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场景·关系
王悦 张力凡
〔摘要〕 日本作家青山七惠善于通过简约轻盈的语言和反宏大的写作方式表达对当下时代现象的感受和思考。文章着眼于作家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包括《村崎太太的巴黎》）和《温柔的叹息》（包括《捡松球》）三部中篇小说，从作品中表现出的环境、场景及关系这三个并列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小说人物的经历及生活为例证来探讨日本特定时代背景下相关年轻群体的主体存在状态。
〔关键词〕 中篇小说；环境；场景；关系；存在状态
〔中图分类号〕I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43-06
青山七惠，日本小说家，毕业于筑波大学，已发表几十余部作品并在日本文坛上取得很高成就。作家青山七惠2005年凭借处女作《窗灯》摘得第42届日本文艺奖，2007年以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获得第136届芥川龙之介奖，两年后以另一部作品《碎片》荣获第35届川端康成文学奖。青山七惠已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并成为畅销小说，产生不小影响。作者善于通过简约轻盈的语言和反宏大的写作方式表达对当下时代现象的感受和思考。
作为日本80后代表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具有相应的阅读及研究价值。相对于读者反响的热度，目前国内对青山七惠及其小说的学术研究现状显得较为冷清，研究成果多见于期刊、报纸及数篇研究生论文。在中国知网上将主題确定为“青山七惠”“青山七惠小说”等关键词，截止到2018年7月，经过检索、阅读、筛选等过程，最终确定目前对其小说作品的研究资料共有51篇，其中期刊论文31篇、硕博士9篇、报纸6篇、会议论文3篇，辑刊2篇。其中的研究角度多集中于对文本人物形象的解读。如李征的“游走于内部与外部的‘他者——青山七惠《温柔的叹息》中‘弟弟形象的解读”，认为弟弟作为具有他者身份，通过介入之后的看与被看，“一个人要把握自身的形象及内质，只能通过观看的反转再反转”[1]。徐文冉的“青山七惠小说《窗灯》人物形象的研究”，具体通过“不确定的自我存在”“表里不一的人际关系”[2]对主人公绿藻进行内在自我与外部人际关系的研究。对《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知寿成长与孤独形象的分析相对更为多见。还有很多对小说主题的研究，如章丽平的“青山七惠小说世界的主题探析”，将其不同小说作品的主题归纳为“隔离之感”“窥视之欲”“和谐之光”[3]三个主题；李星、潘庆敏在“成长小说视域下的青山七惠小说研究以《窗灯》等四部作品为中心”将其四部作品的主题总结为“成长”，并进一步论述为“成长的懵懂”“成长的意识”“ 成长的反省”及“成长的回归”[4]。还有对小说的叙事风格的探析，如易国定试析“《一个人的好天气的叙事风格”、季佼佼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的语言风格研究”等。以及将青山七惠的小说与日本80后及中国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如“浅析日本80后女作家作品中的孤独感——以青山七惠、绵矢莉莎、金原瞳作品为例”等。此外关于青山七惠作品的译介学研究较之早期有明显发展。
在所查阅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物寻求和认同的自我身份、将哲理性的人生蕴藏于日常琐事的写作方式，亦或是私小说与抒情性文学的有机结合的文体特征，目前通过对青山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及空间场景等角度来分析主人公个人意识与存在状态的研究显得空白，而通过直接认识环境、场景等来描述文本现象的方法则带有广义现象学性质。在此无意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理论体系进行套用，但从此种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的、也不同于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的角度，显然可为研究青山七惠的小说提供另一种新的解读视角。无论是小说所描写出的内外环境、呈现出的场景图像，还是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都与主人公的存在表现密切相关，三者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及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皆对小说人物具有塑造与影响作用，有着各自的隐含意蕴和思想内涵，且在文本中表现出一定的并列性质。因此论文着眼于作家早期创作的三部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包括《村崎太太的巴黎》）和《温柔的叹息》（包括《捡松球》）三部中篇小说，从作品中表现出的环境、场景及关系这三个并列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文本细读法以小说人物的经历、行动、形象等为例证来探讨日本特定时代背景下相关年轻群体的主体存在状态。
一、 环境——意识的栖居之所
三部小说均为青山七惠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品，相比于其专事写作后的长篇创作，她在早期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状态及情感变化的表现大于对故事情节的构思布局。作品中弥漫着无处不在的细腻感情及生活气息，而对人物存在的环境描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及服务于人物的内心活动。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窗外的小篱笆墙和电车站台这一场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它看似独立存在于知寿和吟子的生活空间之外，实则贯穿于两人相处过程的始终。高中毕业后就到东京打工的三田知寿刚来吟子家，看到了与窗外院子篱笆墙隔着一条小路的电车站。开始之时两人无言语交流，随着车站的警报声响起，吟子在此时打破沉静，说了几句话，可说完紧接着就出去了，现代生活中人之间隔膜疏离的心理感受从这时便已初现。接着后文中不止一次地写到“我”站在窗边，看着电车进出站，看见走到此处车站的人发现走错了地方又困惑地原路折返，看到吟子和方介隔着站台挥手，还觉得像三途河传说中生界与死界的分界线。的两岸等等。在和别人恋爱的时候，“我”也会提议一起去看电车。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断推进，电车作为同一环境地点却多次出现。“叙事学将环境分为象征性环境、中立性环境和反讽性环境。”[5]象征性环境与小说作品中人物的联系十分密切并具有象征意蕴。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站台”作为象征性环境而存在，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无任何意义的客观场所。电车不断地从这里驶进驶出，周而复始，作为静止的定点见证着周围和人物的一切，同时也被人物见证着周围以及有关它的一切。而在另一部作品《窗灯》中，主人公“我”经常散步走的马路也是象征性环境之一。“马路”不仅是自己每天经过的路途，也表明着人物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留下轨迹。绿藻和知寿一样，在谈不上有多少变化的现实中度过着相似的每一天，就算有人曾走进过自己的心里，却也很快地回归到原状。这让人感到恍惚，但事情又是真实发生的，其间渗透着一种矛盾的虚幻和真实形成的叙述张力。这种人物体验与感受在《温柔的叹息》中表达得更为直接：“一走近那个熟悉的拐角，她就抬头去看天空……这不变的风景至今已看过多少回了？今后的路途肯定还会这样弯弯曲曲地无尽延伸吧。”[6]（131-132） 青山的笔下并不撷取和塑造烘托气氛的宽阔和宏大环境，相反，她使人物生存的外部空间生活化、细节化、具象化，赋予了文本的象征性环境以明显的人化特征。
相比较于外部稍大的环境，内部环境的展现则显得更为个人及私密化，也由此表现出一定的“私小说”特征，虽然“对被称为私小说作家，她（青山七惠）括号内为笔者注。自称对这一点是有抵触的。”[7] 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写到：“通过研究家宅的形象并小心翼翼地不打断记忆与想象的团结，我们可以指望让人感受到形象的全部心理学弹性。”[8]（5） “家”这一地点的描写与刻画在三部小说中的颇具意味。物理性的“容量”上来看，主人公住宿的地方或生活的房间都并不宽敞，甚至给人以狭小的逼仄感，绿藻描述到居住处“建筑物之间的间距很窄，入口和有窗的西墙，与相邻的公寓几乎只隔着一根长晾衣杆的距离”[9]（4）。风太来到姐姐圆家，睡的是在“床铺和壁橱之间的过道里”[6]（22）。很大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空间体积与住宅条件，房间中也不具有繁琐的装饰布置或结构布局。知寿的房间没有空调，太热的时候她就去到吟子的房间。绿藻公寓窗户上纱窗的实用性大于装饰性，是为了不让距离太近的对面住处中的人看到自己这边的情况。尽管天气很冷，另一位女主人公江藤圆的房子里也没有炉子，甚至一起吃饭的桌子也因为自己弟弟的到来而让人感觉更加别扭。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环境对于人来说，其反映内容复杂，包含范畴众多，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学科都与环境分析紧密相关。三部小说中的内部环境相对于上述“站台”“马路”“拐角”等外部环境则更为鞭辟入里、细致入微。就日本國家文学来看，其文坛有着浓厚的创作私小说的氛围，这种以展现、剖析个人心理活动的，或干脆直接暴露个人的“自我小说”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是日本本土作家，就不可能不受到私小说传统的熏陶和影响。”[10] 虽然作家青山七惠对别人称呼自己为“私小说”作家这一说法澄清到说所谓的私小说在日本是写实性的，是表现作家生活纪实性的作品，而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发挥想象创作的[7]，但仍然不妨碍其表现出与这类文学具有的相似特点。青山的早期小说极少建构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塑造具有强烈冲击性的环境，她多以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和普通视角切入，不厌其烦地描写发生在这些人身边的琐事和心理活动，周围的环境和物品甚或一些不起眼的小玩物自然也就成为构成和体现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部分。私小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不论是从小就有爱拿别人东西的“偷拿癖”的知寿，觉得别人不设防，自己又无所事事有着“窥视癖”的绿藻，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瞎编着说话，有着撒谎倾向，说出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圆，都是隔绝外在、囿于一个小世界里，极度关注个人内心，甚至存在封闭自我倾向的一类文学人物形象。不管是外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反映人物意识的这些场所具有极强的私人色彩，这种自我意识是不同于集体意识、社会意识等意识而具有个体自觉自在性的存在。
二、 场景——图像的存在确认
意识的行为主体是个人，空间中包含压缩时间，时间是小说的重要要素之一，其表现出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持续性，小说中的各场景便是这种持续性的图像显现。《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场景的呈现在作者笔下以五个章节建构而成，分别为“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及“迎接春天”。人物的生活场面和情景时序性地向读者展示出来，在季节的更迭中经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悲观离合。另一方面，小说的时间线索并不是单线条地、单一方向地不断一直推进，场景的展现不只是遵循“序列”，也在各季节篇章中“错列着交叉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线型叙述的呆板和无味感。知寿作为年轻人在与老年人吟子和方介共同生活的时间里，不断将自己的视角切换于现在、过去甚至未来之间。“我”时常想到过去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它们对存在于此刻的“我”或多或少造成了影响：来到舅姥姥这儿之前，主人公说起自己因为父母离异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并产生过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想法，而一度想当不良少女的念头由于不知如何行动于是放弃进行。偷拿别人的东西时，也谈到这是自己从小养成的习惯，并呈现出自己偷拿东西前后的心理活动。身处“此刻”时候，“我”又羡慕没有烦恼的吟子、恋爱长久的吟子、忘掉了几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很快乐的吟子，因此表达出想要飞跃去到未来老年人这个岁数的意愿。以及知寿在离开舅姥姥家的时候，她的目光朝着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望去，而电车朝着另一个有人在等着自己的地方驶去。诸如此类的描写皆为“序列”与“错列”的交互性场景表达。这种闪回或闪前写作手法的使用并没有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无序和多余，相反却毫不费力地越过一些叙述表达的屏障，自然和谐地进入毛孔，成为创作得以自由呼吸的一部分。恰当运用交错的时间叙述可以加强文本表达的艺术效果，避免使日常体裁的场景过于索然无味，同时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及联想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作品《窗灯》中的“村崎太太的巴黎”，在开篇便十分确切地使这种写法的表现效果得以彰显。
村崎太太在水房和“我”说话的内容以及行为举动构成一幅两人在工作之余的交流场景，此后紧接着描写到“她跟我搭话，这是第三次”[9]（99），这是第三次，那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什么样子的？“她每次给我说话总是开始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突然”[9]（99），又是怎样的具体情境让“我”产生了这种突然之感？在一定叙述篇幅之后，作者便通过倒叙的写作手法将读者的疑问一一解答，与此同时，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两人说话的场景也并没有一以贯之地连续进行。在第一次和村崎太太对视后，文本将叙述时间拉回到现在“我”办公的事务上，再因为眼前所见回想到自己的童年，进而由于余光视野中出现的事物主观中断自己的思绪，转而谈到两人第二次说话时自己知道的事情。如此一进一回，再回再进的推拉式写作手法交叉运用，使得故事情节不断推进，不同人物依次有序登场，各自形象特征得以呈现，这样便将事件、背景、人物等要素多方位多时序地表达出来。类似手法的运用又如飞田君这一人物情感线的展开：他暗恋着同期一起进公司的长相漂亮、性情不错的女孩子代。有关人物飞田君情节的描写始于木崎君“我”正在房顶吃午餐的中午时刻，当时他主动跑来给我打招呼，并说起代给自己写了字条的事情，但两人只是短暂时间的对话之后，作者青山七惠便通过木崎的视角倒叙起大伙刚入职时发生的事情，以一句“几天前我就听说代从下个月起要调动工作，但是没告诉飞田君”[9]（110）作尾，转而另起一节，指向现在发生的其他的工作方面的事情。那“我”又是听谁说的这件事？这件事是真是假？作为和飞田有交集的自己，会不会告诉他？如果告诉他后，接着对方会是什么反应？如果不告诉他，他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得知呢？这给阅读者极大的想象、延伸和扩展场景面貌的可能。故事情节并没有多少外在可观性的大起大落，但人物内心在清新细腻的笔调中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真实感、存在感和可触碰感。比起那些英雄崇高式的悲歌或赞歌，我们在其中仿佛能更多地看到身为普通人的自己的人生掠影。
另外，相比《一个人的好天气》房间里挂着彻罗基照片，主人公感叹道活着没什么意义，死去之后没人记得自己的此类画面。《窗灯》中绿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受伤，被人说古怪，任由眼泪留下伫立在原地的诸多定格。《捡松球》中的不少场景使得创作中这种淡淡的忧伤意味得到一定暖色调的调和。首先是小日向先生，只要提到女儿的名字，就“都像跟捧在手心里的易碎宝贝说话似的”[6]（135）。小泉蹲在地上，秋天晒在后背上的阳光也是暖和有温度的，她还觉得自己坐在桌子前工作的时候真是一种享受……这与另外两部小说中人物“我”说到自己冬天的时候更加古怪，最想要看到的是人们“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欲望、矛盾、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9]（93）等的精神面貌给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青山七惠的小说并不是同一模式的简单重复与单调再现，作家在不断探索、改变、变化及重建。如她自己所言“不要为了提升效率而去抄小路，那种逆时势而行、绕一绕远路的心情，拿来写小说正合适”[11]。
三、 关系——人物的自我探寻
耶鲁学派理论家希利斯·米勒认为一部小说的阐释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重复现象才能得以完成，读者需要自己去辨别和确定这些现象并且进一步理解重复所衍生出的意义。“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12]（3）着眼这三部小说，不断出现的各类重复现象最明显地表现在关系的建构方面，不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己还是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網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物在联系交织的立体网络中不断地自我探寻、变化（不变）或成长。
（一） 情感的疏离与淡漠
小说的主人公皆很年轻，《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的飞特族女生不过高中毕业，《窗灯》中“我”半年前在大学期间退了学，《温柔的叹息》里的江藤圆也不过参加工作几年时间。而且三部小说叙述的都是这些人物与原生家庭分离开的生活状态，她们或是从小父母离异，母亲跨国再婚，或是在外工作，与血缘之亲关系淡薄，甚至《窗灯》对家庭之间的亲戚关系几乎没有提及，只是简单说到因为退学而和在外地的父母有了矛盾。一方面，世俗理解中亲人之间应该会有的其乐融融与阖家团圆的亲密感被这种不是靠血缘就能消解的屏障隔离着，且不能数量化成厚薄，抽象化为概念，但总之隔阂就这样真实存在。另一方面，这种隔膜不止体现在人物的亲情中，它还像是一种无可逃离的“定数”渗透在爱情中。隔膜感也不是只有在“我”作为当事人的时候才得以出现，正是因为“我”常常处于无法融入人群的他者地位，才会使这种隔膜感表现得愈发强烈和明显。
几位主人公在爱情里的面貌呈现都不成熟，她们无法准确得知以及应对出现的变化，不知是否应该开始，不知如何主动，对于分手和离开产生的是一种不明晰的摇摆，人物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心理上的距离感。以《一个人的好天气》为例，文本有几段关于知寿情感经历的描述，爱情这条线索之一通过“重复”的结构建构方式得以不断推进。第一次描述自己和阳平日常相处的状态是“我们互相都感觉对方是可有可无的”[13]（12）。分手发生的时候自己毫无预备所以产生疑问，“恋爱就这么结束了吗？难道这就是我所期待的顺其自然吗？”[13]（29）而和藤田感情终结时，心里想着去追上他，但“我”人却在原地没有行动，最后的一条情感线索是主人公又一段行程的开端，但“无论我怎么着急，怎么担心，怎么期待，也只能顺其自然”[13]（138） 。不难发现“顺其自然”是她对待很多事情一贯采取的生活态度，在文中也多次出现这一词语。放在文中这一年轻的人物身上，与其说这是一种以不变应变化的智慧，倒更像是一种不经世事的笨拙和无措。作者更是以其作为故事情节的结尾，重复不仅是文本中的情节，也成为一种引起悬念的写作方式。文末写到电车载着她朝那个已婚人等待的方向驶去，那之后的人物的性格、生活态度等会发生变化吗？如果会，具体会是怎么样的变化？如果没有，她的生活还是如此继续重复？这种没有明确形式的结尾无一例外地也出现在另外两部小说，“小夜曲的旋律渐渐加快了”[9]（95），“窄小的浴室里回响着热水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正在挖掘一条通向什么地方去的隧道的声音。”[6]（132）重复手法亦出现在以单部小说为独立视野的相互对照中。青山七惠的作品看起来永远没有一个确切无误的结尾，末尾的收笔能够成为又一故事的开端，同时文章就这样淡淡地，没有预兆地戛然而止，留给人以无尽的延伸感。
（二） 责任感或社会感的缺乏
几部作品不约而同向读者展示出“飞特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态度、工作方式及恋爱状态。“飞特族”为Freeter的音译，百度百科指出日本官方对其定义是“年龄在15到35岁之间的，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14]这类人群从事着一些短期性工作，有别于朝九晚五模式的年轻人群，相对而言他们工作性质的弹性更大。他们无忧虑，不为长远之事作打算，有一种专注当下与此刻的洒脱感，但同时，过度自由与自我意识的强调往往容易出现极端。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用“构成论的世界概念取代本体论的世界概念，并把‘世界和‘生活世界这对概念结合起来”[15]（80）。他将我们人类的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及社会世界三个类型。在《人的自我寻求》一书中罗洛·梅也认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存在于物质世界、人特有的人际世界及自我世界。此三部小说中，“我”明显过多地关注主观世界或自我世界，于其他世界中的存在感显得弱薄。
“自打进公司到现在，不管是受邀参加什么样的聚餐，我几乎都拒绝了，在那种场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又不大会喝酒，只能在角落里干坐着玩弄擦手巾。”[6]（46）所以当“我”邀请同事小峰姐一起进餐时，她才会觉得很稀罕，“我”接着便感到不自然的尴尬和不适应；“虽然如此，我却没心思去做什么有建设意义的事，每天睡到天擦黑才爬起来”[9]（36）起床后去到收留“我”的御门姐的店消磨时光，工作似乎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随心所欲的，只有想起才会去在意的事情；“眼看快到春天了，多少有点不负责任，也可以原谅吧。”[13]（139）即便人物知道自身缺乏责任感，采取的也是任其继续进行的态度，季节在这里还成为支撑自己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散发着一种不经意的幼稚又不以为意的特性气质。这种难以融入人群、社会，进而导致社会感缺乏的现象不仅是个人性格特点的单一因素，如影随形和弥漫渗透的孤独虚无与人物所处时代不可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进程上无法忽视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及转型产生了深远的、难以衡量的巨大影响，参战国之一的日本难以避免这种巨大的冲击。“日本社会的各项制度逐步向个体社会过渡，”[16] 前所未有的剧变造成日本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上的认识危机，面对所处之地表现出一种迷茫迷失之态，人的意义感与认同感降低。此外，这一国家也受到自身内部特殊历史的影响。“二十世纪末的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深深震撼了整个日本民族，伴随着日本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民众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0] 各类人物关系、社会结构的推翻与重建，解构又建构等，从本质上看来都是人类自身对自我探寻与自我身份重新确认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 结 语
青山七惠虽然摆脱了小说宏大叙事的结构模式，但仍以不事雕琢的文风深入肌理地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形态面貌及社会的种种现象，作家的创作干净而不空白，微妙且不肤浅。这三部作品包含的环境、场景及关系三方面与人物的精神面貌密切相关。其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也不同于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的描写反映出日本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一定年轻群体的存在状态。封闭孤独也好，隔膜疏离也罢，经过不断探寻的过程，这些各自生活成长的年轻人们在温柔地叹息后，或许会发现，亮着窗灯的天气，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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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玉英.新世纪日本芥川获奖女作家及其作品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责任编辑：夏 雪）
〔摘要〕 日本作家青山七惠善于通过简约轻盈的语言和反宏大的写作方式表达对当下时代现象的感受和思考。文章着眼于作家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包括《村崎太太的巴黎》）和《温柔的叹息》（包括《捡松球》）三部中篇小说，从作品中表现出的环境、场景及关系这三个并列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小说人物的经历及生活为例证来探讨日本特定时代背景下相关年轻群体的主体存在状态。
〔关键词〕 中篇小说；环境；场景；关系；存在状态
〔中图分类号〕I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43-06
青山七惠，日本小说家，毕业于筑波大学，已发表几十余部作品并在日本文坛上取得很高成就。作家青山七惠2005年凭借处女作《窗灯》摘得第42届日本文艺奖，2007年以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获得第136届芥川龙之介奖，两年后以另一部作品《碎片》荣获第35届川端康成文学奖。青山七惠已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并成为畅销小说，产生不小影响。作者善于通过简约轻盈的语言和反宏大的写作方式表达对当下时代现象的感受和思考。
作为日本80后代表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具有相应的阅读及研究价值。相对于读者反响的热度，目前国内对青山七惠及其小说的学术研究现状显得较为冷清，研究成果多见于期刊、报纸及数篇研究生论文。在中国知网上将主題确定为“青山七惠”“青山七惠小说”等关键词，截止到2018年7月，经过检索、阅读、筛选等过程，最终确定目前对其小说作品的研究资料共有51篇，其中期刊论文31篇、硕博士9篇、报纸6篇、会议论文3篇，辑刊2篇。其中的研究角度多集中于对文本人物形象的解读。如李征的“游走于内部与外部的‘他者——青山七惠《温柔的叹息》中‘弟弟形象的解读”，认为弟弟作为具有他者身份，通过介入之后的看与被看，“一个人要把握自身的形象及内质，只能通过观看的反转再反转”[1]。徐文冉的“青山七惠小说《窗灯》人物形象的研究”，具体通过“不确定的自我存在”“表里不一的人际关系”[2]对主人公绿藻进行内在自我与外部人际关系的研究。对《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知寿成长与孤独形象的分析相对更为多见。还有很多对小说主题的研究，如章丽平的“青山七惠小说世界的主题探析”，将其不同小说作品的主题归纳为“隔离之感”“窥视之欲”“和谐之光”[3]三个主题；李星、潘庆敏在“成长小说视域下的青山七惠小说研究以《窗灯》等四部作品为中心”将其四部作品的主题总结为“成长”，并进一步论述为“成长的懵懂”“成长的意识”“ 成长的反省”及“成长的回归”[4]。还有对小说的叙事风格的探析，如易国定试析“《一个人的好天气的叙事风格”、季佼佼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的语言风格研究”等。以及将青山七惠的小说与日本80后及中国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如“浅析日本80后女作家作品中的孤独感——以青山七惠、绵矢莉莎、金原瞳作品为例”等。此外关于青山七惠作品的译介学研究较之早期有明显发展。
在所查阅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无论是人物寻求和认同的自我身份、将哲理性的人生蕴藏于日常琐事的写作方式，亦或是私小说与抒情性文学的有机结合的文体特征，目前通过对青山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及空间场景等角度来分析主人公个人意识与存在状态的研究显得空白，而通过直接认识环境、场景等来描述文本现象的方法则带有广义现象学性质。在此无意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理论体系进行套用，但从此种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的、也不同于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的角度，显然可为研究青山七惠的小说提供另一种新的解读视角。无论是小说所描写出的内外环境、呈现出的场景图像，还是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都与主人公的存在表现密切相关，三者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及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皆对小说人物具有塑造与影响作用，有着各自的隐含意蕴和思想内涵，且在文本中表现出一定的并列性质。因此论文着眼于作家早期创作的三部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包括《村崎太太的巴黎》）和《温柔的叹息》（包括《捡松球》）三部中篇小说，从作品中表现出的环境、场景及关系这三个并列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文本细读法以小说人物的经历、行动、形象等为例证来探讨日本特定时代背景下相关年轻群体的主体存在状态。
一、 环境——意识的栖居之所
三部小说均为青山七惠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品，相比于其专事写作后的长篇创作，她在早期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状态及情感变化的表现大于对故事情节的构思布局。作品中弥漫着无处不在的细腻感情及生活气息，而对人物存在的环境描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及服务于人物的内心活动。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窗外的小篱笆墙和电车站台这一场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它看似独立存在于知寿和吟子的生活空间之外，实则贯穿于两人相处过程的始终。高中毕业后就到东京打工的三田知寿刚来吟子家，看到了与窗外院子篱笆墙隔着一条小路的电车站。开始之时两人无言语交流，随着车站的警报声响起，吟子在此时打破沉静，说了几句话，可说完紧接着就出去了，现代生活中人之间隔膜疏离的心理感受从这时便已初现。接着后文中不止一次地写到“我”站在窗边，看着电车进出站，看见走到此处车站的人发现走错了地方又困惑地原路折返，看到吟子和方介隔着站台挥手，还觉得像三途河传说中生界与死界的分界线。的两岸等等。在和别人恋爱的时候，“我”也会提议一起去看电车。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断推进，电车作为同一环境地点却多次出现。“叙事学将环境分为象征性环境、中立性环境和反讽性环境。”[5]象征性环境与小说作品中人物的联系十分密切并具有象征意蕴。在《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站台”作为象征性环境而存在，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无任何意义的客观场所。电车不断地从这里驶进驶出，周而复始，作为静止的定点见证着周围和人物的一切，同时也被人物见证着周围以及有关它的一切。而在另一部作品《窗灯》中，主人公“我”经常散步走的马路也是象征性环境之一。“马路”不仅是自己每天经过的路途，也表明着人物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留下轨迹。绿藻和知寿一样，在谈不上有多少变化的现实中度过着相似的每一天，就算有人曾走进过自己的心里，却也很快地回归到原状。这让人感到恍惚，但事情又是真实发生的，其间渗透着一种矛盾的虚幻和真实形成的叙述张力。这种人物体验与感受在《温柔的叹息》中表达得更为直接：“一走近那个熟悉的拐角，她就抬头去看天空……这不变的风景至今已看过多少回了？今后的路途肯定还会这样弯弯曲曲地无尽延伸吧。”[6]（131-132） 青山的笔下并不撷取和塑造烘托气氛的宽阔和宏大环境，相反，她使人物生存的外部空间生活化、细节化、具象化，赋予了文本的象征性环境以明显的人化特征。
相比较于外部稍大的环境，内部环境的展现则显得更为个人及私密化，也由此表现出一定的“私小说”特征，虽然“对被称为私小说作家，她（青山七惠）括号内为笔者注。自称对这一点是有抵触的。”[7] 哲学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写到：“通过研究家宅的形象并小心翼翼地不打断记忆与想象的团结，我们可以指望让人感受到形象的全部心理学弹性。”[8]（5） “家”这一地点的描写与刻画在三部小说中的颇具意味。物理性的“容量”上来看，主人公住宿的地方或生活的房间都并不宽敞，甚至给人以狭小的逼仄感，绿藻描述到居住处“建筑物之间的间距很窄，入口和有窗的西墙，与相邻的公寓几乎只隔着一根长晾衣杆的距离”[9]（4）。风太来到姐姐圆家，睡的是在“床铺和壁橱之间的过道里”[6]（22）。很大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空间体积与住宅条件，房间中也不具有繁琐的装饰布置或结构布局。知寿的房间没有空调，太热的时候她就去到吟子的房间。绿藻公寓窗户上纱窗的实用性大于装饰性，是为了不让距离太近的对面住处中的人看到自己这边的情况。尽管天气很冷，另一位女主人公江藤圆的房子里也没有炉子，甚至一起吃饭的桌子也因为自己弟弟的到来而让人感觉更加别扭。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环境对于人来说，其反映内容复杂，包含范畴众多，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学科都与环境分析紧密相关。三部小说中的内部环境相对于上述“站台”“马路”“拐角”等外部环境则更为鞭辟入里、细致入微。就日本國家文学来看，其文坛有着浓厚的创作私小说的氛围，这种以展现、剖析个人心理活动的，或干脆直接暴露个人的“自我小说”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是日本本土作家，就不可能不受到私小说传统的熏陶和影响。”[10] 虽然作家青山七惠对别人称呼自己为“私小说”作家这一说法澄清到说所谓的私小说在日本是写实性的，是表现作家生活纪实性的作品，而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发挥想象创作的[7]，但仍然不妨碍其表现出与这类文学具有的相似特点。青山的早期小说极少建构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塑造具有强烈冲击性的环境，她多以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和普通视角切入，不厌其烦地描写发生在这些人身边的琐事和心理活动，周围的环境和物品甚或一些不起眼的小玩物自然也就成为构成和体现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部分。私小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不论是从小就有爱拿别人东西的“偷拿癖”的知寿，觉得别人不设防，自己又无所事事有着“窥视癖”的绿藻，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瞎编着说话，有着撒谎倾向，说出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圆，都是隔绝外在、囿于一个小世界里，极度关注个人内心，甚至存在封闭自我倾向的一类文学人物形象。不管是外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反映人物意识的这些场所具有极强的私人色彩，这种自我意识是不同于集体意识、社会意识等意识而具有个体自觉自在性的存在。
二、 场景——图像的存在确认
意识的行为主体是个人，空间中包含压缩时间，时间是小说的重要要素之一，其表现出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持续性，小说中的各场景便是这种持续性的图像显现。《一个人的好天气》中，场景的呈现在作者笔下以五个章节建构而成，分别为“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及“迎接春天”。人物的生活场面和情景时序性地向读者展示出来，在季节的更迭中经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悲观离合。另一方面，小说的时间线索并不是单线条地、单一方向地不断一直推进，场景的展现不只是遵循“序列”，也在各季节篇章中“错列着交叉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直线型叙述的呆板和无味感。知寿作为年轻人在与老年人吟子和方介共同生活的时间里，不断将自己的视角切换于现在、过去甚至未来之间。“我”时常想到过去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它们对存在于此刻的“我”或多或少造成了影响：来到舅姥姥这儿之前，主人公说起自己因为父母离异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并产生过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想法，而一度想当不良少女的念头由于不知如何行动于是放弃进行。偷拿别人的东西时，也谈到这是自己从小养成的习惯，并呈现出自己偷拿东西前后的心理活动。身处“此刻”时候，“我”又羡慕没有烦恼的吟子、恋爱长久的吟子、忘掉了几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很快乐的吟子，因此表达出想要飞跃去到未来老年人这个岁数的意愿。以及知寿在离开舅姥姥家的时候，她的目光朝着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望去，而电车朝着另一个有人在等着自己的地方驶去。诸如此类的描写皆为“序列”与“错列”的交互性场景表达。这种闪回或闪前写作手法的使用并没有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无序和多余，相反却毫不费力地越过一些叙述表达的屏障，自然和谐地进入毛孔，成为创作得以自由呼吸的一部分。恰当运用交错的时间叙述可以加强文本表达的艺术效果，避免使日常体裁的场景过于索然无味，同时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及联想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作品《窗灯》中的“村崎太太的巴黎”，在开篇便十分确切地使这种写法的表现效果得以彰显。
村崎太太在水房和“我”说话的内容以及行为举动构成一幅两人在工作之余的交流场景，此后紧接着描写到“她跟我搭话，这是第三次”[9]（99），这是第三次，那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什么样子的？“她每次给我说话总是开始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突然”[9]（99），又是怎样的具体情境让“我”产生了这种突然之感？在一定叙述篇幅之后，作者便通过倒叙的写作手法将读者的疑问一一解答，与此同时，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两人说话的场景也并没有一以贯之地连续进行。在第一次和村崎太太对视后，文本将叙述时间拉回到现在“我”办公的事务上，再因为眼前所见回想到自己的童年，进而由于余光视野中出现的事物主观中断自己的思绪，转而谈到两人第二次说话时自己知道的事情。如此一进一回，再回再进的推拉式写作手法交叉运用，使得故事情节不断推进，不同人物依次有序登场，各自形象特征得以呈现，这样便将事件、背景、人物等要素多方位多时序地表达出来。类似手法的运用又如飞田君这一人物情感线的展开：他暗恋着同期一起进公司的长相漂亮、性情不错的女孩子代。有关人物飞田君情节的描写始于木崎君“我”正在房顶吃午餐的中午时刻，当时他主动跑来给我打招呼，并说起代给自己写了字条的事情，但两人只是短暂时间的对话之后，作者青山七惠便通过木崎的视角倒叙起大伙刚入职时发生的事情，以一句“几天前我就听说代从下个月起要调动工作，但是没告诉飞田君”[9]（110）作尾，转而另起一节，指向现在发生的其他的工作方面的事情。那“我”又是听谁说的这件事？这件事是真是假？作为和飞田有交集的自己，会不会告诉他？如果告诉他后，接着对方会是什么反应？如果不告诉他，他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得知呢？这给阅读者极大的想象、延伸和扩展场景面貌的可能。故事情节并没有多少外在可观性的大起大落，但人物内心在清新细腻的笔调中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真实感、存在感和可触碰感。比起那些英雄崇高式的悲歌或赞歌，我们在其中仿佛能更多地看到身为普通人的自己的人生掠影。
另外，相比《一个人的好天气》房间里挂着彻罗基照片，主人公感叹道活着没什么意义，死去之后没人记得自己的此类画面。《窗灯》中绿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受伤，被人说古怪，任由眼泪留下伫立在原地的诸多定格。《捡松球》中的不少场景使得创作中这种淡淡的忧伤意味得到一定暖色调的调和。首先是小日向先生，只要提到女儿的名字，就“都像跟捧在手心里的易碎宝贝说话似的”[6]（135）。小泉蹲在地上，秋天晒在后背上的阳光也是暖和有温度的，她还觉得自己坐在桌子前工作的时候真是一种享受……这与另外两部小说中人物“我”说到自己冬天的时候更加古怪，最想要看到的是人们“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欲望、矛盾、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9]（93）等的精神面貌给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青山七惠的小说并不是同一模式的简单重复与单调再现，作家在不断探索、改变、变化及重建。如她自己所言“不要为了提升效率而去抄小路，那种逆时势而行、绕一绕远路的心情，拿来写小说正合适”[11]。
三、 关系——人物的自我探寻
耶鲁学派理论家希利斯·米勒认为一部小说的阐释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重复现象才能得以完成，读者需要自己去辨别和确定这些现象并且进一步理解重复所衍生出的意义。“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12]（3）着眼这三部小说，不断出现的各类重复现象最明显地表现在关系的建构方面，不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己还是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網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物在联系交织的立体网络中不断地自我探寻、变化（不变）或成长。
（一） 情感的疏离与淡漠
小说的主人公皆很年轻，《一个人的好天气》中的飞特族女生不过高中毕业，《窗灯》中“我”半年前在大学期间退了学，《温柔的叹息》里的江藤圆也不过参加工作几年时间。而且三部小说叙述的都是这些人物与原生家庭分离开的生活状态，她们或是从小父母离异，母亲跨国再婚，或是在外工作，与血缘之亲关系淡薄，甚至《窗灯》对家庭之间的亲戚关系几乎没有提及，只是简单说到因为退学而和在外地的父母有了矛盾。一方面，世俗理解中亲人之间应该会有的其乐融融与阖家团圆的亲密感被这种不是靠血缘就能消解的屏障隔离着，且不能数量化成厚薄，抽象化为概念，但总之隔阂就这样真实存在。另一方面，这种隔膜不止体现在人物的亲情中，它还像是一种无可逃离的“定数”渗透在爱情中。隔膜感也不是只有在“我”作为当事人的时候才得以出现，正是因为“我”常常处于无法融入人群的他者地位，才会使这种隔膜感表现得愈发强烈和明显。
几位主人公在爱情里的面貌呈现都不成熟，她们无法准确得知以及应对出现的变化，不知是否应该开始，不知如何主动，对于分手和离开产生的是一种不明晰的摇摆，人物在感情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心理上的距离感。以《一个人的好天气》为例，文本有几段关于知寿情感经历的描述，爱情这条线索之一通过“重复”的结构建构方式得以不断推进。第一次描述自己和阳平日常相处的状态是“我们互相都感觉对方是可有可无的”[13]（12）。分手发生的时候自己毫无预备所以产生疑问，“恋爱就这么结束了吗？难道这就是我所期待的顺其自然吗？”[13]（29）而和藤田感情终结时，心里想着去追上他，但“我”人却在原地没有行动，最后的一条情感线索是主人公又一段行程的开端，但“无论我怎么着急，怎么担心，怎么期待，也只能顺其自然”[13]（138） 。不难发现“顺其自然”是她对待很多事情一贯采取的生活态度，在文中也多次出现这一词语。放在文中这一年轻的人物身上，与其说这是一种以不变应变化的智慧，倒更像是一种不经世事的笨拙和无措。作者更是以其作为故事情节的结尾，重复不仅是文本中的情节，也成为一种引起悬念的写作方式。文末写到电车载着她朝那个已婚人等待的方向驶去，那之后的人物的性格、生活态度等会发生变化吗？如果会，具体会是怎么样的变化？如果没有，她的生活还是如此继续重复？这种没有明确形式的结尾无一例外地也出现在另外两部小说，“小夜曲的旋律渐渐加快了”[9]（95），“窄小的浴室里回响着热水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正在挖掘一条通向什么地方去的隧道的声音。”[6]（132）重复手法亦出现在以单部小说为独立视野的相互对照中。青山七惠的作品看起来永远没有一个确切无误的结尾，末尾的收笔能够成为又一故事的开端，同时文章就这样淡淡地，没有预兆地戛然而止，留给人以无尽的延伸感。
（二） 责任感或社会感的缺乏
几部作品不约而同向读者展示出“飞特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态度、工作方式及恋爱状态。“飞特族”为Freeter的音译，百度百科指出日本官方对其定义是“年龄在15到35岁之间的，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14]这类人群从事着一些短期性工作，有别于朝九晚五模式的年轻人群，相对而言他们工作性质的弹性更大。他们无忧虑，不为长远之事作打算，有一种专注当下与此刻的洒脱感，但同时，过度自由与自我意识的强调往往容易出现极端。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用“构成论的世界概念取代本体论的世界概念，并把‘世界和‘生活世界这对概念结合起来”[15]（80）。他将我们人类的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及社会世界三个类型。在《人的自我寻求》一书中罗洛·梅也认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存在于物质世界、人特有的人际世界及自我世界。此三部小说中，“我”明显过多地关注主观世界或自我世界，于其他世界中的存在感显得弱薄。
“自打进公司到现在，不管是受邀参加什么样的聚餐，我几乎都拒绝了，在那种场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又不大会喝酒，只能在角落里干坐着玩弄擦手巾。”[6]（46）所以当“我”邀请同事小峰姐一起进餐时，她才会觉得很稀罕，“我”接着便感到不自然的尴尬和不适应；“虽然如此，我却没心思去做什么有建设意义的事，每天睡到天擦黑才爬起来”[9]（36）起床后去到收留“我”的御门姐的店消磨时光，工作似乎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随心所欲的，只有想起才会去在意的事情；“眼看快到春天了，多少有点不负责任，也可以原谅吧。”[13]（139）即便人物知道自身缺乏责任感，采取的也是任其继续进行的态度，季节在这里还成为支撑自己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散发着一种不经意的幼稚又不以为意的特性气质。这种难以融入人群、社会，进而导致社会感缺乏的现象不仅是个人性格特点的单一因素，如影随形和弥漫渗透的孤独虚无与人物所处时代不可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进程上无法忽视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及转型产生了深远的、难以衡量的巨大影响，参战国之一的日本难以避免这种巨大的冲击。“日本社会的各项制度逐步向个体社会过渡，”[16] 前所未有的剧变造成日本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上的认识危机，面对所处之地表现出一种迷茫迷失之态，人的意义感与认同感降低。此外，这一国家也受到自身内部特殊历史的影响。“二十世纪末的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深深震撼了整个日本民族，伴随着日本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民众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0] 各类人物关系、社会结构的推翻与重建，解构又建构等，从本质上看来都是人类自身对自我探寻与自我身份重新确认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 结 语
青山七惠虽然摆脱了小说宏大叙事的结构模式，但仍以不事雕琢的文风深入肌理地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形态面貌及社会的种种现象，作家的创作干净而不空白，微妙且不肤浅。这三部作品包含的环境、场景及关系三方面与人物的精神面貌密切相关。其不同于客观事物表象，也不同于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的描写反映出日本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一定年轻群体的存在状态。封闭孤独也好，隔膜疏离也罢，经过不断探寻的过程，这些各自生活成长的年轻人们在温柔地叹息后，或许会发现，亮着窗灯的天气，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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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