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
曹帅 许开轶
〔摘要〕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关键词〕 逆全球化，“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6-0069-06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英国正式“脱欧”，特朗普为了“美国优先”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极右势力也在欧洲大陆上徘徊，民粹主义给法、德、意、奥等国的政治生态带来巨大威胁，这反映了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呈泛滥之势，加之发展中国家因全球化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掀起的反全球化运动，逆全球化似乎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本身以及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既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战，全球治理也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在新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临着多重困境，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引领者，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贡献了合理可行的治理方案，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作出了贡献。
一、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及其成因
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社会作为系统所具有的一种客观实在，而风险社会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Beck）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成为人类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他认为，风险是“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 〔1 〕19 ，社会风险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引起的现代性危机的后果。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风险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由现代性引起的。而全球化扩大了风险社会的规模，风险超越了国家疆界，“全球风险社会”由此形成，并且风险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危害程度愈加严重，更具广泛的社会波及效应。
（一）“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伴随科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全球化进程，推进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也使全球成为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严重困扰着世界。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配置，带动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化的消极性也使得社会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消极性具体表现为全球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和盲目追求利润加剧了经济失衡：一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被大资产阶级财团掌控和侵占，广大的中产和底层民众受益有限；二是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加深，现行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运行规则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耗能大、污染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其传染规模无限扩大，给市场经济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
正因为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才出现了与其相悖的逆全球化潮流，但是，逆全球化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今天表现得更为突出。逆全球化延續并加剧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地域的差异，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与此同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引发的民族和种族冲突、地区冲突加剧，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恐怖主义也呈现出不断蔓延的势头，全球风险带来了整个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恶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被风险的阴影所笼罩，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
（二）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成因
在一定程度上，逆全球化也是一种全球化，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逆全球化是全球化逆流的表现。全球生产力所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各种问题，社会风险在所难免，全球化可以看作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使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逆全球化给全球经贸大环境带来更大冲击，引发经济危机的几率大大增加。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战争和孤立主义，“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厌恶全球主义（globalism）和自由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正在加强” 〔2 〕，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会对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造成新的冲击。相关数据也表明，“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种放缓幅度甚至超过了1913-1929年这段‘危机前夜时期” 〔3 〕。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进程，不仅破坏全球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和世界贸易投资环境，而且引发全球经济风险，恶化了全球经贸环境。
第二，逆全球化导致大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加大，并引发一系列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锋，交锋过程中就伴随着一系列不确定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波及范围更大。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不会孤立存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各种矛盾交织，相互影响，大国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并引发国际上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另外，逆全球化导致国家民族主义回潮，特别是在债务危机、移民融合失败、难民危机、 恐怖袭击等难题面前，国家冲突与地区冲突加大，这一点欧盟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逆全球化引发文化焦虑，民粹主义浪潮急剧提高了全球社会的风险系数。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的危害与人们对风险的预期及心理有关。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认为：“风险是人们心理认知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与价值群体对风险有着不同的认知，现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只是被人们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而已，风险凸显的只是一种文化现象。” 〔4 〕48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不仅深受影响，全球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也对人类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决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一个基本因素，社会文化和心理反应则是一国经济表现的晴雨表。如今，一些西方发生实施一系列的逆全球化的金融、贸易、税收政策，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可预期和动荡性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这种弥漫全球社会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事态的严重程度，加剧了社会风险系数。更何况，其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民粹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全球社会的风险系数不断扩大。
二、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
逆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高风险逐渐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社会的主要特征，风险治理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要指“全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全球治理机制，协同预防风险，降低风险不利后果，维持全球社会正常秩序的持续性集体努力及活动” 〔5 〕，包括风险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效果等。伴随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其带给全球社会的冲击无疑加大了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使得“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因此，加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
（一）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
霸权国频繁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恶意制裁，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世界经贸发展。曾经是全球化受益者的美国现在高举逆全球化大旗，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发起贸易战。“从2018年6月1日开始正式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6 〕，到7月6日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10%，并威胁会进一步提高税率。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冲突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规则，世界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进一步阻碍了全球经贸发展，中国、俄罗斯也相继对本国进口的美国产品提高关税，以维护本国利益。在大国霸权的挑唆下，这种贸易摩擦会加剧演绎，影响范围逐渐扩散，不断引发市场对经济逆全球化风险的担忧，并且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了全球社会风险。
霸权国不愿意承担维护全球秩序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责任。大国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方面理应承担更多责任，解决全球治理中公共產品供给不足的难题需要大国作出更多努力，但是推崇“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逃避责任，只顾本国利益，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功效。例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着又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经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如今接连“退群”，逃脱责任，这种霸权主义引发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造成“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赤字”。
大国霸权导致其他国家的外部风险加大，“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可能陷入瘫痪的境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全球的风险，“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需要各国集体的合力，但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贸规则是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转移的。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和“新孤立主义”的主张，先是在边境修建隔离墙、后签署移民禁令，最近又退出了伊朗核协定，其引发的地区冲突、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导致世界经济、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并不断将风险、危机升级，造成“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的大溃败，进一步给“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大了难度。
（二）碎片化的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
机制碎片化格局下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无法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全球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是意料之外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高涨，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严重冲击了全球秩序，特别是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导国的美国，出台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秩序，不可预知的全球风险增加，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的状态下，面对原本就具有复杂性和治理高难度的全球风险社会，现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逆全球化的冲击，原有的全球风险监测体系和预警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当然，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的失序，但是，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强大冲击，全球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建立协同的治理机制，那么，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包括人权、恐怖、贸易、金融、难民、卫生、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例如，在时下欧洲难民危机中，各国的反应不仅是对欧盟应对难民的和规则的挑战，也是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的考验，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使得欧盟无法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更无有效的制度化应对机制。
碎片化所导致的治理机制失灵成为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现行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规则和机制不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导致全球风险不断产生和聚集。况且，“各种难以预测、不同寻常的‘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 〔7 〕28，使“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临更大挑战。总体来说，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但国际间的权力转移也日趋明显，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面对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和相应的治理机制严重滞后，无法解决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治理无力、机制失灵，新风险、新问题需要用新方法、新机制来解决。在现有治理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所以，超越和化解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需要集体的合力，即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而集体合力需要集体的文化共识，文化共识作为一种软力量，是“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石。“软力量主要是以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治理能力。” 〔8 〕9在治理层面如果没有文化共识，那么，一切治理策略都不会长久，发挥的治理效果也有限。只有通过文化培养、塑造、整合来优化人们的治理取向和认知结构，提高认同基础，才能为实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逆全球化导致全球性治理共识的撕裂，动摇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使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和文化共识的缺乏成为摆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前的拦路虎。
缺乏文化共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治理的文化共识正在撕裂，另一方面，新的治理文化共识尚未形成，而逆全球化的冲击加大了治理共识的撕裂程度。治理的文化共识是连接治理主体的纽带，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性，面对全球风险，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了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对撞，相互博弈的过程必定是寻求共识的过程，而由于不同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差异，以及在承担全球风险义务上的不平衡，治理共识正在逐渐撕裂，这也将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当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趋势加剧，就是全球文化共识进一步撕裂的体现。民粹主义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当国家内部尚未达成共识的时候，更谈不上全球治理。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极右势力政党，严重冲击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近年来获得了大量的民意支持，这种思潮的泛滥直接导致各种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而且，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融合更具政治颠覆性，危害性更大，而当各国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时，“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三、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全球化大潮遭遇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社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风险，这也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机制提出了新挑战。面对逆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风险治理体系中，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也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成为回应逆全球化下“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难题的一条可行的出路。中国以全球性思维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等方面积极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变革，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实现多边协同治理，提高“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能力，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共识。
（一）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走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唯有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全球经贸发展，使各国人民从中获得合理的持续的经济利益，才能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供给和经济基础。在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无疑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积极推动全球化转型，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实践者和引领者。在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情况下，中国扛起了“新全球化的大旗。面对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并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者和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化方案，并积极主动地从理念和实践层面推进更加包容、均衡、开放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新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出新成果，营造良好的全球治理环境，以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解决“全球风险社会”中的问题。
在治理理念上，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的改进。中国倡导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以新的发展观推动全球治理环境改进，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在原有全球化遭遇发展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状态下，世界经济发展遇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只有不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才能增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并通过开放、共享进一步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新世界。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因为其受到市场和科技力量的强劲推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合理预防和化解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以实际行动引领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解决治理难题。正如党的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9 〕60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和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3%、34%，是全球经济第一引擎。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降低世界经济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坚决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动新全球化进程；召开G20杭州峰会，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协定，积极承担与中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采取更有力度的行动，并把环境治理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在国际安全领域，召开2018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积极推动反恐、禁毒等全球性工作，坚持共护安全、共谋发展的目标，推进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
2018年4月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完善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是提高风险社会治理能力和有效发挥治理效果的基础性工作，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恰恰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需要完善的国际治理制度和相应的运行机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需要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制变革。
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创新理念，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推进全球治理，不断消除治理赤字。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原有的治理制度和机制显然不能有效应对新风险的冲击，因此，一方面，要融入现有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中。在这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主张，正积极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推动者，这也逐渐提高了中国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例如，针对全球网络空间风险，中国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致力于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超越现有治理结构和制度，探索新的风险应对机制，以制度創新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以制度约束风险，以制度化解风险，寻求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5 〕。在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应建立全球性、权威性的透明与信任机制、预警和监测机制、协调与制裁机制，有效协调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发挥超国家机构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创新机制，面对风险，化解风险。另外，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应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全球风险应对机制和修复机制，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系统性的全球社会风险，防止“蝴蝶效应”的发生，降低突发性风险对全球社会的冲击和危害。
（三）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强大的产品供给和完备可行的制度框架、配套的运行机制，还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和广泛认同的治理共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0 〕60人的这种社会性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公民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公民利益是探寻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生活单元，核心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 〔11 〕，在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融合多元治理主体，增强多元主体合力，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才能打造一个涵盖主权国家、政府组织、NGO、跨国企业等诸多行为体互动形成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
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需要全球共同责任与认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兼具本土性和全球性，全球风险需要通过国际多边、多层级网络协同合作来有效应对和化解，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共识的撕裂，需要构建人类“世界意识”和共同价值观，超越风险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实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 〔12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共识困境，要努力营造风险治理的价值认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共识，在价值认同和治理共识的前提下，促进多边协同治理，主权国家、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风险协同治理的国际网络，有效回应“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是以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其倡导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概念中就蕴含着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要互相合作、共生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观。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应坚持这一原则，倡导各国共同面对全球风险和挑战，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共同分享治理权利和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国际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共识。二要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利益是永恒的追求，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全球社会命运与共、利益交融、风险共担，只有合作，才能共同面对风险，化解风险，才能不断谋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合作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以此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逆全球化浪潮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并逐渐凝聚成逆全球化浪潮下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动力，中国也将着眼全球利益，兼具世界情怀，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者，顺应全球发展大势，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繁荣、开放、共享、美丽的世界，这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全世界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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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晓斌
〔摘要〕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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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及其成因
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社会作为系统所具有的一种客观实在，而风险社会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Beck）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成为人类观察和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他认为，风险是“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 〔1 〕19 ，社会风险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是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引起的现代性危机的后果。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风险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由现代性引起的。而全球化扩大了风险社会的规模，风险超越了国家疆界，“全球风险社会”由此形成，并且风险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危害程度愈加严重，更具广泛的社会波及效应。
（一）“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伴随科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全球化进程，推进了全球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也使全球成为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严重困扰着世界。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配置，带动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化的消极性也使得社会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消极性具体表现为全球市场经济的无序竞争和盲目追求利润加剧了经济失衡：一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被大资产阶级财团掌控和侵占，广大的中产和底层民众受益有限；二是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加深，现行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运行规则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耗能大、污染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其传染规模无限扩大，给市场经济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
正因为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才出现了与其相悖的逆全球化潮流，但是，逆全球化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今天表现得更为突出。逆全球化延續并加剧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地域的差异，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与此同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引发的民族和种族冲突、地区冲突加剧，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恐怖主义也呈现出不断蔓延的势头，全球风险带来了整个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恶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被风险的阴影所笼罩，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
（二）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成因
在一定程度上，逆全球化也是一种全球化，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逆全球化是全球化逆流的表现。全球生产力所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各种问题，社会风险在所难免，全球化可以看作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使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产生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逆全球化给全球经贸大环境带来更大冲击，引发经济危机的几率大大增加。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战争和孤立主义，“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厌恶全球主义（globalism）和自由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正在加强” 〔2 〕，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会对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造成新的冲击。相关数据也表明，“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种放缓幅度甚至超过了1913-1929年这段‘危机前夜时期” 〔3 〕。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进程，不仅破坏全球投资体系的正常运转和世界贸易投资环境，而且引发全球经济风险，恶化了全球经贸环境。
第二，逆全球化导致大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加大，并引发一系列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锋，交锋过程中就伴随着一系列不确定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波及范围更大。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不会孤立存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各种矛盾交织，相互影响，大国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并引发国际上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另外，逆全球化导致国家民族主义回潮，特别是在债务危机、移民融合失败、难民危机、 恐怖袭击等难题面前，国家冲突与地区冲突加大，这一点欧盟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逆全球化引发文化焦虑，民粹主义浪潮急剧提高了全球社会的风险系数。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的危害与人们对风险的预期及心理有关。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认为：“风险是人们心理认知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与价值群体对风险有着不同的认知，现代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只是被人们感知到的风险增加了而已，风险凸显的只是一种文化现象。” 〔4 〕48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不仅深受影响，全球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也对人类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经济发展状况也是决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一个基本因素，社会文化和心理反应则是一国经济表现的晴雨表。如今，一些西方发生实施一系列的逆全球化的金融、贸易、税收政策，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可预期和动荡性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这种弥漫全球社会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事态的严重程度，加剧了社会风险系数。更何况，其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民粹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全球社会的风险系数不断扩大。
二、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
逆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高风险逐渐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社会的主要特征，风险治理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要指“全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全球治理机制，协同预防风险，降低风险不利后果，维持全球社会正常秩序的持续性集体努力及活动” 〔5 〕，包括风险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效果等。伴随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其带给全球社会的冲击无疑加大了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使得“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因此，加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
（一）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
霸权国频繁使用经济手段进行恶意制裁，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世界经贸发展。曾经是全球化受益者的美国现在高举逆全球化大旗，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发起贸易战。“从2018年6月1日开始正式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6 〕，到7月6日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9月24日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10%，并威胁会进一步提高税率。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冲突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规则，世界贸易发生结构性变化，进一步阻碍了全球经贸发展，中国、俄罗斯也相继对本国进口的美国产品提高关税，以维护本国利益。在大国霸权的挑唆下，这种贸易摩擦会加剧演绎，影响范围逐渐扩散，不断引发市场对经济逆全球化风险的担忧，并且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了全球社会风险。
霸权国不愿意承担维护全球秩序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责任。大国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方面理应承担更多责任，解决全球治理中公共產品供给不足的难题需要大国作出更多努力，但是推崇“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逃避责任，只顾本国利益，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削弱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功效。例如，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着又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经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如今接连“退群”，逃脱责任，这种霸权主义引发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造成“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赤字”。
大国霸权导致其他国家的外部风险加大，“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可能陷入瘫痪的境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全球的风险，“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需要各国集体的合力，但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贸规则是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转移的。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和“新孤立主义”的主张，先是在边境修建隔离墙、后签署移民禁令，最近又退出了伊朗核协定，其引发的地区冲突、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导致世界经济、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并不断将风险、危机升级，造成“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的大溃败，进一步给“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大了难度。
（二）碎片化的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
机制碎片化格局下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无法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全球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是意料之外的、不确定性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高涨，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严重冲击了全球秩序，特别是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主导国的美国，出台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秩序，不可预知的全球风险增加，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的状态下，面对原本就具有复杂性和治理高难度的全球风险社会，现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逆全球化的冲击，原有的全球风险监测体系和预警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当然，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的失序，但是，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强大冲击，全球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建立协同的治理机制，那么，全球治理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包括人权、恐怖、贸易、金融、难民、卫生、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例如，在时下欧洲难民危机中，各国的反应不仅是对欧盟应对难民的和规则的挑战，也是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的考验，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使得欧盟无法形成统一的治理共识，更无有效的制度化应对机制。
碎片化所导致的治理机制失灵成为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现行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规则和机制不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导致全球风险不断产生和聚集。况且，“各种难以预测、不同寻常的‘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 〔7 〕28，使“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临更大挑战。总体来说，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但国际间的权力转移也日趋明显，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面对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和相应的治理机制严重滞后，无法解决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治理无力、机制失灵，新风险、新问题需要用新方法、新机制来解决。在现有治理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所以，超越和化解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需要集体的合力，即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而集体合力需要集体的文化共识，文化共识作为一种软力量，是“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石。“软力量主要是以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治理能力。” 〔8 〕9在治理层面如果没有文化共识，那么，一切治理策略都不会长久，发挥的治理效果也有限。只有通过文化培养、塑造、整合来优化人们的治理取向和认知结构，提高认同基础，才能为实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逆全球化导致全球性治理共识的撕裂，动摇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使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和文化共识的缺乏成为摆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面前的拦路虎。
缺乏文化共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治理的文化共识正在撕裂，另一方面，新的治理文化共识尚未形成，而逆全球化的冲击加大了治理共识的撕裂程度。治理的文化共识是连接治理主体的纽带，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性，面对全球风险，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了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对撞，相互博弈的过程必定是寻求共识的过程，而由于不同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差异，以及在承担全球风险义务上的不平衡，治理共识正在逐渐撕裂，这也将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当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趋势加剧，就是全球文化共识进一步撕裂的体现。民粹主义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当国家内部尚未达成共识的时候，更谈不上全球治理。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极右势力政党，严重冲击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近年来获得了大量的民意支持，这种思潮的泛滥直接导致各种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而且，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互融合更具政治颠覆性，危害性更大，而当各国都奉行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时，“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三、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全球化大潮遭遇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社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风险，这也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机制提出了新挑战。面对逆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风险治理体系中，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也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成为回应逆全球化下“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难题的一条可行的出路。中国以全球性思维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等方面积极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变革，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实现多边协同治理，提高“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能力，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共识。
（一）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走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唯有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全球经贸发展，使各国人民从中获得合理的持续的经济利益，才能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供给和经济基础。在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无疑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积极推动全球化转型，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实践者和引领者。在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情况下，中国扛起了“新全球化的大旗。面对逆全球化进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并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积极改革者和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新全球化方案，并积极主动地从理念和实践层面推进更加包容、均衡、开放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引领新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出新成果，营造良好的全球治理环境，以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解决“全球风险社会”中的问题。
在治理理念上，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环境的改进。中国倡导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以新的发展观推动全球治理环境改进，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在原有全球化遭遇发展困境，逆全球化崛起的状态下，世界经济发展遇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只有不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才能增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并通过开放、共享进一步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新世界。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因为其受到市场和科技力量的强劲推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合理预防和化解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以实际行动引领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解决治理难题。正如党的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9 〕60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和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3%、34%，是全球经济第一引擎。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降低世界经济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坚决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动新全球化进程；召开G20杭州峰会，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协定，积极承担与中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采取更有力度的行动，并把环境治理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在国际安全领域，召开2018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积极推动反恐、禁毒等全球性工作，坚持共护安全、共谋发展的目标，推进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
2018年4月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完善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是提高风险社会治理能力和有效发挥治理效果的基础性工作，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机制恰恰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需要完善的国际治理制度和相应的运行机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需要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制变革。
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创新理念，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推进全球治理，不断消除治理赤字。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原有的治理制度和机制显然不能有效应对新风险的冲击，因此，一方面，要融入现有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中。在这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主张，正积极成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推动者，这也逐渐提高了中国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例如，针对全球网络空间风险，中国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致力于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超越现有治理结构和制度，探索新的风险应对机制，以制度創新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以制度约束风险，以制度化解风险，寻求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5 〕。在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应建立全球性、权威性的透明与信任机制、预警和监测机制、协调与制裁机制，有效协调各方的利益和需求，发挥超国家机构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创新机制，面对风险，化解风险。另外，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应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全球风险应对机制和修复机制，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系统性的全球社会风险，防止“蝴蝶效应”的发生，降低突发性风险对全球社会的冲击和危害。
（三）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强大的产品供给和完备可行的制度框架、配套的运行机制，还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和广泛认同的治理共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0 〕60人的这种社会性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公民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公民利益是探寻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生活单元，核心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 〔11 〕，在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融合多元治理主体，增强多元主体合力，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才能打造一个涵盖主权国家、政府组织、NGO、跨国企业等诸多行为体互动形成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
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需要全球共同责任与认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兼具本土性和全球性，全球风险需要通过国际多边、多层级网络协同合作来有效应对和化解，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文化共识的撕裂，需要构建人类“世界意识”和共同价值观，超越风险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实现“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 〔12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共识困境，要努力营造风险治理的价值认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治理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共识，在价值认同和治理共识的前提下，促进多边协同治理，主权国家、政府组织、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风险协同治理的国际网络，有效回应“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是以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其倡导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概念中就蕴含着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要互相合作、共生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观。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应坚持这一原则，倡导各国共同面对全球风险和挑战，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共同分享治理权利和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这也是国际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共识。二要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利益是永恒的追求，在逆全球化冲击下，全球社会命运与共、利益交融、风险共担，只有合作，才能共同面对风险，化解风险，才能不断谋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合作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以此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逆全球化浪潮给全球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化解“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并逐渐凝聚成逆全球化浪潮下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动力，中国也将着眼全球利益，兼具世界情怀，作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者，顺应全球发展大势，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繁荣、开放、共享、美丽的世界，这既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全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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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