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全球化意识的培育

    莫凡

    〔摘要〕

    “全球治理”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一定文本渊源，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全球治理”思想，一是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二是全球治理并非“观念的统治”，三是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全球性生产的形成，四是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这些思想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它启示人们可以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并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4-0084-07

    “全球治理”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说：“我们要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的国际关系。”〔1〕当前，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实现问题，如蔡拓在《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中主张立足于中国国情，进入到全球治理的事业当中去，从而构建新的世界秩序。〔2〕其二，国外“全球治理”理念的借鉴问题，如吴宇在《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论析》中论述了北约组织以“安全”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理念，并阐述了其实施过程。〔3〕其三，具体实践领域中的“全球治理”路径问题，如刘志云和刘盛在《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中分析了全球网络治理的具体机制与方法。〔4〕从研究现状可知，虽然当前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不同的国别、具体的领域，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领域”，缺乏“思想渊源”的梳理与“经典文本”的回溯。虽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概念，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更接近“全球统治”或“全球管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史上的“理论渊源”，仍然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可以对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有所启示。因此，本文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解读其中的“全球治理”思想，并探讨其时代价值。

    一、“全球治理”概念及其文本渊源

    1.“全球治理”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建立在“治理”概念基础之上。作为20世纪后期的概念创新，“治理”逐步被各个学科广泛使用，如政治学、管理学等。然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罗茨的定义，其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5〕二是所谓“没有政府的治理”，这里并不是指政府从“治理”中完全撤出，而是不再作为“权威”来参与治理，只是作为治理行为的一般性主体。三是指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活动，而不是单一主体的“统治”或“管理”。四是从制度与规则的角度来诠释“治理”，在同一“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不同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

    在“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全球治理”概念被提了出来。詹姆斯·罗西瑙是较早界定这一概念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全球治理是没有统治的治理的概念，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6〕根据这种界定方式，“治理活动”必须以“整个世界”为视角，而区分于以“国家”为视角、将“政府”作为主体的“统治”活动。政府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活动，而全球治理却更为偏重“社会组织”的作用。“全球治理”概念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是一种路径或手段。这种手段要通过一系列“机制”和“规则”，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与合理。因此，“全球治理”理论的“可操作性”必须强于一般性的思想理论。在众多的“全球治理”理论当中，罗茨所建构的理论在“可操作性”方面较有代表性。在他那里，私人领域的治理可以进入到全球公共领域，从而使得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更为注重绩效评价与目标执行；同时，市场机制也可以进入到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当中，更高效的奖励机制和淘汰机制可以激活全球治理的活力。从西方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界定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治理”主要有三个特征：全球性、规则性、多元性。于是，在本文中，全球治理可以界定为：国际社会在一定机制或规则之下，破解全球性公共难题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行为。

    2.“全球治理”概念的文本渊源

    从上文所界定的“全球治理”概念可知，尽管这一概念是20世纪后期才被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在人类众多的经典文本当中，尤其是探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的文本当中，早就可以看到“全球治理”概念的缩影。于是，“全球治理”概念应当有其文本渊源，并不是一个与思想史分离的东西。古希腊的伟大哲学、政治学著作《理想国》较早探讨了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战争唱主角。而《政治学》则列举了斯巴达的例子，认为其对外关系策略是“专意训练其邦人以求克敌制胜、役属邻国”。〔7〕而在西方近代，对于全球治理的探讨进一步接近其当代涵义。例如，《永久和平论》详尽探讨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建立合理的秩序与规则、国际关系中人的权利如何实现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谈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文本渊源时，绕不开的是马克思笔下的一系列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这些著作不但从横向的空间视角，而且从纵向的时间视角对全球性问题的破解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些全球性问题包括全人类的解放问题、世界历史的发展问题等方面。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在國际交往当中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的文本是理应被借鉴的。原因在于，这些文本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不但对于19世纪的国际社会如此，而且对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也如此。马克思很早就曾探讨以“全球”为视角的“世界历史”问题，他认为“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8〕事实上，马克思是把大工业生产作为了全球性问题产生的经济基础，而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频繁程度的加深则是全球性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各国之间由于已经构建出一种总体性的国际社会，于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便不再是各国之间封闭状态下的活动，而是国际交往前提下的开放式的活动。关于这些思想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因而下文将着重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全球治理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全球治理”思想

    1. 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全球性冲突的根源问题，二人认为这一根源不是什么精神性的要素，而是现实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这一矛盾的延续发展会导致一种暴力的产物——革命，同时也产生一系列附属产物——冲突，既包含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包含思想观念的冲突，还包含政治冲突，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矛盾或冲突的发展是一种“自发”的活动，而不是“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并不顺从人们目的与计划。在全人类的早期历史当中，各个彼此分隔的地区与民族都是以“独立”的形式各自发展的，但是之后他们逐渐产生多样性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导致了融合，也诱发了冲突。这种全球性联系的发展，总是要服从“在冲突中胜利”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在世界已建立一定全球性联系的时代，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地区融入这种全球性联系的步伐较为迅速，比如北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全球性的早期交往当中，“占领”似乎是一个最为普遍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便是古罗马被“占领”。在这个过程中，占领者接受了古罗马的现有生产力，并融入到这个文明国度的现有交往形式当中，从而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特殊现象：“主人”由于适应了被占领者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从而转变为被占领国的“奴隶”。于是，冲突与暴力在这里化为了“融合”与“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也不完全是“国内生产力”与“国内交往形式”矛盾发展到顶端的一个结果。在全球普遍交往的背景下，它往往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说：“对于其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0〕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英国与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交往关系会推动德国工人阶级壮大的例子。由此可见，全球性冲突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于是这种矛盾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对象。

    2.全球治理并非“观念的统治”

    施蒂纳的学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了施蒂纳把“观念统治”转变为“哲学家统治”的谬误：“施蒂纳就把关于思辨观念统治历史的思辨看法变成了关于思辨哲学家本身统治历史的看法。施蒂纳迄今所持的历史观——观念的统治……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这表明施蒂纳在思辨中陷得多么深啊”。〔11〕在这里，“观念对全球的统治”的唯心主义谬误事实上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了“观念统治”的最为完备的环节，并认为观念的掌握者——哲学家理应是全球的主宰，是统治的主体。同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财产关系都是某种“宗教”的产物，统治全球的最高者是进入了世俗领域的“神圣”物，或曰进入了神圣领域的“世俗”道德因素。这些辞藻被施蒂纳原封不动地照搬，从而彻底陷入了“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泥潭。

    那么，“观念的统治”与“宗教的统治”是什么关系？这里涉及“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问题。前者认为现存的事物只要能够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解释，就是合理的；而后者则首先用宗教来表征全部事物，然后对这些事物加以批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12〕由此可见，所谓“观念的统治”与“宗教的统治”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用唯心主义立场来看待19世纪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因此，从表面上看，青年黑格尔派是批驳宗教的，但从事实上看，这些人只是凭借“词句”来批驳“词句”，而并非批驳“现存世界”本身。于是，这种批驳的无力、虚伪、片面就可见一斑了。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并不甘心自己的伎俩被揭穿，其提出了大量所谓“世界历史意义”的观点来进一步进行论证，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无非是对之前观点的某种“粉饰”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一位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认为它可能会与黑格尔哲学的两大分支流派不同，但事实却是，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所以，费尔巴哈所批判的也并非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其所领悟到的世界是“直观”的世界，而非众多“个人”所“共同活动”的、本质上“感性”的世界。这样，费尔巴哈也就难以看到整个世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也会坠入唯心史观的理论泥潭。

    3.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全球性生产的形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探讨“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全球性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力图摸清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种大范围的生产迅速形成，其最终认为是“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说：“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3〕由此推之，“全球治理”必须充分考虑“世界市场”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全人类是否能够解放”的问题就同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才有能力超越地区限制，参与到全球性生产当中来，并利用这种全球性生产发展自身。从这样的事实可以预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主体能力的增长，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往支配人的、世界市场的力量，会颠倒过来被人所支配。这种预见本来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预测，但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往往被幻想为所谓“类的自我产生”，进而在这一进程里，人的“共同体”也被不出意外地幻想为“唯一”的人。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全球性生产的后果问题。在二人看来，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基于的是全球性生產所获得的物质要素，“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14〕在这样一种事实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类走出了各自的封闭状况，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全球性分工”同“全球性生产”是相伴而生的，而“全球性分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全球性分工”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例子是：倘若英国创造出一台可以替代人的体力进行工作的机器，那么印度或者中国的很多工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失业了。可见，“全球性分工”可以跨出国界去影响其它国家的生活状态，在这种“分工”之下，“国内生产”演变为“国际生产”。总之，“世界市场”“全球分工”“全球生产”是全球治理不得不考虑的三大要素，也是破解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切入口。

    4.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直接提出“治理”和“全球治理”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研究全球治理问题的，二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5〕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使得人类的全球交往得以实现，并且这种提升避免了“贫穷普遍化”，让旧的制度和思想观念无法复辟。在新的时代，全球性交往拓展了人类的眼界，人类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丧失了财产”的人，并且这些人相互依存着，从而改变了过去封闭地区内的人的生活状况，他们都转变成为了“普遍交往”的人。因此，共产主义并非地域性的事业，而是全球性的事业，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然冲出家庭的束缚，走向全球。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共产主义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时”进行的革命。并且，人类的“财产”之所以有自己的发展史，“地产”之所以在时间的流变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存在方式，“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凭借商品的供应与需求支配着全球，都可以归因于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进步及全球交往的不断深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16〕工人阶级是全球性的阶级，这种全球性源于世界市场中的各種经济联系，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都表明全球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那便是他们都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并且不拥有任何资本，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总是处于动荡的状况当中，深受压迫与剥削。正是由于这些共性，全球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赢得全人类的解放。由此推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尽管还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其或许更偏重于“全球统治”或“全球管理”，但由于二人的研究已深入到“全球性问题”的深层本质，洞察了这一领域的基本规律，于是这些思想仍然有着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球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1.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代的“全球治理”可以获得一系列启发，人们可以由此意识到，必须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之中来考察。当前，“全球治理”的影响因素很多，正如胡键所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17〕如果从全球治理的“工具”来说，当前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国际法”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治理机制，这些法律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所以，其所坚持的理念往往是“大国主导”，世界主要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而小国则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屈从于大国所制定的世界秩序。这种“全球治理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极端冲突，建立一种有效的协商机制，从而把“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职责赋予了少数世界大国。但是，旧的国际法律与治理机制无法克服自身所固有的若干缺陷，比如由于主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导致某些国家消极对待国际责任，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方式参与国际治理。

    如何克服以上治理工具的缺陷？如果我们将“全球治理”立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之中，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根据“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国际交往形式”，建立“全球治理工具”的“动态调整”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8〕因此，动态调整治理工具可以防止这些工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进而保障全球治理的实际效果。那么，要实现动态调整，主体何在，动力何在？最为主要的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决策权，进一步参与到治理规则与治理工具的构建过程当中，通过多方博弈，形成所谓“治理共识”，建构出富有“柔性”与“弹性”的治理工具体系。

    2.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

    在当代治理实践中，人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既有经济支撑，也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支撑条件。那么，何种支撑条件最为重要？这一支撑的具体表述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应当明确“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全球治理”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条件，并将“世界市场的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经济支撑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说：“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9〕就这一点而言，不合理的“世界市场秩序”是不合理的“世界整体秩序”的形成基础。所以，要变革现存世界秩序，必须首先变革世界市场的运行状态。在当代，世界市场的运行常常遭遇“危机”，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1世纪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世界市场的危机表现。如何理解这样的危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观点：一方面，当代世界市场所遭遇的危机仍然具有周期性，可分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另一方面，这些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不消灭这个社会制度，危机就无法最终克服。当然，当代世界市场所遭遇的危机，尤其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挑战，以往的研究难以解释其中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深刻内在矛盾与危机并没有导致它的最终失败，这一社会制度仍然是当代世界的重要构成要素；其次，“我们仍然可以把此次危机看成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从此次危机中我们并未像以往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20〕再次，当代金融危机尽管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受到波及，并在国内市场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低迷状况。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切入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能力。

    3.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里，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应当将人类的全球“善治”目标定位于“共产主义理想”。由于“價值”与“目标”密切相连，所以要理解全球治理的“目标定位”，可以从它的“价值取向”研究入手。那么，“全球治理”应当坚持何种价值取向呢？在赫尔德看来，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应坚持罗尔斯的正义价值取向，将这种价值取向由“国家治理”引入“全球治理”。同时，赫尔德还主张将“民主”价值取向也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之一。这种价值取向要求变革现有世界秩序，突出普通个人在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权。〔21〕与赫尔德相似，麦克格鲁也重视“国际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非民主”的状况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持续冲突，超级大国的绝对权威使得国际权力的边界被肆意突破，从而让国家主权被部分架空。〔22〕但是，这些关于价值取向的观点难以解决当代“全球治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如果过于注重普通个人的话语权，那么有可能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在国际社会强行输出“西方式民主”，则会产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后果。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将“和谐”“平等”“公正”“友善”等价值理念注入到“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

    于是，要实现全球的“善治”目标，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下，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破解了“人的异化”难题，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随着私有制的废除，资本对于人的束缚将被解除，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达到这样的“善治”，全球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23〕所以，在当今时代，全球治理的善治努力与共产主义事业处于同一时间进程当中，要以“共产主义理想”引领“全球治理”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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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