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出而不浅薄 通俗而不媚俗
?眼关键词?演教学语言,通俗易懂,好课标准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1-0053-03
“什么样的历史课才算是一堂好课?”这是一个常说常新、见仁见智的话题。在此,笔者仅从课堂教学语言角度谈一些心得。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很多时候,一番恰到好处的话语往往能使学生心领神会、豁然开朗。因此,语言的雕琢虽然是“小道”,但亦大有可为。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因为个性、语音、学养、阅历、神态等诸多差别,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都各具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一般来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核心原则。教师们虽然经常挂在嘴边,但做起来却殊为不易。因为它要求教师在真正读“通”历史并将之内化的基础上,转化为浅近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看似平常随意的话语,往往浸润着十分功力。因此,真正能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演绎到一定境界者,可谓寥寥无几。在这方面,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堪称经典。仅仅十余万字,却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娓娓道来,代表了百年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巅峰。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评述: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文字浅近,通俗易懂,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一路读来,就像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书中精彩迭出,令人摩挲玩味、爱不释手,其中评述康有为变法的一段便颇具代表性: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①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见惯了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可鲜有胜得过这寥寥几句大白话的。在这看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背后却是作者对历史的透彻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开阔眼界和深刻见解。用今人的话语解读过去之事,于朴实通俗之中成功地将读者引入当年的历史情境,浓郁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的痕迹。如此功力,尽显“大家”风范。但如果以这样的高标准相要求,当下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恐怕就无人敢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了。因此,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从课堂语言教学角度来看,一堂好的历史课应做到“浅出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媚(庸)俗”。即教师应运用贴近现实生活和学生实际的观念和语言帮助学生解读历史,但同时应避免落入“浅薄化”和“媚(庸)俗化”的误区。对此,扬州大学的朱煜老师在《历史教学》2014年2期谈好课标准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两个事例堪称典型。
其一、“浅薄化”的典型案例——“第一次燃遍全球的战火”。
就整体设计而言,“预习检测我最棒(抢答)”“历史听写我能行(听写名词)”“拨开迷雾求真知(思考问题)”三个环节就让人有怪怪的感觉,除了有令人哑然失笑的低层次趣味之外,实在难觅历史的味道。尤其是第一环节让学生猜谜语更让人啼笑皆非:谜语一:“冬天睡懒觉迟到进行报复引发的血案”(谜底:萨拉热窝事件);谜语二:“烦你蹬”(谜底:凡尔登战役);谜语三:“商量之后才会赢”(谜底:协约国)……①
固然,让学生猜谜语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效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手段,可上述几个谜语除了第三个还稍有那么一点意思外,其余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纯粹为了谜语而谜语,已经完全与历史割裂开来,“浅薄”至此,颇有些“娱乐至死”的味道。正如朱老师所评述:追求教学生活化、趣味化、竞赛化,忽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刻画,缺乏历史思维训练……学生学习的极有可能只是几个认识肤浅的历史名词。
其二、“媚(庸)俗化”的典型案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教师在讲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如是评述:“一个人从孕育、诞生到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男同学都会找女朋友,女同学都会找男朋友,然后会组织家庭,成家立业,那么中共寻找的伴侣是谁呢?”讲到国共合作破裂又比喻道:“一对新婚夫妇,经过了甜蜜期,随后许多人会有七年之痒,国共没有到七年就闹分手了。”②
比喻是一种常用且有效的教学手段,一个形神兼备的巧妙比喻往往能起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上述比喻不仅只停留于外形层面,毫无内在精神上的实质相通之处,而且使严肃的历史问题庸俗化。如有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讲到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时,重点渲染他的感情生活,介绍起袁世凯有几个女人(一妻九妾,其中包括三位朝鲜女人),学生们当即一片哗然。之后,又继续讲袁世凯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他的17个儿子又给他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学生们的议论声、惊叹声、哄笑声,久久安静不下来……说到陈独秀时还特别讲了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到八大胡同嫖娼,因为争风吃醋抓伤了妓女,被迫离开北大等等。教室里更是炸开了锅,局面近乎失控……③
如此八卦行径,岂非媚俗乎?历史教学固然应该生动活泼些,但此类地摊读物般的“戏说”,一味追求表面的浅层兴趣甚至有意无意地寻求带有花边性质的刺激,却已戕去历史的慧命,夫复何言哉!
然而,对于朱老师随后一语带过的几个例子笔者却有些不同看法。如朱老师在文中提到:
将吴三桂说成是“标准的机会主义”,就容易导致认识偏差,因为“机会主义者”在国际共运史上有特定内涵,用于指称吴三桂并不适合。再如将“纳赋税”说成是“交公粮”,将清代的“巡抚”说成是“省长”,等等,也是简单地用现代词汇、概念来解释历史概念的现象,这样的解释或比喻缺乏历史感,也是毫无意义的。④
在朱老师看来,上述事例存在“时代错置”或“非历史化”的问题,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但从中学教学实际而言,笔者却觉得不免有苛责之嫌。固然,以专业的眼光审视,这些比喻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机会主义者”确实有特定内涵,“纳赋税”与“交公粮”“巡抚”与“省长”也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些专业细节对历史学家而言或许很重要,可对绝大多数中学生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总体来说它们之间颇具神似度,如此比喻大体相当。如果觉得不够严谨,完全可以在前面加上“相当于”“类似于”之类的话语。否则,一定要寻求形神兼备的比喻,不要说中学教师,即便是大学的专家学者恐怕也很难做到。
众所周知,运用贴近现实生活和学生实际的现代性语言和观念帮助学生解读历史是实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然而,无论如何比拟,今日之事物与观念毕竟和历史存有差异,难免会在过去的时代风貌中掺杂现代气息,烙上当今时代的一些印记,多少有些“混淆历史”乃至“以今度古”“时代错置”之类的问题。简而言之,再好的比喻都只能无限接近本体,但人们却并不可能因此而弃用比喻,就如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完全重现而人们却仍孜孜探求一样。更何况,中学教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基础教育,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完成阶段,“公共性”和“基础性”当是其基本属性。因此,如果过于在意概念的考据,未免陷入过度追求“专业化”的误区,有悖于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定位。而且,从具体实践角度看,也无须如此高度“专业化”的要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易中天品三国》就很足以说明问题。
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
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区的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袁绍)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Party,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当曹操满身征尘、满身鲜血地回到盟军大本营里的时候,这些诸侯都在干什么呢?依然是喝酒饮宴、不务正业——就是在那开Party、泡酒吧、打电子游戏……
空城计不符合逻辑啊,你想想,司马懿十万大军开过来了,他诸葛亮叫几个老兵去扫地,大开四个城门,再叫两个小孩在他身边,他自己呢,拿着张琴唱卡拉OK……
《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其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当是核心因素。他能用富有时代感的通俗语言,贴近生活的形象生动比喻,幽默风趣地解说严肃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讲座中,PK、卡拉OK、Party之类的流行时髦说法经常出现。有趣的是,把这类词语用到古人身上不但没有让现代人感到影响了表达的准确性,反而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果用朱老师的“专业化”眼光审视,易中天的语言肯定严重存在“时代错置”和“非历史化”之类的问题:“二千石”与“省部级”不能简单对应;办沙龙、开Party、泡酒吧、唱卡拉OK简直是在演“穿越”神剧。
然而,就“基础性”和“普及性”角度看,易老师的讲解的确取得了空前成功。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最为震撼的是就连平时不怎么看书的,发型奇特、发色杂乱的“潮男潮女”们也在津津有味地收看和谈论着《易中天品三国》,简直是“有电视机处,就有人在‘品三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易中天品三国》就是一个模范课堂,值得我们中学历史老师学习和借鉴。
除了《易中天品三国》之外,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走红在语言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说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笔者只是想说:就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而言,对于课堂教学语言的专业化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些,在遵循“浅出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媚(庸)俗”的原则下,即便有些“以今度古”和“时代错置”之类的小问题,亦当属瑕不掩瑜,无须深究。
【作者简介】胡欣红,男,1976年生,浙江衢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衢州二中历史教师,衢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1-0053-03
“什么样的历史课才算是一堂好课?”这是一个常说常新、见仁见智的话题。在此,笔者仅从课堂教学语言角度谈一些心得。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很多时候,一番恰到好处的话语往往能使学生心领神会、豁然开朗。因此,语言的雕琢虽然是“小道”,但亦大有可为。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因为个性、语音、学养、阅历、神态等诸多差别,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都各具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一般来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核心原则。教师们虽然经常挂在嘴边,但做起来却殊为不易。因为它要求教师在真正读“通”历史并将之内化的基础上,转化为浅近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看似平常随意的话语,往往浸润着十分功力。因此,真正能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演绎到一定境界者,可谓寥寥无几。在这方面,蒋廷黻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堪称经典。仅仅十余万字,却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娓娓道来,代表了百年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巅峰。正如何炳棣先生所评述: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文字浅近,通俗易懂,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一路读来,就像作者正坐在对面的摇椅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将种种人事纷纭娓娓道来,亲切熟悉,全无涩泽之感。书中精彩迭出,令人摩挲玩味、爱不释手,其中评述康有为变法的一段便颇具代表性: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①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见惯了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可鲜有胜得过这寥寥几句大白话的。在这看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背后却是作者对历史的透彻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开阔眼界和深刻见解。用今人的话语解读过去之事,于朴实通俗之中成功地将读者引入当年的历史情境,浓郁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的痕迹。如此功力,尽显“大家”风范。但如果以这样的高标准相要求,当下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恐怕就无人敢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了。因此,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从课堂语言教学角度来看,一堂好的历史课应做到“浅出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媚(庸)俗”。即教师应运用贴近现实生活和学生实际的观念和语言帮助学生解读历史,但同时应避免落入“浅薄化”和“媚(庸)俗化”的误区。对此,扬州大学的朱煜老师在《历史教学》2014年2期谈好课标准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两个事例堪称典型。
其一、“浅薄化”的典型案例——“第一次燃遍全球的战火”。
就整体设计而言,“预习检测我最棒(抢答)”“历史听写我能行(听写名词)”“拨开迷雾求真知(思考问题)”三个环节就让人有怪怪的感觉,除了有令人哑然失笑的低层次趣味之外,实在难觅历史的味道。尤其是第一环节让学生猜谜语更让人啼笑皆非:谜语一:“冬天睡懒觉迟到进行报复引发的血案”(谜底:萨拉热窝事件);谜语二:“烦你蹬”(谜底:凡尔登战役);谜语三:“商量之后才会赢”(谜底:协约国)……①
固然,让学生猜谜语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效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手段,可上述几个谜语除了第三个还稍有那么一点意思外,其余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纯粹为了谜语而谜语,已经完全与历史割裂开来,“浅薄”至此,颇有些“娱乐至死”的味道。正如朱老师所评述:追求教学生活化、趣味化、竞赛化,忽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刻画,缺乏历史思维训练……学生学习的极有可能只是几个认识肤浅的历史名词。
其二、“媚(庸)俗化”的典型案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教师在讲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如是评述:“一个人从孕育、诞生到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男同学都会找女朋友,女同学都会找男朋友,然后会组织家庭,成家立业,那么中共寻找的伴侣是谁呢?”讲到国共合作破裂又比喻道:“一对新婚夫妇,经过了甜蜜期,随后许多人会有七年之痒,国共没有到七年就闹分手了。”②
比喻是一种常用且有效的教学手段,一个形神兼备的巧妙比喻往往能起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上述比喻不仅只停留于外形层面,毫无内在精神上的实质相通之处,而且使严肃的历史问题庸俗化。如有教师在“新文化运动”中讲到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时,重点渲染他的感情生活,介绍起袁世凯有几个女人(一妻九妾,其中包括三位朝鲜女人),学生们当即一片哗然。之后,又继续讲袁世凯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他的17个儿子又给他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学生们的议论声、惊叹声、哄笑声,久久安静不下来……说到陈独秀时还特别讲了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到八大胡同嫖娼,因为争风吃醋抓伤了妓女,被迫离开北大等等。教室里更是炸开了锅,局面近乎失控……③
如此八卦行径,岂非媚俗乎?历史教学固然应该生动活泼些,但此类地摊读物般的“戏说”,一味追求表面的浅层兴趣甚至有意无意地寻求带有花边性质的刺激,却已戕去历史的慧命,夫复何言哉!
然而,对于朱老师随后一语带过的几个例子笔者却有些不同看法。如朱老师在文中提到:
将吴三桂说成是“标准的机会主义”,就容易导致认识偏差,因为“机会主义者”在国际共运史上有特定内涵,用于指称吴三桂并不适合。再如将“纳赋税”说成是“交公粮”,将清代的“巡抚”说成是“省长”,等等,也是简单地用现代词汇、概念来解释历史概念的现象,这样的解释或比喻缺乏历史感,也是毫无意义的。④
在朱老师看来,上述事例存在“时代错置”或“非历史化”的问题,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但从中学教学实际而言,笔者却觉得不免有苛责之嫌。固然,以专业的眼光审视,这些比喻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机会主义者”确实有特定内涵,“纳赋税”与“交公粮”“巡抚”与“省长”也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些专业细节对历史学家而言或许很重要,可对绝大多数中学生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总体来说它们之间颇具神似度,如此比喻大体相当。如果觉得不够严谨,完全可以在前面加上“相当于”“类似于”之类的话语。否则,一定要寻求形神兼备的比喻,不要说中学教师,即便是大学的专家学者恐怕也很难做到。
众所周知,运用贴近现实生活和学生实际的现代性语言和观念帮助学生解读历史是实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然而,无论如何比拟,今日之事物与观念毕竟和历史存有差异,难免会在过去的时代风貌中掺杂现代气息,烙上当今时代的一些印记,多少有些“混淆历史”乃至“以今度古”“时代错置”之类的问题。简而言之,再好的比喻都只能无限接近本体,但人们却并不可能因此而弃用比喻,就如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完全重现而人们却仍孜孜探求一样。更何况,中学教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基础教育,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完成阶段,“公共性”和“基础性”当是其基本属性。因此,如果过于在意概念的考据,未免陷入过度追求“专业化”的误区,有悖于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定位。而且,从具体实践角度看,也无须如此高度“专业化”的要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易中天品三国》就很足以说明问题。
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
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区的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袁绍)整天在家里面大会宾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办沙龙,开Party,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当曹操满身征尘、满身鲜血地回到盟军大本营里的时候,这些诸侯都在干什么呢?依然是喝酒饮宴、不务正业——就是在那开Party、泡酒吧、打电子游戏……
空城计不符合逻辑啊,你想想,司马懿十万大军开过来了,他诸葛亮叫几个老兵去扫地,大开四个城门,再叫两个小孩在他身边,他自己呢,拿着张琴唱卡拉OK……
《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其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当是核心因素。他能用富有时代感的通俗语言,贴近生活的形象生动比喻,幽默风趣地解说严肃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讲座中,PK、卡拉OK、Party之类的流行时髦说法经常出现。有趣的是,把这类词语用到古人身上不但没有让现代人感到影响了表达的准确性,反而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如果用朱老师的“专业化”眼光审视,易中天的语言肯定严重存在“时代错置”和“非历史化”之类的问题:“二千石”与“省部级”不能简单对应;办沙龙、开Party、泡酒吧、唱卡拉OK简直是在演“穿越”神剧。
然而,就“基础性”和“普及性”角度看,易老师的讲解的确取得了空前成功。当时令我印象最深刻、最为震撼的是就连平时不怎么看书的,发型奇特、发色杂乱的“潮男潮女”们也在津津有味地收看和谈论着《易中天品三国》,简直是“有电视机处,就有人在‘品三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易中天品三国》就是一个模范课堂,值得我们中学历史老师学习和借鉴。
除了《易中天品三国》之外,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走红在语言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说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笔者只是想说:就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而言,对于课堂教学语言的专业化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些,在遵循“浅出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媚(庸)俗”的原则下,即便有些“以今度古”和“时代错置”之类的小问题,亦当属瑕不掩瑜,无须深究。
【作者简介】胡欣红,男,1976年生,浙江衢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衢州二中历史教师,衢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