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建构

    于水 徐亚清 姜凯宜

    

    〔摘要〕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旨在基于实践，传承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价值传统，并赋予其合理的时代内涵，确立良善化的治理规范体系。现阶段网上群众工作主要体现为信访信息化和新兴的网络问政途径，其在实践中面对的是多元、复杂、碎片化的实践动态。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亦是制约话语建构的张力。这主要体现在技术风险、工作对象与价值理念三方面，即社会成员网络表达时片面使用信息技术载体与社会公众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复杂多变的群众工作事务与政府科层规范的治理困境、多元分化的意见群体与动员式治理的统合失效。故而构建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需从此三重张力入手，通过推进技术治理与制度规范设置、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基礎、推动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的时代契合三方面，全方位构建起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确立良善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之道。

    〔关键词〕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治理；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3-0108-09

    一、问题的引出

    网上群众工作，是群众工作依托信息技术载体的呈现，是改革发展中富于本土特色的治理方式。作为新中国特有的治理传统，群众工作需面对信息技术与本土改革共同影响下的语境，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与更为多元化、异质化的诉求作出回应。一方面，群众工作在信息技术革命与改革发展的深化中具有执行政策、反映民意、维护民众权益的重要效用，是平衡社会表达和政府整合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与改革发展的动态使社会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异质、复杂是当前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传统静态化的社会流动和较为狭隘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高速涌动且充斥风险的现代语境。群众工作中的优良传统需得到有效传承，而语境的变迁则给传统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挑战。群众工作所基于的，不再是较为静态化的社会结构，而是充斥不确定风险的变革中社会。网上群众工作，便是依托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群众工作提出的适应信息革命，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进行有效治理的愿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有必要构建起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体系，即依托信息技术载体，在传承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同时，吸纳适应新时代的价值规范，共同丰富和完善群众工作本身的治理规范。卡尔·马克思曾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他人存在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治理话语便是以语言范式为主要内容，主要体现为一整套价值理念和价值理念影响下的制度文本和语言表达。网上群众工作，需继承群众工作本身固有的优良传统，并依据语境变化丰富和发展自身内涵。换言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价值理念和治理路径将与新时期、新阶段时代内涵相契合，共同融合于网上群众工作中，共同塑造网上群众工作的治理规范。网上群众工作的核心特质，便是整体性与碎片化并存的治理格局。碎片植根于多元、分化、复杂的社会实践动态，由碎片化引发的一系列治理困境，制约着群众工作固有的整体性话语规范，使之面临时代转型的压力。发展完善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需把握实践的发展动态，整合碎片化的特质，重构整体性规范，即构筑起契合本土改革发展的治理话语。

    二、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实践样态

    话语植根于实践，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源自于改革发展的历史实践。长期以来，群众工作主要通过处理群众来信来访问题的信访工作得以呈现。现阶段的网上群众工作，则主要体现信访活动的信息化。除此之外，网络问政亦是新世纪新阶段兴起的，旨在依托信息技术载体反映与整合民意的群众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被赋予了诸多丰富内涵。这些内涵充分体现在社会的多元复杂诉求，以及政府对网上群众工作的愿景当中。政府对于网上群众工作价值定位与目标设置，构成了现阶段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现状。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复杂化体现出一整碎片化的实践格局，则是网上群众工作需面对的实践特质。

    （一）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实践形式

    网上群众工作，就其治理渊源，可追溯到新中国的群众工作传统，这主要体现为信访工作，而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则是信访的信息化，或称之为网络信访。另一部分，则是伴随着网络民意兴起而产生的网络问政。

    1. 信访呈现出信息化趋势，网络信访日益兴起。网络信访作为群众工作在新世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早已出现在政府的相关政策文本当中。2005年最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规定，“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级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2〕随后，凭借信息技术的手段和优势，网络信访在各级政府的政务工作中日益普遍化，成为替代传统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或是与传统群众工作互相交融，并存于当代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中。

    网络信访的发展，是与各级政府信息系统的建构相伴相生的。自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成立以来，国家信访局等各级信访部门的网站逐渐确立。2007年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正式运营。2009年，国家信访局开通了网上申诉受理系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了网上申述信访平台，对“涉法涉诉型”信访案件进行了网上的接收和处理。2015年，国务院更新了新的网上信访信息系统，持续对信访事项进行更加高效便捷的处理。中央在网络信访上的建构，为地方发挥了法规支持和政策导向作用。当前阶段，网络信访信息系统已经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5 个地（市）和 1831个县得到落实。〔3〕

    2.网络问政出现并日益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双重重视。在本土社会，以公民参与问政为主要特点，各级政府逐渐重视构建自身的信息平台，以回应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场景变化。自2008年广东省先后举办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以来，以回应和整合网络问政为主要内容，提供多元化政务信息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建构已然成为常态。2006年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正式设立以来，回应公民网络问政的各级政府网站蓬勃发展。政府的网络平台构建，除以自身的官网平台服务为主之外，还与其他多元化的民间网站构建联络。譬如每年党代会与“两会期间”，凤凰网等一系列网站均会搭建“建言献策”平台，作为政府的意见咨询，引起政府自身的重视。通过多元化自媒体搭建与民众沟通，已然成为政府较为常见的做法。依据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指导意见》， “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4〕这表明新时代网络治理在政府中的技术载体将日益完备。

    （二）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实践格局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其实践格局是由当前阶段社会发展变革的现状所塑造的。一方面，信息技术以复杂化、不可抗拒的方式渗透和影响了变革中的社会。诚如英国学者勃拉登·阿伦比认为，当代社会的技术是“在我们头顶盘旋的随时掉落的巨大的风浪”，科学技术不再是可以描绘、固定化界定的“政治或文化力量”，而是一种“基础性的根本力量”。〔5〕尽管西方学者论述，有其基于后现代话语的偏颇，然而技术着实成为暗藏风险的“风浪”，当与本土转型期的未知问题交织时，便成为新时代的公共危机议题。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当中，民众开始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表达自身意见诉求。当前阶段的社会当中，多元化的意见主体和信息技术影响下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当前阶段碎片化的实践格局。

    多元化的群体是当前阶段网上群众工作基本的实践主体，其意见表达构成政府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正如托克维尔认为的那样，现代社会塑造了原子化、个体化的成员，彼此相对独立。〔6〕中国本土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日益加剧，原有严格的单位、户籍制度悄然变革，固定化、静态化的社会结构被加剧的社会流动所肢解。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环境的变革推动社会成员以更加高速、复杂的状态进行重组，整体性的阶层概念逐渐演化为流动中的原子化个体。以利益表达较多的农民工群体为例，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934万人，相较于2015年增加50万人，增速为0.3%。〔7〕在流动中，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布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农民工在职业上的广泛分布使得其经济、文化、社会现状很难以整体性的“农民”“农民工”或“农业转移人口”解释，而原有职业分布还将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原子化的个体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现状，反映出碎片化的社会格局，带来的是信访者的碎片化。

    网上群众工作需面对民众依托多元化手段的不确定行为。譬如2016年江苏高考减招中，高考减招政策的改革成为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职业家长群体集体上访的事件诱因。汇聚原子化个体的事项是多元化的，农民工可能因为不满工资状态而联合讨薪、居民可能不满“邻避设施”而集体抗议、互联网金融交易的利益受害者会采取集体维权行为。事件让碎片化的信访者得以聚合，网络技术则给予原子化个体以聚合的条件，而意见表达主体并非是一种固有的、可以明确界定的群体。其次，不同职业分布的信访者，会有不同的利益表达行为和价值取向。在信访事件中，原子化个体采取的行为很难全部为政府掌控。如图1所示，农民工在利益表达中会采取包括法律、与工友解决、上网求助、媒体曝光等多种途径，原子化的个体有多元化的选择，而技术使得多元选择成为可能。〔8〕

    网络信访活动的发生便充分展现出现代社会交往行为的特质。网络信访活动既体现为信访者针对政府网络平台的诉求，又表现在信访者对技术载体的使用。抽象化的网络诉求与具体的现实行为相融合，打破了单一化的现实情境。技术载体使得网络信访行为不再局限在具体区域中，并非是一次性、简单化的行为过程。在网络信访中，信访者凭借信息技术手段，促使信访主体、信访场所、信访形式以多样化、跨地域、高时效的特点展现。技术载体不仅使得网络表达成为可能，也为多样化的现实活动提供了基础。信访者的信访活动在网络表达和现实活动中交错进行，并可以凭借技术载体随时切换网络与现实场域。网络构建了意见的联系，现实场景则在网络技术的影响下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在诸多的信访事件中，信访者往往来自不同区域，凭借技术手段聚合在一起，采取集体行动，构成对政府部门的压力。

    三、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的张力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方向，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传承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赋予时代的合理内涵，以期实现良善治理。然而当前阶段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与改革发展中的复杂要素，网上群众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碎片化的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格局中存在着多种不可控因素。一些民众对于信息技术的盲目片面使用、信息技术革命下网上群众工作在实践中的场景变革以及网络意见的分化，是当前阶段最为集中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信息技术延伸出的问题，亦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转变、新兴诉求出现的标识。改革过程中社会的分化通过信息技术呈现出来，构成了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张力。

    （一） 网络表达对信息技术的片面使用与公众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

    改革发展至今，技术的全面覆盖已然成为现实。这里有两组数据可以佐证。依据2017年调查统计，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7.31亿，相当于欧洲全部人口数量。〔9〕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域名总数已达到47.4万，年增长率达到34.4%，中国“.CN”域名总数则高达2061万，占中国域名总数的48.7%，年增长率为25.9%。〔10〕信息技术对本土的全面场景覆盖，背后是信息技术强大的影响功能。换言之，技术的强大塑造力使得新时代网络群众工作面临的实践动态包罗万象，却也孕育着技术力量对于群众工作本身的负面效应。当前阶段，由技术引发的风险主要在于技术的专业性与公众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其矛盾植根于社会公众对于信息技术的片面使用与过度依赖。吉登斯在述评现代社会风险时有所表述，“现代社会的风险，会使得民众对专家的依赖程度加强”。〔11〕现代社会，伴随着技术的强化，人们加深了对专业技术与专家能力的依赖，然而技术本身的精密性与复杂性并非某一门专业、某一门领域的能够独断。这与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构成了鲜明对比，成为社会发展中酝酿公共危机的隐患。

    这一点在网上群众工作开展过程中与民众的行为动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前阶段，诸多民众过分依赖于通过技术手段表达自身的意见诉求。无论是纯粹意义上的网上表达，还是现实场景中依托信息技术载体的实体行为，信息技术均发挥了一种基本的媒介作用。这种媒介作用在民众的表达中，既可以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的纽带，亦是一些意见表达群体用于越级上访等非制度化参与的工具。譬如2015年北京某律师团体便是通过信息技术的手段，制造对地方政府的不利谣言。此类事件较多存在于网络信访中，构成了对政府网上群众工作的巨大压力。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其负面效应既有一些不法分子对于信息技术的不当使用，又有广大公众对于信息技术整合、配置、处理能力的认知匮乏。当部分群體在网络表达时不正当地利用信息技术载体，社会成员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而缺失一定判断能力时，风险便会酝酿。风险会在社会成员针对政府的意见表达时，以一定的社会事件为导向，通过一些表达者对技术的滥用和信息技术对公众的诱导而爆发出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此类现象常见于地方政府对于基层事务的整合中，价值理念的偏颇阻碍了群众工作话语的有效确立。

    （二）网上群众工作对象的复杂多变与政府科层的治理困境

    新世纪新阶段网上群众工作的对象，不再是固定化、静态不变的社会资源分配，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实践事务。这些事务中一方面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改革、社保政策调整、土地整合等诸多因素，是社会结构剧烈转变，社会事务多元复杂的标识。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影响下政府政策的转变和社会成员的活动以复杂和相对不可控的方式展现在政府对民众的政策执行与沟通中。改革发展产生的多元事项与信息技术的复杂多变交织在一起，使社会事件的发生和社会成员的活动更加多元化和异质化。政府的政策转变会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落实于社会各个层面，然而其政策制定到执行、调整乃至终结的过程均会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民众的网络问政、网络信访行为成为政府不得不重视的公共议程。政府的政策执行会以更加“全景覆盖”的方式多元化影响社会，同时亦会收到民众意见表达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不可控、不确定性。信息技术革命中，社会成员的活动超越了各种传统限制，多样化的行为由此产生，给国家与政府的治理带来了诸多问题。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是基于相对缓慢的流动的速度，然而相关的场景已然发生剧变。社会成员的活动，可以依据场景的变化随时发生改变，横跨区域与时段的限制发生效用，这一点是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适应的。对此，网上群众工作需面对的，便是复杂多变的实践动态。

    凭借信息技术载体的优势，信访者可以凭借各类自媒体进行联络，实现跨区域的沟通，并灵活调整时空、调整虚拟与现实的场景，构成针对政府的意见表达。信访发生的场景，依然很难用“网上信访”或是“传统信访”衡量，也不可以简单的以“基层信访”或是“国家信访”划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同时段、交叉性、灵活组合的信访场景，及其多样化的信访行为。原子化的信访者，可以凭借信息技术载体实现组合，并以多种方式表达对待政权的意见。譬如2016年江苏高考减招事件带来的便是考生家长凭借网络自媒体的信访活动，其依据灵活化的平台，在现实与虚拟两大不同场景表达自身诉求。对于20世纪80年代“秋菊打官司”式的相对缓慢的传统信访行为虽然存在，然而已很大程度上淡化，并将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逐渐消失。

    相较而言，政府在网上群众工作话语上的适应性困境及其产生的问题由此接踵而至。场景的变化与改革发展时期各级政府“求稳”的心态相并存。“求稳”的价值充分渗透到国家和政府对待网络的治理行为中，体现为诸多地方政府对待由网络平台引发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担忧。各级政府倾向于采取科层化的规范方式，力求有效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变化莫测的场景中最大程度地消除可能存在的隐患。然而“求稳”的管理手段并不能够真正消除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场景重构这一现实。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尽管凭借着技术力量，可以构建层级化的刚性预警机制，然而信息技术可以将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风险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脱域”化的现代场景重构并非以主观的科层化规范为前提，而是遵循着自身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配置逻辑。单一化的管理非但无法真正有效消除可能带来的问题，反而导致由于管理过甚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新时代下，复杂化的场景所带来的问题并非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所能一举解决，网络治理的适应性困境日益明显。

    （三）动员式的治理传统与多元分化意见群体的统合困境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其治理传统在于立足于基层，对民众意见进行有效的动员与整合。动员式的治理传统在信息技术革命当中仍然存在，体现在政府试图通过对社情民意的反映征集中。群众工作体现出动员式治理色彩下对基层民众意见的反映与整合。然而当前阶段，群众路线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多元化意见与自身作为主流话语的不平衡性，其根源来自于整体性价值取向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的消解。信息技术的日益深入，社会场景的重构，催生异质化的利益主体与多元化的思想主体。过往带有动员意见色彩、充满整体化特质的群众路线，已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带有碎片化特质的意见表达存在诸多方面的不一致、不平衡。整体性对现代场景的统合失效，已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对于改革发展的本土社会而言，多元化的意见在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思想价值领域的问题，其往往通过网络充分呈现，构成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压力。

    相对而言，公民的意见表达，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关注重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现状，其多元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官方提供的意见平台。美国学者范·阿尔泰（Van Alstyne）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中，网络体现为巴尔干化特质（Cyberbalkan），即所谓网络意见的分化、极化问题十分明显，看似固定化的网络民意等语词，实则消解为碎片化的信息孤岛。〔12〕在一定的社会事件爆发时，譬如2017年“辱母杀人”，民众舆论往往基于自身立场和接受的信息出现明显的阵营分化。这种分化现状往往会带来两个较为明显的后果。其一，整体性的统合失效带来社会共识的弱化，对信息的扭曲显得十分无力。由于缺乏一定的价值准绳，信息扭曲会以相对不受控的方式进行扩散，造成网络治理的隐患。其二，观点的分化冲击了主流的话语，却带来诸多民间意见领袖兴起，与网络治理的权威主体发生张力。一系列的“网红”等意见领袖，反而在当前阶段可以凭借自身的一整套语言引发特定社会成员群体的关注。然而多元意见表达带来的权威冲击反而会使得各种网络意见领袖的运作不受必要的规范。诸多意见领袖自身在技术的专业性面前亦显得无力，反而会误导网络舆情，使公民在网络问政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价值误区，阻碍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多元化的意见与政府力求构建网上群众路线的努力并存，却难以在复杂化的场景中实现话语的平衡。

    四、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的建构路径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价值传统与改革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中新时代价值理念的契合，通过制度设置、治理格局和价值理念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铺展开来，旨在形成新时代有效整合网络乃至信息技术影响下社会实践动态的良善治理规范。在新时代建构网上群众工作话语，需针对话语建构的张力来源，即技术載体的片面使用和过分依赖、工作对象的多元分化的意见群体，分别对此寻找有效的治理逻辑，从而实现群众工作话语的有效转型。唯有通过技术治理的完善与制度规范的配套设置、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网络群众工作的整体基础、以群众观点和公平正义的契合作为网上群众工作的价值导向，方能真正确立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体系。

    （一）推进技术治理的完善与制度设置

    防控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需构建专业化的治理机制。首先，技术本身的精密性和复杂性，使不确定的风险时隐时现。故而应对技术风险的相应专业化设置应充分构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说，任何的社会主体，均无法回避网络治理的影响，无法回避网络带来的风险问题，故而对风险专业化的网络治理，需要社会的协同参与。在专业化的机制构建中，国家和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政策产品，作为培养防控技术和防控人才的财政和规则支持。在政府领域，相应的智库建设也应同样提上日程，以对合理有效的防控风险提供专业化意见。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依法加强网络技术管理，加强网络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3〕信息技术的专业化和配套规范的完善化可以作为网上群众工作有效落实的基础。市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则应充分承担发展防控技术的专业化建设任务。这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更新自身政务信息系统提供有效的专业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从更加宏观的层面防控网络风险。

    相应地，刚性化制度规范也显得尤其凸显。围绕新时代网络治理，制度的刚性规范，其原则在于以刚性化的原则防控因信息扭曲和场景活动失序性带来的社会问题。故而法治原则的确立显得十分重要。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例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4〕在新时代网络治理中，对法治原则规范的遵守，和法治的刚性约束，其意义便在于对一系列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使用行为的规范监管。一系列的技术风险，与使用者的盲目性与技术垄断者的滥用有密切关系，然而技术自身的复杂影响，使其负面效应在爆发之时，超出了使用者的掌控范围。故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15〕新时代网络治理可以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去防范一系列滥用专业网络技术行为，将风险防范在源头，起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此外，刚性化的制度设置也可以将对于防控风险，保证技术正常化发挥作用的培养机制正式化、规范化，促进防控风险治理机制的长效构建。

    （二）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网上群众工作的整体化基础

    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6〕共建共治共享，标志着新时代社会，在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负责中，打造一种社会协同参与的资源配置格局。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其意义在于对被技术拆解之后纷繁复杂的场景进行整体性重构。相比单一化、科层化的传统型配置，这种整体性的重构统合了场景的复杂性与治理权威的主导性，可以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增强网络治理的适应性。固有的网络信访等传统治理方式可以继续存在，同时各种多样性的配置机制将随着场景的变革而兴起，在整体性的大格局中发挥其合理价值。譬如网络问政便是社会治理朝向多元共生发展的趋势，以其更为便捷、灵活的特点官方存在于当前阶段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生活中。随着社会治理格局朝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性建构，多元的治理格局将得以确立，作为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整体基础。这一方面可以丰富网上群众工作的具体内涵，提供更加创新化、多元化的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基层自治等多样途径，分担原有群众工作的负担。

    基于此逻辑，在未来的治理格局中，科层规范与管制是社会治理中的必要一环，却不是唯一的环节。政府让权与社会，将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中的组成部分，亦是网络实现良善治理的环节。譬如网络信访便是通过科层化的流程发挥作用，并长期以来具备联系民众的功能。在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中，网络信访作为一种意见传递机制，不再成为一种主导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主体凭借当代信息技术优势，对资源配置的参与。譬如协商、评议和一系列属于基层民主的内容，如社区治理均可以信息技术载体的形式得以呈现。在未来的阶段，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的动态关注，对于网络问政的机制建设和面向全社会的信息系统构建将深入持续进行。通过信息技术平台的构建，一系列的共建共治共享途径将成为可能。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将涵盖权威化的政府整合与多样灵活的表达机制，并为各种途径的治理创新提供方便。

    （三）推动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的时代契合

    群众路线的话语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恪守的话语基础。在新时代下，各种思潮横流激荡，多元、碎片的意见表达使传统的动员化治理逐渐不符合时代发展诉求。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固有的话语传统，群众路线本身的建构便是旨在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国家和社会的良善治理。这一话语传统，应与改革开放以来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相结合。在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中，群众路线的话语基础应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的共识。

    一方面，群众路线的固有优势不应在技术变革与场景重构中消失。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整体化的话语基础，其立足实际反映实情的特点同样可以在网络治理中得到有效传承。围绕网络治理，国家和政府可以凭借多样化的机制，搜集和反映群众意见，譬如自媒体便是一种灵活化的方式。在复杂的技术与变换的场景中，群众路线可以刚性的制度化设置与弹性的意见搜集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动员群众的价值理念仍然可以存在，作为政府权威化整合意见、资源的方式，然而自上而下的主导将转换为多元共生的价值。这样，整体性的话语可以起到整合多元意见的作用，并不排斥多元共生的网络逻辑。另一方面，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可以起到容纳各家意见的效用，以其多元包容的特质，构建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共识。依据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公平正义是要为社会构建一种重叠共识，使各种社会成员均有发言权。这在由于意见多元化而可能带来未知隐患的网络治理中显得尤其重要。〔17〕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一方面赋予社会成员平等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求社会成员，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成员，无论是纯粹的虚拟场景的活动还是依據信息技术载体的各种行为，都要尊重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的价值契合，将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权威性、政府合法性的落实与社会道德公式的恪守统一起来。这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二者结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充分落实到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中，赋予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话语内涵。

    五、结语

    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是群众工作的治理传统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延伸，是改革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价值传统是网上群众工作得以延续的历史渊源。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社会的渗透以及新时代社会结构的转变调整，则构成了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需面对的对象，亦提供了话语转型的诉求，即如何有效传承群众工作中固有的优良传统，并赋予合理、良善的时代内涵。长期以来，群众工作便是反映民众意见、联系党、政府与民众的基本途径。群众工作对于民众意见，对于基层社会资源整合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仍然可以发挥其传统的优势功效。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开展，网络信访、网络问政的出现，便是群众工作与时代相契合的标识。网上群众工作由此得以出现并发展，成为新时代适应社会实践动态、维系社会稳定、整合社会资源的本土治理之道。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的话语，便是要对新时代的诉求进行有效回应，通过制度规范、社会基础和价值理念充分体现出来。然而话语在构建过程中所面对的，也不再是传统静态化的实践格局，而是更为多元、复杂、碎片化的社会实践动态。

    多元、复杂的动态，是信息技术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的现实所塑造的，集中体现在网上群众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当前阶段，网上群众工作的压力便是植根于此，具体体现为表达者对于信息技术的片面化使用与社会公众对信息技术的片面依赖、群众工作对象的多元复杂和政府科层规范的整合困境、动员式的治理传统难以统合多元分化的意见群体。三者分别是制度规范、社會基础和价值理念方面的问题，是制约话语构建的张力所在。故而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的确立之道，将应对三个方面有效展开。通过技术治理的完善与制度设置、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整体性基础以及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的时代契合，才能真正构建起成熟完善的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赋予传统的治理优势以时代合理性，如何将动员色彩的治理置于多元共生的社会中。信息技术革命的技术维度与改革发展中社会的动态变化，既是适应困境的原因，亦是话语转型的基础。唯有植根于实践的治理求索，才能为新时代网上群众工作话语奠定强大的基石，构筑起全方位的良善治理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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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张海波，童星，倪娟. 网络信访：概念辨析、实践演进与治理创新〔J〕. 行政论坛，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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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丁萍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13.49.

    〔7〕 〔8〕国家统计局. 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9〕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t20170122_66437.htm.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

    〔12〕 Van Alstyne， Marshall W. and Brynjolfsson， Erik， Global Village or CyberBalkans：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ties〔EB/OL〕.https：//ssrn.com/abstract=756445.

    〔13〕 〔15〕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204，205.

    〔14〕〔16〕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8，48.

    〔17〕〔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6.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