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
朱煜
[摘要]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开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其意义在于，政府和知识界及时注意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权利及教育空间，开启了由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它聚焦普通民众，在“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民众思想文化启蒙的重任，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清末民初，通俗教育，社会教育，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4—0039—09
关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民初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及北方地区的通俗讲演活动，对于运动重镇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运动情形的探讨仍比较薄弱。鉴此，本文试以江苏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兴革与演变，希望借此深化学界对于近代社会教育史的认识。
一、清末通俗教育运动的兴起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形下，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愈来愈多的人士认识到“开民智”和举办通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救亡图存首重“开民智”。1895年，严复提出“开民智”的观点，认为“开民智”是当时要政之一。次年，梁启超也表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而“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当然，在19世纪末，能认识到“开民智”意义的还仅限于少数思想家，1900年以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形成的空前危局，“开民智”已成为知识界及政界相当多人士的共识了。
所谓“开民智”，就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而通俗教育则是“开民智”的重要途径。当时知识界纷纷筹划对策，如罗振玉提出举办简易学校、陈列所等通俗教育事业；陆尔奎认为，要兴学，必先宣讲。提倡通俗教育的也不乏政界人士。李端芬于1896年奏请建藏书楼，广立报馆；端方在1905年晓谕绅商士民，饬令多立半日学堂；张之洞在1906年的一份奏折中，建议筹设陈列馆、宣讲所及改正戏曲等。1906年，学部颁布奏议，要求广设半日学堂，以“广开民智”。1909年，学部通过各省督抚饬令提学使：其一，由劝学所督促各地成立宣讲所，创办通俗教育馆、阅报社；其二，先在省城设立简易识字学堂，随后向府、州、县推广。由于官员及政府的介入，有力地推动了通俗教育从宣传进入实践阶段。这样，以创办白话报、宣讲所、简易识字学塾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通俗教育运动。
清末的通俗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界通过创办白话报，向下层民众普及新知识
报纸作为“去塞求通”的宣传工具，在甲午战后增长速度惊人。但是，报纸起初主要面向社会精英、知识分子。1897年后，为了“开民智”，知识界开始创办面向下层民众的白话报，使报纸普及到下层民众中去。江苏是出版白话报较早和较多的省份。1897年上海诞生了《演义白话报》，该报在第1号中表达了其旨趣：“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蜞内容有新闻、笔记、小说等。
据不完全统计，1897～1911年，江苏出版了22种白话报刊，仅次于北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锡白话报》和《苏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创办于1898年，由裘廷梁创办，其侄女裘毓芳为主笔之一。该刊的宗旨是：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启迪民智，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内容分“演古”“演今”“演报”三大类。自第五期后，“演报”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上谕恭注”“无锡新闻”“中外纪闻”“洋报药言”等专栏，各期还连载许多介绍国外政治制度、科学新知识等方面的专文。该报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尤其是它用白话介绍新知识，宣传新思想，对下层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编辑于1902年的《新旧各报存目表》，用加圈的方式表示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在列出的95种报纸中，40种被加了1至3个圈，《无锡白话报》被加了3个圈，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01年创刊的《苏州白话报》。它的办报宗旨，是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都“容易懂”。它的内容“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关于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据创办者包天笑回忆，该报主要面向乡村市镇发行，他们“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行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银元兑换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从编者的回忆看，该报发行成绩不错，初步实现了“开风气”的办报旨趣。胡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清的“白话报是为‘他们老百姓办的，不是给‘我们读书人看的”。“报纸的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越好，影响也自然越大。”事实表明，这些白话报在下层社会颇受欢迎。
（二）各地普遍设立宣讲所，采用宣讲的方式“开民智”
宣讲虽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教化行为，但是光绪年间，由于民间的提倡，特别是政府颁布宣讲章程、演说章程等法令后，各地盛行设立宣讲所。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白话报虽通俗易懂，然而对于不识字的人，仍不起任何作用，若采用宣讲的方式，对“开民智”更为有利。从政府的立场来说，也希望借助宣讲，传播政令，推行新政，甚至包含控制民众思想的潜在意图。1906年，学部要求各地一律设立宣讲所，随时宣讲；乡村集镇，也要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政府规定的宣讲内容：一是《圣谕广训》；二是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三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科目的浅显知识及白话新闻等。与传统社会的宣讲相比，清末的宣讲有两点新变化：其一，宣讲取材涉及时事政治、科学知识等新内容；其二，地方官员对它的态度比以往积极认真。1908年，清政府将宣讲所列为地方自治必须设置的机构，规定地方教育当局“负设立及维持之义务”。
在江苏，1898～1899年，镇江李本扬出资在城外西门大街及堰头街各设宣讲所一处，以“圣谕广训”“忠孝故事”进行通俗教育，“一时听者甚众”。1901年，无锡侯鸿鉴等开始在剧场、茶馆作露天宣讲。淮阴县1906年由刘文波等人在王家营创立自治宣讲厅，意在“正人心，厚风俗，开通民智，培养公德”。学部饬令各地设立宣讲所以后，苏州士绅在元妙观设立了一处宣讲所，后又在察院场口王仁存孝祠、北街天妃宫、平桥韦白二公祠、三多桥都土地庙各设一处，宣讲的内容为宪法、地方自治制度以及一切有关公益之事。宣讲员则请士绅中“曾经出洋之人充当”，“如不敷则禀请于候补人员中择优委充”。宣讲员的资格条件，按清廷规定，是从师范毕业生中选派，如一时难有合适人选，小学教员亦可分任宣讲之责。而苏州宣讲所则首选有海外游学背景、具新思想的人担当宣讲之任。这样的知识阅历，也使得苏州宣讲所的宣讲内容专注于宪法及地方自治制度，一与“钦定”的宣讲范围略有出入。
对于宣讲的对象，政府并不限定。从史料看，听者大多数为中下层民众。据记载，1911年初上海某自治会成员王志公组织新年宣讲处，“听者甚众，大抵中下社会及妇女小儿为多”。由于宣讲的成功，他随后每周日均有演讲，以启民智。
清末的宣讲，大致分三种类型。其一是私人举办的宣讲。这类宣讲为数甚多，主办人有地方士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在宣讲所的“正式”讲演，亦有在茶馆、街头等场合的“即兴”宣讲。上述几例，即多为私人性质。其二是由民间组织教育会主办的宣讲。如1907年通州教育会附设宣讲所，派宣讲员启发民众对新学堂的认识。其三是由劝学所举行的宣讲。1906年后，随着州县主管学务的机构劝学所的出现，劝学所不仅参与设立宣讲所，而且成为管理宣讲的行政机关。如1907年江都县劝学所在扬州新城、旧城各设立一处宣讲所，即为一例。总体上看，无论私人、教育会或劝学所主持的宣讲，知识分子在进行宣讲时，不时有背离清廷宣讲政策的“政治言说”，故而从1906年后，清廷对于宣讲加强了监控，规定宣讲“不得涉及政治”以及“演说一切偏激之谈”；宣讲时，要派巡警旁听，“遇有妨碍治安之演说，可使之立时停讲”。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宣讲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宣讲尤其民间社会宣讲活动的开展。
（三）政府倡导简易识字学塾，以“增进国民之程度”
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在清末得到政府的重视，成为清末通俗教育的最大特点。这种学塾由较开明的地方官员提倡在先，继而清政府于1910年1月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明确简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贫寒无力就学子弟而设；规定各县城及著名村镇，务必先由官方设立一二所，以资提倡；鼓励士绅捐资办学；办学情形纳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同年6月，江苏提学要求省属各地方官将简易识字学塾的创设及推广成绩，详细列入政治岁计表内学堂项下，按月报送，以资考核。事实上，在1909年，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即计划在苏州创设10所模范简易识字学塾，以资各地仿效。当年开办了5所，次年春又续开了5所，办学地点大多借用庙宇、祠堂、公所等。规定每塾收生徒50名，塾师1人。课程分四门：修身、识字、习字、珠算。1910年开办的常州简易识字学塾，是由劝学所出面与公立小学商议，附设在6所小学中的，每塾有学生30余人。同年，松江开办的5处简易学堂，则系由教育会操办，每处学生各20余人。无锡筹办的5所简易学塾，虽然独立设置，但塾师则由劝学所邀请各校教员分任相关学科，俨然成为初等小学的分部。当然，与普通小学校不同的是，它不收任何学费，公家提供书籍、纸笔等一切学习用品。
各地简易学塾的授课钟点长短不一，短的如常州劝学所在驿西小学设的夜课，每晚2小时；长的如苏州简易识字学塾，每日5小时。为了培养合格的塾师，使简易学塾迅速推广，江苏提学还在苏州建立教员养成所，面向苏属32个厅州县招考，录取后不仅分文不收，还另给津贴，三个月毕业，以便回乡后亦能开设简易学塾。计表明，1910年初，江苏全省共办简易学塾149处。
配合简易学塾教学的，是部颁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比较而言，清廷更为重视后者的作用。学部的奏报说得很清楚：“国民必读课本较简易识字尤为重要”，因为它讲的都是“列圣、谕旨及圣贤经传”，讲读这种课本可以使民众“明于忠君报国之义”。或许简易识字学塾可以在“开民智”、灌输正统观念上，较宣讲等其他形式，具有系统性的优势，也更便于管理，因此政府大力提倡简易学塾。
应该说，简易识字学塾在“开民智”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简易识字”之名及与贫寒之家的儿童共同读书，使年长失学之人在心理上不易接受，加之读书识字在下层民众看来也非紧迫事项，结果简易学塾“以学龄儿童充塞其间”，而教育年长失学之人的目的则没有达到。简易学塾兼收儿童，有碍正式小学的推广，所以也引起一部分人的反对。无怪乎，即如苏州之模范简易学塾，开办以来人们发现其学生也“不甚发达”。再者，简易识字学塾基本由政府主持，各地或认真或敷衍，情形不一，民间也未予足够重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简易识字学塾也随之消亡。
二、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兴盛与式微
民初的通俗教育，较之清末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教育行政系统上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传播国民观念、爱国思想、文明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清末通俗教育的产生主要基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社会环境，知识界欲借此“开民智”，政府欲借此推行政令、甚至加强对民众思想控制的话，那么在推翻了帝制以后，民初的通俗教育则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宗旨。
（一）民初通俗教育被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
与清末通俗教育不同，民初通俗教育已經正式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之中。1912年，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分管通俗教育等事务，为专管通俗教育的行政机关创立之始。1917年，教育部在各省设教育厅，据当时公布的《教育厅署组织大纲》规定，教育厅内分三科，其中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此后，尽管中央及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屡有变更，但是基本上都有专门部门管理通俗教育事项。
不仅于此，中央及各省此时大都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或通俗教育会等组织，成为通俗教育研究的开端。同时，政府对于通俗教育之设施均订有“规程”“规则”“训令”等，主要有：《各省区通俗讲演稿送部核选编印》（1913年）、《半日学校规程》（1914年）、《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年）、《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1915年）、《通俗教育讲演规则》（1915年）、《露天学校简章及规则》（1916年）、《通俗讲演传习所办法》（1916年）等。由此，民初的通俗教育由清末的无组织状态而逐步趋于组织化、规范化。
（二）民间社会通俗讲演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民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很重视通俗讲演，尤其民间的通俗讲演更有影响。1912年1月，教育部通电各省，要求通俗教育“宜先注重宣讲”，所需经费“令各地方于行政费或公款中，酌量开支补助”，规定宣讲内容以“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为范围，“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1915年，教育部有关通俗教育讲演的文件要求各地设置通俗教育讲演所，省会须设4所以上，县治及繁华市镇须设2所以上，乡村则由地方官斟量推行；允许私人设立讲演所，但须在官府备案。
通俗讲演分普通讲演和特别讲演两种。普通讲演包括：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方面；特别讲演针对国内外之天灾、事变或者于工厂、监狱、看守所、惠寄院、感化院等场所的讲演。讲演稿应由讲员按照规定内容编写，由官府选印成册，汇送教育部审核。
这一时期，通俗讲演在江苏颇受官方和民间社会所注重。据1913年7月调查，全省举行通俗讲演的县有38个，或机关提倡或私人集合，此外省政府亦组织模范讲演团巡回各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15年底，全国共设通俗教育讲演所2865处，巡行宣讲团738处，其中江苏分别为69处和59处，尤其巡行宣讲团的数量居第3位，多于大多数省份。1916年，江苏巡按使通饬各县，命令“各地方办理讲演事业，尚乏成效者，应即切实改良”。为了示范引导，特委托省教育会举办讲演练习所，饬令各县详慎遴选学员前来接受培训。这次集训，各县学员学习5个月后分派到各地开展讲演活动，共巡回讲演180余次，内容以劝善、除毒害、除迷信陋习等为主，兼及生计、卫生、时事等方面。鉴于有些地方始终以财力有限为借口而拖延不办，1918年，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各小学校长及教员在星期休假之时，兼任讲演，并在每学期末将相关情形汇报，以便查核。
官方操办的通俗讲演，如讲演所的讲演，从实施效果看，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而民间社会组织的讲演活动却颇为活跃，这是与清末的不同之处。如1912年成立的上海少年宣讲团，是一个民间组织。该团以改良风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利用假期、节日或其他特定时间，不但在本团讲演，而且深入上海城区街道以及周边乡镇进行巡回讲演。讲演内容涉及国民常识、戒除恶习、卫生常识、提倡国货、救亡图存等方面。他们还注重改良讲演方法，如1923年11月赴曹行乡讲演，与会者皆该镇居民及四乡农户，500余人。讲前，排演了通俗游艺——幻术、双簧、歌曲，讲毕，还有类似今日小品的“化装演讲”——《问道于盲》。1924年2月在上海城内西马桥讲演，在宣讲的间隙，“和以音乐”，最后还向300余听众分赠白话印品及糖果，“颇为听者欢迎”。江苏省社教指导员张世毅，视察了上海五处通俗教育机构之后，在向省教育厅的报告中，对少年宣讲团大加赞赏，并提请传令嘉奖。镇江的己未星期演说会，亦為民间组织，会员自筹经费，每星期日外出讲演，宣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反对吸毒，力主禁娼，逢节日与国耻纪念日还散发传单，进行雪耻宣传。讲演之外，他们还在各处赁租墙壁，粉刷标语，“书写格言，绘画善恶因果，使不识字者触目惊心，以期改良社会”。期间，苏南的某些乡镇也出现了通俗讲演团。如吴江县黎里镇的毛啸岑等于1923年7月组织了黎里通俗演讲团。
清末虽然也有私人或民间团体的宣讲，但是宣讲人不能自由发挥，宣讲时要有巡警监听；而民初私人或民间机构组织的演讲活动，如教育会等机构组织的讲演，有时虽然也会请警员到场，但警员的职责仅在维持治安，并不负监听之责。如1915年11月江都县教育会在城西北皇宫空地及图书馆南空场组织讲演，县知事应请特饬令警区，“随时酌派巡士二名到场维持秩序”。嘉定县通俗教育馆1924年2月在馆前空地举行化装讲演，也有“警所派警临场照料”，秩序颇为良好。可见，这些警员的角色已经从清末代表政府的“监视者”转变为维持现场秩序的“服务者”了。从清末严密监控到民初适度宽松的演讲政策，亦可见时代的变迁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初政府对讲演持完全放任的态度。事实上，政府也试图对之有所监督。如1915年教育部规定，对于当地的宣讲，县知事、劝学员长、省县视学等人员，负有监察之责；各地宣讲的讲稿，应随时向教育部呈送审核；讲稿不得涉及通俗教育以外之事，如不遵守规定，官府可以予以禁止或处分。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隶属于教育部，分讲演、小说、戏剧三股，多由教育部职员兼任工作，负责审查小说、剧本，编辑讲演稿等事务。1918年1月，教育部指定地方讲演机构，采用经过审查的34种讲演参考书及5种通俗教育用书。20年代中期，铜山县演讲员，每月须将演讲的情形，向军事当局报告。不过，政府虽有各种规定，但审查似乎并不严格。
（三）通俗教育馆成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的雏形
通俗教育馆的设立，成为民初通俗教育的最大特色。由此通俗教育的设施逐步由分散而趋于集中，为后来演变为民众教育馆，形成社会教育中心机构奠定了基础。
通俗教育馆最早出现在江苏。1915年，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委派教育科员濮祁筹办省立通俗教育馆，使其成为综合性通俗教育机关。次年2月，省立通俗教育馆正式成立，濮祁为馆长，江苏省方通令各县亦设置通俗教育馆，认为通俗教育馆能“增进一般社会之道德、智识、体力”。1927年，江苏试行大学区制，省立通俗教育馆先后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江苏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和中央大学区立通俗教育馆。1929年10月易名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
与通俗讲演有所不同的是，民初通俗教育馆大多由官方设立，间或亦有私立，但为数甚少。因此它基本上是由政府主持的通俗教育机构。
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分图书、博物、讲演、音乐、体育五部，“任人入内游览，期于社会上一般人民稍受普通知识”。据统计，开馆九个月来，来馆游览者达102985人。该馆内设机构其后略有变更，但阅书、讲演、娱乐、卫生、展览、博物等教育活动，均为其日常经营的基本事业。
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除供民众上门参观、听讲、娱乐等外，另设平民学校，还派出讲演员赴各县巡回讲演，提倡公民教育。如1926年6月，省讲演员谢福球赴铜山、邳县、萧县讲演，讲演的主题是公民信条，内容包括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争、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等方面。谢福球之行，得到萧县通俗教育馆王昌志的协助，两人结伴而行，一起演讲。从6月5日至29日，25天时间两人前后讲演25场，讲演对象既有学生，也有市民、农民等社会各界民众，每次讲演毕，他们都向听众分发公民信条一张。
江苏各县通俗教育馆，大体上都在1916～1918年之间建立。各馆内所设部门大同小异，一般有图书、娱乐、博物、讲演等部，主要活动包括图书阅览、通俗讲演、提供实验、教唱歌曲、张贴格言等。武进县通俗教育馆于1916年11月在县城文庙创设，馆内陈列仪器、标本、挂图，供民众参观，还举办演讲活动，1920年演讲扩展至乡区戚墅堰、横林、小新桥、龙虎塘等地，内容从一般的时事常识、科学知识逐步发展为救国言论。无锡县通俗教育馆则于1917年1月正式开馆，先是组织了通俗教育演讲会，以提倡科学、讲究卫生、改良风俗为主要内容。1918年又成立县巡回演讲团，活跃于城乡集镇。五四运动后，演讲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81916年，邳县建立了徐州地区第一个通俗教育馆，嗣后，沛县、丰县、铜山等县先后建立通俗教育馆，采取发行报纸、举行演讲等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除了图书阅览、通俗讲演之外，改良戏剧在当时也为通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蔡元培认为：讲演、小说“所收效果，均不若戏剧之大”，“戏剧之有关风化，人所共认”。因此，通俗教育馆有时也关注戏剧改良、社会风化问题。如江都县通俗教育馆于1924年新春之际，致函扬州著名的大舞台剧场，搬出江都县署曾发下的“（戏剧）如有涉及淫秽及或有妨道德者，应即前往纠正，或请行政官厅取缔”的训令，指出本馆人员近日至剧场观戏，发觉“扮演之剧情，已不免有乖厅令”，要求剧场切实改良。该函甚至还将剧情中“男女合演”，也指为流弊，认为“尤足使观客之情感冲动”，要求立即整改。交涉的结果如何，限于资料，已不得而知，不过通俗教育馆间或扮演政府的文化监督员的角色，大致也是实情。
（四）20年代中期通俗教育运动逐渐式微
起源于清末、兴盛于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至20年代中期步入低谷。就江苏来说，20年代通俗教育开展薄弱的县份不在少数。1923年12月，江苏省通俗教育馆联合会向省第七次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全省60个县，设立通俗教育馆的仅47个，且这些馆也“多無成绩之可言”，认为问题主要在经费上，希望各县能保证5%～10%的社教经费。次年1月，该联合会建议省教育厅催设通俗教育馆，责令各县在当年8月前一律成立。应该说，通俗教育的发展确实不尽如人意。如1917年成立的常熟县通俗教育馆，1923年秋由于经费被县教育局董事会裁撤，馆主任李君磐特电陈省署，请求上级干预；该馆还发表声明，举行抗议性演讲。1924年，有关人员视察上海县通俗教育馆，发现该馆从主任至馆员均为兼职，陈设极为简陋。镇江县通俗教育馆1918年建立后租赁城内钱业公所房屋为馆址，十余年来馆址僻处巷中，不为人知，加之经费困难，该馆人员感叹“仅维持现状已觉拮据，更无从言发展矣”。
上述情形说明，尽管省教育厅及社教界知识分子有推广通俗教育馆的意愿，但是各县教育当局并不都很重视，有的地方经费难以保障，有的缺乏专职人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的发展。另一方面，通俗教育馆自身也存在某些问题。时人评论道：“省县各地方，虽然多半设有通俗教育馆，一般的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但是因为意义的含混，对象的狭隘，和着办法的呆笨，究竟开通了民智多少？谁也不敢恭维”，结果仅是陈列些标本模型，建筑些房舍，设置些人员，“就算是完了使命”。
影响民初通俗教育发展的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由于民初政局不稳、内乱频仍，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缺乏统筹规划，使通俗教育缺少良好的发展环境。其二，通俗教育经费无明文规定，通俗教育馆大都因陋就简，设备不多，“民八以后，卒因经济竭蹶为最大之致命伤”。其三，通俗教育人才匮乏，不少办理人员有滥竽充数之嫌。其四，办理方法不良，如政府为了推行通俗讲演，强令小学教员兼任讲演，且为义务职，这种不顾个人志趣、知识结构的行政命令，注定了效果不会理想。事实上，这在1919年公布的《江苏教育进行计划书》中即隐约有所反映。这份计划书承认，通俗讲演虽“曾推行各县”但是“未能收划一整齐之效”。在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下，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最终难以取得满意的成绩。
2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推行不力、目标不够清晰、实施办法不善等原因，影响到它的成效，而“渐呈落伍之象，自民众教育问世后，各地通俗教育机关，均已一律淘汰矣”。1928年以后，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所取代，民初一度兴盛的通俗教育运动，此时终为新兴的民众教育运动取而代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初的通俗教育较之清末而言，毕竟已经有较大的发展，通俗教育馆开综合性社教机构之先河，在宣传新知识、新思想、改良社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即便成效不够显著，也为以后的民众教育及民众教育馆的建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三、结语
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开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从政府与通俗教育的关系来看，清末政府未设立专门行政机构管理通俗教育，而民国成立伊始即将通俗教育纳入政府的教育行政体系，并颁布若干“规程”“规则”，使民初的通俗教育趋向组织化、规范化。不过，就政府监控宣讲、讲演等通俗教育活动来说，清末由于政局危机而使政府既需要利用通俗教育又害怕民众觉醒、塑造对立面，所以加强对通俗教育的政治监控；而民初随着社会变迁，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的监控明显不如清末严厉，这也直接促进了通俗教育的兴盛。
就民间力量与通俗教育的关系而言，清末政府主导的通俗教育活动主要在宣讲和简易识字学塾方面，民间社会虽然也介入宣讲，但是受到官方的种种限制，因而主要投身创办传播新思想的报纸，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奠定了民意基础。不过，从总体上看，清末通俗教育中的民间力量未能充分发挥，加之政府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和督促，故而收效有限。民国建立后，伴随通俗教育在教育行政上取得正式地位，不但政府督促力度加大，民间力量对之也投注极大热情，加之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因此一时间各种通俗教育场馆纷纷设立，民间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大于官方主持的通俗教育活动。
虽然民国后期有论者谓通俗教育“无显著之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草创时期，从无到有，从无组织、无计划到纳入政府教育体制，并且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规章，开启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步伐，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通俗教育馆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的萌芽，对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从事改良社会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清末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意义还在于，与中国近代正规的学校教育起步的同时，政府和知识界及时注意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权利及教育空间，开启了由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政府和知识界都提倡“开民智”，认识到“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要“造成健全之国民”，但是就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主要将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方面，而这一时期的通俗教育则别开生面，聚焦普通民众，在“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民众思想文化启蒙的重任，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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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开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其意义在于，政府和知识界及时注意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权利及教育空间，开启了由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它聚焦普通民众，在“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民众思想文化启蒙的重任，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清末民初，通俗教育，社会教育，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4—0039—09
关于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民初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及北方地区的通俗讲演活动，对于运动重镇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运动情形的探讨仍比较薄弱。鉴此，本文试以江苏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兴革与演变，希望借此深化学界对于近代社会教育史的认识。
一、清末通俗教育运动的兴起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形下，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愈来愈多的人士认识到“开民智”和举办通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救亡图存首重“开民智”。1895年，严复提出“开民智”的观点，认为“开民智”是当时要政之一。次年，梁启超也表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而“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当然，在19世纪末，能认识到“开民智”意义的还仅限于少数思想家，1900年以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形成的空前危局，“开民智”已成为知识界及政界相当多人士的共识了。
所谓“开民智”，就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而通俗教育则是“开民智”的重要途径。当时知识界纷纷筹划对策，如罗振玉提出举办简易学校、陈列所等通俗教育事业；陆尔奎认为，要兴学，必先宣讲。提倡通俗教育的也不乏政界人士。李端芬于1896年奏请建藏书楼，广立报馆；端方在1905年晓谕绅商士民，饬令多立半日学堂；张之洞在1906年的一份奏折中，建议筹设陈列馆、宣讲所及改正戏曲等。1906年，学部颁布奏议，要求广设半日学堂，以“广开民智”。1909年，学部通过各省督抚饬令提学使：其一，由劝学所督促各地成立宣讲所，创办通俗教育馆、阅报社；其二，先在省城设立简易识字学堂，随后向府、州、县推广。由于官员及政府的介入，有力地推动了通俗教育从宣传进入实践阶段。这样，以创办白话报、宣讲所、简易识字学塾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通俗教育运动。
清末的通俗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界通过创办白话报，向下层民众普及新知识
报纸作为“去塞求通”的宣传工具，在甲午战后增长速度惊人。但是，报纸起初主要面向社会精英、知识分子。1897年后，为了“开民智”，知识界开始创办面向下层民众的白话报，使报纸普及到下层民众中去。江苏是出版白话报较早和较多的省份。1897年上海诞生了《演义白话报》，该报在第1号中表达了其旨趣：“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蜞内容有新闻、笔记、小说等。
据不完全统计，1897～1911年，江苏出版了22种白话报刊，仅次于北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锡白话报》和《苏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创办于1898年，由裘廷梁创办，其侄女裘毓芳为主笔之一。该刊的宗旨是：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启迪民智，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内容分“演古”“演今”“演报”三大类。自第五期后，“演报”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上谕恭注”“无锡新闻”“中外纪闻”“洋报药言”等专栏，各期还连载许多介绍国外政治制度、科学新知识等方面的专文。该报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尤其是它用白话介绍新知识，宣传新思想，对下层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编辑于1902年的《新旧各报存目表》，用加圈的方式表示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在列出的95种报纸中，40种被加了1至3个圈，《无锡白话报》被加了3个圈，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01年创刊的《苏州白话报》。它的办报宗旨，是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都“容易懂”。它的内容“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关于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据创办者包天笑回忆，该报主要面向乡村市镇发行，他们“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行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银元兑换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从编者的回忆看，该报发行成绩不错，初步实现了“开风气”的办报旨趣。胡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清的“白话报是为‘他们老百姓办的，不是给‘我们读书人看的”。“报纸的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越好，影响也自然越大。”事实表明，这些白话报在下层社会颇受欢迎。
（二）各地普遍设立宣讲所，采用宣讲的方式“开民智”
宣讲虽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教化行为，但是光绪年间，由于民间的提倡，特别是政府颁布宣讲章程、演说章程等法令后，各地盛行设立宣讲所。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白话报虽通俗易懂，然而对于不识字的人，仍不起任何作用，若采用宣讲的方式，对“开民智”更为有利。从政府的立场来说，也希望借助宣讲，传播政令，推行新政，甚至包含控制民众思想的潜在意图。1906年，学部要求各地一律设立宣讲所，随时宣讲；乡村集镇，也要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政府规定的宣讲内容：一是《圣谕广训》；二是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三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科目的浅显知识及白话新闻等。与传统社会的宣讲相比，清末的宣讲有两点新变化：其一，宣讲取材涉及时事政治、科学知识等新内容；其二，地方官员对它的态度比以往积极认真。1908年，清政府将宣讲所列为地方自治必须设置的机构，规定地方教育当局“负设立及维持之义务”。
在江苏，1898～1899年，镇江李本扬出资在城外西门大街及堰头街各设宣讲所一处，以“圣谕广训”“忠孝故事”进行通俗教育，“一时听者甚众”。1901年，无锡侯鸿鉴等开始在剧场、茶馆作露天宣讲。淮阴县1906年由刘文波等人在王家营创立自治宣讲厅，意在“正人心，厚风俗，开通民智，培养公德”。学部饬令各地设立宣讲所以后，苏州士绅在元妙观设立了一处宣讲所，后又在察院场口王仁存孝祠、北街天妃宫、平桥韦白二公祠、三多桥都土地庙各设一处，宣讲的内容为宪法、地方自治制度以及一切有关公益之事。宣讲员则请士绅中“曾经出洋之人充当”，“如不敷则禀请于候补人员中择优委充”。宣讲员的资格条件，按清廷规定，是从师范毕业生中选派，如一时难有合适人选，小学教员亦可分任宣讲之责。而苏州宣讲所则首选有海外游学背景、具新思想的人担当宣讲之任。这样的知识阅历，也使得苏州宣讲所的宣讲内容专注于宪法及地方自治制度，一与“钦定”的宣讲范围略有出入。
对于宣讲的对象，政府并不限定。从史料看，听者大多数为中下层民众。据记载，1911年初上海某自治会成员王志公组织新年宣讲处，“听者甚众，大抵中下社会及妇女小儿为多”。由于宣讲的成功，他随后每周日均有演讲，以启民智。
清末的宣讲，大致分三种类型。其一是私人举办的宣讲。这类宣讲为数甚多，主办人有地方士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在宣讲所的“正式”讲演，亦有在茶馆、街头等场合的“即兴”宣讲。上述几例，即多为私人性质。其二是由民间组织教育会主办的宣讲。如1907年通州教育会附设宣讲所，派宣讲员启发民众对新学堂的认识。其三是由劝学所举行的宣讲。1906年后，随着州县主管学务的机构劝学所的出现，劝学所不仅参与设立宣讲所，而且成为管理宣讲的行政机关。如1907年江都县劝学所在扬州新城、旧城各设立一处宣讲所，即为一例。总体上看，无论私人、教育会或劝学所主持的宣讲，知识分子在进行宣讲时，不时有背离清廷宣讲政策的“政治言说”，故而从1906年后，清廷对于宣讲加强了监控，规定宣讲“不得涉及政治”以及“演说一切偏激之谈”；宣讲时，要派巡警旁听，“遇有妨碍治安之演说，可使之立时停讲”。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宣讲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宣讲尤其民间社会宣讲活动的开展。
（三）政府倡导简易识字学塾，以“增进国民之程度”
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在清末得到政府的重视，成为清末通俗教育的最大特点。这种学塾由较开明的地方官员提倡在先，继而清政府于1910年1月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明确简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贫寒无力就学子弟而设；规定各县城及著名村镇，务必先由官方设立一二所，以资提倡；鼓励士绅捐资办学；办学情形纳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同年6月，江苏提学要求省属各地方官将简易识字学塾的创设及推广成绩，详细列入政治岁计表内学堂项下，按月报送，以资考核。事实上，在1909年，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即计划在苏州创设10所模范简易识字学塾，以资各地仿效。当年开办了5所，次年春又续开了5所，办学地点大多借用庙宇、祠堂、公所等。规定每塾收生徒50名，塾师1人。课程分四门：修身、识字、习字、珠算。1910年开办的常州简易识字学塾，是由劝学所出面与公立小学商议，附设在6所小学中的，每塾有学生30余人。同年，松江开办的5处简易学堂，则系由教育会操办，每处学生各20余人。无锡筹办的5所简易学塾，虽然独立设置，但塾师则由劝学所邀请各校教员分任相关学科，俨然成为初等小学的分部。当然，与普通小学校不同的是，它不收任何学费，公家提供书籍、纸笔等一切学习用品。
各地简易学塾的授课钟点长短不一，短的如常州劝学所在驿西小学设的夜课，每晚2小时；长的如苏州简易识字学塾，每日5小时。为了培养合格的塾师，使简易学塾迅速推广，江苏提学还在苏州建立教员养成所，面向苏属32个厅州县招考，录取后不仅分文不收，还另给津贴，三个月毕业，以便回乡后亦能开设简易学塾。计表明，1910年初，江苏全省共办简易学塾149处。
配合简易学塾教学的，是部颁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比较而言，清廷更为重视后者的作用。学部的奏报说得很清楚：“国民必读课本较简易识字尤为重要”，因为它讲的都是“列圣、谕旨及圣贤经传”，讲读这种课本可以使民众“明于忠君报国之义”。或许简易识字学塾可以在“开民智”、灌输正统观念上，较宣讲等其他形式，具有系统性的优势，也更便于管理，因此政府大力提倡简易学塾。
应该说，简易识字学塾在“开民智”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简易识字”之名及与贫寒之家的儿童共同读书，使年长失学之人在心理上不易接受，加之读书识字在下层民众看来也非紧迫事项，结果简易学塾“以学龄儿童充塞其间”，而教育年长失学之人的目的则没有达到。简易学塾兼收儿童，有碍正式小学的推广，所以也引起一部分人的反对。无怪乎，即如苏州之模范简易学塾，开办以来人们发现其学生也“不甚发达”。再者，简易识字学塾基本由政府主持，各地或认真或敷衍，情形不一，民间也未予足够重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简易识字学塾也随之消亡。
二、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兴盛与式微
民初的通俗教育，较之清末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教育行政系统上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传播国民观念、爱国思想、文明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清末通俗教育的产生主要基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社会环境，知识界欲借此“开民智”，政府欲借此推行政令、甚至加强对民众思想控制的话，那么在推翻了帝制以后，民初的通俗教育则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宗旨。
（一）民初通俗教育被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
与清末通俗教育不同，民初通俗教育已經正式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之中。1912年，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分管通俗教育等事务，为专管通俗教育的行政机关创立之始。1917年，教育部在各省设教育厅，据当时公布的《教育厅署组织大纲》规定，教育厅内分三科，其中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此后，尽管中央及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屡有变更，但是基本上都有专门部门管理通俗教育事项。
不仅于此，中央及各省此时大都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或通俗教育会等组织，成为通俗教育研究的开端。同时，政府对于通俗教育之设施均订有“规程”“规则”“训令”等，主要有：《各省区通俗讲演稿送部核选编印》（1913年）、《半日学校规程》（1914年）、《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年）、《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1915年）、《通俗教育讲演规则》（1915年）、《露天学校简章及规则》（1916年）、《通俗讲演传习所办法》（1916年）等。由此，民初的通俗教育由清末的无组织状态而逐步趋于组织化、规范化。
（二）民间社会通俗讲演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民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很重视通俗讲演，尤其民间的通俗讲演更有影响。1912年1月，教育部通电各省，要求通俗教育“宜先注重宣讲”，所需经费“令各地方于行政费或公款中，酌量开支补助”，规定宣讲内容以“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为范围，“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1915年，教育部有关通俗教育讲演的文件要求各地设置通俗教育讲演所，省会须设4所以上，县治及繁华市镇须设2所以上，乡村则由地方官斟量推行；允许私人设立讲演所，但须在官府备案。
通俗讲演分普通讲演和特别讲演两种。普通讲演包括：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方面；特别讲演针对国内外之天灾、事变或者于工厂、监狱、看守所、惠寄院、感化院等场所的讲演。讲演稿应由讲员按照规定内容编写，由官府选印成册，汇送教育部审核。
这一时期，通俗讲演在江苏颇受官方和民间社会所注重。据1913年7月调查，全省举行通俗讲演的县有38个，或机关提倡或私人集合，此外省政府亦组织模范讲演团巡回各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15年底，全国共设通俗教育讲演所2865处，巡行宣讲团738处，其中江苏分别为69处和59处，尤其巡行宣讲团的数量居第3位，多于大多数省份。1916年，江苏巡按使通饬各县，命令“各地方办理讲演事业，尚乏成效者，应即切实改良”。为了示范引导，特委托省教育会举办讲演练习所，饬令各县详慎遴选学员前来接受培训。这次集训，各县学员学习5个月后分派到各地开展讲演活动，共巡回讲演180余次，内容以劝善、除毒害、除迷信陋习等为主，兼及生计、卫生、时事等方面。鉴于有些地方始终以财力有限为借口而拖延不办，1918年，江苏省教育厅要求各小学校长及教员在星期休假之时，兼任讲演，并在每学期末将相关情形汇报，以便查核。
官方操办的通俗讲演，如讲演所的讲演，从实施效果看，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而民间社会组织的讲演活动却颇为活跃，这是与清末的不同之处。如1912年成立的上海少年宣讲团，是一个民间组织。该团以改良风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利用假期、节日或其他特定时间，不但在本团讲演，而且深入上海城区街道以及周边乡镇进行巡回讲演。讲演内容涉及国民常识、戒除恶习、卫生常识、提倡国货、救亡图存等方面。他们还注重改良讲演方法，如1923年11月赴曹行乡讲演，与会者皆该镇居民及四乡农户，500余人。讲前，排演了通俗游艺——幻术、双簧、歌曲，讲毕，还有类似今日小品的“化装演讲”——《问道于盲》。1924年2月在上海城内西马桥讲演，在宣讲的间隙，“和以音乐”，最后还向300余听众分赠白话印品及糖果，“颇为听者欢迎”。江苏省社教指导员张世毅，视察了上海五处通俗教育机构之后，在向省教育厅的报告中，对少年宣讲团大加赞赏，并提请传令嘉奖。镇江的己未星期演说会，亦為民间组织，会员自筹经费，每星期日外出讲演，宣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反对吸毒，力主禁娼，逢节日与国耻纪念日还散发传单，进行雪耻宣传。讲演之外，他们还在各处赁租墙壁，粉刷标语，“书写格言，绘画善恶因果，使不识字者触目惊心，以期改良社会”。期间，苏南的某些乡镇也出现了通俗讲演团。如吴江县黎里镇的毛啸岑等于1923年7月组织了黎里通俗演讲团。
清末虽然也有私人或民间团体的宣讲，但是宣讲人不能自由发挥，宣讲时要有巡警监听；而民初私人或民间机构组织的演讲活动，如教育会等机构组织的讲演，有时虽然也会请警员到场，但警员的职责仅在维持治安，并不负监听之责。如1915年11月江都县教育会在城西北皇宫空地及图书馆南空场组织讲演，县知事应请特饬令警区，“随时酌派巡士二名到场维持秩序”。嘉定县通俗教育馆1924年2月在馆前空地举行化装讲演，也有“警所派警临场照料”，秩序颇为良好。可见，这些警员的角色已经从清末代表政府的“监视者”转变为维持现场秩序的“服务者”了。从清末严密监控到民初适度宽松的演讲政策，亦可见时代的变迁轨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初政府对讲演持完全放任的态度。事实上，政府也试图对之有所监督。如1915年教育部规定，对于当地的宣讲，县知事、劝学员长、省县视学等人员，负有监察之责；各地宣讲的讲稿，应随时向教育部呈送审核；讲稿不得涉及通俗教育以外之事，如不遵守规定，官府可以予以禁止或处分。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隶属于教育部，分讲演、小说、戏剧三股，多由教育部职员兼任工作，负责审查小说、剧本，编辑讲演稿等事务。1918年1月，教育部指定地方讲演机构，采用经过审查的34种讲演参考书及5种通俗教育用书。20年代中期，铜山县演讲员，每月须将演讲的情形，向军事当局报告。不过，政府虽有各种规定，但审查似乎并不严格。
（三）通俗教育馆成为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的雏形
通俗教育馆的设立，成为民初通俗教育的最大特色。由此通俗教育的设施逐步由分散而趋于集中，为后来演变为民众教育馆，形成社会教育中心机构奠定了基础。
通俗教育馆最早出现在江苏。1915年，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委派教育科员濮祁筹办省立通俗教育馆，使其成为综合性通俗教育机关。次年2月，省立通俗教育馆正式成立，濮祁为馆长，江苏省方通令各县亦设置通俗教育馆，认为通俗教育馆能“增进一般社会之道德、智识、体力”。1927年，江苏试行大学区制，省立通俗教育馆先后改为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江苏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和中央大学区立通俗教育馆。1929年10月易名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
与通俗讲演有所不同的是，民初通俗教育馆大多由官方设立，间或亦有私立，但为数甚少。因此它基本上是由政府主持的通俗教育机构。
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分图书、博物、讲演、音乐、体育五部，“任人入内游览，期于社会上一般人民稍受普通知识”。据统计，开馆九个月来，来馆游览者达102985人。该馆内设机构其后略有变更，但阅书、讲演、娱乐、卫生、展览、博物等教育活动，均为其日常经营的基本事业。
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除供民众上门参观、听讲、娱乐等外，另设平民学校，还派出讲演员赴各县巡回讲演，提倡公民教育。如1926年6月，省讲演员谢福球赴铜山、邳县、萧县讲演，讲演的主题是公民信条，内容包括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争、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等方面。谢福球之行，得到萧县通俗教育馆王昌志的协助，两人结伴而行，一起演讲。从6月5日至29日，25天时间两人前后讲演25场，讲演对象既有学生，也有市民、农民等社会各界民众，每次讲演毕，他们都向听众分发公民信条一张。
江苏各县通俗教育馆，大体上都在1916～1918年之间建立。各馆内所设部门大同小异，一般有图书、娱乐、博物、讲演等部，主要活动包括图书阅览、通俗讲演、提供实验、教唱歌曲、张贴格言等。武进县通俗教育馆于1916年11月在县城文庙创设，馆内陈列仪器、标本、挂图，供民众参观，还举办演讲活动，1920年演讲扩展至乡区戚墅堰、横林、小新桥、龙虎塘等地，内容从一般的时事常识、科学知识逐步发展为救国言论。无锡县通俗教育馆则于1917年1月正式开馆，先是组织了通俗教育演讲会，以提倡科学、讲究卫生、改良风俗为主要内容。1918年又成立县巡回演讲团，活跃于城乡集镇。五四运动后，演讲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81916年，邳县建立了徐州地区第一个通俗教育馆，嗣后，沛县、丰县、铜山等县先后建立通俗教育馆，采取发行报纸、举行演讲等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除了图书阅览、通俗讲演之外，改良戏剧在当时也为通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蔡元培认为：讲演、小说“所收效果，均不若戏剧之大”，“戏剧之有关风化，人所共认”。因此，通俗教育馆有时也关注戏剧改良、社会风化问题。如江都县通俗教育馆于1924年新春之际，致函扬州著名的大舞台剧场，搬出江都县署曾发下的“（戏剧）如有涉及淫秽及或有妨道德者，应即前往纠正，或请行政官厅取缔”的训令，指出本馆人员近日至剧场观戏，发觉“扮演之剧情，已不免有乖厅令”，要求剧场切实改良。该函甚至还将剧情中“男女合演”，也指为流弊，认为“尤足使观客之情感冲动”，要求立即整改。交涉的结果如何，限于资料，已不得而知，不过通俗教育馆间或扮演政府的文化监督员的角色，大致也是实情。
（四）20年代中期通俗教育运动逐渐式微
起源于清末、兴盛于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至20年代中期步入低谷。就江苏来说，20年代通俗教育开展薄弱的县份不在少数。1923年12月，江苏省通俗教育馆联合会向省第七次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全省60个县，设立通俗教育馆的仅47个，且这些馆也“多無成绩之可言”，认为问题主要在经费上，希望各县能保证5%～10%的社教经费。次年1月，该联合会建议省教育厅催设通俗教育馆，责令各县在当年8月前一律成立。应该说，通俗教育的发展确实不尽如人意。如1917年成立的常熟县通俗教育馆，1923年秋由于经费被县教育局董事会裁撤，馆主任李君磐特电陈省署，请求上级干预；该馆还发表声明，举行抗议性演讲。1924年，有关人员视察上海县通俗教育馆，发现该馆从主任至馆员均为兼职，陈设极为简陋。镇江县通俗教育馆1918年建立后租赁城内钱业公所房屋为馆址，十余年来馆址僻处巷中，不为人知，加之经费困难，该馆人员感叹“仅维持现状已觉拮据，更无从言发展矣”。
上述情形说明，尽管省教育厅及社教界知识分子有推广通俗教育馆的意愿，但是各县教育当局并不都很重视，有的地方经费难以保障，有的缺乏专职人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的发展。另一方面，通俗教育馆自身也存在某些问题。时人评论道：“省县各地方，虽然多半设有通俗教育馆，一般的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但是因为意义的含混，对象的狭隘，和着办法的呆笨，究竟开通了民智多少？谁也不敢恭维”，结果仅是陈列些标本模型，建筑些房舍，设置些人员，“就算是完了使命”。
影响民初通俗教育发展的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由于民初政局不稳、内乱频仍，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缺乏统筹规划，使通俗教育缺少良好的发展环境。其二，通俗教育经费无明文规定，通俗教育馆大都因陋就简，设备不多，“民八以后，卒因经济竭蹶为最大之致命伤”。其三，通俗教育人才匮乏，不少办理人员有滥竽充数之嫌。其四，办理方法不良，如政府为了推行通俗讲演，强令小学教员兼任讲演，且为义务职，这种不顾个人志趣、知识结构的行政命令，注定了效果不会理想。事实上，这在1919年公布的《江苏教育进行计划书》中即隐约有所反映。这份计划书承认，通俗讲演虽“曾推行各县”但是“未能收划一整齐之效”。在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下，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最终难以取得满意的成绩。
2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推行不力、目标不够清晰、实施办法不善等原因，影响到它的成效，而“渐呈落伍之象，自民众教育问世后，各地通俗教育机关，均已一律淘汰矣”。1928年以后，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所取代，民初一度兴盛的通俗教育运动，此时终为新兴的民众教育运动取而代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初的通俗教育较之清末而言，毕竟已经有较大的发展，通俗教育馆开综合性社教机构之先河，在宣传新知识、新思想、改良社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即便成效不够显著，也为以后的民众教育及民众教育馆的建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三、结语
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参与的“开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从政府与通俗教育的关系来看，清末政府未设立专门行政机构管理通俗教育，而民国成立伊始即将通俗教育纳入政府的教育行政体系，并颁布若干“规程”“规则”，使民初的通俗教育趋向组织化、规范化。不过，就政府监控宣讲、讲演等通俗教育活动来说，清末由于政局危机而使政府既需要利用通俗教育又害怕民众觉醒、塑造对立面，所以加强对通俗教育的政治监控；而民初随着社会变迁，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的监控明显不如清末严厉，这也直接促进了通俗教育的兴盛。
就民间力量与通俗教育的关系而言，清末政府主导的通俗教育活动主要在宣讲和简易识字学塾方面，民间社会虽然也介入宣讲，但是受到官方的种种限制，因而主要投身创办传播新思想的报纸，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奠定了民意基础。不过，从总体上看，清末通俗教育中的民间力量未能充分发挥，加之政府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和督促，故而收效有限。民国建立后，伴随通俗教育在教育行政上取得正式地位，不但政府督促力度加大，民间力量对之也投注极大热情，加之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因此一时间各种通俗教育场馆纷纷设立，民间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大于官方主持的通俗教育活动。
虽然民国后期有论者谓通俗教育“无显著之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草创时期，从无到有，从无组织、无计划到纳入政府教育体制，并且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规章，开启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步伐，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通俗教育馆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的萌芽，对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从事改良社会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清末民初通俗教育运动的意义还在于，与中国近代正规的学校教育起步的同时，政府和知识界及时注意到社会底层民众的教育权利及教育空间，开启了由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政府和知识界都提倡“开民智”，认识到“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要“造成健全之国民”，但是就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主要将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方面，而这一时期的通俗教育则别开生面，聚焦普通民众，在“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背景下，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民众思想文化启蒙的重任，对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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