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建设对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影响
王静
摘 要：通过阐述“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及其与不断改革的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初步探索高校智库如何发挥深厚的学术资源优势，以知识生产转化为决策能力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建设，实现出思想、出决策、出人才的综合改革之路，亦使高校智库在提出战略决策的同时，将有效的决策研究成果回馈并补充到学科研究的内容、观点与体系中，回归到助力学科建设、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学术水平等高校自身的发展任务中，形成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与高校综合发展互相开放、融合、促进的发展圆环，构建“学术（学科）—决策—实践—学术（学科）”的动态发展体系。
关键词：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学术评价体系
高校智库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1.相关政策指导与智库研究的相互印证
近年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民间智库的成立、高校下设智库探索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的新型智库建设等，中国智库发展的最新状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一些学术期刊设置的“智库建设研究专栏”涌现出很多言之有物、也切中部分要害的论文，逐步奠定了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初步显现出探索中国情境下智库发展模式的学术自觉，提出“中国思想库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但对中国智库在中国情境下的存在、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学界的研究也一直处于“发展中”。
对“智库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产品、智库缺乏合理的人才构成和内部分工，智库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府、社会和国际影响力”[2]的论断，与《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给出的“高校科研评价、人才激励和成果应用转化机制还不能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的结论，指出了高校智库发展中的问题所在，说明了提出以改进评价制度为首要任务的深化综合改革的必要性。[3]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以下简称《意见》）从“构建新格局”出发，由改进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体制改革、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及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构成的“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由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策评估制度、舆论引导机制等构成的“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等，基本囊括了近年智库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以下简称《计划》）明确了高校智库建设的六大核心问题，即“最大的决策需求者是谁，高校智库功能如何定位，急需解决的任务单是什么，建设依靠的主力军有哪些，如何发挥人才、平台、组织形式的有机融合，依托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与经费支持来不断产出高质量、有成效的思想产品”。这是吸纳并有机融合了近年学界研究积极倡议的高度总结。
2.坚持“系统论”方法，实现“科学、系统、有效、循环”的内涵式发展
《计划》和《意见》是对于著名的系统论研究“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创新性应用，其本身即是具有学理依据的科学决策。
智库在20世纪40年代“老三论”的蓬勃发展之后应“二战”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而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新三论”的创新性研究中得到发展壮大，在全球呈现出如今的迅猛之势。“系统论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功能结构”。[4]在智库发展方面，强调国家政策的整体布局、资源分配与导向、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及配套保障措施等实施方案。因此，高校的智库组建者与参与者，有必要回归到“系统论”这一方法论本身，回归到《计划》和《意见》文件要求来寻找最为基本的问题所在，从系统论的功能结构角度看智库建设，紧密了解国家与政府的发展需求，在不断变化更新且充满挑战的国际局势中，认真梳理高校自身中长期发展目标与学科特点，找到结合点，才能保证高校“有能力、有效率”地建设优秀智库。
本文认为，以“决策成果用户评价”与“决策成果对学科的回馈作用”为双向评价导向的评价体系为抓手，以“系统论”为方法论贯彻高校智库的定位、建设目标规划，在“筹智”（智库领导者招聘、建设者选拔、分层分类组建研究团队）、建立对策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保障体系，找到中国风格、形成所属高校特色，最终实现“创智”（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成果、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言、转化为发挥育人功能的教育资源）、发挥好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作用等“五个功能定位”，同时能将有效的决策研究成果回馈并补充到学科研究的内容、观点与体系中，回归到助力学科建设、推进科学研究的高校自身的发展任务，形成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与高校发展互相开放、融合、促进的发展圆环，构建“学术（学科）—决策—实践—学术（学科）”的动态发展体系，即为“内涵式发展”。
高校智库应彰显“中国气派”
1.中国式的“治学”与“入仕”
中国传统的知识教育与学术传承的主流，从来不是倡导“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鼓励“经世致用”，追求“成圣成贤”，追求能够实现“治世”的贤德与贤能。“治学”与“入仕”相辅相成的理念对“科举制度”这一早期的“知识—决策—国家治理”的模式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即便在大数据信息分析系统纳入智库应用之后，智库建设也并不神秘，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利用信息科技与决策平台、发布与传播评价、人才培养平台，将知识与学术研究的对策研究功能发挥到最大功效。
2.中国式的“政治生态文明”
正如现在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会借鉴中国传统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智慧一样，中国式的“治学”与“入仕”，始终体现着“德治”与“仁治”的政治智慧，彰显“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即实现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的统一，达成“和平发展”的社会理性。因此，高校智库也应当始终坚持对“正义”的价值理性与追问，坚持中国传统中的“政治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因此，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政治立场、价值理念，是高于学术评价之上、构成学术评价基础和重要内容的基本原则。
“筹智”阶段选才的学术评价标准
1.借鉴“旋转门制度”，杜绝“走马灯现象”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制度”指因政府换届等原因而实现官员与智库建设人员在智库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流、轮转，在研究者与执政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注定了政党、政治利益、政治集团、智库是绑定的，保持着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策之间政治主张上、学理研究上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富有内在张力，轮换之间也并不松散。
现阶段国内智库建设者尤其是新兴的一些高校智库，往往忽略这一内在张力，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与政策支持、实现高校发展的短期效益，从政府官员、业界精英、国内外学界领军人物中“拉人头”“建山头”“挂名头”的现象很普遍，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在之前却没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与获取数据的途径不尽相同，他们普遍异常繁忙而少有时间进行合作研究……这都导致了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实现“协同创新”。
因此，在“筹智”即智库的领导人遴选、专家委员会组建、参与者选拔过程中，“有余力”“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应当是首要的评价标准，杜绝研究人员的“走马灯”现象。高校智库建设的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量化标准，明确智库的领导者参与兼职的智库不超过2个、专家委员会成员与所有智库建设参与者所任职及兼职的智库及智库型机构总计不超过3个，否则无法保证时间投入、不能保证思想产品的质量。
2.善于进行合作研究，具备开放的合作心态与合作研究方法
较为直观的描述是，有良好学术合作口碑并按期结项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负责人及参与者、组建并保持良好合作与创新态势的学术团队的领导人及参与者、具有合作意识与方法且成果丰富并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思想产品出品机构的领导人及参与者等，均是实践层面中选拔高校智库领导人、参与者的评价标准。
3. 能“接地气、出成效”
智库成果评价要体现出高校对所在城市的综合治理与建设发展，尤其是首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大城市，是高质量人才和高品质智库汇聚之所，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才结构，更呼吁科学的成果评价制度出台，[5]强化决策人才的实践精神、激励其对于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接地气、出成效”，才能产出重大决策性成果。
4.具备积极正向的公众形象，具有良好的媒体公关能力
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机构的高校智库，公众形象的树立都需要长期的努力并依循传播科学的策略，而一旦受损就需要非常多的公关努力、持久的时间才能消除不良影响。当前，中国高校智库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与媒体、公众的距离较远，对展开智库成果的传播、舆论引导的意识不足、力度不大。走上媒体、走进公众、扩大传播，打造高端发布平台，是未来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因此，对高校智库的领导者、参与者的选拔标准，准入门槛，就应当是具备积极正向的公众形象，具有良好的媒体公关能力。
“创智”及成果转化中的学术评价标准
富有成效的高校智库，应对“成果转化”进行广义理解，不断丰富其评价指标，将学术及战略性对策产品发挥在“决策影响力”“人才培养功能”“传播与普及功能”“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的作用，作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1.保持用户导向为主，立足知识评价为辅
与科技知识的实践应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加工为战略性决策后的社会推动力，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工具性运用，即实质性地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决策;符号性运用，即用研究结论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概念性运用，即运用理论或假设，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6]因此，对于高校智库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高校智库建设，在按照《意见》《计划》要求，以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等决策性思想产品的用户评价体系为主，如合理性、恰当性、改善力度、改善时效等指标;还应当坚持符合学理要求，助益于学科建设，助力于科研建设的前瞻性、预测性，基于对于学科发展的预测性分析，对于暂时没有被采纳的优质研究成果，采用项目储备制、成果储备制，敢于“养闲、出贤”。
2.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效果评价标准
高校智库要培养研究梯队，培育多层次、多任务的研究团队，同时也要从高质量思想产品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新出结论中加工成可以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素材，完善教案体系、撰写促进学科进步的教材等，都应是高校智库对一个阶段的思想产品进行充分利用、回馈人才培养这一高校首要功能的任务。
高校可以完善配套措施，不但在智库内部进行学术评价时对这一成果转化进行奖励，也应实现“教、科、研”三部门的深度融合，设立“智库成果育人奖”等，重视智库建设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人才质量提升，惠及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为社会输出高质量智库型人才。
3.将多层次、多形式地输出成果，提升国内、国际的影响力纳入评价标准
一是形成并完善在全球媒体上的成果发布机制，为参与行为与贡献给以量化评价提供基础。注重高校智库与媒体的互动，构建政策效果和社会影响反馈机制。要根据研究成果的不同属性，以内部决策专报、公共学术报告、报纸、电视、电台、网络与自媒体等不同形式扩大成果的影响力。
二是将成果传播、媒体转载、公众引导纳入评价体系。发表科研论文、提出对策性思想产品，不应该成为科研人员与智库建设者开展研究的终点，而应该是“实现多种成果转化—通过媒体传播—引导公众舆论—融入人才培养过程—经过社会实践验证又回归到学术研究、学科建设”这一新的循环过程的起点。因此，对包括学术研究成果、对策性思想产品，在上述体系中的贡献均给予不同侧重的量化考核、激励评价，建议根据传播效果、影响力、媒体规模等量化标准，给予智库参与者的相应贡献以量化评价。
三是注重智库建设者的“媒体公关”“公众交往”培训，为评价系统补充新的能量。不但如前文所述将公众形象、媒体公关能力、公众交往能力作为选拔智库人员的标准之一，也将相应课程培训与实践训练作为智库人才进入智库之后即开始的常规培训，不断提高智库人员的媒体沟通能力，形成具有各高校智库自身特色的传媒推广战略和媒体形象设计。
参考文献：
[1]朱旭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4（5）.
[2]王健.论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改革重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7）.
[3]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N].人民日报，2014-02-16（5）.
[4]李凯琳，何少华.关于国内智库建设的几个问题—以首都智库建设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2）.
[5]徐舟.北京智库建设思考[J].前线，2014（12）.
[6]侯定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J].复旦教育论坛，2011（9）.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卜 珺]
摘 要：通过阐述“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及其与不断改革的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初步探索高校智库如何发挥深厚的学术资源优势，以知识生产转化为决策能力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建设，实现出思想、出决策、出人才的综合改革之路，亦使高校智库在提出战略决策的同时，将有效的决策研究成果回馈并补充到学科研究的内容、观点与体系中，回归到助力学科建设、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学术水平等高校自身的发展任务中，形成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与高校综合发展互相开放、融合、促进的发展圆环，构建“学术（学科）—决策—实践—学术（学科）”的动态发展体系。
关键词：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学术评价体系
高校智库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1.相关政策指导与智库研究的相互印证
近年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民间智库的成立、高校下设智库探索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的新型智库建设等，中国智库发展的最新状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一些学术期刊设置的“智库建设研究专栏”涌现出很多言之有物、也切中部分要害的论文，逐步奠定了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初步显现出探索中国情境下智库发展模式的学术自觉，提出“中国思想库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但对中国智库在中国情境下的存在、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学界的研究也一直处于“发展中”。
对“智库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产品、智库缺乏合理的人才构成和内部分工，智库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府、社会和国际影响力”[2]的论断，与《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给出的“高校科研评价、人才激励和成果应用转化机制还不能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的结论，指出了高校智库发展中的问题所在，说明了提出以改进评价制度为首要任务的深化综合改革的必要性。[3]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以下简称《意见》）从“构建新格局”出发，由改进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体制改革、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及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构成的“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由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策评估制度、舆论引导机制等构成的“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等，基本囊括了近年智库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以下简称《计划》）明确了高校智库建设的六大核心问题，即“最大的决策需求者是谁，高校智库功能如何定位，急需解决的任务单是什么，建设依靠的主力军有哪些，如何发挥人才、平台、组织形式的有机融合，依托运行机制、配套政策与经费支持来不断产出高质量、有成效的思想产品”。这是吸纳并有机融合了近年学界研究积极倡议的高度总结。
2.坚持“系统论”方法，实现“科学、系统、有效、循环”的内涵式发展
《计划》和《意见》是对于著名的系统论研究“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创新性应用，其本身即是具有学理依据的科学决策。
智库在20世纪40年代“老三论”的蓬勃发展之后应“二战”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而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新三论”的创新性研究中得到发展壮大，在全球呈现出如今的迅猛之势。“系统论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功能结构”。[4]在智库发展方面，强调国家政策的整体布局、资源分配与导向、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及配套保障措施等实施方案。因此，高校的智库组建者与参与者，有必要回归到“系统论”这一方法论本身，回归到《计划》和《意见》文件要求来寻找最为基本的问题所在，从系统论的功能结构角度看智库建设，紧密了解国家与政府的发展需求，在不断变化更新且充满挑战的国际局势中，认真梳理高校自身中长期发展目标与学科特点，找到结合点，才能保证高校“有能力、有效率”地建设优秀智库。
本文认为，以“决策成果用户评价”与“决策成果对学科的回馈作用”为双向评价导向的评价体系为抓手，以“系统论”为方法论贯彻高校智库的定位、建设目标规划，在“筹智”（智库领导者招聘、建设者选拔、分层分类组建研究团队）、建立对策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保障体系，找到中国风格、形成所属高校特色，最终实现“创智”（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成果、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言、转化为发挥育人功能的教育资源）、发挥好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作用等“五个功能定位”，同时能将有效的决策研究成果回馈并补充到学科研究的内容、观点与体系中，回归到助力学科建设、推进科学研究的高校自身的发展任务，形成高校智库内涵式发展与高校发展互相开放、融合、促进的发展圆环，构建“学术（学科）—决策—实践—学术（学科）”的动态发展体系，即为“内涵式发展”。
高校智库应彰显“中国气派”
1.中国式的“治学”与“入仕”
中国传统的知识教育与学术传承的主流，从来不是倡导“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鼓励“经世致用”，追求“成圣成贤”，追求能够实现“治世”的贤德与贤能。“治学”与“入仕”相辅相成的理念对“科举制度”这一早期的“知识—决策—国家治理”的模式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即便在大数据信息分析系统纳入智库应用之后，智库建设也并不神秘，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利用信息科技与决策平台、发布与传播评价、人才培养平台，将知识与学术研究的对策研究功能发挥到最大功效。
2.中国式的“政治生态文明”
正如现在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会借鉴中国传统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智慧一样，中国式的“治学”与“入仕”，始终体现着“德治”与“仁治”的政治智慧，彰显“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即实现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的统一，达成“和平发展”的社会理性。因此，高校智库也应当始终坚持对“正义”的价值理性与追问，坚持中国传统中的“政治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策主张。因此，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政治立场、价值理念，是高于学术评价之上、构成学术评价基础和重要内容的基本原则。
“筹智”阶段选才的学术评价标准
1.借鉴“旋转门制度”，杜绝“走马灯现象”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制度”指因政府换届等原因而实现官员与智库建设人员在智库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流、轮转，在研究者与执政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注定了政党、政治利益、政治集团、智库是绑定的，保持着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策之间政治主张上、学理研究上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富有内在张力，轮换之间也并不松散。
现阶段国内智库建设者尤其是新兴的一些高校智库，往往忽略这一内在张力，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与政策支持、实现高校发展的短期效益，从政府官员、业界精英、国内外学界领军人物中“拉人头”“建山头”“挂名头”的现象很普遍，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精英在之前却没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与获取数据的途径不尽相同，他们普遍异常繁忙而少有时间进行合作研究……这都导致了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实现“协同创新”。
因此，在“筹智”即智库的领导人遴选、专家委员会组建、参与者选拔过程中，“有余力”“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应当是首要的评价标准，杜绝研究人员的“走马灯”现象。高校智库建设的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量化标准，明确智库的领导者参与兼职的智库不超过2个、专家委员会成员与所有智库建设参与者所任职及兼职的智库及智库型机构总计不超过3个，否则无法保证时间投入、不能保证思想产品的质量。
2.善于进行合作研究，具备开放的合作心态与合作研究方法
较为直观的描述是，有良好学术合作口碑并按期结项的国家级重大项目负责人及参与者、组建并保持良好合作与创新态势的学术团队的领导人及参与者、具有合作意识与方法且成果丰富并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思想产品出品机构的领导人及参与者等，均是实践层面中选拔高校智库领导人、参与者的评价标准。
3. 能“接地气、出成效”
智库成果评价要体现出高校对所在城市的综合治理与建设发展，尤其是首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大城市，是高质量人才和高品质智库汇聚之所，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才结构，更呼吁科学的成果评价制度出台，[5]强化决策人才的实践精神、激励其对于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接地气、出成效”，才能产出重大决策性成果。
4.具备积极正向的公众形象，具有良好的媒体公关能力
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机构的高校智库，公众形象的树立都需要长期的努力并依循传播科学的策略，而一旦受损就需要非常多的公关努力、持久的时间才能消除不良影响。当前，中国高校智库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与媒体、公众的距离较远，对展开智库成果的传播、舆论引导的意识不足、力度不大。走上媒体、走进公众、扩大传播，打造高端发布平台，是未来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因此，对高校智库的领导者、参与者的选拔标准，准入门槛，就应当是具备积极正向的公众形象，具有良好的媒体公关能力。
“创智”及成果转化中的学术评价标准
富有成效的高校智库，应对“成果转化”进行广义理解，不断丰富其评价指标，将学术及战略性对策产品发挥在“决策影响力”“人才培养功能”“传播与普及功能”“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的作用，作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
1.保持用户导向为主，立足知识评价为辅
与科技知识的实践应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加工为战略性决策后的社会推动力，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工具性运用，即实质性地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决策;符号性运用，即用研究结论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概念性运用，即运用理论或假设，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6]因此，对于高校智库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高校智库建设，在按照《意见》《计划》要求，以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等决策性思想产品的用户评价体系为主，如合理性、恰当性、改善力度、改善时效等指标;还应当坚持符合学理要求，助益于学科建设，助力于科研建设的前瞻性、预测性，基于对于学科发展的预测性分析，对于暂时没有被采纳的优质研究成果，采用项目储备制、成果储备制，敢于“养闲、出贤”。
2.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效果评价标准
高校智库要培养研究梯队，培育多层次、多任务的研究团队，同时也要从高质量思想产品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新出结论中加工成可以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素材，完善教案体系、撰写促进学科进步的教材等，都应是高校智库对一个阶段的思想产品进行充分利用、回馈人才培养这一高校首要功能的任务。
高校可以完善配套措施，不但在智库内部进行学术评价时对这一成果转化进行奖励，也应实现“教、科、研”三部门的深度融合，设立“智库成果育人奖”等，重视智库建设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人才质量提升，惠及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为社会输出高质量智库型人才。
3.将多层次、多形式地输出成果，提升国内、国际的影响力纳入评价标准
一是形成并完善在全球媒体上的成果发布机制，为参与行为与贡献给以量化评价提供基础。注重高校智库与媒体的互动，构建政策效果和社会影响反馈机制。要根据研究成果的不同属性，以内部决策专报、公共学术报告、报纸、电视、电台、网络与自媒体等不同形式扩大成果的影响力。
二是将成果传播、媒体转载、公众引导纳入评价体系。发表科研论文、提出对策性思想产品，不应该成为科研人员与智库建设者开展研究的终点，而应该是“实现多种成果转化—通过媒体传播—引导公众舆论—融入人才培养过程—经过社会实践验证又回归到学术研究、学科建设”这一新的循环过程的起点。因此，对包括学术研究成果、对策性思想产品，在上述体系中的贡献均给予不同侧重的量化考核、激励评价，建议根据传播效果、影响力、媒体规模等量化标准，给予智库参与者的相应贡献以量化评价。
三是注重智库建设者的“媒体公关”“公众交往”培训，为评价系统补充新的能量。不但如前文所述将公众形象、媒体公关能力、公众交往能力作为选拔智库人员的标准之一，也将相应课程培训与实践训练作为智库人才进入智库之后即开始的常规培训，不断提高智库人员的媒体沟通能力，形成具有各高校智库自身特色的传媒推广战略和媒体形象设计。
参考文献：
[1]朱旭峰.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4（5）.
[2]王健.论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改革重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7）.
[3]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N].人民日报，2014-02-16（5）.
[4]李凯琳，何少华.关于国内智库建设的几个问题—以首都智库建设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2）.
[5]徐舟.北京智库建设思考[J].前线，2014（12）.
[6]侯定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J].复旦教育论坛，2011（9）.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卜 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