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与民主”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张力伟 杨修
〔摘要〕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社区治理；包容与民主；协商民主；沟通；差异性团结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86-06
引 言
社区稳定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从微观上看，社区治理也是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精细化、层次化的基本要求；从宏观上看，社区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历史角度看，社区的概念源于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指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等基础上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其中的生活是亲密的、单纯的。在共同体内，彼此之间的相互性是人际的主要特征。而社会在滕尼斯眼中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与社会用“机械的团结”与“有机的团结”相区分，前者表达依靠情感与信仰维系的统一体，后者表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
就现代社会而言，社区的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入，共同体与社区的概念逐渐分离，折射出社区的共同性特征与地域性特征之间的割裂。社区作为一种共同体意义的存在已经逐渐被抽离，更多关涉行政意义上的区划。现代世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使社区的规范意义逐渐被实证意义的浓墨所遮蔽，“共同体”成为了想象中的色彩。关照现实，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带来的“社区碎片化”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最大瓶颈。所谓“社区碎片化”，指的是由共识的难以形成以及利益诉求整合机制缺失导致，主要体现在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共同碎片化[2]。那么，伴随而来的社区能力弱化是地域性特征压倒共同性特征的内在原因。赵小平、陶传进用“社区的失去”来概括社区的现代弊病，即一个地域范围的人们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人际距离却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越发疏远[3]（2）。
无论是“社区碎片化”抑或“社区的失去”，这些社会事实都指向了社会资本衰落的进程。按照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概念，社会资本指代互惠的规范与参与的网络[4]（216）。社会资本对于公民合作、社会稳定、民主制度的型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被大量的经验研究所证实。例如，现有研究佐证，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5]。结合现实，伴随着现代社会关系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替代，利益多元化所加剧的社会各类矛盾所构成的新挑战制约了社会前进的动力。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仍然属于权力主导的模式，国家在基层治理中仍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其他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由此，现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畸形、社区内部的矛盾与个人生活的原子化同社区碎片化相互影响、相互构成，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社区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还使利益冲突自我强化。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重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如何通过一种创新的治理手段帮助社区治理突破藩篱，在挽救社区不断失落的同时使社区逐渐向传统的“共同善”回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美国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差异政治的主要倡导者艾丽斯·杨在其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弥合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所存在的裂痕提供启示。书中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一种包容的、公共的政治生态，旨在尊重差异、发扬理性、倡导沟通。针对目前城市社区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包容与民主”理论在规范意义上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创新社区治理手段：以协商民主模式取代聚合民主模式，倡导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有效沟通以及培育社区的差异性团结。
一、 协商民主：取代聚合式民主的新模式
杨对于协商民主本文所阐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源自西方的概念，同中国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存在差异。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词汇的翻译，学术界也倾向于使用“审议民主”，但由于“协商民主”的使用更为普遍，本文仍然采取“协商民主”这一译法，特此说明。的颂扬建立于对聚合式民主的批判。所谓聚合式民主，即公民在选择公共官员与政策的活动中偏好聚合的过程[6]（22）。简言之，这是一种最基本意义上的投票民主。杨认为聚合式民主至少存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聚合式民主忽视了偏好的来源，因此难以区分偏好的性质与价值；其次，协调与合作在聚合式民主中很难体现；再次，聚合的结果可能并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其缺少审慎地推理与论证；最后，聚合式民主怀疑普遍意义上的正义与善的观念。与聚合式民主相对，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平等性、合理性与公共性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聚合式民主的弊端。诉诸具体，杨的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所有受到其影响的人都被包含在决策过程之中，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利益与观点，从而使决策尽可能地照顾到每一个人；决策过程中的人处在一种平等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处于一种强制与威胁的位置上；参与者以理性的思维与开放的心态作为参与的素质，乐于倾听，善于分析，避免快速且武断地做出判断；有利于促成一个相互承认的公共群体，在公共群体中，人们通过相互问责来提高交流的质量，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另外，杨还用交互性的视角（interactive aspect）这一术语来概括协商模式的包容性，即政治行动者在表达利益与偏好的同时还能够就由具有包容性平等所构成的环境中如何平衡这些利益与偏好的问题彼此接洽[6]（31）。这旨在说明个体在表达自身偏好时所占据的立场是立足自身偏好的同时兼顾他者的利益诉求。换言之，交互性的视角之所以是“交互”的，就在于其强调人际之间与不同偏好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嵌植于平等的环境中，反过来还能够强化平等环境所构成的结构。这个问题上，交互性的视角与杨假定的政治体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杨认为，人们为了继续从事他们的个人事务和彼此共同生活的集体事业，存在着集体必须面对的各种差异、冲突与问题。政治体的治理依靠共同的规则制定与协商程序[6]（33），对政治体的公正以及共同性起到建构与维系作用的紐带也是彼此之间的集体关系与协商程序。政治体内，纵然个体对他者利益的诠释抱以疑惑，但是个体的立场并不在于消灭抑或同化他者的偏好，而是在共同的事务下实现彼此之间的利益沟通，进而达致和谐的稳态。
借用杨的概念，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类似于政治体的存在。社区的事务与社区居民休戚相关，社区的公共事务有赖于居民的参与。就参与的优点来看，“参与的民主可以有许多有益的结果，其主要功能不仅是为了保护和稳定社区，而且能够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与行动的力量”，[7]（45）由此看来，社区参与不仅体现了民主的原则，还能够使社区达致一种善治的结构并且发展个人的能力。但就现实而言，参与的模式会影响到参与的效果，将协商作为参与的有效方式会提高决策的质量。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紧密相关。例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共同组成了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还是自治型与合作型的社区，社区事务的决策均依赖于社区组织的互动。但由于组织地位的差异以及参与制度的缺陷，社区服务始终难以实现优化。决策的独断与对多元意见的压抑不仅使组织的角色发生错位，也使组织之间以及居民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社区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往往发生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恶语相向甚至武力对抗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的常态。例如，社区的物业费往往是双方冲突的焦点。用民主的方式消弭冲突通常被认为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遵循严格的民主程序决定他们的共同事务”，[8]（211）具体的程序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根据授权代表业主行使小区物业管理权并接受业主监督，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委员会雇佣的企业为小区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这种制度设计虽然为多方的行动提供了规导框架，但实际上忽略了冲突的复杂性，并且简单的程序性民主规则并不会调节多方的矛盾，反而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过聚合模式强化了利益的分化，导致矛盾更加激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是一种支配原则，这很难被称为是民主的过程，导致的结果是可能加深服从者的怨恨，从而制造出新的冲突。
一种良好的协商民主模式也许可以打破这种循环。协商民主虽然同样缘于冲突，但取向于共识。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中，各方只有站在对共同事务的基本共识上才能够为下一步寻求解决问题和分歧提供基础。因此，事务的决策不在于民主多数主义理念，而在于各方能够坦诚相见，以理性和理由去阐述观点，说服对方，最终获得各方合意的解决方式。前文谈到，社区事务关涉到每一位居民的利益，同时也是服务方——物业公司利益的来源，对多方利益的满足需要利益的平衡，利益的平衡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程序。这种程序应建立在平等的环境之中，因为在社会不平等的环境中，那种关于共同善或者普遍利益的观念可能会被用来作为一种排斥的手段[6]（53）。从杨的观点出发，社区内部的协商民主至少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础性条件：协商各方地位的平等，一种理性与审慎的态度以及能够包容各种观点表达的环境。需要指出，协商民主对比聚合式民主的优势纵然得到了杨的肯定性论述与赞同，但杨依旧对协商民主内部存在的张力提出了批评，例如协商民主程序也可能会使某些观点无法表达出来，分歧与冲突依旧会出现在一种结构良好的协商民主框架内。如何尽可能地规避协商民主内部带来的矛盾？杨提出了包容性政治沟通的理念，这是下一个部分重点探讨的问题。
二、 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拒绝排斥，鼓励包容
协商民主依赖协商主体之间的讨论。可以说，讨论是协商民主程序内做出集体决策之前的必要步骤。有学者指出，与不借助任何讨论而简单地进行投票相比，在达成决议之前进行相关的讨论至少有六种优势可以作为其支持理由。从社区治理的维度看，减少或可服有限理性带来的影响；有助于产生在该群体看来是合法的最终决议，以便加强该群体的团结或促进该决议的可靠实施是支持在社区治理中纳入协商模式的优势。
杨在研究讨论的研究中发现了排斥现象，她将排斥区分为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两种。其中外部排斥指本应当被包括进来的群体或个人被排除在讨论议程之外，内部排斥指在讨论或决策制定中，一些人缺乏有效的机会去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这可能由于某种特殊表达风格对普通表达风格的压制。杨引用了“延异（defferend）”这个术语来说明内部排斥引发的不正义，即两种话语模式所致的沟通障碍：当个体不能用有效的措辞来表达某种不正义的主张时，一种根本性的不正义可能会出现[6]（45-46）。杨的包容性沟通理论主要针对内部排斥，她列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沟通模式的清单：问候、修辞与叙述。她认为，这些模式的有效运用将会减少内部排斥。
所谓问候（杨还称之为公开承认）是指某种主体直接承认他人的主体性而增进信任的沟通方式。杨把问候这种礼仪转变为一种互动中应持的政治姿态并加以符号化，旨在将问候作为不同个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的基础手段。问候试图做出如下承诺，当个体向其他人表达问候的时候，便表示了对对方的承认，即通过问候的过程使对方在自身视域之内转变为一个可以与之进行讨论的存在。当然，杨也承认讨论者可能不会尊重那些他们曾经承认或者问候的人，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杨认为在没有那种问候场合的情况下，任何讨论都根本不可能发生[6]（76）。在对修辞运用的探讨中，杨罗列了使用修辞的三种积极作用：其一，有助于在协商议程中达成某项决议。这事实上表明了修辞的吸引功能，即修辞使表达更具特色或者富有激情，使听众能够聚焦到这一项议题当中。其二，修辞可以塑造各项主张与论点，即修辞能够表达出适合于特殊语境与听众的方式，构建出自己的立场与信息。其三，修辞激起了从理由到判断的转变。这一点强调了使用修辞来陈述一项论点可以引发听众的思考，进而激发听众对这项论点的判断[6]（83-86）。简言之，修辞的作用在于对自身表达的语义的修饰来促使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懂得其言说的主张，达到一种不同话语模式相互兼容与理解的状态，从而提高沟通质量。叙述则是一种类似于“讲故事”的表达方式，使处在不同情境中的人能够更加详细与平实地传递自身的观点。具体的故事提供了对需要、问题与结果的丰富表述，可以使政治判断脱离抽象的情境，加深听众对表达者观点的理解与认同。对于表达者来说，叙述赋予了其所表达的观点以“意义”。倘若我们作为听众，叙述的表达方式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使“我们将他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来加以构想，想象自己依据这个构想而采取行动的过程”。[9]（156）楊之所以认为包容性政治沟通是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在于其否认了各种特殊主张或论点的表述方式的优先权：每个人表达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平等的，所获得关注也不应存在差别。
无论在社区组织内部还是社区组织之间，良好的沟通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甚至规避冲突。社区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存在差异，拥有的各类资源也必然不同。虽然社区居民在社区事务上所认同的利益可能趋同，但是利益的表达以及获取利益的方式也许大相径庭。居民之间教育背景、年龄、性别与职业等方面的差别都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话语模式，沟通中彼此的不理解与不认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延异情形的出现。从事实层面看，业主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居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之前，必须要在内部达成一致。鉴于居民不同的身份与背景，在某些情况下，业主之间以及业主委员会内部的决策亦会引发冲突。利益的不同需要通过理性协商的方式解决，而表达方式的差异则需要包容性的沟通方式加以弥合。杨认为，在政治沟通的现实情境中，人们有时候之所以会拒绝各项主张与论点，其原因不在于那些主张与论点所具有的各种理性方面的是非曲直，而在于人们不喜欢它们的表达方式[6]（87）。在组织与组织的沟通中，这种模式同样适用。
包容性的政治沟通的另一个优势为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培育。现代意义上社区失去的重要表现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分化，使得作为共同体的社区丧失了应有的相互依赖的温馨。包容性的政治沟通创设了一种相互承认与紧密联系的环境，社区居民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他人建立了基本的联系，通过包容性的政治沟通使这种联系更加紧密，并且在彼此的交流中加深了理解，使本来原子式的个人组成了一个互惠合作的网络。这种环境将促进信任与增进团结，最终使社会资本得以发育壮大。社会资本培育作为社区治理优化的有效基础，从实质意义上讲就是重构“熟人社会”，提高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可以设想，如果社区居民能够形成互动、互信、互助的机制，那么，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障碍就应该可以克服，以‘共管共治、‘民主治理为核心的治理创新制度就找到了新的需求”。[10]
三、 差异性团结：尊重个体的包容机制
社会差异导致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中身处不同位置的个体通过互动与行动实现了结构的再生产，例如经济领域中的阶级。社会分层被认为是社会稳定与社会内在紧张的原因，这体现在冲突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分层认识的分歧上。虽然劳动分工使社会差异成为必然现象，但差异固化会使社会陷入僵化并引发冲突。杨对因身份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政治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她认为差异政治不仅破坏了共同善，还消解了民族认同与阶级团结。由此她提出了“差异性的团结”，用以做出下述承诺，即反对排斥，同时注重培育个人自由。差异性团结的理念承认，无论各种群体是否乐意，他们仍然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是处在一系列的由结构性的相互依赖所构成的关系与问题中的，这些关系与问题也就使他们产生了正义的义务[6]（244-245）。
杨列举了美国与欧洲社会中的隔离现象：种族差别、阶级差别导致的聚集居住促成了一片片隔离区的出现。杨认为隔离是一种明显的排斥，它不公正地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再生产出各种有特权阶级、处于不利地位者组成的结构且对这些特权阶层加以掩盖，并妨碍了政治沟通[6]（253-260）。根据隔离这种排斥现象，差异性团结至少从两个维度对隔离进行修正。首先，差异性团结承认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等方面的不共享而导致的社会距离；其次，差异性团结致力于构建一种包容与尊重的价值，使差异的个人在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中彼此交往，增进团结。差异性团结的正当之处在于其承认社会群体的差异，尊重宗教上、文化上或者其他类型的群体的结合，但差异性团结要求群体之间互相包容与开放，而不是排斥。由此，差异性团结并不经由同化来促进群体的结合，而是在尊重自由的基础上使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和谐共处。作為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组成要素，差异性团结并不要求政治体的成员相互认同，而是仅仅要求这些在此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人确认他们会向那些具有不同境况与密切联系的人开放，并且与他们接洽[6]（277）。差异性团结的积极作用也可从角色与地位之间关系的意义来解释，“只有当地位或多或少的被人接受并且有机地融入公认的价值体系之中时，群体的存在及其凝聚力才能够得到维持，这也意味着角色与地位之间的某种内聚力”[11]（87）。杨对于差异性团结的阐述拟使政治体向泰勒式共同体的方向转变。
前文谈到，社区居民的身份是多元的，因此差异性团结的原则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居民与组织的多维互动中，差异性团结可以改变市场背景下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取向，变排斥为包容，化冷漠为温馨，使地方性社会网络建立在团结与包容的价值之上，以化解社区冲突，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除却规范层面的理论陈述，杨结合差异性团结的特点对区域性的治理进行了简单的制度设计，她谈到了地方政府的自决模式以及一个能够协调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杨对自决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摒弃利己主义，政策的制定不能带有排斥性，积极倡导公民参与。“第三方”的存在主要是调节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比如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到其他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区域，那么就需要一个跨政府的机构来调节矛盾。如果将杨制度设计中的治理场域变为社区，将治理主体替换为社区内部的各种组织，这种制度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也许是可行的。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基本是横向关系：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公司根据自身的职能对社区内部事务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在社区内部，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构成了社区冲突的主体。冲突出现时，作为斡旋者的第三方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冲突集中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这时，居委会可以作为第三方出现。因为居委会是基层自治制度的承担者，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居委会是具有政府权威的非政府组织，其作为调解方具有一定的效力。在业委会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上，两者的冲突更多体现在权责方面与地位界定的模糊。这时的第三方可以设定为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因为居委会虽然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街道办事处同居委会之间依然存在着指导甚至领导的关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协调划分两委权责，界定角色关系方面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四、 讨论与展望
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从三个方面对重塑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现代社区共同体提供了借鉴。从本质上看，杨的理论聚焦于冲突的化解、合作的培育以及参与的构建，核心是打造一个彼此差异又能和谐生活的现代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包容与民主”理论是“使社区运转起来”的重要手段，杨所提供的协商民主理论、政治沟通模式与差异性团结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到社区内部的日常审议与交往之中，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植与社区团结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为我国摆脱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一种了可能的思路，为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种价值层面的指导，为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塑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应该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营造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模式，实现多元主体的有序參与与决策协商，最终达到理想的“共治”状态。
然而，本文借鉴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来重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事实上隐含了一个逻辑前提，即假定了社区内部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在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中，社区自治、社会资本培育、社区人际网络建设以及共同体再造是殊途同归的研究结果。笔者看来，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不仅能够体现这些成果背后蕴藏的学理价值，还使规范的理论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相契合，从交往与互动的形式中重新建构民主的实质价值。抛却杨的理论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谈，从实际出发，我国城市社区地位的模糊，良好的社区治理基础的缺失，社区内部组织之间以及这些组织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论上明晰，不同形式社区的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所以，杨的理论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用局限显而易见。纵然应用在一种组织结构相对完整的社区，其效能也需要经验与实证的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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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社会学十大概念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M]. 杨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社区治理；包容与民主；协商民主；沟通；差异性团结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86-06
引 言
社区稳定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从微观上看，社区治理也是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精细化、层次化的基本要求；从宏观上看，社区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历史角度看，社区的概念源于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指建立在血缘、邻里关系等基础上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其中的生活是亲密的、单纯的。在共同体内，彼此之间的相互性是人际的主要特征。而社会在滕尼斯眼中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与社会用“机械的团结”与“有机的团结”相区分，前者表达依靠情感与信仰维系的统一体，后者表示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
就现代社会而言，社区的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入，共同体与社区的概念逐渐分离，折射出社区的共同性特征与地域性特征之间的割裂。社区作为一种共同体意义的存在已经逐渐被抽离，更多关涉行政意义上的区划。现代世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使社区的规范意义逐渐被实证意义的浓墨所遮蔽，“共同体”成为了想象中的色彩。关照现实，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带来的“社区碎片化”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最大瓶颈。所谓“社区碎片化”，指的是由共识的难以形成以及利益诉求整合机制缺失导致，主要体现在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共同碎片化[2]。那么，伴随而来的社区能力弱化是地域性特征压倒共同性特征的内在原因。赵小平、陶传进用“社区的失去”来概括社区的现代弊病，即一个地域范围的人们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人际距离却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越发疏远[3]（2）。
无论是“社区碎片化”抑或“社区的失去”，这些社会事实都指向了社会资本衰落的进程。按照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概念，社会资本指代互惠的规范与参与的网络[4]（216）。社会资本对于公民合作、社会稳定、民主制度的型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被大量的经验研究所证实。例如，现有研究佐证，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5]。结合现实，伴随着现代社会关系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替代，利益多元化所加剧的社会各类矛盾所构成的新挑战制约了社会前进的动力。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仍然属于权力主导的模式，国家在基层治理中仍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其他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由此，现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畸形、社区内部的矛盾与个人生活的原子化同社区碎片化相互影响、相互构成，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社区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还使利益冲突自我强化。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重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如何通过一种创新的治理手段帮助社区治理突破藩篱，在挽救社区不断失落的同时使社区逐渐向传统的“共同善”回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美国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差异政治的主要倡导者艾丽斯·杨在其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弥合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所存在的裂痕提供启示。书中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一种包容的、公共的政治生态，旨在尊重差异、发扬理性、倡导沟通。针对目前城市社区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包容与民主”理论在规范意义上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创新社区治理手段：以协商民主模式取代聚合民主模式，倡导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有效沟通以及培育社区的差异性团结。
一、 协商民主：取代聚合式民主的新模式
杨对于协商民主本文所阐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源自西方的概念，同中国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存在差异。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词汇的翻译，学术界也倾向于使用“审议民主”，但由于“协商民主”的使用更为普遍，本文仍然采取“协商民主”这一译法，特此说明。的颂扬建立于对聚合式民主的批判。所谓聚合式民主，即公民在选择公共官员与政策的活动中偏好聚合的过程[6]（22）。简言之，这是一种最基本意义上的投票民主。杨认为聚合式民主至少存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聚合式民主忽视了偏好的来源，因此难以区分偏好的性质与价值；其次，协调与合作在聚合式民主中很难体现；再次，聚合的结果可能并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其缺少审慎地推理与论证；最后，聚合式民主怀疑普遍意义上的正义与善的观念。与聚合式民主相对，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平等性、合理性与公共性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聚合式民主的弊端。诉诸具体，杨的协商民主理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所有受到其影响的人都被包含在决策过程之中，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利益与观点，从而使决策尽可能地照顾到每一个人；决策过程中的人处在一种平等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处于一种强制与威胁的位置上；参与者以理性的思维与开放的心态作为参与的素质，乐于倾听，善于分析，避免快速且武断地做出判断；有利于促成一个相互承认的公共群体，在公共群体中，人们通过相互问责来提高交流的质量，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另外，杨还用交互性的视角（interactive aspect）这一术语来概括协商模式的包容性，即政治行动者在表达利益与偏好的同时还能够就由具有包容性平等所构成的环境中如何平衡这些利益与偏好的问题彼此接洽[6]（31）。这旨在说明个体在表达自身偏好时所占据的立场是立足自身偏好的同时兼顾他者的利益诉求。换言之，交互性的视角之所以是“交互”的，就在于其强调人际之间与不同偏好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嵌植于平等的环境中，反过来还能够强化平等环境所构成的结构。这个问题上，交互性的视角与杨假定的政治体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杨认为，人们为了继续从事他们的个人事务和彼此共同生活的集体事业，存在着集体必须面对的各种差异、冲突与问题。政治体的治理依靠共同的规则制定与协商程序[6]（33），对政治体的公正以及共同性起到建构与维系作用的紐带也是彼此之间的集体关系与协商程序。政治体内，纵然个体对他者利益的诠释抱以疑惑，但是个体的立场并不在于消灭抑或同化他者的偏好，而是在共同的事务下实现彼此之间的利益沟通，进而达致和谐的稳态。
借用杨的概念，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类似于政治体的存在。社区的事务与社区居民休戚相关，社区的公共事务有赖于居民的参与。就参与的优点来看，“参与的民主可以有许多有益的结果，其主要功能不仅是为了保护和稳定社区，而且能够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与行动的力量”，[7]（45）由此看来，社区参与不仅体现了民主的原则，还能够使社区达致一种善治的结构并且发展个人的能力。但就现实而言，参与的模式会影响到参与的效果，将协商作为参与的有效方式会提高决策的质量。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紧密相关。例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共同组成了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还是自治型与合作型的社区，社区事务的决策均依赖于社区组织的互动。但由于组织地位的差异以及参与制度的缺陷，社区服务始终难以实现优化。决策的独断与对多元意见的压抑不仅使组织的角色发生错位，也使组织之间以及居民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社区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往往发生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恶语相向甚至武力对抗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的常态。例如，社区的物业费往往是双方冲突的焦点。用民主的方式消弭冲突通常被认为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遵循严格的民主程序决定他们的共同事务”，[8]（211）具体的程序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根据授权代表业主行使小区物业管理权并接受业主监督，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委员会雇佣的企业为小区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这种制度设计虽然为多方的行动提供了规导框架，但实际上忽略了冲突的复杂性，并且简单的程序性民主规则并不会调节多方的矛盾，反而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过聚合模式强化了利益的分化，导致矛盾更加激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是一种支配原则，这很难被称为是民主的过程，导致的结果是可能加深服从者的怨恨，从而制造出新的冲突。
一种良好的协商民主模式也许可以打破这种循环。协商民主虽然同样缘于冲突，但取向于共识。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中，各方只有站在对共同事务的基本共识上才能够为下一步寻求解决问题和分歧提供基础。因此，事务的决策不在于民主多数主义理念，而在于各方能够坦诚相见，以理性和理由去阐述观点，说服对方，最终获得各方合意的解决方式。前文谈到，社区事务关涉到每一位居民的利益，同时也是服务方——物业公司利益的来源，对多方利益的满足需要利益的平衡，利益的平衡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程序。这种程序应建立在平等的环境之中，因为在社会不平等的环境中，那种关于共同善或者普遍利益的观念可能会被用来作为一种排斥的手段[6]（53）。从杨的观点出发，社区内部的协商民主至少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础性条件：协商各方地位的平等，一种理性与审慎的态度以及能够包容各种观点表达的环境。需要指出，协商民主对比聚合式民主的优势纵然得到了杨的肯定性论述与赞同，但杨依旧对协商民主内部存在的张力提出了批评，例如协商民主程序也可能会使某些观点无法表达出来，分歧与冲突依旧会出现在一种结构良好的协商民主框架内。如何尽可能地规避协商民主内部带来的矛盾？杨提出了包容性政治沟通的理念，这是下一个部分重点探讨的问题。
二、 包容性的政治沟通：拒绝排斥，鼓励包容
协商民主依赖协商主体之间的讨论。可以说，讨论是协商民主程序内做出集体决策之前的必要步骤。有学者指出，与不借助任何讨论而简单地进行投票相比，在达成决议之前进行相关的讨论至少有六种优势可以作为其支持理由。从社区治理的维度看，减少或可服有限理性带来的影响；有助于产生在该群体看来是合法的最终决议，以便加强该群体的团结或促进该决议的可靠实施是支持在社区治理中纳入协商模式的优势。
杨在研究讨论的研究中发现了排斥现象，她将排斥区分为外部排斥与内部排斥两种。其中外部排斥指本应当被包括进来的群体或个人被排除在讨论议程之外，内部排斥指在讨论或决策制定中，一些人缺乏有效的机会去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这可能由于某种特殊表达风格对普通表达风格的压制。杨引用了“延异（defferend）”这个术语来说明内部排斥引发的不正义，即两种话语模式所致的沟通障碍：当个体不能用有效的措辞来表达某种不正义的主张时，一种根本性的不正义可能会出现[6]（45-46）。杨的包容性沟通理论主要针对内部排斥，她列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沟通模式的清单：问候、修辞与叙述。她认为，这些模式的有效运用将会减少内部排斥。
所谓问候（杨还称之为公开承认）是指某种主体直接承认他人的主体性而增进信任的沟通方式。杨把问候这种礼仪转变为一种互动中应持的政治姿态并加以符号化，旨在将问候作为不同个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的基础手段。问候试图做出如下承诺，当个体向其他人表达问候的时候，便表示了对对方的承认，即通过问候的过程使对方在自身视域之内转变为一个可以与之进行讨论的存在。当然，杨也承认讨论者可能不会尊重那些他们曾经承认或者问候的人，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杨认为在没有那种问候场合的情况下，任何讨论都根本不可能发生[6]（76）。在对修辞运用的探讨中，杨罗列了使用修辞的三种积极作用：其一，有助于在协商议程中达成某项决议。这事实上表明了修辞的吸引功能，即修辞使表达更具特色或者富有激情，使听众能够聚焦到这一项议题当中。其二，修辞可以塑造各项主张与论点，即修辞能够表达出适合于特殊语境与听众的方式，构建出自己的立场与信息。其三，修辞激起了从理由到判断的转变。这一点强调了使用修辞来陈述一项论点可以引发听众的思考，进而激发听众对这项论点的判断[6]（83-86）。简言之，修辞的作用在于对自身表达的语义的修饰来促使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懂得其言说的主张，达到一种不同话语模式相互兼容与理解的状态，从而提高沟通质量。叙述则是一种类似于“讲故事”的表达方式，使处在不同情境中的人能够更加详细与平实地传递自身的观点。具体的故事提供了对需要、问题与结果的丰富表述，可以使政治判断脱离抽象的情境，加深听众对表达者观点的理解与认同。对于表达者来说，叙述赋予了其所表达的观点以“意义”。倘若我们作为听众，叙述的表达方式在理想状态下可以使“我们将他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来加以构想，想象自己依据这个构想而采取行动的过程”。[9]（156）楊之所以认为包容性政治沟通是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在于其否认了各种特殊主张或论点的表述方式的优先权：每个人表达内容的重要性都是平等的，所获得关注也不应存在差别。
无论在社区组织内部还是社区组织之间，良好的沟通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甚至规避冲突。社区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存在差异，拥有的各类资源也必然不同。虽然社区居民在社区事务上所认同的利益可能趋同，但是利益的表达以及获取利益的方式也许大相径庭。居民之间教育背景、年龄、性别与职业等方面的差别都会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话语模式，沟通中彼此的不理解与不认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延异情形的出现。从事实层面看，业主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居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之前，必须要在内部达成一致。鉴于居民不同的身份与背景，在某些情况下，业主之间以及业主委员会内部的决策亦会引发冲突。利益的不同需要通过理性协商的方式解决，而表达方式的差异则需要包容性的沟通方式加以弥合。杨认为，在政治沟通的现实情境中，人们有时候之所以会拒绝各项主张与论点，其原因不在于那些主张与论点所具有的各种理性方面的是非曲直，而在于人们不喜欢它们的表达方式[6]（87）。在组织与组织的沟通中，这种模式同样适用。
包容性的政治沟通的另一个优势为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培育。现代意义上社区失去的重要表现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分化，使得作为共同体的社区丧失了应有的相互依赖的温馨。包容性的政治沟通创设了一种相互承认与紧密联系的环境，社区居民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他人建立了基本的联系，通过包容性的政治沟通使这种联系更加紧密，并且在彼此的交流中加深了理解，使本来原子式的个人组成了一个互惠合作的网络。这种环境将促进信任与增进团结，最终使社会资本得以发育壮大。社会资本培育作为社区治理优化的有效基础，从实质意义上讲就是重构“熟人社会”，提高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可以设想，如果社区居民能够形成互动、互信、互助的机制，那么，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障碍就应该可以克服，以‘共管共治、‘民主治理为核心的治理创新制度就找到了新的需求”。[10]
三、 差异性团结：尊重个体的包容机制
社会差异导致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中身处不同位置的个体通过互动与行动实现了结构的再生产，例如经济领域中的阶级。社会分层被认为是社会稳定与社会内在紧张的原因，这体现在冲突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分层认识的分歧上。虽然劳动分工使社会差异成为必然现象，但差异固化会使社会陷入僵化并引发冲突。杨对因身份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政治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她认为差异政治不仅破坏了共同善，还消解了民族认同与阶级团结。由此她提出了“差异性的团结”，用以做出下述承诺，即反对排斥，同时注重培育个人自由。差异性团结的理念承认，无论各种群体是否乐意，他们仍然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是处在一系列的由结构性的相互依赖所构成的关系与问题中的，这些关系与问题也就使他们产生了正义的义务[6]（244-245）。
杨列举了美国与欧洲社会中的隔离现象：种族差别、阶级差别导致的聚集居住促成了一片片隔离区的出现。杨认为隔离是一种明显的排斥，它不公正地限制了人们的选择，再生产出各种有特权阶级、处于不利地位者组成的结构且对这些特权阶层加以掩盖，并妨碍了政治沟通[6]（253-260）。根据隔离这种排斥现象，差异性团结至少从两个维度对隔离进行修正。首先，差异性团结承认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等方面的不共享而导致的社会距离；其次，差异性团结致力于构建一种包容与尊重的价值，使差异的个人在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中彼此交往，增进团结。差异性团结的正当之处在于其承认社会群体的差异，尊重宗教上、文化上或者其他类型的群体的结合，但差异性团结要求群体之间互相包容与开放，而不是排斥。由此，差异性团结并不经由同化来促进群体的结合，而是在尊重自由的基础上使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和谐共处。作為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组成要素，差异性团结并不要求政治体的成员相互认同，而是仅仅要求这些在此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人确认他们会向那些具有不同境况与密切联系的人开放，并且与他们接洽[6]（277）。差异性团结的积极作用也可从角色与地位之间关系的意义来解释，“只有当地位或多或少的被人接受并且有机地融入公认的价值体系之中时，群体的存在及其凝聚力才能够得到维持，这也意味着角色与地位之间的某种内聚力”[11]（87）。杨对于差异性团结的阐述拟使政治体向泰勒式共同体的方向转变。
前文谈到，社区居民的身份是多元的，因此差异性团结的原则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居民与组织的多维互动中，差异性团结可以改变市场背景下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取向，变排斥为包容，化冷漠为温馨，使地方性社会网络建立在团结与包容的价值之上，以化解社区冲突，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除却规范层面的理论陈述，杨结合差异性团结的特点对区域性的治理进行了简单的制度设计，她谈到了地方政府的自决模式以及一个能够协调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杨对自决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摒弃利己主义，政策的制定不能带有排斥性，积极倡导公民参与。“第三方”的存在主要是调节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比如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影响到其他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区域，那么就需要一个跨政府的机构来调节矛盾。如果将杨制度设计中的治理场域变为社区，将治理主体替换为社区内部的各种组织，这种制度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也许是可行的。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基本是横向关系：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公司根据自身的职能对社区内部事务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在社区内部，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构成了社区冲突的主体。冲突出现时，作为斡旋者的第三方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冲突集中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这时，居委会可以作为第三方出现。因为居委会是基层自治制度的承担者，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居委会是具有政府权威的非政府组织，其作为调解方具有一定的效力。在业委会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上，两者的冲突更多体现在权责方面与地位界定的模糊。这时的第三方可以设定为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因为居委会虽然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街道办事处同居委会之间依然存在着指导甚至领导的关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协调划分两委权责，界定角色关系方面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四、 讨论与展望
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从三个方面对重塑社区社会资本，构建现代社区共同体提供了借鉴。从本质上看，杨的理论聚焦于冲突的化解、合作的培育以及参与的构建，核心是打造一个彼此差异又能和谐生活的现代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包容与民主”理论是“使社区运转起来”的重要手段，杨所提供的协商民主理论、政治沟通模式与差异性团结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到社区内部的日常审议与交往之中，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植与社区团结的塑造。在一定意义上，《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为我国摆脱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一种了可能的思路，为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种价值层面的指导，为社区治理创新的“路径塑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应该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营造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模式，实现多元主体的有序參与与决策协商，最终达到理想的“共治”状态。
然而，本文借鉴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来重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事实上隐含了一个逻辑前提，即假定了社区内部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在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研究中，社区自治、社会资本培育、社区人际网络建设以及共同体再造是殊途同归的研究结果。笔者看来，杨的包容与民主理论不仅能够体现这些成果背后蕴藏的学理价值，还使规范的理论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相契合，从交往与互动的形式中重新建构民主的实质价值。抛却杨的理论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谈，从实际出发，我国城市社区地位的模糊，良好的社区治理基础的缺失，社区内部组织之间以及这些组织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论上明晰，不同形式社区的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所以，杨的理论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用局限显而易见。纵然应用在一种组织结构相对完整的社区，其效能也需要经验与实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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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