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家族交恶与谢灵运之死考
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同为能左右江左政局的门阀士族。其中王氏先贵，谢氏后显。东晋中晚期，谢氏家族一心翼卫皇室且从容进退，有所不为;而王氏兄弟则攀附权臣，不存国计并于钻营贪取中尽露其阴忍狡黠之性，由此两家交恶、联姻终绝。王氏兄弟的品行及门望对希图大事的刘裕来说适有可取，故在代晋自立的过程中，刘裕对王氏家族多所信赖，而于谢氏后人则心存猜疑，或干脆剪除。新朝既建，王弘叔侄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殊机缘以泄其宿怨。先是王弘弹奏谢灵运，使之免官并暴其家丑，继乃弘又联手王华、王昙首至谢晦一家尽皆被杀。谢晦被杀后，灵运始当谢族门户，然因有人暗中构陷，无论灵运居官或归隐，仍屡遭纠弹并最终为彭城王刘义康所害。刘义康之害灵运，其幕后推手当有新贵孟岂页及王氏兄弟。
东晋一朝，王、谢家族成员间之有较深接触，始于谢鲲为王敦长史时。谢鲲字幼舆，少知名，通简有高识，永嘉乱起，将母南渡，被大将军王敦引为长史。敦有不臣之心，鲲每从容讽议，时进正言。及王敦将为逆，鲲复多方劝诫，晓以大义。敦虽不悦，然以其名高，亦未加害，后出刺豫州，为政清肃，百姓爱之，年四十三卒官，时从子谢安四岁。转年，王敦亦病死。敦死后，其从父弟王导仍执朝政。谢安至弱冠深为王导所器，“初辟司徒府，除左著作郎，并以疾辞”。①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游处，出则弋钓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无处世意。羲之，王导从子，亦喜山水，好登游，无廊庙志。《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中兴书》谓其为右军将军时，“不乐京师，遂往会稽，与谢安、孙绰等游处”。羲之长谢安十余岁，然二人心性相通、志趣相近，故交往愈频，情感益笃，由此遂使两家结成姻娅。羲之有七子，次子凝之所娶即安兄谢奕女道韫。道韫乃旷世才女，其初嫁凝之，确感不悦，后径叔父谢安多方宽慰，遂安于所适。姻娅既固，王、谢两家关系更日趋亲密，对此甚至连王夫人郗氏亦不无妒嫉。《世说新语·贤媛》：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由羲之、谢安促成的两家联姻，经若干年又延及王洽一脉。洽乃羲之从弟，其二子■、珉各娶谢安、谢万之女。谢氏纳王■兄弟为婿，实启两家交恶之端并为灵运被害埋下孽因。
《晋书·王■传》：
■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
又《晋书·谢琰传》：
王■娶万女，■弟珉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
又《建康实录》卷九引《三十国春秋》：
王■妻，谢万女，■弟珉妇，即安女，并以大义不终，遂与王氏有隙。■数辞职，■母荀氏谓■曰：“苟职非其好，自可固执，天下岂有不死郎。”
谢安何以绝婚王■、王珉，史书虽未见具体说明，但相关传论资料显示，王■攀附桓温当为此事发生的重要原因。桓温于穆帝永和十年始总揽北伐之任，此后其势力不断坐大并欲移晋鼎。在桓温“雄武专朝，窥觎非望”②期间，王■始终属其心腹且为之趋走，《晋书》本传载：
■弱冠为桓温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琊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对于王■攀附桓温以取禄位，当时的儒林名士范弘之曾移书直刺：
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①
在弘之看来，王■实乃一卑下无行的势力小人。当王■投身桓温之际，谢安于晋室则别无二心、倾力翼护，为折桓温逆志，他甚至能从容赴险，置生死于度外。如《世说新语·雅量》：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此事亦见《晋书·谢安传》。谢安之心在当朝、阻挫桓氏与王■之自谋身荣、不存国计实形同水火，故谢安绝王氏兄弟婚当缘于此。姻娅既绝，仇隙遂生。两家交恶后，王■于公私之间更显其卑劣心性。《世说新语·伤逝》：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不执末婢（谢琰小字）手而退。
王■欲吊谢安而先寻于子敬，盖因献之于谢公情深意笃;②其哭后不执谢琰之手则显然又别有用心，《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
案：谢琰乃谢安子，王■与之久已相识;既识主人却所行非礼，则知王■往哭谢安虽名曰吊丧，却意在示恶，王孝伯谓其心机“不可复测”③实所言不虚。
太元十一年（386年），王■迁侍中，越四载，又为尚书仆射，领吏部。谢琰遭母忧，朝议：
谓宜资给葬礼，悉依太傅故事……■时为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琰闻耻之，遂自造韫■车以葬。④
隆安四年（400年），谢琰领兵战孙恩于千秋亭，叛将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诏以琰父子陨于君亲，忠孝葬于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⑤同年，王■亦病死。案：《晋书》本传谓其死于隆安五年，今从《晋书·安帝纪》及《通鉴》。桓玄闻■死，即作书与司马道子痛切悼之，观其痛悼之辞，又知■与桓玄亦深有交结。王■死后，王氏于谢氏后裔仍家存前世之怨，人怀凶嫌之心。而晋末行将易代的政治时局亦有助于王氏家人肆逞其志。
东晋末期，王家势力重又开始压过谢氏，其所以如此，除王氏家族成员多长于心计外，更与王谧对刘宋新主的早期经营有直接关系。《宋书·武帝纪上》：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陆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陆执录甚严，王谧造陆见之，谧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
王谧之解困刘裕，的确眼光敏锐，鉴识遐深，然与其从兄王■相类，王谧也是一首鼠两端，唯利是瞻之徒;其身为晋臣，却谄事桓玄;“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为玄佐命功臣”。⑥及义旗建，众皆谓谧罪当诛，然因刘裕护持，王谧仍被委任如先，复享荣宠。在此，刘裕将以王氏族人为用的心机已显露端倪。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以王谧为扬州刺史，又以王■子王弘为咨议参军。刘裕之倚重王氏，似并未引起谢家后人的足够警觉。义熙七年（411年），刘裕拜太尉：
既拜，朝贤毕集（谢）混后来，衣冠轻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独敢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⑦
谢混乃谢安孙，谢琰之子，其简慢刘裕表明的应是一种政治态度，此态度及谢家翼卫晋室，进退从容的传统门风显然有碍于刘裕的远图霸业，故拜太尉转年，刘裕即以党刘毅为由而杀谢混，并强令其妻晋陵公主改适王练。至此，刘裕对王、谢二家的取舍抑扬彻底明朗。
义熙十二年，王弘随刘裕北征：
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①
王弘受命讽九锡之事，表明他已为刘裕心腹之臣。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受九锡之命，晋爵宋王。“宋国初建，（王弘）迁尚书仆射领选，（彭城）太守如故。”②随着宠信日增，王弘对谢氏后人的报复之心亦不断膨胀，而谢灵运简傲虚放，其怒杀桂兴也使王弘抓住了把柄。桂兴乃谢家“力人”，因通奸灵运嬖妾而被处死。王弘闻知此事立即奏弹谢灵运，并力促朝廷应削其爵土，收付大理治罪;王准之知情不举，亦应连坐。刘裕见奏，遂免灵运之官。然举弹善恶，职属御史，而王弘越权代行其事，不仅意为邀宠，而且心在示仇。故谢灵运被弹奏，乃王弘为摧折谢氏族人所寄出的第一击，并且在这一击的背后更隐含有刘宋新主的支持和怂恿。
晋宋易代之际，谢氏家族的生存环境本已暗伏危机，但家族成员中似仅只谢瞻于此有知。《宋书》本传：
（谢瞻）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趋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离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两千石。弟（谢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启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
谢瞻力诫谢晦切勿躁进并屡请刘裕降黜其职，说明他深知“市朝亟革”已成定局，临此时局，家族成员若仍身居高位，将难免招祸。永初二年（421年），谢瞻身染重病，临终复遗书谢晦：
吾得启体幸全，归足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③
可见，谢瞻至辞世时仍对家族前景深怀忧虑。谢瞻所忧之祸于其死后数年果然降临，而祸难的降临也恰恰是缘自谢晦本人的奔竞躁进与王弘兄弟的暗中构陷。
刘裕代晋后，谢晦之于新主本无异志，然宋武帝对谢晦却深存戒心。永初三年五月，宋武帝于病笃之时仍不忘召太子以诫之：
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同，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④
谢晦对此，全然不知。景平二年（424年），晦与徐羡之、傅亮等共废少帝。谢晦轻预废立适授王氏兄弟以柄，并为自家灭门之灾埋下祸根。宋文帝即位，进江州刺史王弘为司空、中书监，谢晦出为荆州刺史，既至江陵，晦欲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案：王华乃王弘从祖弟，谢晦之有此举，当事出无奈。元嘉二年（425年），谢晦遣妻曹氏与长子世休送二女还京。元嘉三年春正月，文帝诛世休并收晦弟谢嚼、嚼子世平及兄子绍后，亲率大军西征。二月，谢晦兵败被擒，送京师伏诛，一并受戮者另有其亲支近脉多人。“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燕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⑤文帝此举与谢晦生前视王弘、王昙首及王华为“兴造祸乱”之元凶，恰互为表里。⑥据此可知，致谢晦满门罹祸之首恶乃王氏兄弟。
谢晦既灭，谢氏一族可当门户者首推灵运。元嘉三年，文帝征灵运为秘书监，再召不至，又使光禄大夫范泰与书敦奖之，乃出就职。既至，帝唯以文义见接，谈赏而已。此时王氏兄弟则尽在显要。灵运失望之余，复耻居王氏兄弟下，遂多不朝值，出郭放游，“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临行，上书劝伐河北”。⑦至此，灵运似仍对将近之凶险缺少预感。故东归后，灵运依旧“游娱宴集，以夜继昼，复为御史中丞付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⑧案：付隆元嘉初为司徒右长史，乃王弘僚属，后迁御史中丞。元嘉四年，隆以车驾阻广莫门为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弹。文帝对其：“特无所问”，全因有王昙首为之周旋。①据此，付隆与王氏兄弟实关系非浅，其奏免灵运之举是否受命于王弘兄弟，颇耐人寻味。
灵运免官后二年，又因欲决湖为田与会稽太守孟岂页结生仇隙。为泄私愤，孟岂页一则露板上言，诬灵运欲反;另责调布重兵，故造紧张，以至山阴城内，“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竞道”。②灵运闻讯急诣阙陈情。“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两千石。”③而于孟岂页亦不追纠。孟岂页，字彦重，宋武帝佐命之臣孟昶弟，属当朝新贵，“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④其构陷灵运时，彭城王义康已入主朝政。而彭城王能入朝主政又是缘于王弘的全力举荐。《宋书·刘义康传》：
（元嘉六年）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
又，与王弘相类，王昙首于义康亦有所用心。《宋书·王昙首传》：
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太祖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亦何吴君之有。”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治。”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配义康，义康乃悦。
王氏兄弟以如此谦顺的姿态示好义康，或出于敬畏之心，或暗中另有所图，然无论原因何在，他们的这种姿态于简傲率直的谢灵运都十分不利，刘义康之所以要置灵运于死地，除有孟岂页的构陷外，不能排除王氏兄弟亦幕后推手。
文帝以灵运为临川内史本出善意，然因刘义康及王氏党羽已广树内外，故灵运到任不久复以时游山水为有司所纠，于是，“司徒遣使隋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⑤文帝乃诏曰：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灵运至广州，又因有人诬其欲谋反，为有司收治，诏于广州弃市。时元嘉十年，灵运四十九岁。《宋书》《南史》所论灵运谋反事诡异怪诞，漏洞甚多，对此，郝衡先生已撰文驳之。⑥除该文所引援据外，尚有二事须作说明：其一，“韩亡子房愤”之咏应属伪造，如若不然，灵运弃市必无侍南徙，且为子孙计，灵运亦不当有为此诗。其二，灵运徙广州，其子凤连坐同徙，孙超宗年幼亦随父行。凤早卒，元嘉二十八彭城王刘义康被除，文帝即召超宗还京。⑦文帝此举当含为灵运洗冤之意。
【作者简介】董志广，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与古典文学。
【责任编辑：杜敬红】
东晋一朝，王、谢家族成员间之有较深接触，始于谢鲲为王敦长史时。谢鲲字幼舆，少知名，通简有高识，永嘉乱起，将母南渡，被大将军王敦引为长史。敦有不臣之心，鲲每从容讽议，时进正言。及王敦将为逆，鲲复多方劝诫，晓以大义。敦虽不悦，然以其名高，亦未加害，后出刺豫州，为政清肃，百姓爱之，年四十三卒官，时从子谢安四岁。转年，王敦亦病死。敦死后，其从父弟王导仍执朝政。谢安至弱冠深为王导所器，“初辟司徒府，除左著作郎，并以疾辞”。①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游处，出则弋钓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无处世意。羲之，王导从子，亦喜山水，好登游，无廊庙志。《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中兴书》谓其为右军将军时，“不乐京师，遂往会稽，与谢安、孙绰等游处”。羲之长谢安十余岁，然二人心性相通、志趣相近，故交往愈频，情感益笃，由此遂使两家结成姻娅。羲之有七子，次子凝之所娶即安兄谢奕女道韫。道韫乃旷世才女，其初嫁凝之，确感不悦，后径叔父谢安多方宽慰，遂安于所适。姻娅既固，王、谢两家关系更日趋亲密，对此甚至连王夫人郗氏亦不无妒嫉。《世说新语·贤媛》：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由羲之、谢安促成的两家联姻，经若干年又延及王洽一脉。洽乃羲之从弟，其二子■、珉各娶谢安、谢万之女。谢氏纳王■兄弟为婿，实启两家交恶之端并为灵运被害埋下孽因。
《晋书·王■传》：
■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
又《晋书·谢琰传》：
王■娶万女，■弟珉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
又《建康实录》卷九引《三十国春秋》：
王■妻，谢万女，■弟珉妇，即安女，并以大义不终，遂与王氏有隙。■数辞职，■母荀氏谓■曰：“苟职非其好，自可固执，天下岂有不死郎。”
谢安何以绝婚王■、王珉，史书虽未见具体说明，但相关传论资料显示，王■攀附桓温当为此事发生的重要原因。桓温于穆帝永和十年始总揽北伐之任，此后其势力不断坐大并欲移晋鼎。在桓温“雄武专朝，窥觎非望”②期间，王■始终属其心腹且为之趋走，《晋书》本传载：
■弱冠为桓温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琊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对于王■攀附桓温以取禄位，当时的儒林名士范弘之曾移书直刺：
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①
在弘之看来，王■实乃一卑下无行的势力小人。当王■投身桓温之际，谢安于晋室则别无二心、倾力翼护，为折桓温逆志，他甚至能从容赴险，置生死于度外。如《世说新语·雅量》：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此事亦见《晋书·谢安传》。谢安之心在当朝、阻挫桓氏与王■之自谋身荣、不存国计实形同水火，故谢安绝王氏兄弟婚当缘于此。姻娅既绝，仇隙遂生。两家交恶后，王■于公私之间更显其卑劣心性。《世说新语·伤逝》：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不执末婢（谢琰小字）手而退。
王■欲吊谢安而先寻于子敬，盖因献之于谢公情深意笃;②其哭后不执谢琰之手则显然又别有用心，《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
案：谢琰乃谢安子，王■与之久已相识;既识主人却所行非礼，则知王■往哭谢安虽名曰吊丧，却意在示恶，王孝伯谓其心机“不可复测”③实所言不虚。
太元十一年（386年），王■迁侍中，越四载，又为尚书仆射，领吏部。谢琰遭母忧，朝议：
谓宜资给葬礼，悉依太傅故事……■时为仆射，犹以前憾缓其事。琰闻耻之，遂自造韫■车以葬。④
隆安四年（400年），谢琰领兵战孙恩于千秋亭，叛将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诏以琰父子陨于君亲，忠孝葬于一门，赠琰侍中、司空，谥曰忠肃”。⑤同年，王■亦病死。案：《晋书》本传谓其死于隆安五年，今从《晋书·安帝纪》及《通鉴》。桓玄闻■死，即作书与司马道子痛切悼之，观其痛悼之辞，又知■与桓玄亦深有交结。王■死后，王氏于谢氏后裔仍家存前世之怨，人怀凶嫌之心。而晋末行将易代的政治时局亦有助于王氏家人肆逞其志。
东晋末期，王家势力重又开始压过谢氏，其所以如此，除王氏家族成员多长于心计外，更与王谧对刘宋新主的早期经营有直接关系。《宋书·武帝纪上》：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陆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陆执录甚严，王谧造陆见之，谧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
王谧之解困刘裕，的确眼光敏锐，鉴识遐深，然与其从兄王■相类，王谧也是一首鼠两端，唯利是瞻之徒;其身为晋臣，却谄事桓玄;“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为玄佐命功臣”。⑥及义旗建，众皆谓谧罪当诛，然因刘裕护持，王谧仍被委任如先，复享荣宠。在此，刘裕将以王氏族人为用的心机已显露端倪。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以王谧为扬州刺史，又以王■子王弘为咨议参军。刘裕之倚重王氏，似并未引起谢家后人的足够警觉。义熙七年（411年），刘裕拜太尉：
既拜，朝贤毕集（谢）混后来，衣冠轻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独敢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⑦
谢混乃谢安孙，谢琰之子，其简慢刘裕表明的应是一种政治态度，此态度及谢家翼卫晋室，进退从容的传统门风显然有碍于刘裕的远图霸业，故拜太尉转年，刘裕即以党刘毅为由而杀谢混，并强令其妻晋陵公主改适王练。至此，刘裕对王、谢二家的取舍抑扬彻底明朗。
义熙十二年，王弘随刘裕北征：
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①
王弘受命讽九锡之事，表明他已为刘裕心腹之臣。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受九锡之命，晋爵宋王。“宋国初建，（王弘）迁尚书仆射领选，（彭城）太守如故。”②随着宠信日增，王弘对谢氏后人的报复之心亦不断膨胀，而谢灵运简傲虚放，其怒杀桂兴也使王弘抓住了把柄。桂兴乃谢家“力人”，因通奸灵运嬖妾而被处死。王弘闻知此事立即奏弹谢灵运，并力促朝廷应削其爵土，收付大理治罪;王准之知情不举，亦应连坐。刘裕见奏，遂免灵运之官。然举弹善恶，职属御史，而王弘越权代行其事，不仅意为邀宠，而且心在示仇。故谢灵运被弹奏，乃王弘为摧折谢氏族人所寄出的第一击，并且在这一击的背后更隐含有刘宋新主的支持和怂恿。
晋宋易代之际，谢氏家族的生存环境本已暗伏危机，但家族成员中似仅只谢瞻于此有知。《宋书》本传：
（谢瞻）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趋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离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两千石。弟（谢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启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
谢瞻力诫谢晦切勿躁进并屡请刘裕降黜其职，说明他深知“市朝亟革”已成定局，临此时局，家族成员若仍身居高位，将难免招祸。永初二年（421年），谢瞻身染重病，临终复遗书谢晦：
吾得启体幸全，归足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③
可见，谢瞻至辞世时仍对家族前景深怀忧虑。谢瞻所忧之祸于其死后数年果然降临，而祸难的降临也恰恰是缘自谢晦本人的奔竞躁进与王弘兄弟的暗中构陷。
刘裕代晋后，谢晦之于新主本无异志，然宋武帝对谢晦却深存戒心。永初三年五月，宋武帝于病笃之时仍不忘召太子以诫之：
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同，必此人也。小却，可以会稽、江州处之。④
谢晦对此，全然不知。景平二年（424年），晦与徐羡之、傅亮等共废少帝。谢晦轻预废立适授王氏兄弟以柄，并为自家灭门之灾埋下祸根。宋文帝即位，进江州刺史王弘为司空、中书监，谢晦出为荆州刺史，既至江陵，晦欲深结侍中王华冀以免祸。案：王华乃王弘从祖弟，谢晦之有此举，当事出无奈。元嘉二年（425年），谢晦遣妻曹氏与长子世休送二女还京。元嘉三年春正月，文帝诛世休并收晦弟谢嚼、嚼子世平及兄子绍后，亲率大军西征。二月，谢晦兵败被擒，送京师伏诛，一并受戮者另有其亲支近脉多人。“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燕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⑤文帝此举与谢晦生前视王弘、王昙首及王华为“兴造祸乱”之元凶，恰互为表里。⑥据此可知，致谢晦满门罹祸之首恶乃王氏兄弟。
谢晦既灭，谢氏一族可当门户者首推灵运。元嘉三年，文帝征灵运为秘书监，再召不至，又使光禄大夫范泰与书敦奖之，乃出就职。既至，帝唯以文义见接，谈赏而已。此时王氏兄弟则尽在显要。灵运失望之余，复耻居王氏兄弟下，遂多不朝值，出郭放游，“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临行，上书劝伐河北”。⑦至此，灵运似仍对将近之凶险缺少预感。故东归后，灵运依旧“游娱宴集，以夜继昼，复为御史中丞付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⑧案：付隆元嘉初为司徒右长史，乃王弘僚属，后迁御史中丞。元嘉四年，隆以车驾阻广莫门为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弹。文帝对其：“特无所问”，全因有王昙首为之周旋。①据此，付隆与王氏兄弟实关系非浅，其奏免灵运之举是否受命于王弘兄弟，颇耐人寻味。
灵运免官后二年，又因欲决湖为田与会稽太守孟岂页结生仇隙。为泄私愤，孟岂页一则露板上言，诬灵运欲反;另责调布重兵，故造紧张，以至山阴城内，“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竞道”。②灵运闻讯急诣阙陈情。“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两千石。”③而于孟岂页亦不追纠。孟岂页，字彦重，宋武帝佐命之臣孟昶弟，属当朝新贵，“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④其构陷灵运时，彭城王义康已入主朝政。而彭城王能入朝主政又是缘于王弘的全力举荐。《宋书·刘义康传》：
（元嘉六年）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
又，与王弘相类，王昙首于义康亦有所用心。《宋书·王昙首传》：
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太祖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亦何吴君之有。”时弘久疾，屡逊位，不许。义康谓宾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讵合卧治。”昙首劝弘减府兵力之半配义康，义康乃悦。
王氏兄弟以如此谦顺的姿态示好义康，或出于敬畏之心，或暗中另有所图，然无论原因何在，他们的这种姿态于简傲率直的谢灵运都十分不利，刘义康之所以要置灵运于死地，除有孟岂页的构陷外，不能排除王氏兄弟亦幕后推手。
文帝以灵运为临川内史本出善意，然因刘义康及王氏党羽已广树内外，故灵运到任不久复以时游山水为有司所纠，于是，“司徒遣使隋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⑤文帝乃诏曰：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灵运至广州，又因有人诬其欲谋反，为有司收治，诏于广州弃市。时元嘉十年，灵运四十九岁。《宋书》《南史》所论灵运谋反事诡异怪诞，漏洞甚多，对此，郝衡先生已撰文驳之。⑥除该文所引援据外，尚有二事须作说明：其一，“韩亡子房愤”之咏应属伪造，如若不然，灵运弃市必无侍南徙，且为子孙计，灵运亦不当有为此诗。其二，灵运徙广州，其子凤连坐同徙，孙超宗年幼亦随父行。凤早卒，元嘉二十八彭城王刘义康被除，文帝即召超宗还京。⑦文帝此举当含为灵运洗冤之意。
【作者简介】董志广，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与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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