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消弭与反思：论《一天》的反讽艺术

    许仟

    内容摘要：《一天》的叙述者“我”作为单妮的叔叔，与单妮死后引发的赔偿事件保持较远的心理距离，对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营造出戏谑可笑、荒诞不经的反讽效果，具体可以从情景反讽、人物反讽和结构反讽三方面得到印证。从反讽的修辞层面、哲学层面出发，可以解读出小说蕴含的多重反讽意图，表达出作者对现实中世俗卑琐人性的道德批判意识，对生命、存在之荒诞、偶然的生命悲剧意识以及面临无常命运的超然意识。

    关键词：《一天》 悲剧 反讽

    小说《一天》涉及到当下社会的医闹索赔问题，此事确实是田耳的亲身经历。一对双胞胎，妹妹双洁于八年前在和弟弟嬉戏的过程中意外跌落，送医不治身亡，家属已有医闹迹象，最终在亲人说服下免于闹事。时过八年，姐姐单妮又在校坠楼，一场医闹正式上演。田耳以一个与死者既是亲属却又相对隔离的“见证人”的角度，叙写单妮死后的赔偿纠纷。小说描写了亲属轮番登场、一再加码的谈判过程。其间，滑稽可笑的人物和场景使单妮死后的悲剧感在长达一天的索赔过程中消失殆尽。借由赔偿事件，作者揭示出人性中的丑恶与坚韧，同时表达了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冷静客观的视角

    小说中，叙述者刻意与叙述对象保持清醒的距离，保持了情感的极度克制，采取较为漠然疏离的叙述方式来呈现全文。这种冷静客观的视角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客观本真，一方面也造成了价值判断和情感立场上的含混，形成了反讽叙述。

    “我”身为单妮的叔叔，但小说整体上还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事态的演变。面对复杂的赔偿纠纷，“我”能保持一贯的冷静理性的态度，几乎没有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作者的叙述不动声色极为节制，极少展露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冷静、克制、理性的，视死亡为生命中的常态，消除了對死亡的感伤情怀，把死亡以再正常不过的冷静口吻叙述出来：“那一刻双洁被宣告死亡，死亡在我印象中也失去所有弹性。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只能是死亡……”

    “我”身处复杂的赔偿纠纷之中，但思绪和视线总在四处游走。随着叙事者“我”视角的变换和对往事的不断追叙，频频引出不同的人物及人物关系之间的较量。“我”对赔偿方人物（宿管欧春芳、班主任宋奎元、教导主任范宗培、校长禹怀山、县教育局副局长江道新等人）的面貌、性格、神态、衣着、行为举止以及身份背景作了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同样的，借助“我”的目光，死者单妮的亲戚纷纷登场，“我”颇有耐心地交代清楚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和生命历程。然而，“我”对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又异常清醒，只好不断地努力拉回自己游离的思绪：“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鉴赏一个女人的样貌。”诸如此类的还有：“这时，去回忆往事，显然不是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想太多”，“这是个悲伤的日子，现在不适合开小差”。作为单妮的亲叔，“我”似乎只是个单纯的旁观者，和赔偿事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三凿一家悲痛的精神面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消解掉了赔偿过程的紧张感和单妮死后的感伤情绪。

    小说采用冷静客观的叙述语调既是一种叙事技巧，更源于对复杂日常生活的敏锐洞察之后产生的怀疑精神。当赔偿双方孰是孰非难以抉择时，试看“我”的内心活动：“但是，必须承认，我只是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突然介入一个十六岁女孩的死亡事件。这个上午，有些事情看上去仿佛明白，再一琢磨又总不得要领”。凸显出“我”对于赔偿事件时常怀着审慎的态度，对突发事件总能葆有一份理性的怀疑精神。小说提到，“我”妻子是县医院护士，平日里“给我处事公正的印象”，两年前她所在医院曾发生过医闹事件，妻子极力为医院辩护以证明患者之死与医院无关，但经第三方医疗鉴定后，患者之死由医院承担全责。“那以后，处于事中，我就会反复告诫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懂，不要不懂装懂。其实，你他妈确实不懂！”，“我敢保证肖石辉搞不懂，因为我自己就没搞懂”。人的自私利己性和盲目自信往往容易蒙蔽自己的双眼，失掉对所处环境和自身的客观理性的判断。由此，“我”虽是死者亲属，但因为怀着对生活的审慎态度，刻意拉开与赔偿两方的距离，采取冷静客观的叙事视角，不轻易对赔偿事件双方进行判断，实则源自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正是在远距离的审视中，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意图。

    二.反讽的手法

    《一天》充斥着反讽的笔法，作者用调侃、幽默的笔调消除了死亡的严肃与沉重。作者让赔偿双方的人物轮番登场，营造出种种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场面。同时，小说间或插入回忆片段，或是不紧不慢交代不同人物的来历，或是插科打诨式的几句玩笑话。在主要矛盾冲突（赔偿双方）之外，衍生出次要矛盾冲突（我父——五叔、三叔——三凿、我父——小彤、三叔——杨环秀），这些都打破了叙事的完整性，消解了死亡的严肃和沉重。

    小说通过相对独立的情节和场景营造出了整体的反讽效果，以下举例来说明作者死亡书写中的情景反讽。在侄女被宣告死亡后，三嫂哭得凄惨之际，但作者仍不忘介绍乡村习俗：“忘了说，我们同是土家族，纵然时代不同，女人不用练习哭嫁，显然也比别族更多一些哭的天分。或者，这是来自族群的基因密码。”这样调侃式的口吻延缓了叙事的进程，缓和了双洁死去的紧张沉重之感。后文中多次提及了土家族的哭丧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文本的内容，增添了趣味性，使小说张弛有度。再比如，三凿一家在路边点钞确认赔偿金额的场景，三凿“像捧骨灰盒一样把钱捧上车”，对待金钱的庄严神圣之感与满是滑稽荒诞的赔偿事件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反讽从赔偿方和死者家属方可见一斑。教师，作为春风化雨的教育者，肩负着神圣崇高的职责，而小说对教师形象的书写颇具有解构意味。教导主任范宗培的潮骚形象与人民教师本该具有的整洁庄重、自然得体的仪表形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以巨大的视觉冲击。班主任宋奎元原是体育老师，“反复争取当班主任，多拿津贴”。高级中学资深女舍管欧春芳，“靠门卫室一部电话赚外快”。这里面固然有生存之艰辛，但当一支教职工队伍全部充斥着缺乏教师素质的世俗人员，其荒诞可笑也不言而喻了。作者将滑稽可笑的教职人员引入到赔偿事件中，消解了事件的严肃感。

    再看死者家属一方，作者的描写如下：“杨环秀精力十足，一个人对付好几个。小彤和三皮站在一旁只是掠阵，不敢冲突杨环秀主角的地位”，“小彤发现无事可干……”小彤、杨环秀的骨子里虽然有为三凿打抱不平的斗争意识，然而其表面的嚣张气势和主角光环极易给读者造成逞英雄的视感。面对赔偿方，死者家属一方不甘示弱，拉了满车的人为三凿两肋插刀，这种行为充满了江湖气息，营造出一触即发的火拼局面，上演的江湖戏码在正式的谈判过程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最后，小说的结构反讽也大大地冲淡了单妮死后的伤感。小说采用了多线的叙事结构，校方与死者家属的冲突构成小说的主线，死者家属内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由这些次要矛盾又引发出作者对于城乡对立冲突、传统与反传统冲突之思考。主要冲突和次要冲突的相互纠缠不清，消解了小说固有的死亡主题，打破了读者原有的阅读期待。作者有意延宕主要矛盾的解决，并不断从矛盾双方内部衍生出次要矛盾，使小说获得了结构上的反讽意味。对田耳来说，重要的不是矛盾及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不断延宕[1]。这些次要的冲突大量地加入到严肃的赔偿事件中，极大地弱化了赔偿双方的主要冲突，缓和了单妮之死的紧张气氛。正是在主要矛盾的双方不断进行力量的建构与解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纠缠与博弈过程中，赔偿事件的最终解决被一次次延缓，本是剑拔弩张的氛围被渐渐冲淡，单妮之死的悲剧意义也消失殆尽。

    三.反讽的意图

    小说中的反讽意图具有多重意蕴。就小说的修辞方面而言，反讽即“言在此而意在彼”，作者以见证人的身份审视赔偿纠纷的全过程，对赔偿双方利益至上的心理和行为给予了无情的道德批判;就哲学和美学层面而言，作者书写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其深厚的生命悲剧意识，同时，面对悲剧又试图为荒诞、偶然的生命存在探索出路，传达出一种通透睿智的人生态度。

    反讽为小说增添了大量的喜剧元素，营造出嬉笑轻松的气氛，呈現出单妮死亡后悲剧感的消解过程。透过赔偿事件这一窗口，作者探寻了生活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人性，饱含了对现实人性自私可悲的道德批判精神。

    作者将单妮之死置于赔偿两方的利益纠纷之中，揭示出埋没于利益之中赤裸裸的人性本相。在时长为一天的赔偿纠纷中，单妮死亡的原因、意义以及死亡本身都不再重要，她不过成为了活人谈判的砝码。单妮死后，三凿一家建立在血缘、人情基础之上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与以禹怀山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网络形成时长一天的拉锯式较量。无论是校方、医院方还是死者家属，每个人都是在以有限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尽量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努力将利益的损耗降到最低。在此过程中，三凿一家的亲朋好友轮番上阵，禹怀山一方也不断出动人马，两方不断形成对峙关系，随后又进行力量的妥协或是拆解。在矛盾冲突的不断建立与消解过程中，单妮之死的悲痛沉重之感荡然无存。

    从反讽类型来看，存在一种对人的认知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反讽，即哲理反讽，又称为总体反讽、世界反讽。这一反讽观念源自米克的《论反讽》，米克认为人之生存根本上存在着许多无法摆脱的矛盾。人无法逃脱死亡之必然，同时也要面临命运的捉弄、生存现状的无可奈何[2]。双洁因和弟弟嬉戏打闹，意外跌落身亡。关于双洁的死，“可说是一次意外，一次疏忽”，“一次平常的嬉闹”。“一次”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意外”、“疏忽”、“平常的嬉闹”无疑都揭示出生命之偶然与脆弱。八年以后，单妮也跳楼身亡。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底层家庭为何频频遭此变故？作者旨在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表明人世无常，生活中充满着各种苦难和不确定性因素，死亡难以预料也不可抗拒。这对双胞胎的不幸死亡似乎暗示着，苦难就像是日常经验一样成为人的一种整体生存境遇，是人的生存困境中的常态。

    如果说赔偿事件的最初，三凿一家各位亲朋好友轮番上阵象征着对权力话语的对抗，那么到赔偿金额的最终确定，三嫂仍拒不接受赔偿，说道：“我不要钱！”，“我讲了，我不要钱！”，“那是一条命。”这种对抗意识上升到了对无常命运的对抗，但这种抵抗的力量是渺小无力的。作者感慨于命运的沉重，透露出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对生命充满着未知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更深广的悲剧意识，带给读者极为震撼的精神反思。

    小说中体现的生命悲剧意识探讨了生存真相和意义的主题，“超然”则是作者为不可抗拒、难以预料的生命指出的一条光明之路。作者对生命的书写并不只停留在悲悯的层面，“我”处理赔偿事件的方式折射出作者一种通达、睿智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客观的叙述视角相一致。

    米克在对反讽的描述中提出“超然因素”这一特点，暗示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抵抗生存的黑暗和无意义[3]。面对赔偿事件，“我”的态度是：“天亮前，单妮是要入土的”，“……讲是不要钱，但讲到最后，还是要拿钱。”即使是面对与三凿一家存在利益纠纷的赔偿一方，“我”也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但你要替他们考虑一下，他们只有拿钱来解决这个事。他们还能怎么办？”现代反讽视境必然承受并包容着对自我和世界的荒诞意识[4]。田耳在《一天》的创作谈中谈道：“我们身处其中须先求和解，不必徒劳地反抗”。这预示着只有拥有通达、睿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和解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生活下去。透过三嫂秋娥，我们得以看到平凡人生命的韧性。在秋娥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后，她“边哭，一边不忘磨豆腐。这是乡村守灵之夜必不可少的东西。”

    作者既看到了人性中的自私可悲的成分，感慨于生命之无常，但在直面苦难过后，仍然能赋予苦难的主体光明、坚韧的生命力量，最终寻得与生活的和解。此刻，我想起萧红曾写过“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人性固然存在种种缺点与局限，人在苦难面前也难免不生发出荒凉悲痛之感，但“死”的沉重也愈发警醒活着的人，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人性中的坚强、温暖依然存在。与死相比，与世俗庸常的人性相比，生存的真相以及生存的出路也许是作者探索的更为深刻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徐勇，伍倩.“去价值化”写作与日常生活的敞开性——田耳小说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7，35（03）：87-92.

    [2]闫莉.论“哲理反讽”[D].四川师范大学，2014.

    [3]王书婷.苏童：一种冲淡反讽的叙事美学[J].小说评论，2014（01）：100-107.

    [4]陈浩.论现代反讽形式[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83-87.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