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结构的流变及其启示
[摘要]从地缘政治学及其结构来看，中朝关系结构由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和经济关系构成。这些因素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演变到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过程，因为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被动性的特征。通过对中朝关系结构流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厘清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揭示出重塑中朝关系的迫切性。
[关键词]中朝关系；地缘政治学结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现代政治经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35-08
[收稿日期]2018-05-02
[基金项目]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AKS-2015-OLU-2250001。
[作者简介]李金辉，女，朝鲜族，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延吉133002）
纵观中朝现当代史，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层面而又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学界一般认为中朝为地缘政治关系，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大部分学者都过分强调其传统地缘政治关系，而忽略了它所具有的经济层面上的互补效应，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倾向于将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或战略包袱的意义。也有一部分学者将中朝关系界定为地缘经济关系，但这种观点有可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夸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历史性转折的今天，仅通过传统或战略、特殊或普通的视角，已无法准确地诠释中朝关系的本质。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并以此为据考察中朝关系结构的流变。
本文将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划分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与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通过两个结构显现的条件与方式，把握其特征，并为其结构设定四个构成因素，分析这种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向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变化，进而探讨这种变化使结构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中国及中朝关系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一、对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的再认识与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直至今日，地缘政治学仍未有明确的定义。科林·费林特曾指出，地缘政治学是使人们浮想联翩的一个词，需要一个以上的定义。不能把地缘政治学简单理解为传统地缘政治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泛指二战之前的“图解式（formal）”与1970年代后期兴起的“战略学（geostrategy）”（[韩]李钟哲：《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地理学论丛》，1997年第29期，第26页）。的一种模式。[1]（38～43）然而，很少有人会进一步思考，从而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同样是使用此概念，事实上却不是一回事。
地缘政治学，1899年由瑞典政治家契伦（Rudolf Kjellen）最早提出，出现于1916年他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国家有机体（Staten som Lifsform）》一书中。[2]（13）20世纪30年代，这个概念因被德国侵略扩张所利用而遭到长期排斥、否定、非议与冷落。可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繁荣→萧条→复苏”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直至1976年，法国的拉考斯特重新使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才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重获新生。特别是80年代以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学者在其言论与文章中频繁使用，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90年代，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与批判地理学派的发展，使地缘政治学逐渐摆脱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束缚。以奥特瓦塞尔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家们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學概念框架图”，为重新界定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涵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渐破除了地缘政治学——“纳粹、霸权”的形象，预示着现代地缘政治学时代的开端。然而，批判地缘政治学派倾向于强调历史、国际关系、文化、世界观等因素，而忽略了经济因素，受到了强调经济因素的批判地理学派的指责。继而，美国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nrd N.Luttwak）、乔治·德姆克、威廉伍德的研究恰恰完善了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与批判地理学派的观点。爱德华·勒特韦克于1990年在《国际利益》杂志发表的论文《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软逻辑、贸易法则》奠定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已进入了地缘政治经济的时代，[3]（400）即现代地缘政治时代。到1994年，美国的地理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乔治·德姆克和国务院官员威廉伍德提出了“地缘政治经济”的概念，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紧密地结合起来。[4]（12）
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传统地缘政治学+经济因素”。[5]（29）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学者（倪世雄、卢光盛、萨本望、陈才、文云朝、金强一、金景一等）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开始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提升了对现代地缘政治学的认识。尤其是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与现代地缘政治学关系的研究上，为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总体来说，这些贡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是传统地缘政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代地缘政治学“取代”而非“消亡”传统地缘政治学；二是现代地缘政治学具有“经济性”与“政治性”双重特征，“经济性”更为凸显，因此也被称为地缘政治经济学或地缘经济学；三是从地缘政治意义显现的条件与方式来看，现代地缘政治学可分为冲突状态下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合作状态下的地缘政治意义，但它们之间很难严格区分。
那么，何为地缘政治学及其结构？任德淳认为，“地缘政治学是研究根据所处的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学问”。[2]（20）他指出地缘政治学大体由五个部分构成（又称影响因素），即，空间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心理因素。[2]（95～108）斯隆（Sloan G.R）、科斯特（Kost K）则强调，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其结构可以由上述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或两个以上因素组合而成，并且建议研究者选择后者，可大大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的困境。狄金科（Dijkink）把这种地缘政治学的结构称之为“地缘政治学编码（Geopolitical code）”。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学可以划分为现代地缘政治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结构是由“传统地缘政治学结构+经济因素”或传统地缘政治结构中的经济因素从弱至强演变而来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结构通常处于冲突的国际环境状态下，而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结构则通常处于合作的国际环境状态下。从这一层面上看，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学及其结构为分析中朝关系结构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平岩俊司的分析平岩俊司认为，影响中朝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四种，即“安保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自从中国援朝志愿军撤军之后，决定中朝关系的因素传统友好关系即被安保问题所替代，两国关系虽一直在“唇亡齿寒”的范畴里展开，其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平岩俊司：《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唇齿关系的构造与变容》，橫滨：世知书店，2010年，第4～5、37～38页。）为本文研究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但是，他没有清楚地说明中朝经济关系的演变在其结构中的作用。另外，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虽普遍认为中朝关系是地缘政治或经济关系，却很难找到应用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作为分析框架的成果。
笔者认为，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主要由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构成，政治关系可再细化为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等。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使中朝关系在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演变成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二、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强化与弱化（1949—1992年）金景一曾在论文《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史的三个层面》中，主张中朝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唇亡齿寒关系形成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导致天朝礼制体系彻底开始崩溃。从此，中朝两国关系不再是维护体系的关系，而是变为共同维护两国安全与存亡的“辱齿相依、辱亡齿寒”的关系，两国关系主要是在这个层面里展开的，这意味着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开始形成了近代史意义上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使朝鲜半岛的传统地缘政治价值越发突显，堪称“东方的巴尔干”成为大国争夺的角逐场。
那么，冷战的开始则可以说意味着中朝两国形成了现代史意义上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美苏以38线为界占领了朝鲜半岛南北方，并分别纳入到了各自称霸世界的地缘战略之中。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使中朝之间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达到了顶点。因此，从传统地缘政治价值显现的条件与方式看，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结构视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然而，冷战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个均质的过程，此结构所处的“冲突的国际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时期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1949—1992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
构成要素
历史阶段政治关系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1949—1956强强强1956—1969强强→中强→中1969—1979强→中中→弱中1979—1992中→弱弱中→弱弱
（以援助与记账
易货贸易为主）
在表1中，与政治关系相比，经济关系似乎没有变化。可以说，在苏联解体、1992年中朝间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之前，两国经济关系作为政治关系的延续主要以“无偿援助”与“互通有无”的方式存在，[6]（24、241～242）故视为“弱”。然而，这一时期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却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以观察其结构从强至弱的变化。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就是如何理解表1中“传统友好关系”的问题。在2018年3月举行的中朝首脑会谈中，习近平曾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中朝传统友好关系更强调的是基于“血盟式”友谊的党际关系。在这一层面上，本文拟将以中朝首脑会谈的举行与否作为其衡量标准。
（一）1949—1956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结构的强化
1948年美国制定了包括禁运、贸易限制法规等一系列遏制、封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1950年1月9日，正式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直到苏联解体时才解散。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从一个“假想敌”变成了更为“具体的敌人”。当时，中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台海危机”（1949年10月—1950年8月），同年4月再次提出“解放台湾为全党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决定 8月展开攻台作战。[7]（73～74）在台海战事一触即发、台湾岛处于朝不保夕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美国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重新在军事与财政上援助蒋介石，[8]（96～97）正式将台湾列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即开始重筑封锁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岛链”。在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且苏联又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做出选择。苏联的压力、朝鲜的请求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情谊，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中国转而将主要力量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极大地凸显了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地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加强了美日韩同盟，还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军得到了驻日、韩、台的合法地位。1954—1955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的封锁政策愈演愈烈，朝鲜与台湾作为其重筑“第一岛链”的战略价值不断上升。
显然，朝鲜战争使中朝之间共同的安保利益最大化，两国的反美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形成了“血盟式”的友谊，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达到了顶点。
（二）1956—1969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社会主义间矛盾的浮现
本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中、朝、苏三国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朝鲜实行了所谓的“均衡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经历着第三、四次台海危机。特别是第四次台海危机，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核设施与核开发能力。[9]（61）因此， 1964—1965年初中国集中全部力量反美，与苏联则仅限于笔战。[10]（8）与此同时，美国不断采取针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开始大力实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项目。[11]（66）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后，当时的朝鲜急需安全上的保障。于是，1961年7月朝鲜分别与苏联、中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此外，1962年的古巴危机与中印国境纷争使朝苏关系不断恶化，中朝关系更加亲密。种种因素，使得中朝形成了短暂的反美反苏战线。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中朝对苏联新政权以及1965年越南战争的立场出现了分歧。随着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2]（237～244）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大。1967年甚至召回了各自的大使；同年12月，面临着中苏对朝援助的减少，援助的绝大部分被借款所代替，以及偿还期限将至的压力，金日成在演说中强调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所有国家”进行对外贸易，[13]（534、536～537）意味着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较为重要的变化。
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内矛盾的浮现，使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表明，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出弱化的迹象，并且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去意识形态化”已悄然开始。
（三）1969—1979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去意识形态化”
本时期，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与中美的和解，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其结构开始相对弱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两次石油危机及在越南战争中的战败，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处于弱势。相反，苏联在此次危机中受益。美苏对立愈紧张，美国愈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1968年，勃列日涅夫制定了一整套苏联对外扩张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学说”，以及所谓的“有限主权论”。[14]（199）一年后，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战争一触即发。中国为对抗苏联，开始与美国建立“联美反苏”战线，使得朝鲜的战略地位再次凸显。随后，中美和解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日建交、亚洲“四小龙”崛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极格局的对峙，使战后东北亚区域结构的重心从政治开始转向了经济。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68年发生的“普韦布洛号事件”，也造成了朝美关系的紧绷。与犹豫不决的苏联相反，中国果断地站在了朝鲜一方，中朝关系开始复苏，中国也恢复了对朝援助。虽然，从1976年开始朝鲜有意强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差异。但是，由于朝鲜的金正日刚刚成为接班人，在保障体制稳定的层面上依然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开始为了经济的发展分别与西方国家合作交流。1971年基辛格、尼克松访中之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同年9月开始，朝鲜也改变了对美、对日的外交政策。[15]（297～298、310～311）选择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加强交流，这是朝鲜对外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中美和解虽然使中朝两国間的共同安保利益大大减弱，但是，中苏、朝苏关系的恶化，仍使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大局得以维系。
（四）1979—1992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弱化
1979年，美国在中美建交之际发布声明，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却因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导致经济停滞不前，逐步走向解体。
在东亚地区，日本逐渐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相对削弱了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权。1982年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同年4月中苏边境贸易也得到了恢复。来自中国北方的军事威胁逐渐消失，周边安保环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中国开始集中力量投身经济建设。并开始与韩国谋求改善关系，在两国正式建交前夕签订了两项合作协定。[16]（1～2）
朝鲜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心存疑虑。1980年，朝鲜《党章》中删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式把“主体思想”视为指导思想，提出坚守“朝鲜式社会主义”，意在表明与“中国模式”的差异性。[17]（21～22）20世纪 80年代初，朝鲜也开始实行有限的开放政策，即“蚊帐式开放模式”，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与对外经济贸易相关的法规政策。1988年，朝鲜把对外政策的原则从“自主、友善、和平”改为“自主、和平、友善”。[18]（365～367）把更为广义的“和平”放在了前面，目的在于彰显扩大对外关系的坚定意志。
本时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朝鲜半岛；朝鲜则因东欧及苏联解体，安保与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在1990年开始的朝苏贸易中，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间“记账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朝鲜经济陷入了窘境，只能依靠与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1990—1991年，在朝鲜对外贸易中，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从11%突增至22%。然而，因尚未改变原来的贸易方式，经济关系仍视为“弱”。虽然，中朝间拥有共同的安保利益，但是弱化的趋势却成为了“潜伏因素”，这意味着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一开始就极具被动性，说明中朝关系结构就是一个被动型的结构。如果这种结构长期持续，对中国及中朝关系的正常发展必然带来负面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本时期中朝两国开始基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幅度调整对外经济政策。这成为了两国经济关系转变的潜在条件，等于为被动型的中朝关系结构注入了“主动性”的因素，新的结构——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萌生。
三、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形成与强化（1992年至今）中美建交、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冷战的结束，使东北亚区域结构的重心开始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并逐渐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场域。在这场博弈中，中美之间虽形成了“合作大于冲突”的关系，但是美国的主导性地位却没有改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这一时期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似乎矛盾的状态，事实上是二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世界性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特定结构。[19]（6）受此影响，中朝关系也有了结构性的转变：一是中朝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逐渐转向了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二是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在形成、发展、强化的过程中，主动性因素与被动性因素一直并存。这一时期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2。
表21992年至今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
构成要素
历史阶段政治关系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1992—2000弱→中弱弱弱→中2000—2009中弱弱→中中→强2009—2018（5）中→强弱中→强强→中
为此，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以观察其结构形成、发展、强化的过程。
（一）1992—2000年：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形成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结构中的主导权。在利用中国反苏的战略价值已消失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了遏制。中国开始积极主张加强周边国家外交。在《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启动之际，中韩正式建交，这使中朝政治关系进入了所谓的“八年空白期”，金正日甚至取消了翌年的访中计划。
本时期，中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朝鲜也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将政府间的记账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但是朝鲜经济的负增长、粮食的严重缺乏，使其对外贸易尤其是粮食和石油的进出口不得不日渐依赖中国。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使传统地缘政治价值再次凸显。一方面，《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成为了“纸上谈兵”，却促成了朝美直接对话，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随后，朝鲜提出了“贸易第一主义”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加快推进了对罗先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开发，[20]（453～455）开始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其实朝鲜自1991年起便已为国内经济发展做了一系列的努力。1992—1998年，朝鲜制定及修订了15种与对外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21]（10）另一方面，李登辉的访美再次提升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台独分子趁虚而入，引发了第五次台海危机（1995年7月—1996年3月）。
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中朝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定》，两国关系开始缓和。这表明朝鲜核开发的意图就是要与美国直接接触，使其利用独特的战略地位在中美之间确保利益最大化。不久，朝美关系又开始紧张。1998年，美国在履行日内瓦协议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兑现承诺，致使朝核问题失去了最佳解决时机。1999年，以朝鲜金永南访中为契机，中朝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然而，中国在第五次台海危机中的强力反击[22]（308～309）以及在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美之间合作的性质开始凸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同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定中国为“潜在挑战国”，并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美国从1996年开始一直秘密与台湾进行军事交流、贩卖武器。李登辉趁机又在1999年提出“两国论”，即第六次台海危机爆发（1999年7月—9月）。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希望在中美框架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约束了传统地缘政治价值的显现程度，使其无法达到朝鲜战争时期的程度。再者，1995年中国重启了《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意在拉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1996年开始缓和的中朝关系更多地反映出了两国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诉求。
换言之，中美之间虽日趋形成合作大于冲突的关系，但是美国仍占据着主动。加上朝鲜意图与美国直接对话，朝核危机的爆发又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中朝关系的结构当中，为其实施控制东北亚区域战略提供了理由和战略性支撑点。这表明在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会显示传统地缘政治价值。
（二）2000—2009年：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发展
新世纪初，中朝两国首脑的互访是上述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延续与发展。2000—2006年，中朝进行了六次首脑会谈，两国传统友好关系逐渐恢复，中国对朝援助及投资也大幅度增加。2004年金正日访中时，中国支援了5000万美元；2005年胡锦涛访朝时，承诺5年间支援20亿美元。2004、2005年两国首脑互访后，中国对朝投资突破了1000万美元增至2008年的4100万美元。[23]
2002年中国加入WTO，朝鲜则实行了“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对中国的出口额急增，两国经济关系开始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朝鲜《经济研究》的相关论文强调“在对外经济交流上追求实利、利润”的观点突增。经济发展戰略层面上的互动也随之扩大。2003年，中国提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促进了与朝鲜经济的联动。2008年，中朝贸易额占朝鲜对外总贸易额的72.8%。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美关系中合作的性质愈加明显。[24]（283）但本时期朝美关系持续恶化、朝核问题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由此而来自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本时期的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主动性因素与被动性因素同步增长。
（三）2009年至今：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强化
中朝在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上的互动不断提升。2009年，中国把一直低迷不振的《图们江地区开发规划》修改为《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其提升为中央级别的发展规划。该纲要是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边境地区开发计划。2011年3月，《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一次具体提出了完善区域开放格局的设想，同时纲要强调“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25]（123）
2010年5月—2011年5月，金正日连续3次非正式访华，把中朝经济合作推向了高潮。2010年朝鲜把罗先市升级为特别市，并修订了《罗先经济贸易区法》；同年7月，成立了中央一级的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现对外经济省），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2011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批准了“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区的开发计划”。这意味着中朝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以“共同开发、共同管理”为原则，进入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新中朝经济合作时代”。直至2016年，中朝贸易额增势虽有些波动，但总体趋势平稳。但是，2017年中朝贸易额下降了10.5%。这是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力度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我国施加压力的必然结果。
2018年，金正恩在新年贺辞中宣布完成国家核武力建设后，半岛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不到一个月之内，朝美首脑会谈即将召开之际，金正恩连续两次访华，并在全会上提出“新战略路线”，意义非凡。这不仅再次验证了传承与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也意味著朝鲜推进的经济改革要与中国经济相连。从这一层面上看，中朝贸易额的下降是暂时的。
因此，即便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发展空间的扩大，来自美国的“遏制”与日俱增，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主动性因素的增势将不可逆转。但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场域中，中朝关系结构中的被动性因素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四、结语：中朝关系结构的流变及启示
综上所述，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逐步转变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而这种流变过程，一直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周边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造成了两国关系结构中的被动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使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了向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转变。而冷战的结束，最终使中朝关系进入了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时期相比，在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在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四个因素（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以及经济因素）中，经济因素对其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对今后中朝关系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笔者认为，在中朝关系进入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双方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在平等互惠前提下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在中朝关系结构中，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经济关系最符合双方利益。同时，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近邻，相互友好无疑是最佳选项。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传承与发展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更有助于经济关系的发展。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集中全力发展经济，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战略路线”以及目前推进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无疑为我国全方位重塑中朝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立足长远，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要重塑中朝关系。被动型的中朝关系结构，显然牵制了两国的正常发展。总之，中朝关系的重塑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是建立一个“新型”关系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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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豁然]
[关键词]中朝关系；地缘政治学结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现代政治经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35-08
[收稿日期]2018-05-02
[基金项目]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AKS-2015-OLU-2250001。
[作者简介]李金辉，女，朝鲜族，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延吉133002）
纵观中朝现当代史，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层面而又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学界一般认为中朝为地缘政治关系，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大部分学者都过分强调其传统地缘政治关系，而忽略了它所具有的经济层面上的互补效应，所得出的结论难免倾向于将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或战略包袱的意义。也有一部分学者将中朝关系界定为地缘经济关系，但这种观点有可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夸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历史性转折的今天，仅通过传统或战略、特殊或普通的视角，已无法准确地诠释中朝关系的本质。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并以此为据考察中朝关系结构的流变。
本文将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划分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与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通过两个结构显现的条件与方式，把握其特征，并为其结构设定四个构成因素，分析这种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向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变化，进而探讨这种变化使结构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中国及中朝关系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一、对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的再认识与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直至今日，地缘政治学仍未有明确的定义。科林·费林特曾指出，地缘政治学是使人们浮想联翩的一个词，需要一个以上的定义。不能把地缘政治学简单理解为传统地缘政治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泛指二战之前的“图解式（formal）”与1970年代后期兴起的“战略学（geostrategy）”（[韩]李钟哲：《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地理学论丛》，1997年第29期，第26页）。的一种模式。[1]（38～43）然而，很少有人会进一步思考，从而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即同样是使用此概念，事实上却不是一回事。
地缘政治学，1899年由瑞典政治家契伦（Rudolf Kjellen）最早提出，出现于1916年他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国家有机体（Staten som Lifsform）》一书中。[2]（13）20世纪30年代，这个概念因被德国侵略扩张所利用而遭到长期排斥、否定、非议与冷落。可以说，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繁荣→萧条→复苏”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直至1976年，法国的拉考斯特重新使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才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重获新生。特别是80年代以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学者在其言论与文章中频繁使用，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90年代，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与批判地理学派的发展，使地缘政治学逐渐摆脱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束缚。以奥特瓦塞尔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家们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學概念框架图”，为重新界定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涵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渐破除了地缘政治学——“纳粹、霸权”的形象，预示着现代地缘政治学时代的开端。然而，批判地缘政治学派倾向于强调历史、国际关系、文化、世界观等因素，而忽略了经济因素，受到了强调经济因素的批判地理学派的指责。继而，美国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nrd N.Luttwak）、乔治·德姆克、威廉伍德的研究恰恰完善了批判地缘政治学派与批判地理学派的观点。爱德华·勒特韦克于1990年在《国际利益》杂志发表的论文《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软逻辑、贸易法则》奠定了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已进入了地缘政治经济的时代，[3]（400）即现代地缘政治时代。到1994年，美国的地理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乔治·德姆克和国务院官员威廉伍德提出了“地缘政治经济”的概念，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紧密地结合起来。[4]（12）
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传统地缘政治学+经济因素”。[5]（29）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学者（倪世雄、卢光盛、萨本望、陈才、文云朝、金强一、金景一等）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开始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提升了对现代地缘政治学的认识。尤其是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与现代地缘政治学关系的研究上，为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总体来说，这些贡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是传统地缘政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代地缘政治学“取代”而非“消亡”传统地缘政治学；二是现代地缘政治学具有“经济性”与“政治性”双重特征，“经济性”更为凸显，因此也被称为地缘政治经济学或地缘经济学；三是从地缘政治意义显现的条件与方式来看，现代地缘政治学可分为冲突状态下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合作状态下的地缘政治意义，但它们之间很难严格区分。
那么，何为地缘政治学及其结构？任德淳认为，“地缘政治学是研究根据所处的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学问”。[2]（20）他指出地缘政治学大体由五个部分构成（又称影响因素），即，空间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心理因素。[2]（95～108）斯隆（Sloan G.R）、科斯特（Kost K）则强调，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其结构可以由上述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或两个以上因素组合而成，并且建议研究者选择后者，可大大避免陷入环境决定论的困境。狄金科（Dijkink）把这种地缘政治学的结构称之为“地缘政治学编码（Geopolitical code）”。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学可以划分为现代地缘政治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结构是由“传统地缘政治学结构+经济因素”或传统地缘政治结构中的经济因素从弱至强演变而来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结构通常处于冲突的国际环境状态下，而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结构则通常处于合作的国际环境状态下。从这一层面上看，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学及其结构为分析中朝关系结构的演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平岩俊司的分析平岩俊司认为，影响中朝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四种，即“安保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自从中国援朝志愿军撤军之后，决定中朝关系的因素传统友好关系即被安保问题所替代，两国关系虽一直在“唇亡齿寒”的范畴里展开，其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平岩俊司：《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唇齿关系的构造与变容》，橫滨：世知书店，2010年，第4～5、37～38页。）为本文研究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但是，他没有清楚地说明中朝经济关系的演变在其结构中的作用。另外，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虽普遍认为中朝关系是地缘政治或经济关系，却很难找到应用地缘政治学理论及其结构作为分析框架的成果。
笔者认为，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主要由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构成，政治关系可再细化为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等。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使中朝关系在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演变成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二、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强化与弱化（1949—1992年）金景一曾在论文《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史的三个层面》中，主张中朝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唇亡齿寒关系形成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导致天朝礼制体系彻底开始崩溃。从此，中朝两国关系不再是维护体系的关系，而是变为共同维护两国安全与存亡的“辱齿相依、辱亡齿寒”的关系，两国关系主要是在这个层面里展开的，这意味着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开始形成了近代史意义上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使朝鲜半岛的传统地缘政治价值越发突显，堪称“东方的巴尔干”成为大国争夺的角逐场。
那么，冷战的开始则可以说意味着中朝两国形成了现代史意义上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美苏以38线为界占领了朝鲜半岛南北方，并分别纳入到了各自称霸世界的地缘战略之中。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使中朝之间的传统地缘政治关系达到了顶点。因此，从传统地缘政治价值显现的条件与方式看，可以把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结构视为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然而，冷战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个均质的过程，此结构所处的“冲突的国际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时期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1949—1992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
构成要素
历史阶段政治关系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1949—1956强强强1956—1969强强→中强→中1969—1979强→中中→弱中1979—1992中→弱弱中→弱弱
（以援助与记账
易货贸易为主）
在表1中，与政治关系相比，经济关系似乎没有变化。可以说，在苏联解体、1992年中朝间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之前，两国经济关系作为政治关系的延续主要以“无偿援助”与“互通有无”的方式存在，[6]（24、241～242）故视为“弱”。然而，这一时期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却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以观察其结构从强至弱的变化。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就是如何理解表1中“传统友好关系”的问题。在2018年3月举行的中朝首脑会谈中，习近平曾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中朝传统友好关系更强调的是基于“血盟式”友谊的党际关系。在这一层面上，本文拟将以中朝首脑会谈的举行与否作为其衡量标准。
（一）1949—1956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结构的强化
1948年美国制定了包括禁运、贸易限制法规等一系列遏制、封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1950年1月9日，正式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直到苏联解体时才解散。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从一个“假想敌”变成了更为“具体的敌人”。当时，中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台海危机”（1949年10月—1950年8月），同年4月再次提出“解放台湾为全党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决定 8月展开攻台作战。[7]（73～74）在台海战事一触即发、台湾岛处于朝不保夕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三天后，美国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重新在军事与财政上援助蒋介石，[8]（96～97）正式将台湾列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即开始重筑封锁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岛链”。在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且苏联又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做出选择。苏联的压力、朝鲜的请求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情谊，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中国转而将主要力量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极大地凸显了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地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加强了美日韩同盟，还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军得到了驻日、韩、台的合法地位。1954—1955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的封锁政策愈演愈烈，朝鲜与台湾作为其重筑“第一岛链”的战略价值不断上升。
显然，朝鲜战争使中朝之间共同的安保利益最大化，两国的反美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形成了“血盟式”的友谊，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达到了顶点。
（二）1956—1969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社会主义间矛盾的浮现
本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中、朝、苏三国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朝鲜实行了所谓的“均衡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经历着第三、四次台海危机。特别是第四次台海危机，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核设施与核开发能力。[9]（61）因此， 1964—1965年初中国集中全部力量反美，与苏联则仅限于笔战。[10]（8）与此同时，美国不断采取针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开始大力实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项目。[11]（66）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后，当时的朝鲜急需安全上的保障。于是，1961年7月朝鲜分别与苏联、中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此外，1962年的古巴危机与中印国境纷争使朝苏关系不断恶化，中朝关系更加亲密。种种因素，使得中朝形成了短暂的反美反苏战线。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中朝对苏联新政权以及1965年越南战争的立场出现了分歧。随着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2]（237～244）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大。1967年甚至召回了各自的大使；同年12月，面临着中苏对朝援助的减少，援助的绝大部分被借款所代替，以及偿还期限将至的压力，金日成在演说中强调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所有国家”进行对外贸易，[13]（534、536～537）意味着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较为重要的变化。
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内矛盾的浮现，使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表明，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出弱化的迹象，并且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去意识形态化”已悄然开始。
（三）1969—1979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去意识形态化”
本时期，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与中美的和解，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其结构开始相对弱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两次石油危机及在越南战争中的战败，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处于弱势。相反，苏联在此次危机中受益。美苏对立愈紧张，美国愈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1968年，勃列日涅夫制定了一整套苏联对外扩张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学说”，以及所谓的“有限主权论”。[14]（199）一年后，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战争一触即发。中国为对抗苏联，开始与美国建立“联美反苏”战线，使得朝鲜的战略地位再次凸显。随后，中美和解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日建交、亚洲“四小龙”崛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极格局的对峙，使战后东北亚区域结构的重心从政治开始转向了经济。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68年发生的“普韦布洛号事件”，也造成了朝美关系的紧绷。与犹豫不决的苏联相反，中国果断地站在了朝鲜一方，中朝关系开始复苏，中国也恢复了对朝援助。虽然，从1976年开始朝鲜有意强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差异。但是，由于朝鲜的金正日刚刚成为接班人，在保障体制稳定的层面上依然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开始为了经济的发展分别与西方国家合作交流。1971年基辛格、尼克松访中之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同年9月开始，朝鲜也改变了对美、对日的外交政策。[15]（297～298、310～311）选择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加强交流，这是朝鲜对外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中美和解虽然使中朝两国間的共同安保利益大大减弱，但是，中苏、朝苏关系的恶化，仍使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大局得以维系。
（四）1979—1992年：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弱化
1979年，美国在中美建交之际发布声明，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却因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导致经济停滞不前，逐步走向解体。
在东亚地区，日本逐渐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相对削弱了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权。1982年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同年4月中苏边境贸易也得到了恢复。来自中国北方的军事威胁逐渐消失，周边安保环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中国开始集中力量投身经济建设。并开始与韩国谋求改善关系，在两国正式建交前夕签订了两项合作协定。[16]（1～2）
朝鲜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心存疑虑。1980年，朝鲜《党章》中删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式把“主体思想”视为指导思想，提出坚守“朝鲜式社会主义”，意在表明与“中国模式”的差异性。[17]（21～22）20世纪 80年代初，朝鲜也开始实行有限的开放政策，即“蚊帐式开放模式”，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与对外经济贸易相关的法规政策。1988年，朝鲜把对外政策的原则从“自主、友善、和平”改为“自主、和平、友善”。[18]（365～367）把更为广义的“和平”放在了前面，目的在于彰显扩大对外关系的坚定意志。
本时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朝鲜半岛；朝鲜则因东欧及苏联解体，安保与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在1990年开始的朝苏贸易中，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间“记账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朝鲜经济陷入了窘境，只能依靠与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1990—1991年，在朝鲜对外贸易中，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从11%突增至22%。然而，因尚未改变原来的贸易方式，经济关系仍视为“弱”。虽然，中朝间拥有共同的安保利益，但是弱化的趋势却成为了“潜伏因素”，这意味着中朝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一开始就极具被动性，说明中朝关系结构就是一个被动型的结构。如果这种结构长期持续，对中国及中朝关系的正常发展必然带来负面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本时期中朝两国开始基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大幅度调整对外经济政策。这成为了两国经济关系转变的潜在条件，等于为被动型的中朝关系结构注入了“主动性”的因素，新的结构——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萌生。
三、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形成与强化（1992年至今）中美建交、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冷战的结束，使东北亚区域结构的重心开始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并逐渐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场域。在这场博弈中，中美之间虽形成了“合作大于冲突”的关系，但是美国的主导性地位却没有改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这一时期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似乎矛盾的状态，事实上是二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世界性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特定结构。[19]（6）受此影响，中朝关系也有了结构性的转变：一是中朝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逐渐转向了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二是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在形成、发展、强化的过程中，主动性因素与被动性因素一直并存。这一时期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2。
表21992年至今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变化情况
构成要素
历史阶段政治关系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经济关系1992—2000弱→中弱弱弱→中2000—2009中弱弱→中中→强2009—2018（5）中→强弱中→强强→中
为此，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以观察其结构形成、发展、强化的过程。
（一）1992—2000年：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形成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结构中的主导权。在利用中国反苏的战略价值已消失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了遏制。中国开始积极主张加强周边国家外交。在《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启动之际，中韩正式建交，这使中朝政治关系进入了所谓的“八年空白期”，金正日甚至取消了翌年的访中计划。
本时期，中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朝鲜也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将政府间的记账易货贸易改为现汇贸易。但是朝鲜经济的负增长、粮食的严重缺乏，使其对外贸易尤其是粮食和石油的进出口不得不日渐依赖中国。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使传统地缘政治价值再次凸显。一方面，《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成为了“纸上谈兵”，却促成了朝美直接对话，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随后，朝鲜提出了“贸易第一主义”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加快推进了对罗先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开发，[20]（453～455）开始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其实朝鲜自1991年起便已为国内经济发展做了一系列的努力。1992—1998年，朝鲜制定及修订了15种与对外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21]（10）另一方面，李登辉的访美再次提升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台独分子趁虚而入，引发了第五次台海危机（1995年7月—1996年3月）。
在这种情况下，1996年，中朝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定》，两国关系开始缓和。这表明朝鲜核开发的意图就是要与美国直接接触，使其利用独特的战略地位在中美之间确保利益最大化。不久，朝美关系又开始紧张。1998年，美国在履行日内瓦协议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兑现承诺，致使朝核问题失去了最佳解决时机。1999年，以朝鲜金永南访中为契机，中朝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然而，中国在第五次台海危机中的强力反击[22]（308～309）以及在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美之间合作的性质开始凸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同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定中国为“潜在挑战国”，并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美国从1996年开始一直秘密与台湾进行军事交流、贩卖武器。李登辉趁机又在1999年提出“两国论”，即第六次台海危机爆发（1999年7月—9月）。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希望在中美框架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约束了传统地缘政治价值的显现程度，使其无法达到朝鲜战争时期的程度。再者，1995年中国重启了《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意在拉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1996年开始缓和的中朝关系更多地反映出了两国在经济层面上的相互诉求。
换言之，中美之间虽日趋形成合作大于冲突的关系，但是美国仍占据着主动。加上朝鲜意图与美国直接对话，朝核危机的爆发又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中朝关系的结构当中，为其实施控制东北亚区域战略提供了理由和战略性支撑点。这表明在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会显示传统地缘政治价值。
（二）2000—2009年：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发展
新世纪初，中朝两国首脑的互访是上述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延续与发展。2000—2006年，中朝进行了六次首脑会谈，两国传统友好关系逐渐恢复，中国对朝援助及投资也大幅度增加。2004年金正日访中时，中国支援了5000万美元；2005年胡锦涛访朝时，承诺5年间支援20亿美元。2004、2005年两国首脑互访后，中国对朝投资突破了1000万美元增至2008年的4100万美元。[23]
2002年中国加入WTO，朝鲜则实行了“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对中国的出口额急增，两国经济关系开始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朝鲜《经济研究》的相关论文强调“在对外经济交流上追求实利、利润”的观点突增。经济发展戰略层面上的互动也随之扩大。2003年，中国提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促进了与朝鲜经济的联动。2008年，中朝贸易额占朝鲜对外总贸易额的72.8%。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美关系中合作的性质愈加明显。[24]（283）但本时期朝美关系持续恶化、朝核问题不断升级，对于中国而言，由此而来自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本时期的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主动性因素与被动性因素同步增长。
（三）2009年至今：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强化
中朝在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上的互动不断提升。2009年，中国把一直低迷不振的《图们江地区开发规划》修改为《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将其提升为中央级别的发展规划。该纲要是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边境地区开发计划。2011年3月，《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一次具体提出了完善区域开放格局的设想，同时纲要强调“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25]（123）
2010年5月—2011年5月，金正日连续3次非正式访华，把中朝经济合作推向了高潮。2010年朝鲜把罗先市升级为特别市，并修订了《罗先经济贸易区法》；同年7月，成立了中央一级的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现对外经济省），旨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2011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批准了“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区的开发计划”。这意味着中朝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以“共同开发、共同管理”为原则，进入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新中朝经济合作时代”。直至2016年，中朝贸易额增势虽有些波动，但总体趋势平稳。但是，2017年中朝贸易额下降了10.5%。这是朝鲜第五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力度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我国施加压力的必然结果。
2018年，金正恩在新年贺辞中宣布完成国家核武力建设后，半岛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不到一个月之内，朝美首脑会谈即将召开之际，金正恩连续两次访华，并在全会上提出“新战略路线”，意义非凡。这不仅再次验证了传承与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也意味著朝鲜推进的经济改革要与中国经济相连。从这一层面上看，中朝贸易额的下降是暂时的。
因此，即便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发展空间的扩大，来自美国的“遏制”与日俱增，中朝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中主动性因素的增势将不可逆转。但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场域中，中朝关系结构中的被动性因素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四、结语：中朝关系结构的流变及启示
综上所述，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逐步转变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而这种流变过程，一直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周边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造成了两国关系结构中的被动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使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结构开始了向现代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转变。而冷战的结束，最终使中朝关系进入了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时期相比，在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在中朝地缘政治关系结构的四个因素（安保利益、意识形态功能、传统友好关系以及经济因素）中，经济因素对其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对今后中朝关系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笔者认为，在中朝关系进入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时期，双方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在平等互惠前提下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在中朝关系结构中，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双赢”的经济关系最符合双方利益。同时，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近邻，相互友好无疑是最佳选项。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传承与发展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更有助于经济关系的发展。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集中全力发展经济，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战略路线”以及目前推进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无疑为我国全方位重塑中朝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立足长远，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要重塑中朝关系。被动型的中朝关系结构，显然牵制了两国的正常发展。总之，中朝关系的重塑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是建立一个“新型”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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