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之维

    张郭男 曾祥云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全球“信任赤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面对“信任赤字”所导致的一系列全球治理难题，人类迫切需要构建起一种不同于传统信任关系、资本主义虚假的信任关系的新型信任关系。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信任理论，仅仅停留在将信任理解为抽象个体间关系的水平上，无法为新型信任关系打下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新型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其打下了牢固的理论根基。通过互利共赢、对话协商、包容互鉴等核心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指明了人类走向新型信任关系的现实通达之路。

    〔关键词〕

    信任赤字；新型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1-0020-08

    在2018年6月的金砖国家外长正式会晤上，外交部长王毅曾指出，当今世界存在治理、信任及发展三个方面的赤字问题。其中，“信任赤字”表现为国际竞争摩擦上升，地缘博弈色彩加重，冷战思维和冷战工具被重新拾起，国际社会信任与合作根基受到侵蚀。一定程度上讲，“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之所以在部分西方精英眼中成为中国扩展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根源也在于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信任是维系共同体的根基，国际信任是深度国际合作和世界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些信任和共同意义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社会关系。”〔1〕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信任匮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应对的现实状况。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信任理论的视角对当今世界“信任赤字”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索，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新型信任关系的可能性与通达路径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信任赤字”的深层原因

    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问题多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与新興经济体之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以及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国之间，等等。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与不断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自从冷战以来就不断被西方媒体当成西方发展模式及“西式民主”的颠覆者。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中美之间正在掀起一场“新冷战”，中美战略互疑已经达到了“空前高度”。从“中国威胁论”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新帝国主义列强”“债券帝国主义”等，西方世界创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猜测与攻击。在面对气候变化、削减军备、环境治理等重大人类问题的时候，由于信任的匮乏，国家间往往也无法达成合作。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最近甚至威胁退出《中导条约》（INF），就是最好的例子。

    面对全球信任匮乏的事实，有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指出了战略信任的定位分歧、无法实现对等安全承诺、对对方意图缺乏了解、政策行动缺乏理性、情感交流不充分等因素。这些相关研究固然对我们研究全球“信任赤字”的原因有着较强的启发，但是存在的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资本全球化不断深入这一现实的语境。“从表面看，当今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是最高权力单位，重大决策均由各国政府决定。但从深层次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国家意志。”〔2〕尽管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专门对信任问题进行集中的论述，在论及信任问题时也很少以国际社会作为背景来展开讨论，但他揭露了资本逻辑统治之下人与人的必然疏离，揭露了现代信用制度的虚伪本质。缺乏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我们在理解世界信任现状、寻求解决之道上是不可能走向深入的。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全球“信任赤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从“纵向”的历史角度与“横向”的社会角度来分别得到说明。

    （一）“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造成传统信任关系的撕裂

    罗森博格认为，“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同样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形态”〔3〕。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将无政府状态“不是作为地缘政治的超时空状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有的社会形态”〔4〕。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间关系被理解为扩大了的人际关系，各国是以“共同体”（Gemeinschaft）而非“社会”（Gesellschaft）的形态共存的。前者之中存在着传统的信任关系，以围绕中国建立的“封贡体系”为例，这一“国际关系”体系就是在“和合”的传统文化理念下，以“修德来远”“羁縻”等具体实践形式维系的，崇尚的是和谐、合作的特殊信任关系。有学者将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称为“伦理型信任”，认为“伦理型信任依赖于彼此之间的情感关联，所形成的是一种深度信任和长期信任，彼此之间达成的是全方位、立体化、长期性的信任关系”〔5〕。体现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就是“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6〕。西方的传统国际关系观也是如此。G.A.科恩的研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封建庄园”式的社会类型中，人际关系的功利性是隐蔽的，“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约束关系不是源于契约：它是按照类似家属关系的意象来设想的”。这就同样为特殊信任关系留下了一席之地。而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使得主人对他们的从属的功利主义态度更明显了”〔7〕。事实上，从起源来看，现代国际社会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资本逻辑推动下，“以地球为战场”进行征服、掠夺与扩张的产物。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8〕。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私有制辩护进行批判时也指出，在私有财产的抽象统治下，人与人之间必然只是把对方当作手段和工具，甚至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来对待。“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这一关系模式之中，人的主体性荡然无存，共同体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世界，而信任这一原本真实而富有“人性”的关系也必然退化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物与物的关系”，被置于“物的依赖”之下，“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从而成为一种可交易、可度量、能够产生价值的社会资本。〔9〕只要资本逻辑牟取利润、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本质不改变，资产阶级就必然秉持“物种思维”，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剥削、分裂与斗争，区别只是在于表现形式从直接的侵略与掠夺，到实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再到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和规则，变得看起来更加“文明”了而已。“资本主义含有战争，就如同乌云含有暴风雨。”〔10〕资本统治下国际社会中的疏离与不信任状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靠资本逻辑本身是无法得到有效的修补的。

    （二）金融资本时代劳资矛盾的激化造成南北信任的匮乏

    当今世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的。金融资本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显露出的不公正性、不合理性更为明显，穷国愈穷，富国愈富，南北之间的“信任赤字”更加严重。首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了世界，通过石油美元霸权、金融衍生品、“债务陷阱”等各式各样的方式，金融资本的获利模式与实体经济日渐分离。无需通过生产环节，仅靠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就能迅速掠夺他国与别人积攒的大量财富，实现自身财富的惊人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大卫·哈维语）。以石油美元霸权为例，“美元的中心-外围体系作为一个剥削性制度，非但不具备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其金融工具的滥用反而成为人类进步的‘负能量”〔11〕。其次，随着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财富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来越强，它们以外汇、债务、石油、粮食等为武器，不断搅动国际金融市场以寻求“剪羊毛”的机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政变、饥荒乃至战乱。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也被恰如其分地冠以了“赌场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涡轮资本主义”等各式各样的类型学称呼。例如美国就不惜利用军事威慑与直接的战争手段维护美元的信用基础，操纵信用评级机构强行维持美国政府及企业的信用等级，“强迫他国信任”，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世界范围内的“信任赤字”。最后，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现代信用制度早已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频频出现并蔓延到全世界，导致世界各国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序状态是滋生困扰各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正如植物害虫、疾病和霉菌会侵袭植物的不同枝干一样。”〔12〕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基于国际交往经验的信任，还是基于国际规范与制度的信任，都是无法得到保障的。

    当然，对于国际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来说，西方弱肉强食、强者通吃的国际政治观念基调、部分地区复杂的宗教矛盾、民族冲突等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才是国际社会信任匮乏的持续性、根本性原因。

    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新型信任关系的理论建构之思

    面对“信任赤字”所导致的一系列治理难题，人类迫切需要转变交往方式，升级政治、社会和人文合作，“驾驭”资本逻辑，构建起强大的信任关系，同舟共济应对挑战。必须指出的是，人类所需要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信任关系、资本主义虚假的信任关系的新型的信任关系。它不是对前资本主义传统信任关系的简单回溯，不是要在现代社会恢复封建时代的传统信任，因为传统信任的基础已经被资本逻辑的力量破坏无遗（这也是福山在他的著作中呼吁信任回归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设想沦为空想的原因所在）；也并不意味着超脱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世界交往阶段，而直接进入到人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之后的“信任换信任”的状态；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掩盖下的虚假的信任关系。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信任理论，尽管在构建信任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对信任的研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触及到资本逻辑扩张导致的现代性危机，而是仅仅停留在将信任理解为抽象个体间关系的水平上。因此他们就无法理解全球“信任赤字”的社会基础与深层根源，也无法为新型信任关系打下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才为新型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其打下了牢固的理论根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新型信任关系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共同体基础

    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必须把“共同体”而非“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治理的理想形态；必须超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在隐含的孤立抽象个人的观点下思考信任重建问题的“理论哲学”套路。“在所有的交往关系中，信任是关联性的。”〔13〕人的社会性的类本质是信任产生的根源，“共同体”是信任关系和信任氛围形成的至关重要的理论背景支撑。任何具体信任关系和信任行为一定是在具体的共同体环境中发生的，不存在脱离特定共同体环境的信任，信任一旦离开一定的共同体形态只能是抽象的信任。同时，信任本身还包含了共同体成员在其共同体生活中的参与和沟通，它只有在共同体的环境和作用中才能产生与其他社会价值共同发挥作用的渗透效应、辐射效应和谱系效应。在一种开放、透明、正义、有较强向心力的共同体中，人们会对共同体的存在、维系和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这为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关键的背景式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在“国际社会”中通过建立“小圈子”构建所谓信任的狭隘思路。不是把共同体理解为内部坚固、一致对外的“孤岛”，而是将整个“人类”设定为“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设定了一种新型的、弥漫于整个国际社会之中的信任关系。这一信任关系在空间范围上讲是“至大无外”的，从性质上讲是一种“类的信任”，是完全超越于基于狭隘的地缘、利益、血缘等建立起来的信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新型信任关系构建在“人类整体”之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历史必然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市场的扩大、深化，是不由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诞生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人类整体意识的唤醒和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成为必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实力的跃升，也为国际社会中信任关系的重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除此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通过对民族命运共同體、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容纳，以及不同层次共同体中个人身份交叉性的认可，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宽松的生长土壤；通过对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等的提倡，以及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拓展了多层次的共同体交往空间，开辟了新的交往场域，搭建了价值关照与情感交流的广阔平台，奠定了信任关系长期维系的现实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哲学”理论逻辑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人学依据

    构建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类哲学理论逻辑的必然推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类哲学”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存在，这意味着“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4〕。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人要成为人必须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5〕而外部的世界首先包括与自己同样是对象性存在的“他者”，这种对象性关系就包括以感性交往为核心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信任关系中，“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指人的手、眼、鼻等自然器官，笔者注）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6〕。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信任交往就是马克思所指“社会的器官”“直接的交往活动”，也就成为能够表现生命的，对自身的占有方式，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觉价值追求。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确认，信任将自我与他者和群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对他人主体性地位的承认和肯定，实现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的确认，自身存在的真正意义也得到了展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境遇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规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目前都是作为理想形态存在的，面临着共同的社会现实状况。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将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从原始、古代的共同体，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演进历程。以这一共同体理论为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处于从“虚幻的共同体”，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价值目标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社会主义的相对劣势，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露，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这一现实境遇也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现实举措，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补充与纠偏，推动其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以人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之后的“信任换信任”为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并没有完全超出现代性进程中“契约型信任”的信任模式。如同资本、利益、信用这些名词一样，当代世界以覆盖全球的现代信用制度等为典型表现形式的“契约型信任”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存在自身的“文明面”与“野蛮面”，并不能一概被打倒。构建新型的信任关系，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信任异化，克服隐藏在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下的剥削、掠夺与极度不信任的现实状况，遏制资本逻辑的疯狂扩张与资本主义中虚假的信任关系，从而真正把利益各异的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凝聚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暖、资源短缺、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网络攻击等世界性危机。这也是人类自我拯救的现实需要。如同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彼得·诺兰教授指出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只‘野兽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生育和培育了这只野兽的人类来说，也更加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道德框架，从而防止这只野兽吞噬它的创造者——人类。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17〕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解除了意识形态羁绊

    重建新型信任关系的关键着力点，是对“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与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涵的人类新型信任关系是一种“乌托邦”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遵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逻辑的同时，秉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全球观，从而解决了不少人所疑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无法“命运与共”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待资本、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上，从强调对立冲突到互利共赢。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形势下，采取了与世隔绝、割离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这种模式由于更多突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冲突的一面，因此当然谈不上与资本主义阵营建立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把对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视为重建信任的关键之点，但更多地倡导要提倡人类整体意识，扼制资本逻辑的巨大破坏作用，为资本逻辑套上“笼头”，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和谐，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正如有些学者讲到的，“作为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在一起，并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资本主义肌体上汲取营养”〔18〕。其二，如同陈锡喜教授指出的，对待“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解上，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外在性”话语到“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内生性”话语。〔19〕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并不始终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完全可以建立起新型的信任关系，完全可以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等共同利益而携起手来，这就为新型信任的建立留出了理论上的空间。

    三、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新型信任关系的现实通达之路

    构建新型信任关系，是国际交往领域的重大变革，在思想原则之外还必须辅以实際行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人类真实信任关系的自觉追求，不仅是“中国智慧”，也是“中国方案”。对新型信任关系的诉求，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之中。通过互利共赢、对话协商、包容互鉴等核心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向新型信任关系的现实通达之路。

    （一）互利共赢为新型人类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利益基础

    信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是人类带有社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在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之下，受社会存在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限制。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与信任方式也不断发生演变。在当今世界，倡导互利共赢有助于缓解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弊端，为穷国、弱国争得发展权，而只有解决了发展问题，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维系并发展国际社会的新型信任关系。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功利主义思维，不搞以邻为壑，主动缩减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要利用公權力、道德框架等对资本逻辑进行制约，如果任由资本逻辑逐利的盲目性、社会的对抗性自由发展，国际社会就永远无法进入相互信任的良善秩序中去，只能在“互害”而非“互信”中走向共同毁灭。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推进全球发展要素的均等配置，推动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抛下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必然面临萎缩乃至崩溃，甚至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促进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为缓解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构建新型信任关系提供了利益基础。“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就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下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鼓励各国发挥正面外溢效应，将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全球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互惠互利，积极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正能量。其三，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需要渐进式、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方法，逐渐扩大各主体间信任发生的共同利益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据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加深互利、互惠、互信，构建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多个层次的共同体。通过建立地域性的、示范性的“命运共同体”，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推动建立的不同领域、意义关键的“命运共同体”，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等，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对话协商为新型人类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交往指南”

    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对话能够产生信任。这是因为，信任处于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带有明显的“主体间性”的性质。信任关系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施与信任者与被信任者的相互反应必须建立在双方都一定程度上处于开放和主动的状态。信任涉及到的是主体如何与另外一个主体进行沟通、交往和合作的问题，而对话协商是达成这种沟通、交往与合作的必然之途。首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通过对话构建新型信任关系的前提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从“工具”“客体”意义上理解他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各国严格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尊重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中“基于制度的信任”。其二，坚持建设“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的沟通机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交往行为应该是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的，这首先要求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把人际交往的对象当成和自己一样的行为主体，具有和自己一样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把社会交往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充分沟通之上，充分承认对方的主体性。中国坚持与世界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不仅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打好了框架基础，更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持续性生成提供了条件，最大程度地避免战略误判与信任缺失的恶化。

    （三）包容互鉴为新型人类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文化支撑

    亨廷顿曾经指出不同文明间信任缺乏的四种原因：文明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对不同的人的恐惧；语言和文明行为不同导致的交流困难；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20〕与之相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出了构建新型信任关系的“中国药方”。其一，放弃普世主义、文明中心论、文化优越论等价值观，接受文明多样性的存在，停止对他种文明的妖魔化。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和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圈的本质特征之一一样。“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世界文明正是因多姿多样才具备了交流互鉴的价值。将某一种文明视为“高等文明”，强行对其他文明进行改造、侵略，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当今世界，西方对伊斯兰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妖魔化、歧视较为严重，这对文明间信任关系的维系与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其二，放弃文明冲突论，警惕极端势力刻意制造的文化裂痕。文明与文明间的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同化与战争。部分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忽略了自我认同的需要，指责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了宗教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式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克思始终是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来审视文明间的不同的，当今世界各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现有身份认同的同时，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认同，构建起普遍的、超越狭隘的民族、种族视角的人类信任关系。其三，努力在不同文明间寻求相通之处。习近平在第70届联大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确立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就为新型信任关系打下了伦理基础。随着国际社会各主体对价值共识认同程度的加深，新型信任关系也必然不断深化。其四，借助当前的文化交流平台，大力推动各文明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信任的本质是信任感（郑也夫语），信任感的增强离不开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各国借助“一带一路”、文明对话平台、互派留学生等，学习他国发展经验，增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鼓励各国青年、学生团体、媒体间的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平台，通过平等对话与互相欣赏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感。

    总之，解决国际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匮乏问题，必须从根部着眼，从对“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反思处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信任赤字”提供了理论智慧与现实途径。反过来，构建新型信任关系，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实践表明，缺少信任支撑的博弈必将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当前，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已经逐渐走向成熟，证明“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国实践”的正确性。从依靠暴力关系、族群关系等人为机制维系的“国际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要自觉地顺应这一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在国际交往中努力构建真实的、广泛的、稳固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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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