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夫：孤独的耕夫
李嵱
他是第一个从商洛山区走出来的作家，他是陕西文坛崛起的主力，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一个能对得住读者的“西京耕夫”。
“我一直认为他是陕西最好的小说家之一。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才能与愿望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作家高建群如是说。
一个未完全实现的文学之梦，这是作家京夫的一生，也是陕西文坛大家在他离世时颇为惋惜之处。
“商洛是一块贫瘠的土地，经济欠发达，但是商洛人有忍性、能吃苦，对文学很热爱。商洛的文学青年都希望通过文学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京夫曾这样评论“商洛作家群”的文学现象。他是这个群体中首当其冲的一位。
“京夫是第一个从商洛山区走出的作家。”老乡贾平凹曾这样评价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作家，“我们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开始创作。他为人耿直，敢于说话，很厚道，人品在作家中评价特别高，文章道德都是一流的。”
1993年，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和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同年出版，蜚声文坛，创造了一段“陕军东征”的文坛佳话。
打倒郭景富
陕西文坛“著名的好人”京夫，年轻时却是山里面一个另类的教书先生。
京夫原名郭景富，1942年1月22日生于商州一个叫马角山的贫瘠之地。艰难的日子，他最崇拜的就是18岁就撑起一个家的父亲。
京夫的父亲曾读过一年半私塾，在当时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家中不多的几本书—《三国演义》《南唐演义》《封神榜》《岳飞全传》，父亲总是过目不忘，还时常讲给人听。就这样，京夫从小对书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好奇心。
1949年，京夫7岁，父亲把他送到五里外的一所小学读书。当时全国刚解放，学校还没有课本。他的老师就把自己写的文章当做教材，在课堂上讲得抑扬顿挫、不亦乐乎。“原来这些好文章是人写出来的。”京夫心中那颗默默的文学种子在不知不觉中生了根发了芽。
1959年秋天，17岁的京夫从商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商县腰市民办中学当教师。
朋友曾记录了当时的京夫：他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学生分头，扎在裤子里的白衬衫配一双回力鞋，活跃在篮球场上的潇洒身姿，以及房子里经常飘出的手风琴声和俄罗斯民歌，使他和那些常年生活在乡村有些土气的老师相比“另类”了许多。特别让老师们惊讶的是，那年过完春节，他竟然穿了一双新皮鞋。要知道，当时就是了不起的区委书记都穿不起皮鞋。他的“另类”，也招惹了许多双嫉妒的眼睛。
1961年京夫被调到腰市小学教书期间，他的文学创作也初露锋芒，《商洛报》副刊发表了他几篇小小说和散文、杂文等。然而，这些破天荒的举动在学校内外被传得沸沸扬扬。校长把京夫叫到自己房子：“听说你在《商洛报》上发表了文章，咱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你应该写一些教学上的事情。”京夫冷笑着反驳：“我知道有人对我看不惯，看不惯又怎么样？你总不能把我写作的权利也剥夺了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京夫因为写了一首鲁迅的诗引来一场灾难，成为了打击的对象，被下放到小学去管伙食，作品被查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他的日记中逐页寻找反动言论。经过一晚上的努力，找到两条：一是“县文教科长来了，那么多教师不给学生上课而巴前溜后，嗡嗡嘤嘤，小小的文教科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二是“南方钟灵出才子，许多大文豪都是南方人，北方黄土高原几乎没有什么人才，应该引起注意。”
不久，小小的商州到处都是“打倒郭景富”的吼声。他的人生就像“坐滑梯”一样，跌到了谷底。
一根《手杖》初闯文坛
京夫受打击和迫害后，许多富有正义感的人为他鸣不平，冒着风险调他到县上编乡土教材，他编写了一篇《石窑的传说》，颇受欢迎。于是又被调至商县中学当语文教师，这样才避过了风头。
1972年京夫被调到商县创作组，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写作环境，如鱼得水的他一头扎进了小说创作之中。当年在《延河》上发表了小说《小龙》之后，他的写作更加勤奋了，此后一直佳作不断。
文学评论家李星上世纪70年代就与京夫相识，当时老《延河》人成立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开始在全省挖掘文学人才。编辑们无意间看到京夫的那篇《小龙》。“我们当时震惊了。在那个用文学作品描述阶级斗争的年代，他居然写了这样一篇清丽的儿童文学作品，语言特别漂亮，文字中有种陕南人特有的灵气。”李星说。
1976年京夫被借调到省作协《延河》编辑部，从此有机会接触到杜鹏程、王汶石、胡采、魏钢焰等知名作家。老一辈作家强调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充满热情地刻画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崭新的人物形象，这使他们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京夫传承了这些宝贵的文学经验，从文化气质上，又有着轻飏、灵脱、狂放的陕南山地型精神气质。
1980年，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会，京夫是第一批学员，当年创作了小说《手杖》，并受到著名作家杜鹏程的高度评价。他说：“《手杖》虽然只有一万字，但它有长篇的容量。”王蒙也被作品“惊讶”：“陕西作家京夫，将主题提炼到那种高度，令我十分惊讶。”
《手杖》讲的是乡下卖柴老头和遭受迫害流放到商州的老干部之间的故事。老头每隔十天来给老干部送一次柴，“不管阴晴寒暑，像上弦、满月、下弦一样准确。每次来，总要说那些话，总要把粗柴分细，长柴截短，总要讨碗开水，泡吃他带来的菜粑粑馍，总是只要两元‘老价，分文不多取，总要说一件队上的新事，加一番评判，总少不了叮咛诸如柿子醋要热吃才有味，芹菜青煮治高血（压）等生活常识，然后，谢绝吃饭，扛上扁担回去。”
“他用他粗糙的手，顺着手杖，捋了几捋，像用砂纸打磨那样，之后，又重新递到我手里。我觉得那拐杖，在眼前更加光洁，仿佛是一件圣物……”老干部临走前，送柴的老头提着藤条篮，送来十几个红殷殷的柿子给他。“你看这些柿子像不像牛心？这叫牛心柿子，牛心你见过没见过，心尖端端正正朝下，比有的人心还端正哩！”
京夫笔下这个面颜苍老干巴、身子佝偻的老头儿是中国老一辈老百姓的代表，用朴素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感情与希冀，虽平平淡淡，却颇发人深思，让人牵肠动情。
“1980年，《手杖》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个时候我国才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就能捕捉到那种变化，一炮在全国打响。”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曾回忆道。
《手杖》获奖的消息在商州城不胫而走，这件事当时关乎商州小城民众的文学感知与文学氛围，几乎成了小城的狂欢节。
孤独的创作者
没有早年经历的磨难，没有文革中断的文学梦，也许就没有京夫80年代的爆发期和后来的丰收期。回首那段滴水成冰的岁月，京夫曾说：“苦难的经历是终身的财富。”
1978年4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恢复成立，一大批被下放的作家纷纷归队。京夫和路遥也先后从陕南、陕北调入省作协，从此成为专业作家。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贫困但精神富有、意志坚强的年轻作家，很快便成了朋友。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人们以为他大红大紫，志得意满的时候，路遥的情绪却跌落到谷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寡言的京夫成了路遥那个时期的倾诉对象，见证了这位陕西文学先行者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内心的孤独求索。
那时京夫住在省作协的一间平房里，路遥常常光顾，他一来，便斜靠在被垛上，晃荡着一条腿，燃上掐了过滤嘴的纸烟，把自己埋进烟雾里，谈他构思或正在写的作品，虽然说的很激动，但有种终于可以找到言说对象的松弛。
有一次，埋在烟雾中的路遥痛苦地吐出一句话：“京夫，我想自杀！”惊得京夫一下跳起来。路遥一脸痛苦，没有清理的络腮胡纷乱着，嘴唇在翕动，抖动着紫色的斑块。
“他从床上坐起来，布满血丝的眼角，流出了几滴眼泪，他站起来用手抹掉眼泪，我清楚地看到那手的食指与中指梢头，像被熏黑了的如同枯了的树皮，他撩开门帘走了。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我想，能有什么压倒他呢？”京夫在《斯人已去谜未解》中写道。
这种晦暗心情并非偶尔的显露。路遥曾向另一位朋友袒露过同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应当高兴，在全国拿奖，作品产生影响，这毕竟不容易，可是……他长叹一声，什么时候能写出想写的东西，就好了！”朋友吃惊：《人生》还没有写出你想写出的那些东西吗？路遥严肃地回答：没有！
直到路遥去世多年后，京夫才体味出他当年的孤独。
“他需要从这一文学驿站上打马前行，走‘万里长征，制作属于自己的鸿篇巨制，以在更大范围和格局上，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
“《平凡的世界》始于孤独，结束于孤独。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是路遥献给中国文学的厚礼，也是献给个人人生的挽歌。”
“孤独是文学从业者的人生状态，特别是敢于向自己做凶狠挑战的人。” 路遥去世后，京夫曾写下深情的怀念文章，“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是一种永垂和长寿，这是孤独路遥人生的价值与最灿烂的生命收获。”
从《八里情仇》到《鹿鸣》
1992年，路遥、邹志安、杜鹏程等作家相继离世，陕西文坛一度被低沉、阴郁的氛围所笼罩。
一年后，五位陕西作家不约而同推出各自的长篇力作，“陕军东征”的号角吹响了中国文坛，京夫的《八里情仇》名列其中。
“我们对文学信心都很高，是无所不聊的朋友。创作历程也大体相同，先写短篇，后写中篇、长篇，我写《白鹿原》，他写《八里情仇》，到陕军东征，我俩一人一部长篇，都产生了全国性影响。”陈忠实曾这样回忆当年的陕军东征，“京夫在生活中少言，艺术创作却从不少言，尽情释放。他写的都是严肃作品，深刻反映社会和改革进程中人的心理矛盾、社会心理变迁，很敏锐很准确，他是认真关注社会变迁的一个作家。”
京夫的家乡马角山是秦岭深处一个贫瘠的地方。“为什么叫马角山呢？大概是取没有希望的山的意思吧！明知道没有希望，但是村里的几百户人家还是在山沟里苦苦地挣扎，一代一代地繁衍，这里的山民对生活，对生命都很执着。我的童年也是在这种寂寞和贫困中度过的，小时候常常翻过一座高高的山，到临县的一个小镇上遛一趟街，看一场皮影戏，便觉得是至高无上与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京夫回忆道。
对他来说，城市永远是生活的驿站。他的作品原型和素材都来自于故乡，永远都是对故乡的回哺。
长篇小说《八里情仇》的发生地也在陕南。故事源于京夫看到的一个报道，说的是一个年轻人为了保卫父亲的尊严，用猎枪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养父。在《八里情仇》中，他通过客观的描写，“发掘了那个无序年代中有序的东西，荒唐年代中美好的东西，乱世中真诚善良的东西。”
《八里情仇》之后，京夫笔耕不缀，仍接续着他的文学大梦。但似乎很少能听到关于他让人震撼的消息。
2006年，他推出最后的长篇小说《鹿鸣》，“花了比自己任何一个长篇都要多的时间和心血。”他给小说起了个副标题—世纪末叙述之一。
谈到京夫最后的作品《鹿鸣》，时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写道：“这是一部写得很扎实的书，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揭示的是十分深刻的，这种深刻、广博，以及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演绎出的奇异、诡谲的生命变形样态，在我的阅读视阈内，尚不见更细密、雄图于此者，但愿在将来的某一天，《鹿鸣》会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在这部小说中，我甚至看到了与他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博大生命力，那种冲决一切的精神气度，让人咋都不相信这是一个即将走完全部生命历程的人的精神投射。”
京夫的生命在《鹿鸣》问世后不久，就悄然终结了。
在他的写作计划中，还有世纪末叙述之二、之三、之四……最终都成了未竟的事业。
未完成的文学梦
2008年8月3日，66岁的京夫因病去世。这位从商洛山走出的著名作家走了，这位震撼当代文坛的“陕军东征”的骁将走了……贾平凹、陈忠实、雷涛等陕西文坛大家亲自安排他的后事，陈彦在告别仪式上深情地为他唱了一段镇安孝歌。
在躬耕长安二十三年后，京夫成了陕西文坛著名的好人和一个能对得住读者的“西京耕夫”。
熟悉他的朋友都说：京夫一生几乎没过多少好日子。早先是大家都穷，他家比人家还穷，后来“文革”遭遇迫害，加之孩子又多，家口繁重，总是在艰难地往前“磨着”。
直到最后几年京夫才解决了生计问题。由于子女多、负担重，他的生活一直比较清贫，《八里情仇》出版，他挣了10万元，那是文学给他带来的最大一笔财富了。
“他病了后我去他的住处看他，房子很小，而且自己连个写作间都没有，一个作家都熬到最后了，在全省全国都产生了这么大影响，还没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他在阳台上支了个小桌子当书桌，我觉得很伤感。”贾平凹不无伤感地回忆道。他曾撰送京夫一副对联写着：“人瘦精神肥，言短文章长。”
京夫的一生，既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又执着于文学的追求。
他是以作品硬硬朗朗站立在文坛的人。沉默寡言的他，被朋友曾用书法的“瘦金体”来形容，“立得直，撑得硬，疏疏朗朗，干干净净，少了侵占其他面积的肥厚，多了‘一杆独秀的瘦硬精神。”
陈彦记得寡言的京夫偶尔也有激动的时候，有一次说起一个黑砖窑圈禁“现代奴隶”的事，他竟然言语泼辣、不依不饶得嘴唇直抖动。那一次陈彦突然觉得，“这老汉要是活到八九十岁，拿一根手杖，瘦硬瘦硬地走出来，遇见不平了，也是会拿手杖对天对地乱戳几下的。”
京夫最终没有活到需要用手杖的年龄就躺下了，近千人向他送别，作家晓雷为他拟了这样一副挽联：“商州道中布衣粗食一根《手杖》行天下，长安城内锦心妙笔《八里情仇》撼人间。”
2008年8月3日，这一天，认识他的人，无不临风衔哀。
一位读者在京夫网上纪念馆留言写道：“1983年3月18日至19日，我在商县工人俱乐部听到先生的讲课。先生大作我看了不少。先生的逝世我感到震惊，先生去世了，但永远活在他传世的作品里。先生的作品对读者最真诚。我给您叩头。”
京夫曾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那就是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人品即文品，凡是好的作品，都是从作者的血液里流淌出来的。作为一名作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生活，勤勤恳恳地写作，堂堂正正地做人，要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
京夫是这样说的，同样也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