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

    刘瑞麟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道教是由古代巫術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形式，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是其主要宗旨。道教始于东汉末年，经过北魏寇谦之的改造逐步完善，在南北朝及隋朝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至唐朝则进入了空前兴盛时期，几乎成为当时的国教，而高、武时期则是唐代道教发展的初盛期。笔者在借阅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道教的兴盛及政治背景作简要分析。

    关键词：唐高宗；武则天；道教；政治

    一、唐高宗时期的道教与政治

    唐高宗于显庆元年（656）为太宗追福而御赐了昊天观，这象征着道教、国家祭祀与皇室家族的结合。永徽二年（651）已开始于朝廷上讨论的话题——“明堂”，于显庆元年（656）、显庆四年（659）以及乾封二年（667）再次引发讨论，而当时的上天崇拜已有了较大变化。

    正是这些改变使得我国的正统观念与道教的神仙信仰之间更加和谐。唐高宗期间，皇室并没有表现出对道教的明显偏爱，但直接插手道教事务的迹象却逐渐明显。乾封元年（666），高宗下诏在泰山附近置三所道观和三所佛寺，随之又下诏全国每个州至少置寺院、道观各一座，道教第一次获得了国家政权的支持。

    此外，龙朔元年（661）唐高宗修造老子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仪凤三年的“河图大醮”仪式等历史事件清晰向我们表达了唐高宗时期，统治者与道教的联系日益增多。仪凤二年（677），吐蕃派使者前来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爱女心切的高宗与武后不忍爱女嫁到远方，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她入住，至永隆二年（681），太平公主才下嫁城阳公主的二儿子薛绍。

    笔者通过翻阅相关历史文献发现，在此后的两百多年，至少有12位公主与太平公主一样成为女冠，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有充分的政治原因，但也与当时道教兴盛密切相关。上元元年（674），高宗与武后接受了“天皇”、“天后”的称号，道士散布的谶纬经文是此次事件的前奏。“天皇”这一说法在诸如《三皇文》等早期道教经典中已出现，而在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信念里，“天皇”是早期中国历史上原始领袖中最首要、最神圣的一位。上元元年（674），“天皇”这一新的称号被接受，至此，高宗和武后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道教，而此前备受推崇的佛事活动则受到了冷落。

    上元元年（674）后期，武后鼓励全国上下学习《道德经》，至仪凤三年（678），《道德经》已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此后，高宗与武后作出了进一步鼓励学习《庄子》、移居嵩山、将管理道士的机构改为“宗正寺”等举措，道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制度上得到了承认。调露元年（679），高宗与武后再次前往嵩岳面晤唐代知名道士潘师正，并下旨将一座道观改为宫殿，即“奉天宫”。现存《道藏》中存有一篇《道门经法相承次序》的道经，正是高宗与潘师正有关道教的对话记录。在高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将年号更换为“弘道”，还下诏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唐高宗利用道教抬高皇族地位，根本目的在于扶植一股拥护李唐的社会力量，维护李唐统治不动摇。

    二、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高宗执政期间，武则天也是当时崇老尊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倡导者，频繁制造老君“显圣”的神话、亲临老君故里、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在科举考试中加试《道德经》等一系列事件中均有当时为皇后的武则天的参与。事实上，从唐高宗的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我们也可看出武则天对道教的推崇以及当时统治者对皇族、国家及宗教利益的充分考虑，因为高宗的谥号在前文提及的《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正是老子的神号。

    武则天为什么会极力推崇道教呢？这与道教给予女性一定地位有关。众所周知，男权统治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关，而佛教所崇拜的主神无一例外也全都是男性的形象，因而这些宗教思想不可能为武则天日后的掌权提供可行的理论支撑。

    相较而言，崇拜诸多神明的道教吸收了远古信仰中的女性崇拜，如我们后人也熟知的对西王母的崇拜，道派茅山上清派的第一代宗师魏华存也正是一名女性。调露二年（680），武则天指派大学士崔融作《启母庙碑》，以纪念变成山中大石的夏启之母，这也是中华传统中受儒家影响较少的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

    弘道元年（683）春，皇家祭祀嵩岳时的神灵被平等地分为男神与女神，女神中包括启母和西王母。高宗驾崩后，道教女仙的地位优势日益突出，文明元年（684），武则天宣称老子之母也应与老子一样有一个尊号，于是将其尊为“先天太后”，并在老君庙所敬立尊像。此后，声称武则天为茅山派女仙紫薇夫人转世的谶语开始流传，垂拱四年（688），操纵朝政的武则天正式认可了“圣母圣皇”这个尊号，而这个称号在早些年曾专指老子之母。

    载初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此时佛教的地位在道教至上，但道教仍造作谶纬来肯定神权对其执政的支持。同她的丈夫唐高宗一样，武则天在晚年逐渐转向追求长生成仙，嵩山则一直在武则天宗教生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垂拱四年（688）以及天册万岁二年（696），武则天均于嵩山上举行了祭天仪式，并分别于久视元年（700）和大足元年（701）在嵩山修建的居所中逗留居住，有学者指出，频繁涉及嵩山也许可以利用道教中突出的大化流行、循环往复的宗教观念有关。

    结束语：本文从宗教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道教与政治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道教之所以在高、武时期得到初步兴盛，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而对道教进行了积极扶植与竭力尊崇。

    参考文献

    [1]巴雷特，曾维加.唐朝道教研究——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J].宗教学研究，2010，02：28-33.

    [2]崔正森.武则天与佛教[J].五台山研究，2012，03：29-40.

    [3]李哲.论唐朝尊崇老子与道教的原因及举措[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6）：58-6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