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再现中作为档案补充的资料：构成与运用
俞抗美
摘 要：革命烈士纪念馆作为兼具档案馆和博物馆特点的文化设施，为实现宣传教育、展陈编研的功能，对烈士（们）的个人成长、社会交往、思想演变、工作业绩、主要事迹需要回放到更大的时代、群体、事件环境中，才能充分展示烈士的崇高品德和精神境界。革命烈士纪念馆对烈士的历史再现主要依托两大互补的信息构件：具有档案性质的烈士史料和具有资料性质的背景图书（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者的特点，着重阐述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从档案补充的角度在资料的取舍、运用方面进行的尝试，以期对人物类纪念馆处理档案与资料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
关键词：历史再现；档案；资料；应用
1 纪念馆使命与烈士史料的不足
革命烈士纪念馆是烈士纪念设施的一种。2011年8月施行的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收集、整理烈士史料，编纂烈士英名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收集、整理、保管、陈列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民政部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制订、2013年6月施行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根据人民政府安排，开展烈士史料征集研究、事迹编纂和陈列展示工作，组织烈士纪念活动，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献身精神和高尚品质。”综上，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使命即是历史再现烈士形象，弘扬烈士精神。要达成这一使命，革命烈士纪念馆在还原烈士事迹时，有以下三个基本视角：
1、历史学视角。烈士是牺牲后根据相关条件予以评定的，是一种追认的荣誉。从历史学视角还原烈士事迹，即是追求述说的历史客观性，使烈士事迹在史料的基础上，符合社会、群体、个人的历史逻辑。
2、社会学视角。烈士是社会成员，生前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网络中。从社会学视角还原烈士形象，即是唤醒和梳理烈士所处时代特别是原生社会网络的社会记忆，以使提炼、塑造的烈士形象饱满、可信，具有时代合理性和典型性。
3、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视角还原烈士生平情景，即是考虑不同受众最佳传播效果的述说生动性、互动性，最大限度调动受众的共情能力，实现教化的功能。
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展陈、编研产品要完美体现三个视角，需要有充分完备的烈士史料为基础。我馆收藏的烈士史料是按照“人物全宗档案”的要求进行管理的。但是，除部分烈士外，很多烈士史料多少存在一些缺陷：
a、从生平覆盖面看，有部分烈士的史料不能覆盖烈士成长周期；
b、从材料详略程度看，差异性比较大，主体材料较详细的接近传记，简略的只提供了跳跃的脉络；
c、从生活工作面看，工作面的材料丰富程度远胜生活面的材料；
d、从烈士事迹看，对烈士事迹本身涉及较多，对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多有欠缺；
e、从烈士牺牲时期看，早期烈士史料与近期烈士史料存在较大差异，早期烈士材料提供的信息较少、较粗，且缺乏追踪的线索；
f、从材料的种类看，不仅差异很大，而且与个人成长密切相关的日记、书信、手稿、证章、家谱等严重缺乏，针对性的影音材料也十分不足。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成立以后，曾数次启动大规模的烈士史料征集活动，烈士史料征集也是历年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已建立了2万多名烈士的全宗档案。存在上述问题的症结，一是早期烈士追认时间与牺牲时间间隔较长，史料湮没或灭失较多；二是烈士生前大多是在平凡岗位工作的普通人，有些种类的材料生前并未产生；三是烈士亲属或生前好友出于深厚感情，有可能将部分烈士史料珍藏不露。因此，要历史再现烈士丰彩，除了烈士史料，还需要其他资料的辅助和补充。
2 馆藏背景资料的结构性分析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目前收藏历史背景类、人文背景类、烈士文集类等7大类4100余册背景资料。
作为历史再现中弥补档案不足的背景资料，我们对进馆资料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构成条件和管理要求：
1、领域覆盖：应该满足历史再现所需的主要元素。大类如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子类如历史类的通史、党史、军史、组织史、个人史等。
2、时间覆盖：根据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特点，主要从晚清至当代。
3、收藏重点：一是原始性强、出版频次低印数又少的史料性资料。如烈士文集（日记、书信、年谱、遗稿、诗抄等）、档案编研资料（相关的史料、资料汇编、档案选编、文献汇编）等，也包括相关的回忆录、传记、口述历史等。二是与浙江烈士活动的时期与地域契合度较高的资料。
4、资料来源：主要是市场渠道和与有关纪念馆、档案馆等单位建立的交换渠道。从市场渠道甄别资料的基础条件是权威可信。
5、整理编目：采用了便利资料运用的编目方案，围绕历史再现的需要，分为历史背景、人文背景、烈士文集、档案编研等7大类。
6、保管条件：与馆内公共图书室分开，在史料科设专室、专柜、专职管理，便于掌握与烈士档案的互补对接，汇集需求、运用信息，编制更新计划，完成编目上架等工作。
按照上述条件形成的馆藏资料呈现的特点：一是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符合《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关于“应同时收集有助于了解档案内容的资料”的要求；二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构成了宽基础的知识金字塔；三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提供了权威可靠的信息源保障。
3 馆藏背景资料的运用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共产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选题核心，包括展陈、编研和纪念活动等类型。展陈分为基本陈列和配合年度活动主题的临时展览、巡回展览；编研包括大型的烈士英名录、展览制作中编写的图板说明和展览大纲、涉及烈士和革命建设历程的编研项目等。
在完成公共产品策划、制作、修订过程中，我们对馆藏背景资料的运用方式是：
1、全程运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始终需要馆藏背景资料来发挥框架构筑和细节填充作用。以展陈为例，策划环节中历史脉络的梳理，板块的划分，图文来源的概略确定；制作环节中人物事件的核定和排序，图文资料的确定和编排，与馆藏烈士史料的衔接，以及串联词的编写；修订环节中根据新的资料进行的角度和细节调整等。
2、互补运用：在反映较长的革命（建设）时期全貌的产品中，馆藏烈士史料和背景资料的运用构成互补关系。如2016年在制作《不朽的史诗 永远的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展览》过程中，参考编引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浙江人民革命史画册》等20余种资料，并在展示南方8省三年游击战争时参考编引了刘英、梁柏台等数位烈士的档案。
3、背景运用：在以反映烈士事迹为主的产品中，馆藏资料发挥铺陈背景的作用。如2012年我馆对基本陈列进行了改版设计，以“缅怀·传承”为主题，展示烈士生平事迹为主体内容的《浩然正气垂青史》大型展览，按照革命历程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等六大部分，作为叙事背景，制作中参考编引了大量历史背景、烈士文集、档案编研等类别的馆藏资料，让烈士事迹在准确、生动的背景中得到再现。
4、验证运用：在我馆的档案编研产品中，馆藏资料主要用于史实验证和细节补充。如历时4年编辑完成的大型丛书《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记载2万多名烈士事迹，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2013年，尽管每个烈士的介绍仅百十来字，编撰人员却要在熟悉馆藏烈士史料的基础上检索大量相关资料，确保烈士事迹全面准确。
建馆以来，我馆每年都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馆藏资料在这些产品的制作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
从我馆的实践来看，对于人物类纪念馆，功能上具有档案（史料）的收藏和展示并重的特点。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展示的社会影响力更大。要讲好档案（史料）的故事，围绕档案（史料）建立科学的资料库是重要条件，灵活运用资料的信息，与档案（史料）构成有机联系是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中国档案学会编，2014.8
[2]浅谈国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周晓东、曾圣华，《湖北档案》，2013.6
[3]浅议著名人物档案，张予宏、王的，《机电兵船档案》，2015.1
摘 要：革命烈士纪念馆作为兼具档案馆和博物馆特点的文化设施，为实现宣传教育、展陈编研的功能，对烈士（们）的个人成长、社会交往、思想演变、工作业绩、主要事迹需要回放到更大的时代、群体、事件环境中，才能充分展示烈士的崇高品德和精神境界。革命烈士纪念馆对烈士的历史再现主要依托两大互补的信息构件：具有档案性质的烈士史料和具有资料性质的背景图书（资料）。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者的特点，着重阐述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从档案补充的角度在资料的取舍、运用方面进行的尝试，以期对人物类纪念馆处理档案与资料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
关键词：历史再现；档案；资料；应用
1 纪念馆使命与烈士史料的不足
革命烈士纪念馆是烈士纪念设施的一种。2011年8月施行的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收集、整理烈士史料，编纂烈士英名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收集、整理、保管、陈列烈士遗物和事迹史料。”民政部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制订、2013年6月施行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根据人民政府安排，开展烈士史料征集研究、事迹编纂和陈列展示工作，组织烈士纪念活动，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献身精神和高尚品质。”综上，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使命即是历史再现烈士形象，弘扬烈士精神。要达成这一使命，革命烈士纪念馆在还原烈士事迹时，有以下三个基本视角：
1、历史学视角。烈士是牺牲后根据相关条件予以评定的，是一种追认的荣誉。从历史学视角还原烈士事迹，即是追求述说的历史客观性，使烈士事迹在史料的基础上，符合社会、群体、个人的历史逻辑。
2、社会学视角。烈士是社会成员，生前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网络中。从社会学视角还原烈士形象，即是唤醒和梳理烈士所处时代特别是原生社会网络的社会记忆，以使提炼、塑造的烈士形象饱满、可信，具有时代合理性和典型性。
3、传播学视角。从传播学视角还原烈士生平情景，即是考虑不同受众最佳传播效果的述说生动性、互动性，最大限度调动受众的共情能力，实现教化的功能。
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展陈、编研产品要完美体现三个视角，需要有充分完备的烈士史料为基础。我馆收藏的烈士史料是按照“人物全宗档案”的要求进行管理的。但是，除部分烈士外，很多烈士史料多少存在一些缺陷：
a、从生平覆盖面看，有部分烈士的史料不能覆盖烈士成长周期；
b、从材料详略程度看，差异性比较大，主体材料较详细的接近传记，简略的只提供了跳跃的脉络；
c、从生活工作面看，工作面的材料丰富程度远胜生活面的材料；
d、从烈士事迹看，对烈士事迹本身涉及较多，对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多有欠缺；
e、从烈士牺牲时期看，早期烈士史料与近期烈士史料存在较大差异，早期烈士材料提供的信息较少、较粗，且缺乏追踪的线索；
f、从材料的种类看，不仅差异很大，而且与个人成长密切相关的日记、书信、手稿、证章、家谱等严重缺乏，针对性的影音材料也十分不足。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成立以后，曾数次启动大规模的烈士史料征集活动，烈士史料征集也是历年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已建立了2万多名烈士的全宗档案。存在上述问题的症结，一是早期烈士追认时间与牺牲时间间隔较长，史料湮没或灭失较多；二是烈士生前大多是在平凡岗位工作的普通人，有些种类的材料生前并未产生；三是烈士亲属或生前好友出于深厚感情，有可能将部分烈士史料珍藏不露。因此，要历史再现烈士丰彩，除了烈士史料，还需要其他资料的辅助和补充。
2 馆藏背景资料的结构性分析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目前收藏历史背景类、人文背景类、烈士文集类等7大类4100余册背景资料。
作为历史再现中弥补档案不足的背景资料，我们对进馆资料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构成条件和管理要求：
1、领域覆盖：应该满足历史再现所需的主要元素。大类如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子类如历史类的通史、党史、军史、组织史、个人史等。
2、时间覆盖：根据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特点，主要从晚清至当代。
3、收藏重点：一是原始性强、出版频次低印数又少的史料性资料。如烈士文集（日记、书信、年谱、遗稿、诗抄等）、档案编研资料（相关的史料、资料汇编、档案选编、文献汇编）等，也包括相关的回忆录、传记、口述历史等。二是与浙江烈士活动的时期与地域契合度较高的资料。
4、资料来源：主要是市场渠道和与有关纪念馆、档案馆等单位建立的交换渠道。从市场渠道甄别资料的基础条件是权威可信。
5、整理编目：采用了便利资料运用的编目方案，围绕历史再现的需要，分为历史背景、人文背景、烈士文集、档案编研等7大类。
6、保管条件：与馆内公共图书室分开，在史料科设专室、专柜、专职管理，便于掌握与烈士档案的互补对接，汇集需求、运用信息，编制更新计划，完成编目上架等工作。
按照上述条件形成的馆藏资料呈现的特点：一是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符合《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关于“应同时收集有助于了解档案内容的资料”的要求；二是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构成了宽基础的知识金字塔；三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提供了权威可靠的信息源保障。
3 馆藏背景资料的运用
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共产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选题核心，包括展陈、编研和纪念活动等类型。展陈分为基本陈列和配合年度活动主题的临时展览、巡回展览；编研包括大型的烈士英名录、展览制作中编写的图板说明和展览大纲、涉及烈士和革命建设历程的编研项目等。
在完成公共产品策划、制作、修订过程中，我们对馆藏背景资料的运用方式是：
1、全程运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始终需要馆藏背景资料来发挥框架构筑和细节填充作用。以展陈为例，策划环节中历史脉络的梳理，板块的划分，图文来源的概略确定；制作环节中人物事件的核定和排序，图文资料的确定和编排，与馆藏烈士史料的衔接，以及串联词的编写；修订环节中根据新的资料进行的角度和细节调整等。
2、互补运用：在反映较长的革命（建设）时期全貌的产品中，馆藏烈士史料和背景资料的运用构成互补关系。如2016年在制作《不朽的史诗 永远的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展览》过程中，参考编引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浙江人民革命史画册》等20余种资料，并在展示南方8省三年游击战争时参考编引了刘英、梁柏台等数位烈士的档案。
3、背景运用：在以反映烈士事迹为主的产品中，馆藏资料发挥铺陈背景的作用。如2012年我馆对基本陈列进行了改版设计，以“缅怀·传承”为主题，展示烈士生平事迹为主体内容的《浩然正气垂青史》大型展览，按照革命历程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等六大部分，作为叙事背景，制作中参考编引了大量历史背景、烈士文集、档案编研等类别的馆藏资料，让烈士事迹在准确、生动的背景中得到再现。
4、验证运用：在我馆的档案编研产品中，馆藏资料主要用于史实验证和细节补充。如历时4年编辑完成的大型丛书《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记载2万多名烈士事迹，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2013年，尽管每个烈士的介绍仅百十来字，编撰人员却要在熟悉馆藏烈士史料的基础上检索大量相关资料，确保烈士事迹全面准确。
建馆以来，我馆每年都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馆藏资料在这些产品的制作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
从我馆的实践来看，对于人物类纪念馆，功能上具有档案（史料）的收藏和展示并重的特点。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展示的社会影响力更大。要讲好档案（史料）的故事，围绕档案（史料）建立科学的资料库是重要条件，灵活运用资料的信息，与档案（史料）构成有机联系是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中国档案学会编，2014.8
[2]浅谈国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周晓东、曾圣华，《湖北档案》，2013.6
[3]浅议著名人物档案，张予宏、王的，《机电兵船档案》，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