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徐凌霄笔下的古城记忆

    方汉盛

    以北京城作为写作对象的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算是首开其例。作者徐凌霄（1886—1961），清末民初著名记者，因祖父应顺天府乡试而寄籍直隶宛平。此作原分期刊载在上海《时报》，作者从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一日开始写起，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完成，共八十万言。其后人于2002年将分期刊载作品整理为《古城返照记》出版，这部京味长篇纪实小说，集近代文史掌故之大成，可视为一部记载北京城的真实档案资料。

    作者自谦道，“虽然够不上著作二字，而于京朝旧事，社会情形，也还不无贡献，可补见闻之所不及”，然这种自我期待最终达到目标。小说借助陆贾这个人物来贯串全文，实则作者自谓，通过其个人阅历和诸多史料来为京城“建档立案”。

    一、京城兴衰之迹

    作者在第一回中就把北京城的历史沿革交代的相当具体。在其笔下，这座古城就如同京剧《游龙惊凤》中的朱厚照所言，“大圆圈里有个小圆圈，小圆圈里有个黄圆圈，我就住在黄圆圈里面。”这些圆圈，从前沾皇帝之光交了大运，现在被潮流所卷，可就倒了大霉。虽然当时首都已南迁，但作者认为仅凭古城有七百年的历史，就值得书写纪念。这反映了他对这座古城特殊的怀念和深厚感情，希望古城能回光返照，重新焕发生机。

    书中主人公陆贾认为北京能成为大都市，应归功于三个姓朱的人，分别是永乐皇帝朱棣、洪宪皇帝驾下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大不列颠驻华公使朱尔典。朱棣建都后，由永乐十九年（1421）到民国十七年（1928），为首都已有507年之久。从文化上说，先有了《永乐大典》才有了清代的《四库全书》，于中华民族功莫大焉。朱棣对于北平，不失为开创的元勋。而朱尔典向袁世凯建议对正阳门的改造，市政督办正是朱启钤，他也为北京城的城市建设做了积极的贡献。

    小说中随处可见北京地名。如前门、东安门、东安市场、铁狮子坟、东交民巷、地安门、宣武门等，共一百余处，北京的各类地名、人文沿革都能在小说中找到渊源。小说中谈到对北京的警察、北京的京官、北京的寺院、北京的名士等的评价，如“大大小小的寺院不下九百余座，比南朝四百八十寺还多一倍……不乏对所谓名士的奚落和戏谑，大名士必须来北京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名士……北京的菜馆不留菜单，跑堂能过目不忘，有的都不要账目，看空盘算总价，丝毫不差……”此皆不遗余力地将京城的习俗和见闻展现在读者面前。

    伴随着北京城的兴衰荣辱，作者敏锐抓住清朝文字狱和科举制度。关于文字狱，书中重点列举王锡侯《字贯》一案，只因给《康熙字典》纠错，就被乾隆皇帝判了斩立决。作者在书中原原本本引用了当时“六部大审”的供词——“六问六供”，这其实是《令钱汝诚等即行将王锡侯书呈缴谕》的内容。[1]此亦见于清史档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如问：“你将《字贯》重新改造，这就是你自知前书内有大逆不道之处，故又企图掩盖，愈见你从前原是有心悖逆，更有何辩？供：我从前不知忌讳，妄编妄写，这是我的狂悖实迹，这有什么辩处。”

    将这些重要历史档案置放于小说中，生动完整演绎出这场荒诞闹剧，这种掩耳盗铃的一问一答，一字一板，如同排戏，令人啼笑皆非。另一则与“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相关的是，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觐见所遇到的尴尬，特使不肯行跪礼，为此乾隆皇帝、朝廷大臣等大费周章，如何才能顾及到皇家威严，最后讨论结果是马戛尔尼以半跪叩首了事。而对于对方提出互派使者的请求，皇帝严词拒绝，作者显然对这种文化过度自信和思想保守表示不满，但能见微知著地看到北京城未来命运的改变。

    科举考试一直是古城文化独特之风景。小说第十三回“青烟怜才张冠刘戴赤心卫道梁代桃僵”讲述光绪十一年（1885），翁同龢本欲录取张寒，可却意外录取刘可毅。乙未科会试，主考官徐桐视维新势力如贼寇，一心不录取康有为，可错将梁启超的试卷当做康有为的试卷，摒弃不中；康有为考试一改之前风格，以圣人为师，获得考官许可。最终梁意外落榜，康有为中得五魁，但在殿试后，康亦因各种人事关系未能入翰林，懊恼不已；梁启超虽获主考官垂青，也未能在科举中更进一步。在科场上正所谓苍狗白云，变幻无定。科举考试，即使神通再大者，却能阴差阳错失好运，普通百姓的科考命运更可想而知。1905年废弃科举，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城的发展。

    二、北京的新式教育

    在近代北京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上，徐凌霄亲身经历，以身说法。1910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次开办分科大学，分了经、文、法、理、农、工、商七科，徐氏考取土木工程系。颇具讽刺的是，当时学校聘请道学家秋定文作为七科总教，他所谈论无非“性”“理”“道”“欲”等词，导致学生人人口念“一阴一阳之谓道”“偏于阳者非理也，偏于阴者非理也”，而这和新学宗旨背道而驰。秋本是非常保守的道学信徒，仇视维新党人。而且据笔者考证，小说中的“秋定文”实乃夏震武（1854—1930），近代理学家，工部主事。1910年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以孔孟程子之道为宗旨。作者巧将秋对夏，定对震，文对武。第五回载：“秋定文从怀中拿出一张纸，里面有两道上谕，先生念了一遍，一字一泪，上谕时间分别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十五日，上谕分别针对他参奏王文韶以及自充专史的奏本进行申斥”。经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德宗实录》中“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和十二月壬子之上谕”，[2]小说引用内容与历史档案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作者将第一道上谕时间故意改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以及将人名夏震武改为秋定文，是当时为掩人耳目，稍作区分。

    

    而对于北京高等教育值得纪念的人物，作者在小说中首推严修（1860—1929），字范孙。作为教育改革家，严修并没有表示要废除科举，但是却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他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而扬名后世，这种利用旧的考试制度选拔真才实学者，算他发明最早。他还建议将科目分别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功。而以上书中所写都有档可查。如小说中写道：“1897年10月19日，发《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折》”[3]，提出建议有：新科宜设专名也，去取无限额数也，考试仍凭保送也，保送宜严责成也，录用无拘资格也，赴式宜筹公费也。在奏折中严已经显示出维新改良的思想。光绪帝也同意了他的想法，并批复“1898年正月初六日（1月27日），先生于去岁上《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折》后，今日有‘上谕……该衙门所议特科、岁举两途，询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请行”。[4]该上谕亦见于《清德宗实录》卷414。[5]

    但正因此事，严修和恩师徐桐（号荫轩）决裂。徐桐卫道思想极重，遂与严断绝师生关系，严氏亦因此绝意仕途。“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经济特科之奏，见绝于徐荫轩师。四月，请假回籍。……是岁，有政变。”[6]正因他提前辞职，才避免戊戌政变带给他的杀身之祸，也算因祸得福。综上，徐凌霄之记载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1902年袁世凯亲邀严修出任北洋学务总办。书中记载严修将尚兵、尚武、尚实作为三大教育宗旨，并做到了部权与校权的区分，中央教育和地方教育的区分。通过一系列教育方面的革新，使得直隶一省，学校林立，几可媲美江浙，且对当时全国的教育贡献很大。此后，他一手创办南开大学。书中第十九回记载：“他今年春间下世去了……范孙病笃的前两天，自觉不起，作了一首自挽的七律，意态闲适。”其自挽诗如下，“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7]对自己一生做了精准评价。由于与作者交好，经严修催促和劝导，也成就了作者《古城返照记》的写作。在书中，作者通过自己报考大学和学习的经历，呈现了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情景，而这与当时的政局形势紧密相关；通过怀念严范孙，回顾了清末、民国时期北京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徐凌霄对严修之人格是敬佩的，赞誉其兴办近代新式高等教育居功至伟，而这些评价现在看来仍是超前的。

    三、北京梨园盛事

    小说中呈现了大量的梨园史料，这是一份值得重视的档案材料。在京师大学堂学习期间，作者最大的嗜好就是听戏，可谓忠实的京剧迷。他告诉读者，当时北京的习惯就是未曾问戏先要问人，不说看戏，要听戏，否则不算内行。听戏必知八条，分别是：“戏要听”；“记术语”；“注意伶人的家长里短”；“谭鑫培神圣不可侵犯”；“骂外江派”即不管是戏，是伶，只要不是北京或久走外省的，只管骂，只要能骂外江，就算京内行；“捧角”；“腔板字味派”是讲听戏的要素；“戏情对不对，要以伶为准，不可以戏为标准”。这真实反映出当时剧坛情形，也可视为当时的观剧经。书中谈到京城各种戏迷派别的争斗。如“谭迷”“杨狂”“梅迷”“瑶癖”之间的互掐，描写得细致生动。

    小说中对谭鑫培和梅兰芳着墨甚多。论谭当中，收罗诸多趣闻轶事。第二十七回“老板传艺重自强”中讲谭鑫培论戏，如论到“潼五爷”，即爱新觉罗·溥侗（1877—1952），别号红豆馆主。谭鑫培认为他样样抄得起，可惜样样玩不转，上台是个潼将军，下台还是潼五爷，别管是什么戏，他老是一脸的天宫赐福。谭氏还辟谣他只给潼五爷教了五出戏。可见谭对溥侗的真实评价。谭鑫培虽名气“叫天”，但能认真对待善意的批评，如书中交代程长庚批评他的调子是“衫子调”。谭感慨当初学戏时，常被骂给程长庚、余三胜丢人现眼，但能挺过来，现在梨园界都以像不像谭为标准。这些真实反映出学戏的艰辛。既然谭为“衫子调”，为何老师傅不禁止？第二十二回中，借厚庵之口有解释：因为长庚的老生规矩也没有一准的章程和准调。最直接的原因是皮黄没有准谱，这点不同于昆腔准谱准词。皮黄属于十二乱弹之一，而乱弹是可以发挥个人自由的，所以长庚禁不得，但导致的结果是后人学其腔调，成了皮黄无谱而有谱。此见解极佳，从中可看到戏剧伶人的生存状态，并有独特的戏曲史料意义。

    小说中对梅兰芳的演出实况和捧梅的过程做了重点介绍。三十二回成立“梅社”。并介绍了种种捧梅的办法，如台前捧，台后捧，文捧，武捧，经济捧，艺术捧等。这种捧角的方法和意识也构成了古城不可或缺的文化韵味。第十一回，交代看梅兰芳和金丝红演《三娘教子》，拿戏单的介绍“金丝红的童子音，梅兰芳的扮相，真够嚼裹”，意思是说当时金丝红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演老仆人薛保，“虽然童子音，难免疙瘩腔，却还气盛，嗓音圆润……以下一生一旦，一唱一和，高下抑扬，颇堪悦耳。”梅兰芳打小就学此戏，而金丝红实乃京剧老生王喜秀。1907年，梅兰芳搭上喜连成班，与王喜秀等老生一起合台演出。梅兰芳曾谈到幼年的伙伴，“喜连成贴演‘二进宫一剧，是金丝红的杨波……不过金丝红的嗓子常哑，一个月倒有半个月不能工作。”[8]明确表示二人合演过《二进宫》剧，两人还合演过《战蒲关》。该书为梅兰芳早期演戏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档案资料。不仅如此，第三十三回详细记载在文明园观看成名后的梅兰芳出演《樊江关》，第三十七回记载在文明园看梅兰芳《贵妃醉酒》，第四十二回看其演《虹霓关》，都生动完整地呈现了当时的演出盛况，颇为难得。

    至于其他京剧人物，如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汪笑侬、杨月楼、杨小楼，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等都有很多片段演绎。这些京剧名伶中一部分跟作者熟识，或者从他的长辈打听得到，如作者的二老太爷，即其伯父徐致靖就对程长庚研究颇深，这样也就保证了小说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二十九回对西黄、二皮、四大徽班细致入微的分析，第二十二回对京剧苏皖鄂三系的介绍，都带有浓厚的京剧学案史性质，值得关注。

    以上对于京剧的描写，作者饱含深情，也体现其极强的戏剧功底。不单如此，其小说语言大量运用京剧剧目和台词，如同胡适先生评论，对《古城返照记》颇称其佳，谓：运用戏词之摇笔即来，何戏词若是之熟乎？唯以分日刊载，未能全阅。从胡适的评价可见作者对戏剧钻研之深。

    一个“老汉”，一支秃笔，一座古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全书用京白，非文言，非纯白话文，处处夹杂京剧剧名和台词，虽有掉书袋之嫌，但亦令读者欢喜。说高等教育、科场、官场、梨园界……种种故事遗闻，编成整本大套的好戏。而这皆是发生在北京城的故事。故事并非空穴来风，依据史料，可靠性强。作者感慨，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同样是辛亥年，梅兰芳处处被人追捧，若是运气倒了，怎么也扶不住，清政府到处求饶亦无济于事（第三十八回）。北京城命运亦是如此，盛衰剥复，既济未济。如今古城北京早已春风满面，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古城返照记》为北京城留下了一份特别有意义的档案资料。

    注释：

    [1]上海书店出版社.清代文字狱档[M].上海：上海书店，2007：674—676.

    [2]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Z].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上[Z].

    [3]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101.

    [4]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112.

    [5]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四.光绪二十四年正月[Z].

    [6]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6.

    [7]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482.

    [8]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