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电影：城乡放映的国家意志与大众梦想（二）

    三

    跟映前宣传不同，映间解说主要结合影片放映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些关键之处，插入适当的解释和说明，用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包括对影片里的重要镜头和画面插入解说，对影片里的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一边放映一边介绍，以及在影片换本的时间里对相关段落进行分析，在影片全部结束之后对影片进行总结等等。如果说映前宣传需要调动发行放映部门各个方面的共同力量，那么，映间解说则更多依靠放映工作者个人的艺术和技术能力以及鲜明的政治素质。

    事实上，为了让群众看懂电影，将映前宣传、映间解说与映后讨论结合在一起，确实能够达到最好的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情况下只能实现其中的一、两个环节；特别是在空间较大、观众较杂的放映场地里，映前宣传的效果并不太好；而在看完全部影片之前，想要把主要内容、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向观众介绍清楚，也显得十分困难。因此，在影片放映过程中，按照人物出场、镜头转换或情节发展等顺序，对影片进行及时的现场解说，不仅最符合群众的需要，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教育作用。

    当各部门、各地区都在积极探讨和努力实施映前宣传的各种方案和办法之际，也同时强调了映间解说的重要性，甚至把映间解说当成了电影宣传工作的中心环节。尤其是随着建国以来党的宣传工作的逐步深入和不断加强，关于如何做好影片的映间解说工作的问题，开始被各种舆论所关注，更是成为各部门、各地区放映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跟映前宣传一样，部队放映较早地总结出了一些映间解说的经验和教训。[1]建国之初，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影放映队同样把映前宣传和映间解说当成一种额外的负担，不大重视影片内容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即便勉强进行，也大多只是在电影放映前把说明书上的影片故事像走过场似地念一遍，再没有采取其他有效的办法帮助战士看电影。因此，有些战士还是看不懂一部分影片的细节，特别是有些翻譯片。例如，在看苏联影片《第三次打击》时，由于没有映间解说，战士们就分不清影片中的德寇和苏联红军；影片《夏伯阳》中有一个镜头，本来是白党军队使用精神战术，打着鼓、端着枪冲上红军阵地的情形，战士们因为没有弄清敌我双方的区别，便很想鼓掌欢迎；而对影片《斯维尔德洛夫》，战士们表示根本看不懂。

    根据以上情况，军委总政治部电影队在某军中专门进行了电影宣传工作的试验，不仅体会到映前宣传的着力点，在于简要说明影片的中心思想和教育意义，而且明确指出，要着重做好放映中间的及时的解释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指在电影放映时，要抓紧空隙，及时介绍影片的主要人物并解释影片的重要情节；并认为，这一工作是帮观众看懂电影的关键。例如，放映苏联影片《革命摇篮维堡区》时，当银幕上第一次出现影片主角马克辛，要赶紧给观众介绍：“这就是马克辛。”第一次出现无政府主义者，也要马上说明：“这是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造谣、破坏活动。”这种办法，得到了战士们的赞扬，他们说：“我们刚刚糊涂，正想问别人影片里所表演的是怎样回事时，放映员给解释清楚了。”为了作好映间解说，部队的试验还表明，映间解说的解说词必须简短、明了；放映员必须对影片的内容完全了解，对每个镜头都要十分熟悉；必须掌握每个镜头的内容及其变化，使讲解的声音不要太大，以致与影片发生冲突，妨碍观众听到人物之间的对话。

    除了部队之外，农村放映队与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放映队也开始重视影片的解释工作，并根据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对象，摸索出一些更加具体的映间解说方法。湖南省电影总队第6队，便针对许多农民看不懂国产影片《上饶集中营》的现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映间解说。[2]讲解时，放映员指着影片中的人物，语调力求缓慢而又清楚。当钱子英同志出现在银幕上时，会向观众指明，这是“革命同志钱子英”；当国民党教官出现时，也会向观众介绍他的身份；当施珍同志出现时，就向观众讲述施珍同志被国民党糟踏的事情。放映员还会随着影片的情节发展，改变自己的情感和声调，对观众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当许多同志被集体枪杀，尸首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放映员便带着愤恨的情绪告诉观众：“这是国民党屠杀了我们的同志，我们的革命同志为了人民能翻身过好日子，而受国民党匪徒的毒打，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当特务毒打农民张四富的时候，便向观众激动地解说：“老乡们，国民党匪徒就是这样毒打我们老百姓的！”此外，放映队还特别注意到：（一）首先要了解当地观众的文化程度，根据观众文化程度的不同进行不同的讲解。例如，有些观众连“统治”二字的含义还搞不清楚，只知道“压迫”二字，解说中就使用“压迫”而免用“统治”；（二）不要在影片中的人物正在讲话的时候去讲解电影，这样会妨碍观众观看影片；（三）讲解者应该熟悉每个镜头；最好是讲解者的讲解在先，影片里的动作在后，这样会使观众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在映间解说方面，跟湖南省电影总队第6队一样，热河省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放映队也有如下几点体会[3]：（一）放映过程中，抓住适当的空隙（如影片人物之间没有对话、音乐音响声音较小等），最好在镜头刚要出现或已经出现时，便简短解说完了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和每个镜头的具体内容。（二）为了避免跟影片的声音发生冲突，讲解者不是使用麦克风，而是拿着广播筒到银幕后边或附近向群众解说，这样，并不妨碍观众听到影片中的人物对话；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选择放映场地时，一般都按风向张挂银幕，使声音向着观众方面传递，让大家都能清楚地听见。（三）注意影片的情节和人物的感情，不要无的放矢地、枯燥乏味地解说下去。除此之外，热河省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放映队还认为：做好影片解说工作，是帮助观众看懂电影的主要办法。因为电影队主要在农村放映电影，如果用字幕解说或散发说明书，不仅不能节约支出，而且只有少数识字的人能看懂，对大多数观众没有什么帮助。

    为了让放映员的映间解说吸引观众并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电影放映》杂志还专门邀请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演员黎铿就“怎样才能解说得好”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4]黎铿结合映间解说中经常出现的“一字一句地读稿子”的情况，首先提请放映员注意，映间解说不是“读”，而是“说”，在“说”的时候，不仅要说得清楚、流畅、自然、生动，而且要说得有感情，能真实地、饱满地、恰如其份地把词句的感情表达出来。为此，必须在“掌握停顿”“运用声调”“寻找重音”“语音锻炼”等几个方面进行更加刻苦的学习和更加积极的尝试，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更好地领会影片的内容，受到更多的教育。

    此后，关于如何做好映间解说的问题，全国各地的电影放映工作者们都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有文章指出，最关键的是要防止脱离影片故事的历史背景，牵强附会地“结合”当前的各项政治斗争进行解说。例如，在放映苏联影片《黑孩子》时，有的放映员解说：“同志们，看了这部影片不要忘记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这就是无的放矢。其实，映间解说除了向观众解说影片中的疑难之处和主要情节之外，主要的任务还是解说人物。映间解说时，要注意使解说词符合影片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同样是《黑孩子》，当银幕上出现黑孩子受到俄国水兵欢迎的镜头时，可以这样解说：“曾经在惨无人道的美国人贩子虐待下倍受折磨的黑孩子，今天在俄国水兵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下，第一次露出了幸福的微笑。”[5]也有文章以《扑不灭的火焰》《南岛风云》《渡江侦察记》《湖上的斗争》《羊城暗哨》等國产影片为例，对映间解说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生动的描述：[6]

    插话时要有感情，同时应根据影片情节的变化及时的掌握观众的心理。我们在《扑不灭的火焰》第一卷中，当镜头逐渐地推近蒋三的胸前时，在银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三的武器好像还在身上，而鬼子很快就要进行搜查，这时观众都非常担心，我们便用惊讶的语气插话说：“哎呀！蒋三怎能带着手枪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接着，蒋三的衣裳被解开了，观众又发现蒋三的手枪不见了，个个都感到非常奇怪，我们很快的也用惊奇的口吻插话说：“咦！他的手枪怎么不见了呢？”过了一会，蒋三扒开车上的大白菜，拿出了两支手枪。到这时，谜底终于揭开了，为了把问题交待得更清楚，于是我们便这样补充解释说：“噢！原来蒋三在拾菜的时候，就把手枪藏在菜里，安全地通过了鬼子的封锁线。”观众看到这里真是又惊又喜，个个都为蒋三的机智勇敢而赞声不绝。

    除此之外，在1957年召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先进工作者的宣传经验和先进事迹，也为做好映间解说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发。这些先进工作者刻苦钻研，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各种宣传方式和解说形式。影院的宣传员深入到群众中去讲解影片内容，农村放映工作者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发行工作者和放映员们，更是努力地去学好汉语或民族语言，为少数民族观众从头到尾翻译影片对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与辛勤的劳动。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年代前后，映间解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电影宣传手段，全国各地放映队也创作了一些流传甚广的映间解说词。

    在映间解说过程中，面对接受普通话较有困难的少数民族与方言地区的观众群体，以少数民族语言配音和用方言解说影片，也成为帮群众看懂电影并进行电影宣传的重要方法。特别是从60年代开始，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推广之下，这种方法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不断地尝试和发展。

    吉林省长白山区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从1954年建队至1964年，在山区跋涉6万多里，放映4，320多场，观众达180多万人次；放映队负责放映的区域，绝大部分是朝鲜族聚居地区，由于不少影片是用汉语录音，放映员在放映时用朝鲜语解说几句，观众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影片的内容。于是，放映队员就自己设法把影片全部对白都用朝鲜语配音。配音时，解说员既要注意银幕上的影像，又要看着脚本，把译成的朝鲜语对白朗读出来；朗读时还要适合银幕上人物说话的口形，区分出男女老幼的不同声调和感情。这种对口形配音，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劳动。为了克服困难，解说员崔永福跟县电影院解说员金东昌交朋友，向他学习，并下决心勤学苦练。他经常听电台的广播剧，还拜延边话剧团演员为师，向他们学习如何塑造人物。这样，崔永福渐渐地掌握了配音的技巧，不仅口形对得准，感情、语调也能和影片中的形象一致。到1964年，放映队在朝鲜族居民点放映电影，已经全部采用朝鲜语配音；而在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屯子放映电影，就让两个民族社员各坐一方，朝鲜族听朝鲜语配音，汉族听原汉语录音，做到都能听懂，人人满意。[7][8]与此同时，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地区的41个电影放映单位，均用朝鲜语为汉语版影片的对白配音，使广大朝鲜族观众看懂、看好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延吉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宣传工作现场会议上，这一先进经验得到了介绍和推广。此后，内蒙古、青海、四川、广西等地，也都试验成功蒙、藏、壮等少数民族语对白解说与口译配音；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的一些电影放映单位采用了这种方法，用来配音的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一共有20多种。[9]为少数民族和方言地区的电影宣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映间解说方面，河北省昌黎县果乡电影放映队的张子诚，吸取了许多放映队的点滴经验，又结合自己10年的工作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完整而又系统的“映间插说”方法。[10]亦即，在介绍情节上抓住一个“懂”字，在开拓主题上抓住一个“深”字，在现场评论上抓住一个“准”字，在编写解说词上抓住一个“巧”字。[11]据报道，张子诚共为20多部影片作过映间插说，这些插说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放映《槐树庄》时，张子诚处处针对地主崔老昆父子的活动，加上必要的插说，使观众加深了对地主分子的憎恨。当银幕上出现郭大娘的大车超过富裕中农李满仓的大车这一瞬即过的镜头，张子诚很快地插说了这一段：“富裕中农李满仓想同合作社赛赛。看吧，就象这次赛车一样，他迟早要认输的！”这样，就把导演的意图告诉了观众；为了在解说中不破坏故事的连贯性，张子诚把话筒挂在胸前，利用换片时间，边换片边讲解，既能使观众弄明白，又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张子诚还利用空隙镜头进行简单总结。《夺印》结尾，何支书对陈广清说：“要记住这次教训啊！”张子诚这时也向农民作片终总结：“社员同志们，我们都要记住这次教训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印把子，绝对不能让敌人夺去。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咱们的人民公社办得更好吧！”[12]

    应该说，映间解说是帮助群众看懂电影的主要手段，在新中国电影宣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由于需要承担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使命，跟映前宣传一样，新中国电影的映间解说往往具有直接的政治导向与强烈的教化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观众所不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电影宣传沦落成为政治斗争的代名词，映间解说也就抛弃了影片本身的特点，异化成为无限上纲的大批判。为批判影片《红日》所作的部分“映间插话”就是如此：当画面中出现我军撤退时，战士们无法振作的样子时，“映间插话”便要求如此措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统帅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影片编导者站在国民党的反动立场上，篡改历史事实，恶毒丑化我军，把这支常胜之军写成了失败之师，其目的就是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篡党篡政作舆论准备。”[13]

    应该说，这样的映间解说，目的已经不是帮观众看懂电影；相反，往往会使观众感觉到莫名其妙、无所适从，或者成为帮派政治愚民思想的牺牲品。这样的教训，确实是非常深刻的。

    四

    映后讨论是帮群众看懂电影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非常重视的宣传工作之一。一般来说，映后讨论是指在影片放映结束之后，随即组织特定的观众群体开办座谈会，对影片进行较有针对性地探讨和议论；或者不拘形式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听取观众反映或建议，以及向部队将士、机关干部或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相关人员印发观众意见书，最后汇总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或组织对特定影片的观点和看法。跟大量的群众影评或专业影评不同，作为帮群众看懂电影并进行电影宣传的重要环节，映后讨论特别强调观影的时效性及讨论的互动性；当然，映后讨论也不具备一般的电影评论所应具备的个性及反思性。

    新中国建立以后，映后讨论的主要目的，是在帮群众看懂电影的基础上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及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因此，从1949年5月开始，便对新中国出品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展开了映后討论，《东北日报》《天津日报》等相继发表了座谈会纪录。随后，《大众电影》连续举办了三次“电影工作者与观众座谈会”，分别讨论了《无形的战线》《影迷传》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三部影片。除此之外，还分别邀请了上海市郊农民、“革大”同学和公安工作同志座谈了《光荣人家》《思想问题》和《人民的巨掌》等影片，不仅让京郊农民感受到“做了主人当了家”的光荣，而且让“革大”同学和公安战士提高了觉悟和警惕。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映后讨论，以坦诚、直率的风格与和谐、轻松的氛围受到观众的喜爱，不仅宣泄了建国初期中国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且让他们对影片有了一种相对全面、深刻的认识，感到“跟上一次政治课一样有意义”。[14]

    然而，在猝不及防的政治运动影响下，映后讨论很快蜕变为直截了当、空洞乏味的思想斗争。席卷全国的《武训传》批判，就是主要以映后讨论的方式展开的。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5天后，中影公司便发出了《关于积极参加<武训传>的讨论的通知》，要求各区分公司和华北管理处，组织全体职工立即投入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接着，华北管理处遵照上级的指示和中影公司的具体安排，在首都电影院以“内部观摩”名义映出多场《武训传》，供各单位映后讨论。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大都举行了不同程度的映后讨论，对《武训传》进行了将近半年的批判和声讨。其实，《人民日报》社论设定的主旨和议题，对于那些参与座谈的观众而言，无论是北京市的党员，还是育才学校的师生，都未免过于高蹈，映后讨论也只能在上纲上线、人云亦云的层面上展开，很难真正达成帮群众看懂电影并进行电影宣传的使命。[15]《武训传》批判造成的后果，以及在此前后对私营影业公司出品的排斥和打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映后讨论和电影批评的方向，而且还会在此后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更加恶劣的强化和发挥。

    尽管如此，在《武训传》运动结束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映后讨论仍然积累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放映影片的题材和参与座谈的观众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切的结合点。例如，为了映后讨论表现旧社会码头搬运工人的劳动和斗争的影片《六号门》，北京、南宁、福州和天津等地均不约而同地组织了搬运工人参加座谈；因为座谈者与影片主人公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经历基本一致，往往能够感同身受，使映后讨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同样，为了映后讨论《山间铃响马帮来》《猛河的黎明》《边寨烽火》《摩雅傣》等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则组织了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的各民族同学参与座谈，对影片的民族特征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探讨和议论。另外，为了映后讨论《燎原》《洪湖赤卫队》和《地道战》等革命战争影片，还特意组织影片故事发生地如安源煤矿、湖北洪湖和河北清苑的相关群众参与讨论，使其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进一步充实影片的内涵、提升影片的主题。与此同时，汽车工业题材影片如《东风》组织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座谈，钢铁工业题材影片如《钢人铁马》《钢铁世家》组织石景山钢铁厂、合肥钢铁厂、上海钢铁厂工人座谈，采矿工业题材影片如《矿灯》组织京西矿工、鹤岗煤矿职工、鄂冶矿务局矿工座谈，以及商业服务业题材影片如《香飘万里》组织商业工作者座谈，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如《三八线上》组织志愿军座谈，农村生活题材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组织农民座谈等等，均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为了更好地发挥映后讨论的作用，在具体影片的选择上，新中国电影工作者还积极配合时事政策和中心任务，力图重点推出一些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上发表座谈会或讨论纪要，并以此进行更加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据不完全统计，1949-1978年间，全国各地报刊登载的主要“映后讨论”纪要，除了上面涉及到的影片之外，还主要集中在《白毛女》《李双双》《槐树庄》《燎原》《青年鲁班》《家庭问题》《雷锋》《丰收之后》《不夜城》《东方红》《红色背篓》等多部影片；参与者中，既有土改运动中的上海郊区农民、四川郫县崇兴公社八大队干部社员，又有安源矿工、呼和浩特市工会工人，也有公安部某部十五班战士、解放军指战员等；讨论内容，也多次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广西日报》《山西日报》《四川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以及《电影艺术》《大众电影》等刊物。

    可以看出，映后讨论不仅前所未有地强化了一般观众对特定影片的关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意识形态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观众的心目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帮群众看懂电影便只是映后讨论的浅表动机；而映后讨论的真正目的，是以即时的、对话的方式发挥电影的宣传教育使命。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映后讨论愈加频繁，并直接成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和回音壁。

    参考文献：

    [1]丁宪阁.做好影片解说工作能加强影片对群众的教育作用[N].人民日报，1952-08-05（2）.

    [2]曹守愚.湖南省电影总队第六队已重视影片的解释工作[N].人民日报，1952-09-14（2）.

    [3]李正冠.我们对影片解说工作的体会[N].人民日报，1952-09-21（2）.

    [4]黎铿.我对解说的一点体会——给电影放映员同志们[J].电影放映，1957（1）：22.

    [5]李冀.对电影放映队的宣传工作提几点意见[J].电影放映，1957（2）：32.

    [6]钱正传.怎样在映前宣传，映中插话[J].电影放映，1958（10）：10，15.

    [7]张开欣.长白山上的电影放映队[N].人民日报，1964-06-08（2）.

    [8]吉林省文化局电影处、本报吉林记者站.山区里的放映员——记吉林省和龙县第一放映队[N].光明日报，1964-10-01（7）.

    [9]通过银幕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九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在京表演介绍先进经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普遍推行用朝鲜语为影片

    口头配音的好方法[N].人民日报，1964-12-20（2）.

    [10]张子诚.我们是怎样作电影映间解说的[N].人民日报，1964-12-16（2）.

    [11]张子诚.回忆为农民放映电影的岁月[J].电影普及，1986（1）：23-24.

    [12]林印.帮助农民看好电影[N].人民日报，1964-12-20（2）.

    [13]反动影片《红日》映间插话选辑[N].人民日报，1967-10-25（4）.

    [14]万敏.我们组织《白毛女》影片座谈会的收获[N].人民日报，1951-10-11（2）.

    [15]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