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游商山万里歌
陈非
离开商州城,夜住商山镇,早晨起来,朋友邀我去看丹江岸边的商山。
云开雾散,远望那山,像一巨大的“商”字,升起在丹水岸边,那便是商山。
自西向东,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美人隐于南山的南坡,与长安相望,迤逦在汉水北岸,眺望着江南。
因这山形若“商”字,故所在地丹凤古时亦名商国,后叫商邑,商洛县及现今的商洛市等均源于这商山。
站在河的对岸,远望商山,太阳从山巅投来远古的光芒,没有任何障碍地散落在山下每一户人家的屋脊上,整个村庄都沉浸在阳光带来的喜悦中。
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
行走在商山峡谷边,众多溪流,追逐成河,通向“世外桃源”的武陵小溪就在眼前,东晋诗人陶渊明名作《桃花源诗》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说,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主要根据,即是眼前这商山。
从古至今在商洛市七个县域有叫做桃源的村镇、山脉,沟、梁、地、河流达千余处,想必这里真是桃花源了。
远处田间,有汉子亮起嗓子唱起了花鼓子:
红红太阳花花云,
花花乖姐花花人,
头上搭条花手帕,
腰上系条花罗裙,
花上加花爱坏人。
山水、人家因歌声似乎变得生动起来,时间恍惚了,这里本是商鞅的理想国,也曾是“四皓”的归隐地。
光阴走过千年,英雄已去,徒留商山。山秀水长,炊烟缈渺,雾霭缠绕,静旎的画面让人想做诗人,想要写下千古绝唱。
不必了,文人墨客早已有诗作流传,从前那些墨攻英气,列国游说,让商山诗意漫天,耳熟能详的佳作连篇,不朽的名句早已写就。宋·王禹偁:“百年身世片时间,商山不隐隐何山。”
在这花与香草中,有多少记忆都成为旅途中的风景,寄情商山原野,“四皓”商山做了古,半渊情海半场泪,暮霭江波问归鸿,天亦不老叹英豪,弱水长东守青山。
商山一日呀,淡淡的行程。在商山、秦楚之界中不经意间就找见了藏在丹凤角落里的故事,触及到了千年前的泥土与河流的芬芳,这芳香便是诗经的归隐处。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我漫步商山脚下,风从山中飘来,带着花与青草的味道,心旷神怡,感觉有某种东西曾经在无人的时刻在此停留过,刚才悄然离去,却总也找它不见,于是觉得古往今来,都在一起,从未走远。
忽然间,我醒悟到:人们一直寻找的乌托邦,其实一直都活在南山里。沧海桑田千年恬静,“我有商山君未见”。而传奇商洛花鼓戏就源于这一浪漫地。
延至其家 皆出酒食
从丹凤城出发,至45公里处,丹江河从龙驹寨向东,蜿蜒十里来到月日滩,一个转体大回环,又一个转体大回环,在各不妥协相互发力的群山之间,不断地前滚翻。前进七十里来到孤山坪,忽然调头向南,疾走十里,正遇着银花河从山阳境内前来汇合。
想不到,在这两水交汇处,四面的群山一下子客气起来,互谦互让,十分礼貌地闪出一片开阔地。地面碧绿的竹子,密密成林,节节向上,江风吹来,万种风情,因“驼马入蓝关”,这样就有了一个诗意地名:竹林关码头。
温暖的阳光下,我找到一家小酒馆,要了两陕南烧酒,热情的主人乘机端上一盘泡菜,这些原本平常的茭白和辣椒,在盘子里变得艳丽清亮起来,吃一块,脆嫩、酸。
这种泡菜是陕南人延续四川一带人的做法,秋末的时候,是做泡菜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一口菜坛子,选出自家种植的鲜嫩蔬菜。腌制前,洗净晾干。盐和凉白开按一定比例混合,萝卜、子姜、茭白,再放上辣椒提味,蒜头杀菌,花椒增香。往坛沿里倒些清水,阻断空气和细菌。十几天后,这些放进缸里的菜完成了一次鲜艳味美的嬗变。
就着陕南烧酒,我点了份当地名吃腊肉。那是一种借助空气和风的力量,风干与发酵后共同制造出的特殊风味。这种腊肉是大半年前就做好的。冬腊月里,天空飘起雪花的时候,就到了陕南人制作腊肉的时节。陕南木材丰富,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搭配松枝为佳。熏烤时,要把腌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塘之上,还要不断将松果、茶壳、桔皮等放入火塘,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松枝和茶果的香味。
做好的腊肉晾到房檐下风干,像是挂起的一串串风铃。对陕南人来说,做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永远也难以忘怀。
一盘尚好的腊肉,能够品味出盐的味道,烟火的味道,山野的味道,季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还能品味出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民歌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故土、乡亲、念旧、勤俭、坚忍等等混合在一起。
我品尝这两种看似简单的独特美味,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在烧酒佳肴下我有些微醺,我以为踏上眼前的石板街,走啊走,就可以走回故乡。
竹林关处 花鼓之乡
很早的时候竹林关不仅是一个大码头,也是一个大的集镇。过往的船只,都要在竹林关停泊,船上的水手们喜欢在竹林关歇息。小街上是光溜溜的青石板,门面是磨了棱的厚木板,馒头在蒸笼里冒着热气,大肉在卤锅里慢慢酥软。郁郁酒香从陈坛里飘出来,习惯于山吃海喝的水手们,吃得头上冒汗,身上流油,有水手干脆就赖着不走了。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随着石板的街道一天天延伸,木板的门面一天天扩张,米行、油坊应运而生;绸庄、茶楼随缘而开,码头越来越繁荣。
经济往来的同时,码头也承载着地域文化交流的功能。这些文化信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饮食,房屋结构,风俗民情,它又是另一种面目各异而又相对统一的文化系统。
当一些南来北往的方言俚语,民歌小调(讨饭调)开始相互交融,也渐渐出现了一种说唱形式—花鼓戏。
一群青年男女,半农半艺,农忙生产,农闲演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参与助兴,家庭院落,田间地头都可以即兴表演,完全的自娱自乐。
渐渐地发展到商洛丹江两岸和广袤山区,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哼唱几曲花鼓小调。
花鼓虽然繁荣普及,但由于条件限制,总体艺术水准仍然停留在曲艺水平上,距真正的“戏剧”仍有一段距离。
民国之初,全区6县101乡镇,有花鼓戏班80多个,所演剧目(包括手抄本和口传本)有100多本,著名艺人达千人之多。最有名的是竹林关的陶三贵,1928年他带领着三个美丽的女儿建立了自己的戏班子,也就是后来闻名乡里的三女班。可惜在后来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他的戏班子彻底消失在了竹林关,这是一次毁灭性打击。
1956年,花鼓戏终于迎来它的新生。因要参加全国戏曲汇演,成立不久的商洛剧团,情急中,只好请来竹林关花鼓班的老艺人们当教练,临时排演了《夫妻观灯》《桑园配》《回河南》《西楼会》四个传统花鼓节目。
谁也想不到,这个临时磨刀现排现唱的小戏,在当年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获得成功,四个节目全部获奖。其中的《夫妻观灯》旋即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出,大放异彩。
各大媒体对“商洛花鼓”的报道,也是商洛花鼓的得名之始。
当地的文化人告诉我,最早的花鼓艺人是那些爱唱爱跳的农民,逢年过节他们三五邀约在一起,不化妆、不换衣就地自唱自乐。
花鼓的主腔中正板是主体,一般是上下句,不断反复,多为十字句和七字句。
十字句的节奏为“三、三、四”,七字句节奏为“二、二、三”。主要音型为“二、三、五”、“二、六、五”。彩腔的句式有七字句、五字句或五字七字三字混合组成。彩腔不仅有衬词,有时还有衬句,如“呀喝嗨嗨衣呀嗨”、“呀喝子喂哟喂哟喂哟”,其表演,粗犷夸张,富有浓厚的山野气息。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其表演已形成了:行、坐、立、做、手、眼、法、步。如行:正旦走“碎步”;彩旦走“摇步”;摇旦走“风浪步”;生角走“方步”;丑角走“课步子”、“排山步”、“拙步子”等。在坐功上,正生坐“满月”;旦角坐“半月”。
在做功上,有亮相、整发(整冠)、整衣、使扇等。在专题表演中有赶驴、绣花、吃瓜、划船、挖田、吸水、打柴、烧香拜佛等。在舞台调度上有圆场;内外荷花;穿“8”字;“走四门”等。在演员表演技法上有“云手”、“水袖”、“甩披发”、“抱背”、“板口条”、“摊一字”等。
一位老艺人告诉我,从戏曲发展的角度说,商洛花鼓是数代民间艺人根据戏剧内容的需要,运用“一曲多变”的规律,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曲调,并且传承了一套曲调发展的手法。
远安花鼓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小戏,唱的也全部是农村家常事,其中男女之爱和儿女情长占据很大成分。
商洛地处秦楚之交,经过岁月漫长的滋养浸润,使商洛花鼓既具有江南艺术风格的细腻委婉,亦具有秦地艺术风格的高亢激越。这种双重文化品质,决定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民歌也好,戏剧也罢,它们都拥有自身的演变能力,如果在最好的形式下与历史同步,其存在的方式就是一次新的美学体现与创造。
(作者为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陕南民歌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