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本解读的逻辑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文本解读，逻辑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3-0016-04
历史教学自然要关注历史文本解读。然对此似乎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将文本解读理解成照本宣科，因此用新课程是“用教材教”的帽子来否定之；二是将文本解读误当作汉儒注经，认为逐字逐句，枯燥乏味，投入既大，又收效甚微；三是貌似文本解读，其实文本既偏离，解读更错谬。笔者认为，文本解读须按一定的逻辑来进行，本文拟以人民版《新文化运动》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几点思考。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批评。
教材的编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的。在我们“备教材”的阶段，应该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人民版《新文化运动》分“《新青年》与新觉醒”“高扬科学民主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三目来编写，涵盖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内容（过程）及评价。这是教科书在编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的一般逻辑。就本课而言，编者还有一个相当明晰的逻辑，那就是紧紧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进行编写（见表1）：
与北师大版、岳麓版、人教版三个版本相比，人民版的这个编写逻辑尤其明显。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做对比阅读。这样编写，一是明晰了新文化运动三个主要内容之间的关联；二是更直接地呼应了专题导语。①明乎此，有利于我们确定本课主题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我们有节制地而不是过度地处理某些内容。
事实上，联系下一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还会发现编者的另一个隐而不显的逻辑，即尽量展示新文化运动的过程（见表2）：
由此反观《新文化运动》一课，其立足主要内容的编写模式，倒是难以兼顾时间的先后顺序了。如先讲了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次讲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再讲1917年1月和2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在理清了教材的逻辑后，我们应该想想历史的逻辑，适当地将教材的“空白”补上。所谓历史的逻辑，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发生的逻辑。以文学革命为例，笔者在听课中，发现对白话文的误读何止少数，简直要将白话文的发明权颁给胡适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展望杂志》所犯的错误何其相似。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得明白：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作品……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的种子，造成了空气。②
白话文重在言文合一，其取代文言文解决了文体的问题。但要创造出白话文学，则须从八项主张入手，则须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新鲜、通俗的新文学。陈独秀为什么“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胡适之声援呢？陈独秀认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而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③这样就比较好地呼应了教材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者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句话。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价值，一则“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④
二是历史研究的逻辑。历史研究重证据，强调论从史出。《新文化运动》一课对运动的片面性是这样叙述的：“他们把一切中国文化都看做是落后的，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做封建文化加以否定，而把一切西方文化都看做是进步的。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显然，这里只有“论”而没有“史”。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增加一些直观的史料，以便学生体会。笔者提供了《新青年》同人评价传统戏曲的一些言论：
钱玄同说，“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关闭不可”，“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
傅斯年自言“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却声称“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
同样自称“门外汉”的周作人，断言中国旧戏该废的理由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的野蛮”和中国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①
上述言论的张力在于《新青年》同人要废掉传统戏曲，大唱西洋戏的赞歌，却不惮以“门外汉”自居。我们仿佛拿着一张江湖游医开具的自诩灵验无比的药方，内心岂不恐惧？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的结论。当然此处可以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世界语问题的讨论。
在整理了教材的逻辑，填补了教材的“空白”后，我们就须致力于“备学生”了。须知这也是文本解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心系学生的逻辑：
一是学生认知的逻辑。我们须知本课所讲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归纳的产物，归纳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若不分解，学生未必理解；我们须知当前学生的时空观念不容乐观，尤其在专题史的编写模式下更显严峻。笔者在做好“备教材”的工夫后，曾设计过一种方案，即立足教材，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编列新文化运动大事记（见表3）。
通过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容，便于学生较完整地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目中的相关内容，当然在本课不宜铺陈。通过阅读所摘录的原文相关文字，以及适当穿插的生动的历史事实，以便学生把握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二是学生评价的逻辑。学生喜欢一门功课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看是否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历史本身是生动的，倘若因为我们的教学，而让历史变得枯燥，岂不是一种罪过？在这一课中，我们可以穿插诸多真实的例子，而不必老是打扰祥林嫂。试举两例。
解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时，笔者提供了下面这段材料：
1919年春天，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发表了两篇古怪有趣的文章，主题是论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教授把《易经》《河图》《仪礼》等扯在一起，认为“一”代表男人，“二”代表女人，如果没有“一”，就不会有“二”，因此，如果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应该服从她的父亲或丈夫。其次，“一”加“二”等于结婚，因为这样产生“三”，这是一个奇数，代表阳或男，而不是代表阴或女的偶数，所以女人应该服从儿子。这位作者在社会上被崇拜作维护所谓“国粹”的保守派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①
然后让学生去找寻其中的荒诞。荒诞之一，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女人，就不会有男人；荒诞之二，现实告诉我们，夫妇所生不一定都是男的，那么“一”加“二”产生的“三”为什么只代表男性；荒诞之三，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上阐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这是何等的“专业”？这究竟是何种科学？荒诞之四，荒诞的恰是这么荒诞的妄人居然是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当然这则材料还可以用以解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部分。
解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时，笔者提供了如下材料：
民国政府的“褒扬条例”对“节烈贞操”的妇女给予褒奖。请看1918年的案例：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试用了9种不同的方法自杀，在受了98天的苦难折磨后，终于自杀成功。死后，她被当做了女子的道德楷模。于是乎，一个19岁的订了婚的少女想学她的方法，然绝食七天却没有成功。很多人为失掉了一个道德模范感到遗憾。②
又是一串荒诞。我们能感觉到这种真实的荒诞，绝无自诩高明之意，这样就不是历史地看问题了，这不过是反映出时代在进步，置身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在进步。我们能触摸到这种荒诞的真实，恰恰表明了文明进步的不易，恰恰提示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艰难，恰恰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总之，“用教材教”不等于不要教材，教材依然是我们教学的起点，我们须对编者怀有崇敬之心，用心地去感受其中三昧。在此基础上，用心地去寻找原材料和相关研究，拓展视野，增加底气，将教材读得更厚实。然后，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上，用心去安排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手段、教学的方法和教学的形式。通过文本解读这个组合拳，让历史教学成为教师与教材彼此对话、教师与史学相互交往、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的良性过程。
【作者简介】方军，男，197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3-0016-04
历史教学自然要关注历史文本解读。然对此似乎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将文本解读理解成照本宣科，因此用新课程是“用教材教”的帽子来否定之；二是将文本解读误当作汉儒注经，认为逐字逐句，枯燥乏味，投入既大，又收效甚微；三是貌似文本解读，其实文本既偏离，解读更错谬。笔者认为，文本解读须按一定的逻辑来进行，本文拟以人民版《新文化运动》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几点思考。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批评。
教材的编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的。在我们“备教材”的阶段，应该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人民版《新文化运动》分“《新青年》与新觉醒”“高扬科学民主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三目来编写，涵盖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内容（过程）及评价。这是教科书在编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的一般逻辑。就本课而言，编者还有一个相当明晰的逻辑，那就是紧紧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进行编写（见表1）：
与北师大版、岳麓版、人教版三个版本相比，人民版的这个编写逻辑尤其明显。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做对比阅读。这样编写，一是明晰了新文化运动三个主要内容之间的关联；二是更直接地呼应了专题导语。①明乎此，有利于我们确定本课主题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我们有节制地而不是过度地处理某些内容。
事实上，联系下一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还会发现编者的另一个隐而不显的逻辑，即尽量展示新文化运动的过程（见表2）：
由此反观《新文化运动》一课，其立足主要内容的编写模式，倒是难以兼顾时间的先后顺序了。如先讲了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次讲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再讲1917年1月和2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在理清了教材的逻辑后，我们应该想想历史的逻辑，适当地将教材的“空白”补上。所谓历史的逻辑，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发生的逻辑。以文学革命为例，笔者在听课中，发现对白话文的误读何止少数，简直要将白话文的发明权颁给胡适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展望杂志》所犯的错误何其相似。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得明白：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作品……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的种子，造成了空气。②
白话文重在言文合一，其取代文言文解决了文体的问题。但要创造出白话文学，则须从八项主张入手，则须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新鲜、通俗的新文学。陈独秀为什么“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胡适之声援呢？陈独秀认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而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③这样就比较好地呼应了教材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者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句话。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价值，一则“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④
二是历史研究的逻辑。历史研究重证据，强调论从史出。《新文化运动》一课对运动的片面性是这样叙述的：“他们把一切中国文化都看做是落后的，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做封建文化加以否定，而把一切西方文化都看做是进步的。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显然，这里只有“论”而没有“史”。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增加一些直观的史料，以便学生体会。笔者提供了《新青年》同人评价传统戏曲的一些言论：
钱玄同说，“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关闭不可”，“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
傅斯年自言“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却声称“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现在流行的旧戏，颇难当得起文学两字”。
同样自称“门外汉”的周作人，断言中国旧戏该废的理由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的野蛮”和中国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①
上述言论的张力在于《新青年》同人要废掉传统戏曲，大唱西洋戏的赞歌，却不惮以“门外汉”自居。我们仿佛拿着一张江湖游医开具的自诩灵验无比的药方，内心岂不恐惧？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的结论。当然此处可以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世界语问题的讨论。
在整理了教材的逻辑，填补了教材的“空白”后，我们就须致力于“备学生”了。须知这也是文本解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心系学生的逻辑：
一是学生认知的逻辑。我们须知本课所讲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归纳的产物，归纳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若不分解，学生未必理解；我们须知当前学生的时空观念不容乐观，尤其在专题史的编写模式下更显严峻。笔者在做好“备教材”的工夫后，曾设计过一种方案，即立足教材，按照历史演进的逻辑编列新文化运动大事记（见表3）。
通过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容，便于学生较完整地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目中的相关内容，当然在本课不宜铺陈。通过阅读所摘录的原文相关文字，以及适当穿插的生动的历史事实，以便学生把握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二是学生评价的逻辑。学生喜欢一门功课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看是否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历史本身是生动的，倘若因为我们的教学，而让历史变得枯燥，岂不是一种罪过？在这一课中，我们可以穿插诸多真实的例子，而不必老是打扰祥林嫂。试举两例。
解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时，笔者提供了下面这段材料：
1919年春天，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发表了两篇古怪有趣的文章，主题是论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教授把《易经》《河图》《仪礼》等扯在一起，认为“一”代表男人，“二”代表女人，如果没有“一”，就不会有“二”，因此，如果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应该服从她的父亲或丈夫。其次，“一”加“二”等于结婚，因为这样产生“三”，这是一个奇数，代表阳或男，而不是代表阴或女的偶数，所以女人应该服从儿子。这位作者在社会上被崇拜作维护所谓“国粹”的保守派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①
然后让学生去找寻其中的荒诞。荒诞之一，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没有女人，就不会有男人；荒诞之二，现实告诉我们，夫妇所生不一定都是男的，那么“一”加“二”产生的“三”为什么只代表男性；荒诞之三，史地系主任在《数理杂志》上阐述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这是何等的“专业”？这究竟是何种科学？荒诞之四，荒诞的恰是这么荒诞的妄人居然是领袖，享受极大的声誉。当然这则材料还可以用以解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部分。
解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时，笔者提供了如下材料：
民国政府的“褒扬条例”对“节烈贞操”的妇女给予褒奖。请看1918年的案例：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试用了9种不同的方法自杀，在受了98天的苦难折磨后，终于自杀成功。死后，她被当做了女子的道德楷模。于是乎，一个19岁的订了婚的少女想学她的方法，然绝食七天却没有成功。很多人为失掉了一个道德模范感到遗憾。②
又是一串荒诞。我们能感觉到这种真实的荒诞，绝无自诩高明之意，这样就不是历史地看问题了，这不过是反映出时代在进步，置身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也在进步。我们能触摸到这种荒诞的真实，恰恰表明了文明进步的不易，恰恰提示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艰难，恰恰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总之，“用教材教”不等于不要教材，教材依然是我们教学的起点，我们须对编者怀有崇敬之心，用心地去感受其中三昧。在此基础上，用心地去寻找原材料和相关研究，拓展视野，增加底气，将教材读得更厚实。然后，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上，用心去安排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手段、教学的方法和教学的形式。通过文本解读这个组合拳，让历史教学成为教师与教材彼此对话、教师与史学相互交往、教师与学生共同发展的良性过程。
【作者简介】方军，男，197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温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