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要营造良好周边环境
于洪君
【摘要】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有赖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周边环境。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需要我们对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必须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的战略和策略、系统完备的机制和体制，更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尽管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测性为世所罕见，但中国控制周边局势、引导事态发展、塑造良好环境的能力、手段、资源和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更加可靠。
【关键词】中国 和平崛起 睦邻友好 周边环境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8
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伟大征程中，党的十九大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在谈到我国周边外交基本理念和方針政策时，他强调，我们“要按照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分析并综合考虑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做到：第一，完善总体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周边要先行；第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要先动；第三，深化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营造中国与世界密切依存的国际环境，周边是重点。对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必须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12个陆上接壤国，除北方邻国苏联外，东北亚地区有蒙古和朝鲜，东南亚地区有越南、老挝和缅甸，南亚方向有印度、巴基斯坦、锡金、不丹、阿富汗和尼泊尔。后来印度吞并锡金，中国陆上接壤国由12个变成11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单独立国，中亚出现5个新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拥有共同边界。中国陆上接壤国由11个变成14个。
中国除拥有山水相连的14个陆上邻国外，还有几个隔海相望或水域相接的海上邻国，这就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对中国来说，越南和朝鲜既是陆上邻国，同时又是海上邻国。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深刻变化，“大周边”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并被广泛使用，按照这个理念，中国的邻国更多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连接中亚与西亚的伊朗，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东南亚的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等，都处于中国“大周边”范畴之内，都被视为中国的邻国。
其次，中国的邻国领土面积和人口总量千差万别，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五光十色，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对外政策取向相去甚远。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国属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强烈的转型国家特征。朝鲜、越南、老挝被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有特色，发展理念与路径大相径庭。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实行议会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经济，但日本保留着天皇体制，泰国保留着象征性的王权。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为美国的盟国或准军事盟友，在亚太事务中与美国保有特殊关系。印度尼西亚是个拥有300多个民族、2.5亿人口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大国。由于华侨众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千头万绪，利益纠葛亦错综复杂。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国家，但对华疑虑最重，1990年才正式承认中国，是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建交最晚的一个国家。
在南亚，印度被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人口已近12亿，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对华疑心与戒心根深蒂固。受印度影响，与中国山水相接的不丹，至今不与中国建交，令人匪夷所思。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均发展水平都很低，但人口增长率却居高不下，人口总量分别超过1.8亿和1.6亿，同为当今世界穆斯林大国之一。至于缅甸、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国情之复杂，政局之诡异，变化之多端，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冷战后，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趋势始终未变也无法改变。这里既有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也有人口超多的穆斯林大国，朝鲜也演变成奉行先军政治、特立独行的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则变成了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形形色色的分立主义和分裂势力横行无忌甚至大行其道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和相互关系，复杂多变而难以预测。譬如印巴两国，上世纪40年代后期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一直因领土纠纷和现实利益而战事不绝。孟加拉国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通过印巴战争而从东巴基斯坦版图上分离出来的。印巴之间因此积怨甚深。近来，缅甸与孟加拉国的关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由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严重失和。
再次，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与周边所有邻国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进入60年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合理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于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为重要。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和直接参与下，中国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立场，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为基础，顺利解决了与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蒙古的边界问题。后来，又以双方满意的方式解决了中朝两国划界问题。但是，中国与印度、锡金、不丹、苏联、越南、老挝等国的边界问题未能解决或未及解决。1962年、1969年和1979年，中印、中苏、中越之间先后发生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和战争。
当时，国际上冷战思维盛行。东北亚和东南亚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中国被西方势力视为洪水猛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后来又部分地卷入了柬埔寨国内冲突。这些重大事件对我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周边世界的形象，造成了深重的消极影响。
中国周边环境之复杂在世界各大国中绝无仅有，但这就是中国的生身立命之所，这就是中国的繁荣发展之基，而邻居不会迁移，环境又不能选择。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中反复探索与邻国和平共处、折冲俎樽之道，不得不努力与邻国寻求并肩发展、和舟共济之路。
营造良好周边环境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战略和策略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小环境，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要目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全面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首先，我们同日韩两国的关系曾有较大发展，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齐头并进。这种务实关系的拓展与推进，为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吸引外部资金、学习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开辟了重要渠道。特别是日本，1993年即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到2006年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中日双方曾确认要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后，双方共同努力推进睦邻友好合作，1998年即已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局面的形成，为结束美日支持韩国、中苏支持朝鲜的东北亞冷战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次，中苏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中蒙关系相应改善，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合作不断深化。苏联解体后，中国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与新俄罗斯、蒙古以及中亚地区5个新国家建立了不同以往的新型关系。借助中俄哈吉塔为解决边境问题而建立的“上海五国”机制，中国与上述国家的边界争议最终得到解决。“上海五国”随即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有效地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关各方务实合作成就喜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逐渐成为中国海外能源供应基地之一。
再次，中国与越南和老挝的关系全面调整，与东盟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11月，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9年初，双方确定了“长期稳定、面积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随后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2008年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老两国也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中越中老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同时，中国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积极变化。继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后，2002年又签署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2003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成了域外大国中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国家。东盟成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关系持续发展。新世纪到来前夕，中国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兼并，为改善中印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两国关系出现拨云见日新局面，但中印两国政治互信仍显不足，边界问题依然如故。受印度与不丹特殊关系的制约，中国与不丹建交问题没有任何进展，领土问题亦没有任何突破。中国参与南亚联盟的主动性增强，但进展相对有限。
但是，从总体上看，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对周边事态和事务的影响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大大提高。中国运筹周边事务的能力和手段，已相当丰富。尽管周边问题仍是中国总体外交中的难题，但中国同周边世界的关系，向前向好的总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与许多邻国建立并发展具有不同形式和内涵的伙伴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制定并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适时提出并全面践行睦邻安邻富邻新理念，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应对周边新挑战必须有系统完备的机制和体制
为营造睦邻友好、和平安宁、普惠各方的周边环境，中国做出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但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格局全面重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新现实和新趋势。
第一，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和安全格局日趋复杂。朝鲜以自身安全为由坚持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系统，威胁地区战略稳定与和平，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美国动员其盟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朝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威吓，朝核问题形成多次危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拥有特殊地位、特殊关切和特殊影响力，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先是组织朝核问题“三方会谈”，而后又搭建“六方会谈”机制。但自2008年起，“六方会谈”因朝鲜退而不返中断至今。朝核问题成为东北亚地区高烧不退的热点，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朝两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形成了举世皆知的特殊友好关系。1992年中韩建交，被称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出现波动。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后，中朝政治关系趋冷。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得以修复，高层交往重新频繁，经贸关系愈加活跃。但金正日去世后，朝鲜新领导人对华政策生变，两国高层往来基本冻结，交流对话渠道近乎失灵，经贸关系大幅萎缩。相关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较量与大国间地缘战略博弈，扑朔迷离，前景不明。
第二，中日关系严重倒退，中日韩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事倍功半。日本自小泉纯一郎就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后，社会上长期积蓄的极端民族主义能量集中释放。右翼势力开始主导日本发展进程。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出现更多问题。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特别是东海大陆架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发生激烈争执和冲突。中日关系大幅倒退，日韩关系亦趋复杂，导致中日韩共同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严重受挫。领导人会晤机制及配套安排，处于半瘫或空转状态。
第三，台独势力悄然坐大，台海局势因外部势力插手而更趋紧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根据这一构想，后来中央政府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但台湾问题反而因台独分子上台执政而更趋复杂。虽然前几年国民党人重拾政权，台海局势有所缓和，但目前台湾政权再落台独分子之手，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出现偏移，台海局势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
第四，南海地区岛礁归属之争与海洋权益之争相互交织，斗争长期化尖锐化国际化有增无减。南海岛礁与主权的声索方多达六国，对中国利益侵害最大的是越南，闹得最凶的是菲律宾。推波助澜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乃至欧盟国家。他们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幌子，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权说三道四；打着反对南海“军事化”的旗号，对中国在主权范围内填海造岛并修建设施横加指责。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亚太再平衡”，导致南海地区几度风云变幻，险象环生。
第五，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而再趋紧张，“龙象共舞”有可能转向“龙象恶斗”。中印关系近年来持续改善来之不易。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印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平稳发展新时期。双方同意深化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作出全面规划。但印度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从未泯灭，双方军人在边界地区经常发生正面对峙和肢体冲突。2017年7月，印军为阻止中方修建边境公路，出动部队进入中国境内，双方军人激烈对立70天。直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才将本国军队撤回，局势才有所缓和。
除上述五大热点和难点而外，中国周边还有其他一些小的麻烦和问题。譬如，中韩两国在黄海和东海地区存在24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水域，焦点是苏岩礁归属问题，双方曾因这片水域和岛礁发生冲突。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因缅甸国内形势多变而饱受冲击。中国与缅甸原军政权的关系，也受到非议和责难。另外，缅甸联邦政府与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冲突时起时伏，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带来隐患。中缅两国大项目合作，由于上述问题以及西方势力插手而遭遇挫折。营造良好周边环境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亲自参与处理我国周边事务。2013年3月他就任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不仅因为俄是世界大国，同时也因为中俄互为重要邻国。稳住中俄关系，提升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对稳定中国同整个周边世界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效应。2014年，朝鲜半岛形势风诡云谲，蒙古试图摆脱中俄两大邻国影响，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到西方制裁。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分别“专访”韩国、蒙古和俄罗斯，在中国周边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他打破中国领导人从不出席境外体育赛事的惯例，出席俄罗斯举办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向俄罗斯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靠性和成熟性。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高调互访，分别带领本国军人参加对方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频繁访问周边国家的过程中，他不但努力深化与所访国领导人的政治互信，同时还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为中国和平发展排疑解惑，为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务实合作攻艰克难。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轨迹一脉相承，同时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譬如，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总方针的前提下，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理念，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求本着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精神，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求多走动，常来往，增进高层往来，不断提升政治互信度；要求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友好活动，厚植并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友好、同舟共济的民意基础。
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发出了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开拓了新的思路和局面。当年10月，他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事工作座谈会，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新任务新举措，进行了重新规划和部署。“一带一路”作为立足周边、面向全球、引领合作、共谋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提供的极富创造性的公共产品。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地区以及俄罗斯与蒙古，无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着力区和重要伙伴国。中方设计的中—巴、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孟—中—印—缅以及新亚欧大陆桥六条经济走廊，将成为中国持续改善和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抓手，成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共同发展、联动发展的经济纽带，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多边机制开展丰富多彩的多边活动，落实习近平新时代周边外交理念和相关政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例如，中国利用主办APEC北京峰会之机，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使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利用担任“亚信”会议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主席国之机，联手周边地区许多国家，举办该机制建立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峰会；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之机，邀请印缅两国领导人来华参加纪念大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入新的活力，等等，足见中国周边外交的活跃与活力。
在东南亚，我们数十年如一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的合作。同时借助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多种机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以多边带双边，以双边促多边的周边外交新范式。在中亚，中国充分利用上合组织这一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共商和平稳定大计，共谋合作发展之道。2017年，南亚两大国印度和巴斯斯坦同时加入上合组织，中国统筹运作中亚与南亚事务，有了更大规模的多边平台。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同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虽不属于周边组织范畴，但中俄印三国在这一机制中开展对话并拓展合作，对中国精耕细作周边事务，意义不言而喻。2017年，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长时间军事对峙，两国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双方最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危机，上合组织与金砖机制的存在，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测性为世所罕见，但中国控制周边局势、引导事态发展、塑造良好环境的能力、手段、资源和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更加可靠。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有赖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周边环境。只要我们将自身的发展与周边的发展兼顾起来，把自身安全与周边地区共同安全统一起来，把当前的和局部的利益诉求与长远的和根本性的战略目标衔接起来，我们的周边外交就一定会披荆斩棘，凯歌行进。我们的周边环境就一定会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而伟大的历史性复兴。
责 编/马冰莹
【摘要】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有赖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周边环境。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需要我们对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必须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的战略和策略、系统完备的机制和体制，更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尽管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测性为世所罕见，但中国控制周边局势、引导事态发展、塑造良好环境的能力、手段、资源和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更加可靠。
【关键词】中国 和平崛起 睦邻友好 周边环境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08
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伟大征程中，党的十九大继往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在谈到我国周边外交基本理念和方針政策时，他强调，我们“要按照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分析并综合考虑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做到：第一，完善总体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周边要先行；第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要先动；第三，深化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营造中国与世界密切依存的国际环境，周边是重点。对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必须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12个陆上接壤国，除北方邻国苏联外，东北亚地区有蒙古和朝鲜，东南亚地区有越南、老挝和缅甸，南亚方向有印度、巴基斯坦、锡金、不丹、阿富汗和尼泊尔。后来印度吞并锡金，中国陆上接壤国由12个变成11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单独立国，中亚出现5个新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拥有共同边界。中国陆上接壤国由11个变成14个。
中国除拥有山水相连的14个陆上邻国外，还有几个隔海相望或水域相接的海上邻国，这就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对中国来说，越南和朝鲜既是陆上邻国，同时又是海上邻国。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深刻变化，“大周边”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并被广泛使用，按照这个理念，中国的邻国更多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连接中亚与西亚的伊朗，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东南亚的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等，都处于中国“大周边”范畴之内，都被视为中国的邻国。
其次，中国的邻国领土面积和人口总量千差万别，历史底蕴和文化传统五光十色，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对外政策取向相去甚远。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国属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强烈的转型国家特征。朝鲜、越南、老挝被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各有特色，发展理念与路径大相径庭。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实行议会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经济，但日本保留着天皇体制，泰国保留着象征性的王权。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为美国的盟国或准军事盟友，在亚太事务中与美国保有特殊关系。印度尼西亚是个拥有300多个民族、2.5亿人口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大国。由于华侨众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千头万绪，利益纠葛亦错综复杂。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国家，但对华疑虑最重，1990年才正式承认中国，是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建交最晚的一个国家。
在南亚，印度被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人口已近12亿，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对华疑心与戒心根深蒂固。受印度影响，与中国山水相接的不丹，至今不与中国建交，令人匪夷所思。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均发展水平都很低，但人口增长率却居高不下，人口总量分别超过1.8亿和1.6亿，同为当今世界穆斯林大国之一。至于缅甸、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国情之复杂，政局之诡异，变化之多端，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冷战后，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趋势始终未变也无法改变。这里既有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也有人口超多的穆斯林大国，朝鲜也演变成奉行先军政治、特立独行的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则变成了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形形色色的分立主义和分裂势力横行无忌甚至大行其道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和相互关系，复杂多变而难以预测。譬如印巴两国，上世纪40年代后期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一直因领土纠纷和现实利益而战事不绝。孟加拉国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通过印巴战争而从东巴基斯坦版图上分离出来的。印巴之间因此积怨甚深。近来，缅甸与孟加拉国的关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由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严重失和。
再次，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与周边所有邻国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进入60年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合理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对于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为重要。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部署和直接参与下，中国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立场，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为基础，顺利解决了与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蒙古的边界问题。后来，又以双方满意的方式解决了中朝两国划界问题。但是，中国与印度、锡金、不丹、苏联、越南、老挝等国的边界问题未能解决或未及解决。1962年、1969年和1979年，中印、中苏、中越之间先后发生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和战争。
当时，国际上冷战思维盛行。东北亚和东南亚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中国被西方势力视为洪水猛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后来又部分地卷入了柬埔寨国内冲突。这些重大事件对我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周边世界的形象，造成了深重的消极影响。
中国周边环境之复杂在世界各大国中绝无仅有，但这就是中国的生身立命之所，这就是中国的繁荣发展之基，而邻居不会迁移，环境又不能选择。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中反复探索与邻国和平共处、折冲俎樽之道，不得不努力与邻国寻求并肩发展、和舟共济之路。
营造良好周边环境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战略和策略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小环境，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要目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全面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首先，我们同日韩两国的关系曾有较大发展，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齐头并进。这种务实关系的拓展与推进，为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吸引外部资金、学习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开辟了重要渠道。特别是日本，1993年即已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到2006年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中日双方曾确认要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后，双方共同努力推进睦邻友好合作，1998年即已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局面的形成，为结束美日支持韩国、中苏支持朝鲜的东北亞冷战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年，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次，中苏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中蒙关系相应改善，中国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合作不断深化。苏联解体后，中国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与新俄罗斯、蒙古以及中亚地区5个新国家建立了不同以往的新型关系。借助中俄哈吉塔为解决边境问题而建立的“上海五国”机制，中国与上述国家的边界争议最终得到解决。“上海五国”随即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有效地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关各方务实合作成就喜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逐渐成为中国海外能源供应基地之一。
再次，中国与越南和老挝的关系全面调整，与东盟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11月，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9年初，双方确定了“长期稳定、面积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随后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2008年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老两国也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中越中老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同时，中国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积极变化。继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后，2002年又签署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2003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成了域外大国中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国家。东盟成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关系持续发展。新世纪到来前夕，中国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兼并，为改善中印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两国关系出现拨云见日新局面，但中印两国政治互信仍显不足，边界问题依然如故。受印度与不丹特殊关系的制约，中国与不丹建交问题没有任何进展，领土问题亦没有任何突破。中国参与南亚联盟的主动性增强，但进展相对有限。
但是，从总体上看，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对周边事态和事务的影响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大大提高。中国运筹周边事务的能力和手段，已相当丰富。尽管周边问题仍是中国总体外交中的难题，但中国同周边世界的关系，向前向好的总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与许多邻国建立并发展具有不同形式和内涵的伙伴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制定并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适时提出并全面践行睦邻安邻富邻新理念，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应对周边新挑战必须有系统完备的机制和体制
为营造睦邻友好、和平安宁、普惠各方的周边环境，中国做出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但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格局全面重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新现实和新趋势。
第一，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和安全格局日趋复杂。朝鲜以自身安全为由坚持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系统，威胁地区战略稳定与和平，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美国动员其盟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朝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威吓，朝核问题形成多次危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拥有特殊地位、特殊关切和特殊影响力，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先是组织朝核问题“三方会谈”，而后又搭建“六方会谈”机制。但自2008年起，“六方会谈”因朝鲜退而不返中断至今。朝核问题成为东北亚地区高烧不退的热点，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朝两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形成了举世皆知的特殊友好关系。1992年中韩建交，被称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出现波动。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后，中朝政治关系趋冷。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得以修复，高层交往重新频繁，经贸关系愈加活跃。但金正日去世后，朝鲜新领导人对华政策生变，两国高层往来基本冻结，交流对话渠道近乎失灵，经贸关系大幅萎缩。相关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较量与大国间地缘战略博弈，扑朔迷离，前景不明。
第二，中日关系严重倒退，中日韩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事倍功半。日本自小泉纯一郎就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后，社会上长期积蓄的极端民族主义能量集中释放。右翼势力开始主导日本发展进程。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出现更多问题。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特别是东海大陆架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发生激烈争执和冲突。中日关系大幅倒退，日韩关系亦趋复杂，导致中日韩共同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严重受挫。领导人会晤机制及配套安排，处于半瘫或空转状态。
第三，台独势力悄然坐大，台海局势因外部势力插手而更趋紧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根据这一构想，后来中央政府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但台湾问题反而因台独分子上台执政而更趋复杂。虽然前几年国民党人重拾政权，台海局势有所缓和，但目前台湾政权再落台独分子之手，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出现偏移，台海局势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
第四，南海地区岛礁归属之争与海洋权益之争相互交织，斗争长期化尖锐化国际化有增无减。南海岛礁与主权的声索方多达六国，对中国利益侵害最大的是越南，闹得最凶的是菲律宾。推波助澜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日本、澳大利亚乃至欧盟国家。他们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幌子，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权说三道四；打着反对南海“军事化”的旗号，对中国在主权范围内填海造岛并修建设施横加指责。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所谓“亚太再平衡”，导致南海地区几度风云变幻，险象环生。
第五，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而再趋紧张，“龙象共舞”有可能转向“龙象恶斗”。中印关系近年来持续改善来之不易。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印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平稳发展新时期。双方同意深化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此作出全面规划。但印度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从未泯灭，双方军人在边界地区经常发生正面对峙和肢体冲突。2017年7月，印军为阻止中方修建边境公路，出动部队进入中国境内，双方军人激烈对立70天。直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才将本国军队撤回，局势才有所缓和。
除上述五大热点和难点而外，中国周边还有其他一些小的麻烦和问题。譬如，中韩两国在黄海和东海地区存在24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水域，焦点是苏岩礁归属问题，双方曾因这片水域和岛礁发生冲突。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因缅甸国内形势多变而饱受冲击。中国与缅甸原军政权的关系，也受到非议和责难。另外，缅甸联邦政府与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冲突时起时伏，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带来隐患。中缅两国大项目合作，由于上述问题以及西方势力插手而遭遇挫折。营造良好周边环境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亲自参与处理我国周边事务。2013年3月他就任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不仅因为俄是世界大国，同时也因为中俄互为重要邻国。稳住中俄关系，提升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对稳定中国同整个周边世界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效应。2014年，朝鲜半岛形势风诡云谲，蒙古试图摆脱中俄两大邻国影响，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到西方制裁。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分别“专访”韩国、蒙古和俄罗斯，在中国周边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他打破中国领导人从不出席境外体育赛事的惯例，出席俄罗斯举办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向俄罗斯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靠性和成熟性。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高调互访，分别带领本国军人参加对方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频繁访问周边国家的过程中，他不但努力深化与所访国领导人的政治互信，同时还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为中国和平发展排疑解惑，为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务实合作攻艰克难。
习近平关于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轨迹一脉相承，同时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譬如，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总方针的前提下，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理念，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求本着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精神，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求多走动，常来往，增进高层往来，不断提升政治互信度；要求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友好活动，厚植并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友好、同舟共济的民意基础。
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发出了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开拓了新的思路和局面。当年10月，他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事工作座谈会，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新任务新举措，进行了重新规划和部署。“一带一路”作为立足周边、面向全球、引领合作、共谋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提供的极富创造性的公共产品。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地区以及俄罗斯与蒙古，无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着力区和重要伙伴国。中方设计的中—巴、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孟—中—印—缅以及新亚欧大陆桥六条经济走廊，将成为中国持续改善和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抓手，成为中国与周边各国共同发展、联动发展的经济纽带，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多边机制开展丰富多彩的多边活动，落实习近平新时代周边外交理念和相关政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例如，中国利用主办APEC北京峰会之机，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使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利用担任“亚信”会议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主席国之机，联手周边地区许多国家，举办该机制建立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峰会；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之机，邀请印缅两国领导人来华参加纪念大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入新的活力，等等，足见中国周边外交的活跃与活力。
在东南亚，我们数十年如一日，全方位拓展与东盟的合作。同时借助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多种机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以多边带双边，以双边促多边的周边外交新范式。在中亚，中国充分利用上合组织这一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共商和平稳定大计，共谋合作发展之道。2017年，南亚两大国印度和巴斯斯坦同时加入上合组织，中国统筹运作中亚与南亚事务，有了更大规模的多边平台。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同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虽不属于周边组织范畴，但中俄印三国在这一机制中开展对话并拓展合作，对中国精耕细作周边事务，意义不言而喻。2017年，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发生长时间军事对峙，两国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双方最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危机，上合组织与金砖机制的存在，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测性为世所罕见，但中国控制周边局势、引导事态发展、塑造良好环境的能力、手段、资源和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更加可靠。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有赖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周边环境。只要我们将自身的发展与周边的发展兼顾起来，把自身安全与周边地区共同安全统一起来，把当前的和局部的利益诉求与长远的和根本性的战略目标衔接起来，我们的周边外交就一定会披荆斩棘，凯歌行进。我们的周边环境就一定会更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而伟大的历史性复兴。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