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 要： 研究大学精神的历史，是在尝试破解中国大学面向未来如何发展的难题。因此，厘清大学精神与大学精神史的关系，确定研究范围，运用实证史学的研究范式，兼顾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是我们进行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大学精神；历史；研究；思考
“大学精神史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的重要内容，是进行大学精神研究的基础性研究。而进行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学理思考，则是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前提，是对于研究工作如何开展的总体把握和原则。
大学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历史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课题理论组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的表述为：“我们可以将‘大学精神定义为高校为实现其高等教育机构所特有的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而需求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他们显然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形而上的。他们既可以是行动中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一种希冀的、祈求的，从而成为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所以他们有‘实然和‘应然两种表现方式”[1]。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界定：一是如何理解大学精神的历史，大学精神的历史就是“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可以“希冀”和“祈求”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可以是行动中实际存在”，也就是说大学精神的历史是大学精神追求表现为办学实践的历史，或是大学通过办学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的精神境界的历史；二是为我们提供了大学精神史的研究思路，以大学精神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对于“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的实践情况，表现出大学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也就是说，要通过“形而下”的实践来表现“形而上”的精神，通过“实然”来反映“应然”。
同时，“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课题理论组给出了历史研究的核心点：先来考察教学，教学是完成教育机构教育职能的主要活动，体现在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取向应该是大学精神内涵的魁首；再来考察科学研究，科学精神是与人文精神紧密相连的，甚至是人文精神的必然衍生物。可以说，大学精神的基本或核心内涵就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大学精神当然还需要有一些其他内容，像爱国、进步、清高等。它们无不可以从上述两种精神中演绎和派生出来。所以这些精神是最核心、最基本的”[2]。历史组正是遵从以上“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来开展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
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1.大学精神更多地表现为大学思想、哲学的内容
“大学精神”是“形而上”的，严格说属于思想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大学思想、哲学的内容。而历史是不同于哲学的独立学科，《辞海》中的表述：“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3]。历史学研究是要从“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去找寻“规律性”，是研究大学行为和行为规律的。大学历史属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高等教育史又属于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教育史则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历史学包含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统称为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他们之间的学科关系，也反映出学科的差异性。大学精神的历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侧重于大学精神在实践中的表现，不同于教育思想史，思想史侧重的是研究教育家的办学思想、主张、言论，而大学精神史研究的是“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和实践。
2.大学精神要讲清其来龙去脉及“规律性”
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历史研究首先要纵不断线，反映历史发展在时间上的连贯性，讲清来龙去脉及其“规律性”。这就需要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而不能脱离时间顺序，按照不同问题的归类进行表述。我国的教育有着漫长的历史，在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郑玄认为“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又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 [4]说明“成均”教授的是音乐和礼法。音乐为祭祀之音乐，礼法为庙堂之礼法。由此可知，那时的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集中于乐、礼之上。如果我们将“成均”看做中国古代大学的萌芽，由此亦可见中国大学精神初始之毫光。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将“彬彬有礼”作为人与人交往的规则、风范和境界。“礼”已经成为千百年来融入知识分子生命的“DNA”。
中国近代大学产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从办学形式上与古代大学截然不同，但是办学精神却表现为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189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创始人盛宣怀在奏折中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 [5]的“兴学强国”的办学精神，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取向，被后起之大学所接受。王冀生在《我的大学文化观》中指出：“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其核心是‘立德树人，亲民济世” [6]。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特征，又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精神追求和现代大学的精神之源。因此，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不仅要讲清历史现象，更要讲清其内在文脉。这就必须坚持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使之了解其内化了的精神传承。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不等于没有问题意识，沿着时间的轴线铺开空间所包括的内容。但不是所有内容都要反映，而是要紧紧围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个“大学精神的基本或核心内涵”开展研究。
3.大学精神要运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
大学精神的历史研究，研究的是大学精神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是从历史的视野，运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又具有其特殊性。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富于人文色彩的中国古代史学比较注意文化现象的记述”，而“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业种业果而言” [7]“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史学仍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 [8]。传统史学缺少文化精神的研究，因此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具有某种创新性，需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更要借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基本观点
1.大学必须滋养精神
中国古代的大学，讲究“人文化成”，注重精神培养和素质养成，大学和士人的终极追求是“止于至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一点精神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大学通过教育方式传授知识，提高人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积累产生精神。古代凡思想家都是大学问家，古代教育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学生“学道而至”，教师“志于为道”。因此，教学是大学的根本职能。
今天的大学很茫然，多中心排挤了教学的核心位置。教学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要任务，而忽视人文养成。许多教育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实际就是培养生存能力，这不是不对，但是太原始。一切生命都面临生存问题，一切动物都培养后代生存技能，而人与其他生命体最根本的区别是人具有精神，人不单纯有物质追求，还有精神追求。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在《生命之爱》一书中说：“人的定义最重要的方面是他的思想能够超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 [9]培养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是大学的根本职能。
2.大学要有精神定力
中国大学如何发展是自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一百多年来始终思考和实践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后发移植”而来，因此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较大。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精神文化，既是历史的探寻，也是今天的追求。中国的传统大学，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形成了以传承人文知识为特色的教育教学。传统教育沉淀到了清末，有其陈腐，也有其精华，但制度的腐朽与国门的封闭，使得我们的认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的黄河正面临着历史的低谷和拐点。走出低谷和拐点，中华民族在认识上经过了几次“梯级”的提升。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首先是一次思想认识的突破。它突破了洋务运动对于西方物质层面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地看到了其背后的教育的作用和人才的重要。如果说清末之初的变革是传统教育培养的“有识之士”的推动，是那群接受封建教育和新思想的人的变革，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则加入了接受新的教育的人的推动。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是清末新式大学教育最重要的贡献。
清末建立的新式大学，培养出了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的人才。他们较之前人眼界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刻。他们认识到教育变革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改变中国社会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变革。这些人是辛亥革命的骨干，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是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又一次提升。新的制度是弱小的，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在制度表象的对峙下，实质是文化的对抗。期间，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许多学者将这场运动比喻成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称为“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民族认识的又一次提升。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是接受新教育的师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新教育培养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他们认识到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是文化变革。这次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深入和持久，使得中国错失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良机，没有产生改变社会本质的变革。但是，这种“梯级”渐变也在影响着社会，改变着未来。简单地表述清末民初思想认识的几次提升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有着一个由物质表象到深刻文化内涵反思的轨迹。这个轨迹同样适合认识此时期大学精神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睁眼看世界”，也再次经过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虽然与清末到民国的三十年的认识基础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但是历史也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螺旋式上升”。有人提出疑问：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开放的程度，历史未有；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广泛性，前所未有，一直在追赶世界一流，为什么总感到不尽如人意？汤一介在《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中讲得很深刻：“西方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之后，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于科学崇拜，引发工具理性一枝独秀，造成对自然界的疯狂迫害，已经威胁人类生存，使维护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边缘化，不仅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以致相互敌视，而且激发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贪欲，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西方18世纪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但启蒙精神至此已经被异化。” 这说明任何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板。目前，我们的大学所存在的问题，如功利化、工具化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科技文化的影响。而大学中学官问题、体制僵化、行政强势等现象，则又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响。今天的大学所面临的仍然是时代的“历史课题”—文化再造和精神重塑。
文化再造和精神重塑，既有革故鼎新的内容，又有继承发展的内容；既有借鉴学习的内容，又有创新发展的内容。它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西方的引进文化，而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在新时代的结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时代精华。这是对于中国当代大学文化自信和精神定力的培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文文化，其精华是中华文化和中国高等教育之源。科技文化是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人文文化具有生命本源的优势，科技文化具有生命成长的特点。两种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两种文化又都具有优势和劣势。融合、融通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创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人类，尤其是大学面临的世纪课题。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既缺失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忽视“人文化成”的重要性，又缺乏对于科技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把握，还没有达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继承创新，甚至炉火纯青的地步。21世纪，是中国大学面临的又一个文化“拐点”，而这一“拐点”的突破，没有样板可借鉴，完全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创新。再造一种新文化和重塑一种新精神，是中国大学的新出路，也许是中国文化的新出路、民族的新出路，或许也是世界文化的新出路、人类的新出路。
总之，大学精神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尝试着解答文化创新的难题。正因如此，对于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我们是在探索中行进，希冀能够得到理想的成果。
参考文献：
[1][2]王义遒.大学精神研究项目理论组汇报材料.
[3]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725.
[4]李国均，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40.
[5]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3.
[6]王冀生.我的大学文化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155.
[7]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8]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
[9]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59.
（作者系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艺英]
关键词：大学精神；历史；研究；思考
“大学精神史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的重要内容，是进行大学精神研究的基础性研究。而进行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学理思考，则是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前提，是对于研究工作如何开展的总体把握和原则。
大学精神与大学精神的历史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课题理论组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的表述为：“我们可以将‘大学精神定义为高校为实现其高等教育机构所特有的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而需求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他们显然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形而上的。他们既可以是行动中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一种希冀的、祈求的，从而成为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所以他们有‘实然和‘应然两种表现方式”[1]。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界定：一是如何理解大学精神的历史，大学精神的历史就是“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可以“希冀”和“祈求”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可以是行动中实际存在”，也就是说大学精神的历史是大学精神追求表现为办学实践的历史，或是大学通过办学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的精神境界的历史；二是为我们提供了大学精神史的研究思路，以大学精神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对于“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的实践情况，表现出大学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也就是说，要通过“形而下”的实践来表现“形而上”的精神，通过“实然”来反映“应然”。
同时，“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课题理论组给出了历史研究的核心点：先来考察教学，教学是完成教育机构教育职能的主要活动，体现在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取向应该是大学精神内涵的魁首；再来考察科学研究，科学精神是与人文精神紧密相连的，甚至是人文精神的必然衍生物。可以说，大学精神的基本或核心内涵就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大学精神当然还需要有一些其他内容，像爱国、进步、清高等。它们无不可以从上述两种精神中演绎和派生出来。所以这些精神是最核心、最基本的”[2]。历史组正是遵从以上“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来开展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
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1.大学精神更多地表现为大学思想、哲学的内容
“大学精神”是“形而上”的，严格说属于思想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大学思想、哲学的内容。而历史是不同于哲学的独立学科，《辞海》中的表述：“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3]。历史学研究是要从“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去找寻“规律性”，是研究大学行为和行为规律的。大学历史属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高等教育史又属于教育史的研究范围，教育史则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历史学包含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统称为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他们之间的学科关系，也反映出学科的差异性。大学精神的历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侧重于大学精神在实践中的表现，不同于教育思想史，思想史侧重的是研究教育家的办学思想、主张、言论，而大学精神史研究的是“大学举办者和大学人的共同期望”和实践。
2.大学精神要讲清其来龙去脉及“规律性”
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历史研究首先要纵不断线，反映历史发展在时间上的连贯性，讲清来龙去脉及其“规律性”。这就需要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而不能脱离时间顺序，按照不同问题的归类进行表述。我国的教育有着漫长的历史，在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大学”。郑玄认为“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又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 [4]说明“成均”教授的是音乐和礼法。音乐为祭祀之音乐，礼法为庙堂之礼法。由此可知，那时的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集中于乐、礼之上。如果我们将“成均”看做中国古代大学的萌芽，由此亦可见中国大学精神初始之毫光。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将“彬彬有礼”作为人与人交往的规则、风范和境界。“礼”已经成为千百年来融入知识分子生命的“DNA”。
中国近代大学产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从办学形式上与古代大学截然不同，但是办学精神却表现为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189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创始人盛宣怀在奏折中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 [5]的“兴学强国”的办学精神，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取向，被后起之大学所接受。王冀生在《我的大学文化观》中指出：“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其核心是‘立德树人，亲民济世” [6]。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特征，又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精神追求和现代大学的精神之源。因此，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不仅要讲清历史现象，更要讲清其内在文脉。这就必须坚持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使之了解其内化了的精神传承。按照时间顺序的演进来表述事物的发展脉络不等于没有问题意识，沿着时间的轴线铺开空间所包括的内容。但不是所有内容都要反映，而是要紧紧围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个“大学精神的基本或核心内涵”开展研究。
3.大学精神要运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
大学精神的历史研究，研究的是大学精神的历史，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是从历史的视野，运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又具有其特殊性。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富于人文色彩的中国古代史学比较注意文化现象的记述”，而“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业种业果而言” [7]“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史学仍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 [8]。传统史学缺少文化精神的研究，因此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具有某种创新性，需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更要借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大学精神史研究的基本观点
1.大学必须滋养精神
中国古代的大学，讲究“人文化成”，注重精神培养和素质养成，大学和士人的终极追求是“止于至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一点精神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大学通过教育方式传授知识，提高人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积累产生精神。古代凡思想家都是大学问家，古代教育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学生“学道而至”，教师“志于为道”。因此，教学是大学的根本职能。
今天的大学很茫然，多中心排挤了教学的核心位置。教学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要任务，而忽视人文养成。许多教育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实际就是培养生存能力，这不是不对，但是太原始。一切生命都面临生存问题，一切动物都培养后代生存技能，而人与其他生命体最根本的区别是人具有精神，人不单纯有物质追求，还有精神追求。美国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在《生命之爱》一书中说：“人的定义最重要的方面是他的思想能够超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 [9]培养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是大学的根本职能。
2.大学要有精神定力
中国大学如何发展是自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一百多年来始终思考和实践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后发移植”而来，因此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较大。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精神文化，既是历史的探寻，也是今天的追求。中国的传统大学，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形成了以传承人文知识为特色的教育教学。传统教育沉淀到了清末，有其陈腐，也有其精华，但制度的腐朽与国门的封闭，使得我们的认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的黄河正面临着历史的低谷和拐点。走出低谷和拐点，中华民族在认识上经过了几次“梯级”的提升。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首先是一次思想认识的突破。它突破了洋务运动对于西方物质层面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地看到了其背后的教育的作用和人才的重要。如果说清末之初的变革是传统教育培养的“有识之士”的推动，是那群接受封建教育和新思想的人的变革，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则加入了接受新的教育的人的推动。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是清末新式大学教育最重要的贡献。
清末建立的新式大学，培养出了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的人才。他们较之前人眼界更加开阔、认识更加深刻。他们认识到教育变革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改变中国社会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变革。这些人是辛亥革命的骨干，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是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又一次提升。新的制度是弱小的，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在制度表象的对峙下，实质是文化的对抗。期间，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许多学者将这场运动比喻成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称为“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民族认识的又一次提升。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是接受新教育的师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新教育培养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他们认识到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是文化变革。这次新文化运动并不彻底、深入和持久，使得中国错失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良机，没有产生改变社会本质的变革。但是，这种“梯级”渐变也在影响着社会，改变着未来。简单地表述清末民初思想认识的几次提升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有着一个由物质表象到深刻文化内涵反思的轨迹。这个轨迹同样适合认识此时期大学精神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睁眼看世界”，也再次经过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虽然与清末到民国的三十年的认识基础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但是历史也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螺旋式上升”。有人提出疑问：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开放的程度，历史未有；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广泛性，前所未有，一直在追赶世界一流，为什么总感到不尽如人意？汤一介在《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中讲得很深刻：“西方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之后，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于科学崇拜，引发工具理性一枝独秀，造成对自然界的疯狂迫害，已经威胁人类生存，使维护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边缘化，不仅造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以致相互敌视，而且激发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贪欲，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西方18世纪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但启蒙精神至此已经被异化。” 这说明任何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板。目前，我们的大学所存在的问题，如功利化、工具化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科技文化的影响。而大学中学官问题、体制僵化、行政强势等现象，则又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影响。今天的大学所面临的仍然是时代的“历史课题”—文化再造和精神重塑。
文化再造和精神重塑，既有革故鼎新的内容，又有继承发展的内容；既有借鉴学习的内容，又有创新发展的内容。它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西方的引进文化，而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在新时代的结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时代精华。这是对于中国当代大学文化自信和精神定力的培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文文化，其精华是中华文化和中国高等教育之源。科技文化是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人文文化具有生命本源的优势，科技文化具有生命成长的特点。两种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两种文化又都具有优势和劣势。融合、融通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创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人类，尤其是大学面临的世纪课题。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既缺失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忽视“人文化成”的重要性，又缺乏对于科技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把握，还没有达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继承创新，甚至炉火纯青的地步。21世纪，是中国大学面临的又一个文化“拐点”，而这一“拐点”的突破，没有样板可借鉴，完全依靠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创新。再造一种新文化和重塑一种新精神，是中国大学的新出路，也许是中国文化的新出路、民族的新出路，或许也是世界文化的新出路、人类的新出路。
总之，大学精神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尝试着解答文化创新的难题。正因如此，对于大学精神历史的研究，我们是在探索中行进，希冀能够得到理想的成果。
参考文献：
[1][2]王义遒.大学精神研究项目理论组汇报材料.
[3]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725.
[4]李国均，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40.
[5]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3.
[6]王冀生.我的大学文化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155.
[7]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8]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
[9]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59.
（作者系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