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也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妥协是近代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宪政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缺失的民族特性、处事方式和行为理念。一个无可辩驳的史实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妥协与利益让渡，他们的历史发展就无法淌过深水区和激流区。因此，两国革命和民主宪政发展过程中的妥协同样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英国人的妥协传统与习惯让其社会转型和进步总是在温和中行进。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几经波折后于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停滞了下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在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妥协中完成了暴力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
1.“模范议会”是妥协的模范。1295年英国模范议会之所以模范，就在于它开创了让当时骑士阶层、市民阶层、封建贵族和国王之间能够相互协商与妥协的场所、制度，让妥协成为了化解历史困境的社会调节机制、民族习惯与政治传统。后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分权制衡、议会、政党、内阁、选举制度等，无一不是妥协的结果。即使是后来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及政治格局的调整（如经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与重新分配，也是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调、交易与合作。这不仅化解了一个个矛盾纠纷，而且让市民阶层和政治精英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让英国平稳渡过了追求民主过程中的乱象，这也是英国三次议会改革留给历史的靓丽价值。
2.革命在跌宕起伏中充满妥协。暴力革命和妥协改良在革命过程的相互比较中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史学价值。1640—1660年是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由于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革命之路颇多曲折或反复试错。第二个阶段是从1660—1689年，这个阶段以相互妥协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手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英国国情的社会转型道路。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别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运用非常规的手段给落后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解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和确立治国的基本原则就算完成任务了。正因为它不是常规动作，所以它不能延续太久或过量使用，如同医生治疗癌症用化疗手段一样，是在迫不得已和救命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千万不能有超越病人身体状况的“超前消费”行为。因为建立全面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绝不是一两次暴力革命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而基于妥协的改良却具有平稳、和谐、很少大动荡的特点，社会相对稳定，破坏性小，能够保持生产力与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社会对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少的，能一如既往保护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同时推行改良者往往是一些善于妥协的远见卓识者，自上而下，长袖善舞。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旧制度的回归，从实质上来说，它与光荣革命一样具有非凡的妥协意义和影响；让人痛惜的是，请回来的国王由于缺乏妥协精神，最后葬送自己和资产阶级的有益尝试。复辟是资产阶级请回来的“复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复辟王朝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变通形式。因为克伦威尔死后，英国政局动荡，高级军官争权夺势，无法建立稳定的新政权。资产阶级基于当时没有像克伦威尔这样的强权人物以及君权主义传统的影响，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革命成果，选择由斯图亚特王朝重掌政权。这里的“复辟”仅指政权重新回到原来的统治者手中，并不表明整个社会又退回到封建制度之下。更重要的是复辟后王权的来源已发生了改变。过去以君权神授作为王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最基本根据，现在国王是议会请来的，国王权力来自议会而非神授，议会还有权决定王位继承人。也正是因为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对请他们回来的议会不妥协，大大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有1688年的光荣革命，让国王从此变成了服从议会的立宪君主。连续两次的妥协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成为各个集团不满情绪的宣泄口和妥协平台，及时化解社会积怨与仇恨，有效避免了内战与革命对国家秩序的威胁。
3.妥协之花植根于肥沃土壤。为什么1660以前的暴力革命手段没有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相反，两次妥协与和平的“光荣革命”却让英国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总的说来是由英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革命前的英国虽然是封建专制体制，但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均已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化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和基础，完全可以用温和的手段来实现上层政权性质的转变，不一定非得要通过暴力革命对原有的社会政治体系和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与改造。到了17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的发展壮大，这种以妥协为基础的改良方式变成了一种适应全社会需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英国有议会传统，是有限君主制。英国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下议院是由城市市民和中、小骑士代表组成，他们多半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议会在英国具有较大权力，它完全有能力对国王所决定的政策进行合法否决和修改，可以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由于新贵族是由封建贵族转化而来的，享受了不少的封建特权，他们惧怕革命的继续发展会威胁到自身的封建特权和利益，并不想将革命进行得很彻底。所以，妥协也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第二，在经济上：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整个社会形态和经济已基本上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走改良与和平的道路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此时，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完成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上的根本性改造，因此，它不需要太多的暴力形式，就完全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的要求。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革命前，封建专制思想已经遭到了否定和抨击，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思想，通过暴力手段来重构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前就已基本完成；革命过程中，只需用改良的手段进行维系与调整就可以了。以宗教信仰为例，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国继宗教改革后又出现了清教运动。清教徒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他们反对繁琐的天主教仪式，要求按加尔文教的教义进行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的教阶制，贯彻一般信徒与教牧人员平等的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精神与要求。全民宗教信仰上的资产阶级化和自由化也不需要社会以暴力手段去进行大规模残酷的荡涤。
美国宪政的产生、发展与完善也都与妥协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制度。务实与通权达变的妥协不但是美国制宪会议解决制宪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手段，也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及宪政发展过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智慧守护。
1.妥协从华盛顿做起。华盛顿就曾以自己过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让美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成功选择了一条民主的康庄大道，成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辉煌。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没过一天好日子的美国大陆军听说战后财政危机，担心部队解散后拿不到退伍金，生活无着落，于是号召开会讨论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华盛顿建立大独裁政权。眼看就要上演一出北美版的陈桥兵变，华盛顿却坚辞不受。在事实上确定两条铁的原则：一是在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军事胜利者都可能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年代，51岁的华帅清泪纵横与部下军官握手告别，离营而去；二是军队必须永远服从平民权力，新生的美利坚必须是被法律而不是枪杆子统治的国家。后来的总统选举，他也带头只任两届，让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成为惯例。
2.妥协成就了1787年宪法。说好5月14日开会，由于代表稀稀啦啦的到来，11天后的5月25日，会议人数才到齐法定开幕人数，会议一直开到9月17日才结束。如果没有妥协，制宪会议就开不成了，谁有时间和耐心等11天呢；即使是在后来各州批准宪法的漫长过程中，各州和联邦派都做了必要的让步与妥协，承诺在未来的宪法修正中加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均为东部沿海州的有产阶级，其中11人从事航运业和制造业，6人是金融家，9人是种植园主，4人是医生，4人是政府官员，15人是奴隶主，40人拥有政府债券，人人是精英，个个是人才。这么多的精英人才一下子集中在一起也会带来多个方面的掣肘：一是矛盾相对集中，且容易激化，有产阶级内部分成制造业、商业、航运、金融、公债、农业（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等众多的利益集团，各集团之间互有戒心，担心利益受损；二是能人太多，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他人，争夺会议的掌控权；三是任何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自己的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影响自己立场的公正性。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让美国制宪会议的矛盾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即宪法应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贵族共和国、联邦派和州权派如何划分联邦和州的权力范围）、大州和小州、南部和北部如何对待奴隶制问题、动产集团和不动产集团等几个方面。这些复杂的矛盾注定了美国宪法的制定只能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过程。即只能用妥协化解制宪过程中的紧张、对峙、矛盾等因素，保证制宪会议在争议中开下去。因此，美国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让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在制宪过程中得到了整合和保护；若无妥协精神，美国宪法很可能就半路夭折，美国也不会有长期以来的飞速发展。
第一，如何解决大州和小州的矛盾？人口众多、面积广大的州如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最初弗吉尼亚方案，主张国会设两院，一院实行人口比例代表制，一院由前一院议员选举产生，小州反对。因为国会由人民直选产生，大州必将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对小州极为不利。而人口稀少、面积狭小的小州如特拉华、佐治亚、康涅狄格等提出实行平等代表制，即各州在国会享有相同数量的投票权。会议中大州从各自利益出发，就国会议员数量的分配方式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吵，最后经过多方妥协达成共识：用各州在参议院的平等代表权来满足小州的利益，用各州在众议院的人口比例代表权来满足大州的利益，一项政策必须通过参众两院的批准才能实施。如此一来，大小州的利益都得到了协调、尊重、保护。
第二，如何解决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矛盾？南方蓄奴州（包括马里兰州、佐治亚州等）的奴隶数量在人口中占较大比例，远远高于北方的自由州。如果不把奴隶算作人口基数的话，南方蓄奴州在国会中的权力将大大削弱，因此，蓄奴州对北方自由州只将自由人算入州人口基数的提案坚决反对。最终“五分之三条款”在双方的妥协中诞生了。即保存奴隶制，奴隶按3/5的比率列入州人口基数，联邦也按比例向各州征税。
第三，如何解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的矛盾？对于上、下级纵向权力的划分，联邦派与州权派围绕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界限是什么，谁是最后的裁决者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终—个具有权威的联邦制国家在妥协中诞生了：联邦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各州都要遵守，州法律中有与其相抵触的内容，以联邦法律为大，详细列举出联邦政府的权力，其他的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
3.宪政在妥协中稳步前行。同样，美国在其宪政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充满着妥协，妥协是美国宪政之路得以顺利前行的重要原因。如美国南方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制度中的黑奴解放问题就十分漫长，如果从《独立宣言》算起共用了89年，如果从1787年美国宪法算起则拖了78年。它并不是完全从正义、公平、民主等抽象原则出发，而往往着眼于对现实利益的承认、尊重，这使得政治妥协成为美国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常规手段。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特殊要求，南方奴隶制只能在妥协中保证宪法的通过，把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非常智慧地留给后人去解决。19世纪的前50年，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对奴隶制采取妥协的处理办法，先后通过了《五分之三条款》《逃奴条款》《奴隶贸易条款》等三个法案来妥协处理奴隶制问题。
1820年，在从法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能否实行奴隶制问题引发的宪政危机中，国会中的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同意缅因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并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与此同时，国会也接受密苏里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以保持自由州和蓄奴州在参议院投票权的平衡，而且国会还决定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对余下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进行划分，此线以北的领地（密苏里除外）禁止实行奴隶制，但允许逃奴法的实施。这就是著名的“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南北双方的妥协让宪政危机安然度过。
1850年，国会在讨论加利福尼亚以何种身份加入联邦时再度陷入僵局，但在亨利·克莱的主导下，国会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达成“一揽子妥协”的方案，即后来俗称的“1850年大妥协”，这一妥协缓解了当时几乎沸腾的南北矛盾，主导这一妥协的亨利·克莱也作为一个“伟大的妥协者”被载入美国史册。但与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一样，“1850年大妥协”仍然是在推迟危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1年之后，当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终于不能达成一致时，或者说，当正常的政治妥协机制因南北双方严重对立且互不让步时，内战爆发了。北方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上通过第十三、十四、十五宪法修正案，终于废除了奴隶制。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战争这种看起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仍然体现出了妥协精神：内战结束时，总统林肯在胜利宴会上坚决而且及时制止了自己夫人把南方军队称为“敌人”；北方统帅格兰特将军和南方降帅罗伯特·李将军相互拥抱，李宣布南方军队解散，士兵们即就地解散回家，李也骑着自己的马，配着自己的武器绝尘而去；战争结束以后，获胜一方也没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清算与迫害，约翰逊总统宣布重建计划，允许前邦联高级官员中的大有产者申请特赦，在批准特赦的同时，他还恢复了这些人的财产权；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约翰逊对要求大赦和特赦的人一律宽大，仅1865年当年就有13000名前邦联的高级官员和大有产者获得特赦，取得了重新参政的资格。
英美民主宪政发展史充分证明，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或一味地让步，它往往是一种基于解决问题的务实与通权达变式的智慧。“也就是说在制宪的过程中要体现各种力量的博弈、最终实现妥协。这种博弈不但能够更为接近地发现真理，也更能吸收对于宪法的各种看法，最终实现对宪法理解的视野与融合，获得共同的理解”。
英国是“议会之母”，是一个有着深厚妥协基因的传统国家，大不列颠民族是一个善于妥协与宽容的民族，其社会转型和进步总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完成。英国宪政之路更是在妥协中产生、在保守中变革、在渐进地完善；民主宪法政的发展过程总体上是温和的，它在追求宪政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妥协与宽容并非是懦弱和胆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法律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朝与野互动妥协的特点。而正是这种互动妥协、以退为进、化纠纷于无形之中的政治智慧使得英国民主宪政变迁一直保持一种稳定状态，让复杂的矛盾在非对抗方式中既对立又统一，“模范”绽放宽容，“光荣”源于妥协，妥协与宽容成为了近代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灵魂。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充满着妥协与宽容。它在“光荣”之前，政治冲突与矛盾十分复杂，议会与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之间、议会内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保守势力之间、议会上下院之间及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等等，这些复杂得让人头痛的政治冲突和斗争却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妥协中逐步蚀融。议会与国王、议会两院之间、两党之间等都在正和博弈中找到了自己相对美好的政治归宿，而不是一方“完全”“彻底”吃掉对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也因此在英国建立起来。
美国民主宪政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相互妥协、权衡冲突各方的争议、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他们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追求了会议意见与代表意志的一致性，或一致通过，或反对，或抨击，或中途退会，抑或拒绝签字。而是“允许多种意见、意志和利益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互谅互让的方式制订出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都能接受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寻求妥协和折中”中达成基本一致。美国宪法的产生与修订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诸多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都是通过妥协一步步解决的。他们制宪与修宪的出发点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让人景仰的标本政治体制，而是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邦联的政治途径。妥协在美国制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毛经文，男，1963年生， 湖南衡阳人， 中学特级教师，广东省东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英国人的妥协传统与习惯让其社会转型和进步总是在温和中行进。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几经波折后于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停滞了下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在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妥协中完成了暴力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
1.“模范议会”是妥协的模范。1295年英国模范议会之所以模范，就在于它开创了让当时骑士阶层、市民阶层、封建贵族和国王之间能够相互协商与妥协的场所、制度，让妥协成为了化解历史困境的社会调节机制、民族习惯与政治传统。后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分权制衡、议会、政党、内阁、选举制度等，无一不是妥协的结果。即使是后来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及政治格局的调整（如经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与重新分配，也是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调、交易与合作。这不仅化解了一个个矛盾纠纷，而且让市民阶层和政治精英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让英国平稳渡过了追求民主过程中的乱象，这也是英国三次议会改革留给历史的靓丽价值。
2.革命在跌宕起伏中充满妥协。暴力革命和妥协改良在革命过程的相互比较中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历史作用和史学价值。1640—1660年是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由于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革命之路颇多曲折或反复试错。第二个阶段是从1660—1689年，这个阶段以相互妥协为社会转型的主要手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英国国情的社会转型道路。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别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运用非常规的手段给落后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解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和确立治国的基本原则就算完成任务了。正因为它不是常规动作，所以它不能延续太久或过量使用，如同医生治疗癌症用化疗手段一样，是在迫不得已和救命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千万不能有超越病人身体状况的“超前消费”行为。因为建立全面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绝不是一两次暴力革命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而基于妥协的改良却具有平稳、和谐、很少大动荡的特点，社会相对稳定，破坏性小，能够保持生产力与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社会对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少的，能一如既往保护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同时推行改良者往往是一些善于妥协的远见卓识者，自上而下，长袖善舞。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旧制度的回归，从实质上来说，它与光荣革命一样具有非凡的妥协意义和影响；让人痛惜的是，请回来的国王由于缺乏妥协精神，最后葬送自己和资产阶级的有益尝试。复辟是资产阶级请回来的“复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复辟王朝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变通形式。因为克伦威尔死后，英国政局动荡，高级军官争权夺势，无法建立稳定的新政权。资产阶级基于当时没有像克伦威尔这样的强权人物以及君权主义传统的影响，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革命成果，选择由斯图亚特王朝重掌政权。这里的“复辟”仅指政权重新回到原来的统治者手中，并不表明整个社会又退回到封建制度之下。更重要的是复辟后王权的来源已发生了改变。过去以君权神授作为王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最基本根据，现在国王是议会请来的，国王权力来自议会而非神授，议会还有权决定王位继承人。也正是因为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对请他们回来的议会不妥协，大大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才有1688年的光荣革命，让国王从此变成了服从议会的立宪君主。连续两次的妥协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成为各个集团不满情绪的宣泄口和妥协平台，及时化解社会积怨与仇恨，有效避免了内战与革命对国家秩序的威胁。
3.妥协之花植根于肥沃土壤。为什么1660以前的暴力革命手段没有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相反，两次妥协与和平的“光荣革命”却让英国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总的说来是由英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革命前的英国虽然是封建专制体制，但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均已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化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条件和基础，完全可以用温和的手段来实现上层政权性质的转变，不一定非得要通过暴力革命对原有的社会政治体系和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与改造。到了17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的发展壮大，这种以妥协为基础的改良方式变成了一种适应全社会需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英国有议会传统，是有限君主制。英国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下议院是由城市市民和中、小骑士代表组成，他们多半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议会在英国具有较大权力，它完全有能力对国王所决定的政策进行合法否决和修改，可以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由于新贵族是由封建贵族转化而来的，享受了不少的封建特权，他们惧怕革命的继续发展会威胁到自身的封建特权和利益，并不想将革命进行得很彻底。所以，妥协也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第二，在经济上：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整个社会形态和经济已基本上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走改良与和平的道路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此时，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完成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上的根本性改造，因此，它不需要太多的暴力形式，就完全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的要求。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革命前，封建专制思想已经遭到了否定和抨击，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思想，通过暴力手段来重构资产阶级新思想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前就已基本完成；革命过程中，只需用改良的手段进行维系与调整就可以了。以宗教信仰为例，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国继宗教改革后又出现了清教运动。清教徒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他们反对繁琐的天主教仪式，要求按加尔文教的教义进行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的教阶制，贯彻一般信徒与教牧人员平等的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精神与要求。全民宗教信仰上的资产阶级化和自由化也不需要社会以暴力手段去进行大规模残酷的荡涤。
美国宪政的产生、发展与完善也都与妥协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制度。务实与通权达变的妥协不但是美国制宪会议解决制宪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手段，也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及宪政发展过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智慧守护。
1.妥协从华盛顿做起。华盛顿就曾以自己过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让美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成功选择了一条民主的康庄大道，成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辉煌。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没过一天好日子的美国大陆军听说战后财政危机，担心部队解散后拿不到退伍金，生活无着落，于是号召开会讨论采取军事行动，要求华盛顿建立大独裁政权。眼看就要上演一出北美版的陈桥兵变，华盛顿却坚辞不受。在事实上确定两条铁的原则：一是在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军事胜利者都可能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年代，51岁的华帅清泪纵横与部下军官握手告别，离营而去；二是军队必须永远服从平民权力，新生的美利坚必须是被法律而不是枪杆子统治的国家。后来的总统选举，他也带头只任两届，让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成为惯例。
2.妥协成就了1787年宪法。说好5月14日开会，由于代表稀稀啦啦的到来，11天后的5月25日，会议人数才到齐法定开幕人数，会议一直开到9月17日才结束。如果没有妥协，制宪会议就开不成了，谁有时间和耐心等11天呢；即使是在后来各州批准宪法的漫长过程中，各州和联邦派都做了必要的让步与妥协，承诺在未来的宪法修正中加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均为东部沿海州的有产阶级，其中11人从事航运业和制造业，6人是金融家，9人是种植园主，4人是医生，4人是政府官员，15人是奴隶主，40人拥有政府债券，人人是精英，个个是人才。这么多的精英人才一下子集中在一起也会带来多个方面的掣肘：一是矛盾相对集中，且容易激化，有产阶级内部分成制造业、商业、航运、金融、公债、农业（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等众多的利益集团，各集团之间互有戒心，担心利益受损；二是能人太多，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他人，争夺会议的掌控权；三是任何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自己的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影响自己立场的公正性。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让美国制宪会议的矛盾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即宪法应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贵族共和国、联邦派和州权派如何划分联邦和州的权力范围）、大州和小州、南部和北部如何对待奴隶制问题、动产集团和不动产集团等几个方面。这些复杂的矛盾注定了美国宪法的制定只能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过程。即只能用妥协化解制宪过程中的紧张、对峙、矛盾等因素，保证制宪会议在争议中开下去。因此，美国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让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在制宪过程中得到了整合和保护；若无妥协精神，美国宪法很可能就半路夭折，美国也不会有长期以来的飞速发展。
第一，如何解决大州和小州的矛盾？人口众多、面积广大的州如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最初弗吉尼亚方案，主张国会设两院，一院实行人口比例代表制，一院由前一院议员选举产生，小州反对。因为国会由人民直选产生，大州必将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对小州极为不利。而人口稀少、面积狭小的小州如特拉华、佐治亚、康涅狄格等提出实行平等代表制，即各州在国会享有相同数量的投票权。会议中大州从各自利益出发，就国会议员数量的分配方式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吵，最后经过多方妥协达成共识：用各州在参议院的平等代表权来满足小州的利益，用各州在众议院的人口比例代表权来满足大州的利益，一项政策必须通过参众两院的批准才能实施。如此一来，大小州的利益都得到了协调、尊重、保护。
第二，如何解决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矛盾？南方蓄奴州（包括马里兰州、佐治亚州等）的奴隶数量在人口中占较大比例，远远高于北方的自由州。如果不把奴隶算作人口基数的话，南方蓄奴州在国会中的权力将大大削弱，因此，蓄奴州对北方自由州只将自由人算入州人口基数的提案坚决反对。最终“五分之三条款”在双方的妥协中诞生了。即保存奴隶制，奴隶按3/5的比率列入州人口基数，联邦也按比例向各州征税。
第三，如何解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的矛盾？对于上、下级纵向权力的划分，联邦派与州权派围绕着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界限是什么，谁是最后的裁决者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终—个具有权威的联邦制国家在妥协中诞生了：联邦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各州都要遵守，州法律中有与其相抵触的内容，以联邦法律为大，详细列举出联邦政府的权力，其他的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
3.宪政在妥协中稳步前行。同样，美国在其宪政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充满着妥协，妥协是美国宪政之路得以顺利前行的重要原因。如美国南方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制度中的黑奴解放问题就十分漫长，如果从《独立宣言》算起共用了89年，如果从1787年美国宪法算起则拖了78年。它并不是完全从正义、公平、民主等抽象原则出发，而往往着眼于对现实利益的承认、尊重，这使得政治妥协成为美国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常规手段。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基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特殊要求，南方奴隶制只能在妥协中保证宪法的通过，把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非常智慧地留给后人去解决。19世纪的前50年，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对奴隶制采取妥协的处理办法，先后通过了《五分之三条款》《逃奴条款》《奴隶贸易条款》等三个法案来妥协处理奴隶制问题。
1820年，在从法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能否实行奴隶制问题引发的宪政危机中，国会中的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同意缅因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并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与此同时，国会也接受密苏里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以保持自由州和蓄奴州在参议院投票权的平衡，而且国会还决定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对余下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进行划分，此线以北的领地（密苏里除外）禁止实行奴隶制，但允许逃奴法的实施。这就是著名的“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南北双方的妥协让宪政危机安然度过。
1850年，国会在讨论加利福尼亚以何种身份加入联邦时再度陷入僵局，但在亨利·克莱的主导下，国会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达成“一揽子妥协”的方案，即后来俗称的“1850年大妥协”，这一妥协缓解了当时几乎沸腾的南北矛盾，主导这一妥协的亨利·克莱也作为一个“伟大的妥协者”被载入美国史册。但与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一样，“1850年大妥协”仍然是在推迟危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1年之后，当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终于不能达成一致时，或者说，当正常的政治妥协机制因南北双方严重对立且互不让步时，内战爆发了。北方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上通过第十三、十四、十五宪法修正案，终于废除了奴隶制。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战争这种看起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仍然体现出了妥协精神：内战结束时，总统林肯在胜利宴会上坚决而且及时制止了自己夫人把南方军队称为“敌人”；北方统帅格兰特将军和南方降帅罗伯特·李将军相互拥抱，李宣布南方军队解散，士兵们即就地解散回家，李也骑着自己的马，配着自己的武器绝尘而去；战争结束以后，获胜一方也没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清算与迫害，约翰逊总统宣布重建计划，允许前邦联高级官员中的大有产者申请特赦，在批准特赦的同时，他还恢复了这些人的财产权；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约翰逊对要求大赦和特赦的人一律宽大，仅1865年当年就有13000名前邦联的高级官员和大有产者获得特赦，取得了重新参政的资格。
英美民主宪政发展史充分证明，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或一味地让步，它往往是一种基于解决问题的务实与通权达变式的智慧。“也就是说在制宪的过程中要体现各种力量的博弈、最终实现妥协。这种博弈不但能够更为接近地发现真理，也更能吸收对于宪法的各种看法，最终实现对宪法理解的视野与融合，获得共同的理解”。
英国是“议会之母”，是一个有着深厚妥协基因的传统国家，大不列颠民族是一个善于妥协与宽容的民族，其社会转型和进步总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完成。英国宪政之路更是在妥协中产生、在保守中变革、在渐进地完善；民主宪法政的发展过程总体上是温和的，它在追求宪政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妥协与宽容并非是懦弱和胆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法律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朝与野互动妥协的特点。而正是这种互动妥协、以退为进、化纠纷于无形之中的政治智慧使得英国民主宪政变迁一直保持一种稳定状态，让复杂的矛盾在非对抗方式中既对立又统一，“模范”绽放宽容，“光荣”源于妥协，妥协与宽容成为了近代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灵魂。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充满着妥协与宽容。它在“光荣”之前，政治冲突与矛盾十分复杂，议会与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之间、议会内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保守势力之间、议会上下院之间及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等等，这些复杂得让人头痛的政治冲突和斗争却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妥协中逐步蚀融。议会与国王、议会两院之间、两党之间等都在正和博弈中找到了自己相对美好的政治归宿，而不是一方“完全”“彻底”吃掉对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也因此在英国建立起来。
美国民主宪政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相互妥协、权衡冲突各方的争议、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他们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追求了会议意见与代表意志的一致性，或一致通过，或反对，或抨击，或中途退会，抑或拒绝签字。而是“允许多种意见、意志和利益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互谅互让的方式制订出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都能接受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寻求妥协和折中”中达成基本一致。美国宪法的产生与修订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诸多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都是通过妥协一步步解决的。他们制宪与修宪的出发点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让人景仰的标本政治体制，而是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邦联的政治途径。妥协在美国制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毛经文，男，1963年生， 湖南衡阳人， 中学特级教师，广东省东莞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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