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
史金波
[摘要]“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密切交流，推动了沿线社会的发展，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丝绸之路”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学习、渗透、吸收，在语言和文字上相互交流、借鉴，出现了很多翻译作品和双语人才。“丝绸之路”是各民族互相吸收、交融的典型地区，总的趋势是民族逐渐减少，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丝绸之路”的巨大贡献是通过和平交往，对沿线各国、各民族都带来福祉。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推动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国内外的民心民意。
[关键词]丝绸之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交流交往交融，和平交往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6-0003-07
著名的“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它以长安（今西安市）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再向西至条支、大秦；北路经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再向西经安息至大秦。在中国境内所经之地除汉族地区外，很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了解“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对深刻认识“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及其贡献
“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走廊。当地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原帝国北部的强邻。匈奴以畜牧和狩猎为主，重视商贸。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大月氏，控制了西域。“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汉初，匈奴称霸西域后与西域诸国关系更加密切，开辟并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将中国与欧亚大陆草原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期。匈奴一方面将匈奴人迁到被其侵占的地方，另一方面强迫被征服的部族迁移到匈奴。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到达大宛等地，目的是了解、联络少数民族。张骞在西域获得了有关民族的大量资料。后汉武帝时多次击败匈奴。汉宣帝时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对匈奴打击巨大。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这一带开始直接隶属中央管辖。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王国有鄯善、焉耆、龟兹、月氏、乌孙等。
鄯善王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位于“丝绸之路”南道，旧都是楼兰城，后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在西汉时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东汉时期又兼并了一些小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王国，与汉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鄯善有沙漠南缘的绿洲，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也有较发达的制造业。若羌地区还出产铁，有较发达的冶炼和制造业，当地制造的兵器很有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首先到达鄯善，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王国中吐火罗人占统治地位，与大月氏有密切关系。
佛教由印度东传至中国，首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东汉明帝年间，派遣使者经由“丝绸之路”上的大月氏国，请来印度僧人加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僧人为便于传播佛教，将他们从西域带来的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在东汉时期译经的还有来自安息的安世高王子和来自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到中原，对此后的中国宗教信仰，乃至中国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西域一带有突厥、于阗、粟特、回鹘、吐蕃等族。唐初在西域设置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后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突厥人于6～8世纪在蒙古高原上建立突厥汗国，统一了中亚草原、蒙古草原。当时突厥人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绸等转手卖到西方市场，赚取丰厚利润。突厥汗国的联系远到波斯帝国、东罗马帝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唐初，降服东突厥，西突厥在西域称雄，控制丝绸之路。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征服西突厥；唐天宝四年（745年），在唐朝军队和回纥等民族联合攻击下，后突厥汗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是西域一大强国。早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就有联系，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来往频繁，隋唐时常遣使进贡，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其国王领安西节度副史名号。于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缫丝养蚕的国家之一，后来成为西域诸国的丝绸之都。新疆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丝绸，其中包括当地生产的丝绸。于阗后与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鼎足而立。于阗王朝前后历经13个世纪，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于阗是佛教东传的要道，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隋末、唐初于阗国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将独具魅力的西域绘画新技法带到中原。
粟特人在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很活跃。这一地区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绿洲，构成了许多国家，中国史书称之为“昭武九姓”。粟特人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从东汉时期直至宋代，长期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善于吸收、传授。粟特人有多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祅教在粟特人中都有信徒。
鲜卑族在东汉、魏晋以后，占有草原丝路亚洲部分的大部，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丝路重新畅通，西域诸国纷纷向北魏遣使朝献，频繁往来。平城一带保存下不少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西部地区的文物，如金银器、鎏金铜器、玻璃器、波斯银币等。迁都洛阳后，北魏继续掌控河西走廊与西域一带，通使国家更多。
回鹘人的祖先是丁零人。在唐代丁零的一部回鹘逐渐强大后，建立回鹘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传统路线受阻，丝路北移，回鹘凭借地处要冲之优势，控制了东西方交通的命脉。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把从唐朝换回的丝绸大量运销中亚和欧洲，获取厚利。
家喻户晓的唐玄奘取经，自“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循北道出玉门关，经伊吾，后转至高昌回鹘，受到高昌王的热情接待，后继续西行，经焉耆、龟兹、姑墨，越葱岭，到碎叶城，得见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再经昭武九姓国、吐火罗国而至天竺，沿途多是少数民族支持、帮助。
吐蕃人在唐代安史之乱、藩镇之祸后，趁机向东、向北扩展，取得了陇右、河西，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控制了“丝绸之路”。后来吐蕃王朝消弱，中心北移，在河陇地区西部，逐渐联合成为有一定实力的政权，仍把控着“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同时，还开辟了青海河源地区至吐蕃的唐蕃古道，形成高原丝绸之路。唐代西行求经的僧徒，有的从河源入吐蕃，经尼波罗到达天竺。同样，这一通道也为文明的传播做出过重大贡献。
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处于多个王朝分立时期，在“丝绸之路”上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党项、回鹘等。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辽朝统合长城内外和西域广大地区，使南北沟通，农牧结合。辽朝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通过漠北贯通东西，远及西部的大食、波斯等地。金朝灭辽后，辽将耶律大石到达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鹘城）建立西辽王国，称霸中亚，其辖区囊括了“丝绸之路”上西域及其以西地区，开展了与西部地区的贸易，将丝绸等物品与中亚和西亚的珠宝、玉器和香料等进行交换。
党项族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唐代受吐蕃的挤迫而向北迁徙，唐末、五代时期在今陕北一带逐渐强大，宋初占领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建立西夏王国，与宋、辽鼎立。西夏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要害，与西部大食、西州通使、贸易。西夏实行商业优惠政策，做转手贸易，居间得利。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受到西北民族政权分立历史环境的制约，影响了中原与西方的经贸联系，促使宋朝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蒙古汗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征服了包括“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西夏、金朝和南宋进行南征。蒙古军队的征伐给各地、各民族带来了灾难，同时也扫清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自窝阔台汗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忽必烈时期在“丝绸之路”上兴修了约1500个官办驿站，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元朝与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频繁，丝路上商队往来如织。欧洲和中、西亚商人携带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来到中国，从中国购买丝绸、缎匹、金锦、绣彩、茶叶、瓷器、药材等。此外还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进行朝贡贸易。诸汗国向元朝贡献的为奢侈品、特产品，元朝回赐钱币、缎帛等。
明朝从未打开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所在的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仍在蒙古的控制之下。后来明朝发展了海上贸易，明成祖至宣宗时期，回族人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
此后欧洲诸国因陆上商路的中断，不断探索、开辟海上商路，形成了所谓“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海上贸易通道，陆上丝路逐渐式微。
从以上“丝绸之路”部分民族及其贡献不难看出，“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共同开辟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通道，是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互通有无的促进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很多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丝绸之路”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这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丝绸之路”因其地域和历史功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都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十分频繁的地区。
1.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密切交流，推动了沿线社会的发展，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
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业、手工业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将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印刷术、凿井、灌溉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丝绸大量转运至约两万里以外的大秦（罗马帝国）。这样不仅在物资上满足了西方的需要，也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这一带广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造纸技术至少在8世纪就传到阿拉伯地区，后来又从阿拉伯地区传往欧洲。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西夏和回鹘地区的过渡传到西方，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部的少数民族也将自己的特产经由“丝绸之路”向中原地区输送。以种植业为例，西部地区特有的葡萄、核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食品传到东部，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类。同时还将狮子、犀牛、良马等动物传进了中原。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文化艺术方面，中原地区也大量吸收了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各民族有特色的营养，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赏心悦目。
2.“丝绸之路”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并在相互交往中互相学习、渗透、吸收。作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以及记录语言的文字，在“丝绸之路”上也出现深刻的交流，当时有不少熟悉双语的人才。
匈奴在汉朝北部势力曾很强大，但至今未发现当时匈奴有自己文字的记载，匈奴与汉朝书信的往来用汉字。匈奴既有熟悉汉语的匈奴人，也有熟悉匈奴语的汉人。
鄯善王国的主体民族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西北俗语的一支，被称为鄯善俗语。吐火罗人用由阿拉美文字演变而来的怯卢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新疆出土的怯卢字文献分属鄯善王国和于阗王国。怯卢字在鄯善王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怯卢字传到于阗，但在于阗民间并不通用，而只用于王国上层和宗教人士中间。公元2世纪时，由于民族之间商贸交换的需要，在当地铸造了一种钱币，后被称为和田马钱。这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一圈是怯卢字母，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之钱币）”钱币上王的名字因铸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丝绸之路”很早的双语钱币，反映出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公元3世纪开始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一种用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原被称为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拼写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中的两种方言。吐鲁番一带的方言被称为甲方言，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的方言称之为乙方言。有的专家又将记录这两种方言的文字定为焉耆一龟兹文。此外，车师和楼兰地区的居民所讲的语言是印欧语中的另一种方言。当时这一带民族语言种类很多，文字也互相借鉴。近代发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内容是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这也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典型作品。
居住在这里的粟特人有很高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由于粟特人生活在彼此隔离的绿洲，形成不同的方言。粟特文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用于书写不同宗教的文献，主要有书写佛经的佛经体，书写景教经典的古叙利亚体和书写摩尼教经典的摩尼体。《大唐西域记》中最早提到这种文字。粟特文随着粟特人的消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粟特文有很强的衍生能力。回鹘文源于粟特文，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又创制出老蒙古文和蒙古文，后满族又借鉴蒙古文创制出满文。以上几种文字大量文献留存于世，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于阗人操东伊朗语，也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称为于阗语或于阗塞语。汉朝通西域后，于阗地区与内地关系密切，汉文一直是当地的通用文字。后来于阗人用印度婆罗米文的一种变体记录于阗语，称为于阗文。使用于闻文后，汉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于阗文取代，但并未被废止，汉文对于闻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于闻文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近代考古发现的文献中有《汉语一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一于阗语词汇》等，表明了当时使用双语的实际情况。
记录突厥语的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使用时间大约在7～10世纪之间。19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两块石碑，上面除突厥文外，另一面还刻有汉文。后来的研究表明两块石碑分别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是古代突厥人的遗存。关于这段历史和立碑事始末汉文文献有详细记载。原来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的毗伽可汗被害，唐玄宗闻讯为其辍朝三日表示哀悼，并派使者前往后突厥汗国，为毗伽可汗立碑建庙，唐玄宗亲笔御书碑文。这两块御制碑的背面和侧面，用突厥文铭刻了死者生平事迹和显赫武功。此汉文、突厥文合璧碑，见证了唐朝和突厥的密切关系。
吐蕃人使用的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大臣通米桑布扎参照印度梵文设计的一套文字，一直使用到今天。吐蕃王朝与中原汉族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往来，“丝绸之路”上敦煌石室出土了很多藏文文献，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藏文《今文尚书》就是其中之一，存《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等篇，最末为“《尚书》第六卷完”。此外还有《战国策》藏文译本。在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一种特殊的长卷，是用古藏文音译汉字的写本，又有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本。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事实。敦煌吐蕃文献中还有其他相关民族的历史书，如《吐谷浑大事记年》等。
契丹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曾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辽朝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如史书《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以及《阴符经》《方脉书》《辨鴂录》等。甚至辽朝皇帝也参加译书，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然而，契丹文使用可能并不广泛。辽代崇佛，曾刻印了著名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还在北京城西南的云居寺继隋唐之后，续刻石经，但并未将佛经译为契丹文。看来在契丹汉文化有更大的影响。
党项族建立了西夏王朝，党项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西夏借鉴汉字创制了记录党项语的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党项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汉、藏、回鹘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热络。西夏翻译了中原地区的儒学经典，如《论语》《孟子》《孝经》，还翻译史书《贞观政要》《十二国》，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西夏编纂的西夏文一汉文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培养双语人才的一部工具书，首创双语、双解辞书形式，是“丝绸之路”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典型例证。西夏还将本朝编纂的西夏文著作译成汉文。西夏崇信佛教，借助回鹘高僧，依据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大藏经》，又据藏文典籍翻译藏传佛教佛经，还用藏文为西夏文佛经注音。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培育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西夏文化。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借鉴回鹘文创制了记录蒙古语的文字——蒙古文。元代编纂《至元译语》，是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工具书，将与汉文词对照的蒙古语词用汉字写出注音，而不写蒙古文。元代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如新疆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习儒、释二家文书，通维吾尔、汉、蒙多种语言，先后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译成蒙文献给忽必烈。回回人察罕将《贞观政要》《帝范》译为蒙古文，又将蒙古文《秘史》《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译为汉文，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一种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令指出要以此种文字“译写一切文字”。当时曾用八思巴字翻译《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择要翻译《资治通鉴》等，从现有文献可以知道八思巴字除拼写蒙语外，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回鹘语等语言。比较重要的八思巴字文献有《百家姓》《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字汇》以及藏传佛教文学名著《萨迦格言》等。八思巴字文献涉及多民族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交融。
明代由政府设置专门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机构“四夷馆”，分为8个馆，西天、鞑鞑、回回、女直、高昌、西番、缅甸、百夷，后又有所增补。这些翻译机构涉及的语言，多与“丝绸之路”民族语言有关。四夷馆通过翻译和教学实践，编撰了一套《译语》。《译语》内容分“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将常用词分门别类列出，以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对照；“来文”将辖管地区的朝贡文书选辑成册，加以汉文翻译而成。《译语》的编纂方便了各民族双语的学习。清代的“四译馆”是继明代四夷馆而来，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清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清代也编撰了一批《译语》，则是以南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语言为主。
3.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融会。“丝绸之路”是多民族交往的走廊，也是各民族互相吸收、交融的典型地区。
民族的交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民族间互相学习、互相接近的需要，也与当时政府的政策有关。如魏孝文帝实行改革，加速了北魏社会在经济、政治、风俗习惯的变化，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成为北魏社会文化的主体，鲜卑族的文化最终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中。
民族的交融往往是双向的，是民族互相吸收。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长安成为繁荣的大都会，来自各民族地区、各国的使者、僧人、艺人、商人荟萃于此，有的流寓侨居，成为常住人口，后来就融汇于中原。唐初仅突厥人入居长安的就近万家，其中最多的是商人。另一方面，长安城内“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成为常见现象。皇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至开元前后，长安不仅很多男子着胡服，妇女也着胡服，扮胡人男装。在西安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牵驼、牵马俑和骑马狩猎俑都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民族融汇的事实。西域胡乐在唐代也很盛行，当时整理出的十部乐，多属“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西域各民族的舞蹈也风行长安，以胡腾、胡旋、拓枝舞最为盛行。汉族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断从各民族吸收营养。
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有延续，有迁徙，有融合。不少民族血统上互相渗透、交融。一些早期属印欧语系的民族如吐火罗人、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等消失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党项等民族也消失了。一些民族得以继续发展，形成今天“丝绸之路”上各民族。
在消失的民族中，有的在历史记载中还能找到一些消失的痕迹。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党项族虽然民族地位较高，但失去了往日西夏政权的呵护，一部分人入居中原，融入汉族之中，大部分留居西北故地，逐渐融入当地。据存世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元代肃州路一直由党项人阿沙及其子孙任最高地方长官，从元初至元末在河西走廊一带，其家族势力不小。但后来就不见这些党项人的记载，他们已悄悄融入了其他民族之内。
“丝绸之路”一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各民族越来越密切的交流，民族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
“丝绸之路”也是多宗教的地区，而民族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现在的维吾尔族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和佛教，至10世纪部分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16世纪才普遍信仰。又如藏族原来信仰苯教，后信仰佛教。党项人原来信仰原始宗教，后来又信仰佛教和道教。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往往会逐渐本土化，甚至发生世俗化。佛教传入后为适应在中国的发展，寺庙建筑不同于印度佛寺建筑，成为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群，为中国广大佛教信仰者所认同。佛教的塑像、绘画也趋向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接受了中国世俗文化影响后形成的新教派。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也同样深刻地反映出本土化。北京牛街、宁夏同心县等著名清真寺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典范。河北定州元代的《重建礼拜寺记》有以儒学阐释伊斯兰教的记载。
三、和平交往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趋势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的和平交往，给沿线各国、各民族都带来福祉，互利双赢，推动“丝绸之路”一带，乃至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实践证明，凡和平、安定时期，“丝绸之路”发挥的作用就大，相关地区都会受益。否则，若产生冲突甚至战争，不仅会阻隔“丝绸之路”，使其作用减弱，甚至使当地人民遭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民不聊生。
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总体上属于“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平等交换，本质上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享文明成果，体现了平等交往、和平友好、双赢发展的开放精神。政府的对外贡使贸易，也是通过赠送、回馈，把丝绸、瓷器等作为传达和平友好的礼物，带往沿途各国。由于“丝绸之路”的沟通，使亚洲、欧洲，乃至非洲众多国家、民族加深了相互了解，相互沟通，有时甚至起到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的作用。“化干戈为玉帛”突出地体现了“丝绸之路”和平交往精神，是世界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互利交往的宝贵经验。
清朝中后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经济上彼此隔绝，政治上因循自守，不重视对外贸易。清晚期政治腐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陆路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境内的民族更加密切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还通过“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发展友好往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为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打下了良好基础。
时代越发展，各国、各民族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标志和历史经验，推动自东向西横跨亚洲、直达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借鉴了历史经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国内外的民心民意。“丝绸之路”将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境内外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将会发挥出更为巨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莲霞]
[摘要]“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密切交流，推动了沿线社会的发展，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丝绸之路”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学习、渗透、吸收，在语言和文字上相互交流、借鉴，出现了很多翻译作品和双语人才。“丝绸之路”是各民族互相吸收、交融的典型地区，总的趋势是民族逐渐减少，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丝绸之路”的巨大贡献是通过和平交往，对沿线各国、各民族都带来福祉。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推动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国内外的民心民意。
[关键词]丝绸之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交流交往交融，和平交往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6-0003-07
著名的“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它以长安（今西安市）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再向西至条支、大秦；北路经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再向西经安息至大秦。在中国境内所经之地除汉族地区外，很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了解“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对深刻认识“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及其贡献
“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走廊。当地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匈奴是中原帝国北部的强邻。匈奴以畜牧和狩猎为主，重视商贸。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大月氏，控制了西域。“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汉初，匈奴称霸西域后与西域诸国关系更加密切，开辟并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将中国与欧亚大陆草原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期。匈奴一方面将匈奴人迁到被其侵占的地方，另一方面强迫被征服的部族迁移到匈奴。汉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到达大宛等地，目的是了解、联络少数民族。张骞在西域获得了有关民族的大量资料。后汉武帝时多次击败匈奴。汉宣帝时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对匈奴打击巨大。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这一带开始直接隶属中央管辖。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王国有鄯善、焉耆、龟兹、月氏、乌孙等。
鄯善王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位于“丝绸之路”南道，旧都是楼兰城，后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在西汉时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东汉时期又兼并了一些小国，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王国，与汉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鄯善有沙漠南缘的绿洲，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也有较发达的制造业。若羌地区还出产铁，有较发达的冶炼和制造业，当地制造的兵器很有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首先到达鄯善，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鄯善王国中吐火罗人占统治地位，与大月氏有密切关系。
佛教由印度东传至中国，首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东汉明帝年间，派遣使者经由“丝绸之路”上的大月氏国，请来印度僧人加摄摩腾和竺法兰。这两位僧人为便于传播佛教，将他们从西域带来的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在东汉时期译经的还有来自安息的安世高王子和来自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到中原，对此后的中国宗教信仰，乃至中国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西域一带有突厥、于阗、粟特、回鹘、吐蕃等族。唐初在西域设置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镇，后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突厥人于6～8世纪在蒙古高原上建立突厥汗国，统一了中亚草原、蒙古草原。当时突厥人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绸等转手卖到西方市场，赚取丰厚利润。突厥汗国的联系远到波斯帝国、东罗马帝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唐初，降服东突厥，西突厥在西域称雄，控制丝绸之路。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征服西突厥；唐天宝四年（745年），在唐朝军队和回纥等民族联合攻击下，后突厥汗国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是西域一大强国。早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就有联系，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来往频繁，隋唐时常遣使进贡，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其国王领安西节度副史名号。于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缫丝养蚕的国家之一，后来成为西域诸国的丝绸之都。新疆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丝绸，其中包括当地生产的丝绸。于阗后与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鼎足而立。于阗王朝前后历经13个世纪，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于阗是佛教东传的要道，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隋末、唐初于阗国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将独具魅力的西域绘画新技法带到中原。
粟特人在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很活跃。这一地区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绿洲，构成了许多国家，中国史书称之为“昭武九姓”。粟特人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粟特人从东汉时期直至宋代，长期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善于吸收、传授。粟特人有多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祅教在粟特人中都有信徒。
鲜卑族在东汉、魏晋以后，占有草原丝路亚洲部分的大部，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丝路重新畅通，西域诸国纷纷向北魏遣使朝献，频繁往来。平城一带保存下不少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西部地区的文物，如金银器、鎏金铜器、玻璃器、波斯银币等。迁都洛阳后，北魏继续掌控河西走廊与西域一带，通使国家更多。
回鹘人的祖先是丁零人。在唐代丁零的一部回鹘逐渐强大后，建立回鹘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传统路线受阻，丝路北移，回鹘凭借地处要冲之优势，控制了东西方交通的命脉。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把从唐朝换回的丝绸大量运销中亚和欧洲，获取厚利。
家喻户晓的唐玄奘取经，自“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循北道出玉门关，经伊吾，后转至高昌回鹘，受到高昌王的热情接待，后继续西行，经焉耆、龟兹、姑墨，越葱岭，到碎叶城，得见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再经昭武九姓国、吐火罗国而至天竺，沿途多是少数民族支持、帮助。
吐蕃人在唐代安史之乱、藩镇之祸后，趁机向东、向北扩展，取得了陇右、河西，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控制了“丝绸之路”。后来吐蕃王朝消弱，中心北移，在河陇地区西部，逐渐联合成为有一定实力的政权，仍把控着“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同时，还开辟了青海河源地区至吐蕃的唐蕃古道，形成高原丝绸之路。唐代西行求经的僧徒，有的从河源入吐蕃，经尼波罗到达天竺。同样，这一通道也为文明的传播做出过重大贡献。
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处于多个王朝分立时期，在“丝绸之路”上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党项、回鹘等。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辽朝统合长城内外和西域广大地区，使南北沟通，农牧结合。辽朝发展了草原丝绸之路，通过漠北贯通东西，远及西部的大食、波斯等地。金朝灭辽后，辽将耶律大石到达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回鹘城）建立西辽王国，称霸中亚，其辖区囊括了“丝绸之路”上西域及其以西地区，开展了与西部地区的贸易，将丝绸等物品与中亚和西亚的珠宝、玉器和香料等进行交换。
党项族原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唐代受吐蕃的挤迫而向北迁徙，唐末、五代时期在今陕北一带逐渐强大，宋初占领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建立西夏王国，与宋、辽鼎立。西夏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要害，与西部大食、西州通使、贸易。西夏实行商业优惠政策，做转手贸易，居间得利。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受到西北民族政权分立历史环境的制约，影响了中原与西方的经贸联系，促使宋朝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蒙古汗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征服了包括“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西夏、金朝和南宋进行南征。蒙古军队的征伐给各地、各民族带来了灾难，同时也扫清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自窝阔台汗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忽必烈时期在“丝绸之路”上兴修了约1500个官办驿站，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元朝与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频繁，丝路上商队往来如织。欧洲和中、西亚商人携带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来到中国，从中国购买丝绸、缎匹、金锦、绣彩、茶叶、瓷器、药材等。此外还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进行朝贡贸易。诸汗国向元朝贡献的为奢侈品、特产品，元朝回赐钱币、缎帛等。
明朝从未打开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所在的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仍在蒙古的控制之下。后来明朝发展了海上贸易，明成祖至宣宗时期，回族人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
此后欧洲诸国因陆上商路的中断，不断探索、开辟海上商路，形成了所谓“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海上贸易通道，陆上丝路逐渐式微。
从以上“丝绸之路”部分民族及其贡献不难看出，“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共同开辟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通道，是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互通有无的促进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很多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丝绸之路”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这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丝绸之路”因其地域和历史功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都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十分频繁的地区。
1.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密切交流，推动了沿线社会的发展，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
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业、手工业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将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印刷术、凿井、灌溉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丝绸大量转运至约两万里以外的大秦（罗马帝国）。这样不仅在物资上满足了西方的需要，也推动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这一带广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造纸技术至少在8世纪就传到阿拉伯地区，后来又从阿拉伯地区传往欧洲。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西夏和回鹘地区的过渡传到西方，对西方的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部的少数民族也将自己的特产经由“丝绸之路”向中原地区输送。以种植业为例，西部地区特有的葡萄、核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食品传到东部，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作物品类。同时还将狮子、犀牛、良马等动物传进了中原。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文化艺术方面，中原地区也大量吸收了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各民族有特色的营养，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赏心悦目。
2.“丝绸之路”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并在相互交往中互相学习、渗透、吸收。作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以及记录语言的文字，在“丝绸之路”上也出现深刻的交流，当时有不少熟悉双语的人才。
匈奴在汉朝北部势力曾很强大，但至今未发现当时匈奴有自己文字的记载，匈奴与汉朝书信的往来用汉字。匈奴既有熟悉汉语的匈奴人，也有熟悉匈奴语的汉人。
鄯善王国的主体民族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西北俗语的一支，被称为鄯善俗语。吐火罗人用由阿拉美文字演变而来的怯卢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新疆出土的怯卢字文献分属鄯善王国和于阗王国。怯卢字在鄯善王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怯卢字传到于阗，但在于阗民间并不通用，而只用于王国上层和宗教人士中间。公元2世纪时，由于民族之间商贸交换的需要，在当地铸造了一种钱币，后被称为和田马钱。这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一圈是怯卢字母，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之钱币）”钱币上王的名字因铸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丝绸之路”很早的双语钱币，反映出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公元3世纪开始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一种用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原被称为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拼写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中的两种方言。吐鲁番一带的方言被称为甲方言，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的方言称之为乙方言。有的专家又将记录这两种方言的文字定为焉耆一龟兹文。此外，车师和楼兰地区的居民所讲的语言是印欧语中的另一种方言。当时这一带民族语言种类很多，文字也互相借鉴。近代发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内容是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这也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典型作品。
居住在这里的粟特人有很高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由于粟特人生活在彼此隔离的绿洲，形成不同的方言。粟特文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用于书写不同宗教的文献，主要有书写佛经的佛经体，书写景教经典的古叙利亚体和书写摩尼教经典的摩尼体。《大唐西域记》中最早提到这种文字。粟特文随着粟特人的消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粟特文有很强的衍生能力。回鹘文源于粟特文，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又创制出老蒙古文和蒙古文，后满族又借鉴蒙古文创制出满文。以上几种文字大量文献留存于世，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于阗人操东伊朗语，也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称为于阗语或于阗塞语。汉朝通西域后，于阗地区与内地关系密切，汉文一直是当地的通用文字。后来于阗人用印度婆罗米文的一种变体记录于阗语，称为于阗文。使用于闻文后，汉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于阗文取代，但并未被废止，汉文对于闻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于闻文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近代考古发现的文献中有《汉语一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一于阗语词汇》等，表明了当时使用双语的实际情况。
记录突厥语的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使用时间大约在7～10世纪之间。19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两块石碑，上面除突厥文外，另一面还刻有汉文。后来的研究表明两块石碑分别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是古代突厥人的遗存。关于这段历史和立碑事始末汉文文献有详细记载。原来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的毗伽可汗被害，唐玄宗闻讯为其辍朝三日表示哀悼，并派使者前往后突厥汗国，为毗伽可汗立碑建庙，唐玄宗亲笔御书碑文。这两块御制碑的背面和侧面，用突厥文铭刻了死者生平事迹和显赫武功。此汉文、突厥文合璧碑，见证了唐朝和突厥的密切关系。
吐蕃人使用的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大臣通米桑布扎参照印度梵文设计的一套文字，一直使用到今天。吐蕃王朝与中原汉族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往来，“丝绸之路”上敦煌石室出土了很多藏文文献，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藏文《今文尚书》就是其中之一，存《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等篇，最末为“《尚书》第六卷完”。此外还有《战国策》藏文译本。在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一种特殊的长卷，是用古藏文音译汉字的写本，又有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本。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事实。敦煌吐蕃文献中还有其他相关民族的历史书，如《吐谷浑大事记年》等。
契丹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曾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辽朝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如史书《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以及《阴符经》《方脉书》《辨鴂录》等。甚至辽朝皇帝也参加译书，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然而，契丹文使用可能并不广泛。辽代崇佛，曾刻印了著名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还在北京城西南的云居寺继隋唐之后，续刻石经，但并未将佛经译为契丹文。看来在契丹汉文化有更大的影响。
党项族建立了西夏王朝，党项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西夏借鉴汉字创制了记录党项语的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党项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汉、藏、回鹘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热络。西夏翻译了中原地区的儒学经典，如《论语》《孟子》《孝经》，还翻译史书《贞观政要》《十二国》，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西夏编纂的西夏文一汉文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培养双语人才的一部工具书，首创双语、双解辞书形式，是“丝绸之路”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典型例证。西夏还将本朝编纂的西夏文著作译成汉文。西夏崇信佛教，借助回鹘高僧，依据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大藏经》，又据藏文典籍翻译藏传佛教佛经，还用藏文为西夏文佛经注音。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培育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西夏文化。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借鉴回鹘文创制了记录蒙古语的文字——蒙古文。元代编纂《至元译语》，是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工具书，将与汉文词对照的蒙古语词用汉字写出注音，而不写蒙古文。元代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如新疆维吾尔族翻译家安藏，习儒、释二家文书，通维吾尔、汉、蒙多种语言，先后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译成蒙文献给忽必烈。回回人察罕将《贞观政要》《帝范》译为蒙古文，又将蒙古文《秘史》《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译为汉文，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一种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令指出要以此种文字“译写一切文字”。当时曾用八思巴字翻译《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择要翻译《资治通鉴》等，从现有文献可以知道八思巴字除拼写蒙语外，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回鹘语等语言。比较重要的八思巴字文献有《百家姓》《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字汇》以及藏传佛教文学名著《萨迦格言》等。八思巴字文献涉及多民族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交融。
明代由政府设置专门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机构“四夷馆”，分为8个馆，西天、鞑鞑、回回、女直、高昌、西番、缅甸、百夷，后又有所增补。这些翻译机构涉及的语言，多与“丝绸之路”民族语言有关。四夷馆通过翻译和教学实践，编撰了一套《译语》。《译语》内容分“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将常用词分门别类列出，以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对照；“来文”将辖管地区的朝贡文书选辑成册，加以汉文翻译而成。《译语》的编纂方便了各民族双语的学习。清代的“四译馆”是继明代四夷馆而来，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清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清代也编撰了一批《译语》，则是以南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语言为主。
3.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融会。“丝绸之路”是多民族交往的走廊，也是各民族互相吸收、交融的典型地区。
民族的交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民族间互相学习、互相接近的需要，也与当时政府的政策有关。如魏孝文帝实行改革，加速了北魏社会在经济、政治、风俗习惯的变化，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成为北魏社会文化的主体，鲜卑族的文化最终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中。
民族的交融往往是双向的，是民族互相吸收。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长安成为繁荣的大都会，来自各民族地区、各国的使者、僧人、艺人、商人荟萃于此，有的流寓侨居，成为常住人口，后来就融汇于中原。唐初仅突厥人入居长安的就近万家，其中最多的是商人。另一方面，长安城内“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成为常见现象。皇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至开元前后，长安不仅很多男子着胡服，妇女也着胡服，扮胡人男装。在西安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牵驼、牵马俑和骑马狩猎俑都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民族融汇的事实。西域胡乐在唐代也很盛行，当时整理出的十部乐，多属“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西域各民族的舞蹈也风行长安，以胡腾、胡旋、拓枝舞最为盛行。汉族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断从各民族吸收营养。
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有延续，有迁徙，有融合。不少民族血统上互相渗透、交融。一些早期属印欧语系的民族如吐火罗人、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等消失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党项等民族也消失了。一些民族得以继续发展，形成今天“丝绸之路”上各民族。
在消失的民族中，有的在历史记载中还能找到一些消失的痕迹。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党项族虽然民族地位较高，但失去了往日西夏政权的呵护，一部分人入居中原，融入汉族之中，大部分留居西北故地，逐渐融入当地。据存世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元代肃州路一直由党项人阿沙及其子孙任最高地方长官，从元初至元末在河西走廊一带，其家族势力不小。但后来就不见这些党项人的记载，他们已悄悄融入了其他民族之内。
“丝绸之路”一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各民族越来越密切的交流，民族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
“丝绸之路”也是多宗教的地区，而民族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现在的维吾尔族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和佛教，至10世纪部分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16世纪才普遍信仰。又如藏族原来信仰苯教，后信仰佛教。党项人原来信仰原始宗教，后来又信仰佛教和道教。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往往会逐渐本土化，甚至发生世俗化。佛教传入后为适应在中国的发展，寺庙建筑不同于印度佛寺建筑，成为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群，为中国广大佛教信仰者所认同。佛教的塑像、绘画也趋向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接受了中国世俗文化影响后形成的新教派。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也同样深刻地反映出本土化。北京牛街、宁夏同心县等著名清真寺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典范。河北定州元代的《重建礼拜寺记》有以儒学阐释伊斯兰教的记载。
三、和平交往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趋势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的和平交往，给沿线各国、各民族都带来福祉，互利双赢，推动“丝绸之路”一带，乃至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实践证明，凡和平、安定时期，“丝绸之路”发挥的作用就大，相关地区都会受益。否则，若产生冲突甚至战争，不仅会阻隔“丝绸之路”，使其作用减弱，甚至使当地人民遭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民不聊生。
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总体上属于“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平等交换，本质上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享文明成果，体现了平等交往、和平友好、双赢发展的开放精神。政府的对外贡使贸易，也是通过赠送、回馈，把丝绸、瓷器等作为传达和平友好的礼物，带往沿途各国。由于“丝绸之路”的沟通，使亚洲、欧洲，乃至非洲众多国家、民族加深了相互了解，相互沟通，有时甚至起到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的作用。“化干戈为玉帛”突出地体现了“丝绸之路”和平交往精神，是世界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互利交往的宝贵经验。
清朝中后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经济上彼此隔绝，政治上因循自守，不重视对外贸易。清晚期政治腐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陆路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境内的民族更加密切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还通过“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发展友好往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30多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为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打下了良好基础。
时代越发展，各国、各民族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标志和历史经验，推动自东向西横跨亚洲、直达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借鉴了历史经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国内外的民心民意。“丝绸之路”将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境内外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将会发挥出更为巨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