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共生逻辑和共进路径
陶鹏
〔摘要〕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在政党属性、阶级利益、制度内涵、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内在耦合，两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进、互促共建和同频共振的内在关联。在治理全球化、改革深入化、生存网络化等综合性背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共生共进成为应然之选。在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共生逻辑主线当中，思想建党是其共生基石，四个伟大是其共生框架，阶级利益是其共生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通过提升思想辨别力、强化学习思考力、增加共识凝聚力、创新话语支配力等途径，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对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耦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6-0038-06
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两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进、互促共建和同频共振的内在关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高度重视，不仅提出了“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而且随着管党治党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展，党的十九大更是深刻指出“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为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和更加鲜明的意识形态旨向。通过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工作，可以发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指向和根本问题，在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归根结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因此，在综合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两者齐头并进，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选择。
一、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共生共进的背景考量
（一）治理全球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多元意识形态的交汇碰撞
在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所消退。与此同时，多种需要跨国界共同治理的全球化问题日渐突显，治理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明确了两个构建，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全球化治理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然而治理全球化也带来了多元意识形态交汇碰撞机会的增多，近年来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司法独立论、多中心治理论、一党执政滋生腐败论等一些明显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观点、话语，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甚至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良莠不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无形中也让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和危险。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1〕面对世界多极化、治理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并存的内部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协同的自觉性明显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一方面需要综合考量党内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全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扶正祛邪，进而以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来强基固本。综合来看，治理全球化是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一体化推进的外部诱因，但这样的共生共进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对执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具体要求。
（二）改革深入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时代变迁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与西方国家五大领域改革经历了50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不同，我国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几乎同时启动了五大领域的改革。这导致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转型阶段，潜在的社会矛盾与思想冲突集中突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改革再次加速，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但此时的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头”。〔2〕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调整已经成形的利益格局，必然要触动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变化。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带来了社会阶层的猛烈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获得感有较大差异，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突出，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冲突难以避免，由此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观点差异和评价分歧。这就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审慎考量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时代变迁，处理好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
（三）生存网络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双重思想舆论场域的叠加效应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行为方式，形成了虚拟与现实、兴趣与文化、媒体与社会的全新二元交织关系，生存网络化、思维碎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但也正如西方著名互联网学者尼葛洛庞帝30年前的预判，“任何一种技术或文明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4〕。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以及参与网络舆论的互动性、平等性、匿名性，使得互联网自从在民用领域开始应用，就成为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工具，网络为不同“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5〕。当前新媒体的普及，更是促使现实与网络双重思想舆论场域相互作用，一些网络热点事件极易被渲染意识形态色彩，一些负面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散布变得更加难以抑制。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6〕由此可见，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是信息数字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更是关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实效的重中之重。网络意识形态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新型呈现，现实与网络双重思想舆论场域也必须体现党的主张，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共性需求。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共生逻辑的三维向度
（一）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共生基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7〕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点任务，在于坚定广大党员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正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8〕。思想建党、制度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在党的建设体系中，思想建设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这既是管党治党的一项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所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存在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主观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由此造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负面问题，毛泽东深刻指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9〕，这是从思想建党的高度对管党治党和意识形态工作做出的统筹并举。自此之后，党在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乃至新时代党的建设全过程当中，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基石，把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从思想建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高度的逻辑自洽，两者均高度强调党员干部的言行与所坚守的理想信念的一致性，均高度关注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与党的意志的统一性。这样的共生逻辑内涵，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贯通性。
（二）四个伟大：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共生框架
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明确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全局工作的总框架，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指向，同时也包含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诉求，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意蕴。在“四个伟大”体系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0〕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然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必然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促使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从而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目标。在推进伟大工程的同时，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乎旗帜、道路和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总体而言，“四个伟大”所提供的总体推进框架，本质上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具备了高度的逻辑契合。
（三）阶级利益：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共生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而意识形态则是维系支撑一个民族国家、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施政纲领和价值理念，通过自身建设使其意志更为完备，从而引导人们价值追求的合理化，提升自身的威信和合法性。”〔11〕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立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最终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工作包括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两个方面，党内意识形态建设集中体现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党内政治文化和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等方面，其核心指向是广大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个体的思想意识、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而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核心指向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提升全体社会成员坚定中國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念和信心。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工作是为维护、巩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其最终价值取向同样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3〕。执政党的价值学说体系赋予了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高度耦合的同一性阶级利益，两者完全一致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共生价值的契合性，这也为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价值正当性的形塑提供了必备的认知认同基础和前提。
三、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四重路径
（一）提升思想辨别力：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关键前提
当代中国正处于开放、共享的世界格局之中，信息交流不可抑制，观点碰撞难以避免，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多种异质社会思潮共同构筑的复杂化思想舆论空间。二者在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对良莠不齐的多元化社会思潮加以辨识，避免被负面思潮、西方理论、错误观点误导而出现方向性、原则性偏差。从国内学者近十年来对社会思潮影响力的跟踪调查中可以发现，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一直在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中频繁闪现。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4〕提升思想辨别力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负面社会思潮有一个本质上的正确认识，如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西方治理理论的差异、全面依法治国与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差异等等。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其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方向问题。要引导党员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辨析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流变，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利益作为衡量社会思潮优劣的四种标尺，对思想疑点、舆论焦点进行补偏救弊。通过各种理论学说的评判和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凸显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比较优势，消除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推进中的杂音与噪声，降低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二）强化学习思考力：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把思想理论创新与学习、思考、贯彻紧密结合起来，以此来涵养党的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激发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彻底”就难以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15〕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多元社会思潮的碰撞中迷失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缺乏思想上的清醒认识和判断，很关键的一点是由于学习不足导致理论素养欠缺、思考不足导致曲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6〕。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系统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作为看家本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原著学习，尤其是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学思践悟中提高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思考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阐释好、践行好党的新思想新理念，以党的建设“供给侧改革”思维，打牢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基础。
（三）增加共识凝聚力：抓住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精神实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团结凝聚全体中国人民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虽然在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工作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实质，那就是通过增加共识凝聚力，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进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面对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以及伴随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社会加速转型阶段的到来，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增加共识凝聚力。这是有效应对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各种利益冲突、观点冲突，营造和谐稳定发展氛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17〕实践证明，党员干部尤其是“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践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巩固的关键。从严管党治党是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党心民心工程，只有从党内管起来、严起来，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社会主义总体建设高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与认可，才能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应当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增加共识凝聚力的“硬核实力”，意识形态工作则是增加共识凝聚力的“软性实力”，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四）创新话语支配力：顺应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促共进的时代潮流
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的全媒体时代，人类社会活动方式的发展演进带来了时代潮流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18〕在这样一个时代，话语支配力的彰显已经从网络舆论阵地争夺转向更加重视热点话题引导力争夺，从“完整叙事”模式转向“碎片化传播”模式。时代潮流的发展倒逼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信息生产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话语支配力来实现互促共进。首要之处就在于顺应全媒体时代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的发展变化，以符合当下受众心理和传播规律的话语方式对主流价值观进行“再编码”，着力在应用新兴媒体手段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网络化上下功夫，增强党的先进理论和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次，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走网络群众路线。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重心就在哪里。近年来一系列“互联网+群众工作”的创新型工作方法的应用，也已经证明网络群众路线是顺应时代潮流、有效增强党的话语支配力的工具之一。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在当前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特征愈加明显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践行网络群众路线直接、深入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从解决社会大众身边的小事入手，把党的最高理想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真抓实干中创新话语支配力，使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的最强音。
四、结语
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識形态工作同属于党的建设领域的重要举措，二者在政党属性、阶级利益、制度内涵、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内在耦合。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也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共生共进的逻辑必然。从持续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长期性角度来看，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在思想从严的前提下管党治党，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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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