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营造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更是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在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中，意境营造被视为构成艺术美的必要因素，更是衡量评判艺术作品品格高低的标准和关键。电影作为舶来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注重大众娱乐、消费等社会功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艺术家也把意境范畴纳入电影审美的视野，对电影进行本民族艺术经验的借鉴和化用，在丰富电影美学形态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品格。作为东方电影的制作者，台湾导演侯孝贤对华语电影的民族化、本土化有着自觉的追求，其以多年的探索和坚持，拍摄了一系列具有独特人文关怀和鲜明写意倾向的影片，堪称为“诗意电影”的典范。2015年，侯孝贤拍摄的影片《刺客聂隐娘》，更是延续他鲜明的“诗意”电影风格，不仅在思想内涵上表现了侯孝贤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在电影语法和表现手法上，摒弃电影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形成淡化情节、注重氛围营造的诗意叙事，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以细腻的声音设计烘托意境营造，这些共同构成了影片表意空间的存在。侯孝贤以意境营造作为其电影艺术探索的重要内容，不仅提升了本部影片的美学品格，更为中国电影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形成本民族的电影美学风格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 对意境本质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其概念和内涵也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就其历史形成，还是就其本身的丰富内涵来看，“意境”的含义都不单指对外在物象的单纯描摹或单层面的自然再现，而是具有无限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的创构。學界认为，意境的哲学根源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化。因此，艺术作品中意境的营造其实就是创作主体吸纳自然人生万象而在内心咀嚼、体味后所营造的，含意于“言”内，流“余味”于象外，能唤起接受主体对自然人生的无尽情思和体验的审美空间。所以，意境的本质和精神，就在于这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的创构和拓展。侯孝贤深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其对“意境”理论的本质和精髓深有体会，其电影作品即是通过电影这样一种现代艺术形式营构了各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构成了独特的“东方情调”和“东方美学”风格。作为侯孝贤的首部武侠电影作品，《刺客聂隐娘》更是延续了其“诗意电影”的美学风格，营造了独特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这个表意空间是一个综合性的意义层构，既包含创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意志情趣，也包含经过摄影、剪辑、造型所呈现的电影画面和场景，更包含受众自己的想象和感受。下面即从创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电影视听元素两方面细致剖析该部影片意境表意空间的营造。
二、 意境表意空间的营造
（一）创作者生命体验的投射：意境表意空间之一
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意境”所呈现出的世界不同于外界物理存在的感性世界，而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感性世界，这种以情感性质的形式所揭示的世界的意义就是意境的意蕴所在。所以，中国古典美学总是用情景交融来说明意境的特质。清代学者王夫之确定“情”与“景”为意境的一对基本范畴：“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1]在这之后，朱光潜认为意境是“情”（情趣）与“景”（意象）的契合，宗白华也认为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可见，情景交融作为意境的特质已经成为共识，电影意境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一特质，创作者的主体情思与电影画面的相融合，才能产生具有生命力的意境。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意境的生成需要创作者主体情思、生命体验的投射与灌注。好的电影导演在这方面总是有着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侯孝贤即是这样一位导演。侯孝贤曾讲：“我儿时爱吃芒果，有次踏树采摘芒果，站在树上突然静默下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树在轻抚树杈，俯瞰树下熙攘的人群，时间在那个时刻停了下来，看见了自己身处的时间与空间。”[2]由此可以断定，侯孝贤通过这种独特视角和镜头语言所呈现的电影世界，必定带着他自己的某种情感性质的投射，包含着他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最原初的经验世界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又包含着一种抽离世外、俯瞰世间芸芸众生的悲悯之情。这构成了其电影意境表意空间的第一层存在，影片《刺客聂隐娘》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侯孝贤借用一个武侠躯壳表达的，其实却是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影片改编自唐传奇，借用历史中的某个封闭空间或者既定故事，演绎的却是侯孝贤对人性命运的感悟与思考。影片中的聂隐娘，已不是唐传奇中的那个神秘侠客，而是经历着从刺客到女人的回归，从一个工具（刺客身份） 到感受内心（受情感影响而放弃刺杀）再到回归生活 （与磨镜少年离去） 的转变，体现的正是侯孝贤对人的孤独状态、自我选择等生命境遇的体悟和思考。总之，这种创作者本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的投射和灌注，成为了该部影片“意境”表意空间存在的重要因素。
（二）视听语言的运用：意境表意空间之二
电影的本质是视听艺术，不同视听语言的运用决定了电影不同的审美风格。侯孝贤在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他坚持以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行影像表达，追求具有东方文化格调和美学意蕴的电影风格。侯孝贤曾经表示：“我感觉冲突没有什么好描写的，啪啪两下就没了，对我来讲是一种韵味……我感觉我们是华人、东方人看事情的角度，而且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是非常正直的民族，谁愿意听难听话呢？谁愿意直截了当地直接批判呢？没有，我们没有这种，很少……就像张爱玲所说，我们一落地其实就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所以你总是要绕一个弯，讲话就是要绕弯子，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直接。这其实，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形式。”[3]正是这种含蓄婉转的东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造就了侯孝贤的影视表达视角与方式：他摒弃电影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以淡化情节、注重氛围营造的诗意叙事形成独特的影像叙事语法，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以细腻的声音设计烘托意境营造，从而构成其电影意境表意空间的又一层存在。《刺客聂隐娘》的视听语言运用及表达完美地体现了这点。
1. 电影画面：意境营造的主体
首先来看《刺客聂隐娘》的视觉元素——电影画面的意境营造。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也是电影意境营造的主体。观众对一部影片风格与审美的感受首先来自于一幅幅的电影画面。为了营造这些画面的意境，首先在影像叙事手法上，侯孝贤摒弃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采用诗意叙事手法，最大限度地淡化情节，简化人物台词，用更多的镜头呈现人物情绪和心绪的画面。如影片开头聂隐娘归家的片段场景，无论是侍女服侍聂隐娘沐浴更衣，还是聂隐娘拜见祖母及母亲亦或是影片突兀插入嘉城公主抚琴片段，表面看来似乎都游离于刺杀这一叙事主线，况且这些画面场景也缺乏强烈的视觉冲击，对于深受好莱坞大片和惯常武侠片影响的观众来讲，这样的画面不免枯燥乏味。然而，影片却对其进行了较多篇幅和更多细节上的展示，正是因为这些画面和场景更能表现主人公聂隐娘初回日常生活中的不适、孤独等情感心绪，对影片主题“一个人没有同类”也起到了深化的作用。所以，《刺客聂隐娘》虽是以传统侠客、刺杀为题材，但却不同于一般武侠题材电影的叙述套路，一般武侠题材电影所要极力展现的扣人心弦的叙事走向、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以及一波三折的矛盾冲突（戏剧化叙事）正是《聂隐娘》要规避和舍弃的。
其次，在具体的拍摄手法上，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外景设计上。其外景设计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充满着自然神韵的山水画卷，风起鸟落，雾霭山河，寒鸦涟漪，倒影幻化，烟云流荡，岚气清新，在这样元气淋漓的自然景象之中，不仅能感受到导演本人对中国古典美学生命意識的传承，更能感受到一种深邃的人生感、宇宙感乃至历史感，这正可谓艺术意境。在影片中，这样的外景拍摄，侯孝贤更多以长镜头、空镜头呈现。如影片结尾，聂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一起归隐江湖的情景，影片并没有简单地一闪而过，而是以时长足足一分半的长镜头予以呈现和展示。摄影机明显采用的是固定机位，镜头凝滞不动，只有镜头中的人物与景物在不断变化。聂隐娘等一行人逐渐从中景变为远景，人物背影越来越小，直至与远方黑色的树影逐渐融为一体，消失在天际之处。而前景处，枯黄的野草仍在风中微微摇曳，翠绿的青山在远处静默伫立，湛蓝辽远的天空与之相互交映。这种以固定的视角与静态的机位反衬人物的活动，营造出大自然的伟岸永恒与人类活动渺小短暂的强烈反差。更深层次的意味则在于聂隐娘所生活的现实的、当下的、欲望的世界，包含着太多的矫饰、虚伪，太多的与人的真性相违背的东西，而只有在无限永恒的自然世界中，才能还原人质朴、原初的精神，彰显人的生命真性。所以，聂隐娘最终违背师命，放下刺杀，远离纷争，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一起，隐匿江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真性也是影片合乎逻辑的展演。
2. 声音设计：意境营造的烘托
除了画面元素，声音元素也是电影意境营造的有力手段。影片《刺客聂隐娘》中的声音设计，对整部影片含蓄蕴藉的意境生成起到了很好的烘托和渲染作用。首先影片采用的背景音乐很好地表现了人物复杂细腻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比让人物直接情感爆发更具张力和韵味。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处理方式极其克制和内敛，无论是聂隐娘面对阔别多年的父母，还是在暗处窥视情人田季安，人物情绪很少外露，甚至连面部表情的变化都极其有限。然而，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剧烈的内心冲突就隐藏在克制、隐忍的外表之下，背景音乐的使用使这种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复杂情感得以发掘，并产生无尽的审美韵味。如嘉城公主抚琴片段，在萧瑟凄凉的琴声中嘉诚公主讲述了“青鸾舞镜，悲鸣而绝”的凄美故事，故事讲完琴声结束，背景音乐响起了幽怨缠绵的洞箫声。那轻柔、涓细、如泣如诉的萧声，不仅传达出嘉诚公主难以言说的孤独幽怨心境，也暗示聂隐娘拥有同样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另外，当聂隐娘放下玉佩引诱田季安出来时，响起的是紧张略带悬疑感的背景音乐，很好地表达出聂隐娘在刺杀对象与青梅竹马的昔日情人之间如何抉择、取舍的复杂矛盾心理。当聂隐娘躲在帷幕后倾听田季安向胡姬讲述年少往事时，配的又是哀婉舒缓的音乐。此时，躲在暗处的聂隐娘看似无声的存在，但哀婉惆怅的音乐旋律分明就是聂隐娘的心声流露。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全都在这哀婉的配乐声中了。影片结尾处，采用了非洲打击乐“Rohan”，音乐旋律混杂了悲伤、喜悦以及更多的激荡之情。不仅表达出聂隐娘经过重重挣扎后摆脱俗世束缚归隐江湖、走向自由境界的大悲大喜之情，更让观影者也产生一种追随聂隐娘而去，去过潇洒自由生活的审美快感。由此可见，尽管影片人物本身并没有直接进行内心独白和情感展现，但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承担了人物内心感受表达的功能，而且更能产生体味不尽的审美韵味。其次影片环境音的使用也进一步强化了空寂玄远的诗意意境——蝉鸣，虫声，鸟叫，开门的吱吱声，柴火的噼啪声，在声音层面不仅营造了生活感和真实感，也突出了影片的宁静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侯孝贤对声音的处理同样是以静制动，声音越静，人物的情绪就越深厚。总之，由于整部影片人物情绪处理方式地克制与内敛，影片更突出声音元素在影片意境生成中的烘托和渲染作用：无论是怅惘悲凉的琴声、如泣如诉的箫声、扣人心弦的鼓声等背景音乐的使用，还是鸟叫、虫鸣、风声、水响等自然环境音的妙用，共同构建了这部始终克制留白，而又气韵饱满的影片。
结语
总之，侯孝贤在影片《刺客聂隐娘》中把意境营造作为其艺术探索的重要内容，不仅使该部影片具有丰厚的美学内涵和极高的美学品格，使其成为同类影片甚至是整个华语影片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存在，而且更为中国电影如何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形成本民族的电影美学风格指出了方向和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侯孝贤及其影片《刺客聂隐娘》本身都将成为中国电影美学极具民族特色的符号象征和审美典范。
参考文献：
[1]（清）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M].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6.
[2][3]卓伯棠.侯孝贤电影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80.
【作者简介】王卫波，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