安全统筹起来考虑，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非传统安全作了越来越多的强调，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安全维护迅速上升为国家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蔓延，视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并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还提出了质量第一、质量强国、质量变革等重要方针，并强调了发展质量、经济质量、供给体系质量、教育质量、就业质量、生态系统质量、建设质量、党建质量以及高质量发展、更高质量发展等；鉴于质量与安全的内在相关性、现实迫切性与未来融合性，因而把“质量”与“安全”联系起来考虑中国的未来安全，有着国家长远发展意义上的必然性与前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里程碑意义
安全观与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关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理性认识，是以特定的价值立场与理性思维，科学地认识、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合理地建构国家安全体系，并全面指导国家安全活动的“最高安全理念”的体现。中国的国家安全总方略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将“总体”一词置于国家安全观之前，体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整体性”思维与“全景性”视野，既超越了安全领域中的国际与国内两分、又统合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既统筹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对开，又统合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割离，把国家安全置于新时代的“场域安全”之中，实现了国家安全观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的里程碑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上：首先，在历史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理念的体系化。在近代，中国从“图存”与“救亡”中走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十分险恶，“战争与和平”的考验摆在国人面前，“生存安全观”是我们国家首选的国家安全观，它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均注重斗争性，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对立冲突。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成为共识，“图强”与“富裕”成为时代趋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合作，催生了“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新安全观”。新的形势要求国家安全不应单纯考虑军事、政治及经济因素，而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安全；不应只考虑本国安全，而应综合考虑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安全，而且还要在国家间的安全维护中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于是作为较完整体系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历史的继承、借鉴中被提出。
其次，在现实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对策的具体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众多的安全领域被党和国家充分关注并有了相应的重要对策：如在国家安全领域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在经济安全领域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信息安全领域要“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在粮食安全领域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社会安全领域要“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在公共安全领域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生态安全领域要“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在海洋安全领域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能源安全领域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国防安全领域要“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在国际安全领域要“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1]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多的是对近年来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全新安全局势的深入总结，在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领域时，还涵盖了文化、资源、生态、网络、海洋、太空等多个领域，从而将国家安全的范畴大大扩展。与冷战后我国其他安全观念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涵上更为丰富，是一种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潮流、更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真正将国家安全观做到了体系化”[2]。
第三，在理论的维度上实现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面化。“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本质追求的“价值安全”，是一切其他安全的目的性所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体制取向的“积极安全”，安全是一种政治，政治安全是政治中的政治，具有积极的体制取向与决策导向意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条件与可能的“状态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确立的必需的基础，又是服务于其他安全的可能条件；“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揭示出国家安全是作为一种关系交互与动力关联的“结构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的关联性条件；“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揭示出总体国家安全还是作为一种开放、共同、和合、平等、可持续的“共享安全”，表明国际社会是共生的、共和的、共创的，共享安全是国家安全促进国际安全的依托所在。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一个由“价值安全—积极安全—体制安全—状态安全—结构安全—共享安全”为安全价值指向的国家安全总图景。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照下，离散的、局部的、本位的、传统的安全理解被超越和提升，并创设了这样一个“安全之境”：安全是一种同时重视外部与内部安全的跨越边界的状态；是一种同时重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是一种同时重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整合关系的场域；是一种同时重视发展与安全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更是一种同时重视自身与共同安全的普世共享的价值。可见，由诸多安全方面所构成的“总体国家安全”既体现出了中国安全智慧的辩证与成熟，又呈现出了当代中国领导人与中国人民对安全文明的理解与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与较好的表达。
总体国家安全需要有质量安全这一“基石”
安全观的创新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也需要现实的检验与不断完善，或者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战略思想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持续推进而不断发展”[3]。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虽然作为“宗旨”的“人民安全”超越了国家安全体系的11个子领域，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个体系的引领纲领，同时“国际安全”也超越了具体的安全领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实现国家安全的外在依托，但是11个安全子领域的共同“基石”没有被专门特别的论述与强调，因而，全面支撑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十一大类各安全领域的“基石”需要深入地研究与明确。既然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立体型”的，那么作为立体柱的“基石”就显得更为重要，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内在结构应该凸显作为各安全领域的共同“基石”。
何谓“基石”？在日常生活中，“基”是指建筑物的根基，“石”是指构成地壳的矿物硬块，人们把用作建筑物的基础的大石块称为基石，比喻其不可或缺的支撑功能与奠基作用。就国家安全来说，质量安全的“基石”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实现“人民安全”这一宗旨的直接体现。安全的基本要义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质量问题、质量事故、质量危机、质量危害、质量威胁的出现与日益严重会从客观、主观和主体间三个维度解构人们的安全性与安全感。如在现代社会中“乘电梯”是一项重要的现代化生活内容，对于住在高层的居民、百货大楼的顾客、写字楼上班族来说，电梯这一“交通工具”必不可少。然而当重大电梯事故[4]频发时，“乘电梯”的现实风险就成为了一种既有“客观上的威胁”又有“主观上恐惧”的安全问题，同时带来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显在与潜在的“主体间冲突”。一般来说，产品的质量安全包括产品的制造安全与服务安全，电梯“制造缺陷”“超龄服役”“维保流于形式”“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都是由于产品质量安全缺乏保障引起的。各行各业的产品质量安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程度。
其次，质量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它镶嵌于一切安全领域之中。一方面，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质量安全无所不与其相关。以“发展质量”为例，任何层面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其发展质量，如果没有发展质量，发展自身就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因为没有质量或存在质量危机，安全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恰恰是违背发展内在价值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证明，假如不安全，宁愿慢发展或不发展。2008年起我国已经开始对GDP的质量指数进行排序。质量安全与任何一个安全领域不仅相关联，而且还存在着紧密的“镶嵌关系”。“质量”的普遍性与基础性赋予了质量安全作为一种超越安全领域的关系型价值，形成了一种作为基石的特定的“镶嵌安全”，即以“总体国家安全”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具体安全领域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安全。事实上“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含着质量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至党的建设，只有不断提高質量，才能达到更高发展水平”[5]。另一方面，任何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性安全，首先是质量安全。如，政治安全的关键是政治发展的质量安全，经济安全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安全，社会安全的关键是社会稳定的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关键是生态维护的质量安全。这样我们可以把质量置入所有安全领域中的安全中去。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十一类安全，可以简化为政治质量安全、国土质量安全、军事质量安全、经济质量安全、文化质量安全、社会质量安全、科技质量安全、信息质量安全、生态质量安全、资源质量安全、核质量安全。以政治质量安全为例，执政党作为政权的直接体现，对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执政党的质量决定政治质量，而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成为影响执政党质量的重要因素，从而对政治质量产生重大冲击。在国内层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查违纪行为，截止2016年底，其中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处分223人，移送司法机关105人；2016年，全国共有990个单位党组织和1.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6]在国际层面，为提高全球政治质量，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确立“零容忍、零障碍、零漏洞”国际合作三原则，为全球政治质量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执政党党员干部的“质量”也关系到政治安全与否，习近平指出：“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7]
第三，质量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根基稳固的基底支撑。质量安全维护的关键是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如果说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最根本的基础是产品质量的发展，那么宏观质量安全维护的最根本的基础应该是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安全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因为，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产品的直接规定性；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经济的高附加值；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企业的持续创新动力；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取胜市场的国际品牌；有了产品质量，才会有国家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下叶，当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阶段，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减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面临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压力，于是为了迎接挑战与战胜压力，世界经济强国纷纷选择了“质量振兴”“质量发展”“质量强国”甚至以“质量救国”为纲的国家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安全”与“发展质量”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高频关键词。一方面，国家高层围绕国家安全的观念与内容、法律与制度、工作与举措等展开了持续推进，我国国家安全观念、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显示了中国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国家安全目标，也引发了发展质量、科技创新、工业制造、治理转型等重大议题的变革与讨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转向了“质量型”，根据质量时代的特征，国家提出了质量强国的战略，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为了落实质量强国，国务院发文不断推进“质量强省”“质量强市”“质量强县”，国家连续召开了两次质量大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判定：“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亟需从高速发展转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由追求规模转向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但在打开国门进行横向比较时，中国的“质量高差”现象较为严重，目前因“质量失衡”“质量失信”等引起的“质量困境”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因素。据《2017年欧盟假冒和盗版形势报告》称，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共计生产了占全球总量86%的假冒商品，价值3965亿美元。检验总局在连续三年打击假冒偽劣商品的“清风行动”中，查获假冒伪劣商品195万件，将15个国家纳入出口商品海外打假维权网，预计“到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8]。为此，在2017年的质量大会中，习近平强调不但要“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而且要“推进国际质量合作”，因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李克强也曾特别强调“质量安全是世界共同的事业”，把质量安全上升到了国际性战略的高度。历史业已证明，质量与国家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质量安全与国家安全具有高度相关性。
重视“未来安全”，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与不断完善的体系，未来安全的议题将会被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吸纳与包含，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与中国未来安全重要议题的“质量安全”也将会成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发展方略的重要内容。
质量安全即质量符合无缺陷、无危险、无伤害、无损害、无威胁、无事故等的要求。例如，当我们强调“农产品质量安全”时，强调的是“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因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10]。同时，质量还具有“经济性”“卓越性”“安全性”的高品质与防风险的特征，因而，质量安全可被界定为：“不因质量问题而造成危害的状态及保有这一状态的能力”，或“一国或一个区域不因质量问题而遭受发展困境并能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综合能力”。[11]
通常情况下，质量与安全统一于“产品”的生产经营与社会呈现过程中，质量与安全的组合是因为质量与安全有着交叉的内容，质量表达的是产品满足需要的好坏程度，安全表达的是产品保障需要的“底限”或“底线”程度。放大尺度看，质量与安全统一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底线，质量提升意味着经济发展基础的提升，安全保障意味着经济发展底线的保障。从质量与安全在“产品”和“经济发展”中的统一中可见，“安全是前提条件，有质量的东西一定要有安全；而质量是基础条件，有安全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质量高的。可以更简单地说，安全是最基本的质量需求。”[12]这样，质量与安全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可得以较明确的表达：质量与安全不可分割，但安全是前提，质量是基础；无安全就无质量，有安全并不就有高质量。安全是最基本的质量需求，所以质量安全是质量发展的前置性条件，如果达不到质量安全要求，质量发展就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是质量安全的目标指向，也是质量安全之所以较之质量发展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本义所在。在质量安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不断增长的质量安全的向往与质量安全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质量安全这一问题的基本矛盾。当今中国，质量安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命题，它还是一个管理命题与价值命题。所以除了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管理质量，还有发展质量、区域质量、政治质量、法律质量、教育质量、社会质量、党建质量，等等。由于国家安全具有极高的政治性、极广的涵盖面和极大的权威性，因此在价值次序、资源分配、权力支配上占有优先和主导地位，作为全面支撑国家安全的质量安全也就具有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和根本性。
质量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以及中国的未来安全有着紧密相关性。虽然从整体看，质量水平与质量安全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质量水平高，质量安全就好，质量水平低，质量安全就差。但是，事实上质量安全不纯粹是一个质量问题，它还涉及到公共安全体系、国际贸易、国际安全、对外交往等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十一类安全均离不开质量安全，当质量安全融通于所有层次与所有领域时，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就十分明确了，这就是：“质量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在未来，“质量安全”将成为一种全世界联结的新形式。参与质量安全维护的行为体是多元的，国际社会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公民都将成为质量安全维护的力量。在未来，“质量安全”还将成为国家能力提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新标志。“大国与强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质量”[13]。在全球质量时代，质量安全的共存、共依、共融、共享的特征呼唤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为此，重视“质量安全”与国际间合作，会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14]。
体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深层互动的共通桥梁将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200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指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即计量、标准、合格评定（包括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已经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201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合格评定建立信任》认为，“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是一个国家的质量基础”，这逐步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因其具有强烈的技术特性，我们统称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设施。NQI是“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是“解决全球质量问题的终极答案”。针对质量强国战略的技术支撑问题，德、美、日的共有做法是极为重视NQI作用发挥，如德国将技术标准化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15]，标准化对德国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7%，美国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标准化影响，超过80%的常规贸易需经计量才能实现，工业发达国家的计量活动对GDP的贡献率为4%～6%，英国认可服务行业每年产生6亿英镑的附加经济效益。[16]相比之下，我国NQI的法律法规标准低、覆盖面窄、国际话语权不足、与现实需要和国际标准脱节，在重大领域、关键行业和新型高端技术中的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劣势。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质量第一、质量变革，就要花力气推进我国NQI统一管理与分行业分层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与地方跨部门协调相结合的改革，推进公共性与经营性NQI相配合、国家强制标准与企业标准相配套、推荐性标准和团体性标准相推动、国内国际对接顺畅和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推动相协调的NQI发展布局。
各种层次与类型的质量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未来安全实现的重要途径。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中国需要把自身建设成为质量强国，这就需要建立“安全—质量—GDP”为价值导向的国家考核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至今在经济增长上已取得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但是，快速增长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隐藏了收入与分配不均、生态与环境破坏、社会失序与失衡等巨大的社会问题与代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专家学者们在不断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一个“真实的GDP”。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质量GDP指数》中已在对国内外多种GDP改进方案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情，给出了中国GDP质量指数（Quality index of GDP， QIG）的概念并加以实际应用，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GDP质量指数”在GDP考核中加入“质量指数”进行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估，突出了质量的重要性，对“纯GDP”的质量的追求有重要纠偏作用，但“量的追质量指数”（QIG）概念仍存在两个不足：一是没有突出安全的“底线”特征，没有统筹安全与发展，至少没有把安全放在与质量和GDP同样重要的位置；二是在并置质量与GDP的同时未能涵盖质量和GDP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为突破既需要“高GDP”作为考核指标又需要“高质量”的治理两难困境，需要设计以“安全—质量”为核心“安全—质量—GDP”体系（SQGS），[17]即以“GDP質量指数”为基本内容，以追求保安全、高质量的GDP为最终目标，实施以安全为导向和底线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质量强国的关键就是转变以数量为核心的考核方式，转向以质量为核心、以安全为依托的考核方式，“安全—质量—GDP”体系的设计将是质量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的数量，还包括经济增长的质量。影响经济质量的基本因素有：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而“安全—质量—GDP”体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引领性范畴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它体现了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质量强国的导向性和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体现了以保安全、高质量为主导的全新经济发展评价理念，并且可以不断拓展为一套衡量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升级的全新考核模式。
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中国还需要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角度重视全球质量安全治理，首先要进一步融入全球质量治理体系，重视中国特色“质量外交”的打造，积极参与国际质量标准、规则的制定；其次要共同强化基于国际质量提升的对话与合作，通过中国质量大会、亚太组织国际质量会议等国际或区域性质量对话平台，推动建立促进质量提升的国际化质量组织，在质量技术交流、质量成果共享上，与世界各国探索建立长效的国际制度安排；第三要共同深化质量基础设施的创新、合作与互认，特别是要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创质量安全合作的新形式；第四要携手共同应对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发挥当前新业态下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技术优势，共同应对和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探索建立全球质量追溯体系，不断提升全球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置水平；第五要共创全球质量安全文化。中国应行动在先，倡议世界各国共同促进质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坚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质量文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提炼各国质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18]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质量安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联世界各国的进进出出，把质量安全作为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我们可以全面提升对质量安全意义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构建。在未来，人民群众的质量安全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直接关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产品的质量安全有效维护，将会大大促进中国开放国门融入世界。从实现2020年的小康社会目标到205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期间，我们发现全球质量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质量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我党新时期执政的基础”，而且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总之，质量安全将是人类未来的共同安全与共享安全，是世界各国需要一起探索、携手合作的重要议题，也是新时代赋予中国人的重要使命。中国只有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积极参与、导引“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设，才能令人信服地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CZZ043，同时系海关总署2018年署级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门安全治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浙江财经大学廖丹子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潘临灵，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卢厚林、叶东辉、钱显明、邹海燕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49页。
[2]孟祥青：《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http：//www.81.cn/jwgz/2016-01/22/content_6866206.htm。
[3]《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4]根据官方数字统计，2012年全国发生电梯事故36起，死亡28人；2013年，我国电梯发生事故70起（其中使用环节中事故为48起），电梯事故死亡人数为57人；2014年我国发生电梯事故48起、死亡36人；从数字来看，我国每年电梯事故数量呈上升趋势，统计了2003-2013年我国电梯事故，每年电梯事故均在40-80起这个区间。
[5]侯建国：《质量强则国家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6]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http：//www.ccdi.gov.cn/special/sbjqcqh/topnews_sbjqzqh/201701/t20170119_93044.html。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8]《质检总局：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5/23/c_1121019284.htm。
[9]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质量大会（上海）上的致辞。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余潇枫等：《质量安全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杜志淳主编：《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第10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2]徐焕明：《论质量安全型经济》，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13]侯建国：《质量强则国家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高端访谈）》，http：//www.cqn.com.cn/zj/content/2018-02/17/content_5455531.htm。
[14]杨雪冬：《双向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内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2月上。
[15]丁纯、李君扬：《德国“工业4.0”：内容、动因与前景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14年第4期。
[16]支树平：《新常态下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研究》，《质检改革情况交流》，2016年第1期。
[17]余潇枫、潘临灵、卢厚林：《“安全—质量—GDP”体系：社会治理“两难”的解决之道》，《中国国门时报》，2016年12月26日，第3版。
[18]余潇枫、潘临灵：《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33～34页。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