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启蒙思想传播的历史考察
郑爱龙 辜庆志
？眼关键词？演启蒙思想，传播，受众，表达权，话语优势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63-04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余韵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史称“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与“自由”批判并反抗封建君权与宗教神权的专制统治，在短短一个多世纪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就席卷了整个世界，引导着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间，涌现的思想家及思想，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是人类思想传播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丰碑。对此，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全面检视这一运动的基本历程和作用机制对于当代同样面临社会转型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在现代传播学中，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信息的传递和流动”，①而信息的自由表达显然是传播的基本环节和重要条件。思想是观念化的信息，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正是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出版审查制度基础上，从实现以“出版自由”为核心表征的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入手，倡导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使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并有力地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启蒙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发动民众、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启蒙运动前的欧洲长期处于宗教神权和封建君权的专制统治之下。为禁锢思想、控制舆论，各国统治者都建立了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以欧洲启蒙运动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为例，这一控制最典型的代表是以王室特许形式存在的“书商公会”（The Stationers Company）。②自1557年书商公会被英国王室授权对出版物进行管理之后，英国王室不断将对出版物的搜查、扣留、没收、毁禁、处罚等审查控制权力赋予书商公会，并明确规定了审查的范围、形式，乃至频率，确保书刊符合教会神权和王室统治的要求。而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另一中心法国，源自中世纪的报刊审查制度同样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自1521年起，法国就逐步建立起负责检举的“索邦神学院”、负责审判的“高等法院”、负责决断的“御前会议”，以及履行谏诤职能的“教士大会”四大相互联系又彼此牵制的书刊审查机构，严格管控和压制敢于挑衅、威胁国王和教会的权威“异端邪说”。
对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发起了出版自由抗争运动，以争取表达自由的权利。在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是其中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1644年，在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论出版自由》（原文的标题为：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意为：不受许可管制的印刷自由）中，弥尔顿描述并表示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言论宽容态度的向往，提出“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①并以此批判英国的《出版管制法》中关于“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②的规定，即“出版许可证制度”，并将之作用归为“破坏学术、窒息真理”。③《论出版自由》由此因明确反对出版审查制度、公开宣扬出版自由而被广泛关注，成为公认的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形成的基石，弥尔顿也因此被奉为表达自由思想的先驱。正是在以弥尔顿为代表的众多启蒙思想家不断关注、批判，以及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背景下，英国于1695年废止了《出版管制法》，并随着包括广告税（1853）、印花税（1855）、纸张税（1861）等在内的知识税被废除，出版自由权利在英国最终实现。而在法国，这一抗争得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Voltaire）、大革命倡导者雅克斯·皮埃尔（Jacques-Pierre）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坚定支持和响应。伏尔泰在其《论思想自由》一文中就主张“自由说出心里话的权利”；而皮埃尔倡导从王室检察官的控制下解放民众的思想，主张出版自由权利。这些诉求在大革命中得到了积极回应，1789年5月，终结出版审查制度的《出版自由宣言》发表，同年8月，颁布的《人权宣言》在第11条中明确赋予了每个公民“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以立法的形式表达了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到1881年7月关于出版的专门法——《出版自由法》颁行，出版自由权利在法国真正得以保障。
虽然这一时期的出版自由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甚至在其后造成了因追求单纯商业利益而出现的出版业混乱、失控一系列问题。但对于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而言，出版自由带来了言论的表达自由，随着出版的日渐繁荣，各种宣传启蒙思想的书籍、报刊、小册子等印刷品数量激增，一方面从根本上扭转了神权和君权专制统治之下的知识行于上的等级特权局面，知识向平民化的普及得以实现，启蒙思想开始了向普通民众行于下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启蒙思想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交融，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启蒙思想完善的作用。可以说，由出版自由衍生的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自由冲破了欧洲中世纪以来思想传播的桎梏，极大推动了启蒙思想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广泛传播，为欧洲、北美，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正如英国社会史学者罗亚·保特（Roy Porter）所言：“印刷被证明是启蒙观点和价值普及的重要推动力。”④
如果说表达是传播过程的起点范畴，那么受众（Audience）就是居于传播过程的终点部分，其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群体”。⑤据此考量，传播的最终结果如何显然取决于传播内容能否吸引受众并激发受众的认同，即传播的内容在价值上是否满足受众的利益需求。欧洲启蒙运动中，这一受众即是站在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对立面上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一直受到专制压迫的底层大众。而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自由”与“理性”两大思想旗帜，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专制统治之下这一受众群体渗透着他们利益需求的特定关怀和强烈的吸引力。这也就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从整体上看，启蒙运动前的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得以形成和确立。如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发展最为迅猛的法国则在18世纪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从深层次冲击着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不仅造就了经济上日益富裕但在政治上屈从于专制压迫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文化上遭歧视的底层民众对专制压迫的仇视。平等、自由也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这正是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理论的核心。如英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近代政治哲学之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较早从自然法的角度阐述了“可以不受阻碍地自己做愿意做的事”①的人人平等的思想。而其继任者，被誉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始祖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则进一步提出自然状态下“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的天赋人权论主张，以反对英王的专制统治。在法国这一思想更是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创造性地提出在法律的框架下“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③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另一位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卢梭更是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等等。这些追求普遍自由平等的思想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权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诉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等普通民众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因而，启蒙思想在英国促成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在法国更是得到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中各阶层的普遍欢迎。站在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专制统治对立面上的大众日益联合在启蒙思想的旗帜之下，投入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
虽然在自由平等具体内容上，各位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各派理论的见解也互有争议，导致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各有不同，建立的资产阶级政体也互有差异。但这一时期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证明了，正是由于启蒙思想满足了包括资产阶级、下层民众在内的受众群体的利益需求，它才得到广泛的认同，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并最终成为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主流指导理论，引导了17～18世纪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教授肯伯（Campbell）所论说的：要让受众接受你的宣传，你宣传的东西要为受众所需要，否则就不会在受众身上发生什么反应。④
自传播学诞生之初，“效果”（Effect）就是其所有研究最受重视的方面，并被奉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即任何传播行为总是表现出特定的目的性，这一目的在传播学中有一个特定的概念——劝服，意指“通过传播引起受众在思想与行为上发生传播者所期望的变化”，⑤而影响劝服效果的关键因素主要在于“传播来源”“传播方式”⑥等方面。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正是通过理论的整体性和极富艺术性的呈现方式构建了他们所倡导的思想，以显著的话语优势，彰显了启蒙思想的巨大吸引力，启蒙思想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张成功扩张为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民众共同追求的社会主流思想。
对此，从纵向来看，启蒙思想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当下，在关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论述和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无论是编还是著，基本都延续着“国别”或“人际”的传统范式而展开。国别和人际的视角虽然有助于人们从横向比较中理解不同启蒙思想家理论间的差异，但启蒙作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所倡导的思想必然在根本上是密切联系的整体。正如前面所析，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再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之间，从保守派与激进派、立宪派与共和派、再到百科全书派等各理论流派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或多或少的区别，但他们资产阶级性质的反专制统治特征是高度一致的。以“理性和科学”反对宗教冒昧、以“自由和平等”抗争封建专制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彼此之间更多表现为相互继承和交融上的整体思潮，共同引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在自由和平等思想上，洛克正是在继承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人人平等”思想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观点。在法国，伏尔泰接过这一接力棒，提出了“天赋人权”的主张，到了孟德斯鸠又具体化为“言论、信仰、私有财产”等方面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卢梭则将其发展为“人民主权”的自由平等观。启蒙思想中核心层次的一脉相承使其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持续的话语说服力，有力地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
另外，在传播方式上，一方面，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潜质，创造出了诸如现实小说、哲理戏剧、讽刺诗歌等丰富多彩的呈现形态，极大地提高了启蒙思想传播的效果，如英国启蒙主义文学家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以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尔柯克的真实经历为蓝本，描述了一个独居荒岛，凭借智慧和勇气战胜艰难险阻的新兴资产者的成功形象，歌颂了资产阶级进取精神。他也因此被誉为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而在法国，古典戏剧大师莫里哀（Moliere）是这一时期戏剧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五幕诗体喜剧《伪君子》，描写了一个资产者奥尔贡因收留宗教神棍答尔丢夫而险遭破产的故事，将矛头直指教会的伪善、贪婪和丑恶。启蒙思想家们或基于现实、或运用对比等艺术性的思想呈现方式，有效营造了良好的启蒙思想传播的环境和氛围，增强了启蒙思想传播的话语感召力，使启蒙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充分利用诸如阅览室、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或经常出入贵族夫人的沙龙，以激情澎湃的演讲和发人深省的讨论猛烈抨击专制统治，宣扬启蒙思想，构建了有声传播的话语优势，加速了启蒙思想的有效普及和传播。
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在其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现代传播学的视野中，这一运动有效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随后到来的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舆论动员。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内外各种思潮涌动、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交融竞争，严重冲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对此全面审视和积极借鉴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思想传播的有益经验，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之更好地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郑爱龙，男，1977年生，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辜庆志，男，1964年生，安徽全椒人，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眼关键词？演启蒙思想，传播，受众，表达权，话语优势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63-04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余韵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史称“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与“自由”批判并反抗封建君权与宗教神权的专制统治，在短短一个多世纪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就席卷了整个世界，引导着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间，涌现的思想家及思想，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是人类思想传播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丰碑。对此，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全面检视这一运动的基本历程和作用机制对于当代同样面临社会转型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在现代传播学中，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信息的传递和流动”，①而信息的自由表达显然是传播的基本环节和重要条件。思想是观念化的信息，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正是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出版审查制度基础上，从实现以“出版自由”为核心表征的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入手，倡导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使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并有力地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启蒙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发动民众、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启蒙运动前的欧洲长期处于宗教神权和封建君权的专制统治之下。为禁锢思想、控制舆论，各国统治者都建立了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以欧洲启蒙运动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为例，这一控制最典型的代表是以王室特许形式存在的“书商公会”（The Stationers Company）。②自1557年书商公会被英国王室授权对出版物进行管理之后，英国王室不断将对出版物的搜查、扣留、没收、毁禁、处罚等审查控制权力赋予书商公会，并明确规定了审查的范围、形式，乃至频率，确保书刊符合教会神权和王室统治的要求。而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另一中心法国，源自中世纪的报刊审查制度同样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自1521年起，法国就逐步建立起负责检举的“索邦神学院”、负责审判的“高等法院”、负责决断的“御前会议”，以及履行谏诤职能的“教士大会”四大相互联系又彼此牵制的书刊审查机构，严格管控和压制敢于挑衅、威胁国王和教会的权威“异端邪说”。
对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发起了出版自由抗争运动，以争取表达自由的权利。在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是其中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1644年，在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论出版自由》（原文的标题为：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意为：不受许可管制的印刷自由）中，弥尔顿描述并表示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言论宽容态度的向往，提出“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①并以此批判英国的《出版管制法》中关于“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②的规定，即“出版许可证制度”，并将之作用归为“破坏学术、窒息真理”。③《论出版自由》由此因明确反对出版审查制度、公开宣扬出版自由而被广泛关注，成为公认的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形成的基石，弥尔顿也因此被奉为表达自由思想的先驱。正是在以弥尔顿为代表的众多启蒙思想家不断关注、批判，以及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背景下，英国于1695年废止了《出版管制法》，并随着包括广告税（1853）、印花税（1855）、纸张税（1861）等在内的知识税被废除，出版自由权利在英国最终实现。而在法国，这一抗争得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Voltaire）、大革命倡导者雅克斯·皮埃尔（Jacques-Pierre）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坚定支持和响应。伏尔泰在其《论思想自由》一文中就主张“自由说出心里话的权利”；而皮埃尔倡导从王室检察官的控制下解放民众的思想，主张出版自由权利。这些诉求在大革命中得到了积极回应，1789年5月，终结出版审查制度的《出版自由宣言》发表，同年8月，颁布的《人权宣言》在第11条中明确赋予了每个公民“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以立法的形式表达了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到1881年7月关于出版的专门法——《出版自由法》颁行，出版自由权利在法国真正得以保障。
虽然这一时期的出版自由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甚至在其后造成了因追求单纯商业利益而出现的出版业混乱、失控一系列问题。但对于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而言，出版自由带来了言论的表达自由，随着出版的日渐繁荣，各种宣传启蒙思想的书籍、报刊、小册子等印刷品数量激增，一方面从根本上扭转了神权和君权专制统治之下的知识行于上的等级特权局面，知识向平民化的普及得以实现，启蒙思想开始了向普通民众行于下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启蒙思想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交融，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启蒙思想完善的作用。可以说，由出版自由衍生的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自由冲破了欧洲中世纪以来思想传播的桎梏，极大推动了启蒙思想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广泛传播，为欧洲、北美，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正如英国社会史学者罗亚·保特（Roy Porter）所言：“印刷被证明是启蒙观点和价值普及的重要推动力。”④
如果说表达是传播过程的起点范畴，那么受众（Audience）就是居于传播过程的终点部分，其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群体”。⑤据此考量，传播的最终结果如何显然取决于传播内容能否吸引受众并激发受众的认同，即传播的内容在价值上是否满足受众的利益需求。欧洲启蒙运动中，这一受众即是站在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对立面上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一直受到专制压迫的底层大众。而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自由”与“理性”两大思想旗帜，对于长期处于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专制统治之下这一受众群体渗透着他们利益需求的特定关怀和强烈的吸引力。这也就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从整体上看，启蒙运动前的欧洲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得以形成和确立。如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发展最为迅猛的法国则在18世纪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从深层次冲击着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不仅造就了经济上日益富裕但在政治上屈从于专制压迫的新兴资产阶级，也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文化上遭歧视的底层民众对专制压迫的仇视。平等、自由也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这正是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理论的核心。如英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近代政治哲学之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较早从自然法的角度阐述了“可以不受阻碍地自己做愿意做的事”①的人人平等的思想。而其继任者，被誉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始祖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则进一步提出自然状态下“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的天赋人权论主张，以反对英王的专制统治。在法国这一思想更是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创造性地提出在法律的框架下“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③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另一位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卢梭更是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等等。这些追求普遍自由平等的思想既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神权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诉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等普通民众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因而，启蒙思想在英国促成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在法国更是得到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中各阶层的普遍欢迎。站在封建君权和宗教神权专制统治对立面上的大众日益联合在启蒙思想的旗帜之下，投入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
虽然在自由平等具体内容上，各位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各派理论的见解也互有争议，导致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各有不同，建立的资产阶级政体也互有差异。但这一时期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身证明了，正是由于启蒙思想满足了包括资产阶级、下层民众在内的受众群体的利益需求，它才得到广泛的认同，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并最终成为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主流指导理论，引导了17～18世纪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教授肯伯（Campbell）所论说的：要让受众接受你的宣传，你宣传的东西要为受众所需要，否则就不会在受众身上发生什么反应。④
自传播学诞生之初，“效果”（Effect）就是其所有研究最受重视的方面，并被奉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即任何传播行为总是表现出特定的目的性，这一目的在传播学中有一个特定的概念——劝服，意指“通过传播引起受众在思想与行为上发生传播者所期望的变化”，⑤而影响劝服效果的关键因素主要在于“传播来源”“传播方式”⑥等方面。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正是通过理论的整体性和极富艺术性的呈现方式构建了他们所倡导的思想，以显著的话语优势，彰显了启蒙思想的巨大吸引力，启蒙思想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张成功扩张为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普通民众共同追求的社会主流思想。
对此，从纵向来看，启蒙思想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当下，在关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论述和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无论是编还是著，基本都延续着“国别”或“人际”的传统范式而展开。国别和人际的视角虽然有助于人们从横向比较中理解不同启蒙思想家理论间的差异，但启蒙作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所倡导的思想必然在根本上是密切联系的整体。正如前面所析，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再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之间，从保守派与激进派、立宪派与共和派、再到百科全书派等各理论流派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或多或少的区别，但他们资产阶级性质的反专制统治特征是高度一致的。以“理性和科学”反对宗教冒昧、以“自由和平等”抗争封建专制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彼此之间更多表现为相互继承和交融上的整体思潮，共同引导着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在自由和平等思想上，洛克正是在继承霍布斯“自然状态的人人平等”思想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观点。在法国，伏尔泰接过这一接力棒，提出了“天赋人权”的主张，到了孟德斯鸠又具体化为“言论、信仰、私有财产”等方面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卢梭则将其发展为“人民主权”的自由平等观。启蒙思想中核心层次的一脉相承使其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持续的话语说服力，有力地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
另外，在传播方式上，一方面，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潜质，创造出了诸如现实小说、哲理戏剧、讽刺诗歌等丰富多彩的呈现形态，极大地提高了启蒙思想传播的效果，如英国启蒙主义文学家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以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尔柯克的真实经历为蓝本，描述了一个独居荒岛，凭借智慧和勇气战胜艰难险阻的新兴资产者的成功形象，歌颂了资产阶级进取精神。他也因此被誉为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而在法国，古典戏剧大师莫里哀（Moliere）是这一时期戏剧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五幕诗体喜剧《伪君子》，描写了一个资产者奥尔贡因收留宗教神棍答尔丢夫而险遭破产的故事，将矛头直指教会的伪善、贪婪和丑恶。启蒙思想家们或基于现实、或运用对比等艺术性的思想呈现方式，有效营造了良好的启蒙思想传播的环境和氛围，增强了启蒙思想传播的话语感召力，使启蒙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充分利用诸如阅览室、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或经常出入贵族夫人的沙龙，以激情澎湃的演讲和发人深省的讨论猛烈抨击专制统治，宣扬启蒙思想，构建了有声传播的话语优势，加速了启蒙思想的有效普及和传播。
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在其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现代传播学的视野中，这一运动有效推动了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为随后到来的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舆论动员。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内外各种思潮涌动、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交融竞争，严重冲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对此全面审视和积极借鉴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思想传播的有益经验，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之更好地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郑爱龙，男，1977年生，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辜庆志，男，1964年生，安徽全椒人，滁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