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平门的开辟

    唐晓峰+张成龙

    北京城的内城原有城门九座，民国初期，在前门与宣武门之间又开辟了一座和平门。和平门之辟，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上的大事，打破了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鉴于一些著作中有關和平门的历史讲述得不够完整，甚至有些错误，本文依据一些历史档案、报刊材料，试对和平门的开辟过程做一简明的梳理。

    现在所看到的著述中，大多把和平门的开辟定在1926年。例如《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一书写道：“1913年，基于连接琉璃厂和新华门之间的南北交通，曾有过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的动议，但直至1926年才开辟了两个门洞。”[1]这一叙述过于简单，略掉了许多细节。另一册近年出版的《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中说：“到1926年段祺瑞做执政府总理时，在负责内外城警备的鹿钟麟主持下，不多几天就凿开了新城门，称为‘和平门。”[2]这段话中，提到鹿钟麟主持城墙开凿的事情，不错。但是所说的时间不对，鹿钟麟开凿城墙应该在1924年底。

    和平门在1958年被拆除，现在其遗址处立有一块石碑，关于和平门建成使用的时间，上面是这样写的：“1926年开辟此门并建城台及劵门，1927年竣工……1927年2月正式启用。”在这个简略的叙述中没有提到1924年城墙开凿的起点，即鹿钟麟开凿城墙的事情，另外，有些时间上的细节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关于开辟和平门的最初想法，是1914年提出来的。1914年6月23日，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向袁世凯提交《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提到拆除前门月城，“另于西城根化石桥附近，添辟城洞一处，加造桥梁以缩短城内外之交通。”在“西城根”多开一个门洞，是为了加强这一方内外城之间的交通。改善内外城的交通联系，是朱启钤对于整个北京旧城改造计划的重要内容。改造的目标是加强城市中的流动性，并提高市民化的程度。

    所选择的“西城根化石桥”一带，是开辟新城门的最佳位置。其北，直对新辟的新华门，是总统府所在；其南，是琉璃厂、厂甸等传统文化密集区，况且还有新建的师范学校。在这个位置开辟城墙豁口，修建正规城门，便利内外城之间人们的往来，是十分必要的。而因为京都市政公所也在新华门附近，从城市管理来说，也是“亟图便利公所”。在当时的文件中是这样计划的：“京师面积宽广，街路延长，兼之历朝建都，禁城环拱，陛枑森严，地本辽远，有此格禁，动须绕道，尤致不便也。矧值兹交通发展，户口增繁之际，又岂能不亟图便利公所。于是遴派测绘专科人员从事勘测，由西长安牌楼之南，经板桥簾（帘）子胡同后细瓦厂半壁街等处，通过化石桥城墙及护城河，再南经琉璃厂砂土园臧家桥等处，直达骡马市大街之虎坊桥，拟定辟为交通城南北之干路，并为将来电车路线。城以内一段名北新华街，城以南一段名南新华街。其化石桥城垣拟即拆通，并造铁筋混凝土天桥跨于京汉路及护城河之上……将来全工告竣，实内外城交通之上一大便利也。”[3]

    这项计划于民国三年（1914）提交总统袁世凯并获准。不料，计划很快遇到挫折。由于在西部新开城门，可能减少前门外商业区的人流，那里的商家便群起反对。据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记载：“兴工有日，而前门外诸富商，惧斯门果辟，则行人出于他途，市廛必且南徙，乃浼有力者以风水之说进，谓斯门苟辟，将不利于国家，且亦不利于总统。项城惑之，乃寝其议。”[4]袁世凯是一个宿命之人，听说风水不利，竟下令将开辟新城门的计划取消。这样一来，导致南北两边的新街道，即南、北新华街已经开工，但城墙仍在，门洞未开，两条街道不能相连，都成了“断头街”。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24年，该年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当时一些商会代表向冯玉祥提及开辟化石桥城门一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并责令鹿钟麟具体操办。鹿钟麟做事雷厉风行，很快带领军士，以人力开挖城墙。此事发生在1924年11月，[5]这是和平门实施修建历史的重要起点。

    鹿钟麟开凿城墙之后的情形怎样？尚未看到研究性的评述。我们根据当时的一些报刊材料，对1924年之后有关和平门的事情，做一些梳理。

    首先一个重要问题是鹿钟麟凿城之后，是否达到了南北贯通的效果？鹿钟麟率人开凿城墙，速度是很快的，大约几天之内就把大墙挖开，所以传为“乃毅然举工，未数日而毕”。[6]然而，挖凿城墙的工程虽然完工，而道路却没有沟通，这很可能是由于挖墙工程并不彻底，仍留有障碍，加之其他配套工程（门、桥、栅栏等）全未实施。所以，鹿钟麟来得快，走得也快，撇下了一个尚不能用的大墙口子。过了一个月，人们发现城墙口子那里没有了动静，所以马上有人感叹“功亏一篑”。例如，柏生就撰文发问《“和平门”怎样了？》这篇短文登载于1924年12月13日的《京报副刊》上，文中呼吁：“冯玉祥班师回京这件事，任凭那些对于政治有兴味的人，说是于国家有如何如何的重大关系，在小百姓们，老实说也觉不着什么。如果冯玉祥的班师真会对于小百姓有实益，那么除非把功亏一篑的‘和平门赶紧开了……我一走到化石桥，南新华街或北新华街，‘和平门总在我的脑中一闪。这样宽阔的街道、新建的房屋、道旁新栽的小树，如果没有‘和平门便也失却了意义。和平门啊，建造和平门的人们啊，快起来吧，我在这里祷祝你。”[7]这段话中，除了感叹工程的“功亏一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在1924年底，尽管新城门还没有修建起来，但人们已经使用“和平门”这个名字了。这就纠正了目前某些文章中，以为和平门之名出现较晚的不准确看法。

    在鹿钟麟挖凿城墙约一年之后，即1925年12月3日，（孙）伏园在自己主编的《京报副刊》（第347号）上发表了《和平门再提议》一文，他说：“我以为和平门一日不开，国民头上便罩着一日的乌烟瘴气，国民们置之不理，那才是奇之又奇。怎么讲呢？如果化石桥开拆城墙这件事，从前没有人提议过，直到去年国民军班师纔（才）有人发动，拖延了一年未见实行；那么，这只表示国民的懒惰。”此文对和平门工程的整年停滞表达不满，并表示国民百姓对于和平门的建造并非置之不理，实际上是有所期待的。

    百姓们期待的和平门，终于在1926年工程再启并竣工。由于和平门的开启是北京市民十分关心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世界日报》曾做連续报道。这些报道是关于和平门竣工启用史实的第一手材料，应为可靠证据。《世界日报》1926年11月7日刊载《和平门限年内落成》一文：“南北新华街中间的城墙，早已开工拆墙。另立一门，以便交通。听说现在内务当局因为动工已久，特饬令市政公所，限本年内完工，以便明年一月一日行落成典礼，并定名为‘和平门。”这个被拖延许久的工程，此时的当局认为不可再拖，限本年内完工。我们可以设想，若不是有社会压力，工程可能还会拖下去。

    但当局预定的“明年一月一日行落成典礼”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世界日报》1927年1月12日载文《和平门》中写道：“和平门和平桥，现在都已经修理好了，原定西历年元旦开行，但是因为京汉铁路局没钱，不能修理铁路两旁的铁栅栏，所以到如今还不曾开放哩。”看来，城门本身以及桥梁的工程算是完了，但因为该处铁路两旁没有栏杆，有碍安全，所以没有举行落成典礼。9天以后，《世界日报》1927年1月21日又刊登《和平门快开了》一文，这篇报道内容较丰富。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京汉路局已拨款拆墙，沟通南北两大新华街的和平门原在国民军驻京时代就动工了，不幸工程未半而北京城就换了主人，继任市政督办以中途而废未免可惜，因而继续完成之。”之后又讲了典礼之事：“原定在十六年元旦日举行落成礼，只因桥门间之京汉车轨尚未安置妥帖，据说是因为交通部没有钱的缘故。”接着讲现状：“车辆既不能通行，即行人亦未能畅行无阻（只开容一人通过的小道），颇感不便。”文中随之透露一则好消息：“不料京汉局近两天，竟拨一笔小款用来加工修理车道，铺地，拆木墙，装铁栅，想不久就要完全告成而通行了。”最后，作者感慨道：“起先要从北新华街南口上南新华街北口，虽说相隔仅有丈来长的城墙，但是走起来，不论是出前门或宣武门（因它在二者之间），都得用半个钟头，并且还是走得两腿酸，坐车也得花上一毛钱，而现在只要用不到一分钟走就到了。呵，这不是北京交通之福音吗？”这段话报告了好消息，也抱怨了一番此前人们绕行的不易。《世界日报》继续跟踪报道。1927年1月23日登载《和平门明天举行交通礼》一文：“和平门南边京汉路闸门，现在已完工，南北各设两道门，中间有铁筋看守棚两座，南北相对，闸门前的桥，名叫‘和平桥，现只在轨道内铺垫青石板，准今天（二十三）落成，明天（二十四）举行交通礼，实行交通。想该门通行之后，正阳宣武两门，必减少拥挤了。”

    周作人，在1927年3月写了一篇短文《和平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两三年来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门终于完工了。我记不很清，大约是二月一日举行开通式的，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天了，我却只走过两次，一次是进，一次是出。从厂甸往府右街，不须由宣武门去绕，的确是很便利了，这是一件快事。”[8]周作人显然为自己不必再绕道宣武门而感到高兴。不过，关于开通仪式的时间，他没有记清楚。开通仪式应该是在1月底举行的。

    《世界日报》1927年1月28日报道，和平门已经开通了。城门既然开通，下一步是要建立和平市场。这篇报道说：“贯通南北新华街的和平门开通之后，市内的交通更加便利。现市政当局，近来又在和平宣武两门的中间，择适中的地点，设一个‘和平市场，大概几天之内就可成立了。”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有一份较为清楚的和平门开辟年表。1924年年底，鹿钟麟率人开挖城墙，但仅是将城墙挖断，却没有进行与城门、道路、桥梁等有关设施的修建，所以并没有成功通行。此时“和平门”的名字已经出现。1925年，全年工程停顿。1926年，当局重启工程，并在年底完工。大约在1927年1月24日，举行和平门落成典礼，正式通车。和平门的开辟工程前后经历四年（1924-1927），并非一蹴而就。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王亚男. 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89.

    [2]孙冬虎，王均.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187.

    [3]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汇览[M].北京：京华印书局，1919：102-103.

    [4] [6]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19.

    [5]冯玉祥进京是在1924年10月下旬，11月初鹿钟麟逼请溥仪迁出故宫，随后即开凿城墙。

    [7]柏生.“和平门”怎样了？[N].京报副刊，1924（9）[1924-12-13].

    [8]周作人.和平门[J].语丝，1927（123）：18[1927-03-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