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历吗?

[关键词]传统历法,天文观测,材料引用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41-03
2013年海南高考历史卷第26题考查了中国古代历法和天象观测的知识,试题以古代历法和天象观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第(1)问要求“指出中国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表现”,谁重视?主要是政府重视,其实是考查政治对历法和天象观测的正面影响;第(2)问则要求说明“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学科学性的因素”,虽然也有古代科学“注重实用性”的因素,但材料揭示的主要是政治因素,反映了政治对历法的负面影响。现行的高中课程内容体系将政治、经济、文化分开叙述,此题比较巧妙地将割裂的模块知识联系起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此题在材料的选择、剪裁和运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讨论方便,兹将此题材料全引如下:
在中国古代,天文和历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天文学家和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官方政府机构不可或缺的人员。至公元1851年,历代政权颁行了100余部历法,《夏小正》是中国最古老的历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包含了许多关于气候、星象及物候方面的叙述,按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排列。古代的历法,现在名为“农历”或“阴历”,仍决定人们欢度“春节”以及“中秋”“端午”等节日的具体日期。
天象观测有助于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古代史书中有着连续的有关日食、月食与星象变化的记录,并从政治角度解释这些现象。史书明确记录了公元前186年吕后当政时发生了一次日食,但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所记日食绝不可能发生。日食记录居然因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统治者残暴,记载的日食现象就多;统治者开明,日食便很少发生。
——摘编自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
此段引用材料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历法是阴历吗?答案是否定的。
历法的“历”,古代写作“■”,从字形上就折射出历法的产生是依据天象(日)、又是服务于生产(禾)的现实。在古代,天象(以“日”为代表)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吉凶祸福,兆于其中,不仅生产活动受其影响,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也取决于它(所谓“受命于天”);作物(以“禾”为代表)则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人类在很早就重视历法。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回归年、朔望月、太阳日三者之间并无公约数,各个时代的年、月的长度各取不同的近似值,就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历法。总体上,迄今为止世界上的历法可分为三类:阴历(或称“太阴历”)、阳历(或称“太阳历”)和阴阳合历。阴历是以月球受光面的圆缺晦明变动为基础,利用月球运行周期(朔望月)为标准制定的历法,其优点是日期与月相相吻合,即月初必朔(月晦),月中必望(月圆),但它有一个致使的缺点:由于12个朔望月总共只有354天,与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即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相差11天多,长期积累就会使月份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对应关系紊乱,出现六月飞霜、腊月挥汗的冬夏倒置现象。由于农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几月栽苗,几月收割,需要一个大致固定的节候,正如《诗经·七月》中所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秀■,五月鸣蜩。”纯粹的阴历使物候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变化无常,这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多不便。
阳历是以太阳的回归年周期为基本数据制定的历法。由于阳历仅重太阳的运行(实际是地球运行所产生的视动),完全与月球的运行无关,使日期与月相没有对应关系。月亮与地球的关系特殊,对人类来说,月相的变化既直观又亲切。在古代,月相的周期变化还适应了宗教、宗族仪式的需要,同时,与生产活动也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月相与潮汐周期的关系密切,是渔民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所以,纯粹的阳历也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于是就有了第三种历法:阴阳合历。①就是将阳历与阴历结合起来制历,用设置闰月或用其他计算法以调和四季,使季节能近于天时,便利农事。阴阳合历既照顾月相周期,又符合四季变化。简单地说,阴阳合历就是以太阳的回归年周期定“年”,以月相的朔望变化定“月”,两者的误差通过设置闰月来解决。
那么,以夏历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历法是哪一类呢?首先,夏历是根据月球绕地运行的周期为依据来置月的,所以月初必朔,月中必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历是阴历。但是,为了防止月份与四季的对应关系紊乱,夏历又通过设置闰月的办法加以纠正,具体地说是19年设置7个闰月,这样,就使“年”的平均值大约等于回归年的数值,避免了寒暑失调。所以,从朔望月的角度看,夏历是阴历,从历年的平均值约等于回归年(地球绕日运行的周期)的角度看,夏历又有阳历的成分。因此,夏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虽然如此,传统中国的农历(阴阳合历)中月份与气温变化、植物生长之间的对应关系还有一定的误差(所以有的年份春节在立春前,有的年份春节在立春后),但是,古代中国很早就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之中,由于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回归年周期设置的,属于阳历的系统,即地球公转到近日点为冬至日,公转到远日点为夏至日,所以二十四节气与阳历的对应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历法(农历)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更加突显了中国古代历法阴阳合历的特点。
中国使用阴阳合历始于何时呢?《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就是阴阳历并用的历法,可见,阴阳合历起源甚早。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夏历、周历、颛顼历、殷历等,都属于阴阳合历,其中,夏历在我国历史上应用的时间最长。②丁■孙先生认为:“我国至迟在殷代,就使用了阴阳合历。从那时起直至清末,先后制定过一百种阴阳历。这些宝贵的历法资料,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我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历法一直被用来指示农时,它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因此通常把它叫做‘农历”。③从上引《诗经》的诗句中也可以看到农业活动与月份的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这在纯粹的阴历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可见,中国传统的历法确实可以称为“农历”,但它属于阴阳合历,而不是阴历,因此试题引用材料中“古代的历法,现在名为‘农历或‘阴历”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材料摘引自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是不是李约瑟搞错了呢?笔者查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翻译的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试题的材料引自书中多个地方,关于夏历的部分,书中是这样写的:
其中的一部《夏小正》,与夏朝无关。它实质上是一部农历。不过其中有许多关于气候、星象以及物候方面的叙述,按一年十二个太阴月的顺序排列。它的成书年代不确定,但是公元前5世纪也许是一个合理的估计。④
笔者又查阅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册《天文学》,总体内容出入较大(可能是因为上海人民版是柯林·罗南改编本的缘故),其中这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夏小正》)这实际上是一种农历,面(“面”前可能漏了“里”字,引者注)包含了十二个月的(阴历)气象、星体、禽兽生活的各种情形。①
上海人民版中译本中只说《夏小正》是农历,而不用“阴历”的提法,“按一年十二个太阴月的顺序排列”只肯定了“太阴月”,而中国古代历法中,月是阴历周期,年是阳历周期,正是在积月成年时照顾回归年的周期而成为阴阳合历。台湾版的译本虽然注了“阴历”两字,但主要也是指向“月”的,并不指向整个历法本身。笔者无法查证李约瑟英文原书,从上述两种译本来看,试题对原书的“摘编”存在着明显的“走样”,也不符合中国古代历法阴阳合历的实际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本题答案将“不断完善的历法”作为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表现,这一结论不能说是错的,也有材料的依托(“至公元1851年,历代政权颁行了100余部历法”)。但也应该指出:古代不断调整、修订历法更多是出于无奈。在阴阳合历之中,回归年、朔望月和计时的基本单位——日,始终不是整倍数的关系,年与月无法公约,年代一久,差错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要不断修订历法以调整年、月、日的计量关系,以提高阴阳合历的精度,这也是我国千百年来频繁改历的主要原因之一。②所以很多时候,修订历法并不完全是重视历法的缘故。
除了阴历的问题外,2013年海南高考历史卷第26题材料中关于古代日食记录的引文也值得商榷。该题所引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古代的日食记录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按照这一材料的叙述结论,古代日食记录中多记、少记、误记是正常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现代天文学方法验证的结论看,中国古代确实有“食而不录”和“录而待考”的现象,但大多数记录是可靠的。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是这样说的:
一些没有被记录的日食可能与天气不好有关。不能证实的日食记录可能是按照某种周期计算,然后加入到记录中的。然而,日食和月食也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为了批评朝廷就增加一些,统治开明就减少一些。所以当不受欢迎和残暴的吕后当政时,尽管当时不曾发生日食,却出现了一次日食通报(公元前l86年)。通过非常仔细的考察后可以得出结论,日食记录的伪造很罕见。事实上,刚刚提到的吕后时的情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③
从前后文看,李约瑟虽然也指出了政治因素影响日食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但总体上他的结论是“日食记录的伪造很罕见”。可见,命题者为了材料的简约而改编的过程中,使材料与作者的原意有了较大出入,也会引起考生和使用高考题的中学历史教师的误解。中国古代由于信仰“天人感应”,天象记录特别丰富,是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可贵史料,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总体上看,由于古人的“天人感应”观念带有一些“信仰”的色彩,绝大多数的记录是慎重的、可信的。当然,诚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政治因素会影响记载的完整性,观测水平会影响记载的准确性,这是在引用古代天文观测记录时需要注意的。
近几年,各地高考命题中材料摘编的情况有扩大的趋势,这当然是封闭式命题的无奈之举。资料有限、时间有限、试卷容量也有限,对材料适当摘编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不违背材料的原意应该是摘编材料的底线,命题时不可不审慎处之。
【作者简介】徐金超,男,1974年生,浙江省新昌县教体局教研室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绍兴市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学历史课程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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