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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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关键词〕江藩；《汉学师承记》；《汪穰卿笔记》；“靖江藩刻本”；《河赋注》
〔中图分类号〕K0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66-08
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著名汉学家，吴派大师惠栋的再传弟子，师事江声、余萧客。他撰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将经学分成汉学和宋学两大派，从而使清代经学源流脉络分明，厘然可考。又仿惠栋《周易述》的体例，著《周易述补》续成完书。又精训诂，善词赋，曾作《河赋》数千言，一时人争传录。另有《尔雅小笺》、《隶经文》、《乐县考》、《炳烛室杂文》等。江藩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已有多部专著及近百篇论文。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文献角度对江藩著述加以校释与研讨；二是从学理层面对江藩学术与文学进行研究。具体又包括江藩生平考证和著作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版本、著述动机、编纂体例与著述风格、价值与评价、学术思想）、《国朝宋学渊源记》与其它著作的研究等方面[1]。其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和《江藩集》三种著作中，基本上搜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江藩的各种记载，正如漆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笺释缘起与后记”中所说的：“我想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的研究方面，以后的学者，可以对拙著正讹纠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但在资料的获取方面，要想有更多新的发现，我想将会是很困难的了。”[2]（1091-1092）漆先生的系列著作于江藩研究（包括文献与学理两个层面）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但其着力点主要在江藩生平及其《汉学师承记》的整理与研究，对江藩的其它著作探究较少。其后高明峰在其专著《江藩研究》中除了考察江藩的生平及交游之外，又将其著作的分为独著、参编、辑校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可补漆著之不足[3]（97-116）。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江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整理与研究上，对江藩的其它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文学成就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其实除了漆先生、高先生等搜集的大宗文献资料之外，尚有一些散见于前人笔记文集之中的关于江藩的零星记载和评论，对我们研究江藩不无裨益。以下就将目前发现的这些资料分成生平与著述两大方面共六个小专题予以探讨。
一、 关于江藩生平的几个问题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向来讲究“知人论世”，江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加上江藩本人经历丰富多彩，因此自清代以来颇为人们所关注，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江藩其人很有价值。下面即以汪康年的一条记载为切入点予以探讨。
（一） 江藩的性格与生活
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随笔，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汪康年（1860-1911），清末维新派思想家。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间进士。张之洞的幕僚。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强，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请梁启超任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創《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办《刍言报》。1911年在天津病故。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汪穰卿笔记》其卷七“杂记”中有一条云：“江藩性极乖谬，其药方皆篆书。一日药铺误给某药，江大怒，率众欲毁其肆。肆中人辩曰：‘实缘方中字有不识者，故致误。江曰：‘药在字前，汝何得不识耶？韩樾堂见其《尔雅小笺》写样本，有某君《跋》，言江盖饿死也。”[4]（20）今人整理的《穰卿随笔》内容包括“杂感”、“漫记”、“志异”、“笑林”、“谈故”、“谐喻”、“人物”、“艺文”共九类。此条题作“江藩谬古”，属于其中的“艺文”类[5]（259）。
关于江藩的性格，还有两则文献可以参看。一是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有一则条云：“甘泉江郑堂藩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所为诗古文辞，豪迈雄俊，卓然可观。尝作《河赋》以匹景纯、元虚《江》、《海》二赋。……郑堂受业于惠氏子弟余君仲林，尽得其传。所著《周易述补》、《尔雅正字》诸书，皆有发明。为人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豪饮好客，至贫其家。”[6]（620）此条又收入《清稗类钞·义侠类》“江郑堂好客斥金”条，文字略有出入[7]（97）。二是《郎潜纪闻》第599则“江郑堂在《儒林》《文苑》《游侠》之间”云：“《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今后世难于位置。”[8]（633）
以上这些文献展示了江藩性格及其生活的多方面形象。作为后世称为“通儒”的扬州学派中的重要一员，江藩绝不是一位只会作《汉学师承记》为“汉学”争正统名分的经师夫子。他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虽然时俗重经师轻文人，能文的经学家也多不愿以文人自居），写得一手好诗词，甚至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袁枚的高度评价。[9]（323）他儒释道三教兼修，性格豪爽，会武术，医卦占卜等等无一不精。他一生浪迹天涯、游走于江湖之间，依附于豪强之门，结交各路经师文人雅士，有侠客的豪情仗义（比如他送端砚一事）。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多才多艺的人，比如江藩擅长烹饪。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记载以江藩命名的一道名菜——“江郑堂十样猪头”，云：“烹饪之技，家庖为最。如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堂十样猪头，汪南溪拌鲟鳇，施胖子梨丝炒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没骨鱼，江文密蛼螯饼，管大骨董汤、鮆鱼糊涂，孔讱庵螃蟹面，文思和尚豆腐，小山和尚马鞍桥，风味皆臻绝胜！”[10]（297）又从他的一些著作的名目，如《蝇须馆杂记》五种（凡《鎗谱》、《叶格》、《茅亭茶话》、《缁流记》、《名优记》共五种）、《端砚记》、《续南方草木状》、《广南禽虫述》、《舟车闻见录》等来考察的话，其内容涉及艺术、技艺、宗教、科学以及各种掌故杂记，由此可见江藩生平阅历之丰富、对生活的热爱和为人多才多艺的一面。
漆永祥先生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九章“《汉学师承记》劄记”第17条“江声之喜篆书”[9]（321）论及江声写书作信皆用篆书。江藩年少时曾跟随江声学习《说文解字》[11]（248）。因此他会篆书不足为奇，以篆书写药方之癖当受其师影响。
江氏家世代行医，在扬州开有药铺。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记载有“天瑞堂药肆在多子街，旌德江氏生业也。”[10]（230）江藩本人亦能医，曾经给善画梅而中暑的童钰“冒热送药”[12]（195），又曾为友人吴鼒治病，吴氏称“时病甚，专服君方”[9]（412）。
笔记中所说的《尔雅小笺》某君《跋》，应该是指汪喜孙跋《尔雅小笺序目》，其文云：“江先生为大兴朱学士（今按：指朱筠）弟子，博览九流，精史学，为人阔达大度，视友朋如姓名，散其家产，结纳满天下，竟以饿死。吁！可悲也。”江藩晚年的境遇甚为凄凉，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二章“江藩生平与学行考”第四“南下广州与晚年之境遇”中考述甚为详细，可为参考[9]（34-36）。
（二） 江藩卒年的考证
江藩生平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一大问题是其具体卒年的考证。这主要是由相关记载存在矛盾引起的。其中，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附录一“江藩年谱新编”之二“本谱”中根据相关文献考证出江藩逝世于道光庚寅十年（1830年），享年七十，而不是閔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所系的道光辛卯十一年。理由有以下四条：
第一，江藩同时人陈逢衡（1778-1848）《汪冬巢寒林独步图》诗序曰：“道光庚寅，江郑堂藩、许楚生珩、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汪子哀之，为作图以寓士衡叹逝之意，不忘旧朋也。呜呼！厚矣。”陈氏此序称江藩卒于“道光庚寅”，这是笔者见到的唯一言之凿凿且有确切记年的证据。
第二，江藩密友黄承吉在其《梦陔堂诗集》卷三十二有《许楚生病没以诗悼挽兼怀亡友胡丙皐》、《李练江猝病而没其子以笺乞挽走笔成诗》与《江郑堂没已数月秋窗坐忆恻然成诗》三首，同时人汪潮生《冬巢诗集》卷四亦有《曩以卜生庵图册乞题于郑堂练江题未成而两君皆殁秋窗展玩怆忆为诗》，由引我们可知江氏同年卒者尚有许珩、李澄二人，可惜此二人之卒年亦不可考。但黄氏此卷诗开卷为《烬后买书》诗，本卷诗中也多次提到家中遭祖龙之祸，而黄氏诗集前道光十二年之自序称原有诗四十卷，“庚寅正月燬于火”。此可证黄氏作三人挽诗之年为庚寅，与陈逢衡诗之时间完全重叠。
第三，师从黄承吉、江藩的仪征人王翼凤《舍是集》卷三有《奉輓凌晓楼曙先生》诗，为凌曙（1775-1829）卒后王氏所作。考凌氏卒于道光九年（1829）。而王诗在卷四有《挽江郑堂藩先生》、《哭李明经澄并序》，卷五有《辛卯正月戏咏扬州土俗四首》等诗。然则从王氏诗之卷三、卷四、卷五，可明显看出是按道光九年（己丑）、十年（庚寅）、十一年（辛卯）次序来排编的。此亦足证挽江、李二诗为作于庚寅（十年），与陈、黄二氏之所述亦相吻合。
第四，江藩自道光九年命族姪顺铭等刻成《节甫老人杂著》后，我们就再寻觅不到他存世的一点踪影，尤其在道光十年、十一年，我们也找不到有事可隶，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江氏是卒文稿于道光十年[9]（36-38）。
以下结合相关文献原典逐条考察一下漆先生书中所举这四条证据：
第一条实际在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的自注中已经引用，并云据此“则当年七十矣。”下云：“包慎伯（今按：指包世臣）‘安吴四种《汪冬巢传》亦云：‘庚寅，君之执友三数人皆以物故，为《寒林独步之图》。附记于此，以竢再考。”[13]（18a-18b）今查包世臣《汪冬巢传》原文是：“……庚寅冬予自删定文稿，乞诸友朝文者，分缮清本，君顾从他友所分去赋与文各一卷，字数累万，呵冻精写，点画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岁，君之执友三数人皆以物故，君嗒然自伤，为《寒林独步之图》。”[14]（附录三16a-17b）
既然这两条都明确指出江藩是死于道光十年庚寅，那为什么闵尔昌不据以系年呢？可以想见的解释是这两条关系太近，都是因同一《寒林独步之图》而起。另外既然陈丙炎的“卒年七十一”之说是直接序于江藩本人的著作之前的，相对于他人的材料似乎更有效力一些。但这里就存在一种危险：张氏此说可能是误记，因为用生卒年份相减来计算年龄多一年少一年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古人是用干支、年号纪年，不像现在直接用公历数字来得直观方便，因此错误的几率更大），肯定不如直接说一个卒年干支来得容易。而庚寅之说经陈逢衡指出，包世臣又加以肯定，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在闵氏看来，两种说法似乎是半斤八两、“未知孰是”，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尽管道光十年之后便没有江藩的任何记载，但闵谱仍然从宽泛一些的江藩寿七十一岁（即道光辛卯十一年卒）之说。
如果以证据的多少来论，那么已经可以认为道光十年之说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因为是有明确纪年的，所以更为可信。而如下述的后面三条证据本身都没有明确纪年，都不能决定十年与十一年之说的必然性，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决定性的效力。
同时由于汪潮生本人死于1832年，且在生前作画悼念江藩等人，因此也决定了江藩必定死于1832年以前。当然这对于解决问题帮助不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证明江藩必定死于1830到1831年之间。
第二条是黄承吉的《梦陔堂诗集》和汪潮生的《冬巢诗集》。经核查原书，确实有漆先生书中所举的悼念江藩、许珩和李澄的诗作。但是黄氏诗集前的自序是这样的：“……曩所作诗多草稿，己丑始录成帙，得四十卷。庚寅正月烬于火，所有别本才十之二。赖梅文学蕴生以旧稿经其晨文索去者乃十之四，萃以乃还。又搜缉他处，益以烬余补缀，及烬后所作集之。得三十四卷，其中颠倒舛缪均所不免，一以时日无从遍忆，一以补葺未尽完善……”[15]（自序1a-1b）《梦陔堂诗集》卷32还有《薛子韵（传均）挽诗》，经查薛传均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因此不能说卷32所悼念之人皆死于同一年。又《梦陔堂诗集》卷33有《为饮泉题寒林独步图，图为叹逝作也。时楚生、郑堂、荦夫、练江，一年俱逝》云：“……猛然一叹人俱逝，犹有荷华路来空。难将友影对春风，销魂只索无人际。剩着萧条一老翁，老翁不是君偏老。我视君身更衰了，屈指君交尽我交。”[15]（4b）所以，黄氏诗集中的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江藩死于道光十年庚寅，因为黄氏序中称己丑（道光九年）已成四十卷，而此时江藩并未死。则此四十卷应该原本无悼念江藩之诗。而庚寅正月此四十卷燬于火，此后经过补缀才得三十四卷，并且在补缀后的第三十二卷出现了江藩的悼诗，这只能证明江藩必定死于道光十年庚寅春天之后到道光壬辰十二年以前（因黄氏自序作于道光十二年），当然也可能是道光辛卯十一年。而且补缀过程中“颠倒舛缪均所不免”，系年的顺序可能有错乱，这样就更加降低了其可信度。
第三条是说王翼凤《舍是集》卷三有《奉挽凌晓楼曙先生》诗，为凌曙（1775-1829）卒后王氏所作。考凌氏卒于道光九年（1829）。而王诗在卷四有《挽江郑堂藩先生》、《哭李明经澄并序》，卷五有《辛卯正月戏咏扬州土俗四首》等诗。因此漆先生指出：“从王氏诗之卷三、卷四、卷五，可明显看出是按道光九年（己丑）、十年（庚寅）、十一年（辛卯）次序来排编的”，进而推断出：“足证挽江、李二诗为作于庚寅（十年），与陈、黄二氏之所述亦相吻合。”果真如此吗？
经核查原书刻本[16]，卷三有《哭薛子韵》，前引黄承吉《梦陔堂诗集》卷32也有《薛子韵（传均）挽诗》，薛传均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符合卷三系于道光九年之说。
卷四有《独游桃花庵题壁》、《清明日同春谷先生泛胡》、《谷雨日忆蕴生斋中牡丹尚早，因用去年刘明经看花二绝原韵戏柬》、《三月晦日》、《春树》、《哭舅氏》、《挽江郑堂藩先生》、《追悼故国子监生仪征李君祖佑并序》、《端午题画钟馗》、《秋夜同熙载蕴生泛湖得孤字》、《哭李明经澄并序》、《中秋不见月即兴成篇》、《寒露日郊外》、《再哭舅氏刘吉愚先生四十韵》、《寒食二首》、《汪饮泉孝廉悼亡友作寒林独步图属图》（诗中有云“所唱三五贤，一朝尽委壑。就中邓（溥泉名立诚）与李（练江）”）、《奉赠汪孟慈（喜荀）农部时方服阙入都》等篇，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按照一年的季节次序排列的。据此可以认为卷四所咏系一年之事。
卷五有《辛卯冬仲冬冬巢先生集同好饮酒赋诗，并绘图以志……》（今按：注意是辛卯冬）、《哭李比部静斋先生三十二韵》、《丙申正月初六夜试笔》、《早春湖上饯送刘楚桢先生赴礼部试》、《挽李榕园（彦章）关部》（今按：考李彦章死于1836年（道光丙申））等，可以看出卷五所收之诗是道光辛卯十一年及其以后（丙申是道光十六年）。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卷四也不一定局限在道光十年，仍然有道光十一年的可能。所以这则材料仍然不是充分必然的。
第四条更加不能说明江藩死于道光十年，只能说明他死于道光十年之后。况且江藩一生中无事可考的有不少年份。
实际上由于江藩在道光十年、十一年及以后没有任何在世活动的记载。因此不论他是死于十年，抑或十一年对江藩研究的影响都不大。
而今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有取道光十年的，比如吴海林《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所言；有取道光十一年的，比如今人王树民在《曙庵文史续录》中所论。
综上所述，江藩的卒年当为道光十年，而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仍然是漆先生所列证据第一条中陈逢衡和包世臣所明确指出的道光庚寅之说，二、三、四条只能作为辅助参考（都不为充分条件），至于张丙炎的致误之由，应当是计算错误。
（三） 历史上的两个“江藩”
江藩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往往作为一个条目收录在相关辞典当中。这些辞典中的记载虽然大多比较简略，但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关于江藩生平活动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线索。当然前提是内容准确可信，如果存在问题则可能以讹传讹，带来不良影响。比如笔者翻阅瞿冕良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见其收录有以下条目：“〔江藩〕（1）、明嘉靖间人，刻印过《墨子》（半页8行，行17字）。（2）、（1761-1831）清乾隆间江苏甘泉人，字子屏，号郑堂，曾任丽正书院山长，为文自言无八家气，有《炳烛室杂文》，曾在乾隆五十八年用篆书写刻自著的《尚书集注音疏》，钞本有唐韦绚《灯下闲谈》2卷。”[17]（180）
这里先说第二个江藩，即《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如前所述，其卒年经漆先生考证，已经可以确定是1830年春季或春夏之交，而非1831年。上文对此有进一步的考证。又瞿氏书中称江藩“曾在乾隆五十八年用篆书写刻自著的《尚书集注音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张冠李戴，这件事是江藩的那位写篆书成癖的老师江声所为，这一点漆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中有详细考证[11]（236）。至于江藩抄本《灯下闲谈》倒是事实。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八有《〈灯下闲谈〉跋》云：“江郑堂手抄本，余萧客校馆阁书目藏《灯下闲谈》二卷，不知作者。”又云“江氏手跋曰：乾隆丙申，假滋兰堂本粗录一过。十月初三日，江水松。”又云“此书乃汲古阁从叶林宗处借钞本，余归之滋兰堂朱氏。余萧客馆于江氏时托余借出，命弟子郑堂手录者。幼时字迹如此，然校正颇精，将命善书别录一本传之。听默又记。”[18]（3b-4b）则此钞本系江藩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六岁时所为，此时他正师从余萧客。
那么第一个“江藩”是谁呢？遍查文献史料没有发现所谓明代人“江藩”的任何记载。但从这里得知他刻过《墨子》，因此笔者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察看，果然有“明嘉靖江藩刻本”《墨子》并且收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墨子大全》第一编（古代部分：战国至清末）第四册（影印本）中，此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2004出版。笔者翻阅原书，发现卷首《重刻墨子序》末尾云：“江藩七十七翁白贲枘于敕奖孝友楼书”。这里“江藩”是人名还是地名呢。因为“江藩”在明代可以是“靖江藩府”等的简称，也就说该书可能系明代的一种“藩刻本”。如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藏有《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诗集》20卷，署明嘉靖8年（1529）靖江藩府刻本。这里“江藩”就不是人名了。笔者于是查到了张重威先生的遗作《江藩本〈墨子〉跋》，张文证实了笔者的猜测，该文考证甚详，指出江藩本《墨子》是唐尧臣的同版加序重刻本，实际上是一本。而所谓的“江藩七十七翁白贲枘”是指身为明代宗室的拱枘[19]（293-295）。
因此，所谓明代叫“江藩”的人并不存在。瞿氏书中关于“江藩”的两条记载都存在错误。
二、 关于江藩著述的几个问题
比起江藩本人的生平事迹，其著作往往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江藩终生只是布衣学者，不以事功著称。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其著述及学术思想。尤其是《汉学师承记》作为江藩的主要著作自问世以来即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下面就以袁嘉谷的一篇文章为线索予以探讨。
（一） 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客观评价与选人标准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又字树圃，晚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同年中经济特科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赴日本考察政务、教育，归国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出为浙江提学史，兼布政使。民国后任国会议员，创建云南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2日病逝于昆明，终年66岁，他是近代云南最著名的文化人物。袁氏毕生勤于学问，著述涉及政治、教育、语言、文学和地方文献等诸多领域，内容极为丰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排印出版的《袁嘉谷文集》三册，收罗袁嘉谷的全部著作，为研究近代文史和云南地方文化提供了方便。
《袁嘉谷文集》第一卷《书〈汉学师承记〉后》云：
《师承记》八卷。江子屏著录，一代经师之作。简末有伍氏崇曜、汪氏喜孙跋。于是书指归，详哉言之矣。两汉迄今，千有余年，梨洲、亭林，振坠绪以复古，可谓杰士。阎、胡、惠、戴诸儒，闻风而起，益沉浸于伏、孔、毛、郑之书，考典章，订礼制，用以鸣国家人文之盛，良然。然其初，犹未标汉学之名也。修士尚鸿博，析一字，辨一物，累数千言，矫矫自异，群相集矢于宋儒。树之敌，夺之帜，门户之见，牢而不破。推其极，扪钥揣烛，冥夜攀崖，抑何蔽也！子屏笃嗜汉学，所录皆粹然一正，诸儒传，子屏传矣。勿谓子屏之偏也已，子屏别有《宋学渊源记》二卷，名于世。
阅《师承记》至再，有感于子屏之心矣。东汉以上，儒生以稽古为荣，朝廷录贤征才，靡不尽心以延访。然治《礼》之高堂生，注《论语》之周氏，其名已不传。于史经师卓著者且然。山林老宿，必有佚其书并佚其名者。子屏生盛世，非不知国家重士、逾于两汉，第穷经之士，足不出户庭者有之，名不入仕籍者有之。人逝型留，篇残简断，表彰前哲，后起有责。观子屏《序》所云，详章甫，略轩冕，其心不大可悲哉！子屏宦不达，而继子屏之学而不达者，道光迄今，何可胜道。惜无子屏其人，为搜采而著录之。斯子屏之隐恨，而早发之，数十年前者也。茫茫学海，悠悠岁月，后来居上，跂予望之。[20]（391-392）
袁嘉谷的这篇《书〈汉学师承记〉后》是他阅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后的一篇读后感。全文共分两段：第一段说明江藩站在汉学立场上为清代考据学家树碑立传。关于这一点前人时贤已有很多论述，褒贬不一。需要指出的是立场和角度的不同是评价分歧的关键所在，而本身作为一名重要汉学学者的江藩和站在汉宋学者圈外的现代研究者的立场显然不同。江藩只是做了作为一个正宗嫡传的考据学家为汉学的总结和发展所能做的一切，所以他才费尽心机旁搜博采，加以剪裁，划定一块纯净的自留地。所以这种汉宋“门户之见”是由其尊奉汉学的思想立场所决定的。但正如袁嘉谷所指出的，江藩固然笃信汉学，但并未废弃宋学，所以他于《汉学师承记》之外，又撰有《宋学渊源记》二卷以阐明宋学之渊源。这可以说是江藩的师祖、以“佞汉”闻名的乾嘉汉学吴派大师惠栋所提倡的“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主张的具体体现，即清儒尤其尊奉汉学的学者在学问（考索经义）方面一般以汉学（章句训诂之学）为宗，但在德行（道德践履）方面则仍然尊奉官方提倡的宋学（程朱理学）。两者体现为才与德、用与体、知与行、经学与理学、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江藩这种既有自己的思想立场甚至门户之见（学术前见），又不偏废其它学术的态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有价值的学术史著作的一个共同特征。中国自先秦以来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史传统，出现了《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史记》“论六家要旨”和史书的《儒林传》、《道学传》、《艺文志》、《经籍志》等具有学术思想史性质的文献史料，宋代以后还出现了如朱熹《伊洛渊源录》、李心传《道命录》、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等学术思想史专著，以及作为古代学术思想史之集大成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现代的经典哲学史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西方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这些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无一例外都因为作者所持特定的思想立场而存在某些学术前见乃至门户之见，虽然不免有所偏失或不够客观，但也因此使其避免成为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甚至成为研究作者本人思想的重要文献。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无疑也是这种史论结合学术传统的产物。这样也使其“成一家之言”，而不流于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
第二段所论涉及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选人立传的标准问题。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八章“《汉学师承记》编纂诸题考实”第五条“《汉学师承记》选人之原则与标准”中讨论了江藩选人立传的四条标准，其中第四条标准是“著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9]（273-274）这一意图江藩在《汉学师承记》序的末尾有明确的阐发。所谓“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雕也。”[11]（36）江藩在《宋学渊源记》中也说：“藩所录者，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灭，故特表而出之。”[21]（154）袁嘉谷也指出这是江藩本人的穷困经历投射到时代群体中的必然流露。正如司马迁在《史記》中将《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并且在文末“太史公曰”中对天道善恶报应观念提出强烈质疑一样。真正有思想（史识）的史家会通过人物生平思想的论述寄托本人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遇与思想感情。对比江藩在卷七所记载的一批扬州同乡（所谓没有多大成就早夭的“吴下阿门”），比如徐复传的末尾所云“呜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荣，而身罹六极之备，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为，天实为之也。”[2]（753）拿来对比《伯夷列传》的最后一段感慨可谓异曲而同调。徐复其人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就是一个“陈景润”式的学问“呆子”，临死的时候还正在跟别人探讨学问，“后得虚损疾，危笃时，犹手执《北齐书》与友人讲论，语未毕而逝”[2]（751）。虽然因早夭而壮志未酬，但他的学术献身精神并不在惠、戴诸大师之下。这业是江藩为这些下层儒生树碑立传予以表彰的重要原因。
（二） 江藩与钱坤《河赋注》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除了《汉学师承记》与《宋學渊源记》两部学术史著作外，江藩还有不少经学、文学及科技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下述关于《河赋注》的著者是否为江藩的考证问题。
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有《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云：
《江郑堂河赋注》一卷，原本题钱坤注，坤不知何许人。案，晋成公绥有《大河赋》，应玚有《灵河赋》，见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其文不传，江藩因本《汉书》、《水经》以为是赋，亦不涉及晋以后事。潘氏滂喜斋刊《炳烛室遗文》，首载此篇而无注。此光绪乙巳缪氏《藕香零拾》本，跋称“辛丑，曹氏携有先生手书《河赋》，而坤为之注，并有王述庵跋”云云。述庵者，王昶之号。岂自为注而托名坤与？其注根据明塙，深合体例，……[22]（726-727）
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四章“江藩著述考”[9]（101）以及《江藩集》[12]（5-6）中认为：胡玉缙在提要中认为《河赋注》是王昶做的注，然后是王昶托名的钱坤。漆先生根据注中引有江藩早年未刊行而旁人应该无从知晓的《尔雅正字》中的内容，认为这是作注人露了马脚，因此实际上是江藩自注而托名钱坤。另外漆先生还指出没有地位高、有名望的老师（位高如王昶）给学生（贫寒如江藩）作注而反过来又托名隐姓的道理。
但读了胡氏的上述提要后，给人的感觉是胡氏并没有认为是王昶托名钱坤，恰恰应该是认为江藩本人托名钱坤。因为“岂自为注而托名坤与”中的“自”可以认为指江藩自己。只是因为这句话接在“述庵者，王昶之号。”的后面，所以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述庵者，王昶之号。”是一个独立的解释，与后句并无必然的联系。
根据《河赋注》“根据明塙，深合体例”的特点以及注中引用《尔雅正字》来看，在没有找到新材料的情况看，钱坤此人是假托的可能非常大。但也不能排除除江、王之外的第三者的可能，因为那个人如果和江氏交往密切，也可能看过《尔雅正字》，并且在注解中引用。高明峰在其《江藩著述考录》中即针对漆永祥的观点指出“然江藩《尔雅正字》著成后，尝得到王鸣盛的品鉴推许，并非秘不示人。且《河赋注》‘西北时漮，东南时起句注所引《尔雅正字》之文，不见于江藩61 岁时据《尔雅正字》旧稿删定的《尔雅小笺》。故断为江藩托名钱坤作注，亦有可疑焉。”[23]其说不无道理。但高明峰也同漆永祥一样认为胡玉缙是说王昶托名钱坤。
（三） 江藩所校书籍的记载
江藩作为清代著名学者，购书、抄书、校书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方面。其所收藏、校订的书籍虽非江藩本人的著作，但一方面为书籍的流通及整理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可由此窥见江藩本人的学术兴趣及用功所在，对研究江藩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下面这三条记载：
1. 江郑堂校明钞本《后村集》
《后村集》宋本不可见，以天一阁所藏《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者为最足，后来藏家，多从天一阁传录者。《大全》本所收，为诗文、诗话、内外制、长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百九十四至百九十六，则洪天锡撰《行状》，林希逸撰《墓志》，又撰《谥议》，各为一卷也。通行本止五十卷，所录亦祗诗文而已。吾家滂喜斋所藏宋本《后村先生诗集大全》残本一书，分类命题，与《大全》本迥不相合。盖已经删落，无复庐山真面矣。此明墨格钞本五十卷，为江郑堂先生手校，所校云出自宋本，未知所据何自。全书校未及半，疑所校或止残本耳。此本钞写不甚工致，而残齾殊甚，重其为名贤校本，因遂收之。今《大全集》足本已经涵芬楼据赐砚堂钞本影印，而五十卷本遂不复为世重矣。然旧钞所据有自，况所校宋本，当有胜处，以勘《大全集》，必得一二是正处，惜无暇晷，以图斯业耳。戊寅后七月二十三日。[24]（473）
2. 《海语》（宝颜堂秘籍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纷欣阁丛书本、岭南遗事本）
《海语》三卷，明黄衷撰，书成于嘉靖十五年，即西历1536年。此书内容，已见《四库提要》，今不赘。其风俗一类所记西洋诸国只暹罗、满剌加两国，不过物产、畏途、物怪三类，佚闻异文很多，可供参考。岭南遗事本以江郑堂藏钞本与学津本互勘，注其异同，加以校正，卷末伍崇曜跋于黄氏著作约略道及，在各家刻本中大约要算是好的了。[25]（549）
3. 《灯下闲谈》五代佚名（国家图书馆藏传录艺风堂藏江郑堂钞本）
见上文“历史上的两个‘江藩”中论述引用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八《〈灯下闲谈〉跋》的记载。
江藩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于书三教九流无所不窥，其藏书曾经甚为丰富，后因饥荒，以书易米，书仓为之一空[9]（29-31）。其所藏与所校之书也散落四方。虽然其所著《半毡斋题跋》二卷中保存了一些相关的题跋，但随其藏书散落的相关题跋和札记当不在少数。倘能留心搜集，并加以研究，定能有所收获。
三、 结 语
以上从两个大的方面，分六个小专题论述了关于江藩的生平与著述的几个问题。关于江藩的生平。首先，以《汪穰卿笔记》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为中心讨论了江藩的性格与生活，讨论了江藩于学问之外，其生平阅历之丰富、对生活的热爱和性情豪放不羁、多才多艺的多方面形象。其次通过文献原典的调查与研读，在漆永祥先生意见的基础上对江藩的卒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指出江藩的卒年当为道光十年，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仍然是漆书所举第一条理由中陈逢衡和包世臣所明确指出的道光庚寅之说。最后，通过考证指出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关于“江藩”的两条记载都有错误，一是将明代的“靖江藩刻本”误为所谓明人“江藩”刻的书；二是关于清代江藩的卒年误为道光十一年及将其师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错误。关于江藩的著述。首先，以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为中心，讨论了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客观评价与选人标准问题，指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基于自身思想立场并自觉继承史论结合的学术传统的产物，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正因此也使其避免成为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甚至成为研究作者本人思想的重要文献。而在选人立传标准上，江藩通过表彰名气不大但富于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寄托了其自身不得志的遭遇与情感。其次，关于胡玉缙的《江郑堂〈河赋注〉书后》，针对漆永祥先生之说，指出胡氏并没有认为是王昶托名钱坤，恰恰应该是认为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最后提及江藩所校的三种古籍，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更多江藩所写的题跋与札记，给江藩研究提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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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关键词〕江藩；《汉学师承记》；《汪穰卿笔记》；“靖江藩刻本”；《河赋注》
〔中图分类号〕K0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66-08
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著名汉学家，吴派大师惠栋的再传弟子，师事江声、余萧客。他撰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将经学分成汉学和宋学两大派，从而使清代经学源流脉络分明，厘然可考。又仿惠栋《周易述》的体例，著《周易述补》续成完书。又精训诂，善词赋，曾作《河赋》数千言，一时人争传录。另有《尔雅小笺》、《隶经文》、《乐县考》、《炳烛室杂文》等。江藩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已有多部专著及近百篇论文。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文献角度对江藩著述加以校释与研讨；二是从学理层面对江藩学术与文学进行研究。具体又包括江藩生平考证和著作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研究（版本、著述动机、编纂体例与著述风格、价值与评价、学术思想）、《国朝宋学渊源记》与其它著作的研究等方面[1]。其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和《江藩集》三种著作中，基本上搜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江藩的各种记载，正如漆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笺释缘起与后记”中所说的：“我想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的研究方面，以后的学者，可以对拙著正讹纠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但在资料的获取方面，要想有更多新的发现，我想将会是很困难的了。”[2]（1091-1092）漆先生的系列著作于江藩研究（包括文献与学理两个层面）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但其着力点主要在江藩生平及其《汉学师承记》的整理与研究，对江藩的其它著作探究较少。其后高明峰在其专著《江藩研究》中除了考察江藩的生平及交游之外，又将其著作的分为独著、参编、辑校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可补漆著之不足[3]（97-116）。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江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整理与研究上，对江藩的其它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文学成就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其实除了漆先生、高先生等搜集的大宗文献资料之外，尚有一些散见于前人笔记文集之中的关于江藩的零星记载和评论，对我们研究江藩不无裨益。以下就将目前发现的这些资料分成生平与著述两大方面共六个小专题予以探讨。
一、 关于江藩生平的几个问题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向来讲究“知人论世”，江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加上江藩本人经历丰富多彩，因此自清代以来颇为人们所关注，这些记载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江藩其人很有价值。下面即以汪康年的一条记载为切入点予以探讨。
（一） 江藩的性格与生活
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随笔，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汪康年（1860-1911），清末维新派思想家。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光绪间进士。张之洞的幕僚。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强，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请梁启超任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創《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办《刍言报》。1911年在天津病故。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汪穰卿笔记》其卷七“杂记”中有一条云：“江藩性极乖谬，其药方皆篆书。一日药铺误给某药，江大怒，率众欲毁其肆。肆中人辩曰：‘实缘方中字有不识者，故致误。江曰：‘药在字前，汝何得不识耶？韩樾堂见其《尔雅小笺》写样本，有某君《跋》，言江盖饿死也。”[4]（20）今人整理的《穰卿随笔》内容包括“杂感”、“漫记”、“志异”、“笑林”、“谈故”、“谐喻”、“人物”、“艺文”共九类。此条题作“江藩谬古”，属于其中的“艺文”类[5]（259）。
关于江藩的性格，还有两则文献可以参看。一是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有一则条云：“甘泉江郑堂藩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所为诗古文辞，豪迈雄俊，卓然可观。尝作《河赋》以匹景纯、元虚《江》、《海》二赋。……郑堂受业于惠氏子弟余君仲林，尽得其传。所著《周易述补》、《尔雅正字》诸书，皆有发明。为人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豪饮好客，至贫其家。”[6]（620）此条又收入《清稗类钞·义侠类》“江郑堂好客斥金”条，文字略有出入[7]（97）。二是《郎潜纪闻》第599则“江郑堂在《儒林》《文苑》《游侠》之间”云：“《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今后世难于位置。”[8]（633）
以上这些文献展示了江藩性格及其生活的多方面形象。作为后世称为“通儒”的扬州学派中的重要一员，江藩绝不是一位只会作《汉学师承记》为“汉学”争正统名分的经师夫子。他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虽然时俗重经师轻文人，能文的经学家也多不愿以文人自居），写得一手好诗词，甚至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袁枚的高度评价。[9]（323）他儒释道三教兼修，性格豪爽，会武术，医卦占卜等等无一不精。他一生浪迹天涯、游走于江湖之间，依附于豪强之门，结交各路经师文人雅士，有侠客的豪情仗义（比如他送端砚一事）。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多才多艺的人，比如江藩擅长烹饪。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记载以江藩命名的一道名菜——“江郑堂十样猪头”，云：“烹饪之技，家庖为最。如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堂十样猪头，汪南溪拌鲟鳇，施胖子梨丝炒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没骨鱼，江文密蛼螯饼，管大骨董汤、鮆鱼糊涂，孔讱庵螃蟹面，文思和尚豆腐，小山和尚马鞍桥，风味皆臻绝胜！”[10]（297）又从他的一些著作的名目，如《蝇须馆杂记》五种（凡《鎗谱》、《叶格》、《茅亭茶话》、《缁流记》、《名优记》共五种）、《端砚记》、《续南方草木状》、《广南禽虫述》、《舟车闻见录》等来考察的话，其内容涉及艺术、技艺、宗教、科学以及各种掌故杂记，由此可见江藩生平阅历之丰富、对生活的热爱和为人多才多艺的一面。
漆永祥先生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九章“《汉学师承记》劄记”第17条“江声之喜篆书”[9]（321）论及江声写书作信皆用篆书。江藩年少时曾跟随江声学习《说文解字》[11]（248）。因此他会篆书不足为奇，以篆书写药方之癖当受其师影响。
江氏家世代行医，在扬州开有药铺。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记载有“天瑞堂药肆在多子街，旌德江氏生业也。”[10]（230）江藩本人亦能医，曾经给善画梅而中暑的童钰“冒热送药”[12]（195），又曾为友人吴鼒治病，吴氏称“时病甚，专服君方”[9]（412）。
笔记中所说的《尔雅小笺》某君《跋》，应该是指汪喜孙跋《尔雅小笺序目》，其文云：“江先生为大兴朱学士（今按：指朱筠）弟子，博览九流，精史学，为人阔达大度，视友朋如姓名，散其家产，结纳满天下，竟以饿死。吁！可悲也。”江藩晚年的境遇甚为凄凉，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二章“江藩生平与学行考”第四“南下广州与晚年之境遇”中考述甚为详细，可为参考[9]（34-36）。
（二） 江藩卒年的考证
江藩生平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一大问题是其具体卒年的考证。这主要是由相关记载存在矛盾引起的。其中，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附录一“江藩年谱新编”之二“本谱”中根据相关文献考证出江藩逝世于道光庚寅十年（1830年），享年七十，而不是閔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所系的道光辛卯十一年。理由有以下四条：
第一，江藩同时人陈逢衡（1778-1848）《汪冬巢寒林独步图》诗序曰：“道光庚寅，江郑堂藩、许楚生珩、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汪子哀之，为作图以寓士衡叹逝之意，不忘旧朋也。呜呼！厚矣。”陈氏此序称江藩卒于“道光庚寅”，这是笔者见到的唯一言之凿凿且有确切记年的证据。
第二，江藩密友黄承吉在其《梦陔堂诗集》卷三十二有《许楚生病没以诗悼挽兼怀亡友胡丙皐》、《李练江猝病而没其子以笺乞挽走笔成诗》与《江郑堂没已数月秋窗坐忆恻然成诗》三首，同时人汪潮生《冬巢诗集》卷四亦有《曩以卜生庵图册乞题于郑堂练江题未成而两君皆殁秋窗展玩怆忆为诗》，由引我们可知江氏同年卒者尚有许珩、李澄二人，可惜此二人之卒年亦不可考。但黄氏此卷诗开卷为《烬后买书》诗，本卷诗中也多次提到家中遭祖龙之祸，而黄氏诗集前道光十二年之自序称原有诗四十卷，“庚寅正月燬于火”。此可证黄氏作三人挽诗之年为庚寅，与陈逢衡诗之时间完全重叠。
第三，师从黄承吉、江藩的仪征人王翼凤《舍是集》卷三有《奉輓凌晓楼曙先生》诗，为凌曙（1775-1829）卒后王氏所作。考凌氏卒于道光九年（1829）。而王诗在卷四有《挽江郑堂藩先生》、《哭李明经澄并序》，卷五有《辛卯正月戏咏扬州土俗四首》等诗。然则从王氏诗之卷三、卷四、卷五，可明显看出是按道光九年（己丑）、十年（庚寅）、十一年（辛卯）次序来排编的。此亦足证挽江、李二诗为作于庚寅（十年），与陈、黄二氏之所述亦相吻合。
第四，江藩自道光九年命族姪顺铭等刻成《节甫老人杂著》后，我们就再寻觅不到他存世的一点踪影，尤其在道光十年、十一年，我们也找不到有事可隶，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江氏是卒文稿于道光十年[9]（36-38）。
以下结合相关文献原典逐条考察一下漆先生书中所举这四条证据：
第一条实际在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的自注中已经引用，并云据此“则当年七十矣。”下云：“包慎伯（今按：指包世臣）‘安吴四种《汪冬巢传》亦云：‘庚寅，君之执友三数人皆以物故，为《寒林独步之图》。附记于此，以竢再考。”[13]（18a-18b）今查包世臣《汪冬巢传》原文是：“……庚寅冬予自删定文稿，乞诸友朝文者，分缮清本，君顾从他友所分去赋与文各一卷，字数累万，呵冻精写，点画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岁，君之执友三数人皆以物故，君嗒然自伤，为《寒林独步之图》。”[14]（附录三16a-17b）
既然这两条都明确指出江藩是死于道光十年庚寅，那为什么闵尔昌不据以系年呢？可以想见的解释是这两条关系太近，都是因同一《寒林独步之图》而起。另外既然陈丙炎的“卒年七十一”之说是直接序于江藩本人的著作之前的，相对于他人的材料似乎更有效力一些。但这里就存在一种危险：张氏此说可能是误记，因为用生卒年份相减来计算年龄多一年少一年是常有的事（更何况古人是用干支、年号纪年，不像现在直接用公历数字来得直观方便，因此错误的几率更大），肯定不如直接说一个卒年干支来得容易。而庚寅之说经陈逢衡指出，包世臣又加以肯定，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在闵氏看来，两种说法似乎是半斤八两、“未知孰是”，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尽管道光十年之后便没有江藩的任何记载，但闵谱仍然从宽泛一些的江藩寿七十一岁（即道光辛卯十一年卒）之说。
如果以证据的多少来论，那么已经可以认为道光十年之说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因为是有明确纪年的，所以更为可信。而如下述的后面三条证据本身都没有明确纪年，都不能决定十年与十一年之说的必然性，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决定性的效力。
同时由于汪潮生本人死于1832年，且在生前作画悼念江藩等人，因此也决定了江藩必定死于1832年以前。当然这对于解决问题帮助不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证明江藩必定死于1830到1831年之间。
第二条是黄承吉的《梦陔堂诗集》和汪潮生的《冬巢诗集》。经核查原书，确实有漆先生书中所举的悼念江藩、许珩和李澄的诗作。但是黄氏诗集前的自序是这样的：“……曩所作诗多草稿，己丑始录成帙，得四十卷。庚寅正月烬于火，所有别本才十之二。赖梅文学蕴生以旧稿经其晨文索去者乃十之四，萃以乃还。又搜缉他处，益以烬余补缀，及烬后所作集之。得三十四卷，其中颠倒舛缪均所不免，一以时日无从遍忆，一以补葺未尽完善……”[15]（自序1a-1b）《梦陔堂诗集》卷32还有《薛子韵（传均）挽诗》，经查薛传均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因此不能说卷32所悼念之人皆死于同一年。又《梦陔堂诗集》卷33有《为饮泉题寒林独步图，图为叹逝作也。时楚生、郑堂、荦夫、练江，一年俱逝》云：“……猛然一叹人俱逝，犹有荷华路来空。难将友影对春风，销魂只索无人际。剩着萧条一老翁，老翁不是君偏老。我视君身更衰了，屈指君交尽我交。”[15]（4b）所以，黄氏诗集中的这些资料不足以证明江藩死于道光十年庚寅，因为黄氏序中称己丑（道光九年）已成四十卷，而此时江藩并未死。则此四十卷应该原本无悼念江藩之诗。而庚寅正月此四十卷燬于火，此后经过补缀才得三十四卷，并且在补缀后的第三十二卷出现了江藩的悼诗，这只能证明江藩必定死于道光十年庚寅春天之后到道光壬辰十二年以前（因黄氏自序作于道光十二年），当然也可能是道光辛卯十一年。而且补缀过程中“颠倒舛缪均所不免”，系年的顺序可能有错乱，这样就更加降低了其可信度。
第三条是说王翼凤《舍是集》卷三有《奉挽凌晓楼曙先生》诗，为凌曙（1775-1829）卒后王氏所作。考凌氏卒于道光九年（1829）。而王诗在卷四有《挽江郑堂藩先生》、《哭李明经澄并序》，卷五有《辛卯正月戏咏扬州土俗四首》等诗。因此漆先生指出：“从王氏诗之卷三、卷四、卷五，可明显看出是按道光九年（己丑）、十年（庚寅）、十一年（辛卯）次序来排编的”，进而推断出：“足证挽江、李二诗为作于庚寅（十年），与陈、黄二氏之所述亦相吻合。”果真如此吗？
经核查原书刻本[16]，卷三有《哭薛子韵》，前引黄承吉《梦陔堂诗集》卷32也有《薛子韵（传均）挽诗》，薛传均卒于道光九年（1829年），符合卷三系于道光九年之说。
卷四有《独游桃花庵题壁》、《清明日同春谷先生泛胡》、《谷雨日忆蕴生斋中牡丹尚早，因用去年刘明经看花二绝原韵戏柬》、《三月晦日》、《春树》、《哭舅氏》、《挽江郑堂藩先生》、《追悼故国子监生仪征李君祖佑并序》、《端午题画钟馗》、《秋夜同熙载蕴生泛湖得孤字》、《哭李明经澄并序》、《中秋不见月即兴成篇》、《寒露日郊外》、《再哭舅氏刘吉愚先生四十韵》、《寒食二首》、《汪饮泉孝廉悼亡友作寒林独步图属图》（诗中有云“所唱三五贤，一朝尽委壑。就中邓（溥泉名立诚）与李（练江）”）、《奉赠汪孟慈（喜荀）农部时方服阙入都》等篇，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按照一年的季节次序排列的。据此可以认为卷四所咏系一年之事。
卷五有《辛卯冬仲冬冬巢先生集同好饮酒赋诗，并绘图以志……》（今按：注意是辛卯冬）、《哭李比部静斋先生三十二韵》、《丙申正月初六夜试笔》、《早春湖上饯送刘楚桢先生赴礼部试》、《挽李榕园（彦章）关部》（今按：考李彦章死于1836年（道光丙申））等，可以看出卷五所收之诗是道光辛卯十一年及其以后（丙申是道光十六年）。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卷四也不一定局限在道光十年，仍然有道光十一年的可能。所以这则材料仍然不是充分必然的。
第四条更加不能说明江藩死于道光十年，只能说明他死于道光十年之后。况且江藩一生中无事可考的有不少年份。
实际上由于江藩在道光十年、十一年及以后没有任何在世活动的记载。因此不论他是死于十年，抑或十一年对江藩研究的影响都不大。
而今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有取道光十年的，比如吴海林《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所言；有取道光十一年的，比如今人王树民在《曙庵文史续录》中所论。
综上所述，江藩的卒年当为道光十年，而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仍然是漆先生所列证据第一条中陈逢衡和包世臣所明确指出的道光庚寅之说，二、三、四条只能作为辅助参考（都不为充分条件），至于张丙炎的致误之由，应当是计算错误。
（三） 历史上的两个“江藩”
江藩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往往作为一个条目收录在相关辞典当中。这些辞典中的记载虽然大多比较简略，但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关于江藩生平活动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线索。当然前提是内容准确可信，如果存在问题则可能以讹传讹，带来不良影响。比如笔者翻阅瞿冕良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见其收录有以下条目：“〔江藩〕（1）、明嘉靖间人，刻印过《墨子》（半页8行，行17字）。（2）、（1761-1831）清乾隆间江苏甘泉人，字子屏，号郑堂，曾任丽正书院山长，为文自言无八家气，有《炳烛室杂文》，曾在乾隆五十八年用篆书写刻自著的《尚书集注音疏》，钞本有唐韦绚《灯下闲谈》2卷。”[17]（180）
这里先说第二个江藩，即《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如前所述，其卒年经漆先生考证，已经可以确定是1830年春季或春夏之交，而非1831年。上文对此有进一步的考证。又瞿氏书中称江藩“曾在乾隆五十八年用篆书写刻自著的《尚书集注音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张冠李戴，这件事是江藩的那位写篆书成癖的老师江声所为，这一点漆先生在《汉学师承记笺释》中有详细考证[11]（236）。至于江藩抄本《灯下闲谈》倒是事实。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八有《〈灯下闲谈〉跋》云：“江郑堂手抄本，余萧客校馆阁书目藏《灯下闲谈》二卷，不知作者。”又云“江氏手跋曰：乾隆丙申，假滋兰堂本粗录一过。十月初三日，江水松。”又云“此书乃汲古阁从叶林宗处借钞本，余归之滋兰堂朱氏。余萧客馆于江氏时托余借出，命弟子郑堂手录者。幼时字迹如此，然校正颇精，将命善书别录一本传之。听默又记。”[18]（3b-4b）则此钞本系江藩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六岁时所为，此时他正师从余萧客。
那么第一个“江藩”是谁呢？遍查文献史料没有发现所谓明代人“江藩”的任何记载。但从这里得知他刻过《墨子》，因此笔者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察看，果然有“明嘉靖江藩刻本”《墨子》并且收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墨子大全》第一编（古代部分：战国至清末）第四册（影印本）中，此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2004出版。笔者翻阅原书，发现卷首《重刻墨子序》末尾云：“江藩七十七翁白贲枘于敕奖孝友楼书”。这里“江藩”是人名还是地名呢。因为“江藩”在明代可以是“靖江藩府”等的简称，也就说该书可能系明代的一种“藩刻本”。如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藏有《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诗集》20卷，署明嘉靖8年（1529）靖江藩府刻本。这里“江藩”就不是人名了。笔者于是查到了张重威先生的遗作《江藩本〈墨子〉跋》，张文证实了笔者的猜测，该文考证甚详，指出江藩本《墨子》是唐尧臣的同版加序重刻本，实际上是一本。而所谓的“江藩七十七翁白贲枘”是指身为明代宗室的拱枘[19]（293-295）。
因此，所谓明代叫“江藩”的人并不存在。瞿氏书中关于“江藩”的两条记载都存在错误。
二、 关于江藩著述的几个问题
比起江藩本人的生平事迹，其著作往往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江藩终生只是布衣学者，不以事功著称。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其著述及学术思想。尤其是《汉学师承记》作为江藩的主要著作自问世以来即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下面就以袁嘉谷的一篇文章为线索予以探讨。
（一） 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客观评价与选人标准
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又字树圃，晚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同年中经济特科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赴日本考察政务、教育，归国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出为浙江提学史，兼布政使。民国后任国会议员，创建云南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22日病逝于昆明，终年66岁，他是近代云南最著名的文化人物。袁氏毕生勤于学问，著述涉及政治、教育、语言、文学和地方文献等诸多领域，内容极为丰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排印出版的《袁嘉谷文集》三册，收罗袁嘉谷的全部著作，为研究近代文史和云南地方文化提供了方便。
《袁嘉谷文集》第一卷《书〈汉学师承记〉后》云：
《师承记》八卷。江子屏著录，一代经师之作。简末有伍氏崇曜、汪氏喜孙跋。于是书指归，详哉言之矣。两汉迄今，千有余年，梨洲、亭林，振坠绪以复古，可谓杰士。阎、胡、惠、戴诸儒，闻风而起，益沉浸于伏、孔、毛、郑之书，考典章，订礼制，用以鸣国家人文之盛，良然。然其初，犹未标汉学之名也。修士尚鸿博，析一字，辨一物，累数千言，矫矫自异，群相集矢于宋儒。树之敌，夺之帜，门户之见，牢而不破。推其极，扪钥揣烛，冥夜攀崖，抑何蔽也！子屏笃嗜汉学，所录皆粹然一正，诸儒传，子屏传矣。勿谓子屏之偏也已，子屏别有《宋学渊源记》二卷，名于世。
阅《师承记》至再，有感于子屏之心矣。东汉以上，儒生以稽古为荣，朝廷录贤征才，靡不尽心以延访。然治《礼》之高堂生，注《论语》之周氏，其名已不传。于史经师卓著者且然。山林老宿，必有佚其书并佚其名者。子屏生盛世，非不知国家重士、逾于两汉，第穷经之士，足不出户庭者有之，名不入仕籍者有之。人逝型留，篇残简断，表彰前哲，后起有责。观子屏《序》所云，详章甫，略轩冕，其心不大可悲哉！子屏宦不达，而继子屏之学而不达者，道光迄今，何可胜道。惜无子屏其人，为搜采而著录之。斯子屏之隐恨，而早发之，数十年前者也。茫茫学海，悠悠岁月，后来居上，跂予望之。[20]（391-392）
袁嘉谷的这篇《书〈汉学师承记〉后》是他阅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后的一篇读后感。全文共分两段：第一段说明江藩站在汉学立场上为清代考据学家树碑立传。关于这一点前人时贤已有很多论述，褒贬不一。需要指出的是立场和角度的不同是评价分歧的关键所在，而本身作为一名重要汉学学者的江藩和站在汉宋学者圈外的现代研究者的立场显然不同。江藩只是做了作为一个正宗嫡传的考据学家为汉学的总结和发展所能做的一切，所以他才费尽心机旁搜博采，加以剪裁，划定一块纯净的自留地。所以这种汉宋“门户之见”是由其尊奉汉学的思想立场所决定的。但正如袁嘉谷所指出的，江藩固然笃信汉学，但并未废弃宋学，所以他于《汉学师承记》之外，又撰有《宋学渊源记》二卷以阐明宋学之渊源。这可以说是江藩的师祖、以“佞汉”闻名的乾嘉汉学吴派大师惠栋所提倡的“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主张的具体体现，即清儒尤其尊奉汉学的学者在学问（考索经义）方面一般以汉学（章句训诂之学）为宗，但在德行（道德践履）方面则仍然尊奉官方提倡的宋学（程朱理学）。两者体现为才与德、用与体、知与行、经学与理学、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江藩这种既有自己的思想立场甚至门户之见（学术前见），又不偏废其它学术的态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有价值的学术史著作的一个共同特征。中国自先秦以来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史传统，出现了《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史记》“论六家要旨”和史书的《儒林传》、《道学传》、《艺文志》、《经籍志》等具有学术思想史性质的文献史料，宋代以后还出现了如朱熹《伊洛渊源录》、李心传《道命录》、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等学术思想史专著，以及作为古代学术思想史之集大成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现代的经典哲学史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西方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这些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无一例外都因为作者所持特定的思想立场而存在某些学术前见乃至门户之见，虽然不免有所偏失或不够客观，但也因此使其避免成为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甚至成为研究作者本人思想的重要文献。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无疑也是这种史论结合学术传统的产物。这样也使其“成一家之言”，而不流于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
第二段所论涉及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选人立传的标准问题。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八章“《汉学师承记》编纂诸题考实”第五条“《汉学师承记》选人之原则与标准”中讨论了江藩选人立传的四条标准，其中第四条标准是“著意收录遗落草泽，踏实治学而默默无闻的学者。”[9]（273-274）这一意图江藩在《汉学师承记》序的末尾有明确的阐发。所谓“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雕也。”[11]（36）江藩在《宋学渊源记》中也说：“藩所录者，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灭，故特表而出之。”[21]（154）袁嘉谷也指出这是江藩本人的穷困经历投射到时代群体中的必然流露。正如司马迁在《史記》中将《伯夷列传》置于列传之首，并且在文末“太史公曰”中对天道善恶报应观念提出强烈质疑一样。真正有思想（史识）的史家会通过人物生平思想的论述寄托本人怀才不遇的人生遭遇与思想感情。对比江藩在卷七所记载的一批扬州同乡（所谓没有多大成就早夭的“吴下阿门”），比如徐复传的末尾所云“呜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荣，而身罹六极之备，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为，天实为之也。”[2]（753）拿来对比《伯夷列传》的最后一段感慨可谓异曲而同调。徐复其人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就是一个“陈景润”式的学问“呆子”，临死的时候还正在跟别人探讨学问，“后得虚损疾，危笃时，犹手执《北齐书》与友人讲论，语未毕而逝”[2]（751）。虽然因早夭而壮志未酬，但他的学术献身精神并不在惠、戴诸大师之下。这业是江藩为这些下层儒生树碑立传予以表彰的重要原因。
（二） 江藩与钱坤《河赋注》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除了《汉学师承记》与《宋學渊源记》两部学术史著作外，江藩还有不少经学、文学及科技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下述关于《河赋注》的著者是否为江藩的考证问题。
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有《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云：
《江郑堂河赋注》一卷，原本题钱坤注，坤不知何许人。案，晋成公绥有《大河赋》，应玚有《灵河赋》，见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其文不传，江藩因本《汉书》、《水经》以为是赋，亦不涉及晋以后事。潘氏滂喜斋刊《炳烛室遗文》，首载此篇而无注。此光绪乙巳缪氏《藕香零拾》本，跋称“辛丑，曹氏携有先生手书《河赋》，而坤为之注，并有王述庵跋”云云。述庵者，王昶之号。岂自为注而托名坤与？其注根据明塙，深合体例，……[22]（726-727）
漆永祥先生在《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四章“江藩著述考”[9]（101）以及《江藩集》[12]（5-6）中认为：胡玉缙在提要中认为《河赋注》是王昶做的注，然后是王昶托名的钱坤。漆先生根据注中引有江藩早年未刊行而旁人应该无从知晓的《尔雅正字》中的内容，认为这是作注人露了马脚，因此实际上是江藩自注而托名钱坤。另外漆先生还指出没有地位高、有名望的老师（位高如王昶）给学生（贫寒如江藩）作注而反过来又托名隐姓的道理。
但读了胡氏的上述提要后，给人的感觉是胡氏并没有认为是王昶托名钱坤，恰恰应该是认为江藩本人托名钱坤。因为“岂自为注而托名坤与”中的“自”可以认为指江藩自己。只是因为这句话接在“述庵者，王昶之号。”的后面，所以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述庵者，王昶之号。”是一个独立的解释，与后句并无必然的联系。
根据《河赋注》“根据明塙，深合体例”的特点以及注中引用《尔雅正字》来看，在没有找到新材料的情况看，钱坤此人是假托的可能非常大。但也不能排除除江、王之外的第三者的可能，因为那个人如果和江氏交往密切，也可能看过《尔雅正字》，并且在注解中引用。高明峰在其《江藩著述考录》中即针对漆永祥的观点指出“然江藩《尔雅正字》著成后，尝得到王鸣盛的品鉴推许，并非秘不示人。且《河赋注》‘西北时漮，东南时起句注所引《尔雅正字》之文，不见于江藩61 岁时据《尔雅正字》旧稿删定的《尔雅小笺》。故断为江藩托名钱坤作注，亦有可疑焉。”[23]其说不无道理。但高明峰也同漆永祥一样认为胡玉缙是说王昶托名钱坤。
（三） 江藩所校书籍的记载
江藩作为清代著名学者，购书、抄书、校书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方面。其所收藏、校订的书籍虽非江藩本人的著作，但一方面为书籍的流通及整理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可由此窥见江藩本人的学术兴趣及用功所在，对研究江藩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下面这三条记载：
1. 江郑堂校明钞本《后村集》
《后村集》宋本不可见，以天一阁所藏《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者为最足，后来藏家，多从天一阁传录者。《大全》本所收，为诗文、诗话、内外制、长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百九十四至百九十六，则洪天锡撰《行状》，林希逸撰《墓志》，又撰《谥议》，各为一卷也。通行本止五十卷，所录亦祗诗文而已。吾家滂喜斋所藏宋本《后村先生诗集大全》残本一书，分类命题，与《大全》本迥不相合。盖已经删落，无复庐山真面矣。此明墨格钞本五十卷，为江郑堂先生手校，所校云出自宋本，未知所据何自。全书校未及半，疑所校或止残本耳。此本钞写不甚工致，而残齾殊甚，重其为名贤校本，因遂收之。今《大全集》足本已经涵芬楼据赐砚堂钞本影印，而五十卷本遂不复为世重矣。然旧钞所据有自，况所校宋本，当有胜处，以勘《大全集》，必得一二是正处，惜无暇晷，以图斯业耳。戊寅后七月二十三日。[24]（473）
2. 《海语》（宝颜堂秘籍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纷欣阁丛书本、岭南遗事本）
《海语》三卷，明黄衷撰，书成于嘉靖十五年，即西历1536年。此书内容，已见《四库提要》，今不赘。其风俗一类所记西洋诸国只暹罗、满剌加两国，不过物产、畏途、物怪三类，佚闻异文很多，可供参考。岭南遗事本以江郑堂藏钞本与学津本互勘，注其异同，加以校正，卷末伍崇曜跋于黄氏著作约略道及，在各家刻本中大约要算是好的了。[25]（549）
3. 《灯下闲谈》五代佚名（国家图书馆藏传录艺风堂藏江郑堂钞本）
见上文“历史上的两个‘江藩”中论述引用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八《〈灯下闲谈〉跋》的记载。
江藩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于书三教九流无所不窥，其藏书曾经甚为丰富，后因饥荒，以书易米，书仓为之一空[9]（29-31）。其所藏与所校之书也散落四方。虽然其所著《半毡斋题跋》二卷中保存了一些相关的题跋，但随其藏书散落的相关题跋和札记当不在少数。倘能留心搜集，并加以研究，定能有所收获。
三、 结 语
以上从两个大的方面，分六个小专题论述了关于江藩的生平与著述的几个问题。关于江藩的生平。首先，以《汪穰卿笔记》及其它相关文献记载为中心讨论了江藩的性格与生活，讨论了江藩于学问之外，其生平阅历之丰富、对生活的热爱和性情豪放不羁、多才多艺的多方面形象。其次通过文献原典的调查与研读，在漆永祥先生意见的基础上对江藩的卒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指出江藩的卒年当为道光十年，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仍然是漆书所举第一条理由中陈逢衡和包世臣所明确指出的道光庚寅之说。最后，通过考证指出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关于“江藩”的两条记载都有错误，一是将明代的“靖江藩刻本”误为所谓明人“江藩”刻的书；二是关于清代江藩的卒年误为道光十一年及将其师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错误。关于江藩的著述。首先，以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为中心，讨论了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客观评价与选人标准问题，指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基于自身思想立场并自觉继承史论结合的学术传统的产物，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正因此也使其避免成为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甚至成为研究作者本人思想的重要文献。而在选人立传标准上，江藩通过表彰名气不大但富于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寄托了其自身不得志的遭遇与情感。其次，关于胡玉缙的《江郑堂〈河赋注〉书后》，针对漆永祥先生之说，指出胡氏并没有认为是王昶托名钱坤，恰恰应该是认为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最后提及江藩所校的三种古籍，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更多江藩所写的题跋与札记，给江藩研究提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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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