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邓杰

    〔摘要〕政府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是苏联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被明确地提出了；此后的60年里，这个政策一直伴随并指引着苏联的城市化。通过讨论斯大林所继承的思想遗产与制度遗产及斯大林的城市观、分析限制大城市政策成为苏联国策的过程，由此发现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缘起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城乡关系思想和列宁以来的城市化路径选择，而非斯大林的发明创造。

    〔关键词〕城市规模；城乡差别；斯大林；列宁

    〔中图分类号〕D3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1-0058-10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未曾治理过国家；列宁逝世于1924年，那时苏俄的城市化程度尚未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苏联的大规模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不足20%提高到超过40%——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在斯大林当政的193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一项国策的。因此，限制大城市规模这一政策更多的是和“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术语及“斯大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是限制大城市这个政策的创造者吗？他在如何推进苏联的城市化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本文首先分析斯大林在城乡关系方面继承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继而讨论斯大林的城市观，最后探讨限制大城市规模成为苏联国策的经过。斯大林的城市观基本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城市观的重申，并没有突出的独创性的东西。因而，斯大林在城市政策方面回旋的空间并不大；苏联走上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化轨道，其是非功过应该更多地归于列宁而非斯大林。

    一、 斯大林在城乡关系方面继承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城乡差别。他们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现象，而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城市，尤其是那些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因其内在的根本性的缺陷必然不能持续地、稳定地存在；人类最终的归宿是城乡融合的状态，也即是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地分布的状态。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反杜林论》中，“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1〕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论证了为什么这个目标必然会最终实现。但他们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推动和加速城乡融合的到来。

    十月革命将列宁推上了俄国的领导者的位置。在城市观和城市政策方面，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确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定的“消灭城乡差别”的革命目标，重申了实现“城乡融合”这项历史使命，这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和城市观的继承。

    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和城市观。这主要体现在路径的设计与具体政策和推行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总的原则，即“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地分布”，并没有直接提出具体的路径和政策。列宁则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尝试回答了如何在俄国实现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分布的问题。他的答案：一是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尽可能地收归国家，国家通过其设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统一调配人力和物力；二是按照国家政权及其管理机构的计划，将农村居民吸纳入城市或将城市居民派往农村，通过人口的双向流动最终实现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分布，达到消灭城乡对立的目标。在理论层面上，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他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引的方向，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年代尚未提出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实践的层面上，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第一次从书斋推向一个国家的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

    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俄国革命史留给斯大林的关于城乡关系和城市的思想遗产。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目标并论证了这个目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列宁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实现那个目标的路径和政策。这份思想遗产并没有留给斯大林太多创造和发挥的空间，因为无论是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路径都已经齐备，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庞大的体系。要挑战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非常困难和冒险的。实际上，观察斯大林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他所做的正是：一是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目标，即消灭城乡差別；二是延续列宁设计的路径和政策，并加大力度向前推进。所以说，斯大林在城乡关系和城市观方面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理论，他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设定好的航道上，驾驶着他们为他准备好的航船开足马力向前航行而已。让他为这条航道和这艘航船承担责任或收获荣耀，恐怕都是不甚合理的。

    斯大林从列宁那里继承来的制度遗产对其治国理政也同样具有高度的限制性。这套制度遗产的核心是国有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农业和工业等经济部门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所有制改造。1918年年底召开的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尽快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工业方面，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就颁布法令，要求“实现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1919年初，大企业的国有化已经基本完成。农业方面，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彻底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为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农业并使用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群众，为了把无产阶级同农村贫民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必须由个人使用土地的方式过渡到集体使用土地的方式。”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要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对于小工业及手工业，必须用国家向手工业者定货的方法广泛地加以利用”。〔2〕革命之后的短短一两年内，俄共在其控制的境内基本实现了对各行各业的国有化改造。这波改造之彻底，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生产资料的范围，进入生活资料的层面。比如，1918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废止城市不动产的私有财产权》的法令，规定“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市里，所有建筑物……如果其总价值或租赁收入超过地方政权机关规定的限度，就要废除其私有财产权，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3〕

    国有化改造之后，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收归国有，相应地，国家政权必须设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去管理和使用国有化而来的各类资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全国的一切大型、中型和部分小型工业企业都由国家统一领导。国家就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下面按行业设立若干管理总局，这些管理总局越过地方行政机关直接抓各该所属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分配、原料采购等等。企业无偿地上交自己的全部产品，其所需的燃料、原料以及其他企業的产品由国家调拨。〔4〕如此一来，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就相应地建立起来并迅速扩大。

    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很多地方从原先非常激进的立场和政策上退后了一些。比如，在农村以温和的农业税代替激进的余粮征集制，在城市以温和的租赁制代替先前激进的国有国营的制度。然而，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在方向上扭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首先，绝大多数的工农业生产资料还是国有的，国民经济的主体和骨干依然是国有部门；其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和运营部门依然在运转，并且无论在所拥有的资源总量上、还是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上都呈现出日益扩张的态势。

    国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运营部门，是斯大林继承来的制度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份遗产既是一笔可以供他使用的巨额财富，同时也是限制他的政策选择空间的规制性力量。即是说，如果斯大林顺着这个制度遗产的方向走，则顺风顺水、左右逢源，而如果他选择不依从这个方向、试图另寻一个方向，则阻力重重、甚至会有灭顶之灾。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斯大林在主观上不认可他继承得来的制度遗产。纵观斯大林一生的言论和事功，他和他所继承的制度遗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紧张关系。可以说，他非常认可他继承来的制度，并且在既定的方向上发展和推进了这套制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到斯大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方面所继承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没有留下很大的可以创造或发挥的空间。如果用戏剧来打比方，那便是斯大林登台时，剧本、台词、舞台背景都已固定，他可以表演得好些或差些，但已经不太可能对这台戏做根本上的改动了。

    二、 斯大林的城市观

    斯大林在城市观和城乡关系理论上对列宁亦步亦趋，既没有创见或发展，也没有违背或修正。

    列宁认为城市很重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继续建设和发展城市；斯大林则重申了这个观点。列宁说：“在所有现代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快很多，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5〕“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领导农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以及这种城市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6〕斯大林对此表示赞成，并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斯大林说：“它们（大城市）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7〕斯大林还说：“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工业正在发展，并且将一年比一年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8〕

    列宁认为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之一是促进城乡的融合，消灭城乡对立；斯大林确认并重申这个观点。列宁说：“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9〕他还说：“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大批经济资料，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10〕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多次强调，消灭城乡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他写道：“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城市。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1〕在1950年代，面对苏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斯大林表示：“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消失。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的。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的事业上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基础，而有系统地供给农民及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2〕其实早在一五计划刚刚完成的1934年，斯大林就满意地写道：“城乡间的对立正在消失。城市在农民的心目中不再是剥削他们的中心。城乡间的经济结合和文化结合的纽带日益巩固。现在农村从城市和城市工业方面得到拖拉机、农业机器、汽车、人材和资金的帮助。同时，农村本身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业……城乡间文化鸿沟正在填平。”〔13〕不难发现，斯大林反复确认消灭城乡对立这个终极目标，并且一直以这个终极目标作为施政的方向，他认为他统治下的苏联在消灭城乡对立的路上进展得非常顺利。

    列宁认为消灭城乡对立的路径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和行政命令来实现“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分布”；斯大林完全认可这个观点并不断重申相同的意思。列宁在取得政权之初就反复强调“合理分布生产力和人口”。他曾指示道：“合理地分布俄国工业，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原料加工、半成品加工一直到产出成品的各个阶段的劳动损耗。……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14〕早在1918年，列宁就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指示科学院研究苏维埃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与布局问题。斯大林对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传下来的合理分布人口和生产力的理论深信不疑。在苏共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强调“首先是苏联全国工业的正确分布问题。不管我们怎样发展国民经济，都不能撇开工业这一国民经济领导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15〕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政府按照正确分布生产力、合理分布工业的原则规划并建设了大批城市。斯大林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报告说：“创立了各种新的生产部门，……几千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工业企业建成并开工生产了，……成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多处国营农场，并为它们建立了新的中心区和工业区。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出现了居民众多的新的大城市。旧的城市和工业区也大大发展了。……国家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六百多亿卢布巨额基本投资……开始产生果实了。”〔16〕斯大林的这段话里的一些句子在形式上缺乏主语，但实际上主语是什么，不言而喻。斯大林这里所说的新的城市、新的中心区和工业区，不是由市场或者工商业的发展而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运用计划的办法、调拨归国家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建设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观察并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欧洲近代城市的自发成长过程，那个过程和苏联城市的成长过程在成长机制和运行规律上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城乡关系和城市观上并没有对列宁的理论提出任何质疑或修改，也没有明显地发展列宁的理论或在其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创新。他总是重复列宁的观点和理论，反复重申列宁的路径和政策，并孜孜不倦地把那些观点和理论推向实际。也就是说，在城乡关系和城市观方面，并不存在一个有别于“列宁模式”的“斯大林模式”，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城乡关系或城市观，其内涵其实完全是列宁的。列宁的城乡关系理论和城市观的核心是“合理分布生产力、工业和人口”，这个核心是斯大林年代、乃至整个苏联七十年间的城市化政策的总源头。在城乡关系和城市观上，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信徒，是列宁思想的坚定的践行者。

    三、 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策化

    列宁的城乡理论和城市观里自带“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基因，只要将这套理论推向实际，“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会水到渠成地出笼。前文已经提到，列宁的城乡理论的核心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工业及人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人口和工业集聚到大城市是不合理的，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以及紧张的城乡对立，最终会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触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口和工业应该均匀地分布。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都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得生产力和工业的分布无法做到均匀与合理导致的。所以说，“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是这种城乡理论和城市观的题中自带之意。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推行的国有化，使得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实际支配者，这为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指令分布工业和人口提供了条件。

    斯大林全面地接受了列宁的理论，不断地重申列宁的论断，切实地按照列宁的理论和所设计的路径去处理苏联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于是，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水到渠成地成为苏联的一项基本国策了。

    （一）限制大城市规模脱胎于新经济政策并于1930年代初成为国策

    有论者认为：发生在1927-1928年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终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条正确的道路，继而开启了不太正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走上了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因其内在的严重缺陷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实践。〔17〕这个叙事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夸大了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不同，也放大了斯大林和布哈林那场争论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既不是关于目标的，也不是关于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而仅仅在于运用手段的轻重缓急程度上。从目标上说，列宁、斯大林、布哈林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乡融合；从手段上说，他们都主张以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调配资源。就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具体争论来说，他们都主张从农民和农业那里获得资源，再由国家政权投入工业建设。国家出面从农民那里汲取资金、再把汲取来的资金通过政府调拨的方式投入到工业中去，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争的只是汲取的速度和程度：斯大林主张快一点、激进一点；布哈林主张慢一点、缓和一点。〔18〕这场争论的重要性并不关乎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新经济政策和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之间，也是连续性远超过断裂性。

    斯大林在联共（布）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就规定：“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19〕“十四大”提出的工业化方针，为此后的苏联经济建设史定下了基调。围绕工业化的方针，苏联制定了高积累、高速度、高投资的政策，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五期间（1929-1933），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期间（1933-1937），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20〕很清楚，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1931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中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设计新城市，以适应工业化、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文化需要的增长。要在农业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建立新城市，从而不断地最终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决议还规定，“自1932年起，禁止在大城市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建设新的工业企业”。〔21〕这份决议的内容已经体现出苏联此后几十年的城市化政策的几大突出特点：一是政府规划、设计和操办城市的新建及改建；二是城市化服务于工业化；三是限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这是笔者所见的资料中最早的明确规定要限制大城市规模的苏联最高层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可以被视为限制大城市的政策成为苏联国策的标志性事件。

    （二）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被升格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因而进一步国策化

    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苏联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被升格为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种体现，这反过来又使得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因意识形态化而进一步地国策化。

    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人口高度地集聚在大城市和城市病现象都是和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城市，苏联的主流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竞争及无政府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由于城市对农村经济造成破坏使得乡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这才导致大城市盲目发展并且吞并周围地区的现象，最终造成某些城市里人口过分集中，进而形成大城市里的贫民窟。相对应地，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出现人口过度集聚于大城市的现象，也不应该出现贫民窟。这就打开了城市政策问题意识形态化的阀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理论界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居住方式的确立和演变的途径”为课题的大讨论。最后，苏联的理论界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沿袭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工业化国家城市设计的成规，也不能重蹈资本主义人口过度集中的旧辙，而应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发展道路。〔22〕但这个时期恰恰是苏联人口快速地大規模地涌入城市的时期。此时，苏联的工业化在快速推进，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正在进行，一推一拉之下，农村人口迅速地大规模地进入大城市。这股人口迁徙浪潮导致大城市的生活设施的供应严重不足，而作为大城市资源拥有者和大城市生活设施提供者的苏联政府正全力上马工业化项目，没有财力扩建和维修各种生活设施。〔23〕人口高度集聚于城市而城市的生活设施不足，必然会产生贫民窟现象。而根据苏联官方的解释，贫民窟现象是资本主义大城市里才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不应该出现这一现象的。为了不让这种现象发生，苏联政府选择了限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办法，即把人口从流入大城市导向流入各中小城市。

    1934年，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我国各大城市和各工业中心的面貌改变了。资产阶级国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标志就是贫民窟，即城郊的所谓工人住宅区，那里拥挤着黑暗、潮湿、破落不堪的处所，其中大部分是地窖，栖身在这些住所里的照例是一些穷人，他们生活在污垢之中，诅咒自己的命运。在苏联，实行革命的结果，这些贫民窟已经绝迹了。它们已经被新建的很好的光线充足的工人住宅区代替了，并且这些工人住宅区往往比城市中心还漂亮。”〔24〕可见，这个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将贫民窟现象意识形态化了。1947年，苏联庆祝莫斯科建城800周年，在《莫斯科八百周年纪念日的祝词》中，斯大林写道：“千千万万生活无着，苟延残生的失业者和贫困者在莫斯科已绝迹了。莫斯科现在不仅是首都劳动人民新生活设施建设的首倡者，它同时还是全世界各国首都在这方面的模范。欧、亚、美洲各国的首都，大半都有一个极其严重的症结，这就是贫民窟的存在。在贫民窟里有成百万的贫苦劳动群众生活无着，处于慢性的、痛苦的死亡。莫斯科的功绩就在于它完全消灭了这种贫民窟、使劳动人民有可能从地下室、暗楼迁到住宅里、资产阶级的住屋里和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设备完善的新住宅里。”〔25〕不难看出，斯大林一直把大城市里有没有贫民窟看作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或城市政策问题。而一项政策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会丧失调整的弹性。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因为被升格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所以更深更牢固地嵌入了苏联的社会机体里。

    （三）为限制大城市规模而采取的配套措施

    大城市的形成，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自然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记录并分析了人口和资源向中心区域集聚的现象及其原因。20世紀30年代，苏联理论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沿袭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设计理念，以免重蹈早期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覆辙，他们主张城市均衡分布发展。但是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为了减少人们对大城市生活设施的需求，苏联政府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的工作岗位的规模；二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1931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已经规定，自1932年起，禁止在大城市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建设新的工业企业。此后，类似的禁令不断被重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被控制的大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苏联政府对48个大城市完全禁止建设新的企业和扩大现有企业，对50个城市则采取局部限制其工业建设的原则。1970年又决定对60个全苏和共和国疗养区城市采取了限制和完全禁止进行工业建设的措施。苏联解体前共有200个城市在新建企业和城市职工人数方面受到国家全部或部分控制。所有人口超过40万以上的城市也列入控制范围。〔26〕在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是唯一的投资者。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有了投资才能创造出就业岗位。当唯一的投资者停止在大城市的投资时，大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抑制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面积增长。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政府持续地通过把资金大规模投向中小城市的办法来限制大城市的地域面积的扩大和居民人口数量的增长。1927-1940年，苏联政府平均每年建成8座城市；1941-1945年，苏联平均每年增加9-10座城市；1946-1958年，苏联基本保持每年建造9座城市的速度。〔27〕除了把资金投向中小城市以分散大城市的就业岗位，苏联政府还用高工资、低退休年龄、好的住房条件鼓励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28〕

    除了把资金投向中小城市以缩减大城市就业岗位、增加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之外，苏联政府还推行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的“身份”制度。这套制度于1932年12月开始实施。它规定生活在大城市的16岁以上公民必须领取身份证，并在以后定期更换。在集体化已经基本完成的苏联，多数集体农庄的农民没有领取身份证的资格，因而也就没有进入大城市的机会了。这个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控制农村地区的居民迁入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这样的第一线大城市。同时，这个制度也有助于控制农村人口外流，实现将其固定在集体农庄的目标。〔29〕根据苏联的立法条例，农村人口若要进入城市，首先必须退出集体农庄，而要退出集体农庄，“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必须得到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全体庄员大会的许可，为此，可能得等上三个月。”〔30〕集体农庄的农民要想进入城市，主要的几条渠道有，和城市居民结婚；升学；招工；参军后由政府安置。而这些渠道，几乎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农村的居民或中小城市的民居要想通过这些渠道进入大城市，并不是很容易。运用这套“身份”制度，苏联政府比较成功地阻止了人口流入莫斯科等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套制度一度中断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的首都城市和特大城市仍实行城市户口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凡外来人口，只有在本市所属企业中连续工作五年以上者，方得在该市落户，发给市民身份证。〔31〕

    此外，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斯大林时代的政府还采取了将一部分大城市人口强制迁徙到农村的极端手段。斯大林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被强行迁往西伯利亚边远地区从事农业开垦。被遣送到农村去的很多人最终又历经千辛万苦逃回城市。〔32〕总之，为了确保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策能够被顺利实施，苏联政府采取了系统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使得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策更为稳固。

    （四）斯大林时代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实施效果

    从1930年代初明确提出要限制大城市规模，到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联政府连续不断地强调或重申这个政策。〔33〕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城市化都是按照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思路去进行的。可以说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思想和实践在斯大林时代实现了国策化。到1950年代斯大林去世时，苏联不光已经推行了限制大城市政策二十多年，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力布局原则的体系。这套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力在全国有计划和均衡地发展与布局；工业接近原料、燃料动力产地和消费地区；消灭城乡对立和加强城乡联系；加速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等。〔34〕

    就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言，斯大林时代的确有效地抑制了苏联大城市的规模。这可以很清楚地从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上体现出来。1926年，全苏联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8%，到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城市人口的占比约为43%，比他开始统治时翻了一番还不止。〔35〕而这个时期，苏联最大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是不升反降的，从1926年的14%下降到1939年的13%；〔36〕到1953年，这个数字应该更低一些。〔37〕第一大城市莫斯科的人口在1930年约200万，1939年增长到460万，1959年达到610万；列宁格勒的人口在1930年约为170万，1939年和1959年均为330万左右。〔38〕可见，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两个最大的城市的人口增长率约等于甚至低于全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这在全世界的城市化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的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基本国策。苏联拥有50万到100万居民的大城市数量由1926年的3座增加到1955年的21座。〔39〕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大城市的人口增量被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二十个左右的城市里，而不是集中在几个最大的城市里，这体现的正是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策。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

    四、 结论

    在城市关系和城市发展方面，斯大林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继承了下面这些思想遗产：在目标上，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在手段上，合理分布生产力、合理分布人口和工业。与此同时，列宁为斯大林准备好了一套丰厚的制度遗产，那就是：人力物力的高度国有化；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和运营部门；用行政命令调配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些遗产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多少可以创造的空间。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并不是方向性的，而只是关于政策推行的力度和速度的，因而对苏联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具有转折性意义。斯大林模式和新经济政策之间，也是传承远多于断裂，两者在目标、手段、以及制度设计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或冲突。

    由国家政权掌握一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并按照政权领袖认为合理的原则去分布这些资源，这距离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只有一步之遥，那一步便是：领袖认为既有的大城市规模不合理。事实正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都认为近代的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大城市规模太大了，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后推行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是水到渠成的历史现象。

    1930年代，苏联明确提出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此后，这一政策被升格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从而被进一步地强化。为了保障这个国策的顺利实施，苏联政府设计并推行了与之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其他制度和措施。在斯大林执政的近三十年里，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被逐步地国策化，成为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城市化的一大特点。然而，本文发现，斯大林对限制大城市规模这个政策并没有原创权，斯大林只是一个执行者和推动者而不是设计者。这个政策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列宁。本文倾向于认为：假如没有斯大林并且列宁能统治苏联到1950年代，列宁自己也会走上今天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化路径上。

    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思想和政策在195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生根发芽。从那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城市化历史上的诸多大事件和社会现象都和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数亿人的生命体验都不可逃避地与这一政策发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就有意识地疏散沿海地区城市、尤其是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到内陆地区。毛泽东时代的大小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能不说是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知青回城，三線停建，一些工厂也从山沟里迁回原来的城市。但改革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限制大城市规模这一思想，也没有结束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时至今日，限制大城市规模依然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政策取向。有经济学家用数据和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规模，大声疾呼解除户籍等扭曲市场的制度性安排，也有行政专家站出来论证为什么必须限制大城市的规模，并且为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大城市规模出谋划策。学界分歧明显，公共舆论中的讨论更是经常针锋相对。在举国上下莫衷一是、唇枪舌战之时，回顾历史，查考限制大城市规模这一思想和政策的缘起和流变，或许可以为今人的思考与争论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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